基础与原理(续)·第十
作者：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美国
出自————《海军战略》
出自————《西方军事著作》
作战行动
前讲开始就海上远征这一课题做了概括的论述，并随之列举了这种远征的两个特殊史例加以说明。鉴于例证说明过于琐细，深感应当提醒大家注意下述主要问题：当一处海域的要地或这种海域的任何一处具有决定性重要意义的前进位置已被一支联合远征军夺取之后，如何才能做到真正地从战略上使用海军兵力呢？其答案是，当取得这样的成功之后，这支远征军的下一步任务应当是保卫和维持已经取得的成果，从其出发以来所采取的攻势转入守势，在这种守势中海军所担负的真正职责则是攻势防御。当第一个目标已被占取之后，到此为止为远征军所束缚的海军便被解脱出来，而由陆军担负起对征服地的防御或继续进行征服，舰队则负责保卫交通，并担负起其固有的海上职责。但海军只有将敌人的海上兵力逐离或引离争夺区域或战役的要害据点，才能完成这一任务。假如力量较强，便应求战，一有可能便逼敌交战；假如力量较弱，便应力求将敌人引开，并对其他战略据点或重大权益实施威胁以使敌人分散其兵力。必须指出，假如一个国家在战争中被迫依赖海军进行防御，则这恰好正是海军防守本土海岸线所应发挥的作用。
1812年初，拿破仑皇帝在其下达给马尔蒙元帅的训令函件中，曾经讨论过有关陆战中的某种类似态势，当时马尔蒙元帅在西班牙指挥驻扎在萨拉曼卡周围同罗德里戈城要塞相对峙的那部分法军部队(见图10)。这一要塞尽管曾经强固有力，但却被威灵顿指挥的英军一举迅速攻克，其速度之快类似于奇袭而非围攻。毗连葡萄牙的西班牙西部地区已被法国占领，而英军则想从这一地区将其赶走；因为在此期间，由于对俄战争逼近致使拿破仑皇帝将大量精锐部队集中部署于大举远征俄国，故法国在西班牙被迫采取守势。
这样一来，葡西两国的边疆就相当于我们的海洋区域：它既不属于此方也不属于彼方，既为一方所占据，又为另一方所觊觎。该区有两座主要要塞，相当于设防港口，一是位于北部的罗德里戈城，一是位于南部的巴达霍斯，二者都已被法军占领。有权使用这两座要塞，取决于控制这一地区。如上所述，罗德里戈城已被英军迅速攻克。巴达霍斯也已受到威胁；它是边境的两把钥匙之一，如今只有这一把仍为法军握有。在罗德里戈城被占领之前，巴达霍斯已有一段时期处于被威灵顿包围的状态了，威灵顿利用了法军的惨败，于前一年即1811年撤离葡萄牙，乘军力虚弱这一有利时机。
在巴达霍斯被围和罗德里戈城陷落之前，马尔蒙就已继任了司令官。他集结起他的机动兵力野战军，相当于海战中的海军，便向巴达霍斯开进。威灵顿无法一面围攻一面迎战，于是便解除围攻，退入葡萄牙，并从那里向塔古斯河以北进军到达阿尔梅达，面对罗德里戈城并对其进行监视。马尔蒙也回师北上到达萨拉曼卡，假如马尔蒙仍然以集中防御待敌，做好准备，一旦需要便转入攻势行动，则其所握有的兵力定能将威灵顿的兵力吸引住；但他却想出了主意，要派出部队支援正在东部围攻巴伦西亚的絮歇元帅。当他南下向塔古斯河运动时，英国人起初以为他想要从巴达霍斯入侵南部葡萄牙；但当他派出五千人的部队向东挺进时，威灵顿便认识到南部葡萄牙不会受到威胁。他还看到法军在北部西班牙暂时已无有力的法国部队，因为马尔蒙已将其大部炮兵和骑兵随同分遣队一起派遣出去了。于是，英军便猛扑罗德里戈城并在野战军——相当于海军——到来支援之前将其攻克并加以固守。战机紧迫，就工程技术标准而论，未待时机成熟，该地便遭猛攻。威灵顿的命令宣称：“罗德里戈城今夜必须迅速攻占；其部队深深懂得，这预示着法国的回援部队已经逼近，要求他们必须奋勇争先。”
拿破仑的训令函件正是针对从此以后所发生的总的态势，他对马尔蒙写道：
“你的部队如今已很强大，重新装备了攻城炮，士气和数量都已恢复，为了保护巴达霍斯已毋需再向该地开进。你应将部队以师为单位分布在萨拉曼卡外围，为了维持生存应充分向外延伸，但要保持适当距离以便能在两次行军之中将全军集结起来；”即在两日之内。“你的全部部署应能使敌人相信，你正在准备采取攻势并以前哨战不断保持佯动。在这样的态势之中，英军的一切运动便都在你的掌握之中。假如威灵顿向巴达霍斯进军，可任其所为；你则立即集中部队直扑阿尔梅达，你可以确信他一定会迅速回师对你进行抗击。但他精通军事业务，决不会犯这样的错误。”
在这里，法国野战军乃是一支相当于海军的机动部队，它通过牵制敌方的野战军来保护其已得的据点巴达霍斯；即将其引开去或使其继续远离其所要想取得的位置。在第一例中，巴达霍斯由于马尔蒙部队逼近将威灵顿逐离从而得救。在第二例中，罗德里戈城由于马尔蒙指挥失误和分散兵力而失陷；致使英国野战军夺走一处重要位置。在第三例中，巴达霍斯之所以能够保住，不是由于直接守卫，而是由于持续的牵制威胁英国不容忽视的权益而获得间接效果所致。
图10 西班牙和葡萄牙1812年形势
1804年和1805年，拿破仑皇帝同样曾大规模采用这种牵制攻击方法，当时他想将英国舰队的大部引离欧洲，并趁其不在欧洲之际而将自己的海军集中于英吉利海峡，以掩护其对英国的突然袭击。必须记住，在此期间，法国为保卫其海岸线而处于守势。按其预定计划，土伦、罗什福尔和布勒斯特的舰队全部驶离其港口到西印度群岛会齐，而后整体返回海峡。预期英国海军将会跟踪，但却苦于不明法国海军的目的，于是法国海军便可先期返回欧洲，将海峡控制一段时间。这一计划由于种种原因而告失败。于土伦港外待敌的英国舰队总司令纳尔逊，确曾追随土伦舰队到达西印度群岛；尽管英国舰队起航较法方迟一个月，但其素质较好，同拿破仑的计算相反，却先期返回欧洲。出乎拿破仑意料之外，纳尔逊在安提瓜便以其非凡的洞察力推测维尔纳夫率领的舰队已返欧洲；纳尔逊驶离直布罗陀海峡虽较同盟舰队晚三十一天，但他返回那里却只比同盟舰队晚到四天，并在它们进入费罗尔前一周便返回英国。
还可加以补充，拿破仑除以其集结在西印度群岛的舰队进行主要牵制以外，在他的那一时期的信函中充满了关于诱使英国分舰队驶离比斯开湾和海峡的种种策略。
可以看到，法国舰队在这种情况下驶往西印度群岛要想产生而且已确实产生了的效果，恰好正是前讲中所讨论过的法国舰队驶往科孚岛对于地中海局势所能产生的效果。英国舰队被引离追往西印度群岛；也就是说，远远离开了拿破仑计划的战略中心，战役要害点多佛尔海峡，恰如科孚岛远离亚历山大港和该港通往法国的交通线一样。假如纳尔逊是一名普通指挥官，他定会留在西印度群岛直到获得确实证据证明法国舰队确已离开该群岛。这并非臆测。许多人强烈要求他留下来；舆论对他施加压力；但他具有无限的远见，尽管缺乏确切证据，但通过对论据的权衡对比，他却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假如他在可靠的情报到手之前一直留在那里，其结果将有二十艘盟国军舰在欧洲支援拿破仑的集中，而英国的集中却会因缺少纳尔逊的十二艘军舰而遭到削弱——总的差额将达三十艘战列舰。
这里我要提请大家注意，在这一实例中拿破仑的计划显然源出于1762年当时法国首相精心制定的方案，两者极其相似。 [ 注：见科贝特著：《七年战争》，第二卷302-307页。 ] 拿破仑可能是从法国档案中得知这一方案；但纳尔逊却未必知情。
对于上述两种方针，海军必须择一而行，或是逐离，或是引离，但需再次指出，就总体作战而言，海军是采取守势，而就其本身行动而言，则是采取攻势。还可进一步指出，拿破仑下达给马尔蒙的命令正是如此。他写道：“欧洲的总局势已经发生转折，迫使朕不得不放弃今年对葡萄牙的远征，”也就是说，不得不放弃一次攻势战役。因而，他规定了总的防御态势，但保留一处攻势威胁；以此来保卫巴达霍斯和护卫萨拉曼卡所掩护的从法国至马德里的交通线，但萨拉曼卡在三年前就遭到约翰·穆尔爵士的威胁，严重地影响了拿破仑的计划，以致在成败的关键时刻，他被引离其战略中心，战役要害点。
当时，就实际的或设想的征服而言，这样的形势恰好还说明海军同本土防御的关系。在上述两例中，一个国家一旦实际占有属地，便处于守势；然而，假如由于需要或由于方针错误，而将其海军保持在港内或紧靠于港口也使其处于守势，那就是将其商业及其同海外的交通联系放弃给敌人。这就是美国在1812年，除贸易破坏舰外，没有海军可以派往海外，故不得已曾这样行事。这样的放弃不一定就会导致毁灭，尤其是，如果国家很大，因而可以依赖内部资源，或其陆地边境同一些中立国家毗连，则可以通过它们进行迂回贸易。如其海岸线过长，敌人无法进行有效封锁，则可由中立国货船载运而不致使商业完全遭受损失；但要承受屈辱和物资上的损失，而一个大国则不应冒此风险。任何本土海岸防御方案达到真正的全都齐备，海军就须强大到或是能将敌方舰队逐离本土海岸，或是通过对敌方权益实施适当威胁将其引离。只有如此运用海军，才能使海军名副其实地成为海岸防御的最佳手段。
在这一方面，我想介绍一种论点，因其在这里完全适用，这一论点将在下讲中予以详细展开；即海岸要塞不应像通常那样被认为在职能上主要是担负防御。海岸工事，其作用限于迫使敌方舰船对己方海岸保持一定距离，但其对陆一侧却是暴露的，可能仅是防御性的；一处能够保证海军安全的正规设防港口，只有当其作为一处要塞时，才只具有防御性质，就如梅斯或美因茨一样，而当其驻有一支能够进行野战的陆军时，便能迫使敌人保持一支足够强大的分遣队同其对峙，以阻止守备部队可能发起的任一攻势行动。
甚至在我们的不太成功的1812年的战争中，也有例证可以说明，能够掩蔽海军分舰队的港口具有这种进攻性质。驻泊在纽约港的约翰·罗杰斯指挥的海军分舰队，就是一支能够进行攻势活动的守备部队；而且这支分舰队也确实进行过攻势活动。英国人得知它已集结出航，但却不知其意图何在。结果，由于他们在美国沿岸的海军分舰队很小，只得将其军舰集结在一起，以免单艘军舰同美国海军分舰队遭遇。这种被强制的集中再加上英国还需保护其自己的贸易，致使英国只好放松对美国港口的监视，以致大部返美商船得以安全抵达。这种预期的防御效果的取得，归因于罗杰斯的攻势游弋，其构思和实施完全归功于罗杰斯。这种持续不断的攻势活动，有赖于能够保护舰队的港口。否则，舰队就会像在旅顺口那样被摧毁；或像在圣地亚哥那样被逐离。
循此方向，我们还可以就海军究竟应该具备何等规模这一问题进行探讨，以求得出正确的理解。这支海军的力量及其动员和维持供应的能力，应能使外国在考虑诉诸武力时，由于这支海军或对其本土，或对其属地，或对其商业所构成的直接威胁而深感忧虑。这样的影响将会遏制战争；而遏制则无非是以另一种形式实施牵制。德国政府在其1900年所正式通过的海军规划中，曾就军事意义简明扼要地宣布其出自官方的目的：“德国必须拥有一支具有这样力量的海军，甚至对于最为强大的海军强国来说，同德国交战就会使其陷入危及其自身霸权的冒险之中。”不幸，这一旨在针对英国的目的会使美国作为海军国家远远落后于德国。
具有控制能力的据点或据点配系——按众所熟悉的说法就是态势要地——会成为任一攻势活动的目标，这已被认为是一条适用于任一战场的战略原理。这一战略原理还可用以下说法予以论述，即向前推进，或作战正面，自始至终都应尽量前靠，并在其所有部分之间均有交通紧密相连以形成完整的配系。这是因为在这种配系范围之内的所有一切，即位于这种作战正面后方的所有一切，都处于你的控制之中，因而对你较之对敌更为有用；对敌较之对你更为危险。这会暂时为你增加资源；假如媾和时仍为你占有，你就会在随之而来的讨价还价之中，即在通常委婉地称为“和平谈判”之中，处于优势地位。
1793至1815年法国革命和帝国战争期间，英国对法国及西班牙各港口的封锁是海战为这样的前进作战正面提供的最为重要的实例。部署在布勒斯特、罗什福尔、费罗尔、加的斯和土伦诸港外面的英国舰队，通过主要是由巡洋舰编成的中间分舰队互相联系，对较小的出口实行监视并在附近海面进行搜索，实际形成一条连续不断的作战线或作战正面。英国本岛及其殖民地和海上贸易得以保证安全，就体现了这种控制的功效。整个海洋，即位于这一作战正面后方的区域，除奇袭之外，在所有方面都可确保安全。这可由英国商业的损失甚微(不及船运的百分之三)和敌人的所有入侵企图均告失败得到证实。
舰队在海上所保持的这种前进正面，相当于陆军在陆上凭借其优势所保持的正面。显而易见，如能握有附近的设防地域，则这种优势便会有所增强。例如，1796年拿破仑在其向奥地利进军中，发现自己受到位于其前进路线翼侧的曼图亚要塞的阻挡，于是他便将阿迪杰河一线连同横跨该河的维罗纳要塞作为其作战正面。维罗纳有能力经受住围攻；它能由相对少量的兵力进行防御便可守住；在那里可以妥善保藏储存的补给；它能使部队保持高昂的士气，并能保证部队通过该河，由一侧转至另一侧。所有这些都能增强法国陆军本身的力量。因而，在阿科拉之战中，拿破仑冒险以一支很小的守备部队守卫维罗纳，与此同时，而以其主力乘夜渡过阿迪杰河下游，并对挺进维罗纳的奥军的后方发起攻击。这次战役充满了冒险和谲诈；但拿破仑却获得了成功，他之所以能成功只不过是因为他利用了要塞。这座设防要塞为其陆军所需要，同样，一处设防要港则为一支在攻势防御活动中敢于出击的海军所需要。拿破仑占据了这一位置，利用阿迪杰河和维罗纳得以增强力量，借助阿迪杰河近旁的加尔达湖得以向北伸展，从而便控制了其后面的波河流域和意大利南部的全部资源；恰如英国沿法国海岸线配置其舰队从而控制了海洋一样。
这条海洋线同样可以借助强固要地予以加强；即借助朴次茅斯和普利茅斯等本土港口以及直布罗陀、马耳他和马翁等海外港口予以加强。这些港口都不像维罗纳那样暴露，易遭受攻击；并可就地提供补给、维修和改装等支援。一旦遭到在逃的敌人分舰队的突然侵袭，这些港口还可提供掩蔽。单艘军舰和劣势分舰队可在这些港内获得安全。除这种防御用途之外，这样的位置还具有攻势能力，因为它们靠近大的交通线，从而可以对其进行翼侧威胁。例如，直布罗陀和马耳他可对经过地中海的所有航线，普利茅斯和朴次茅斯可对通过海峡的所有航线，牙买加可对通过加勒比海的所有航线，进行翼侧威胁。同样，布勒斯特、加的斯以及其他港口可对英国的南航诸线进行翼侧威胁；除此之外，还由于其他原因，英国必须对它们进行遏制，恰如拿破仑必须遏制曼图亚一样。
现对加勒比海地区加以全面阐述，这是美国可能有机会要求权势并运用权势的一个地区，而且假设所有岛屿开始即被敌人占有，如果古巴能够转入我们手中，我们便将控制一处十分重要而又有用的位置；但依此还远远不能控制整个加勒比海。假设对方海军兵力最初开始时与我接近相等，恐怕我们也无能为力控制整个加勒比海。在这种情况下，作战正面应尽可能向前推进。例如，美国可能希望占领萨马纳湾并控制莫纳海峡；或者，如有足够力量，我们可以希望将我们的作战正面，即由战斗舰队所保持的战线向南和向东推进，以便不断袭扰敌人并保护经向风海峡通往地峡的汽轮航线，这些航线由于我方作战正面的推进，将位于我方舰队的后方。
假定古巴现在归我们所有，它便能掩护我方通向墨西哥湾的后方，而墨西哥湾则是国内作战基地的一个重要部分。我们假定敌人的基地可能位于小安的列斯群岛，并假定双方海军兵力相等，则双方之间的海域必将成为必争之地，或是时常易手难以稳定。敌方舰队及其基地的位置，将指明下一条作战线的方向。
敌人不论是由于战争运气，还是由于原本就未占领而失却了古巴，但仍然可以占据牙买加以及向风群岛的某些港口。英国的实际情况便是如此，它占据着圣卢西亚和牙买加。在这种局势下，战争的主要利害关系必将暂时集中于古巴和牙买加周围，它们必将成为战役要害点。英国、圣卢西亚、牙买加、巴拿马地峡这一系列据点，几乎是现存的英国、直布罗陀、马耳他、苏伊士地峡另一线的准确翻版。假如驻泊在牙买加的舰队较之驻泊在古巴的舰队处于劣势，则古巴舰队占据牙买加前方的位置，便能切断其同向风群岛的交通和来自该群岛的增援，又能掩护自己本身同古巴和美国的交通以及汽轮航线，并通过上述行动迫使港内对方舰队出战，以消除这些对己不利的条件。这一实例如同其他实例一样，表明敌方舰队的位置及其海军基地标示着作战方向；就如旅顺口决定了日本的海军作战方向及其陆军在陆上的艰苦攻击，以及1898年圣地亚哥决定了美国舰队和陆军的行动方向。日本人和美国人随之所采取的行动，在前一例中是迫使俄国人出战，在后一例中是迫使西班牙人出战，俄国人和西班牙人二者都仅仅由于认为舰队会自取灭亡而力求避战。
因此，在占据要地之后，不应停止作战。必须不屈不挠地继续打下去；这一论证亦适用于后续作战，即为了确保要地，应当对敌方舰队实施追击并予以歼灭。作战目标不只是地理上的点，而是敌人的有组织的兵力，这在海上比在陆上可能更为确切。像埃及和多瑙河隘口那样的位置之所以重要，不仅仅也不主要是因为那里便于放置大量的无生命的物体，而是因为从那里大量的训练有素的战士或武装舰船利用这种方便能够在不同的方向上作战，所以它们较之数量较多的较为不利的位置更有价值。任何人工设防的地点也是如此；其主要价值在于机动部队便于运动。因此，随着占有这样的位置而拥有这种便利条件，便有义务对其加以利用。至于如何利用？军事著作家们对此问题都有明确无疑的答案。若米尼说，敌方的有组织的兵力，即其在战场上积极主动作战的野战军，则是拿破仑的喜欢找的目标。
假设你已占有一处这样的战略位置，在经过若干次战斗之后已将敌方舰队从你的后方和直接正面的战场上驱逐出去。这就意味着，除遭到突然袭击之外，你的本土交通是安全的，你的海军已建起暂时优势。假如敌方舰船仍以有组织的集团而并非以零散的巡洋舰继续留在你的现在位置之前的一定战场范围之内，这一定是因为它们还有支援供应点可为依托以维持生存，并需对这些点进行防御。否则，这些舰只还能保持在一个有限的水域范围之内便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像加煤和补给这样的活动，如不受干扰，尽管也可在海上实施，但如敌方优势舰队就在附近并能通过监视侦察船和无线电报获悉情报，则便无法进行。因此，这样的补给点或基地必然存在，它们标示着你的下一条作战线的方向。
在我们记忆犹新的海洋历史时期，一向具有很大优势的英国海军阻碍了海军战略产生出众多的恰当例证，不然有关的实例就可能已经产生。这一优势对敌方基地同其所欲取得的任何目标之间的交通加以长期控制，这一控制断绝了施展战略的所有其他来源，因为，就其全部含义而言，交通支配着战争。交通这一战略要素淹没了其他一切要素。这种一强独霸的优势，成为一句不甚确切的法国谚语的来源：“海洋只容纳一位霸主。” [ 译者注：法文原文：“La Mer ne comporte qu’une seule maitresse.” ] 这在表面上看来：似乎有理；但如理解为：这意味着对海洋的控制从来就是毫无争议的，海上霸主地位从来就未曾认真争夺过，那就大错而特错了。对海洋的控制甚至就其总体情况而言，尤其是在特定的有限区域之内，都曾不时地和长期地处于不稳定状态；天平不时地不是倾向于这一边就是倾向于那一边。斗争双方的海军不断地巡航于其水域，相互进行挑衅。这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已成为引人注目的明显现象；而在1756至1763年的七年战争时期，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如此。
例如，1759年对魁北克的攻击和随之而来的加拿大全境的陷落，就是以1758年夺得位于布雷顿角的路易斯堡这一要塞作为第一步。以前曾以密集队形或大型分遣队的形式往返于法国与加拿大之间的法国舰队，从此便失掉了一处不可缺少的能够影响圣劳伦斯河交通的作战基地。
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时期，英国在大部时间内曾是海上的唯一霸主；可是1796年它却被迫撤离地中海。地中海这一有限海域自1793至1798年，曾是均势不断发生变化的长期海战战场，最后，尼罗河一战才确立了英国的霸权(见图11)。因此，探索这一时期的重要事件是颇为值得的，因为这些事件为我们一直正在研究的事物及其正确处理的必要步骤提供了例证：这就证明我们的研究并非空谈而是出自事物的本质。
图11 地中海海军争夺战图解
1793年英国舰队会同其西班牙盟军进入地中海。由于法国南部不肯效忠于革命政府，从而产生了夺取土伦及其舰队的机会；这就确定了盟军的最初目标和作战线。你们一定记得将近九十年之前马尔伯勒公爵对于夺取土伦十分重视，以及1707年尤金亲王曾费尽全力试图达到这一目的，但却遭到失败。(参见第5章)土伦一经占领，则法国海军在地中海的一切活动必将从根本上陷入瘫痪，同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海军活动的意大利北部和沿里维埃拉 [ 译者注：今称利古里亚。 ] 一带的陆上各战役也必将陷入瘫痪。1793年土伦之所以得以解救，是由于盟军内讧；盟军舰队进入港内，盟军陆军占领了该港外围各线。英国舰队司令想立即夺取或摧毁港内的法国海军分舰队，于是便要打击敌方的有组织的兵力；但却遭到其西班牙同僚的反对，这位同僚参加过以往的历次战争，他充分认识英国海军的优势，并对之深怀妒意，这支法国海军分舰队如被摧毁，则英国海军的优势必将增大。英国舰队司令不敢冒此危险，惟恐同盟破裂；于是这一政治考虑便使法国舰船得救，其中大部舰船，后来参加了尼罗河之战。如果没有这些舰船，拿破仑就无法发起对埃及的远征。
法国政府不久便对土伦发起围攻。拿破仑观察战术态势清楚看到，只要夺得一处位置便可以重炮控制锚泊的舰队。盟军果然撤离了土伦。西班牙人撤回到自己的港口；英国人由于失去了自己的位置，不得不采取通常所走的第一步。他们必须取得一处前进位置，以供改装、修理和储备给养之用，一句话，即取得一处当地基地，从那里控制土伦并支援奥军在里维埃拉一线作战。只要遇有机会将土伦控制在他们手中，便能摆脱当前的处境。他们曾经短时地在靠近土伦的耶尔湾取得了一处位置；但该地过于靠近大陆，过于暴露，惟恐重蹈被驱离土伦的覆辙。因而，随即将其前进基地移至圣菲奥朗佐湾，这是科西嘉岛北部的一处港口。由于岛民对法国的暂时不满，英国人得以占据该岛以及该岛的其他港口。
他们占据了这一前进位置并加以守卫，只要岛民同他们站在一起，派去的兵力足以胜任的。科西嘉、土伦和热那亚之间的水域已成为必争之地，英国在该处居于优势，但其控制并不能说已达到不可争夺的程度。这一附近海域可能只有一位霸主，但这位霸主并非没有对手。这种情况恰如我们所设想的两支舰队，一支驻泊于古巴，另一支驻泊于圣卢西亚或马提尼克。1795年，英国舰队同土伦军舰交战两次，但都未获决定性战果。从圣菲奥朗佐湾基地出发，沿着里维埃拉这一作战最终目标坚持作战，以支援奥军对法国的进军；但也未能取得决定性效果。从1794年起到包括1796年上半年这一段时间，双方不断发生冲突；法方以土伦为依托，英方则以直布罗陀及其在圣菲奥朗佐湾所夺得的前进基地为依托。关于这一时期，纳尔逊在几年之后曾经断言，假如英国舰队司令得力，法国便无法像他们所做到的那样保持其前方的位置。假如这一断言正确，那就意味着拿破仑于1796年4月接管在意大利的陆军部队指挥权之时，就一定会发现奥军已经向前挺进，英国海军已经控制从尼斯到热那亚的海岸线，从而他的战役计划定会不同。他的第一步运动，可能的插入奥军及其皮埃蒙特盟军之间断然将它们分开来，只是由于英奥军队忽略了机会，才使拿破仑于一开始便得以立足于萨伏依，远远超过尼斯。然而，尽管如此，拿破仑的交通联系，即无论是增援部队还是补给及军火的输送，仍须依赖十分困难的陆上运输，只能沿着极坏的陆路行进，而无法利用受法国重炮掩护的便利的沿岸水路。
你们在这里可以观察到，最终目标是意大利北部和里维埃拉，英国的盟国占领了它们就会危及土伦；你们还可以看到，中间目标是圣菲奥朗佐湾，它对于维持英国海军作战极为重要。纳尔逊断言这些这样构成的作战活动，只要领导胜任必定能够获得成功。时间极为充裕，共有两年之久。正当此时，拿破仑来到了。他运用已掌握在他手中的有利条件并通过他自己的巧妙部署，经过两个月便赶走了奥军而置身于阿迪杰河并进入维罗纳。在此位置以西和以南的所有反对拿破仑的抵抗都被粉碎。意大利北部的全部海岸线都为法国占有；无数的法国别动队通过这一带的各个港口乘小船航渡到科西嘉，以加强那里早已开始的反英情绪。与此同时，西班牙慑于拿破仑所取得的胜利，转而同法国结成同盟。随之两国舰队便结合起来。他们将其有组织的海军兵力联合在一起，其中在土伦得以幸免的法国分遣队成为重要的组成部分。面对这一形势，英国被迫放弃其前进位置，将其舰队撤至直布罗陀，后又从那里再退至里斯本。
英国海军的有组织的兵力所进行的这一运动，并未遭到盟国舰队的骚扰，此后不久盟国舰队便各自分散；西班牙舰队驶往卡塔赫纳，法国舰队返回土伦。西班牙人随之又试图将其军舰开往加的斯。英国舰队司令率舰出航同西班牙人相遇于圣文森特角外海。尽管在数量上处于劣势，但他深知其军舰在质量上却处于优势。据闻他曾说：“英国极需打一次胜仗”；而西班牙人却为其提供了一次战术“机会”，他奋勇战斗并痛击了西班牙人。西班牙人退入加的斯湾，英国人施行封锁将其封闭在那里，英国本土大力增援加强了封锁兵力，以便能从其中抽出一支分遣队以对付谣传的正在土伦进行准备的远征。这支分遣队委托给纳尔逊指挥，他在埃及海岸附近发现十三艘法国军舰，并经尼罗河一战将其一举歼灭，时为1798年。法国和西班牙在地中海的有组织的海军兵力，当其称霸于地中海北部之时，不善于利用时机，竟自分为两部，致遭各个击破，从而在这次战争的其余时间里，整个地中海转为英国控制。拿破仑于1797年即已迫使奥地利媾和，于是再也没有能由英国舰队给予支援的任何奥军作战行动了；但英国舰队自己的作战正面却由于时机的需要从直布罗陀驶往梅诺卡岛，该岛是由直布罗陀驻军总司令在获悉尼罗河大捷消息之后而予以占领的，所以又驶往西西里和那不勒斯，进而又取道仍在法国手中的马耳他继续推至亚历山大和地中海东部，当时拿破仑就在该处。
从这一简要概述中可以明显看出，海上独霸的局面过去从未有过，即使在英国全盛时期也未有过，控制的争夺不一定采取以盛衰为标志的连续作战的方式。事实上，就在尼罗河大捷之后的翌年，一支由二十五艘战列舰组成的法国舰队便突入地中海，打乱了英国的整个部署，最后会同十五或二十艘西班牙军舰集中成一个拥有四十余艘军舰的集团，驶达布勒斯特。假如地中海有一处港口能够容纳这样一个军舰集团，它们可能便会留在那里；这样一来，形势如不发生逆转，也会逐渐改变。事实上，甚至在布勒斯特，他们也因缺乏给养而挨饿；这种结局恰好表明需要拥有具有适当设备的基地，同时还表明英国对海洋的控制并未能达到不可动摇的程度。当时英国在海上比过去任何战争中都更为强大。在美国独立战争时期，西印度群岛和北美洲经历了类似的控制海洋的争夺；在此时期，絮弗昂 [ 译者注：法国海军军官，全名为Pierre Andr’e de Suffren de Saint-Tropez。 ] 在东印度群岛所进行的战役也是一个引人注目的例证。
从地中海这一实例中可以明显看出，一支海军兵力在远程或前进作战中，需要拥有设施适当和位置适中的当地基地。美国独立战争时期，出现了一个惊人的类似实例，只是规模较小。1782年和1783年，法英两国在东印度群岛的海军分舰队，实力大体相等。当时的战场为科罗曼德尔海岸，即印度斯坦的东侧，该战场受到当地海岸条件的限制。自11月至次年3月这一期间，该处东北季风强烈吹向海岸，海军无法实施协同作战。在此季节里，英国人撤至拥有修船设施的孟买。法国人除毛里求斯之外再无更近的类似港口，而且他们以前所进行的所有战役之所以均遭失败，都是由于他们在科罗曼德尔海岸或其附近缺少一处前进基地。恰在此时，当时拥有锡兰的荷兰于1781年加入对英战争，英国人曾从他们手中夺去了位于锡兰东北海岸的亭可马里港；也就是说已将科罗曼德尔海岸向南延伸。不过，他们未能有足够的时间为该港正式设防，或许，更可能的是，忽略了设防时机；于是法国舰队司令絮弗昂便以巧妙而又神速的动作一举占领了该港。这正是他所需要的前进位置，当冬季来临之时，他便退入该港进行修整，从而得以紧靠战场，这对岸上的法国的盟国具有颇为重要的政治影响。英国舰队驶往孟买，实际上有四个月或更长的时间脱离该地。假如英国保住亭可马里，则法国舰队便只得开往毛里求斯，不然就得抛锚于危险的避风海岸附近，而同这样的海岸几乎无法保持交通联系。结果，絮弗昂于下一季节，较之英国人提前两个月出现在战场上，假如没有和平调停，他可能还会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从上述实例中可以看到，兵力接近相等的双方之间的海上战争，可能采取旷日持久的连续作战的形式，这就为战略结合提供了广大活动范围。实际上，在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絮弗昂战役就是这一时期的一个插曲，在北美洲和西印度群岛海域就曾出现过海军兵力均势的类似例证；天平不时地不是倾向于这一边就是倾向于另一边，直到1781年发生约克敦决定性结局为止，1782年罗德尼的胜利才标志着这两个地区斗争的结束。甚至当一支舰队对另一支舰队拥有明显优势之时，也可产生同样的普遍结果，尽管程度不甚显著。作为夺取最后胜利不可缺少的魄力和快速，也取决于是否在当地拥有作战基地，这也是极为清楚的。这就是在最近的日俄战争中日本对俄国所拥有的一大有利条件。但也有可能，敌方的当地基地设防过于坚固难以攻击，或者攻击一方的力量过于薄弱难以迅速攻克，例如旅顺口所发生的情况。
就经验而言，当地基地如果适当设防，便很少会遭受攻击，除非对方在海上建立起优势。1760至1762年，英国曾经从法国手中夺得马提尼克岛和瓜德罗普岛，1794年和1810年又重新将其占领；然而，在这一时期中间的美国独立战争期间，英国人对此两岛并未试图占领。部分原因是由于他们的陆军忙于在美洲大陆作战；部分原因是由于他们不愿冒险在这些岛上屯驻庞大的陆军分遣队，惟恐一旦海军失利，就如1779年在格林纳达那样，便会导致岛上陆军投降。他们确曾夺得圣卢西亚；但这发生在1778年战事刚刚开始之际，原因是他们自己在巴巴多斯的当地基地于法国完成其防御准备之前便获得了增援。这是一次成功的奇袭。在同样的情况下，西班牙人和法国人直至1782年他们在加勒比海拥有优势兵力为止，确实未曾企图夺取牙买加。随着罗德尼战胜法国舰队，这一企图便行告吹；这就是说同盟已被各个击破。他们兵力的一部分(法国人)的失败使西班牙人也就无足为害了。
从你自己的最为靠前的位置到你想要攻击的位置的距离，可能是一个更为困难的因素。从古巴进攻向风群岛，比如说进攻马提尼克和圣卢西亚，二岛以其位置控制着加勒比海的门户，极为明显，这一进攻实施起来远比从古巴对牙买加实施类似的攻击更为复杂。假如波多黎各岛有一处港口可以充分防御大举进攻，则该港按其所处位置作为进攻向风群岛的作战基地较之古巴岛任何一处作战基地都要更为方便。我认为圣托马斯就适于建立这种防御；而其位置也比波多黎各为好。
当一支舰队由于其第一次前进以及需要保护其第一条交通线，如从美国港口至古巴，而在数量上已经受到削弱时，假如敌人仍然相当活跃，那它对于第二条漫长的交通线，即从古巴至向风群岛或至巴拿马地峡，就是一件须认真考虑到的事实。对第二条前进线的保护可能会使舰队的力量降低到同敌人相等，敌人拥有在其自己基地附近作战这一优越条件。在这种情况下，舰队无法在自己的船舱中装载定量以外的补给，应由补给站补足——假如有这样的补给站提供补足的话——补给站设在第一次装载前往的位置前方某一距离上。萨马纳湾或波多黎各便可用为这样的中间补给站，即前进补给站；它们相当于前述的圣菲奥朗佐湾，或相当于美国南北战争期间的罗亚尔港和基韦斯特，或相当于美国进攻圣地亚哥中的关塔那摩。这样的补给站只要不遭袭击便可保证安全，因为可以设想，只要对敌人的运动进行充分的监视，便可防止其对补给站的突然大举进攻；而己方舰队由于已经前进则已位于敌方舰队及其基地面前。假如这样的前进据点或中间据点不止一处，就应在其中进行仔细选择；不但要看到它们固有的有利条件，而且还要看到它们与舰队的可能运动以及第一条和第二条交通线的相对关系，因为这些交通线必须由舰队抽调兵力加以保卫，而舰队则应尽可能避免分散。
我们曾经提到巴拿马运河的防御问题，这一问题对于加勒比海具有极重要的战略意义，可以看到，要想保护和控制地峡，与其对地峡本身进行直接防御，无论是仅仅设防进行消极防御，还是派出舰队驻防于设防的地峡进行积极防御，都不如对敌方的一处基地，比如说对马提尼克或圣卢西亚采取进攻措施更为有效。因为，如果这些岛中的一岛——假设该岛为敌方基地——遭到联合远征部队的进攻，则这样的进攻只要拥有充足的兵力，便能使战场远离运河，并能保护战场以西的全部交通。这样与积极进攻的精神结合便构成一个前进作战正面。这样的进攻即使最终遭到失败，但在其进行期间，还是会产生上述效果；假如一旦成功，敌人便被夺去一处必要的基地，如要收复这处基地，便要卷入不断的军事行动，这样便会收到夺取该基地时所起到的那种同样的保护性效果。
假如在你第一次占领的位置同敌方基地之间只是一片毫无障碍的水域(如古巴同马提尼克之间，假如萨马纳湾不能利用)，则可派一批运输船伴随舰队，最主要的是运煤船；特别是当你的优势可以允许抽出一定比例的军舰陆续供给煤炭，而不致减少参战军舰的数量使其低于敌方力量时。在特拉法尔加战役之前，纳尔逊就是这样将每六艘军舰编为一组轮流派往得土安装水。由于一支这样的分队不在战场，致使纳尔逊在战斗之日只拥有二十七艘军舰，而不是三十三艘。假如他能在海上补充淡水，从而将其舰船集结在一起，则战果定会更为显著。美国战列舰“马萨诸塞”号就因在关塔那摩加煤而失去参战机会。
必须记住，在战斗之日，运输船队总是战术上的一个弱点，而且不免要使一些强大的战舰的速度减慢。假如敌人所期待的增援部队不能在已知时间之内到达，那么在这样的前进中，速度问题便居于次要地位；而且，鉴于趁敌人仍然处于劣势之际加以攻击，这在战术上更为需要。因此，在即将交战之时，就毋需再顾及运煤船及其他累赘船只的安全。在进行这样的一些计算中，更多的是要看双方舰队的各自实力。对于运输船来说，最好的防御就是对敌人进行攻击，使其无法应付，恰如对地峡的最好防御就是攻击敌方基地。这是历史上老一套的打法。1782年，法国远征牙买加时，德格拉斯发现罗德尼对其进行跟踪追击，于是他便将其运输船送到邻近的瓜德罗普岛各港，而后才投入战斗。
从你的新基地进一步向前推进时，可以不必因考虑距离太远而有所顾虑。需要采取的下一航程有可能是短程，就如从古巴至牙买加；或则有可能敌方舰队仍在海上，在这种情况下，它便成为巨大的目标，现在如此，将来也将永远如此。敌方舰队仍在海上，可能是由于正从你已经占领的位置向其远方基地撤退；或是因为自知已处于劣势，或是因为遭到一次或大或小的决定性的失败。这就需要迅速行动，以切断其退往打算要去港口的归路。假如确有根据坚信你能以优势兵力赶上并超过它，就应尽一切努力以求实现。对敌人的退却方向必须清楚无误，否则便应查明，而且必须记住，敌人正在退往的基地同其舰队是一支力量的两个已被分离的部分，必须防止已被分离的二者结合。在这种情况下，常以部队疲劳、道路崎岖等为借口缓慢地在陆上追击，这决不适用。失去战斗力的战舰必遭舍弃，或令其跟随运煤船同行。这样的追击对于追踪的舰队来说只有一点不利，这就是追踪的舰队正在远离自己的供煤基地，而被追踪的舰队则正在接近其供煤基地；在计算准确的情况下，这就会给追踪的舰队司令带来巨大的忧虑。这种忧虑则是对于将才的考验和磨炼。在这种情况下，将失败归咎于缺煤，则应严加追查；并公正处理。而在其他所有方面，则必须确实拥有优势，因为没有其他条件便无法进行这种艰险的追击。追击的目的在于获得巨大胜利，而胜利通常总是同优势成正比，不论这种优势是固有的，还是取得的。纳尔逊曾经说过：“国家的需要就是歼灭敌人。唯有数量才能保证歼灭。”
假如这样的追击发生在战斗之后，则几乎总是弱方——退却一方——因舰船失去战斗力而感到苦恼，他可能不是被迫舍弃失去战斗力的舰船，就是被迫进行战斗。因此，战斗之后需要毫不松弛地奋力追击，就如在战斗中需要勇敢一样，都是绝对必要的。巨大的政治成就往往来自正确的军事行动；对于这一事实，任一军事指挥官都不容忽视。对于那些政治成果，他可以不必很好理解；只要知道那些后果可能发生也就足够了，但他如果丧失了经过努力可以达到的目的，那就不能宽恕了。若米尼指出，1796年法军将领让其部队休息了两个小时，以致未能切断奥军的一个师与曼图亚城之间的通路，当时奥军的这个师正谋求进入该诚避战，由于他的疏忽，奥军得以避入该城。拿破仑对此从未宽恕。1690年，法国舰队司令图维尔在比奇岬战役之后没有奋力追击战败的荷英舰队，致使那次胜利未能获得决定性战果，反而有助于把英国的王冠加在这个反法联盟的核心人物荷兰国王的头上。因而，胜利之后随之而来的松弛，便会对整个战争结局不论是在陆上的还是在海上的都产生决定性的影响。我认为，事实证明，表面肯定“存在舰队”的理论，对于海军战略艺术是有害的。阻止对英国入侵的并非战败和失去战斗力的英荷两国的“存在舰队”。而是由于图维尔的软弱无力和迟钝或是法国运输舰船的毫无准备。
同样，1795年舰队司令霍瑟姆拒绝猛追惨败的法国舰队，这无疑不仅使当年的战役未获决定性战果，而且还使拿破仑得以于1796年遂行意大利战役，他的全部发迹历史及其对历史的影响，便是由此开始的。正当他以压倒之势进军西班牙占领其首都致使其庞大计划似乎已成功在望之时，他的这煊赫发迹史却遭到突然的致命一击，一位更有胆略的英国领导人约翰·穆尔爵士已将其一支小小的陆军开至位于法国同马德里之间的拿破仑交通线翼侧的萨阿贡。穆尔遭到反击，就像被一阵旋风卷到拉科鲁尼阿，并被赶入海中；但西班牙却得救了。拿破仑皇帝已无法挽回他失去的时间和机会。他已不能亲自重返马德里，只得将只有他这位至高无上的天才方能胜任的任务委托给几个部属。从军事观点来看，他的没落就始于那一天。威灵顿通往滑铁卢大捷的全部发迹历史便孕育于穆尔的大胆构想之中。内皮尔写道，如其不然，意大利半岛之战，历史学家便无从写起了。
一位海军将领可能不一定能预见到他作战所造成的遥远结局，但他却能确有把握地采用纳尔逊在上述实例中所表达的原理，当纳尔逊听到他的舰队司令霍瑟姆谈到他们干得十分出色之后便说：“即使十一艘军舰已有十艘被俘获，如果我们还能俘获其第十一艘，我将永远不说干得出色。”
在对马海峡遭遇之前，罗日杰斯特文斯基舰队同东乡舰队之间的相互关系，酷似被追击舰队同追击舰队之间的关系。俄国舰队在旅顺口分舰队屈服之前便已出发，旅顺口事件之后，其所处地位恰如一支惨遭失败首先必须尽力逃入自己港口的舰队。这种局势十分明显，以致许多人感到只有退回波罗的海才是惟一出路；但罗日杰斯特文斯基却断然认为，在日本人忙于修理舰船，清理船底和补充舰员而尚未获得对其实施截击的最佳条件之前，他必须迅速驶往符拉迪沃斯托克。但俄国政府却未下达这样的命令，反而决定令其停留于贝岛(马达加斯加岛北部)，等待涅博加托夫率领的增援部队。两种观点在理论上可以说都有某些道理；但考虑到增援部队系由各式各样的不同舰船组成，质量低劣，俄国人的首要目的不是战斗而是逃入符拉迪沃斯托克，而且，尤其是日本人又渴望利用俄国舰队所耽搁的时间以实现罗日杰斯特文斯基所担心的目的，这样看来，罗日杰斯特文斯基或许便是正确的。不管怎么说，他从1月9日起在贝岛一直耽搁到3月16日；后来又在法属交趾支那的金兰湾从4月14日耽搁到5月9日，此时才同涅博加托夫会合。这表明除去加煤和整修的时间之外，总共耽搁达六十天至七十天之久；从贝岛到对马海峡实际只航行四十五天。由此看来，如果不是由于等待涅博加托夫，俄国分舰队本来可以提早两个月，或约于3月20日到达对马海峡。
东乡勿需同一支快速舰队争先，由于得力于位置，他已经占先；但他却需选择最佳位置以便实施截击，而且还要确定他的总体行动方针：例如，是否需要前进迎敌；是否需要以其优势的鱼雷艇兵力对敌人进行骚扰，以击伤或消灭一定数量的敌方舰船，进一步削弱其已处于劣势的兵力；还有关于他可使用的侦察舰的方向及其行动。他的行动可以视为他对这些课题所表示的意见。他没有前进；他没有在遭遇之前试图进行骚扰；他将其全部作战兵力集中于他所预期的敌人必然沿其前进的航线上；而他对敌人的活动却一无所知，只是在交战当天的早晨才获得情报。这样，他做得已经够好的了，但要说他还可以做得更好一些，这也不为过分。不管怎么说，日本人拥有这次海战胜利的大部条件，其中主要之点同我们的课题有关，必须加以注意。他们首先通过一次奇袭使敌方舰队遭到严重损伤，这就为他们在敌方舰队被迫无法活动期间赢得了充裕时间和机会。随之，他们便攻陷敌方两处海军基地中的一处，并消灭了隐藏在其内的分舰队。这样他们便开始了对敌人进行各个击破，并使日益接近的增援舰队只有一处港口可以投奔。
假如一支快速舰队已经消失在视野之外，而且只有一处隐蔽港口可以投奔，理所当然，追击应当直接指向该港；假如港口不只一处，则追击舰队司令就须决定将其舰队指向何处，并要向不同方向派出通讯船去发现敌人和传递情报。承担这种任务的巡洋舰应当使其了解舰队想要或可能进行的运动，当实际可能时并应成双派出；因为，尽管有了无线电报，已无必要派回一艘巡洋舰传递消息并留下另一艘巡洋舰同敌人保持接触，但可能发生意外情况，对于如此重要的情报，似乎仍以加倍谨慎为要。这同重要函件必须一式两份完全一样；因为无线电在获得消息之前是不能发挥作用的，而要获得消息就必须看到目标。还须记住，无线电发送的消息可能会被截获，而对发信者造成严重的不利。虽然派船传递消息较之无线电波传送更为安全，但很有可能会二者结合起来同时进行。
因而，在理论上，为了取得圆满战果——譬如说为了俘获纳尔逊所说的第十一艘军舰——作战的目的应当是在整个战场上将敌人逐离其每个立足点，尤其是应当将其舰队摧毁或加以封锁。在掌握了决定性位置从而完成了大部分任务之后，进一步的努力应当指向——可能不须直接攻击——那些仍能为敌人用作基地的据点。这样做时，绝不要分散你的舰队，除非拥有压倒的优势，而且绝不要将交通线伸延到你的保护能力范围之外，除非进行一次持续时间有限的突击。
如果被迫在敌方设防港口及其舰队之间进行选择，则舰队会被视为真正的目标；但对港口实行封锁或加以攻击，则可能是诱使敌舰进入攻击可及范围之内的最为可靠的手段。例如，在美国独立战争时期，对直布罗陀的围攻，就迫使英国舰队不只一次地进入敌方封锁舰队作战所及范围之内，以便输送补给。而同盟军却并未实施攻击，只有一次除外，那是没有吸取教训。科贝特在其《七年战争》一书中非常公正地指出，宾 [ 译者注：宾(John Byng 1707-1757年)英国海军将领。 ] 在那次值得庆贺的失败中，以身殉职，假如他能转移到附近海湾去攻击法国运输舰船，则法国舰队司令就必定不得不进行攻击，其结果可能会对英国较为有利。这样的运动主要是打击敌方的交通，假如达成这一目的不致使你自己的交通过分承担风险，那就完全符合已被确认的战略原理。对敌方主要基地实施有效的军事封锁，则会迫使其舰队或是进行交战，或是放弃这一战场。因此，恰如前面所曾指出的那样，在絮弗昂于印度海域所进行的战役中，只要亭可马里为英国所占有，则施以威胁便可迫使英国人出战，尽管那不是他们的主要基地。海军一旦放弃战场，则基地港口会由于物资匮乏而终于陷落，例如直布罗陀，假如不是英国舰队按期返回对其进行补给，那它必定陷落。不过，这样的结果总不如对敌方海军取得一次胜利那样完满，这样的胜利会导致同样的结果，而且是既对敌舰又对港口所取得的双重胜利。
假如敌人在战场上有两处或两处以上的补给港口共同组成其基地，而且这些据点都能满足前面所提的条件，也就是说它们不应互相靠近，致使一支舰队便能对两处港口实施监视，那么任务就会变得更加艰巨。美国大西洋海岸的两处最为重要的海军场站诺福克与纽约，就具备这样的条件，二者相距二百五十海里；如果一支美国舰队正在退却，则纽约的第二入口，即经由长岛湾的入口，连同纳拉甘西特湾一起便会对追击之敌进一步造成困难，而有利于美国舰队逃脱。一处港口拥有两处相隔很远的入口，其优点接近于两处港口所具备的条件，这就为失去接触的敌人造成巨大麻烦。东乡司令官恰好正是面临着这样的错综复杂的局面。通往符拉迪沃斯托克的航道共有三条，彼此相互远离。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港的前方有一处位置可以密切监视三条航道；但万一机遇不佳，恰逢大雾，俄国舰队便有可能溜走，不消再走多远便能进入港口，此外还要担心，即使俄国舰队战败，其漏网之舰仍可逃入港口，这样一来，便不会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战斗之后的翌日，找到一些漏网的俄舰，假如靠近符拉迪沃斯托克，它们便有可能逃入该港。
在前面曾提到的拿破仑下达给马尔蒙的训令中，根据其兵力部署，估计到各种不同的时机，认为可在萨拉曼卡附近展开战斗。他写道，但愿能够如愿，因为，一旦英军在离海如此远的地方遭到失败，就会全军覆没，从而葡萄牙就会被征服。英军离海的距离就是距其隐蔽所的距离。约翰·穆尔爵士的功绩就在于他在拿破仑的猛追之下，避开了决战，将其部队带到海边；尽管疲惫不堪，士气低落，但却得以免遭于难。必须记住，在最近的对马海战这一实例中，日本人在临战之前业已失去同敌人的接触。在东乡之前一个多世纪，罗德尼截击驶往马提尼克岛的法舰，却屡遭失败，因为法国人选取了向风群岛之间的许多水道中的一条进入加勒比海，从而得以躲开侦察，待到发觉为时已晚，已无法进行截击。即使在马提尼克岛前方进行游弋也无济于事，因为法国人在瓜德罗普岛还有另外数处隐蔽所可供使用；此外，频繁不断的贸易风和其间的平静无风，使实施封锁的帆船常处于下风——无法保持其阵位。
在所有这些情况下，其指导原理则是，你的兵力不应分散，除非它已强大到足以到处都能对敌人构成优势，而且你的目的应是将敌方基地削弱成为单独的据点，敌人便有可能通过正规作战或由于敌人的疲惫不堪在那时被逐离该点；或者，如果敌方舰队要想向该点输送补给，或到该点进行隐蔽，则至少必须接受战斗。例如，1794年以及1808至1810年，英国从法国手中夺得马提尼克和瓜德罗普二岛，使法国失去了在西印度群岛的所有立足之地，从而使英国在加勒比海的商业得到了安全保证。由于正规作战一般说来较之袭击所需时间要多，如果有一处以上的基地港口，则最好是先强攻夺取其较弱的一处，其最强的一处成为前面所指出的单独据点，留待以后通过正规作战这一危险较小的手段使其陷落。1798至1800年，法国在地中海占有马耳他和埃及。马耳他的设防力量是众所周知的；而埃及却无法与其相比。埃及经过长期封锁之后，才由一支强大的舰队和一支庞大的陆军以强大的联合袭击将其攻陷。马耳他是由于它的交通被切断陷入困境而屈服。旅顺则是通过强攻被攻克。假如罗日杰斯特文斯基不经战斗而能抵达符拉迪沃斯托克，则战争就将继续下去；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人可能会满足于封锁该港，依靠其舰队确保其后面的海区，以保证其满洲陆军的交通安全。
我们继续从比较简单的情况深入到较难的情况，现在研究当你在某处的力量并未强大到使你当前就有把握将敌人逐离战场这一情况。这就是继明显的攻势行动之后所采取的具有一般守势性质的态势。当这种情况出现时，你应设法占据一处同你的交通相关连的尽可能前进的位置。这样的前进位置不一定就是位于陆上的一个点或一条线，而有可能位于海上。例如，不妨设想，假如古巴属于美国，舰队便应设法控制莫纳海峡航道，其所能依托的基地最为靠近者则为古巴东部诸港。或者，由该基地出发的舰队可以试图于加勒比海南部保持一个巡航区域，以扰乱敌人的贸易或保护自己本国的权益。还可在前进位置上静待预期的敌方攻击——可能敌人会试图收复已被占领的位置——此时舰队的任务则是阻滞、扰乱和最后对敌施以攻击，正如前面在谈及敌人对你的推进采取行动时所建议的那样。
现在正在讨论的这样的前进位置，其作用在于掩护其后方的陆区或海域，对付和阻碍敌人的前进。因此，必须严格依据战略考虑仔细加以选择；只要情况未变，就不必考虑继续不断向前推进。所以，选定位置既要考虑到位于其后面的交通线，又要考虑到来自敌人方面的交通线；即既要考虑到它所掩护的那些交通线，又要考虑到它所威胁的那些交通线。1796年，拿破仑将阿迪杰河一线作为其防御正面，以掩护其后方的全部陆区，并赖此对其部队进行补给。同样，1794至1796年，驻泊在科西嘉岛圣菲奥朗佐湾的英国舰队，依托该湾作为基地，并由此处将其作战正面推至土伦港的门口。这样就将强有力的法国舰队封锁在港内，从而对通往直布罗陀的交通加以掩护，并保证了英国在地中海的贸易安全。
如果不致过分冒险，则应将作战正面向前推进到临近的交叉点或狭窄航道并将它们包括在内。尽管辽阔的海面并无天然战略据点，然而，最佳通商航线的交叉点及强烈的逆风和逆流障碍，都会使某些点和线较之其他点和线更为重要。强固港口、浅水海域或其他航行障碍的存在，都会对预定的作战正面产生影响。例如，一支前进到莫纳海峡水道的舰队，除古巴的那些港口之外，再无更近的设防港口可为依托，然而，可以大胆地在萨马纳湾设立一处储煤仓库，这样就会有助于舰队留驻于该地，即使作战失利丢掉这处煤库，也不致造成致命损失。敌人的前进一旦出现，则一切阻滞或妨害其进一步前进的措施便都会发挥作用。必须不厌其烦地指出，舰队在海战中乃是主要的力量因素；然而，拥有强固据点作支持的舰队则比其它什么都没有的舰队更为强而有力。
现在，我们已经使我们的远征舰队从目前为止的攻势和推进中转入停顿状态。由于已经取得战果，由于战斗或延伸战线需要抽出分遣队从而使舰队蒙受损失，以及由于在作战正面上遇到困难，所有这些因素或其中某些因素，都会使舰队需要暂时停顿下来，就如拿破仑在我前面刚刚讲过的情况下所做的那样。这种停顿，目的在于确保已经取得的远征战果；在于加强新基地中的补给港口，以便将其防务可以交由陆上部队承担，从而使海军分遣队从这一防务中解脱出来；在于在这些港口中储备足够数量的补给，使其能够长时间独立而毋需依赖本土和同本土相连的第一条交通线。当拿破仑已经立足于维罗纳和阿迪杰河时，除了被围的曼图亚要塞外，他不仅有效地控制了这一位置以南和以西的整个意大利地区；而且他还使其交通线紧靠法国而远离敌人以免遭到截击，因而毋需再派出分遣队对其进行警卫。这些交通线如同位于法国国内一样。
这些过程总合起来便形成对被征服位置的军事占领，其目的就是使被征服地在军事上同本土联成一体；以便使大部海军得以从其初时对被征服港口所必须担负的直接防务中解脱出来。由于建立起这样的前进位置，从而得以降低对最初交通线的依赖程度，并减轻对这些交通线进行防御所承受的负担。而分遣队则得以解脱出来并加入舰队，并同本土派来的其他增援部队一起，使舰队的力量增大到能够再度担负直接攻势活动；完成转入直接攻势这一步骤所依据的一般战略原理，同前已阐明的最初推进所遵循的原理完全相同。
有关防御的原理有待于更加详细地进行探讨，这些原理在谈及对方在你推进期间所采取的行动时，曾不时提到过。
关于防御方面的建议，不可能像关于进攻方面的建议那样令人满意，至少要肤浅一些，因为防御不外是在于善处逆境；其所为并非所愿，而是在不得已的环境之下，尽力而为。
但在某些方面，防御确实有优势，其所拥有优势甚至可以通过已被喻为战争准则的以下说法予以证实：“防御乃是较之进攻更为强而有力的战争方式。”我对这一说法确实并不喜欢，因为在我看来，这似乎是对防御姿态的决定性特性的误解；但如加以适当限制，却也能说得通。这一说法意味着，在特定的作战中，或甚至在总体计划中，防御一方由于暂时并不向前运动，便能加强准备，进行深思熟虑和采取持久部署；而进攻一方由于处于不断运动之中，便易于失误而使防御者有机可乘，而且在任何情况下，进攻者都不得不接受对其不利的条件，这已成为其所面临问题的组成部分，即当其正在进军之中，防御者则正在加倍准备。这种准备的极端实例就是建立持久性的设防阵地；而其类似的实例则是在仔细选定的地形有利的战场上待机出击，并将军舰按严格的序列布成横队使舷炮得以展开以待敌人，敌人则须以纵队接近，因而不利于发扬舷炮火力。仅就这一点而言，防御者所采取的方式较之进攻者当时所采取的方式更为有力。
你们只要仔细加以深思便可认识到，在对马海战中日本舰队处于守势，因为其目的在于制止、阻挠俄国舰队的企图。实质上，不论他们采取何种战术方法，都是意在将其舷炮于通往符拉迪沃斯托克的航道上横向展开以待敌人。俄国舰队则处于攻势，我们还不习惯于这样来看待俄国舰队；他们如有可能，便要冲向符拉迪沃斯托克。他们如有可能，便须保持通往该地的航向，并冲过日本舰队的拦截。总之，他们处于攻势，其接敌方式只能是舰首朝前的纵队队形，这是一种较弱的队形，一当到达开火距离，便须在战术上放弃这一队形。
在美西战争期间，塞韦拉在抵达圣地亚哥港之前的运动也具有攻势性质，而美国则取守势姿态；这就是说，他在设法实现其目的，而美国海军却在防止其达成目的。西班牙拥有三处主要港口，哈瓦那、西恩富戈斯和圣地亚哥，我们不能肯定西班牙舰队奔向何港，我们必须将兵力布置于两处港口之前，敌人企图入港就须不惜一战。我们拥有足够的力量进行这样的部署。因此，应予拦截的两处港口，显然应当是哈瓦那和西恩富戈斯。为了防御我们北部海岸这一设想的需要，而将西恩富戈斯开放。假如塞韦拉驶往该港，则他便会在美国快速舰队到达之前抵达该港。因而，将快速舰队保持在汉普顿锚地仅是假想的需要，但这依然足以说明海岸防御不强会对国家军事计划产生影响。
我将科贝特在其《七年战争》一书中的论述(该书第1卷第29页)引述于下，而科贝特却是引用一流权威之一克劳塞维茨的格言并对其加以直接限制，这一论述是：
“当我们说防御乃是更为强而有力的战争方式之时，指的是，如果计划得当，它只需要一支较小的兵力，当然，我们只是仅就只有一条一定的作战线而言。假如我们对于敌人将要攻击的大体作战线确实一无所知，我们也就无法将自己的兵力集结于该线，于是防御就会脆弱，因为我们被迫分散兵力，以便能在敌人可能选择的任何一条作战线上阻止敌人。”
然而，显而易见，一支强大到足能在数条作战线上阻止敌人的兵力，就应以其所拥有的优势采取攻势。在上述实例中，面对塞韦拉的逼近，美国的真正集中方针却不得不让位于分散，即分兵于西恩富戈斯和哈瓦那。不是在一处位置上发挥其决定性的优势，而是在两处位置上维持勉强的均势。假设敌人的技能和训练水平同我相等，其结果可能是或胜或败；其唯一的补偿便是敌人会被打得溃不成军，以致按纳尔逊的说法他在当年的季节里再也无能为害了，而另一支美国分舰队便会控制海域，就如1904年8月10日以后东乡所做的那样。从纯粹的军事观点来看，深感遗憾，西班牙人和俄国人所表现的军事才能是如比低劣。
防御的根本不利条件极为明显。它不仅是弱方迫不得已而采取的态势，而且当作战线不只一条之时，这是常有之事，防御方还会苦于难以进一步确定敌人可能在何处发起攻击。这样便会导致倾向于需要分散兵力。防御的有利条件前已充分阐明，主要是可以从容准备，采取多种预防措施。当你采取守势之时，必须认识到你自己本身已无持续向前推进的可能性，而敌人却具有以优势数量的兵力出现于你的正面之前的能力；除非你能于中途对其进行骚扰，造成足够的损失，以缩小悬殊的兵力差别。一俟这一悬殊不复存在，你便应采取攻势。另一方面，采取守势时，理所当然，你应握有一支虽属劣势但却具有相当规模的战斗舰队，而且还要拥有海上边境，在这一边境上据有一定数量的非经正规作战便无法夺取的港口，以便武装舰船在这里进行备战并作为基地退入其中进行休整。没有这两个要素，就不可能有真正的防御。
然而，这里当前所考虑的问题，不是关于本土海岸的防御，而是关于全部或部分为我所控制的海域的防御。除非这一区域紧靠本土，则国家权力就不会像在本土那样获得全面发展和巩固。加勒比海靠近美国，故美国在该处合法取得的各个地区，诸如巴拿马运河区、波多黎各和关塔那摩，同欧洲各国拥有的同样地区相比，便具有特殊的价值。又如日本在远东所拥有的位置，使其在维持和巩固权力以及继续作战方面，较之每一个欧洲或美洲国家具有极为明显的有利条件。然而，在相隔距离非常接近相等的地方，位于两个远隔的竞争对手之间的我们当前所设想的海域，便会成为必争之地，如同从前的日耳曼诸邦和多瑙河流域处于奥地利和法国之间那样。在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海战期间，包括西印度群岛和十三个美洲殖民地在内的这一地区，其情况便是如此。群岛和大陆连同其间的海域，乃是当时海战的主要战场，它们距交战列强法国、英国和西班牙的距离实际上相等。在陆上，控制如此遥远的区域须依赖两个要素：掌握一些据点作为基地，以及拥有一支机动的野战军；然而，采取攻势还是采取守势，却要取决于其野战军同敌人相比是强还是弱。海军则是海域中的野战军。
在防御中，强固要地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当一支陆军以优势兵力向前推进时，那些属于它的强固要地，便都将处于其后面，即位于其后方。于是，它们便成为集结补给、辎重和增援部队的安全据点。如果严加守卫并确保其同野战军的交通安全，则野战军便可自由机动。
查理大公在更加详尽地论述作战基地时曾经指出，这一论述也适用于中间据点，他说：“这些据点必须严加设防，使其能够独立，而不致担心设在那里的弹药仓库会有丢失之虞，也不致被迫抽调分遣队对其进行守卫，从而往往产生削弱野战军的不利影响，这样才能合乎需要。一位总司令首先被迫掩护其弹药仓库并留下部队对其进行警卫，他就决不会采取迅速而大胆的行动就好像他已具备了才能能从弹药仓库退出一阵后，又肯定仍会发现依旧完整无损。”
任何海军作战基地如果没有适当的防御，也会同样如此；而且它对舰队来说更为有用，更加需要，当其未加防御之时，就可能使舰队暴露，海军的行动就会受到更大的妨碍。
查理大公的论述来自沉痛的经验；如果不是他个人的亲身经验，至少是他国家的陆军的经验。或许由于奥地利人属于日耳曼血统，他们作战所及的各个国家均与其有着血族关系，因此没有像当时法国人那样以肆无忌惮的手段依赖当地国家以求生存。于是他们需要大量仓库，而且并非总有设防城镇可以安置这些仓库。因而，他们或者不得不留下大量军队对其进行守卫从而削弱主力；或者就要试图以主力对其进行掩护从而严重损害主力的行动自由。
值得注意的是，那些极端鼓吹将海军用于海岸防御的人，却对设防大肆诋毁，这就会使海军陷入类似的困境。
切勿由此推论，认为设防最强的要地就不需要守备部队予以警卫；然而，城垒的威力相当于众多的部队，而且可由素质不适于野战的部队对其工事进行警卫。对于海港也是如此；如果海港并未充分设防，则海军便须承担大部防务；如果设防充分，则海军便不需派出分遣队承担此项任务，其防务则由不适于海上勤务的陆军部队承担。这样的要地是进攻一方所依托的最好基点；在永久属于一国统辖的地区里选择这样的要地；应当参照其固有的适合性和相对的位置，以便使每处要地都能发挥其威力，共同构成一个战略配系。它们的数量不宜过少；但也不宜太多，多则就需从机动的陆军部队中，即从野战军中抽调一定数量的兵力对其进行防护和警卫。因此，当要塞数量超出需要时，野战军不是被加强，而是被削弱。若米尼说：“法国拥有的设防要地过多，而日耳曼却过少；而且后者的要地普遍低劣，”(就是说脆弱)“而其位置又不适宜。”在上述条件下，由于各自的经验不同，对于设防据点的价值，无怪乎法国军官将其贬低，而日耳曼大公却又将其夸大。
设防的支援据点，既是补给仓库，一旦需要又可充当临时隐蔽所，这一问题对于我们当前面临的情况，即对于控制国外的海域，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在这样的情况下，野战军则更加同海军相似。陆军部队通常仅限于守卫这些位置，即采取守势；就他们而论，远征行动即攻势行动则是例外。由舰队负责防守这样的基地，不论该基地是在本土还是在海外，都会束缚舰队的行动，同样，又使舰队处于错误的位置上。当前突出的实例，便是英国对德国入侵的担心。这是由于英国本岛的陆军大大低于德国陆军。英国本岛的守备不够充分；他们单纯依靠舰队进行防御；于是舰队便被束缚于英国水域。假如英军能在其本土以同等的数量和训练水平的兵力迎战德军，则舰队便能获得相对的行动自由。例如，抽出一支分遣队派往地中海或中国；而在本土只保留一支拥有适当优势的兵力以对付可能的敌人。而实际情况却是一切全都依赖舰队，故舰队必须拥有更为宽阔的安全幅度，即无坚不摧的优势；这就是说，舰队的行动自由和作战范围会大大受到限制，因为舰队必须将其他情况下可以抽出的军舰也同其保持在一起。
一支海军由于被迫掩护两处或两处以上没有适当设防或没有陆军适当守备的据点，就会在特定区域内于总体作战活动中陷入不利的守势之中。例如，1799年二十五艘法国战列舰突然进入地中海，致使形势急转直下，如此众多的据点需要加以防护，由于没有适当的守备部队守卫，故只能由海军来承担防务；这恰是英国本岛现时困境的较小规模缩影。英国舰队司令深感梅诺卡岛是个负担；他对该岛所发出的感叹之言值得存在舰队理论和绿水学派的拥护者们深思猛省。他说：“情况太严重了，我无法找到这些流浪者，”即指法国舰队，“而且又被这座毫无防御的海岛捆住手脚。”发出此言的人并非一流指挥官；但他却是一位高于一般水准的军官，其能力大大超出一般水平，他在这里表达了常人常有的心境。如不是需要对位置进行防护，英国舰队本来可以集中起来，随意自由行动，而且还可以对敌人进行大举进攻。而当时的情况却是，他对敌人的目的一无所知，于是舰队便分为主要两部，每部都不能同整个法国舰队兵力等同。一部为主力，掩护梅诺卡并多少有点漫无目的地游弋于巴塞罗那、土伦和梅诺卡所形成的三角地带；另一部由纳尔逊统率，掩护通往那不勒斯和西西里岛的航道。正当英国舰队苦于单独防护数处据点而陷入困惑之中，法国舰队尽管仓促，却得以安全行动，毫未遭到骚扰便已撤走；使一大批西班牙军舰随同其一起撤离卡塔赫纳，这些西班牙军舰后被留在布勒斯特，成为法国同西班牙结盟的抵押品。
只有在采取守势之时，强固要地的价值才能充分体现出来。就顺序而言，防御方的第一个目的就是赢得时间。因此，应在极为重要的防御据点的正面尽可能远的地方开始阻击敌人，这样才能有利。拿破仑在1796年的著名意大利战役中，以其灵活的战略和大胆的战术用了两个月的时间掩护从热那亚正西的萨伏依推进到曼图亚。而该地的要塞却将其阻止达九个月之久。请注意，波河流域的伦巴第当时是奥地利的属地，它对奥地利来说恰好是一处境外海域，就像加勒比海对于美国这一海洋国家来说就是一处境外海域。奥地利纵然失去该地，但很长时间以来却从未甘心与地中海隔绝，如今它似乎正在谋求在巴尔干开辟一条通往地中海的通路。曼图亚对它来说是一处前进哨所，它具有阻拦入侵者向前推进的效用，不仅可以防护其所在的地区，而且还可防护其背后的本国国土。该地强而有力的守备部队恰如海港中的一支舰队，除非法国有能力箝制住这支守备部队，否则当法军登上阿尔卑斯山向奥地利本土推进时，它便可威胁法国的交通，拿破仑没有足够的兵力对抗守备部队并在同时向前运动。他不能分兵，便只得停顿下来；而在这九个月的耽搁时间中，奥地利集结并陆续派出不少于三个军团的兵力对抗拿破仑，而拿破仑只是以其独有的雄才、胆略和魄力才将其击退。曼图亚失陷之后两个月，他便长驱直入挺进维也纳，迫使奥地利求和。
像曼图亚这样的要塞，于上述情况中，提供了一个引人注目的实例，证实了防御乃是强而有力的战争方式，并也说明了于本国国土前方尽可能远的地方开始抗击逼近的敌人所具有的优越性。这可能是一个极端的实例。然而，自始至终，拿破仑却一直都在表明进攻在精神上和效果上是何等更为强而有力；他固守其在维罗纳和阿迪杰河的位置，这是他的防御基地，正是由于他以这些位置为依托采取迅速的攻势运动才得以挫败敌人，其敌人则由于不断遭到法军的主动的突然袭击，而被迫采取守势，最后则不得不退却。攻势既有主动之优越性，也有主动之危险性；主动的特殊的价值在于其本身便是目的，这一目的既单一而又集中。防御方由于不知敌人的目的，以致被迫去顺应敌方的部署，从而会感到危险方向不只一处。这样就会趋向于分散，就如进攻方趋向于集中一样。
应当看到，类似曼图亚这样的条件，对于舰队的运动并不总是会产生类似的影响，因为许多需依赖交通运给陆军的补给，舰队却可随船携载。例如，1801年，经哥本哈根战役丹麦舰队被摧毁之后，纳尔逊曾想立即向波罗的海挺进，以攻击驻泊在雷瓦尔港 [ 译者注：今之塔林。 ] 的一支强大的俄国海军分遣队；但其总司令却不想向前推进而将仍怀敌意尚未屈服的丹麦留在其后方。这只能意味着对交通的敏感，这种敏感对于这样的胆略来说实属迂腐，因为英国舰队往返一次并不就能耗尽其物力，而摧毁俄国海军分舰队却具有重要的军事和政治意义。纳尔逊承认这是冒险，但为了更高的需要他却极力主张冒这次险。他的意见遭到压制，俄国人则得以逃脱。这样的快速冲刺在某些方面具有突然袭击的性质，突然袭击的特点则是置交通于不顾。假如不是这样的突然攻击，而是以长期作战为目的——比如进行封锁，就像当年坚持在法国港口前方那样——则运给波罗的海的英国舰队的补给，就必须在丹麦炮台射程范围之内通过，因此，必须攻克丹麦炮台。假如，除炮台之外，那里还有一支丹麦海军分舰队，那就也需有一支英国海军分舰队同其抗衡。
假如雷瓦尔和哥本哈根两处海军兵力合在一起等于或超过英舰数量，则分兵便为失策；必须首先制服哥本哈根，就如拿破仑必须首先攻克曼图亚一样。现代舰队迫切需要重新装煤，因而情况就更加严重。
一支野战军当其对敌处于劣势之时，便须后退，并应尽可能做到寸土必争，直到退至前进设防战略据点线为止。当这支野战军通过该线时，必须根据这些据点的需要、其本身的现有兵力以及可能期望得到的增援，按比例加强这些据点。将自己密藏在一座要塞之中，就像麦克之于乌尔姆、麦克马洪之于色当和巴赞之于梅斯，就其态势而言不论是否合理，而就这支野战军而言，这却是一项绝望的计划。总体军事态势有可能要求采取这样的步骤，但这是自取其祸。当追击的敌人追至设防哨所线时，其所面临的问题则是，“拿下这一据点再行前进，还是只留足够的兵力以阻止该地的守备部队袭击己方的交通？”
如果决定围攻，则要丧失时间；如果继续前进，追击的军队较之被追击的军队相对来说则会遭到削弱。随着对每一要地进行监视，如此便形成这一削弱的过程，但追击者较之被追击者，在承受这一削弱方面，可能具有更强的能力。一支劣势兵力位于要塞之外，如不想进行围攻，则可以适当地牵制一支分布于两处或两处以上要地的优势兵力，因为各个分遣队无法协同其活动，而劣势一方则拥有中央位置和内线这一有利条件。何况，追击者必定拥有优势，可能还是巨大的优势；而且当其经过时，便要危及或摧毁该地的补给线，从而该地的失陷也就只是时间问题。这些考虑既表明了设防各据点的价值，又表明了其局限性。其消极防御力量无论如何巨大，也决不能产生一支训练有素的野战军以其机动能力可能取得的效果。
海上作战看来不会出现极其类似一支劣势陆军面对优势陆军而退却的局面，劣势陆军可以不断地利用有利地形节节抗击，以阻止优势陆军的推进，这就使人认为更为强而有力的战争“方式”就是防御。然而，我们也有类似的史例，它们至少可以具有启发性。这就是纳尔逊1799年于西西里外海以不足十二艘的战列舰，期待着先以为拥有十九艘，而实际却拥有二十五艘战舰的法国舰队的到来，他宁愿战斗，也不肯让其占领他所防御的要地；又一次是在1805年，他率领十二艘战舰从西印度群岛返航欧洲并期待着同拥有十八艘至二十艘战舰的敌人遭遇。前后两次，他为同一目的所鼓舞，他表示：“待到他们将我的分舰队击败之时，他们今年就再也不会制造麻烦了。”当然，他的意思是说，在英国海军的整个活动中，他的任务是对敌人实行逐个击破过程中的一个枝节；而由其余的英国海军兵力来收拾敌人的残余部队。这同1796年查理大公的南路奥军的活动基本一致，该路奥军分担的任务是在每个防御据点上展开战斗，以退却吸引住莫罗，而大公自己却率北路奥军以压倒的数量优势扑向儒尔当。
毫无疑义，在第一个实例中，纳尔逊心中已经有了他在第二个实例中所明确指出的同一意图：“非到最后时刻，我决不作战，除非他们给我的时机非常有利，使我不能不动手。”这是指十分短暂的有利条件。有利条件就是有利条件，不论是对方提供的，还是自己取得的；不管是由于敌人失误，还是由于地形有利，这在陆战中作用很大；不论是根据哪种要素，机智的防御者总是谨慎地既根据敌人的错误也根据其他条件，为自己寻找时机。据说，拿破仑在奥斯特利茨战役中，当其急于得到一个明显的时机时，曾经说过：“先生们，当敌人犯错误之时，我们切勿过早阻拦他。”在纳尔逊时期的各次战争中，英国海军的总体任务是防御，而在广阔的战线上却仿效拿破仑的习惯作法；就是说，其部署便于构成最初的有利条件，一旦机会来临便能立即采取攻势，而当时机成熟之时，便以有利条件展开战斗。当1805年初纳尔逊离开地中海驶往西印度群岛追击法国舰队之时，即是如此，他曾经与一支支援马耳他的护航运输队相会合，这是一项防御措施。尽管他的时间紧迫，但他却一直等候到这支护航运输队安全抵达的所有安排都已就绪。当他身负攻势任务之时，他仍然注意照顾其所防御的基地。
在海上如同在陆上一样，也需有设防哨所。其重要程度或许甚至更大，因为双方舰队活动所在的战场很少能够提供位置——由于地表外形——以便劣势兵力赖以依托并通过战术部署以缩小对其不利的差距。而对隐蔽所的需要和保证资源安全的需要，其程度较之陆上则更大。风力是旧时的有利条件，它表现为更大的速度，舰数较小的舰队比舰数较多的舰队可能具有更高的舰队速度。一支舰队的舰数愈多，就愈能发现在它们之中既有最快的军舰也有最慢的军舰这样两种兵力；而舰队速度并非平均速度，而是最慢的军舰的速度。因此，舰数愈多的舰队，其舰队速度很有可能较低。这一考虑表明一支退却的舰队可能没有必要向其所支援的港口快速飞奔，特别是，当这支追赶而来的海军护送着载有陆军部队的运输舰时，这种情况确有可能。
还要考虑到战场的广阔性，可以说，一支退却舰队假如大大居于劣势，就不应让攻击者进入攻击距离之内。似乎有理由这样说，它应当后退，按追击者的速度调整自身的速度，使用快速巡洋舰断后以监视敌人并同主力建立联系。当然，敌人的轻型舰必将试图对它们进行驱逐，但敌人的轻型舰并不能追随它们进入它们的舰队之中，也不能阻止它们返回。假如双方速度相同，则追击舰队的巡洋舰便无法赶上。它们只能在追击舰队主力以外同退却舰队的这些巡洋舰保持一定的距离，这样一来，有利条件便会削弱，因为它们本身的存在就暴露出它们的主力就在附近。退却的巡洋舰不应交战，除非条件特别有利；因为，一旦丧失战斗力，便将落入逼近的敌人之手。因此，自不待言，对于一支较弱的采取守势的舰队来说，在这种境遇之下，应以最大可能尽量同入侵者保持近距离，伺机抓住任何一个可能出现的有利条件。如何抓住这样的有利条件则属于战术领域；实际上整个退却行动都属于战术领域。假定起初双方的速度和专业技能就相等，则舰数较少的舰队一般说来比舰数较多的舰队，运动速度更为迅速，而且操纵也更容易。舰数较多者应如何运动，编成何种队形，如何护卫其护航运输队；舰数较少者应如何实施退却，有无可能在现代条件下进行骚扰攻击，以及如何采取最佳方法实施骚扰攻击——所有这些与其说是属于战略领域，不如说是属于大战术领域。
当退却舰队到达其设防港口的外线时，即第一条防御线，防御者的两部分力量，其舰队和港口，便结合在一起。于是面临的问题便是如何使用舰队。可以设想，逼近的敌人在海上居于优势；在陆上也必居于优势，因为，对于这一特定目标，他至少必须予以首先考虑。假如防御者只有单独一处港口，则情况便非常严重，煤炭补给便会靠不住。假如这处单独港口设防很弱，难以坚守到所期望的时间，则这一特定地区的局势便几乎是陷于绝境。
然而，我们的目的不在于讨论陷于绝境的情况，而只是讨论那些劣势不大、而其技能和能动性可以部分弥补其差距的情况，我们不妨设想有两处或两处以上适当设防的港口，在位置上可以彼此相互支援，但并未靠近到敌人不用分散其舰队便能对它们同时进行监视的程度。防御者的舰队——较弱的舰队——的目的有三：战列舰必须集结在一起；它们必须尽力设法不被封闭在任何一处港口之内；战斗舰队应当不使自己被优势兵力所迫而同其交战，除非环境有利。假如敌人第一个指向的据点尚不明确，则应占据最为有利的位置，以便于抵达任一港口并等待迹象进一步发展。例如，纳尔逊当其无法肯定法国舰队从土伦消失之后驶往埃及抑或驶往大西洋时写道：“在我尚未获悉某些真实情况之前，我既不驶往西西里以东，也不驶往撒丁以西。”东乡在马山浦提供了另一例证；但较少引人注目，因为疑虑的成分较少。
一支防御舰队在选择其当地作战基地时，即选择为实施总体防御所需的集中据点时，由于防御舰队本身乃是总体防御的主要要素，故除了其他方面以外，定要认真考虑，何处港口最有可能成为敌人的岸上作战目标；因为，假如该点得以肯定，则另外某处位置就可能对舰队更为合适。譬如说，有种种理由可以推测日本人将选在旅顺口附近登陆，并对该地进行攻击。因而，假如俄国舰队意在推迟交战或不愿交战，则以驻泊于符拉迪沃斯托克为好；因为占据旅顺口这一位置，可使敌人、甚至诱使敌人将舰队和陆军都集中于一点，于是该点便成为战略中央位置，尽管并非几何学上的中央位置，这样就无法诱使日本人分散其活动。而俄国战斗舰队于符拉迪沃斯托克便不可避免地会将日本的主力舰队吸引到那里，这就为俄国巡洋舰分队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对日本陆军的交通进行袭击。而符拉迪沃斯托克拥有两处出口，这又增加了一个理由。
假如第一个目标十分强固，必须延长作战时间方能将其攻克，则敌方舰队必将全部或部分被拴在该点。敌方舰队即使不参加直接攻击，也须掩护其陆军通往到达点的交通，这是陆军同本土联系的链条中最关紧要的环节，而且还须封锁防御一方的舰船可能用作加煤站或补给站的港口。惟有攻克该地，攻击一方的舰队方能全部解脱出来。因此，它负有两项任务：一是支援陆上攻击；二是监视防御一方的海军的任何危害。假设防御方机智而又主动，则攻击一方的舰队不进行某种分兵便无法同时完成上述两项任务。在这种假定情况下，尽管达到这一目的方法可能提得很多，因为其目的只有一个，防御方的舰队司令享有主动这一有利条件，他之所以享有这一有利条件，是因为尽管其国家处于守势，因而其舰队也处于守势，但在总体防御计划中，舰队的特定职责却是对敌方的交通采取攻势，或对其分遣队采取攻势，如其已经编成；总之，就是对敌人实行牵制和迷惑。为了对付这些牵制和惊扰，攻击方舰队则不得不进行防御。因此，它必须对付两个必要的目标，即敌对的舰队和敌方的港口，除非防御一方自投罗网，让其舰队于被包围的港口之内任遭俘获，就如俄国舰队在旅顺口那样。
现在让我们以假设为例予以说明，假如一支美国舰队以大西洋海岸为防御线，拥有诺福克和纽约这两处设防良好的港口，而美国海军虽居劣势，但依然强大。假如纽约港因其商业重要性而使敌人决定对其实施攻击，则美国舰队位于诺福克便会对敌方海军构成两个目标并强行使其进行分兵；另外，美国海军可以自由活动，可对敌方的贸易、交通、殖民地其中的任何一项权益展开攻击。假如纽约成为敌人的目标而且只有一处入口，依我之见，如将舰队摆在那里，便会酿成错误；拥有两处入口，便可使敌人强行分兵。由于采用无线电通信，这些考虑将会有所修正；而在气象条件以及随同主动而来的总体有利条件方面，即时间、地点和方式都是由出航舰队选定，故无线电通信只能修正这些条件，却不能将其取消。
应当不厌其烦地经常重复，当一个国家由于保卫其海岸线而处于守势时，舰队的有效作用则是采取攻势。因而，在这一讲的其他部分中，我曾经说过，海岸要塞就其性质而言，主要不是居于守势，像通常所认为的那样，而是居于攻势；因为它们保卫着采取攻势的海军。1812年罗杰斯分舰队这一实例，虽然规模如此之小，但却十分切题。当时美国几乎是既无海军又无陆军，因而处于守势；而罗杰斯分舰队的出航却是攻击英国贸易及其海军分遣队的总体攻势中的一个步骤。其结果迫使英国各个分遣队不得不进行集中，因为每支分遣队都弱于罗杰斯的整个中队；于是美国各港对于返航的商船依然畅通无阻。俄国错误部署其舰队的主导因素，就是忘记和忽视了这一考虑。一个国家不论是最初就采取守势，如上述两例中的俄国和美国，或是由于海上战败并向本土水域退却而采取守势，这都无关紧要。一旦退却完成，骚扰前进敌人的时机也就成为过去，不管对这一时机利用得好还是坏，于是防御方舰队除将煤舱装满之外，便别无其他牵挂；应当承认，这是蒸汽机的一个额外负担。而没有其他忧虑，不受其他任务的束缚，这依然是一件大事。
假定海岸线上的各个港口都已适当设防，它们在一定时间之内有能力自顾自身。则防御方舰队司令的任务便是攻击敌方的交通；在每一可能方向上通过攻击或威胁去骚扰敌人并扰乱其企图；利用自身所采取的攻势来支援总体的守势。舰队司令或负责这一作战方向的政府有关部门的水平将表现在对这些攻击目标的选择上，攻击应能最有力地调动敌人。正确的军事原理往往由于政治考虑或感情用事，由于舰队和陆军的指挥官缺乏军事技能，或者由于缺少承担重任的勇气，而遭到践踏，这样的实例在战争史上不胜枚举。防御的目的在于运用人类本能的弱点，着眼于使攻击一方分散其兵力。像力图保卫每一据点这样的冲动，同其他天生弱点一样，只有坚持正确的原理才能予以克服。在同西班牙对抗期间，美国海军部被众多的海岸据点要求给予区域保护而困扰。将机动分舰队禁锢在汉普顿锚地，以及将一支本来可以很好地用于封锁和承担派出任务的巡逻兵力禁锢在北大西洋海岸，都可以视为是对这一惊恐的迁就。这些部署肯定同正确的军事原理不相符合。
防御一方的海军这种作战所追求的结果，曾被现代法国海军战略著作家达夫吕伊海军中校称之为“兵力转移”。在我看来，这一短语既恰当贴切又富有启发性。他的意思是说，假定敌人遵循正确的军事原理部署其兵力，则防御方便应对敌人或是刺激、或是诱惑、或是威胁，使其改变部署，转移其兵力。在诱敌转移中，过分自信同过分谨慎一样，都是有害的。假如敌方军舰是适当地集中，则可诱使其分散；假如敌舰配置正确，则使其转移到较坏的位置。英舰“军人”号之所以被美舰“宪法”号捕获，就是由于英国兵力转移所致。罗杰斯分舰队出航，迫使英国海军进行集中，而且由于同一原因，英国海军又护送一支重要的西印度群岛船队向东进入大西洋数百海里。到达那里之后，认为已经安全，遂派“军人”号驶往哈利法克斯。中途同“宪法”号相遇。
现从达夫吕伊的著作中引述数段于下：
“无论从何种观点来看，在海上采取守势只会陷于不利。这是不得已而为之；绝不应自愿采用。不论是居于这一方还是居于另一方，我们都要选取攻势；就是说要寻敌求战。但双方进行的方法却不会相同。”
“较强者急于和敌人的不同分舰队会战，以便在它们还没有时间为害之前将其摧毁。较弱者”——我称其为防御一方——“首先要设法同敌人脱离接触，使敌人无法肯定受其威胁的据点，从而诱使敌人转移兵力，并促使出敌意外的情况发生；遂之尽力将敌人引至一处能使自己的较弱兵力得以有利地发挥作用的战场。只要这一阶段持续下去，而且直到决定性战斗使天平发生明确倾斜为止，则战争直接目的的达成就要拖延到必需在有利条件下同敌进行首次交战之时。在这一角逐中，更为主动、更为机智、更为坚毅和装备更为精良的一方将赢得胜利。”
“特别是在战争开始之初，攻击一方会获得决定性的战果。如果通过猛烈攻击得以成功地预先察明敌人的方案，则总体作战便取得预先定下的方向，这就会形成一种态势，它能使敌人所有期待的事物都遭到破坏并使其瘫痪，除非他能赢得一次胜利得以扭转其处境。迫使敌人处于其意料之外的态势，这一事实本身就使敌人居于劣势地位并阻止其不得恢复，与此同时，你自身的兵力便能得到更好的运用。”
日俄战争中，由于日本海军对俄国海军实施的首次袭击获得成功，故取得了惊人的战果。
“攻势的特点乃是实施攻击而不接受攻击；历史证明几乎所有的海军胜利都是在敌方海岸取得的。”
假如在战争冲击中，双方在一切方面力量都相等，那就不会有什么结果。另一方面，如果存在不相等，弱者便只好屈服于强者。战争科学，更确切地说，战争艺术，其使命就在于在既定之点上改变不相等，或变劣势为优势。为战争艺术所遵循并为我们所确信的出自卓越权威之手的原理，总是为数不多，而且极为简明；这些原理又被归纳成一条重大原理，就是要在决定性之点上对敌居于优势，且不管双方在整体上的相对力量如何。例如，俄国海军在总体上较之日本海军拥有很大的优势，但由于兵力分散，故在直接战场上同敌人相比则居于劣势；而且这一劣势在决定性之点上，又由于日本海军在开战之初即实行突然袭击而加剧。
当正确的一般原理运用于战争的具体问题时，便会产生困难，原理寥寥无几，情况却多种多样，而较小的细节更是数不胜数。这里还牵涉到经验——经验又称为实验，乃是一切科学的基础。在没有战争的情况下，如何才能取得经验呢？即使经常处于战争之中，任何一个人，具体地说，一名陆军中尉或一名海军舰长又怎能亲自体验所有的或大部的数不胜数的可能和定能发生的情况呢？没有人敢于回答说他能；假如有人胆敢断言他能，那我就引用一些名将的名言予以答复。查理大公写道：
“一个人只有拥有研究的热情和长期的经验，才能成为一员名将。只有个人的所见是不够的；因为一个人在其一生所经历的事件中无论如何富有成果，都不足以提供包罗万象的经验；而谁又能在出任要职之前，就有机会先能体验到担任将领的难以掌握的艺术呢？因此，就要利用他人的知识来扩充自己的学识，对前人的结论进行衡量，将历史提供给我们的辉煌的军事成就和取得巨大成果的事件作为对比的依据，这样才能驾轻就熟。”
拿破仑一世也有类似的说法：
“要像亚历山大、汉尼拔、凯撒、古斯塔夫斯·阿道尔夫、蒂雷纳、尤金亲王、腓特烈大帝那样进行攻势战争；熟读他们的八十三次战役的历史并以他们为榜样；这是成为名将和掌握战争艺术奥妙的惟一方法。这样一来，你就会受到启发，从而抛弃那些同这些伟大人物的准则相对立的东西。……将这八十三次战役的历史予以详细阐述，就是一部完整的关于战争艺术的教材；攻势战争和守势战争所必须遵循的各项原理就会从其中，如同从一处源泉中一样，不断地源源流出。”
他又说：
“战术、机动、工兵和炮兵学科都可在教材中学到，就像学习几何学一样；但大规模作战的学问，却需从经验中，从研究战史和名将的作战中才能获得。”
建议人们研究名将们的战役，还含有另一更为深刻的考虑。这就不单是将他们所做过的事情编成先例一览表，当特定情况发生时，可从其中查询储存完好的回忆资料，以便做出决定。这种机械般地利用这些资料，当然有其优点，可以用于撰写论文，并能有效地向那些别无他法学习的人们讲授。但除此之外更为重要的则是，军官通过拿破仑所告诫的勤奋研究便能同这些名将息息相通，不单是吸取他们的枯燥的实践经验，而是要吸取他们身上所充满的并对他们具有引导作用的精神气魄和理解能力。这就是说，既要具有伟大良师的精神，又要熟悉其准则。作为学生确实应当具备同老师气质相通的某种东西，才能获得灵感，即学习的悟性；然而，除具有独创性的天才之外，这种悟性只有同生活的烈火接触，才能使其点燃。
毫无疑问，上述的某种东西，就是拿破仑所指的战争艺术的初级部分——战术、位置变换等——不同于对大规模作战的指导，他认为对大规模作战的指导唯有从经验和研究历史中才能学会。拿破仑在另外地方曾经提出告诫，反对教条地对待这类问题：
“这类问题，即使请教蒂雷纳、维拉尔、或请教尤金亲王、亚历山大、汉尼拔或凯撒，也会使他们难以对答。将你尚未实践过的东西作为教条来推崇，这是无知的特点；这就好像你自以为能用二次方程式来解算超级几何学问题一样，殊不知就连拉格兰奇和拉普拉斯这样的大师也会被其难倒。”
若米尼完全赞同这两位首领关于研究历史的意见，他表述了同样的看法，他说，成功地指挥战争不是一门科学，而是一种艺术。科学在未经证实之前是不足确信的；虽然如此，但科学的目的在于确立绝对的确实性，即确立学说，通过无数实验，它始终向着这一目的迈进。科学真理一经确立，便固定不变、很严密精确，不容歪曲，其因果关系乃是定律，而不是原理；乃是不可改变的硬性方针，而不是具有生命的种子。科学发现真理并传播真理，但却无力改变真理；艺术则是从其所探索的素材中脱颖而出，以永无止境的变化创造新的形态。它并不像无生命的自然物，只要以机械式的复制便可收到类似效果，而是渗入自由的人类思想并扎根于其中。艺术承认原理，甚至规则；但这些原理甚至规则并非强使艺术正确行动的镣铐，而是当其行动有误时便发出告诫的向导。从这一生动意义来看，指导战争是一种艺术，它以人的思想为源泉，处理各式各样的情况，承认一定的原理；但除此之外，随着艺术家的天才及其所处理的素材的性质的不同，它却具有多种多样的表现形式。对于这种艰难的尝试，教条式的照抄显然是不适宜的；即使最好的规则，运用起来也不能生搬硬套，而必须予以自由发挥，这就是原理不同于纯粹规则的区别所在。
因此，战争的准则并非明确的规则，而是为数不多的一般原理的发挥和运用。这些准则，与其说好像是有时迫使幼苗屈服使其无法自由成长的坚硬框架，倒不如说好像是有生命的种子发出的幼芽，其形态总在不断变化，而其本质却依然如故。但这并不因此便可认为，这种准则并不存在，或者说它们没有多少肯定性，没有多少价值。若米尼说得好：
“当名将们运用一条规则，按此规则进行机动并取得上百次胜利，是否因其偶然失利，便有充分理由全盘否定其价值并怀疑研究战争艺术所获得的效果呢？假如一项理论由于只有总数四分之三的成功率，是否就可宣称它是荒谬的呢？”
不能如此；准则本身置根于原理，在一定条件下构成规则时通常是正确的；但老师必须承认每一种情况都有其特点——就像人的面孔总是各自不同一样——这一特点对规则的运用会有所影响，甚至有时会使其完全不能适用。战争艺术家的技艺就在于将原理和规则正确地运用于每种情况。
唯其如此，我们必须正视向我们提倡的所有战争规则。假如老师没有经过大量实践检验便胆敢将其作为教条进行说教，便会将自己置身于拿破仑的谴责之中。但另一方面，那些蓄意拖延时间直到行动之日方才形成自己见解的人们，那些期望以瞬息灵感便想取得通常只有通过研究与思考才能获得的成果的人们，那些对于致胜规则一无所知却想赢得胜利的人们，他们更为愚蠢，甚至应负有罪责，因为他们无视人类过去所有的一切经验。
我引用查理大公一段贴切的话作为结束：
“一位将领往往直到必须立即采取必要措施之时，才得以熟悉其据以作出决定的情况。继而，他被迫迅速进行判断，做出决定和采取行动，其速度之快要求具有一目了然地便能将三者抓住的习惯，要求能够洞察不同作战方式所能提供的结果，并要求能同时选出最佳实施方案。然而，这种一目了然地便能洞悉一切的洞察力，只有通过深刻研究已经摸清战争本质的人，只有对规则已经精通的人，即是说，只有已将自己同科学结合在一起的人，方能具备。当机立断和确信无疑的才能，只有根据自己的切身经验对已知准则的真实性做过验证并已掌握其应用方式的人，才能具有；一句话，只有在自己的积极学习中预先确信自己判断的正确性的人，才能独有。”“巨大的成果只有经过巨大的努力方能获得。”
伟大的拿破仑说：“在战场上，最为巧妙的灵感往往不外只是回忆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