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日俄战争的研讨·第十三
作者：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美国
出自————《海军战略》
出自————《西方军事著作》
日俄战争发生的时间如此之近，以致一些海上和陆上的主要事件以及对这些事件的研讨，可以肯定地说，现在对海军读者依然记忆犹新。因此，这样早就来重新论述这些历史事件似乎显得一定程度的自以为是，而且许多已经论述过这些事件的人们也会有这种看法。看来，这么多的观点必定已经把这个课题阐述得详尽无遗并揭示出这个课题的可能被考虑到的所有方面。
这一课题对于海军战略论述的发展具有如此显著的价值，以致使我感到不仅应当遇有机会便以其为例予以阐明，而且还应进行某种正式的叙述和评论；包括陈述有关原理；并尽我所能充分地从中引出这次战争历史遗留给我们的教训。我个人理所当然对于在讲授海军战略的连续讲座中以其作为今后的例证深感兴趣，而修订讲稿则是我于海军学院担任现职的目的。所谓例证，不仅意味着肯定那些早期讲座所提出的意见，而且还要对错误或不足之处予以修正。
在一次同海军战略没有直接联系的场合之中，我深受启发从而领悟到，以错误和缺点为例较之以成功为例更能清楚地阐明原理。正是从失败一方所提供的书面证据中，我们才能最有把握地引出教训。其部分原因是由于战败的陆、海军将领必须对其民众或许还要对其政府为自身进行申辩。海军对于战败的舰长或司令官实行军事法庭审讯，这就为论述历史和战争艺术提供了丰富的所需资料。即使没有经过法庭，对于战败也必然大声疾呼要求其做出解释；而成功则如慈善事业一样，往往掩盖着累累罪恶。直至今日，马伦戈一战的胜利属于拿破仑，而不属于德塞；而法军冒险延伸战线导致首战受挫一事，却在最后胜利之中多半都不记得了。失败者出于他自己的动机或摆脱对其失败的责难，会自动地将所有实情和盘托出。而胜利者却很少受到质询；即使自知有错，却不妨秘而不宣。可以发现对库罗帕特金和罗日杰斯特文斯基的批评总是多于对他们的困难和功绩的承认。甚至在这里的海军听众之中，恐怕很少有人知道或注意到，在“初濑”号和“八岛”号这两艘日本战列舰被俄国水雷炸沉的前日，竟然看不到一艘日本侦察舰，以致未能发觉布放水雷的俄舰，从而造成如此惨重的后果。就在当日这次作战活动之中，旅顺口的监视哨也未看到日本舰船。
基于上述理由，我首先而且更多地是特意以俄国海军的活动作为说明原理的例证，而不论其指挥是正确还是错误；这里我首先举出两条这样的原理或又称准则，它们一直都是俄国人所遵行的基本原理，而依我看来基本上却是错误的。这些原理都属于思想观念，其中第一个思想观念，如前所述，支配着俄国人的计划并影响着俄国人的军事思想；而第二个思想观念，可以从推理上来断定，却产生过很大影响。第一个思想观念名为“要塞舰队”论，它纯属俄国观念；也就是说，它见之于俄国的理论和实践，尽管在其它国家的军事思想中并非毫无表现。第二个思想观念就是著名的“存在舰队”论；从其论述和起源来看，它纯属英国观念，同第一个观念一样，尽管在其他国家的海军界也有所反映。我不想此时对“存在舰队”论这一观念下定义。我将试图以后指明其表现方式对其进行阐述；更多的阐述要有更多的篇幅，这里无法提供，因为进行全面阐述必须举出各式各样的含义，对“存在舰队”这一术语提出的含义却众说纷纭，各有歧异，而提出含义之人却又都自称是这一理论的倡导者。
这里不妨指出，概括成为“要塞舰队”论和“存在舰队”论的这两大理论，即原理，是彼此各走极端，相互对立的。可以说，它们代表着两极化的海军思想或军事思想。一个将全部重点都放在要塞上，使舰队成为要塞的附庸，除协助要塞之外别无存在理由。另一个则完全抛开要塞，将要塞视为只是供舰队诸舰进行加煤、修理和人员休整的临时庇护所。一个是单独依靠设防工事对国家海岸线进行防御；另一个则是独自依靠舰队进行实际防御。在每种情况之下，舰队和海岸工事这两种武备之间的配合则是以褒此贬彼为特征，从而表现为互相排斥。我则认为二者协作才能得以适当解决，但这种说法几乎无人提起，故不存在。因而二者的关系只是隶属而非协作。
在讨论这两项原理对俄国人的行动所产生的影响以及随之而来的俄国的战争命运结局之前，我向大家提出一个需加思考的问题，依我看来，这就是在人生中做出一切决定时，必须具有能够适应两种相反现实的优点。
面对这样的相反情况，并非立即寻求我们称之为折中的中间道路便能找到真理，做出正确决定。真理——即正确的结论和解决办法——唯有通过掌握作为两种相反论述基础的双方思想才能获得；所谓掌握双方思想，我是指掌握它们所表达的全部确切意义，甚至它们的极端实质和最终效果，即用两种措辞来表达。只有当它们的影响充分展现在你的心目中时，你才能随之确定每一要素——海岸要塞和舰队——在制定关于陆、海军方针的国家计划中应占的适当分量和对其应当给予的适当考虑。毫无疑问，其结果一定不会是也不应当是接受一方而排斥另一方，就像两派学说互不相容那样。得出的结论毫无疑问将是二者之间的某一点，但未必就是它们之间的中点；于是，对于这二者之间，便会有人认为依照我所建议的这种办法，归根结底仍然不外是达成“折中”而已，而我则乐于将其称之为(“协调”)，这个词同折中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含有“just”这一音节，即法语的juste，它含有正确之意。在规定两种相反因素的适当分量中，首先必须摸清二者的全部分量，随之在按比例对一方的重要性进行考虑时，并要经常而又适当地看到另一方的重要性，只有通过这样的思考过程，才能达到这种正确，即精确性。一开始就存心折中的人，不会预先注意到要受两种思考的左右，而总是会不由自主地在开始便持有偏见；对于一方持有倾向性，便不会继续想起另一方而受到适当制约。
折中和协调二者都是以同一条件进行考虑；但它们却是从不同的观点出发，而且是以根本不同的精神为特征。它们代表着相反的观念；词典没有将折中列为协调的同义词。折中的标志并非集中，而是让步；让步在实践中意味着分散于若干目的之间，并不意味着将这些目的调整于一个中心思想之中，这才是真正的集中。折中的目的不是断然地放弃一些合乎需要的、尚非完全不可调和的事物之中的任何一种。它企图将它们全都囊括进来，但并非囊括在一个统一的观念之中，而是囊括成一个具体的混合成果；这一成果可能是一艘业已完工的战舰，也可能是一次主动实施的战役。这是以到处让步而产生的一种成果。
对于建造一艘军舰或指挥一次战役，在进行时都有一个先行的智力活动过程，通常称之为观念的形成。对于一艘军舰，具体称之为设计；对于一次战役则称之为计划。这种设计或计划必须指明所有这些合乎需要的，却又难以调和的特性；然而要想收到效果，应当一开始便认识到，不可能包罗一切，必须选择其中的一项为主，而其余各项都实实在在地、完完全全地处于从属地位。这种思想态度，拿破仑称之为“目的专一”；因此，在采用他的这一主张作为基本原则时，我认为它是折中的对立面，因而我建议应以“协调”一词来取代“折中”这一常用之词，以改进我们的海军词汇。一个人一旦达到拿破仑如此赞赏从而成为著名范例的这种极为难能可贵的精神境界，他便能真正做到在一艘军舰的数种性能之中确定一种性能；在一次战役的数条战线之中确定一条战线；凡不是绝对必须舍弃的便毫不舍弃；同时，凡是可以舍弃而无损的便毫不保留；凡是这样产生的设计或计划可能还会有错误，但其发展却处于极为有利的条件之下。目的专一和我们所说的折中都是思想和性格的表现；它们是精神状态和心理状态的体现，不管这种状态是先天固有的还是后天养成的，都必定要表现在人们的行动之中，就像人的自然气质和智能一定要表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一样。要塞舰队和存在舰队不单纯是思想观念；它们还是贯彻于行动之中的心理特征。
按我理解，目的专一就是自始至终承认对立物就是对立物，因此，一个人不管如何想要达到兼而有之，他却不可能通过各方均有所得、各方均有所舍而收到二者兼有的效果，因为这样做会使他一无所获。在战略上与此非常类似之例就是对拥有数条通路的山地边境或对拥有数处渡口的河流进行防御(见图13)，敌人可能进攻任何一处；但愿对所有各处都能进行防御。然而防御兵力如同通路或渡口的数量一样，却是一个有限的固定常数；这里的固定兵力相当于一艘军舰所配置的吨位，以及通路的数量相当于军舰所要具备的数种性能，如攻击能力、防御能力、速度、煤炭续航力等。在边境防御中有两种配系。
一是警戒线配系(见图13图(1))，即将兵力分布于所要防御的全线，不愿让任何一条通路不受到防护，结果将一定的兵力分散于所有各处。这就是折中。这样各处都有所得，也就削弱了必须予以充分防御之处，故而所有各处都无法得到充分防御；这样一来，没有一处可以得到有效的防护，其余各处也无法做到对其进行支援。
图13 两种防御部署图：图(1)兵力平均部署，图(2)兵力集中部署
二是集中防御配系(见图13图(2))，这是现时获得普遍承认的正确配系，它明显地体现出目的专一。这就是说，它具有一个突出的想法，就是将可用的兵力以这样一种方式配置于这样一处位置之上，当任何一处通路或渡口受到威胁时，全部兵力便能迅速向该处机动。显而易见，这种目的专一表现在组成一支优势的中央兵力，它不仅要适应于，而且还必须拥有能使兵力以最快速度抵达最受威胁之点的手段，而且当这支兵力抵达之时还应能获得对其有利的战机。从属于这一原则的部署，我冒昧地称其为协调，而不叫折中。它不是折中，因为它一时一刻从未有过要想放弃业已集中起来的中央兵力这一念头。这就说明，它并非折中。而其余的所有配置则都是着眼于提高其机动能力和为其抵达时创造有利条件，以此来加强这支兵力。例如，对数条通路都须派出巡逻队，以便能够尽早通报敌人逼近。显而易见，假如在任一通路上有这样一处位置，其地形可以大大提高抵抗能力——这一抵抗能力相当于为守方增加一定数量的兵力——则中央兵力一旦抵达便应将其控制在手，这也是极明显的。对这一通路配以足够的兵力来达成这些目的，这同编成这支中央兵力所体现的单纯的目的专一是完全一致的。这种协调的整个进程受一个无比精确的思想所支配，因而实质上则是一种结合。
“结合”一词提出的思想和告诫，或许可以使你从中看到一个著作家的风格。研究战争如同研究其他每项课题一样，不应对措词有所忽视，也不应对其含义的准确性和完整性漠不关心。我敢说，有关折中和协调的这一谈论，可能似乎近于无稽之谈或烦琐分析；然而，应当确信，一个思路清晰的人总是希望能够说清楚，用精确的词语来表达自己的思想。这种愿望实乃常见之事。假如所用词语可能有两种含义，则听者就有可能取二者之中的错误一种，切记，结合一词并不单纯意味着将二种或更多的事物放在一起，不问这些事物的性质或作用如何。结合意味着将事物放在一起之后，它们便不再意味着两种事物，即不再是混合成果，而是一件事物，一种单一成果。其不同之处多少有如火药和硝化甘油之间的差别；一个是化学混合物，一个是化学化合物；从而便产生出不同的力量。将一支兵力大体上等同地分散于数处通路，这不是结合，因为没有产生单一成果。将同一支兵力配置于中央，以较小的分队如前所述配置于数处通路，这才是结合——形成一个和谐的整体；其各个部分不是仅位于其所处的一个部分之中，而是数个部分互相关连，都从属于一个单一的首领，它们实际上、本质上成为一体，形成一个统一的有机体。
值得大家思考的是，折中一词是否真正不会在你心目中产生如下印象：当你开始设计一艘战舰之时，你便打算使每种性能都有所舍，以便使其余每种性能都有所得。我不想否认，在实际上可能只有使数种性能之中的每一种都有所舍才能保证其效能，假如如此，那就会处于前面提到的对待中央防御兵力的那种情况之下，如果你按照将兵力分散于数处通路的精神，而不是按照确认中央观念使所有其余各处都从属于它的精神来处理问题，那就会毫无成果可言。试以装甲巡洋舰为例；对我来说，我承认此乃流行一时之物。它既要装有装甲，又应是一艘巡洋舰；试问，你会得到一艘什么样的军舰呢？是一艘像我们先辈所常说的“参加战列线”的军舰吗？既不是，却又是；那就是说，它可以用于危急情况，但其承受的风险却超过其所具有的能力。是一艘巡洋舰吗？既是，却又不是；因为，为了给它装上不适于参加战列线的装甲和武备，你却使其吨位超过巡洋舰应有的速度和煤炭续航力所需的吨位。由于将一些吨位用于装甲和武备，你就要减少其余用途所需的吨位；既无法增加其速度和续航力，又无法将其装备成一艘巡洋舰。你在这艘军舰上的所得，一方面多于你应得到的巡洋舰，而少于装甲舰；另一方面，则少于巡洋舰，而多于装甲舰。我不能将此称之为结合，毫无疑问，这是折中。尽管你已将二者放在一起，但它们仍是二者，并未成为一体；就以吨位而言，你既未得到装甲舰那样的吨位，也未得到你应拥有的巡洋舰那样的吨位。我并不是说你得到一艘无用的军舰。我是说，按吨位论，你所得到的并非你应得到的那样一艘有用的军舰。一个普通的人持有这种观点，不管是对还是错，都无关紧要；而一位军官却须以恰当的思想方法对这些课题进行综合考虑，并以恰当的手段予以表达；也就是说，应当运用正确的原理和正确的措辞。
我在这里引为例证的“要塞舰队”和“存在舰队”这两个术语，本身便证明它们对俄国人的实践和原理所产生的根本影响。要塞舰队是俄国陆、海军思想中的统治观念。我以某种保留态度引用一份日报 [ 注：神户《纪事报》，1904年2月25日。这是日本用英文发行的报纸。 ] 的一段话，这段话大体上是准确的，而且的确是俄国理论的特点，现将其引述如下：“在离开比塞大港驶往苏伊士运河之前，俄国海军分舰队司令威伦纽斯曾经指出，俄国的计划是使旅顺口和符拉迪沃斯托克成为帝国的两处最为重要的军港，每处都配有一支具有相应力量的舰队，”——即同要塞相应——“依托要塞作为基地。”其部署必然是面对位于中央的可能敌人日本而将兵力分散，因为这种计划主要是着眼于要塞，而不是着眼于海军的效能。这一观念并非全部错误；假如全错，则会已被查觉。它含有部分真理，故其危害最大；即一半或四分之一真理所造成的危害。一支舰队能够发挥其作用保证海岸要塞的安全；当要塞位于外国所辖土地之时，尤其如此。另一方面，存在舰队理论也有一部分真理，很大的一部分；而且由于它清楚地如此长时间地摆在海军界面前，俄国人岂有不知之理。它已众所周知并备受称赞。追随者不乏其人。俄国海军总参谋部高喊控制海洋；而这一思想对政府的影响，即对负责的领导者和国策的制定者的影响，并未具有应有的分量。对此我尚未充分掌握，究竟是出于疏忽，抑或是要塞舰队这一对立因素业已深入人心，致使控制海洋这一思想从未能见诸于国家计划之中。可能曾经采取过折中；存在舰队和要塞舰队二者都曾试行过；但却未曾做过协调。要塞彻底贬低了舰队，使舰队在国家观念之中微不足道。其结果是，在旅顺口俄国既无要塞舰队，因为除拆除舰炮供要塞使用之外，舰队对要塞的防御毫未发挥作用；也无存在舰队，因为舰队从未被这样使用过。
值得玩味的是，要塞舰队这一支配观念反映出俄罗斯民族的气质，即民族特点，民族偏见。试问，要塞舰队象征什么？象征防御思想。存在舰队象征什么？象征进攻思想。俄国自身在何种战争中最为引人注目、卓越杰出呢？是在防御战中。毫无疑问，俄国有过它的苏沃洛夫；然而，在1812年，在克里米亚，如今又在1904-1905年，俄国所倾向的则是防御。它自恃国土辽阔、人口众多，可以任凭敌人捶打，由于人多便能幸存。在军事上，俄国作为一个国家无进取心可言。俄国对于防御已经偏爱至麻木不仁的程度。它并未领会到进攻乃是国家和政府的一项决策，作为深受防御思想之苦的民族，并未矫正其对防御的这种天生癖好，并在国家政策和军事政策中对防御和进攻予以适当协调。
在流行的“要塞舰队”和“存在舰队”这两个著名术语之中，我们发现我们本身面对着两种旧式的战争分类——防御和进攻。我们可以期待这两位老相识能将其众所周知的性质及其行动的局限性展示出来；然而，要想能在新的外衣之下将它们识别出来，我们还须就其外衣进行思考，并不直接谈论进攻和防御，而是谈论要塞舰队和存在舰队，首先尽力追溯它们对俄国人的活动所产生的影响。
战争伊始，俄国人在远东集结海军兵力所采用的方法极不明确，带有尝试性质，这表明其观念不当，而对舰队的使用，则表明其意图不当。他们决定其行动的推理过程，我们不得而知，恐怕全世界也永远无法知晓。如同在其它情况之下一样，从行动必能推知动机；而俄国人的行动，从集结、配置和使用舰队来看，全都表明他们缺乏将舰队用于进攻目的；而是以不惜将舰队用于支援要塞为目的。因为，假如将舰队用于进攻，假如这一动机清楚明确并明显地居于支配地位，那就会坚决集结一支优于日本的兵力；俄国人是有能力办到的，因为他们拥有众多的军舰。当然，随意行事的方法曾使两艘军舰在中途离开，这种方法可能仅仅是由于疏忽而造成；假如目的在于采取进攻行动，则这种情况定会很少发生。假如其首要目的是寻求同敌方舰队交战，便不会忽视需要拥有一支优势兵力；而且，将其随后的海军行动全部联系起来，便可公正地推知其舰队缺乏进攻意图。
一位法国海军军官奥利维埃上尉曾在一篇深受法国海军协会表彰的论文中十分公正地指出，这篇论文使我深受启迪。他说：“假如预见到必须集中一支常备兵力以备战争之用，则这种集中在和平还在延续之时，便应予以实施。”这同古老的战略准则完全一致，集中就是将一些集团配置在确能相互进行支援的位置之上，其地点应位于敌方兵力可能将其各个击破的范围之外。换句话说就是，我们所说的海军和平时期的部署定要适合发生战争时最大可能的需要。下面是重述若米尼对两个军团分途运动，以便在接近敌人之前实施会合的详尽计划所作的评论：“为实现最后会合所做的努力，在开始时便应精确地付诸实施并在整个运动中贯彻始终。”俄国人由于拥有两处要塞，在他们的要塞舰队观念的影响之下，将其战斗舰队分为两个集团；其中较小的集团，若米尼称之为一支大的分遣队并认为最好也不过是(即必定要造成的)一场不可避免的灾难。因此，随即要求两部联合，结果造成1904年8月10日和14日的两次灾难；而面对前车之鉴，美国却仍有人主张将舰队分散配置于大西洋和太平洋。这有助于使结论更具有说服力，从人类的普遍经验来看，原理对于行动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如结果在没有预料到的地方出现，便应对出现在该处的结果给以某种注意，以便寻根求源，找出其错误原理的由来。不正确的原理，或者说对正确原理的无视，在这场战争中使一个较强的国家败于一个较弱的国家之手。对战争指挥的低能出自于对原理掌握的欠缺。
自从这段文字写成以来，我已经发现近于结论性的证据，证明俄国人曾经预见到在这一水域里需有一支舰队，并早在1896年，即在俄国占据旅顺口(1898年3月27日)两年之前，便已提请俄国海军部加以注意。1910年5月份的《双周评论》第819页刊登了一篇文章《俄国为何同日本交战》，其作者显然是一位深知俄国内幕的人物，该文写道：
“1896年亚历山大·米哈依罗维奇大公曾呈递一份长篇备忘录，指出急需在太平洋水域创建一支强大的海军，其理由是，除非我们保持住对海洋的控制，否则我们便无法期望继续持久地保持西伯利亚铁路[一直]通达海洋。这一文献曾经指出，按拟定的计划，日本海军应于1906年完成准备；显然日本正在做好对俄国开战的准备，而我们则应于1903年之前便具备应付各种紧急情况的条件。这一陈述并未在海军最高领导层中引起共鸣响应。”
上述引语充分证明并使人深信海军军官熟悉当代政治文献，更确切地说，熟悉国际文献所具有的重要价值。在这篇主要是政治性而非军事性的文章中，这一附带评论表明，俄国政府对于必需创造一支海军并需及时将一支海军从国家的一处海岸调至另一处海岸完全熟视无睹，这支海军兵力理应予以如此扩充并加以如此调动。这不仅使人们了解到历史和俄国人的做法，而且还告诫全体军人如果他们要想成为得力的顾问，就必须熟悉国际关系并精通军事原理。
“要塞舰队”一词所表达的十分错误的观念，不单使舰队的集结在数量上具有防御的特点，而且在支援深受爱护的宝贵要塞的思想支配之下，还会导致将舰队配置于错误的位置之上。我发现我自己必须正视我过去所做的错误结论，假如我曾经参加过俄国的军事会议，我便不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因为，那样一来我便不会相信，但我确曾相信过，符拉迪沃斯托克在冬季期间会毫无希望地被冰冻封闭，从而使舰队的运动陷于瘫痪。情况并非如此；俄国的破冰船是能确保出口畅通。我既不了解这种情况，而又主张舰队必须用于进攻，我仍然如此主张，因而依我看来，选定旅顺口则是正确的；因为，舰队能从那里出来，而且附带着还可有助于防御而无损于进攻作用，真是获益匪浅。然而，实际上，符拉迪沃斯托克是可以使用的；而且对于一支专以进攻为职能的舰队来说，就其所居位置、拥有两处出口及其一般导航设施而言，它拥有独特的有利条件。
为何当时将舰队配置于旅顺口呢？因为，俄国当局预计日军将对旅顺口实施攻击，其意图不是将舰队用于进攻敌方的海军，而是将其用为要塞舰队进行防御；以防御活动来保卫要塞，等待攻击，而不是进行攻击。这就是说，要塞的职能主要是防御，而不是进攻。现今，我想指出，海岸要塞的目的，即其存在的理由，在于其本身的攻势作用；因为，其存在的主要目的是隐蔽和保持舰队使其能够进行攻势活动。而俄国人使用舰队的观念，即舰队只能为防御而活动的观念，必然导致舰队甚至无法完成防御领域中的活动，只要指出这一点，则上述论点便可暂不论及。旅顺分舰队实际上从未进行过甚至是局部的攻势活动。一位在场的观察家说道：“在部署他们的驱逐舰方面，当局似乎并未打算给它们以行动自由，或准许它们去寻求任何战机。”又说：“鱼雷艇从未派出过对日本军舰或运输船进行攻击。如果说它们也曾出去过，遭到攻击之后也曾应战过，但它们出去的目的不是进行攻击，而是掩护陆军侧翼。”上述两种行动表明，这恰是“要塞舰队”这一术语所确定的作用。日本人深为惊异，俄方从未怀有对日本海军基地进行侦察的意图，而日方的海军基地恰又是日本陆军的登岸场所；5月15日尽管从旅顺口可以看到日方两艘战列舰触雷沉没，而俄方却未做任何努力抓住这一成功时机，趁敌人士气沮丧，扩大战果；尽管俄国在旅顺口泊有二十一艘驱逐舰；其中十六艘已经升火并位于港外。就这样，直到最后一刻，该舰队仍然坚持其防御作用；只有当其遭到炮击已经受损之时方才驶出港外，但那不是为了交战，而是为了脱逃。
这是对这次作战过程的精细评述，迄今为止，凡是经我过目的任何记述文字都表明，该舰队对于要塞的防御，除将舰炮拆至陆上以外别无贡献，直到最后垂死挣扎之时，舰队方用炮火来支援要塞炮火；即使是最为极端的理论家也无法将这样的结局辩解为保持舰队的目的。这些炮火倒不如干脆装在岸上为好。如果目的只在于防御，则俄国的旅顺舰队完全可以始终部署于喀琅施塔得。这样部署确实还要好些；因为，这样一来，它便能伴随罗日杰斯特文斯基而形成数量上的集中。而且，整个俄国海军集结于喀琅施塔得在兵力上形成优势，这对于日本控制海洋定将是一种威胁；对于加强旅顺口的防御较之部分舰队存在于旅顺口本港也会更为有效。
在远东的俄国舰队，其主力集结于旅顺口，仅就其所宣称的情况来看，舰队存在于旅顺口只是为了服务于要塞，即舰队附属于要塞。如果集中于符拉迪沃斯托克，即向战场的一侧集中，从翼侧威胁敌人通往主要战场的交通线，这样便清楚表明，要塞附属于舰队；要塞在国家军事计划中的主要价值在于对舰队进行掩护，承担维修，一句话，就是维持一支能够出击作战并抱有明确目的的有效兵力集团。据我发现，在对马那场毁灭性的战斗之前，运气不佳的罗日杰斯特文斯基曾经声称：只要有二十艘军舰在他指挥之下抵达符拉迪沃斯托克，则日方的交通线必将遭到严重的威胁。这是明显的地地道道的“存在舰队”理论；因为其所表示的最终观点是，只要有一支强大的、甚至是居于劣势的兵力存在于战场附近，便能对敌人的行动产生严重的影响。这一极端学派甚至认为这样便可阻止敌人的远征；或者，敌人如若明智，则定会停止远征。多年以来，我就同这一观点展开了斗争，认为它是荒谬的；正如历史所表明的那样。这样一支居于劣势的“存在舰队”在普通情况下，敌人不会将其视为充分的威慑因素予以对待。过去未曾如此对待过，而日本人也未如此对待。俄国存在于旅顺口的“存在舰队”并未能阻止日方的运输；而日方已认识到来自这支舰队的危险并始终尽其所能采取措施予以抵销。他们的活动始终坚持不懈地以此为目的。最初以鱼雷攻击取得部分战果；随又试图以沉船封锁港口；实施远距离炮击；进行港外布雷；实施并坚持早就开始的围困——所有这一切都只是为了一个目的，即消灭存在于其内的舰队；然而，面对这一切，俄国舰队却并未俘获过日本陆军的运输船。
置存在舰队于不顾而继续运送部队，同时又想方设法将其摧毁或予以抵销，这样两种同时并行的活动可以作为例证来说明我称之为在两种相反思考之间所进行的协调。既要看到来自存在舰队的危险，又要看到延迟发动陆上战役的危险。存在舰队学派宣称，只要旅顺口舰队存在，便不宜进行运输。实际上该学派确实如此宣称过。当时和现在都深受这一学派影响的伦敦《泰晤士报》在日俄战争爆发之前六个星期，曾发表其陆、海军通讯员关于局势的简要述评，其中有如下一段论述：“由于旅顺口炮台后面存在一支敌对舰队，日本人可能不敢冒险将部队派往黄海。”四个星期之后，重又写道：“显而易见，除非俄国军舰被击沉、被俘获或被封闭于其港内造成有翼难飞之势，则远征兵力的海上交通便无安全可言。”存在舰队理论认为劣势兵力对于进攻可以产生威慑影响，这些论述恰好可以作为存在舰队理论所固有的夸大其作用的鲜明例证，而俄国海军的作战指挥则可作为要塞舰队理论所潜藏的使其毫无作为的鲜明例证。
假如安全系指和平时期的安全，则“存在舰队”论的这些论述还是可以接受的；但军事安全则完全不同；而且我们知道，就在第一次鱼雷攻击的同时，当其结果尚未判明之前，日本部队便已进入黄海到达仁川，而且其增援部队迅速增多，约达五、六万人。在满洲的冒险，在鸭绿江口以西的登陆，确曾推迟一段时间——两个月左右。推迟的原因以及确定开始时间的依据，我确实不得而知；但我们确切知道，上述行动的完成不仅面对着旅顺口港内存有四艘俄国战列舰，而且还面对着由于第一次鱼雷攻击时遭损的军舰业已修复其数目已经增至六艘这一事实。早在5月31日东京方面就已获悉受损军舰差不多已经做好出击准备，6月23日它们确曾出击过。
毫无疑问，可以坦率地说，虽然日本人曾经冒此风险，但他们也是迫不得已而为之。因此，必须指出，日本人已经完全注意到他们所冒的风险。他们从最初起便对其战列舰倍加注意，深知他们的陆军的交通线有赖于这些战列舰。战争初期在场的观察员便已注意到这一事实。这表明日本人已经认识到俄国的旅顺口舰队还有波罗的海舰队在所有各种条件下所具有的全部威胁，以及对他们的交通线的危害。然而，明知来自敌对的“存在舰队”的这些危险，他们还是甘愿冒此风险。
约在3月中旬，即开战后的六个星期，据报告，旅顺口军舰已于3月11日趁大风雪逃逸，日本当局对此半信半疑。据报，部队的全部运输因之中断约达十日之久。这可以使我们记起，在美西战争中，来自不同的而可信的两位目击者的极其类似的报告，曾使沙夫特的陆军部队直到报告得以证实才敢驶离基韦斯特。日本人所处的境遇同我们自己所处的境遇一样，都说明来自“存在舰队”的可能危险。两份报告之中，没有一份明显地断定危险不可能发生。一旦报告被证实，显而易见，交通线便会时刻处于危险之中；然而危险归危险，冒险却仍须冒险。正如拿破仑所说，不敢冒险便无法进行战争。受到监视的港内敌方舰队所具有的可能出港为害的条件，同其已经出港这一事实完全不同。可能性不应构成中断运输的充分理由；面对现实情况，必须采取特殊的预防措施，调整部署使之适应新的情况，就如我们自己和日本人在那种情况之下所做的那样。假如敌人拥有一支实力相等或居于优势的舰队，则情况便会完全不同；因为那样一来，他便完全握有行动自由，不需再躲躲藏藏便可开赴海上，在这种情况下，交通线便处于危险之中，不仅是处于不时的骚扰之下，而且是处于永久性的毁灭之中。对此毋需特别提醒便可不言自明；而“存在舰队”学派却坚决认为一支劣势舰队可以产生陷敌于瘫痪的作用。
就我研究海军历史的经验而言，对此主张实不敢苟同，这一主张确实违反陆战实践。在陆上，一位将领总是满足于用一支足以胜任的分遣队对威胁其交通的要塞进行单纯的监视，这是屡见不鲜的；而且我相信，日本人在他们行动方针上之所以完全正确，并非由于他们取得了最后成功；而是由于他们能够正视其所面临的真实条件。他们依照条件来协调行动；既不忽视存在舰队，也不放弃入侵，而是对该舰队实施监视以取得适当的——军事意义上的——安全，使该舰队不致做出任何致命的危害。交通无法做到毫无损失；也无此必要，但必须安全。若米尼说：“一支精良的游击队总是对交通制造麻烦，即使是其所处的位置最为有利；”居于劣势的存在舰队有赖于突然地偷偷摸摸地进行活动来取得成效，其作战活动不外是游击队的突然袭击而已。
日本人曾经有过这样一类极不愉快的经历。俄国的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军分舰队，你们一定记得它只有三艘装甲巡洋舰，在日本海的一次袭击中曾俘获两、三艘运输船，其中一艘载有攻城炮兵一行。这次损失据信曾经推迟了围攻旅顺口的时间；这样也就拖长了日本人的焦虑不安的日子，深怕在这期间波罗的海舰队可能到达，但它却并未到达。1799年拿破仑围攻阿克城也由于同样原因而拖延以致失败，恰好也是由于全部攻城辎重队为一艘英国巡洋舰所俘获；于是只好用野战炮进行攻城。然而，切不可因此便认为，直至敌方劣势的存在舰队被消灭为止，这些不顺利的意外事件中的任何一件都可成为中断运输的理由。假若如此，拿破仑则应在埃及一直等到确如其攻城辎重队已运抵阿克城下为止，日本人便须限制为攻陷旅顺口所需要的运输，因为那是碰上或可能碰上敌方的舰队的惟一途径。
我已经通过推论详尽地指出“要塞舰队”这一术语所概括的错误原理对俄国政府所产生的影响，该影响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舰队集结于远东的方式；(2)舰队集结点的选定，亦即舰队驻泊位置的选定，更确切地说其集结点并非一处。这两项行动可以作为部分证据，由于缺乏更多的明确证据，局外人只能据此来推断俄国政府的担任要职的负责人赖以指导其实际行动的动机和原理。这种从行动推断意图、从指挥推断原理的方法，是完全合乎道理的；特别是在握有强有力的确实证据证明这一普通原理现在或过去确实盛行于俄国的情况下，尽管对这一原理在思考特定情况中的影响如何，我们尚未获得同样的确实认识。
然而，在上述两个情况中，却都未能找到足以证实俄国当局总目的以及实现此目的的海军习惯思想的最为令人信服的物证。但其集结舰队的方法，集结军舰的数量以及集结的位置、站场，所有这一切都是这一错误军事原理的有力佐证。即使我们别无其他证据，仅仅据此便足以做出定论；而旅顺口舰队的使用方法则是值得考虑的第三个方面，据此便可对这一错误基础观念做出结论，而其余两个方面的结论不管如何有力，也只能是对这一结论的附加重复。
开战伊始，俄国海军暴露于鱼雷突然袭击之下，终于两艘战列舰直接遭损，长时间无法使用，我当然略而不谈了。因为尽管可将此指责为疏忽大意，但却证明与其意图无关。这场灾祸之后，由于俄国人立即查明受损军舰还是可修复重新归队，故而直至它们重新做好准备为止并不求战，这是合乎情理的，甚至是绝对必要的。而且有利的交战时间常常还取决于种种考虑；而对于我们当前的研究来说，没有必要去考虑恰在何时为好。早几周迟几周可能都很好；但我们必须看到，俄国却似乎没有任何明显的确定意图，可以从其中找到这样的时刻——那就是打仗的时间。结果，舰队驶离旅顺口，就其表面看来，仅是由于锚地显然很快便将难以守住。这就是说，只要可能，舰队便将紧紧地被束缚于要塞，而对要塞可成为支援舰队的隐蔽所却模糊不清，显而易见，俄国要塞舰队毫无采取攻势行动对近在港外的日本“存在舰队”实施攻击的思想，而战争的结局却取决于这支存在舰队的活动效能。
事情并不就此为止。事态发展日益明朗，当舰队已无法停留于旅顺口以待罗日杰斯特文斯基到达之时，停留便会带来灭亡，这场毁灭确实终于降临，其所做的决定却极为简单，显然有点糊里糊涂地便将舰队调往另一要塞。请注意，我并不责难开赴符拉迪沃斯托克这一明确做出的决定；因为，在接受战斗之前，理应同该港的由三艘精良装甲巡洋舰组成的强大分遣队会合，这是完全必要的。假如会合能够达成，则其司令官的职责便是避免战斗，直至其全部兵力完成会合为止；因此，抓住甚至是仅有的机会使主力无损地到达符拉迪沃斯托克，并于会合之后投入战斗，这是正确的。根据符拉迪沃斯托克诸舰曾奉命向朝鲜海峡运动这一事实，显而易见，其意图在于会合。鉴于当时已知由四艘装甲巡洋舰组成的日本分舰队已在朝鲜海峡，故而对于这一从属运动是否明智，众说纷纭，各持己见。我则认为，在这种情况之下，两支分舰队极少可能避免战斗，故而符拉迪沃斯托克诸舰则以仍留本港为好，这样一来，如果旅顺口分舰队突围成功，而符拉迪沃斯托克诸舰却又能免遭损害。两支分舰队都能避免战斗并于海上会合，如能实现，当然非常之好，而我却感到，这种罕见的机会过于渺茫，无甚可能，故实难证明这一企图是正确的。事实确实如此，我们事后得知，机会的确极少，两支分舰队都被迫各自应战，而且相距甚远。
因此，我认为将旅顺分舰队转移至符拉迪沃斯托克这一目的是完全正确的；但在实施这一企图之中却表明，并未按真实条件协调目的，这些真实条件可概括为一支具有某种优势的日本舰队确实存在并在眼前，这支舰队乃是战争中具有决定性作用的中心因素。假如要我寻找合适的例证来说明折中同我称之为协调之间的二者区别，则我必取俄国人的这一运动为例。旅顺分舰队司令面临着以下两种结果，两种条件，两者都具有吸引力，又都具有可能性，而两者却又相互对立，但两者又都能有助于达成战争目的；即有助于达到成功，最后的成功。(1)分舰队得以抵达符拉迪沃斯托克，于是指挥便得以集中，并可利用该港的设施使其处于可能的最佳迎战状态。(2)与此相反，分舰队可能遭到阻扰——恰如军舰所要求的速度遭到其所需要的武备的阻扰一样——而且应将这一阻扰列入任一行动计划之中，这一阻扰便是一支据信具有优势的敌方舰队，根据经验确知，必定就在近旁。一旦同其遭遇，便应予以重创，尽可能将其效能削弱至最低限度，以便为俄国的后备海军创造可能的最佳机会，这显然是应尽的职责。
突围计划应当清楚地包括两种可能性，即脱逃成功和遭遇战斗，应将二者清楚地加以区别，弄清其各自的不同要求，并针对这些可以预见得到的可能性，按每种可能性的要求分别为其制定出行动方式。假如事态为脱逃提供了巨大的可能性而不致遭受损伤，则交战自可避免。一旦战斗不可避免，例如一艘军舰受伤无法跟进，则应放弃整个脱逃想法，而将整个舰队结成一体扑向敌人，下定决心，即使战败，也应使胜利者无法再战。
纳尔逊尽管很少使用令人激动的词语，但他却同拿破仑一样留下了丰富的名言警句，他有两句名言恰好适用于俄国人的处境。第一句名言是他每逢期待同优势舰队遭遇时常说的：“假如我们得以靠近敌舰，当他们将我方舰队彻底击败之时，他们在今年之内便将无法为害了。”将其译成俄语便是：“当日本人击败旅顺口舰队之时，他们在六个月之内便将不具备伤害罗日杰斯特文斯基的条件。”纳尔逊的第二句名言更是为众人所熟知：“在无法弄清信号的情况下，使己舰同敌舰舷舷相靠的舰长是不会犯大错的。”你们可以看到，为俄国人提出的两条相反的行动方针具有一个动机，就是摧毁日本舰队。在逃与战之间没有既非此又非彼的折中；即半逃半战；即要每个所要达到的目的都做出让步。惟一的动机就是摧毁敌人；然而，由于强而有力的符拉迪沃斯托克分舰队的存在，因而可以予以协调。如果能在战斗之前实现联合，当然很好；如果不能，则战斗便应具有孤注一掷的特点，只当会合已经完成。既有部分打，又有部分逃，这决不是协调，而是赤裸裸的折中；因为得以幸免的部分已不适于同敌人进行抗争，从而也未能为罗日杰斯特文斯基扫清道路。
假如俄国舰队司令在其训令中对于这些考虑予以阐述清楚并对行动做出明确规定，便有可能使实际曾经发生的情况不致发生，即使出现旗舰丧失战斗力同时司令官又阵亡这种罕见而又严重的意外事件。假如第二指挥官和舰长们都已收到他们理应收到的明确训令，使他们明白不战便无法逃脱，战争结局——引用东乡在对马的口号——在此一战，我不相信他们便会缩回自己的要塞，像他们所做的那样。于是便无人会将俄国人视为懦夫；然而，也无人预先便会想像到海军的职能竟会遭到如此彻底的错误曲解。我自己就怀疑，假如俄国舰队司令活着，旗舰也未丧失战斗力，则其结果是否就会有本质的不同。一位头脑清晰、意志坚定的司令官，其精神不会随同其肉体的死亡而立即消失。假如俄国舰队，直至每艘军舰，都为贯彻这样的企图而遭到覆没，则满洲可能丧失；但这一损失会使俄国海军在士气上赢得无价之宝，而更为直接的效果则是日本舰队遭到损失使其至少暂时无能为力。
我将8月14日日本上村分舰队的四艘装甲巡洋舰同来自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三艘俄国装甲巡洋舰之间的战斗活动略而不谈。这三艘俄国军舰在以摧毁日本舰队为惟一目的的总战略运动之中的作用居于次要地位，应当随同旅顺主力的活动而予以协调。我已经表明，我倾向于将它们保留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在那里会合。会合乃是重要大事。要实现会合，旅顺舰队就不得不冒风险；但却没有充分理由迫使一支较小的兵力去冒类似危险。它同上村的兵力并不相等，而且很少可能越过上村而不被发现；更少可能同己方舰队会合。气象条件对双方应当同样有利；因而，尽管可能侥幸得以不同敌人相互遭遇，但却同样很有可能要同友军相互错过。因此，会合失败的可能性就等于同上村遭遇的可能性加上同友军错过的可能性。进而言之，假定日俄双方在旅顺口的兵力相等，即近似数量每方大约为六艘，则可简单计算如下：假如符拉迪沃斯托克分舰队单独同上村相遇，事实便是如此，其比数为4对3，于俄方不利；反之，假如得以于符拉迪沃斯托克实现会合，则两支兵力会合之后双方总兵力的比数则为10对9，这就接近于相等；两支兵力会合之后，双方主力数目愈大，其差距便愈小。就概略计算来看，我认为一切都表明符拉迪沃斯托克乃是实现联合的地点；这同古已有之的准则是相互一致的，即对于两支相互隔离的兵力集团来说，在敌人的作战线之内寻求集中点是不明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