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日俄战争的研讨(续)·第十四

作者：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美国

出自————《海军战略》

出自————《西方军事著作》

　　 当罗日杰斯特文斯基将其所指挥的俄国敢死舰队引向最后作战历程时，对于这位俄国舰队司令的指挥和活动，同样应当依据曾对旅顺口舰队行动所用的同一观点，即目的专一这一观点来对待。这一要求，即观念和目的的专一，乃是衡量其航程最后阶段的各种部署细节的准则；在自上海附近的嵊泗列岛至符拉迪沃斯托克这段航程之中，就其自身的选择而言，同敌人遭遇的可能即将到来。

　　 当罗日杰斯特文斯基所率各舰锚泊于扬子江口附近的嵊泗列岛之时(见本书第38页图3)，可以说该舰队便已进入交战的战略区域之内。诚然，在此之前，日本人也有可能发起军事行动；他们确曾采取过一定的预防措施，诸如派出观察中队甚至远达新加坡，并于台湾海峡的澎湖列岛周围布设水雷。然而，东乡却决定将其装甲舰集中于朝鲜海峡，而且在俄国舰队到达该点之前没有任何骚扰企图，而是恰当地将思考限定于罗日杰斯特文斯基锚泊嵊泗列岛以后的航程之内，嵊泗列岛恰在符拉迪沃斯托克蒸气航行易达范围之内。罗日杰斯特文斯基在这里，可以说，正位于战场的一侧，其所预定到达的港口则位于战场的另一侧。

　　 我想，随着时间的流逝，历史对于这位不幸的俄国舰队司令的所为，自会做出更为宽容的定论；既不减轻其在最后四天的无可置疑的指挥错误；又承认在此之前其所完成的艰巨任务，尤其是还要承认因其深受俄国思想意识熏陶而形成的智力偏见，由于从波罗的海启航开始他便处于长途航行紧急状态之中从而形成长期过度紧张劳累，致使这一偏见愈益强化。在此期间，他别无资源可以依赖，除其它的国家善意中立之外，而这种善意只能囿于国际义务范围之内。除这一令人忧虑的负担之外，他深知自己这支分舰队的条件并不能解决问题，而在东方除符拉迪沃斯托克尚有两艘残存装甲巡洋舰之外，则别无增援力量。

　　 对于这些因素须要进行综合回忆是公正的评定所要求的，假如我对其指挥的评价是正确的，则其后所犯的一系列严重错误便是情有可原的；即便犯有错误，但在衡量这些错误时，更为重要的是要记住他部队的传统及他所面临的困难处境。

　　 除上述推理思考之外，还须加上俄国海军的西蒙诺夫海军上校在其所著《惩罚》 [ 译者注：原文Rasplata。 ] 一书中所做的直率的可以确信的陈述。

　　 首先：由于运输舰船伴随舰队同行，故同敌人遭遇时它们便位于现场，这种情况必然在战术上造成困难，西蒙诺夫写道：

　　 “由于接到[在离开法属印度支那金兰湾之前]海军总司令部发来的令人焦虑的警告，以致引起并非不值得考虑的困难；我们不应成为设施简陋和武备不良的符拉迪沃斯托克港的负担，而且不要寄希望于依赖西伯利亚铁路进行补给。一方面，最基本的战术准则告诫我们，进入战斗应尽可能减少拖累，理所当然，任何能够妨碍我们自由运动的补给船队都不应伴随我们同行。另一方面，我们又不得不考虑这些深表关切的电文。

　　 “于是不得已而采取折中。司令官做出如下决定：战舰应尽其容量所能装载和储备各种必需品。三艘最大最好的辅助轮船应以最大的可能数量装载最为需要的物品。这三艘轮船和‘堪察加’号伴随舰队同行并在实现抵达符拉迪沃斯托克这一企图之中同舰队共命运。”

　　 其次：关于战舰装载煤炭的数量，西蒙诺夫叙述如下：

　　 “1905年5月23日。上午5时30分停机开始装煤。各舰接到通知，这可能是最后一次装煤。因此，我们必须尽力做到使煤舱直到5月26日上午仍能保有正常储量。”

　　 对于这段文字，他附有如下注释：“那些指责战斗期间各舰装煤过载的人，真是谎言连篇，厚颜无耻。”

　　 上述引文中的陈述，其用意无非是为罗日杰斯特文斯基携载最大可能数量的必需品驶往符拉迪沃斯托克这一决定开脱部分责任；煤炭便是其中的一项。然而，来自圣彼得堡的命令并未强制他携带运输舰船随舰队同行。政府规定目的，而达成这一目的方法则有待于司令官确定；事实正是如此，所动用的运输舰船的具体数量以及不论是在驶往符拉迪沃斯托克途中还是在同敌人遭遇之时这些运输舰船同其舰队的相对位置，确实都是由其依据自己的判断而确定的。

　　 关于战舰装载煤炭问题，按西蒙诺夫的陈述，它们并未超载，这同所有其余记述恰好相反，故我致函询问海军情报部。情报部在复函中从涅博加托夫司令于军事法庭受审时的辩护词中引述了两段话。这里没有必要予以全部引述。这两段话进一步证实了业已公布的资料。其中一段话是：“按我们的估计，在战斗开始之时，我们所拥有的煤量足供三千海里航程之需，而经对马海峡至符拉迪沃斯托克的距离尚不足九百海里。”看来确有理由相信西蒙诺夫的陈述并不完全确切。从那时以后他便已去世，但令人关注的就是他作为一个确切的见证人是否可信，而并不涉及其个人是否诚实。

　　 对于身居要职的罗日杰斯特文斯基的这种责备，无疑是同其所负职责相称的，因之在某种程度上使其人品黯然失色；而对于这次作战的某些批评与其说是针对俄国舰队司令的，倒不如说是针对俄国的。对于任何国防规划或任何作战计划中所存在的各个不同方面之间的内在密切联系，必须严加注意，这是切合实际的。当罗日杰斯特文斯基率领一支装甲舰队同其运输舰船历尽艰辛成功地绕航好望角之时——这比我们的战斗舰队绕航麦哲伦海峡还要早三年——西伯利亚铁路的发展却不相适应，而旅顺口海军分舰队的错误部署却又正在为其准备着于嵊泗列岛所面临的进退维谷的困境。对于负有指挥责任的军官，在任何地方，不论是指挥一艘军舰还是指挥一支最小的水兵分遣队，最为重要的是要记住，由于自己对总体态势注意不够或行动不力，往往会对较大的权益造成致命的危害。

　　 在美西战争期间，有一次美国海军部由于无法确定一艘迫切需要的巡洋舰位于何处而深感烦恼，而该舰舰长一味沉迷于完成孤立的单舰活动，而对于总体作战行动所要求的应付意外事件的预防措施却置之不顾。

　　 对于投降也应进行同样的考虑。除绝对无力抵抗之外，任何极端事件都不能成为投降的遁词，除非其他权益确实不致遭受损害；但这种情况从未有过。罗日杰斯特文斯基于8月10日在旅顺口港外由于旅顺口海军分舰队作战不力便已被击败，尽管并非最后战败，而真正的最后战败则是在九个月之后于对马海峡。

　　 现在，继续评论罗日杰斯特文斯基本身的行动：从战争开始直至他抵达嵊泗列岛，决定性的因素并未改变，尽管在运用这些因素中曾有某些变动。一切都取决于对海洋的控制，而对海洋的控制惟有摧毁敌方舰队方能赢得。而摧毁又惟有通过战斗才能达到；即通过大炮，即应在对求战一方最为有利的环境之中将舰队投入战斗。对于罗日杰斯特文斯基所指挥的俄国舰队来说，这种有利条件意味着如有可能首先便应进到一处海军船坞，以便每艘军舰的战术性能、其速度和机动能力连同赖以决定这些性能的主机、锅炉和洁净船体等所有这些要素，都能得到最大可能的恢复。而日本人却有时间完成这项工作；因为俄国旅顺口海军分舰队的应受罚的错误做法并未使日本人遭到足以丧失战斗力的损失。因此，毫无疑问，罗日杰斯特文斯基的首要目的便是不战而驶抵符拉迪沃斯托克，以便以后能够取得最为有利的战机进行战斗。此外，他还能同那里幸存的两艘装甲巡洋舰会合；对他那些匆匆组合的军舰来说，这无异是一支不可轻视的增援力量。

　　 因此，罗日杰斯特文斯基面临的问题，就其特征而言，恰同九个月之前即8月10日旅顺口海军分舰队面临的问题一样；而他在其面前却有前车之鉴，这是为其判定采取何种方针可资借鉴的又一因素。如有机会，能逃便逃；如须战斗，便应立即应战；但决不可三心二意，脚踏两只船，以致像旅顺口海军分舰队那样犹豫不决而产生折中思想。两种可能性——逃与战——都有可能出现，因此在计划中对两方面都应有所准备；然而，统一观念曾要求旅顺分舰队必须明确其目的，如果必须战斗，便应下定决心，孤注一掷使敌人遭受最大可能的损失，为罗日杰斯特文斯基所率领的即将到来的后援舰队扫清战场；因此，同样的统一观念也要求罗日杰斯特文斯基明确其目的，如果无法逃脱，如果在抵达符拉迪沃斯托克之前必须战斗，则其军舰在交战之时必须在战术上处于最佳条件之下，他理应保证做到，至少不应使敌人事先知道其部署。如今已无后援舰队；俄国的全部命运都操在他的手中。

　　 当战争形势已经到了非进行战斗便无法解决之时，便应在战术上对你最为有利的时间和条件之下强行战斗，以此作为战略目的。面对如此精确而清楚的真理，而且仅有一千海里的航程，司令官却令其军舰拼命装煤；据说甚至司令官的住舱都装有煤炭。不消说，这种做法必然不利于脱逃，这样一来，实际上速度和机动能力便要受到影响；也就是说战术效能便要下降。更有甚者，这使军舰在战斗之日又增加了不利因素；因为这样便使因设计错误而过低的装甲带更加深入水中，同时由于上甲板堆满易燃物品而增大了引起火灾的危险。一位法国著作家断言，这次战斗失败是由于日方中等口径火炮击中煤炭而引起火灾所致。在如此众多的原因之中，应否将结果只归于一种原因，我对此尚有怀疑；但其倾向的确如上所述。

　　 司令官的目的应当始终是以不浪费，即以最低限度的人力和物力消耗来取得成果；然而，如同处于两种相反思考的所有情况之中一样，不应企图采取平衡、折中的态度，妄想使两种思考——成果和经济都能令人满意。如其目的不值得消耗，便丝毫不应消耗。如果值得消耗，而且尚能以较小的消耗取得相等的成果，便应设法节省；假如必须达到目的，否则便可能遭到失败，或者甚至为了取得最为圆满的成功，便应不惜任何代价。罗日杰斯特文斯基为了对付同敌遭遇而进行的作战准备，依我看来，全部都是极其错误的，因而使我不得不做出结论，他对战略问题从未进行过清晰的思考，从而做出了一相情愿的决定。过量备煤一事足以证明他为了节省物资消耗却减少了获胜的机会，而获取胜利却是首要的最为根本的目的。他完全为补给问题和驶抵符拉迪沃斯托克一事迷住了心窍，以致不论是脱逃还是战斗都未能在他心目之中清楚地占据统治地位。更确切地说，逃与战二者争夺统治地位的斗争，使其基本上成为一个怀有双重心事的人，甚至当一切脱逃希望都已成泡影之时依然如此。

　　 依我看来，这种分歧的意见，不仅是由于受到要塞舰队论这一民族偏见的影响，这一理论不能不影响到每个普通军官，即或其本人甚至尚未持有这一论点，而且还由于受到被夸大作用的存在舰队论的影响。假如舰队的一部分得以逃至符拉迪沃斯托克，便会大有所获——拥有一支存在舰队。结果，决一死战的决心——只有如此才能获得决定性的结局——便同脱逃思想发生冲突并被这一思想所冲淡。假如确是如此，则又是节省物资的思想在作怪，在本例中便是节省数艘军舰，这一用意本身是值得称赞的，但这却妨碍和阻挡了承担巨大任务和取得巨大的胜利所需要的专一；其结果不外是一种舍本求末的折中。罗日杰斯特文斯基在战斗前数日公布的一份报告中说，他深信只要其舰队的一部分到达符拉迪沃斯托克，便会对日本的交通形成严重的控制，从而影响总的战局。可是显而易见，这支已被削弱的兵力并不能改变局势，虽然可能部分地影响其进程——促使敌人增强戒备；然而，除非整个舰队得以逃脱，于符拉迪沃斯托克本身获得增援，并于日后在较好的条件下进行战斗，否则俄国海军便无法对战局施加决定性影响。假如俄国舰队必须一战——迟早必须一战——便不会看重脱逃和储备未来所需的补给而忽略战斗的时机和结果。毫无疑问，当时可能获得成功的机会极为渺茫；然而，除非坚决抛开各种想法，只专注于摧毁敌方舰队，否则便毫无成功可言。

　　 上述评论是从行动推断意图的又一例证；综合罗日杰斯特文斯基指挥的各个不同方面便可看出，他的想像力完全被一支劣势的存在舰队的夸大的影响作用所左右，这一推断几乎是无法推翻的。除了过量装煤之外，他还随带一批运输舰，尽人皆知，这些运输舰在战斗中是制造战术困难的根源，当然，毫无疑问，假如能将这些运输舰带到符拉迪沃斯托克，它们便同样也会成为重新修整的源泉；而且毫无迹象可以表明他曾经有过在自己前方派出前进侦察舰和驱逐(他可以做到)曾经出现的日本侦察舰的任何企图；结果致使东乡掌握了他的几乎全部部署，而且直到看到敌人主力之前，他却对东乡的部署一无所知。

　　 现在我可以说，所有这些都是面临敌人时的失当措施，因之也是低劣的战术，而低劣的战术则来源于战略的错误；而战略上的错误则起因于缺乏统一的观念，即缺乏目的的专一，而这正是战略的精髓，它使一切其它因素和思考全都服从于并将它们协调于一个专一的目的。当我在撰写这几页内容时，偶然读到德国著名哲学历史学家兰克在其伟大巨著之一《十七世纪的英国》一书中的几行话。这些话说的是政略，而政略和战略则是孪生兄弟。请允许我将其引述于下：

　　 “为何威廉三世在爱尔兰比詹姆斯二世取得了较好的成就？因为他能在围绕他的众多的错综复杂的情况之中，总是将一个远大的理想摆在自己的面前。他在任何时候所发表的决策，都是基于他所持有的唯一的一个目的，而这一目的则是依据事物的常理而定出的。”

　　 现在运用这一观点来分析罗日杰斯特文斯基。按事物常理他应达成的目的便是摧毁日本舰队，日本人为了战争用其所能搜集到的每艘装甲舰组成了这支舰队。东乡在战斗之前所发出的信号体现了这一目的，为何其对手却未能同样理解这一目的。抵达符拉迪沃斯托克只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这一目的当然是极为重要的，因为假如能够实现，便会使俄国处于可能是最佳的条件之下进行作战。但这决不能取代战斗这一必要的目的。而且更不能延缓这一目的，这是必须立即予以考虑和进行准备的事情；因为，尽管有可能得以逃脱至符拉迪沃斯托克，但并无确实把握。在所有的条件之下，这甚至不一定能够实现。因此，当每项预想和愿望都旨在脱逃之时，假如有此可能，便应随之做出如下明确决定，一旦被迫必须进行战斗，就应胜任战斗不再想脱逃；而且舰队，应像一艘已经做好战斗轻装的军舰一样，从离开嵊泗列岛时起，便应除掉一切有碍舰队行动的累赘。一支舰队在进入战斗之时还用一只眼睛望着战斗以外的某些其他事情，则这支舰队便已处于半败状态。

　　 假如罗日杰斯特文斯基对于这些事实应有的重要性和应占的比率有所认识，确信战斗乃是他的一个目的，以及确信至少存在一非常现实的可能性即他不可能将战斗推延到抵达符拉迪沃斯托克以后。依我看来，他定会进行如下的推论：我必须备有足以抵达符拉迪沃斯托克所需的足够煤量，这一煤量可按航行距离和军舰消耗合理算出；距离和消耗二者都是已知数。除这一数量之外，还要加上适当的安全限度。为了遇有可能便能脱逃这一目的，必须按这一总量进行装载；或许还要增加在战斗中足以维持的数量，以补战斗中烟囱被击破之后的消耗，这是可能发生的意外事故。再则，每艘军舰都有适合其运动需要的最佳吃水。敌人很可能或在比较狭窄的海域，或在其海军船厂附近进行待机。由于朝鲜海峡有一处位置兼有二者之长，所以，一旦非如此不可，我可能必须在该处进行战斗。因此，舰队启航前所装载的煤量应尽可能算准，使其到达这一海峡时恰好消耗至能使军舰保持最佳战术吃水差。这样一来，驶低符拉迪沃斯托克所需的煤量便调整到符合战斗的要求。

　　 其次是关于运输舰问题。当前，在决定命运的最后一段航程中，运输舰对于结局毫无影响可言。应按作战目的对这些运输舰进行调整，将它们从心目中和现场中除掉。如果战败，丧失这些运输舰对俄国来说其后果将是微不足道的；如果获胜，则可将它们从指定会合点召回，而且那时可以极其顺利地将它们护送至目的地。一位奥地利军官曾经主张，假如整个兵力集团同时启航，于夜里分散，补给舰在护航之下取道日本以东，便有可能逃脱而不被发现；或者，设若被发现，这一报告可能使东乡困惑不解，而不会使其有所领悟。对于这一主张，我不加评论，这倒不失为补给舰排除在考虑之外的一种办法。

　　 当时，紧迫的战机理所当然地必将而且确实已将日本的全部作战兵力吸引在朝鲜海峡，这是罗日杰斯特文斯基必须予以考虑的一个因素。据西蒙诺夫记载，补给轮船“捷列克”号和“库班”号曾被派往日本东海岸，特意吸引对方的注意，但并无所遇，它们的出现日本人并不知道。

　　 我既不提出问题也不怀疑，假如俄国分舰队得以避开东乡，而且假如分开行驶的补给舰船遭到截击，这对战舰在符拉迪沃斯托克进行整修必将造成困难。我更不怀疑，在逃脱成功的情况下，甲板上装载的余煤对于未来的作战行动必将很有价值。那些令人分心的考虑，恰如威廉三世在爱尔兰的那些考虑一样，愈是真实，而且愈是重要，就愈是应当摆脱掉这种重要，亦即这种需要，使这些考虑服从于一件必要的事情，即尽最大可能为战斗之日做好准备。这也说明，在军事部署上采取折中，对某一事物处处让步，便会误入歧途；以致脚踏两只船，既要逃又要战。

　　 罗日杰斯特文斯基的方针是折中，是逃与战的混合；他一开始便在战略上犯了大错，他不是将注意力集中于事件进程所清楚表明的一项必要事物之上，于是便不可避免地造成一系列巨大错误，这些错误可以综合称为战术上的巨大错误。所有这些巨大错误都是精神状态所造成的结果；超载装煤，从而增大发生火灾的危险，造成装甲带下沉，引起速度和战术性能下降，忽视侦察，随带运输舰同行——其中每一项都是战术上的错误——凡此种种都是由于没有遵守这样的考虑，即在这次战争中在战略上惟一的主要考虑应当是在最为有利的条件之下进行一次海战。这是旅顺口分舰队错误的重演。当有可能迫不得已在非自己所愿的不利条件下交战之时，这种危急情况已清楚表明，条件已经发生变化；但有关原理却并未改变。在抵达符拉迪沃斯托克之后，原理当然会要求船厂在最短的可能时间内提供最充分的准备，使舰艇处于最适应于战斗的状态。而在嵊泗列岛，同样的适应却要求从有关符拉迪沃斯托克以及在那里进行补给的全部思想活动的影响之中解脱出来，因为这样的思想可能改变为可能发生的战斗所进行的准备。从罗日杰斯特文斯基的行动中可以推断出其考虑欠妥的思想的形成，看来极为可能是：由于他全神贯注于其所担心的对出航说来并非主要需要的补给问题，他欠当的思想就更加强烈和有增无已。其精神和信念已经扭曲，成了固定倾向，已经无法恢复。

　　 让我们在这里引述一位怀有敌意的评论家朗弗雷对伟大战略家拿破仑于埃斯灵惨败和瓦格拉姆大捷之间这段时间里的指挥所做的赞语作为结束：

　　 “舍末求本这一准则在拿破仑的军事思想中提供了如此众多的令人钦佩的实例，这一准则在每种艺术中都是正确的，而拿破仑却将其运用得更为活跃和更加得体。他最为担心的一些复杂情况”——让我插一句，这些就是威廉三世所遇到的困惑局面和罗日杰斯特文斯基所关心的补给问题——“对他来说，好像当时确实并未存在过。任何一项次要事件都休想将他引离为他自己原已确定的重大任务。”

　　 简而言之，你们可以看到，在指挥上必须目的集中，而在行动上则须数量集中。

　　 就总体而言，在这场日俄战争中，日本人的海军战略的特点是，判断准确，目的集中，指挥坚定，而其对手却令人吃惊地缺少这一切。我想只对比较显著的特征稍加评论，并以此试图着重指出日本人所处的错综复杂而又令人焦虑的环境，正是处于这种环境之中，他们却能牢牢坚持正确观念，不顾一切诱惑，毫不动摇。所以，尤须指出他们的困难，因为，在像他们所取得的这样一系列胜利之中，我们往往易于将一切归于几乎是超人所具有的非凡素质，以致在含糊不清的颂词之中却对有用而平凡的教诲视而不见。在过去五年来的许多评论之中，曾将其归功于日本军人远较其它国家军人杰出，甚至抹杀了原应属于他们的领导者的某些功绩。在这几次讲座中，我曾经近于开玩笑似地提起《圣经)中关于古时类似印象的一些话：“如今埃及人也是人，而不是神；他们的马也是动物，而不是精灵。”

　　 在最初的一些评论中，一位战争伊始便在现场的观察者所做的评论引起了我的注意，他说：“日本人由于必须保护其战列舰而担心到了极点。”这句话是在“初濑”号和“八岛”号触雷沉没前两个月的同一天所说。不难想像，日本人丧失这两艘军舰之后，定会深感忧虑，这一损失无法用同型军舰弥补，而购自意大利的两艘装甲巡洋舰只能起到部分替代作用。所幸当时日本已同英国结成同盟，致使日本领导者得以解除其对任何其他国家海军的顾虑而专心对付俄国。它不再担心任何欧洲国家会同其发生争执；而在美西战争中，展现在美国眼前的一些不祥事件可能酿成意外事件。

　　 日本在开战之初，便已认识到俄国海军的总体物质实力远远超过日本。而要实现其目的，就须渡海进行入侵实施大规模攻势运动，这就有赖于控制海洋，不仅为了夺取首战胜利而且在战争中始终都须控制海洋。在这一攻势目的中，日本人始终未曾像俄国人那样偏爱要塞舰队论，从而未受任何偏见的阻挠。我完全找不到这一观念的任何痕迹。反之，日本似乎充分掌握了海军的目的就是控制海洋这一原理，并依此原理进行活动；由此便可直接推论出其目标则是敌方海军，即其有组织的海上兵力。这从两个方面可以看出他们对这一原理的理解。首先，他们听任俄国将其军舰集结于远东，直到他们的整个海军一分为二为止。其次，他们在战役中的主要特点是对暴露在其面前的那一半敌方舰队实施攻击。我想指出，他们不仅对港外的敌舰实施成功的鱼雷攻击以挑起战端，而且还通过炮击、布雷、以沉船封闭水道等手段连续两个月不断地打击港内和港外的残存俄舰。所有这些努力都是遵循一个原理：摧毁或压制敌方舰队。

　　 当俄国要塞的重炮有所改进时，同一原理或同样需要迫使日本人对其装甲舰更加爱护。他们逐渐增大其炮击射程，并更加注意选择死角。在这一具体行动中，注意自身的安全胜于毁伤港内的敌舰；因为控制海洋必须依靠这些装甲舰，而其总的海军兵力却又处于劣势，故炮击可能所得的并不能等同于不幸被击中时的可能所失的。冒险已成为得不偿失；然而，保护己方军舰和攻击敌方军舰都是出自一个原理，即控制海洋。有关海军炮击的作用，我驻旅顺口海军武官曾报告说，物质损毁微不足道，但日本人持续不断的攻势行动在早期对俄国舰队的士气便已产生明显而渐进的恶化影响，特别是对于高级军官尤其为甚。这一报告的内容必定来自其他来源，因为这位武官于5月8日才到任。最后则是由于陆上炮击才迫使俄国人撤出其船厂的机器设备，从而促使其做出于8月10日将其舰队撤离的决定。

　　 当所有这些手段——炮击、布雷和封锁水道——全都证明无效之时，日本人还是以同样的目的观念，并观察兰克所说的“事物进程所产生的情况”来确定其下一步的行动。于是，便将主力舰队从旅顺口附近撤至远离鱼雷攻击的位置；撤至距离旅顺口六十海里的长山列岛。他们在那里精心设置了一系列的防护水栅，这水栅不仅掩护了通往该岛的水道，而且一直延伸至大陆，从而进一步保证了安全。借助这一手段既可防护运输舰船的锚地，又可掩护预定担负攻击要塞的陆军部队在半岛上的登陆地点。这一办法堪称为旅顺口前面的海军作战的防御基础；其目的在于促进对海洋的控制，就是说保护己方舰船和补给不受损害。长山列岛附近的这一人工防护水域已成为陆军和海军作战的前进基地，像在这种情况之下，如能实现便将陆、海军集中于一点进行作战，确实具有明显的优越性。在优越性方面，它堪同伊比利亚半岛战争期间威灵顿所控制的里斯本这一英国位置相比，当时该地既是陆军也是海军的军事基地。

　　 由于围攻战日益奏效使旅顺口这一位置难以防守，导致俄国舰队失去隐蔽所而不得不采取攻势出海作战，不仅如此；而且与此同时，由于日本人以长山列岛为基地经过精心部署已控制了周围水域使俄国舰队受到有力钳制，以致不经战斗便无法逃脱。这些当地部署与其说是战略的，毋宁说是战术的，故不在我的具体探讨范围之内。我之所以仍然将其提出，其部分原因是，就全局而论，建立一处次要基地并以其为依托展开作战，在原理上则是属于战略范畴，尽管其细节属于战术范畴；另一部分原因是，整个行动证明，俄国人从未掌握统一的根本的战略观念，或者即使掌握但却从未运用；这一观念即是，唯一要做的事情便是使敌方舰队的运动瘫痪或将其摧毁。

　　 一位日本军官，据我所知他是东乡的幕僚，将日本人对这次战役的部署概括为“栅栏”配置。第一道栅栏是围绕旅顺口入港处按同心圆布设的数列水雷，并由设在辽东半岛高地上的瞭望塔远远地对其进行日夜监视，当时辽东半岛已经渐次沦入日本陆军之手。紧靠这些水雷外层由鱼雷艇和驱逐舰组成第二道栅栏，并得到由二、三级巡洋舰组成的第三道栅栏的支援。第四道栅栏则是驻泊于长山列岛的主力舰队。这些接近中心的栅栏线相当于陆军的前哨，前卫，中卫，其共同任务就是防止攻击迅速发展成为突袭。其所布水雷毫无疑问在于使敌舰一旦触及便会沉没；但其主要战术价值却在于逼敌务必清扫水道，以此延缓敌人。当敌扫雷时，日本舰队接获侦察舰警报便可从容赶到，如1904年6月23日和8月10日两次紧急时刻便是如此。我建议将这些部署同1800-1801年英国封锁布勒斯特的那些部署予以对照，对战术进行比较研讨，定会收到双重教益，因为就海军时代而论，二者相隔甚远；就物质基础而言，帆船同蒸汽舰和鱼雷迥然不同。关于对布勒斯特的封锁，我在《海权对法国革命和帝国的影响》一书中已经做过分析。

　　 预计旅顺口舰队的运动目的在于抵达符拉迪沃斯托克，故采取这些部署予以抵制。冬季已过，该港的巨大障碍，冰冻已不复存在；日本人深知一旦敌方舰队抵达该港，对他们必将成为更大的祸患。当然，这是出自于战略考虑：防止敌人取得有利位置。因而，8月10日俄国舰队退回旅顺口这一结果，被日本人理所当然地视为战略上的成就。于是一位能够领会其长官意图的日本军官曾向报界撰稿写道：

　　 “假如俄国人于8月10日突围成功，其数艘战列舰和巡洋舰得以抵达未遭长期围困的符拉迪沃斯托克港，则日本海军和国家便会在第二作战阶段期间，即波罗的海舰队到来之后这一期间，在战略上处于极为困难的境地。”

　　 上村的装甲巡洋舰从符拉迪沃斯托克港外转移到朝鲜海峡——或对马海峡，其部分原因便是为了达成这一目的。他们在该处一方面可对旅顺口分舰队更加直接地实施截击，假如其部分兵力得以逃脱；另一方面还可对战列舰分舰队进行增援，假如开始于旅顺口港外的战斗发展成为追击战。简言之，上村可以随时配合，并成为我所引述的那位军官所说的第五道栅栏。日本的这两支装甲舰分舰队尽管相互分离，但它们相对于旅顺口和符拉迪沃斯托克两地而言，却都居于内线位置；因而它们居于便于相互支援的地位，以对付任何一股敌人，或对付二者的联合。实际情况正是如此，8月10日俄国人突围时，上村确曾由对马驶至黄海南部——约达二百海里。在该处他确能最有把握地挡住脱逃中的俄舰的去路；因为它们可能南下而不绕航朝鲜半岛。“俄国皇太子”号驶往德国占据的胶州湾避难，当然确实并未进入该分舰队所及范围之内；该分舰队得知大部俄舰再次退回旅顺口之后，便又返回对马的原来位置，结果在该处同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军舰相遇，并将装甲巡洋舰“留里克”号击毁。

　　 这里还可以指出，除内线位置这一有利条件之外，在当时和在此之前，符拉迪沃斯托克一带正处浓雾季节，在该港附近区域对港内分舰队的真正危险活动进行牵制，就位置而言殊不及对马海峡有利。这些军舰对日本人的主要危险就在于它们对于日本本土至长山列岛的交通线的危害。该线最为暴露之处就在对马所在的朝鲜海峡。符拉迪沃斯托克当地的浓雾，可使敌舰悄悄驶离而不被发现，从而引起极为严重的后果。我在前面已经提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军舰曾于7月间就在上村的严密监视之下匆匆闯出，使重要攻城辎重遭到损失，从而延长了对旅顺口的围攻。

　　 就刚才所讨论的问题而言，日本人所采取的方针虽然极为正确，但也不外是严格遵循众所公认的原理而已，除顽强地坚持正确原理之外，并无特殊功绩；然而，在错综复杂的危急时刻能够贯彻实行实属不易。举例说明，当战争伊始尚未取得战果之时，实施炮击以显示威力的愿望确实十分强烈。这不单是意在取悦公众——投其所好。而是由于渴望求战，有所作为，故不问其有何根据。由此可见必须掌握一定的原理，否则，只有当你所拥有的军舰遭到烧毁之时，才能认识到军舰对抗炮台确实难以胜任。日方曾想冒一大险，后来部分有所收敛；但他们却一直谨慎从事，不久便停止冒险，但这却是在“朝日”号这艘军舰侥幸得以逃脱，从而证实所承担任务的危险。在这一方面他们并未显示出特殊的独创性，只是遵循公认的法规。在这次战争中，他们对于海军战略的最大贡献，就是以实际行动证明了存在舰队理论的夸大性。他们确实以实际行动证明了这一点，在这一方面一系列引入注目的持续胜利便可证明一切。诚然，由于俄国人在运用舰队上是如此无能，从而使这一证明有所局限。

　　 存在舰队学派就其基本观念而言，实质上同绿水学派完全一致，认为海军兵力本身所具有的重要作用和功能同其他因素无关，依我看来，这是夸大。例如，它忽视要塞或过于低估要塞对于国防和海战的作用。这一思想路线就其现代形式而言，来源于已故英国海军将领科洛姆。尽管他无法对其追随者的每项极端言论负责，但我认为这样的说法是公正的，即他过高地估计了一支强而有力但处于劣势的海军兵力对于阻止敌方渡海作战所起的应有威慑作用。例如，他在其所著《海战》一书中谈到存在舰队这一术语的杜撰者托林顿 [ 译者注：托林顿(Torrington)子爵，名乔治·宾(Geoige Byng)，曾任英海军大臣(1727-1733年)。 ] 于1690年所采取的方针时写道：

　　 “一支存在舰队即使已经丧失作用(即已被击败)而处于劣势并被封闭在未设航标的沙洲的后面，但仍不失为一支监视力量，可使一支明显取得胜利的舰队无论是对海还是对岸都无力采取行动。这就是比奇角海战中值得主要予以注意的部分。” [ 注：见科洛姆：《海战》，1890年版，第122页。 ]

　　 他在1899年该书第三版中，又一次将上述论点作为自己的明确主张并增写了下面一段话：

　　 “在海战中，在进一步采取攻击敌方领土的行动之前，必须先将海上守方的军舰或分舰队清除干净。”

　　 他的某些追随者认为，只要手中握有一支强而有力即使处于劣势的舰队，在适当的距离范围之内，便能制止敌方想要进行的渡海作战，直至这支舰队被摧毁为止。这一结论可能得到而且确已得到一些历史实例的证明，在这些史例中确曾产生过这样的作用。然而，指出某一方针曾经屡屡被人们所遵循，但这并不表明这一方针就一定正确；恰如日本人在最近这次战争之中反传统做法而行之，虽然获得成功，但这并不能最后并在任何时候证明像他们那样行动都是对的。环境可以改变情况；但就总体而言，我认为存在舰队的教义与众不同，它认为任何环境都不能改变其主张的真理性。

　　 日本人所遵循的方针同存在舰队学派所坚持的主张，不同之处，就总体而言，就在于日本人是对各种可能性进行合理的深谋熟虑之后，尽管就在近旁存在一支强而有力的敌对舰队，仍采取决定性的步骤，必定导致取得成果的步骤；他们并未试想不经冒险便可取胜，而只是遵循拿破仑的名言，就是抓住对他们最为有利的战机。假如他们终于失败，这一具体错误或其它错误便可能会归咎于他们；但就主要部分而言，他们的正确性并不少于胜利业已证实的正确性。假如日本人坚持只有摧毁旅顺口舰队之后才能输送自己的部队，则旅顺口舰队时至今日还会依然是一支存在舰队。它只要停在港内便可达到这一目的。简而言之，依照存在舰队论倡导者的说法，这样一支舰队仅以其自身的存在，只要它本身坚持死守在港内，便可影响敌人使其不敢行动，陷于瘫痪，而无法获得成功的机会。我则认为可以毫不夸大地说，假如日本人接受这一理论，便会将登陆作战无限期地推延下去，而听命于敌人是否愿意进行海战。这一论证并不言过其实，在我曾经引证的一些评论中便可找到。可以公正地说，有些人赞成这一海军思想路线，但他们提出的结论却较有节制。例如，长期担任英帝国国防委员会秘书长的乔治·克拉克爵士曾经写道：“一支有效的舰队”假定是劣势舰队“对于海战尤其是对于渡海输送陆军部队来说，具有强大的威慑作用。”对于这一论述当然无可争议；而对于我们来说，值得关注的问题则是指明这一极端论点的危险性，对于全部因素不加仔细考虑即将军事术语公式化的人便会陷入极端的危险。

　　 自我读过科洛姆的《海战》以来，至今已经十五年有余。因此，我对它的记忆并不犹新；为了在此提供参考，我在笔记中找到了我当时写出的下面一段话：“依我看来，科洛姆的主张过于武断，他认为仅仅依靠一支海军兵力——不需优势的兵力——甚至是相等的或较小的兵力造成威胁，便可迫使敌方放弃联合远征。”在为证明这一理论所列举的历史实例中，有人确曾由于这样一支存在舰队而放弃冒险，而我则认为，在一些实例中，假如采取不同的行动，其结果显然定会获得成功。将这一主张对我所形成的总的印象归纳起来，我认为它忽视了拿破仑的名言，“不敢冒险便无法进行战争。”这一名言同上面所引述的他的另一名言互相关联，即战争按照准确的表达，就是在于取得最为有利的时机。

　　 这些准则不仅承认冒险是必要的，而且还承认失败较之成功有可能具有更可信的价值这一论点是正确的；因为失败有可能是产生于最为精确的计算和激烈的战斗行动之后，而成功则有可能是由于侥幸或仅仅是由于兵力相差过于悬殊而造成的结果。在采取冒险行动之时，必须考虑两个问题：为这一目的是否值得冒险？是否已经采取各种预防措施以保证成功？纳尔逊在提议进攻里窝那时，曾同拿破仑的准则不谋而合；实际上，纳尔逊的这一准则早已写成。他所提议的并非单纯的冒险，而是在对各种细节进行仔细研究之后，他才明确断言必需接受冒险。纳尔逊写道：

　　 “有些事情必须等待时机。我们的唯一考虑则是，为了我们国家的荣誉和利益是否值得冒险？假如值得，就让我们以上帝的名义去干吧！”在另一场合他又写道：“当我在不论何处发现法国护航队时，只要有可能对其实施攻击，我的分舰队必将冒险或是将其俘获或是将其摧毁，而我的分舰队的建立就是为了在适当的时机用于冒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