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岸设防同海军战略的关系·第十五

作者：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美国

出自————《海军战略》

出自————《西方军事著作》

　　 日俄战争对许多课题都深有教益，但我理解在现实问题方面莫过于最后到我们现在面前讨论的问题更有教益，即海岸设防同海军兵力的关系；在这一问题上，我们并不探讨细节，虽然细节也有其价值，而是论述产生正确或错误国家政策的概括性的普遍原理。绿水学派是存在舰队学派的第二代正统继承者。这两个学派一脉相承，相继提出例证说明其原理由于发展必能结出应有的果实。二者对陆上作战同海军舰队的关系都特别关注。在这一关系中，同在所有军事估计中一样，稳妥的解决办法便是充分认识每一方在我们称之为协同的共同行动中所担负的职能，并以此为依据在二者之间达成精确的协调；从而使二者的行动合为一体。海岸设防，海岸要塞，处于两类截然不同的战争行动，即海战和陆战这两个观念之间的思想分界线上；因为海岸要塞乃是恰好位于大自然在海军和陆军各自活动领域之间所画的天然分界线上的强有力的据点。因此，在这一争议场所产生争议并不足奇。

　　 当战争发生于两个被海洋隔离的国家之间，显然，入侵别国所占领地的国家必采取攻势，而进攻的工具则是遂行入侵时的武器，这就是陆军。海军则负责维护和确保陆军交通的安全。即使海军可能单独入侵，但却难以使其成为入侵兵力。即使它可能单独发动攻势，但却无法使其成为攻势武装。即使它本身的活动方式具有攻势性质，但却未必能使其在协同作战中构成攻势因素。在联合行动中它采取攻势。在遂行守势任务中，遇有摧毁敌舰的机会，它便不断采取攻势行动，这样并不改变它作战的基本性质。在它的炮火所及范围之处，它以攻势行动进行防御；但它确是在进行防御。这就是日本海军在最近这次战争中所担负的职能。

　　 再者，假如发生入侵，则被入侵国家的海岸要塞同战争的关系如何？海岸要塞应担负何种职能？初略看来，显然应采取守势；但对此问题的这一看法是否正确？这一明显看法是否确切可靠？恰好相反，海军的作战方式是攻势的，而其职能却是守势的，而海岸要塞的作战方式则是守势的，其职能却是攻势的。海岸要塞非但不能保卫国家，而且其本身并不能抗阻入侵，除非只有要塞，而无海岸线；但这种情况绝不可能存在。登陆总是能在要塞所及范围以外实施。旅顺口本身对于围攻部队远在六十英里以外登陆并未产生丝毫影响。在这段作战期间，旅顺口对其自身都无法保卫，更谈不上保卫国家了。

　　 要塞，无论是海岸要塞还是内陆要塞，都是只靠保持在其壁垒后面的攻势力量进行防御。海岸要塞主要是以其所隐蔽的舰队来保卫其所属于的国家。要塞的工事和守卫这些工事的部队则为舰队提供补给，保证修理并于危急之时为其提供隐蔽场所，以此来支持舰队的活动。情况确是如此，非常清楚，被入侵国家的海岸要塞实际上就是攻势工具，尽管该国本身单就被入侵这一事实而言是在进行守势作战。要塞的具体特性只是细节问题；其基本职能是采取攻势，因为它只能通过促成进攻以达成防御。这正是要塞同陆上边境的关系。其对国家的防卫职能不能延伸至其火炮射程范围以外；确实如此，通常不能达到如此之远。这是因为它能隐蔽守备部队，如这支部队足够强大，便可对该要塞所抗御的入侵陆军的交通线采取危害活动。守备部队如位于敌方交通线的翼侧，便可以威胁敌人的生存，并通过阻止敌人向前推进从而实现防卫。所以，发挥作用的正是要塞的攻势力量；而并非其守势力量。

　　 在陆战中，极为明显，要塞必须依靠自然或人工力量确保各方都能安全。设防便是依靠人工力量以补天然防护之不足，在暴露的海岸边境上，情况也同样如此，但并不如此明显。我们已经习惯于将海岸设防完全视为对抗舰队的守势措施，而我却一直主张要塞乃是攻势工具，这一正确观念大部已被忽视。其结果便可能像日军于旅顺口地区登陆那样，由一支陆军于一定距离之外登陆，从而剥夺我们的舰队对这一或那一重要海军基地的使用；我只怕夺取美国海军基地还更为容易些，因为我怀疑我们的任何一处海军基地在陆地一侧的防卫会像旅顺口那样强固。

　　 假如结局确实如此，依我看来，倒不失为一个足以说明一项错误原理具有潜移默化作用的有趣例证。有人开始认为：海岸要塞只是用于防御。继而认为：海军担负防御较之任何要塞可能都好。最后则得出结论：经费用于要塞实属浪费，而应用于舰队。简言之，这就是绿水学派的三段论法。前提设定之后，结论便随之而来；但其前提却是错误的。就战略而言，海岸要塞并非为了防御，而是为了进攻，其所隐蔽和供养的那支兵力乃是抗击入侵者的攻势武装；这便是海军。由此可见，海岸要塞必须在海陆两个方面同时发展，以防敌人以突然袭击(Coup de main)或持久围攻将其攻陷，就像旅顺口那样。综观上述全部情况，圣地亚哥可以说是由于突然袭击而被攻陷，而旅顺口则是由于围攻而被攻陷。在这两种情况之下，都是舰队被夺去了基地。这是其结局的基本特点；在这两种情况之下，舰队也随之同时被毁，尽管这极为令人满意，但这也只不过是附带发生的事件而已。假如舰队得以逃脱至另一处要塞，逃至哈瓦那或符拉迪沃斯托克，则其所逃离的港口的得和失，对于交战双方来说便都无关紧要，因为该地的攻势力量已经逃离，并将于别处投入使用。

　　 在海边一侧进行防御，抗击海军直接攻击，比较容易；因为在那一边无法设置围攻工事，只有军舰可以用为攻击手段，但以军舰攻击炮台，通常均认为不利。有人对此表示异议；然而，日本人可谓大胆，但也并未长时间将其军舰暴露于俄国炮台之下。在炮击期间，他们曾将射程增大以保安全；尽管如此，其一艘军舰“朝日”号险遭不测，侥幸得以逃脱。因此，是在海岸要塞的陆地一边最需要确保安全，因为这里的自然条件并不能尽合要塞的要求。

　　 这些原理都是一般原理，当然必须予以变动，加以协调，才能适应每种情况的要求。即使像英国过去所拥有的那样一支最为强大的海军，也还须有海岸要塞；因为一个拥有广阔领土国家的海军，过去从未做到，今后也无法做到单靠其自身便能处处阻止入侵。正如桑威奇致函罗德尼所说，海军并不能控制所有地方。过去，英国海军曾经确保了不列颠诸岛的安全；但在其它海域，它却需要拥有直布罗陀和其它类似的位置。各个不同位置的设防要求也各不相同，须视可能敌人使用何种手段方能抵达这一位置而定。甚至就以不列颠诸岛本身而论，不论今昔，即使陆地一侧不加设防，要想入侵成功，勿庸置疑，也必须以夺取和摧毁其船坞做为首要目的。我们大家全都熟悉直布罗陀的经历。它正是依靠天然的和人工的防御力量才得以屹立无恙，这是人所共知的；还可以1798年的马耳他和埃及为例。它们并非英国的属地；但却是英国的巨大权益所在。假如亚历山大港是英国的要塞并配有适当的守备部队，则拿破仑在埃及的作战行动所遭遇的抗击，定会较之后来对该港的封锁更为严厉，拿破仑则势必需要将其攻克，就像他后来曾经必须攻克阿克一样，阿克未能攻克；这一失败迫使拿破仑放弃了对叙利亚的冒险计划。马耳他假如适当设防，也定会较长时间阻住拿破仑。英国人曾用两年时间经过围攻和封锁才将其重新夺回，这一事实便是明证；而且纳尔逊迫切渴望完成这一任务，由此又可充分证明这一任务是何等必要。

　　 在决定对一处作为海军基地的海岸要塞加强力量时，除却由于距离和周围环境对敌人攻克该处要塞可能造成的困难之外，一项重要的考虑便是在一段具体海岸上可供使用港口的数量。现以我们的太平洋海岸为例。适于舰队驻泊的商港的数量，同大西洋海岸相比是有限的。因此，失去一处最好的港口便是一场较大的灾难。假定将我们的战斗舰队集中于这一或另一大洋，显而易见，假如集中于大西洋，而战争需要将舰队转移至太平洋，如在舰队到达之前失去一处海军场站，则形势较之在相反情况之下会更为严重；因为在太平洋可以替代的港口为数很少。

　　 虽则这种灾难在任一事件中对舰队来说都是极为严重的，但看来敌人却极少有可能在大西洋和墨西哥湾一举攻占所有的可用位置，致使美国舰队到达之时却无处可投，并无法补充作为战斗基础的必需补给。敌人本身也须集中。因此，其战斗舰队在长达两千英里的海岸线上只能在一个地方；而且还无法像东乡那样选定其位置，东乡确知其敌人只有符拉迪沃斯托克这一处港口可去，而将其舰队安置于马山浦。

　　 假如俄国人仍然拥有两处港口，旅顺口和符拉迪沃斯托克，则东乡所面临的问题便会更加困难；然而，即便如此，他也会大大得助于朝鲜半岛的突出部，它同佛罗里达半岛极其相似。就态势而言，基韦斯特相当于马山浦，二者惊人地相似；但两个海峡的宽窄却大不相同，故罗日杰斯特文斯基成功的可能性要小于驶往美国东海岸的美国舰队司令。驶往东海岸的舰队假如企图在这里规避对方，则会比较容易；而对方进行截击则比较困难。此外，马山浦实际上是日本的属地；与其类同的基韦斯特，我们希望——尽管这一希望可能过于乐观——将会得到充分设防以抵御军舰的攻击。万一我们的首要军港纽约落入敌人之手，对于驶往该处海岸的美国舰队来说，还有波士顿、诺福克、关塔那摩和基韦斯特可供使用。

　　 从上述条件中可以做出推论，在我们的大西洋和太平洋两岸迫切需要建立最为安全型的海军要塞；尤其是在太平洋海岸，因为它在构成海权的诸要素方面比较薄弱。在任何有关太平洋海岸防御的规划中，夏威夷群岛自然应当予以重点考虑。我认为我们的“存在舰队”——我指的并非习惯上所说的那样一支劣势舰队，而是一支除英国之外，至少同任何现代国家的舰队在固有效能和数量上相等的舰队——需要设防港口，以保证其作战；这些港口在陆上一侧应当充分设防，并配有守备部队，其数量、效能以及其所储资源，至少在舰队从一处海岸转移至另处海岸这段时间之内，能够顶住一次围攻。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舰队可以满怀信心地活动，因为它确有把握可以得到为进行有力攻势行动所需的各项支援；这一使人深信无疑的尽人皆知的事实，将成为国际上考虑媾和的一个因素，这一因素所具有的分量，较之一支舰队到达一段遭受威胁的海岸之时，却像罗日杰斯特文斯基所遭遇的那样发现其主要海军场站已落入敌人手中所具有的分量，具有双倍的价值。经验证明，在战场上不适于同正规军交锋的部队，往往可以固守设防的战线；杰克逊于新奥尔良，固守邦克山，便是美国人可以立即忆起的实例。我们无法期望将我们的普通居民组成一支很快便能适于在战场上同陆军强国的野战军交锋的陆军部队；但却可能为海军港口组成防御体系，使其成为旅顺口式的要塞，由民兵对其加以固守；假如居民心甘情愿，便可以保乡卫国为号召，对他们施以比较简短的训练，使他们能够对正规的守备部队进行有效的支援。

　　 总而言之，在日俄战争整个过程中，发人深省的莫过于旅顺口所起的作用。它之所以如此发人深省，正是因为它澄清了先是“存在舰队”学派继而是“绿水”学派这一特殊思潮所一直争执的令人疑虑的问题。我个人在这一问题上从未有过怀疑，因而，我并未获得特殊的教益。我的主张毫未改变，而是更加坚定。由于各种条件仍同战争伊始一样，故整个结局要看海岸要塞；要看这一方或另一方掌握要塞。假如俄国舰队最初便集中于符拉迪沃斯托克，这一问题在原理上不会有所改变，只是在运用方式上会有所不同。每处港口都有其有利的方面；但只要拥有有效的破冰船，则符拉迪沃斯托克便会更加有利。我认为从陆上包围符拉迪沃斯托克会更为困难，其作战规模定会更大，时间拖得必将更长，尽管我对此无法断言，因为它已超出我的研究领域。看来困难会更多。

　　 然而，从海上作战来看，这一问题极为清楚，假如俄国的整个远东装甲舰队当时集中于符拉迪沃斯托克，这是可能做到的，则其定会像在旅顺口那样被围困于该港；而且，假如该港能够坚守到罗日杰斯特文斯基到达(鉴于只是俄国最近才攫取到手的旅顺口尚且坚持如此之久，符拉迪沃斯托克就更有可能做到)，则罗日杰斯特文斯基到达之时，便有两处港口可供选择，而不是只有一处。只有马山浦这样的位置，才能使东乡有效地阻拦两支俄国分舰队。就这一设想的可能性而言，东乡完全可能不是默许罗日杰斯特文斯基进入旅顺口进行清理和修整舰艇再行作战；便是为了要阻拦罗日杰斯特文斯基进入旅顺口，就得放弃其对符拉迪沃斯托克的监视，这样一来，港内舰队便可驶出，两支俄国兵力集团便有可能会合成一体。假如会合得以实现，则俄国舰队不仅在数量上拥有巨大优势，而且由于联合得以成功及由此而造成的明显优势所产生的精神作用，必将增大取胜的机会。假如由于日本海军坚持监视这一或另一港口而使会合受挫，则日本海军至少必须不停地相继同两支敌军作战，而每支敌军在物质力量上均同其相等；即使不能全然相等，也是接近相等。对一支较弱的舰队来说，这种相继同两支敌军交战，较之两支敌军会合之后再同其交战，可以提供较好的获胜机会。然而，形势依然严重；而且日本人无法获得供其进行全面重新整修的宝贵时机，即无法获得从旅顺口陷落到罗日杰斯特文斯基到达这样长的间歇时间。

　　 如再进一步假设，假定俄国远东舰队位于符拉迪沃斯托克，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人便须同时攻克符拉迪沃斯托克和旅顺口，否则，波罗的海舰队到来之时便有两处港口可自由出入，而且俄国的东方海军分舰队依然存在，从而便会对日本人构成难以应付的局面。俄国人从最初开始便有可能构成这种使日本人进退维谷的局面，这就很可能形成对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最为激烈的争夺。俄国舰队位于符拉迪沃斯托克便可威胁到日本分散的各要害据点，而迫使日本趋向于分散其兵力。波罗的海分舰队不在现场，这就为日本人提供了一个时机，日本人便巧妙地抓住了这一时机。由于俄国人将旅顺口和其舰队这两个目标结合在一起，而这两个目标又紧紧靠近于日本人预期入侵朝鲜和满洲的起点，这就进一步有利于日本人。暂时居于劣势而采取守势的俄国人，不是诱使其敌人分散自己的兵力，而是以其自身的部署迫使敌人将其兵力集中于对其自身危害最大之点。这样一来，俄国人便将其自身限制于一个区域中，在这区域内日本人定能发挥全力，而完全不必顾及符拉迪沃斯托克，符拉迪沃斯托克已被俄国自身将其排除在外，故在战斗之中毫未发挥支援作用。俄国人之所以如此行动，可以完全肯定，是由于他们希望保住旅顺口，以及出自于错误的要塞舰队论；他们不是使要塞从属于舰队，而是使舰队从属于要塞。从目击者对旅顺口舰队行动的评论之中可以看出，除广泛布设固定水雷以外，旅顺口舰队从来没有过利用海上有利战机的部署；即利用可以毁伤日本舰船的战机。他们从未采取过使用舰队的部署，而是使舰队束缚于要塞。

　　 按照正常观念来看，略居劣势但在后来的8月10日已经证实并非居于决定性劣势的俄国舰队，假如位于符拉迪沃斯托克，便可威胁日本的交通线，从而迫使日本人像对待旅顺口那样对符拉迪沃斯托克进行围攻和封锁。根据日本人当时的真实行动来看，我们有理由相信，俄国舰队，不论是位于符拉迪沃斯托克还是位于旅顺口，不仅不会，依我看来，也不应将日本人吓住使其将部队的运输中断一天。当日本人已经下定决心进行战争之时，他们明若观火地看得清楚，在波罗的海舰队启航之前这段时间，为他们提供了夺取决定性胜利的机会；他们定能获胜，尽管较弱，但有良好的战机。日本人最初也曾预计旅顺口的陷落会比实际时间要早得多，并同时将其舰队俘获，这支舰队实际上对于日本人确实具有真正的决定性作用。获得这一胜利之后，日本人便可满怀胜利的期望继续战斗。当罗日杰斯特文斯基的舰队已被发现之时，尽管旅顺口的陷落和俄国海军半数的被歼都已成为既定事实，但从东乡对其舰队所发出的信号来看，便可进一步证实，他对这支舰队时刻记在心中。众所周知，当时日本政府对波罗的海舰队极为担心，甚至满怀焦虑，而且该舰队的到达时间长期延缓，从而使日本人得以重新整修其舰船，在这段时间之内一直如此。

　　 假如俄国舰队曾经位于符拉迪沃斯托克，则同样的战略推理也可用于日本。这就必然迫使日本人对该港进行围攻和封锁。假如由于我前面所提到的理由，日本人同时也对旅顺口进行围攻和封锁，则这两项作战行动就会从进军满洲的陆军部队中占去十五万人；除此之外，同时围攻两处港口必将使军费无限增加，而使日本逐渐耗尽财源，毫无疑问，这必将成为导致日本求和的主要因素。接近东乡的一个日本军官事后曾就8月10日的试图未成的脱逃写成材料予以公布：“假如旅顺口分舰队大部分得以抵达符拉迪沃斯托克，则日本人在其后的战争中必将困难重重，来自波罗的海分舰队的危险必将大大增加。”由此看来，毫无怀疑理由，假如旅顺口分舰队开始便位于符拉迪沃斯托克，亦必随之产生同样的结局。

　　 俄国对强大的旅顺口分舰队的滥用，更加富有启发性，并以其自身实例说明这一悲惨的结局产生于存在舰队论这一错误的原理，因为最初开始俄国人曾制定了总体战役计划并付诸实施；对于暂时较弱、最后则较强的俄国来说，这一计划是正确的。驻泊于牛庄的一艘美舰的情报官于开战伊始曾经报告，那里的俄国军官之间的谈论中谈到，他们不能守住旅顺口所在的辽东半岛，也不能守住南部满洲；他们应当保卫旅顺口，准备遭受围攻，而其野战军则在能够防御的位置上进行抵抗，实行边战边退，逐步退至辽阳和沈阳，直至哈尔滨。退至哈尔滨后，他们便可稳住阵脚，利用退却期间集聚在该地的部队和物资进行增援，当其继续坚守该地时，还可根据需要进一步予以加强。之后，当一切准备就绪之时，他们便以足以压倒一切反抗力量的兵力转入攻势。这样便轮到哈尔滨以其自身为实例来说明要塞的功用。

　　 这种谈论来自两个来源之一；也可能来自两个来源。或是由于高级人士泄密，或是作为正确方针，这确是一条正确方针，予以明文规定对军官进行教育。库罗帕特金所面临的形势与1797年查理大公于法军面前退却的形势完全相同；1797年正是查理大公于多瑙河流域获得大捷的翌年，前已予以充分引证。关于1797年的形势，拿破仑曾致函其政府写道：

　　 “假如敌人做出要等待我军的蠢事，则我定将予以痛击；但若他们继续退却，同其来自莱茵河的部分部队会合而形成压倒我军之势，那时我军退却便会困难重重，而且意大利陆军的失败便可能会给共和国带来失败。”

　　 库罗帕特金的计划基本上是正确的，而且当日本表明愿意谈判之时，其退却尚未超越沈阳。

　　 在俄国人的计划中，旅顺口具有重要作用。它诱使日本人自始至终从其先遣主力中分出一支数量超过十万人的部队。 [ 注：大英帝国总参谋长W·尼科尔森爵士在其为W·里奇蒙·史密斯所著《旅顺口的围攻与陷落》一书所写的序言中，估计日本用于夺取旅顺口的兵力总计不下十五万人(参见《美国历史评论》1911年4月号第521页)。日军在围攻战中的损失估计为五万九千人(参见《皇家炮兵》杂志1905年10月号第322页)。 ] 他们被迫采取此策，并非由于1895年俄、法、德三国对日本的错误干涉，迫其归还辽东而造成的民族积怨——尽管可以将此包含在内——而是由于必须在波罗的海舰队到来之前将港内的俄国海军分舰队击毁。正如我们所见，他们所赢得的喘息时间尽管充分，但并不太富裕；而且我们还知道，要塞司令官由于过早投降而被判处死刑。因此，俄国固守旅顺口并非由于国家荣誉或军事犹豫而采取的折中。而是根据俄国条件的特点从战争全局出发所进行的正确协调；它从属于主体计划，并有助于其获得成功。俄国的陆军主力由于派出守备部队而被削弱；但为了战胜守备部队，日本却不得不抽出数量相当于守备部队两倍乃至三倍的部队而削弱其兵力。

　　 这一卓越的部署还有助于延缓时间，这正是俄国人的首要目的。旅顺口在此所起的作用，在性质上与1800年马伦戈战役中热那亚港的效用完全相同，而在程度上也大体相近。对热那亚的围攻拖住了奥军将领梅拉斯，而拿破仑此时却越过了圣伯纳德，并将其部队集结于伦巴第而切断了奥军的交通线；恰如罗日杰斯特文斯基到达之时一样，假如旅顺口及其舰队仍然屹立无恙，则便能威胁日本人的交通。热那亚使拿破仑获得了所需的延缓时间；其守备部队虽已绝粮挨饿但仍未放弃抵抗。似乎没有充分理由可以怀疑，如果旅顺口顽强抵抗，也会取得同样结果；只是俄国将领斯托塞尔无法同法国将领马塞纳相比。在8月10日突围之前，我自己全凭公开发表的资料作为写作依据，当时曾有机会注意到日本海军极欲迅速攻克旅顺口的迫切心情，以及对该港和尚在远方的波罗的海舰队同时并存所造成的潜在危险的担心。日本海军省高呼“迅速攻克！”，而俄国海岸要塞则答以“延缓固守的时间！”。

　　 因此，在俄国计划中的两部兵力应当做到真正联合，在联合中兵力虽为两部，但行动却应一致，双方应当密切配合，各尽其职；但要塞司令官却不称职，而要塞的舰队不管如何对其进行鼓励依然无所作为。时间虽已得到延缓，机会已经提供；但如果得到的延缓时间不够充足，则毫无用处，如果提供的机会不予抓住，也就毫无价值。假如你最终必须出战，则延长不幸的时间便毫无意义。然而，尽管旅顺口的抵抗所得到的延缓时间并未使俄国取得最后的胜利，但在和平谈判中却对日本讨价还价的权力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这种权力必须以军队的进展程度和总的有利形势为基础。

　　 从日俄战争中还可引出一个结论，这一结论同以前的总体观念有所矛盾，这一观念我自己也曾有过，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还曾经传播过。这一观念便是海军依赖于海上贸易而存在，这是海军存在的起源和正当理由。在一定程度上，当然，这是正确的；而且，正是由于它在一定程度上正确，故其结论也就更加误人。由于部分正确，它便被当成绝对真理而接受。俄国的海上贸易很少，至少很少依靠本国货轮；其商船旗帜极为罕见；其所拥有的海岸具有极大缺陷；无论如何也不能称为海洋国家。但在最近这次战争中，俄国海军却成为主角；这次战争未能获胜，不是由于海军不够强大，而是由于对海军运用不当。或许还由于先天不足——素质太差；部队低能，将领也低能。其悲惨结局并不能否定这样一个真理，即尽管俄国很少海上航运，却依然绝对需要一支海军。

　　 这里，我对于确定贸易同海军的关系并未怀有特殊的兴趣。看来确有道理，凡是贸易航运存在的地方，逻辑上便必然促进称之为海军的这种保护方式的发展；但就具体实例而言，却又极其明显，在没有航运的地方可能也需要一支海军。今日的俄国和美国便是这方面的实例。不管各国海军的历史起源的实际情况如何，人们日益清楚，海军的职能具有独特的军事性质和国际性质。就以美国海军为例，其兴起纯属出于贸易考虑。但对外权益并非仅限于贸易权益。这些权益可能既是政治性的又是贸易性的；可能是由于贸易而成为政治性的，例如对中国的“门户开放”权利；可能是由于军事而成为政治性的，主要是涉及到国家防务，如巴拿马运河和夏威夷；可能是由于民族偏见和同情、种族同情，诸如存在于欧洲的此类情况，或由于门罗主义这样的传统而成为政治性的。门罗主义在开始之时，部分是商业权益的一种表现，旨在防止西班牙重新恢复其在殖民制度中的垄断；它部分地是军事性的，旨在抵制欧洲的侵略和危险的接近；部分地是政治性的，同情为争取自由而斗争的社会。

　　 以海上贸易权益和航运作为广阔基础，毫无疑问必将从物资和人员的储备和补充上有助于提高海军的效能。在代议制的政府中，没有广泛深入的民众权益为后盾，例如贸易航运为我们提供的后盾，军事权益便不免会遭受损害。

　　 在和平时期作战时准备，对于重商主义的代议制国家来说，是行不通的，因为民众通常对于军事需要或国际问题不会予以充分注意，不易感到必须做好准备的紧迫性。海军军官所能做到的便是使自己深切领会，贸易航运不外是国家的多种对外关系中的一种，并使这一领会成为自己思想的一部分。我们面临的对外问题有：门罗主义，巴拿马运河，夏威夷群岛，中国市场，我还可以加上太平洋海岸的暴露，及其人口稀少，资源尚未充分开发和对待亚洲人的某种狂暴态度。美国没有侵略意图，而只求维持其公开宣布的政策，其民众随时准备为此而战，尽管不愿进行准备，但仍需拥有一支既有数量又有效能的海军，即使不再有一艘商船悬挂美国旗帜。假如我们能够清楚地掌握和领会这些真理，而且深信不疑，我们便能影响那些左右立法的人们。对于一切事件都坚持这样做，绝不会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