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和美国海军·第六
作者：马汉·美国
出自————《西方军事著作》
决定着政策能否得到完美执行的一个最关键的因素是军事力量。我们有建立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的潜力，但目前还未拥有一支成熟的、组织得当的力量
美国海军在过去的十几年中应该根据更现代一些的设计从根本上被完全地改造。就这件事实而言，它不应招致议论或引发关于美国海军的未来方向或行动范围的问题。如果这个国家需要或应该需要一支海军，无疑在一八八三年就该让在那时候已经老掉牙的大破船—-大部分是光荣但老朽的内战幸存者—-退出各个序列，或享受优厚的退休待遇，或不可避免地被拆毁，并由那些能够执行它们再也无法胜任的任务的其他舰船取而代之。
所以，除了对于完全适合要由军舰去干的工作的工具的紧迫需要，在海军的重建后面不可能存在其他什么深奥的原因。如果不想让我国的舰队仅仅成为无甚用处的海军花架子，一个会让我们付出代价的草人，这件事情就必须去做。不过，在海军重建的同时，这个新军种的发展已吸引了一些关注，其程度比起今天新闻贩子和记者的贪婪的好奇心还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些关注中的一部分体现的是无遮无掩的厌烦和敌对，另外一些则带着友好和祝愿。这两种情形都显示了一种隐约可见的景象：在一支新型海军的出现和我们正走进的这个时代之间存在着一些共同的东西。如果有着这种耦合，它体现的就不仅是某种明确的意图，也有整个世界的经济和政治形势正在发生的变化。海权—-就这个词的广泛意义而言—-将和这种变化紧密相关。实际上，海权将成为那些不再主要是国内性质、更包纳着关系到各国与整个世界的关系的广泛利益的活动的主要特征之本身，而不仅仅是其原因或结果。正是在这一点上分化出了对立的认识。那些认为我国的政治利益局限于我们自己疆界之内、不愿承认形势可能促使我们在边境之外采取政治行动的人，带着厌恶和怀疑看待一个事物的成长—-其存在表明，国家有着国际责任和国际权利，而且必然会出现一些我们不比那些以前的或同时代的国家更能够逃避的复杂的国际局势。其他一些人则相反，他们注意到了时代的环境和特征，以及其他国家如此积极和广泛地从事的海外活动，觉得美国人可以介入那些争论之中—-不是那类在十九世纪中期引发了严重冲突的争论，而是本世纪初的那代人或许认为过于远离他们的关心，因而自然地完全处于他们的影响力之外的那类争论。
关于永恒真理的宗教信条或许可以被相当长久地宣讲。不过我们今天还是目睹了一些宗教主张面临的尴尬。它们源于对于人类生活中一些程式的传统上的恪守，这些程式反映了在遥远的过去归纳它们的人们对于真理的看法。政治信条，针对的主要是一个不断演进的世界中转瞬即逝的、多变的情势，它们不可能得到不变的信守，除非它们体现的不是一时一地的政策，而是永恒的正义法则。只要达至理想的正义状态的道路不是一直那么平坦或切实可行，权宜之计、一时之策和两害相全取其轻的选择就会随时地左右人们。和人之间一样，国家之间有时也的确会在一些问题上有着不可调和的分歧，的确出现这样一些争端：对于它们不能达成一致，必须诉诸于强力这个对国内社会的安全的意义更甚于其对于国家间关系的影响的决定性因素。才华全面的华盛顿在他的年代极其清楚地看到了这点，杰斐逊则不愿看到或不能看到。根本不应该有海军是杰斐逊政治思想中的一个主要论断，它产生于对作为一个政治影响因素的有组织的军事力量的过分恐惧。尽管他的身上也充满着对兼并领土的热情—-这支配着他的许多政治行为，但他为美国的地理扩张定下的限度是它应不致于使拥有一支海军成为必要。不过命运—-就象杰斐逊当政经历的其他方面那样有着讽刺意味—-又促使他承认，除非执行完全的孤立政策，否则就必须为了对付国际上的错综复杂而在海洋那头获取领土。这种复杂或许能被十分容易地避免，如果有一支强大的武装船队可用来加强美国主张的份量，促使对手对自己的失策和美国指出的它的不当之处予以承认。
今日的美国和十九世纪之初的美国在情势上的不同自然地表明了我们多么有必要避免不加思索地接受那些已化为信条的先例，多么有必要寻求一种英明的原则以验证那些为一代人所创立、但其在后一个时代中的运用却会将人引上一个十分不同的行动方向的政策。在十九世纪来临之时，美国并不是北美地区唯一的一个陆上强国，而是几个力量大致相同的强国中的一个。它和所有其他的强国都有着产生于利益冲突的分歧，而且和它们在地理上直接接触，后者是一个被普遍认为会增加发生政治摩擦的可能的因素，因为尽管两个国家也可能在与彼此都相距遥远的地区发生利益冲突，但当争端存在于本土附近，尤其是存在于一条人定的边界之上时，对抗的频率和严重程度会高得多。所以，当时美国政府的一个自然的也是正确的打算就是通过将所有有争议的土地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以消除麻烦产生的根源。于是，我们就选择了一条处于类似环境下的欧洲大陆国家也会遵从的行动方针。为了得到关系着我们利益的土地，我们和别人讨价还价，运用计谋，也发出威胁。尽管杰斐逊运用的是相当和平的方式，但很少有人会认为它们谨慎过了头或者过于拘泥于杰斐逊个人的政治信仰了。从较高的道义标准来看，美国获取路易斯安那—-美国从一个并无权利出卖这块土地的政府那购买了它，而置那个曾以这块土地不能被如此出卖为条件将其让出的另一大国的抗议于不顾。这个抗议过于微弱，以至无法对拿破仑和我们自己产生什么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就等同于在敲诈和使用暴力两者间选择一种较少引起抵触的方式以实现自己所希望、所中意的目标；我们通过曲解把西佛罗里达强行摆在谈判桌上讨论的做法也不使关于它的交易看起来多么光彩。不过，从政策上讲，无疑当时的我国政府是相当英明的；而且，当时上述地区人口的稀少也有利于这些地区被转让以及并入美国。由于我们大家都热爱自由，所以当时也不用过多担心忠诚对象的改变会对这些土地上的人民的政治倾向产生什么不良的影响。在关系到国家或世界的重大问题上，少数人的意愿、利益或一般的权利不应被优先考虑，这其中并不必然有着什么不正义之处，就如在投票时少数要服从多数一样。
虽然杰斐逊时代的政治家们深深地感受到了在大陆进行扩张的需要，但关系到更长远的利益的问题被当然地推后考虑了。在那个时候，具有眼前意义的事情迫切需要处理，考虑那些人们并无多少关注的问题只会分散注意和力量，而这对于如同对于从事战争一般的治理国家，乃是一大忌。不过，尽管当时的美国政府本可以令人高兴地避开上述麻烦，它还是发现—-如同任何时代的政治家们，一旦存在着外部利益，不论其特点如何，它们绝不能被忽视，也不可能不采取必要的保护措施。结果，虽然当时我国人民对于大陆之外的世界并无什么政治野心，但他们的商业活动使美国的利益和正处于交战之中的其他国家的关键利益发生了强烈碰撞。如果我们不能看到当时受争议的问题更多地是牵涉到了正处于与拿破仑生死搏斗之中的英国而不是我们自己的关键利益，我们将可悲地误读一八一二年的英美战争以及导致这场战争的事件所给予的教训。那时候，我国政府试图就争端和英国达成妥协，通过和平施压避免暴力的使用，而不是通过建立一支强大得足以在国际事务上发挥可观作用的海军来解决问题。这样，我们就被拉入了一场不可避免的战争。
构成当今美国以及某种程度上整个世界所处的政治形势的因素已和十九世纪之初根本不同。起作用的不仅仅是发展的快慢、国家的大小。我们又大又强、已经长大成人并且拥有了进军世界的能力，但并不能决定一切，其中的每一点所能改变的只是问题的程度，而不是性质。我们过去和今天的最大不同是：就与世界上的主要强国的联系远近而言，以前我们确实处于一种政治上的孤立状态，而今天这种状态实际上已不存在。当时，我国的地理位置以及国外政治家对于欧洲大陆上的空前重要的问题的严重关注促成了我们的孤立状态，而孤立政策对我们来说也切实可行。它符合我们一时的需要，当时我们尚属弱小，需赢得一定的时间来巩固自己的独立。那时候，除了有关密西西比河航行权的问题，和其他国家的摩擦只可能—-实际上也是—-产生于跨出边界去寻求贸易机会的活动。今天一些人用来反对我国在本国之外进行政治活动的理由，在以前用来反对我们的对外商业活动也同样合适。总之，让我们呆在家里吧，否则我们将会惹麻烦。说实话，原则上对于商业就象对于战争那样厌恶的杰斐逊实行禁运制度是有道理的，这不仅惩罚了外国人并且减少了美国卷入国际纠葛的危险，也使我们自己的船只免受伤害。即使这种作法使贸易受损，造成了草儿在纽约大街上生根发芽，它还是通过消除危险的对外活动而作了补偿。
今天，无疑没有多少人会心平气和地看待一项将美国和平地割离于它的主要商业航线的政策。不过，在一八零七年，许多美国人宁可委曲求全而不愿进行一番战斗，或者甚至建立一支也许会促成战争但更可能使战争得以避免的力量。可是，在今天无视这个事实，即我们不再象在杰斐逊时代一样处于一个不起眼的或孤立的地位，变化着的局势或许又给我们带来了一个类似于杰斐逊和他的支持者曾碰到的两难问题，难道是更为谨慎的作法么？不仅我们已经长大，而且世界的面目也发生了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变化。如今，海洋这个各国间交通的重要渠道已经能被迅捷、安全地跨越，各国间的距离从而也大大缩小。在从前或许是远离我们、引不起我们多少关注的事件今天就发生在了我们的门前，并给予我们以密切的影响。接近，如前所说，是政治摩擦之源，但接近又正是当今时代的特征。世界已变得更小了。从前尚处远方的地点今天已因其对于我们的靠近而对我们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不过，尽管距离已经缩短，对我们来说水上距离依然存在；不管这段距离如何之短，政治影响要想将其跨越，最终还要凭借海军。海军是美国不可缺少的工具，当紧急状况出现时，这个国家能够依靠它将其力量投射至自己的海岸线之外。
要想知道杰斐逊时代变动着的环境对杰斐逊关于海军的认识有着怎样的影响，需要考察一下那些不复存在、甚至当时就稍纵即逝的事实。一八一二年的战争表明了一支海军的价值，不过不是通过那些值得称赞但其实并无多大意义的某只舰船的胜利，而是通过因为一支与国家的需要和暴露程度相适应的海军的缺乏所造成的我国海岸及对外交通的瘫痪。当时，美国海军无疑以其在海上战斗中的卓越表现赢得了荣誉，但这荣誉仅仅归于它自己；政治家们只使自己丢了脸，他们让国家蒙受了海岸被袭扰、商业活动被炮击的羞辱。可是，另一方面，再也我不到比美国海军的胜利更鲜活的例子来说明约米尼所称的“仅仅为了取胜的战斗所带来的一无所有的光荣”了。若不考虑美国海军为自己赢得的荣誉最终使这个国家看到了这支小小的力量的高效并显示了海洋对我们可能具有的意义，再没有什么牺牲比那些抛洒在海军的快速帆船和单桅帆船上的鲜血相比更不值得了。美国海军当时的行动无法和那些前哨战斗、侦察战斗和对于保持一支军队的士气既属不可缺少又有着无穷意义的各种服务相提并论。它们仅仅是一些零散的行动，不存在什么相互间、单个行动与能够左右战争胜负的整体行动之间的联系。
一八一二年战争结束后不是很久，发生了一起在我国对外政策史上是划时代的、对于我国海军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的事件，这就是门罗主义的提出。不时地，从范围到目的，人们对于这个声明有着让人捉摸不透的曲解。一些说法以门罗主义的名义被提了出来，它们与国家间的关系是如此地矛盾以至于可以想象，如果要说明得更准确，它们的支持者会为它们起些其他的名字。不过，如同对于任何其他的政治信念，我们没必要给予门罗主义某种最终的确定性以反对将这个词用在那些和其本义绝不相符的论断上。但我们应意识到名称的误导作用，尤其是在那些这样的错误或许会诱使大众相信某一外国正蓄意破坏我国所坚持的防卫原则的问题上。我们对门罗主义基本精神的坚持不是通过正式承担某些无法摆脱的义务来表现，而是通过设立某些先例，显示出一种全体人民都始终奉行、我们不可能默默地放弃而又不冒使国家受辱的危险的普遍立场。我们或许需要接受一些看来是自然地由门罗主义中导出的推论，但我们根本不用通过遵循近来某些用门罗主义的名称予以修饰的论断来坚持门罗主义。这些论断也许体现了某项合理的政策，比门罗主义本身更适用当前局面，但它们和门罗主义不是一码事，虽然其间有些共同之处。剥离所有的后天发挥，就其本义而言，门罗主义所表达的是一个最终只有借助于海军才能实现的设想，因为它的基点就是：在美国疆界之外地区的命运之中寄托着对美国极为重要的政治利益。它的显著特点则是，海军，只有海军才能为它提供保障。
虽然门罗主义是由一个具体的政治事件所导出，但它不是和过去的历史毫无关系，而只是它的一个发展。我们可以从那个在独立战争之前就已萌现并于1778年由我们—-尽管当时我们迫切需要和法国结盟—-提出的法国不应企图从英国手中夺回加拿大的条件所体现的思想中找到它的前踪。不过，这种意识在1783年并没有被我们延伸至佛罗里达身上，这块地区很快被英国让给了西班牙；对于我们的盟国对一些英属西印度岛屿的征服，我们也清楚地给予了默认。从当时直至1815年，对于西印度群岛和加勒比海地区的一些土地从一个交战国转到另一个交战国手中，我们未表示任何异议。即使有关地区本来就没有多少重要性，这种漠不关心在今天几乎不会出现，因为所涉及的是一个原则性的、有着重大意义的问题。
对于国家利益的进一步认识和阐述会在多大程度上发展门罗主义，这又会对我国政治影响的必要范围究竟应如何定义诸问题显然是一位海军军官的职业领域之外的事。不过，将门罗主义的提出看成一个事实、认识到它体现的是一项重大的国家利益而不仅仅是美国大众对于南美革命者的同情也就够了。如果门罗主义仅仅是后一种意义上的，它无疑将被证明是没有什么实际意义、转瞬即会被人忘却的东西。完全基于同情之上的声明从来都是如此。一代又一代，我们为土耳其统治下的希腊人、保加利亚人和亚美尼亚人的苦难所触动；但是，由于我们自己并未受到什么伤害，我们的情感从未转化为行动从而也就只存在于霎那间。我们并不比其他国家能少受华盛顿所阐述的这个深刻真理—-一七七八年以及此后的法美同盟令人颇有苦涩之感的功用将它烙入华盛顿的意识之中—-所支配：期望政府依照非利益动机行事是荒谬的。门罗主义之所以一直保有其活力，一直自如地表达着我国人民对于大海那头土地上的各种事件的本能关注，是因为它表述了一项关于自身利益的不变原则。这项原则在其初生之时针对的是为人们所担心的欧洲对美洲的可能干涉。当时这种可能不仅取决于欧洲方面系于有关地区的实际利益，也取决于几个欧洲大国之间的纯粹是政治性的安排，而这种安排本身是当时垂死的殖民主义观念的体现。因此，当门罗主义被首次运用之时，它表明了美国人承认确实存在着欧洲卷入的危险，虽然和今天的局势相比，当时的局势中并不包含多少对欧洲的切实利益的刺激因素。从此以后，门罗主义又得到了多次不尽相同的运用，而这些运用所基于的事实背景的重要性也日益上升，并在今天达到了顶峰。美国已成为一个太平洋强国，而且在不久的将来可能依赖地峡运河来进行它的两大海岸之间的交流。这样，根据变化着的形势，门罗主义被作了修整。从这种灵活性而不是最初的门罗主义声明的字面上，可以看到这个充满生命力的原则的本质特征：承认不处于美国政治控制之下的海外地区不仅关系到单个美国公民的利益，也关系到美国作为一个国家所具有的利益；所以，在某些可以想象的情况下，我们也许会被迫对这些地区采取行动。
认识到这点十分重要，因为这有助于消除一种常常为人提及却又多少有误导作用的说法所造成的错误认识。这种说法就是：美国只需要一支用于防御的海军。经常附加于其上的还有这么一句解释：防御指对我们本国海岸的防御。如今，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所有人需要的都只是一支用于防御的海军。我希望美国永不寻求战争，除非是为了保卫它的权利、它的责任或它的必要利益。在这种意义上，我们的政策可以一直是防御性的，虽然有时我们必须采取一些行动，其合理性不只是为了“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准则，而是为了我们无可争议的权利。不过，如果我们在海外有着可能必须由海军去保护的利益，那么自然的结论就是：我们的海军在战时除了保卫海岸，还有更多的事要做。另外，作为一个公认的军事原则，如果我们希望取得战争的胜利，就必须在战争中采取主动，无论这在道义上如何站得住脚。
对国家安全而言，重要的是意志以及将意志化为现实的能力。如果一个国家既有着得到清晰表述的国家目标，又有着足以实现目标的手段，它就可以对战争作到有备无患。不过，这不意味着国内不存在什么争论，对于其他国家的权利和关注之处就缺乏真诚、合理的考虑。最危险的一种情形就是公众平时默不作声，一旦心血来潮就冒然行动，却又没有有组织的力量作支撑。国家，尤其是自由国家，对于这种紧急局面往往最缺乏应有的准备，可是，即使由于无法避免的政府的更迭频繁，民主国家在目光的清晰性和行动的一致性上有所缺陷，但作为补偿，它们被赋予了一种本能，能够不自觉地、下意识地领悟到真理并在行动的日子到来之前做好部分的准备。说美国的大众并未有意识地认识到美国在海外有着关键的政治利益或许不错，但说他们没有在自己与海军的重建两者之间建立联系可能更正确。不过，美国的海外利益照样存在，美国的海军仍在发展。后者将最有力地保证对前者的维护不会导致对和平的破坏。
所以，从我的观点来看，美国海军近来的发展既不表明我们已有了正式的政治目的，更不表明我们感到了某种威胁的存在。只为少数人拥有的先见之明和坚定打算并不能推动整个国家前进，这是一个法则。国家不会站在子弹的射程之内发出挑战；如果它们都处于这个射程之内，战争就不会多到哪去，当前欧洲为时已久的武装下的新和平证明了这点。决定着国家行动方向的大众情绪总是逐渐地、不为人知地受到那些琐碎事件的影响。这类事件的不断发生会慢慢地改变公众舆论并促使国家采取行动，直至被冠之以国家政策之名的一种普遍信念最终形成。也就是说，各种具体的事件相互作用，从而导致了一种沿着某个具体的政治方向的强大的政治潮流的生成。探求这些事件的根源并无多大用处。一些人从因果关系链中只能找到大量的偶然事实；对它们可以进行一番有趣的哲学研究，但也仅此而已。另外一些相信国家不会自觉地给自己规定其在世界上的使命的人，则会在大量事实之中发现存在着神灵的安排，而且它不会允许个人或国家逃避其对这个世界应承担的责任。不过，不管如何解释，历史给予我们的普遍经验是，随着事态的逐渐发展，紧急的局面、对行动的呼唤经常会突如其来，而国家也会因此处于争论之中。可以高兴地承认，对于国家间的紧张，文明国家越来越倾向于通过正常的外交讨论和相互让步来进行处理。但近期的历史给予我们的另一个同样勿庸置疑的认识是，这种倾向并不总能保证和平解决的达成。大众的情绪一旦被相当地鼓动起来，会置任何冷静的思考于不顾，对理性的声音充耳不闻。另外，如在个人生活中一样，对于力量对比的考虑也无疑会相当地影响对于国际争端的外交解决。“能够怎样”和“愿意怎样”总是在很大程度上支配着我们日常的决定。
如同每个男人和女人，今天每个国家都不是生存于政治上的与世隔绝之中。这种状态就类似于那种很长时间内典型地体现在中国和日本身上的孤立。在当今世界上，不管愿意与否，所有国家不论大小都是一个共同体的成员；而我们在种族上所属的欧洲大家庭有越来越多的成员相互间正在全世界范围内发生影响，并随之造成了程度不同的摩擦。在海权作用着地球表面的情形下，蒸汽动力的使用使交通更为便捷，从而增加了各国间的接触点，海军的重要性随之更加突出，这是事实。对该事实的敏锐判断日益明显地表现在了欧洲国家的报章中，更显示在了外国政府对于海军的日益强调上。另一方面，欧洲大陆上各支陆军力量的加强以及领土状况在很大程度上的确定，使每个国家更加担心一种竞赛会被引发，于是欧洲处于了一种政治上的平静之中。当前，欧洲大国的对外活动场所是欧洲外的世界其他地区；差不多用不着怀疑，它们之间的斗争会越来越近地影响到我们。与此同时，随着我国影响在太平洋地区的扩展，这片海洋越来越成为政治变化、商业活动和各种竞争的集中之地，而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所有大国都卷入了其中。由于这些缘故，中美洲和加勒比海虽然眼下还不具备根本的重要意义，但作为地峡修成之后大西洋和太平洋之间的水道所在，作为拱卫着通往运河的道路的地区，它会十分地引人注目。立于坚实的政治和军事基础上的日本作为一个强大的、雄心勃勃的国家而崭露头角也着实令整个世界吃惊。
所有这些情况都和我们相关。在当前形势下，认为我们能无限期地置身于那些令人头疼的问题之外的看法几乎站不住脚。国际形势的不稳定在任何时候都可能导致战争。而某两个外国之间的战争将大大增加美国和交战国发生碰撞的可能，随之我国的政治家们就更要为避免卷入和保持中立大伤脑筋了。
虽然欧洲各国政府都声言要保持和平，而且对它们中的大多数来说和平确实为其所愿，但它们并未表露任何对于在远方进行政治经营和谋取殖民地的厌恶。相反，它们对于扩大活动空间和增强影响的执着是今天最不难以看到的事实之一。在其中的一个国家，这种活动主要是政治性的，由其政府所推动。它受长期的传统和对于管制的热衷所驱使，寻求扩充它的活动空间以便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内进行管理和支配，至于经济上的得失它则似乎并不关心。在另一个国家，动力来自于个体公民无处不在、永不衰竭的热情。他们主要为获利欲望所驱使，只遵循商业上的目标，其政府也给予他们的活动成果以承认和保护。另外还有一种海外活动，其动机主要是私人性质和商业性质的，其中的个人寻求的只是财富而没有多少或根本没有政治上的抱负，国家的干预主要是为了在一些地区保持对于其臣民的控制。如果没有这种干预，后者也许会与他们的国家相疏离。但是，不管海外活动的形式如何多种多样，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体现了有关国家人民的禀赋和创造力。这也证明了这些活动背后的动力都不是人为的而是发自天然的，所以将会一直得以延续直至某种变化来临。
虽然不可能预见上述过程将造成怎样的结局，但我们完全能够看到，国家间的摩擦不时地达到了非常激烈的程度，有时事发之地如此危险以至于可能脱离政府的控制而为大众的情绪所支配。如果有人将此视为一个教训，要求我国不要卷入类似的冒险之中，那么，另一方面，我们也得到了这种警示：不仅主动的冒犯在某个预见不到的时刻会导致一场将波及世界上许多地区的对抗，而且在海外还存在着一种可能对我们避免在任何角落采取行动和干涉的意愿提出挑战的氛围—-除非我们做好了充分准备，有着足够的力量来抗衡它或者采取主动。越来越多的文明人口正寻求占据新的地盘，扩张生存的空间。如同所有的自然力量，这股潮流无遮无挡。当它涌入了那些有着很好的自然禀赋但当地居民的无能和无知却使其丝毫得不到利用的地区时，当地的制度也就分崩离析了。埃及近些年来的为人熟知的情形绝对是个典型的例证。在埃及，原有的制度根本不可能得以延续，这不是由于那些曾长期生活于这些制度之中的埃及人方面的原因，而是因为它们牵涉到了几个欧洲国家在埃及的利益。英国目前在政治上和行政上都控制着埃及，探讨英国在埃及的拓展和存在有无可指责之处，是否经得起纯粹的道德家的评判并无意义，就如同讨论一次地震的道义性一样。多方权衡得失，英国的作法大体上还是正当的，它有利于整个世界，尤其有利于埃及人民，不管他们自己对此会怎么看。
埃及的例子给我们的主要启示是文明国家不可避免地要接管有关地区的本地居民的权利。在大多数情况下，文明的、高度组织化的国家都侵蚀了它们所控制的土地上的原有居民的权利，我们自己和美洲印第安人的交往就提供了另一个例证。一种权利要想不可分割，它就必须得到应有的尊重，可不幸的是情况并不总是如此。如果一个集团对其所居住的土地的使用状况给整个世界，尤其是给它的邻居，有时甚至给它自己的成员造成了损害，那么它对于有关土地的使用权就不是不可剥夺的。作为例证，看一看吉达的阿拉伯人对于为防止一种致命疾病扩散到始发区之外而采取的整治环境措施的愤怒抵制吧，再想一想土耳其统治下的亚美尼亚人的可怕生活状况吧。这些情况之所以存在，或是因为其他国家普遍地漠不关心—-土耳其的例子就体现了这点；或是因为错误的作法有充分的力量为倚靠—-就这种情形而言，只有在这种作法导致了毁灭或遭到更强大的力量的打击时，权利才会被剥夺。由于世界上如此多的地区依然处于未开化的种族或国家的控制之下，而后者不健全的政治或经济发展又不能使其认识到所拥有的土地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被广泛利用；另一方面，在文明国家内，无论政府还是大众都空余热情，缺乏足够的机会和生计，于是，就出现了一种后者向海外积极扩张的景象。
当前美国没有参与这种扩张之中是一件不争的事实。无论美国政府还是其人民都未在很大程度上为这种趋势所感染。不过，形势促使美国必须保证美洲的弱小国家拥有不受大陆之外的国家干涉，沿着自己的道路、依据自己的能力自由地进行政治发展的权利。美国人民应普遍地认识到，这是美国应主动承担的责任。这种责任的来源，不是政治上的乐善好施精神，而是与外来干涉相关的我国的切身利益。列强之所以未对我们的要求给予多少刁难，既是由于美洲地区出现的一些问题对它们并不是至关重要，也是由于我国有着巨大的潜在力量。这种力量极大地加强了我国在洪都拉斯的海湾群岛问题或莫斯基托海岸问题等这些并不具备巨大的现实意义的问题上的立场。的确，英国在这些问题上向我们让了步，虽然是不情不愿、磨磨蹭蹭。不过，同样没错的是，它当时完全有能力摧毁我们的海军，予我国以重创。之所以英国未这样做，是因为有关的问题从长远看并不重要，而且它也从政治上的讨价还价中比我们得到了更多的好处。话说回来，尽管我国的立场很大程度上已得到了默认，但将来的情形是否会一直如此还需拭目以待。倘若我们要保护其政治自由的那些国家在政局的稳定方面并未取得明显的进展，而我们的海军力量还和当初一样脆弱的话，这就更难断定了。可以保险地讲，如果一个不属于美洲的国家在西半球试图进行英国在埃及所进行的那种活动，我们如有能力予以阻止，就绝不会听之任之，但此外也可以想象，假如我们用以支持自己主张的物质力量强大无可疑问，我们主张的道义力度也许会多少被削弱。
我国的整个历史以及我国人民的性情表明，我们会寻求和平解决每一个争端。但是，这样做将使我们介入新的政治关系之中并可能引发和其他国家的严重争执。决定着政策能否得到最完美执行的一个最关键的因素是军事力量。我们有建立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的潜力，但目前还未拥有一支成熟的、组织得当的力量。华盛顿的避免卷入同盟关系的警告常为我们引用。可是他的要做好战争准备的教诲极容易为人们所忘记。世界的一个时代接一个时代的变迁是一部宏大的政治戏剧，而战争就是其中一幅暴力性的场景。以战争为其表现天地的海军则是国际事务中有着最大意义的政治因素，它更多地是起着威慑作用而不是引发事端。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根据时代和国家所处的环境，美国应给予其海军应有的关注，大力地发展它以使之足以应付未来政治中的种种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