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权组成要素的探讨·第一

作者：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美国

出自————《海权对历史的影响 1660-1783》

出自————《西方军事著作》

　　 从政治和社会的观点来看，海洋使其本身成为最重要和最惹人注目的是其可以充分利用的海上航线，或者更确切些说，海洋是人们借以通向四面八方的广阔的公有地，但是在这片公有地内，过去经常使用的航线，由于受各种原因的制约，只能选择其中某些作为航线，它们被称之为贸易航线。为什么只能选择这些作为航线？其答案要从世界历史中去寻找。

　　 尽管海上有各种常见和不常见的危险，但是无论是旅行还是运输，经海路总比经陆路方便、便宜。荷兰的贸易发达不仅是因为它拥有较发达的海运事业，而且也由于它拥有无数条安全的水路，通过这些水路可以迅速地进入荷兰和德意志的内地。200年前的情况是陆上的道路少且又不好，并且战事频繁，社会动荡不安，所以水路运输较之陆路运输就更具明显的优越性。尽管当时海上运输有遭抢劫的危险，但是仍然比经陆路安全、迅速。当时一位荷兰作者估计到了他的国家有可能要与英国交战，他在诸多事情当中，格外注意到了英国国内的水路不畅通，不能通过它们进入其腹地；由于内部道路不好，所以必须经海路把货物从王国的一个地方运到另一个地方，而经过海路途中又有被抢劫的危险。目前对纯属国内贸易来说，这种危险一般是不存在的。现在在大多数文明国家里，尽管水路运输仍然比较便宜，但是沿海贸易的破坏或消失，只不过是一件不方便之事。可是直到法兰西共和国和法兰西第一帝国战争时期，尽管当时海上有成群结队的英国巡航舰，法国内陆又有很好的道路，但是那些熟悉这段历史的人们和围绕这段历史所产生的通俗海军文学作品，仍然经常提及沿法国海岸从一个地方偷渡到另一个地方的护航船队。

　　 但是，在现代条件下，濒海国家的国内贸易只是其整个贸易的一部分。而外国的必需品或奢侈品必须由本国的或外国的船舶运至它的港口，这些船舶返回时又从事这一地区的产品交换，所交换的产品或者是大自然的产物，或者是人们的劳动成果；但是每一个国家都希望这种运输业应该由自己国家的船舶来承担。这些往来穿梭的船舶返回时必须有安全的港口；整个航行期间，国家对船舶的保护，必须跟踪至尽可能远的地方。

　　 战时，这些运输船舶必须由武装舰船为其提供保护。所以从狭义来说，海军的出现是由于平时有海运，随着海运的消失，海军也将消失。除非当一个国家有了侵略意图时，才会保持一支海军，并且也只是作为军队编制的一部分。因为美国目前还没有这种意图，并且也无需为商船护航，所以从严谨的逻辑推断出的必然结果是美国的武装舰队会逐渐减少，并且对武装舰队普遍不感兴趣。但是，由于某种原因，当美国再次发现海上贸易有利可图时，对海运产生的浓厚的兴趣将会重新迫使它去恢复其海军。而当经过中美洲地峡的一条运河不久即将出现时，十分强烈的侵略欲望也可能会促使它去重建其海军。不过这是值得怀疑的，因为一个爱好和平、获得博爱的国家是缺少远见的，而在我们这个时代要作充分的军事准备，必须要有远见卓识。

　　 作为一个国家，随着它的非武装船舶和武装舰船离开其海岸的那一刻起，就立刻会感到需要一些能供平时贸易、避难的补给的据点。目前，在世界各地都可以找到一些友好的港口，作为这样的据点，虽然这些友好港口是外国的；并且在和平时期，这些地方都可以用作为避难场所。但是情况不会总是这样，尽管美国现在已经得到了如此有利的持久和平，但是和平不会长期永远存在下去的。早期，商船船员为了寻求在新的和没有被勘察的地区进行贸易，冒着失去生命和自由的危险，从持怀疑态度和敌对态度的国家里得到好处，而他们在搜集足够和有益的货物时，要耽搁很长时间。所以商船船员以其直觉感到需要在贸易线的远处寻找一个或多个停泊地，他们往往通过诉诸武力或施以恩惠得到这些地方，然后使船员或其代理人可以比较平安地呆在那里，使他们的舰船可以安全地停泊在那里，可以连续不断地搜集在大陆上有销路的货物，等待本国船队把它们运回去。早期这种航行获利巨大，虽然其风险也很大，但是这种机构仍然成倍地增长和扩大，直到将这些地方变成殖民地为止。这些地方最后的发展和成功，取决于创建殖民地的国家的性质和所提出的政策，他们构成了一部非常重要的世界历史，一部独特的世界海洋历史。如上所述，所有的殖民地不是简单地自然地产生和发展的。就殖民地的起源和创建而言，有些是比较正规的，是纯属政治性的。就统治者的行为来说，与其说是为了人民，不如说是为了私人团体。但是以后随着贸易站的逐渐扩大，只是为追求利润的冒险家的工作，在道理上和本质上同精心组织和租用殖民地的工作是一样的。这两种情况都是为了使本国在外国的土地上获得一块立足之地，都是为了给本国出售的货物寻找一条新销路，为了给本国的舰船获得一个新的活动场所，也是为了给本国人民谋求更多的职业，使它的国家更加繁荣富强。

　　 但是，陆路与海路不同，当陆路的另一端能够确保安全时，就不需要为贸易做各种准备。而海上航行的距离较远也比较危险，所以在海上常常会遭到敌人围攻。在开拓殖民地最活跃的日子里，海上盛行着一种目无法纪的行为，如今人们几乎已将其全部忘记了。海洋国家间的持久和平是极为罕见的。因此，沿途需要一些象好望角、圣赫勒拿岛、毛里求斯那样的海军站，这些海军站的主要目的不是为贸易，而是为了进行防御和战争。海洋国家要求占领像直布罗陀、马耳他和位于圣劳伦斯湾出口处的路易斯堡那样的港口，这些港口的价值虽然未必完全相同，但主要是战略性质的。殖民地和殖民地化的港口的性质有时是属于商业的，有时是属于军事的，但是，同一个地方，象纽约那样在商业和军事两方面都同样重要是比较罕见的。

　　 生产，是交换产品所必需的；海运，是用来进行不断交换的；殖民地是促进和扩大海运活动，并通过不断增加安全的据点来保护海运。在这三者中我们将会找到决定濒海国家的历史和政策的关键。一个国家的政策是随着时代的精神和统治者的性格和英明程度的不同而各不相同。但是，濒海国家的历史不是由政府的精明和深谋远虑决定的，而是由它的位置、范围、自然结构、人口和民族特点——一句话称之为自然条件所决定的。可是又必须承认，并且将会看到：由于某些个别人的明智行为或愚蠢的行动在一定时期内，必将从很多方面大大地影响了海权的发展。这不仅包括用武力控制海洋或其任何一部分的海上军事力量的发展，而且还包括一支军事舰队源于和赖以存在的平时贸易和海运的发展。

　　 影响各国海权的主要条件可以列举如下：1. 地理位置；2. 自然结构，包括与此有关的大自然的产品和气候；3. 领土范围；4. 人口；5. 民族特点；6. 政府的性质，包括国家机构。

　　 1. 地理位置——首先可以指出，如果一个国家所处位置，既不靠陆路去保卫自己，也不靠陆路去扩张其领土，而完全把目标指向海洋，那么这个国家就比一个以大陆为界的国家具有更有利的地理位置。英国作为一个海上强国就大大优于法国和荷兰。法国和荷兰必须长期保持一支规模巨大的陆军，并且要不断地从事耗资巨大的战争以维护其独立，他们的力量很快就会被耗尽。并且法国的政策又经常摇摆不定，有时是明智地，有时是十分荒谬地不断地由海上转向大陆扩张。进行大陆扩张是要消耗财富的；反之，如果法国能够明智地、始终如一地利用其地理位置，就会弥补其所处位置的不足。

　　 地理位置本身可以促使海军力量集中或分散。在这方面英伦三岛又优于法国。法国的位置，濒临地中海和大西洋，虽然有它的有利方面，但是总的来看，它是造成海上军事力量薄弱的一个原因。位于东边和西边的法国舰队，只能在通过直布罗陀海峡之后才能联合起来。他们在企图这样做时，常常又要冒着很大的危险，有时还要蒙受巨大的损失。美国的位置濒临两大洋，如果美国在两边海岸上都有大量的海上贸易的话，这个位置或者是使其软弱的一种根源，或者是使其遭受巨大损失的一种原因。

　　 由于英国是一个庞大的殖民帝国，它已经基本上失去了围绕它自己海岸集中部队的这个有利条件；但是，这种牺牲是很明智的，正如实践已经证明的那样，它是得大于失。随着英国殖民体系不断扩大，它的作战舰队也在不断地发展，但是，它的商船和财富增长得更快。可是到了美国独立战争、法兰西共和国战争 [ 译者注：法兰西共和国战争（1792-1802）也称反法联盟战争，是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后，欧洲各主要封建君主国奥地利、普鲁士、西班牙、荷兰和英国等组成反法联盟，与法国大资产阶级君主立宪派相勾结反对法兰西共和政府的战争。 ] 和法兰西帝国战争 [ 译者注：法兰西帝国战争也称拿破仑战争，主要指拿破仑一世1799年任第一执政前后和1804-1814、1815年称帝期间，对欧洲许多国家和反法同盟所进行的一系列战争。 ] 时期，用一位法国作者的话说，“英国，尽管其海军发展卓有成效，属于富裕国家之列，似乎也经常感受到贫困的窘迫。”英国依靠自己的力量完全可以护卫它的心脏和各部机体；但是，同样范围广大的西班牙殖民帝国，由于海上力量薄弱，曾多次遭到侮辱和伤害。

　　 一个国家的地理位置不仅能有利于集中它的部队，而且还要能为对付敌人的可能进攻，提供作战活动的中心位置和良好的基地的战略优势。又是英国具有这些有利条件，英国一方面面对着荷兰和北方强国，另一方面又面对着法国和大西洋。当英国受到过去它曾多次受到的法国与北海和波罗的海一些海上强国联盟的威胁时，位于唐斯和英吉利海峡的英国舰队，甚至位于布雷斯特外海的英国舰队都占据了内线位置，这样就可以使英国联合舰队迅速反击想寻机通过英吉利海峡与其盟国会合的敌人。除此之外，在海峡的每一边，大自然还为英国舰队提供了较好的港口，和一条安全的可以靠近的海岸。从前，通过英吉利海峡，自然条件是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但是后来，由于蒸汽舰船的出现和海峡港口条件的不断改善，一度曾使法国人感到苦恼的不利因素大大减少了。帆船时代，英国舰队以托贝港和普利茅斯港为基地来对付布雷斯特港内的法国舰队。其计划只不过是：刮东风或和风时，英国封锁舰队坚守在阵位上，是没有多大困难的；但是当刮起强大的西风，或者风太强劲时，执行封锁任务的英国舰队就只能驶回自己的港口，因为它们知道这种大风同样会使法国舰队驶回其驻地，并且在大风转向之前，法国舰队是不会出来的。

　　 如今靠近敌军或靠近要进攻的目标的地理位置的优越性，比不久以前在被称之为破坏贸易的作战活动中显得尤为重要，法国人称这种破坏贸易的作战活动为劫掠战。因为破坏贸易的作战活动只是直接攻击无防御能力的商船，所以实施攻击的舰船的武装力量不需要很强。因为这些舰船本身的防御能力很差，需要附近有个避难处或者支援点。这种避难处和支援点或者位于本国战舰控制的那部分海域里，或者位于友好港口里。位于友好港口里的避难处和支援点可以提供有利的支援，原因是这些港口通常都固定不变的，通商破坏舰比敌人更熟悉至港口的航道。法国靠近英国因而更便于法国人从事针对英国的劫掠战。由于法国在北海、英吉利海峡和大西洋上都有港口，靠近英国来来往往的贸易枢纽，便于驶离这些港口的巡航舰前去劫掠。尽管这些港口间的相互距离不适于进行正规的联合军事行动，但却适于这种不规则的辅助性作战活动；因为正规作战的重要问题之一就是要集中力量，至于破坏贸易的劫掠战，分散活动则是它的原则。通商破坏舰只有分散开，才能发现和捕获更多的商船。这些实际情况可以从法国许多私掠船的历史得到说明。私掠船的基地和活动场所主要是英吉利海峡和北海，或者是在相距较远的其它殖民地，诸如瓜德罗普岛和马提尼克岛也能提供较好的避难处。由于现代巡航舰需要不断补充燃料，所以他们比以前的舰船更依赖于港口。美国的公众舆论很信奉直接攻击敌商船的战争。但是，必须切记美国在国外大的贸易中心附近没有港口。所以美国的地理位置非常不适宜进行破坏贸易的作战活动，除非美国在同盟国的港口里找到了基地。

　　 如果一个国家的地理位置，除了具有便于进攻的条件之外，大自然已使它坐落在便于进入公海的通道上，同时还使它控制了一条世界主要贸易通道，显而易见它的地理位置就具有重要的战略作用。很大程度上英国又占据了这样的有利位置。荷兰、瑞典、俄国、丹麦的贸易以及经各大河流进入德意志内地的贸易，都必须要经过靠近英国门户的英吉利海峡，帆船还必须紧靠英国海岸航行。此外，同北欧的贸易与海权有着一种更特殊的关系，这是因为通常所说的海事补给品，主要来源于波罗的海国家。

　　 倘若西班牙没有失掉直布罗陀，它的地理位置非常类似于英国的位置。从前西班牙对大西洋和地中海实施监视很方便，因为其一边有加的斯，另一边有卡塔赫纳，至黎凡特地区进行贸易必须经过西班牙控制的海区，就是绕好望角进行贸易，离它的门户也不远。但是，由于西班牙失去了直布罗陀，它不仅丧失了对海峡的控制权，而且也为它的两个分舰队的顺利会合设置了一道障碍。

　　 当前，如果只看意大利的地理位置，而不考虑影响海权的其它条件，似乎它的一条漫长的海岸线和一些较好的港口，会使它处于很好的位置上，这个位置使它对至黎凡特地区和经苏伊士地峡的贸易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的确如此。如果意大利现在能保持住原本属于意大利的所有岛屿，情况将会更好。但是，由于马耳他被英国人占领，而科西嘉又归法国人所有，这样意大利地理位置的优越性就大大地降低了。从马耳他和科西嘉这两个岛的密切种族关系和位置来看，就象西班牙人理应得到直布罗陀一样，这两个岛理所当然应属于意大利。如果亚得里亚海是一条主要贸易交通干线，意大利的位置无庸置疑对这条干线会有重要的影响。综观意大利的地理位置可以看到有其不足之处，加之其它一些原因，有害于它全面稳妥地发展它的海权，人们对意大利是否有朝一日会列入海军强国之列也深表怀疑。

　　 因为本书的目的不是详尽无遗地讨论一个国家的地理位置对其在海洋上的发展是如何重要，而只是打算用实例来说明地理位置对海权发展的影响。因此，这个问题可以暂时搁置一边，更多地列举一些能进一步说明它的重要性的实例，这些实例在历史论述中将会不断地被反复应用。不过这儿有两句话是恰如其份的。

　　 一句话是地中海周围的环境，已经使其在世界历史上起到了比较重要的作用，无论是从贸易角度，还是从军事角度来看，它所起的作用都比同样大小的海域所起的作用大得多。所以一个国家接着一个国家都力求控制它，并且这种竞争现在仍在继续。因此，研究在地中海海域过去占优势和现在仍然占优势的条件，以及研究地中海沿岸各地的相对军事价值，将比在其它地方花费同样多的精力收效更大。此外，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地中海在许多方面类似于加勒比海，如果巴拿马运河通航了，情况就更加相似了。研究已经得到很好论证的地中海的战略条件，将是研究加勒比海的一个极其良好的开端，加勒比海的历史相对来说是比较短暂的。

　　 第二句话是关于与美洲中部运河有关的美国的地理位置。一旦动手修建运河，建筑者的希望付诸实现了，加勒比海将从一个终点站，从一个地方性的贸易场所，或者最多象现在这样只是一条不连贯、不完整的交通线，变成世界上一条比较重要的交通干线。沿着这条交通于线可以进行大量贸易，并且可以把其它一些大国的利益，主要是欧洲国家的利益带到我国东西两边的海岸，这是过去从未有过的。这样也就很难再使加勒比海保持过去那种脱离国际纠纷的局面了。美国的位置与这条航线的关系，将会类似于英国与英吉利海峡的关系，类似于位于地中海的国家与苏伊士运河的关系。至于对运河的影响和控制，依据地理位置而定，很清楚作为国家力量的中心，国家的永久性基地 [ 原作者注：对“永久性作战基地”，这个词来说，不言而喻是指一个国家的所有财力和物力的来源地，是水路和陆路的交通枢纽，是军火库和武装哨所的所在地。 ] ，当然美国离运河要比其它大国近得多。其他大国现在或者以后在岛上或者在大陆上占领的位置，不管怎样牢固可靠，也只不过是其国家的前哨基地，单就为军事力量提供的所有物质支援而论，哪一个国家也赶不上美国。但是众所周知，美国对战争毫无准备，这是她的弱点。美国的地理位置虽然靠近斗争点，然而由于墨西哥湾海岸的特点，使其丧失了部分价值。墨西哥湾缺少不受敌人干扰、又便于修理一级战舰的港口，缺少一级战舰的国家是不能妄求控制某一海区的。一旦在加勒比海出现一场争霸斗争，从密西西比河南部水道的深度来看，从新奥尔良附近的情况以及密西西比河流域进行水上运输的有利条件来看，显而易见国家的主要力量必须全部集中在这一地区，也必须在这里寻求永久性的作战基地。但是，保卫密西西比河的入口处是一件异常困难的事情，尽管这里有两个可互相媲美的港口：基韦斯特港和彭萨科拉港，但是它们的水位很浅，对于国家的资源来说它们所处的位置也是极其不利的。为了充分利用这里的有利的地理位置，必须克服上述这些不足之处。此外，就美国距地峡的距离而言，虽然相对来说比较近，但是仍然有一段距离，所以美国不得不在加勒比海占领一些地方，用作应急或辅助性作战基地；利用这些基地的有利自然条件、防御的敏感性和靠近战略补给中心，将使美国舰队能象任何敌对舰队那样尽快赶到出事地点。随着密西西比河的进出口有了充分的防护，随着美国人掌握了这样的前哨基地，和这些基地与本国基地之间的交通有了可靠的保障，简言之，由于它采取了各种必要的措施，有了充分的军事准备，那么美国从其地理位置和实力来看，确实在这个战场上取得了无庸置疑的优势。

　　 2. 自然结构——我们刚才提到的墨西哥湾海岸所独具的特点，应当归类到一个国家的自然结构方面，这是我们要讨论的影响海权发展的第二个条件。

　　 一个国家的海岸线是它的边境的一部分，如果这部分边境为其提供了通向较远地区的便利通道，在这里较远的地区是指海洋，那么这个国家的人民也会愿意通过这部分边境与世界其它各地进行友好往来。设想如果一个国家有一条漫长的海岸线，但是没有一个港口，这个国家就不可能有它自己的海上贸易，也不可能有它自己的海运和海军。当比利时是西班牙和奥地利的一个省份时，实际情况就是上述这样。1648年，荷兰在一次成功的战争 [ 译者注：是指作为三十年战争的组成部分的荷西战争，荷兰转败为胜，其海军屡胜西班牙海军，于1648年签订荷西和约，西班牙承认荷兰独立，承认尼德兰南部城市及其辖地归属荷兰。 ] 之后，作为一个议和条件提出禁止比利时通过斯海尔德河（埃斯科河）进行海上贸易。这样就关闭了安特卫普港，并且迫使比利时把海上贸易转止给荷兰。西属尼德兰也就不再是一个海上强国了。

　　 许多深水港都是力量和财富的源泉，如果这些港口位于可通航河流的出口处，便于集中一个国家的国内贸易，则它们的价值就将成倍增长。但是，由于通过这些港口也非常容易进入这个国家，如果这些港口没有很好的防御，发生战争时，它们将成为容易遭到入侵的要害部位。例如，1667年荷兰曾轻而易举地顺泰晤士河溯流而上，在离伦敦不远的地方烧毁了英国海军的大部分舰船。但是，几年之后，当英国和法国联合舰队企图在荷兰登陆时，却因在海岸上遇到了诸多困难，遭到荷兰舰队的勇猛抵抗而未能得逞。1778年，如果不是由于法国舰队司令的犹豫不决，有可能会使处于不利地位的英国人丧失纽约港和其所控制的哈得孙河。如果法国人控制了纽约港和哈得孙河，新英格兰 [ 译者注：新英格兰系美国最东北部地区名，包括缅因、佛蒙特、新罕布什尔、马萨诸塞、罗德岛、康涅狄格六州。 ] 与纽约、新泽西和宾夕法尼亚既方便又安全的交通线将得以恢复；而英国紧跟着前一年的伯戈因大败之后，又丢失这两个地方，很可能早已导致其提前议和。密西西比河对美国来说是财富和力量的主要来源；但是由于密西西比河河口的防御虚弱，加之密西西比河有无数条支流遍布于全国，使之成为南部邦联的一个薄弱环节，并且成为其战败的原因。最后还需指出，1814年切萨皮克湾被占领和华盛顿遭到摧毁 [ 译者注：1812年战争期间，美军于1813年袭击了加拿大首府约克（今多伦多），烧毁了议会大厦。1814年夏，英海军进入切萨皮克湾，占领了华盛顿，放火烧毁了白宫、国会大厦和其它公共建筑，为约克议会大厦被焚复仇。 ] ，这是由于最重要航道的入口处因缺少设防所造成的危害，它给我们留下了沉痛教训。虽然这件事距今时间不长，人们很容易回忆起来；但是从目前海岸防御的现状来看，似乎人们已经将其忘却了。不应该认为条件已经改变了，现在和过去一样，尽管进攻和防御的情况和细节有了一些变化，但是，主要的条件仍然没有变。

　　 在拿破仑进行的历次重大战争之前和战争期间，法国在布雷斯特以东没有可供战舰使用的港口。而英国在这一地区却是非常有利的。在这里英国除了有一些避难港和补给港之外，还在普利茅斯和朴次茅斯设有两个大兵工厂。后来，法国在瑟堡构筑了工事，弥补了它态势上的缺陷。

　　 除了海岸线的轮廓，包括至海洋的一些便利通道，还有其它的一些自然条件可以导致一个国家的国民到海上去或者离开海洋。尽管法国在英吉利海峡上缺少军事港口，但是它在英吉利海峡、大西洋以及地中海却都有很好的民用港口，它们坐落在各大河流的出口处，适合于进行对外贸易和促进国内贸易。但是在黎塞留结束内战时 [ 译者注：黎塞留（1585-1642）系法王路易十三的宰相，执政期间由于捐税繁重，农民一再起义，均遭黎塞留政府的镇压。 ] ，法国人对待海洋没有象英国人和荷兰人那样热情，也没有象他们那样富有成效。其主要原因似乎是由自然条件造成的。自然条件使法国成为一块理想的陆地，其气候适宜，它自己生产的东西完全可以满足人民的需要。而英国与之相反，大自然赐给它的很少，在它的制造业得到发展之前，没有什么东西可供出口的。英国人非常贫困，加之他们的好动性和其它有利于海上事业的各种条件，促使英国人到国外去，他们在国外找到了比他们本国更好和更富有的地方。由于他们的资源匮乏和民族的特点使他们成为商人和殖民地开拓者，然后成为制造商和生产者。产品和殖民地之间的联系必须由海运完成，所以他们的海上力量发展起来了。如果说英国人是被吸引到海上去的，那么，荷兰人到海上去却是出于不得已；没有海洋英国会变得软弱无力，若离开海洋荷兰就会灭亡。在荷兰处于鼎盛时期，当它是决定欧洲政治形势的一个主要因素时，一位当地权威人士估计，荷兰的土地最多只能供养它本国人口的八分之一。荷兰的制造业很多，也很重要，但是制造业的发展已经远远落后于海运事业的发展。贫瘠的土地和无掩护的海岸，首先迫使荷兰人从事渔业，然后发现从事渔业加工使他们既有了可供出口的货物，又有了可供国内消费的物资，于是渔业成为他们获取财富的基础。就这样，正当意大利共和体由于受土耳其势力的压制和绕好望角航线的发现正在走下坡路时，荷兰人已经成了商人，并且接替了意大利人在黎凡特地区的主要贸易。此外，荷兰又得利于它位于波罗的海、法国、地中海之间和位于德国一些河流的河口上的地理位置，很快使其承担了几乎欧洲所有的海上贸易。200多年以前，荷兰舰船承运了波罗的海的小麦和海军所需要的补给品、西班牙与它在美洲大陆的殖民地的贸易、法国的酒以及法国的海岸贸易，甚至连英国的大部分运输业也是由荷兰货船承担的。所以不应该将荷兰的不断繁荣仅仅归之于荷兰缺少自然资源。什么事情都是事出有因。真正的情况是由于荷兰人处于贫困之中，被迫到海上去，由于他们控制了海运业，并且具有较大规模的船队，使他们能很好地利用迅速发展起来的贸易来赢利，并且在美洲大陆和绕好望角的航线被发现之后，荷兰人继而能很好地利用他们的探险精神为其贸易服务。当然，使荷兰繁荣昌盛还有其它的原因，但是主要是立足于由于贫穷而产生的海上力量。荷兰的食品、衣服和制造业的原料，用来建造和装备舰船的所有木料和大麻（他们所建造的舰船几乎等于欧洲所有其它国家建造舰船的总和）都是进口的。1653年和1654年当荷兰与英国进行持续18个月的灾难性战争时，他们的海运事业完全被迫停止，据说“曾一直使他们的国家收入有充分来源的，如渔业、商业几乎全部枯竭了。作坊关闭了，工厂停业了，须得海的桅杆林立，荷兰国内到处是乞丐；街道上杂草丛生，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有1500座房子没人租用”。荷兰只有进行蒙受耻辱的议和，才能使它免遭毁灭。

　　 荷兰这种悲惨的结局，说明了一个完全依赖于外国资源立足于世界的国家是非常虚弱的。毋庸赘言，现在情况不同了，虽然对当时荷兰这种悲惨结局的描述要打很多折扣，但是当时荷兰的情况有很多地方类似于现在的大不列颠，所以荷兰的情况恰恰预示了以后英国的情况。尽管这些情况在本国似乎很少受到重视，但是他们警告这个国家：若要保持国内繁荣，首先必须在海外保持其力量。人们可能对缺少政治特权不满意；但是，如果他们缺少面包，就更会感到心神不定。对美国来说，应该引起注意的是曾被看成是一个海上强国的法国的结局。法国由于其领土范围、适宜的气候和富饶的国土等条件所造成的这种结局，已经在美国重演。起初，美国人的祖先在海边占领一块狭长的陆地，这些地方尽管不发达，但是土地肥沃有很多港口，并且靠近资源丰富的渔场。这些自然条件和英国血统的人一种爱海的天性，使他们继续保持对海洋的癖好和追求，而这些正是一支强大的海上力量赖以存在的基础。起初，几乎每一块殖民地都是在海上或者是在它的一个较大的属国里。所有的出口和进口都趋向于一个海岸上。人们对海洋的关心和对其在公共福利事业中所起的作用的正确评价，得到迅速而广泛地传播，于是一种比关心公共福利事业更有影响的活动活跃起来了，由于造船物质充足而与之有关的其它投资又较少，使海运成为一种有利可图的私人行业。众所周知，现在的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力量的中心不再只是沿海地区。许多书刊和报纸争先恐后地描写内地的惊人发展和内地没有被开发的丰富资源。资本在内地找到了最好的投资场所，劳动者找到了最多的就业机会，但是边界被忽略了，这种政策使边界软弱无力。实际上忽略了墨西哥湾和太平洋沿岸，以及相对于密西西比河流域中央的大西洋沿岸。一旦美国人再一次感到从事海运事业有利可图，看到他们的三面海疆不仅军事力量软弱，而且国家的海运能力极为薄弱时，他们的共同努力可能会再次为美国的海上力量奠定基础。直到那时，那些了解法国由于缺少海上力量使其发展受到限制的美国人，可能会对自己国家，也正在被一种类似的因国内资源丰富有余而忽略了海上力量的作法感到十分内疚。

　　 在影响海权的许多自然条件中，可以注意像意大利那样的地理形状——一个狭长的半岛，中心地区的山脉将其分成两个窄长条，连接不同港口的道路必须沿其伸展。意大利只有完全控制了海洋，才可以确保其交通安全，因为意大利人不可能知道敌人会从可见地平线以外的哪一点上进行突然袭击。但是，如果意大利有庞大的海军能够进行集中部署，那么在其还没有遭到敌严重破坏之前，仍然有很大的希望去攻击既是敌基地，又是敌交通线的敌舰队。美国狭长的佛罗里达半岛的顶端有基韦斯特港，尽管半岛地势平坦，人口稀少，但是乍一看，这里的情况很象意大利。相似可能只是表面的；但是如果海战的主要战场是在墨西哥湾，通过陆路至岛端的交通可能是一个重大问题，并且这条交通线极易受到攻击。

　　 当海洋不仅是一个国家的边境或者把一个国家包围起来，而且海洋还把一个国家分隔成两部分或三部分时，控制海洋就不仅仅只是一种欲望了，而是一件涉及国家存亡必不可缺的事情了。这样一种自然条件或是使其海军诞生和强大，或是使其国家软弱无力。这就是目前意大利王国和它的撒丁岛、西西里岛的情况。意大利王国刚一成立，在其财政收入还不很充足时，就用十分充沛的精力和智慧去创建一支海军，甚至还提出要拥有一支完全优于敌人的海军。意大利的海军以其岛屿为基地，要比以大陆为基地好得多；因为正如前面所指出的，半岛上没有安全可靠的交通线，如果一支入侵的陆军处于敌对人民包围之中，并且又受到来自海上的威胁，就会陷入绝境。

　　 把大不列颠群岛分隔开的爱尔兰海，象是一个港湾而不是一个实际的分离物；但是历史已经表明，它曾给联合王国造成威胁和危机。路易十四时期，当法国海军几乎相当于英国和荷兰的联合舰队时，爱尔兰出现了最严重、最复杂的情况，该岛几乎全部被当地人和法国人所控制。然而，与其说爱尔兰海对英国是一种威胁——英国交通线中的一个薄弱环节，还不如说它对法国非常有利。由于法国不敢叫它的战舰冒险进入它的狭窄的水域，才把准备进行登陆的远征军派至英国南部和西部海岸。在决定性时刻，被派至英国南部海岸的法国大舰队彻底地打败了位于那里的英国和荷兰的联合舰队；与此同时，25艘法国快速帆船被派至圣乔治海峡，进攻英国的交通线。位于爱尔兰的英国陆军处于敌对人民包围之中，处境十分危险。但是博因河之战和詹姆斯二世外逃，挽救了英国陆军。这种进攻交通线的行动，严格说来是属于战略问题，这次进攻与1690年的进攻一样，都对英国造成了巨大的威胁。

　　 在同一个世纪里，西班牙由于没有一支强大的海上力量把其各个领地紧密地连接在一起，这种分散所造成的软弱也为我们提供了上述深刻的教训。西班牙在其强盛时期的末尾，当时它还仍然占领着尼德兰（现在的比利时）、西西里和一些意大利的领地，更不用说它在美洲大陆还有许多殖民地了。但是，西班牙的海上力量已经非常软弱，因此当时的一位见识广、头脑清醒的荷兰人曾明确指出：“在整个西班牙海岸上，只有几艘荷兰舰船在航行；自从1648年西班牙和荷兰议和以来，西班牙只有寥寥无几的舰船和海员，以致使他们开始公开租用荷兰舰船驶往西印度群岛，从前西班牙人是非常小心的，他们不准外国人进入西印度群岛……”这位荷兰人继续说道：“很明显，作为西班牙腹部的西印度群岛（因为西班牙的所有收入几乎都来自那里），必须通过一支海上力量与其头部西班牙本土相连；那不勒斯和尼德兰像两支不能为西班牙竭尽全力的臂膀，若不运用海运，西班牙就不能从这两个地方得到东西，和平时期西班牙利用荷兰的海运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战争时期利用荷兰的海运却存在许多困难。”半个世纪之前，亨利四世的主要大臣苏利，把西班牙描绘成“一个双腿和臂膀强壮有力，而心力却极度衰竭的国家”。自从苏利时代以后，西班牙海军不仅遭受了惨重的损失，而且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不仅是耻辱而且是堕落。其结果主要是海运被毁；制造业也随之消失。西班牙政府所需支援，不是依赖于分散于各地的屡遭打击后幸存下来的贸易和工业，而是依靠几艘运宝船从美洲运来的白银作为涓涓细流的财政收入，而这些运宝船经常受到敌巡航舰的截击。不止一次，由于损失6艘大帆船，使运宝船的活动瘫痪了一年多。当战争还在尼德兰进行时，荷兰控制了海洋迫使西班牙派出的部队无法走海路而是经陆路长途跋涉，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由于同样的原因，西班牙的必需品供应短缺，以致双方达成了现在看来是很可笑的协议，即：由荷兰舰船为西班牙提供必需品，这样荷兰的舰船就供养了本国的敌人，可是反过来荷兰人却得到了在阿姆斯特丹进行交换倍受欢迎的硬币。在美洲，西班牙人得不到本国的支援，尽可能躲在共济会会员背后保护自己；西班牙人在地中海未遭侮辱和伤害，主要是因为荷兰人对地中海不感兴趣，而法国和英国还没开始在那里争夺制海权。随着历史的发展，西班牙帝国由于没有海运，因此原本属于它的尼德兰、那不勒斯、西西里、梅诺卡岛、哈瓦那、马尼拉和牙买加相继被别国夺走。总之，西班牙海运的毁灭可能成为它全面衰退的一个征兆，它已是西班牙陷入深渊的一个主要原因，到目前为止，西班牙还没有完全摆脱这种困境。

　　 除了阿拉斯加，美国在本土以外还没有领地——没有一块地方通过陆路不能抵达。美国的外形使其几乎没有什么突出部造成的特别薄弱的部分，并且所有比较重要的部分都很容易抵达——乘船便宜，乘火车迅速。即便最薄弱的边境太平洋沿岸也远离可能的最危险的敌人。美国的国内资源与现时需要相比，是极其丰富的。用一位法国军人对作者说的话来说：“在我们的小天地里”，我们能够无限期地依靠自己生活下去。但是一旦这个小天地被一条新的通过地峡的贸易航线侵犯了，美国就可能猛然唤醒那些曾放弃分享在海洋上享有共同权力的人。

　　 3. 领土范围——影响一个国家能否发展成为海上强国的自然条件中的最后一条是领土范围。这里所说的领土范围只涉及国土本身，不涉及居住在那里的人民。这样就可以用较少的几句话简单地说明这一问题。

　　 影响海权发展的领土范围，不只是指一个国家总面积的平方英里数，而且还包括它的海岸线的长度和将要被考虑的港口的特点。有关这些，应该说地理条件和自然条件是一回事。海岸线的长度依据人口的多少是一个国家强弱的根源。在这一点上，一个国家像一个堡垒，警卫部队必须与其所保卫的场地相匹配。在最近的南北战争中我们找到了一个大家都很熟悉的事例。如果南方有众多的人口，人民又赋有尚武精神，并且，又有一支与海上强国的其它财力、物力相称的海军，那么它的漫长的海岸线和无数个港湾，就是其强大力量的组成要素。北方人民和当时的北方政府十分得意于对整个南部海岸实施了有效封锁。这是一个伟大的功绩，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功绩；但是，如果南方人口再多一些，而且又拥有众多的海员，那么要想取得这种成就是不可能的。但是那里的情况不是像以上假设的那样，而是面对着不仅不适于海上生活，而且数量不足的全体居民，这样的封锁完全可能的。那些回忆封锁是怎样坚持下去的人们，和在战争中的绝大部分时间里执行封锁任务的各级舰船，深知在当时那种情况下这个计划是完全正确的。但是面对一支强大的海军，这个计划是不可能实现的。北方舰艇分散在南方海岸线上得不到支援，它们面对着便于南方部队进行秘密集中的一大片内陆水上交通网，是以单舰或小分队坚守在阵位上的。在第一道水上交通线的后面，是一些较长的港湾和分布在各处的坚固要塞，南方舰船总能退入这些港湾和要塞，躲避追踪或者得到保护。如果南方有一支海军能够利用上述这些有利条件，或者利用北方舰艇的分散部署，北方舰艇就不敢再进行分散部署了；它们为了相互支援就不得不集中起来，这样南方就可通过许多小的但是是可利用的通道实施对外贸易了。但是，像南部海岸那样，由于海岸线长并且有许多进口，可能会成为一种力量的源泉，由于这些特点，也可能会遭到严重的损害。打通密西西比河这件大事，明显地说明这场战争要在整个南方持续地进行下去。北方战舰正从海岸线上的每一个缺口进入。曾有利于南方运载财富和支援南方脱离美国的贸易渠道转而成为不利因素，这些河流把敌人引进了内地。南方各个地区到处呈现一片惊慌和不安，对控制局势感到无能为力。这些地区如果是在一些比较乐观的人的主持下，可能会使一个国家，在经过一场消耗巨大的战争之后仍然保持活力。海权的作用过去从没有像在这场斗争中这样重要，或者这样更具有决定性影响。这场斗争将决定世界历史的进程，也即在北美洲大陆上继续保持一个强大的国家，而不是分裂为几个敌对的国家。北方联邦虽然对过去所取得的荣誉感到自豪，并且承认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应归于海军优势，但是那些了解这些事实的美国人，决不应忘记提醒他们过于自信的同胞，他们所以获胜，是因为南方不仅没有海军，不是一个以航海为业的民族，而且它的人口与它必须防御的海岸线的长度也是极不相称的。

　　 4. 人口——在考虑了一个国家的自然条件之后，紧接着应该仔细研究一下影响海权发展的人口特征。在人口特征中首先要考虑的是生活在它的领土上的人数，因为人口与刚才讨论过的领土范围有着密切的联系。已经说过就领土范围而言，不仅仅是指平方英里数，而是要考虑与海权有关的海岸线的长度和特点。同样就人口而论，不仅仅计算人口总数，而且必须把当水手或至少是可以雇用在舰艇上和可以生产海军物质的人数计算在内。

　　 例如，从法国革命之前，一直到革命之后的几次大战，虽然法国在人口数量上远远超过了英国；但是，就总的海权而言，这包括平时贸易和军事效率，法国远不如英国。在军事效率这个问题上，法国的劣势就显得更为突出，因为就战争爆发时的军事准备而言，法国多次处于优势，但是法国不能保持这种优势。例如1778年，当战争爆发时，法国按照它注册的海员，一次就能配备50艘战舰，相反，英国由于它的海上力量赖以存在的海运遍布于世界各地，使它在国内征集海员配备40艘战舰都很困难。但是到了1782年，英国服现役或可以迅速服现役的舰船就有120艘，而法国却从未超过71艘。1840年当英、法两国在黎凡特地区再次处于战争边缘时，当代一位有造诣的法国军官，在称赞法国舰队的高效和舰队司令的杰出才干，在表达法国舰队与一支力量不相上下的敌人作战，对作战结果充满信心时，继续说道：“在我们能够集中21艘战舰组成分舰队之后就没有预备役战舰了；没有一艘战舰在6个月之内能够服役。”这不仅仅是由于缺少战舰和缺少好的装备，尽管这两者都是必需的。他继续说道：“因为我们为了配备21艘战舰，把注册的船员都用完了，在各地建立的常设征募机构，不能提供人员去替换已经巡航3年以上的海员。”

　　 这样进行的对比表明，在持续作战能力或预备役力量方面的差异甚至比活动在海上的实力差异还要大，因为庞大的舰船群活动在海上，除海员外，还需要大批雇员从事各种不同的手工作业，来辅助海军器材的制造和修理，或从事其它多少与海洋或与各种舰船有关的行业，从事这些类似行业的人，毫无疑问从一开始就要有适应海上需要的能力。有一件轶事说明了英国一位杰出的海军将领爱德华·佩洛爵士对此事是很有见识的。1793年，当战争爆发时，照样遇了缺少海员的问题。由于急于出海，爱德华·佩洛爵士，除了配备一些未出过海的人员以外，别无它途，于是他命令他的军官们寻找科尼什矿工充当海员。从他对这些矿工的生活环境和职业的危险性的了解进行推断，认为这些矿工将能够迅速适应海上生活的需要。结果证明他是很明智的，因为这样做避免了一种不可避免的耽搁，并且还非常幸运地在一次单独作战中俘获了第一流的装有大炮的快速帆船，最有教益的是，尽管这些矿工才服役几个星期，而他们的对手已经服役一年多，但是双方所遭受的主要损失几乎不相上下。

　　 可能有人固执地认为，这种预备役力量已经失去了昔日的那种重要性，因为制造现代舰艇和武器需要很长时间，而且现代国家发展本国的全部武装力量的目的，是为了在战争爆发时，在敌人能够组织一支同等的力量之前，能迅速地给敌人以致命性的打击。用大家所熟悉的一种说法：要使一个国家的所有抵抗组织没有时间发挥作用；要首先打击已经组织起来的舰队，如果舰队投降了，其余的组织机构就起不到什么作用了。这种说法有它一定的正确性，但是另一方面，尽管从程度上来看，预备役力量的重要性现在比过去稍有逊色，但是有一支预备役力量总是正确的。假定两支实际上代表两个国家现实全部力量的舰队相遇，如果其中一支舰队被摧毁了，而另一支舰队仍然适于战斗，那么，舰队被摧毁的一方，能够依赖其海军进行那场战争的希望现在比过去更小了；结果将是惨重的失败，并且失败的惨重程度完全与国家对海上力量的依赖程度成正比。如果当时英国舰队同联合舰队一样，是其国家力量的主要组成部分，如果特拉法尔加角海战中被打败的是英国，那么对英国的打击一定会比对法国的打击大得多。在这种情况下，特拉法尔加角海战对英国如同奥斯特利茨会战 [ 译者注：1805年12月2日拿破仑击败奥俄联军，联军被歼27,000人，根据普雷斯堡和约，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弗兰茨二世失去了大片领土，成为奥地利的弗兰茨一世。1806年奥地利帝国也被消灭。 ] 对奥地利，耶拿之战 [ 译者注：一般是指拿破仑在1806年指挥法军两翼在奥尔施泰特和耶拿击败普鲁士军，普军死伤22,000人，被俘18,000人。到11月中旬，整个普鲁士都已处于拿破仑的控制之下。 ] 对普鲁士一样；一个帝国由于它的军事部队被摧毁或者被瓦解，已经处于被征服的地位，据说，摧毁和瓦解敌军是拿破仑最喜爱的目标。

　　 但是，我们只需回顾过去这些具有特殊性的灾难，就能说明低估预备役力量是正确的吗？这种预备役力量是以这里所考虑的适合军事生活的居民数为基础的。刚才提到的一些打击，是由一些杰出的有才能的人，指挥一些训练有素、有团结精神和有威望的武装部队进行的。除此这外，被打击的目标是那些由于意识到了自己的劣势和以前的失败、士气多少有些低落的对手。奥斯特利茨会战是紧接着乌尔姆会战之后进行的，在乌尔姆，3万名奥地利人不经一战就放下了武器，因此，从前的历史曾是一部大量记载奥地利的失败和法国胜利的历史。特拉法尔加角海战发生在几乎连遭失败的巡航战之后，确切地说是发生在一次战役之后。再往前，但是仍算近期，可追述到对联合舰队里的西班牙人的圣文森特角海战和法国人的尼罗河口之战。除了在耶拿，这些毁灭性的打击，不只是单纯的失败，而是决定性的打击，在耶拿战役中，双方在数量、装备和总的战争准备上是不同的。由于这种不同，使耶拿战役不适于用来作为考虑一次单独的胜利可以产生什么样结果的战役。

　　 英国现在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海洋国家，在蒸汽和装甲时代，它保持了在帆船和木船时代所具有的那种优势。法国和英国是两个拥有最强大海军的国家；但是，迄今为止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是，如果可以把他们从事海战的物质力量看成是相等的，究竟哪一个国家更强大些呢？一旦发生冲突，能够设想由于人员或者是准备上的不同，一次战斗或一次战役可能会产生力量对比的决定性差异吗？如果不能产生决定性的差异，那么后备力量将开始生效。首先是有组织的后备力量，然后是以航海为业的人员、熟练的机械工人和财富等后备力量开始起作用。人们似乎已经忘记了英国在机械技术方面的领先地位，它有一支由机械工人组成的后备力量，他们能够很快使自己通晓现代装甲舰。此外，它的商业和工业由于受战争的牵累，多余的海员和机械工人将会转移到武装舰船上去。

　　 后备力量能否发挥作用的全部问题是：在现代战争条件下，两个势均力敌的对手，在一次战役中，如果一方被打败，那时有可能很快取得决定性的结果吗？到目前为止海战还没有做出回答。普鲁士对奥地利的决定性胜利，德国对法国的决定性胜利，都是一个较强的国家战胜一个较弱的国家，不管其软弱是由于自然原因，或者是由于政府的无能。像时间拖得那样长的普列文之战 [ 译者注：1877年俄土战争期间，普列文之战共进行了四次，前三次是俄军进攻普列文，但伤亡惨重没有得手。第四次是土军突围，被俄军打败，退回普列文，日落前投降，结束了持续143天的抵抗。 ] ，如果土耳其有可动员的国家后备力量，这对战争的结局会发生怎么样的影响呢？

　　 正如大家都承认的，时间是战争中一种最重要的因素，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尽管其主要领导人根本不是军人出身，其人民同所有自由人民一样，不赞成花大钱建立庞大的军事机构，但至少应设法使军事机构有足够的力量，以备一旦战争爆发能赢得必要的时间，把人民的精神和才智转移到战争所需要的新的活动上来。如果现有的力量，无论是陆上的或是海上的都很强大，即使处于一种不利的地位，这个国家可以尽力依靠其自然资源和力量——数量、财富和各种能力的优势进行拚搏。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如果这个国家拥有的部队很快被消灭或被击溃，那么，最好的自然资源也不能使其摆脱屈辱的境地。如果它的敌人是明智的，也不能使其在未来进行报复。在较小的战场上经常听到这样一种说法：“如果某某能够再坚持稍长一点时间，这里便能得救了，或者那里就可完成任务了。”正如人在生病期间常听说：“只要这个病人能够再坚持一段时间，他的体质就能使他脱离危险。”

　　 现在英国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上面所说的这样一个国家。荷兰过去是这样一个国家，它不愿意付出代价，如果它躲过了灾难，也仅是侥幸。荷兰伟大的政治家德威特写道：“荷兰人在和平时期和由于害怕与人决裂，不会下决心预先花钱使自己的国家强大起来。荷兰人的特点是，除非危险就在眼前，否则他们才不会心甘情愿地把钱用在国防上，我现在必须和这样的人打交道，他们在应该节省的地方挥霍浪费，而常常在他们应该花钱的地方却又十分吝啬。”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国家也应接受这种指责，这是举世瞩目的事。美国不拥有具有防御能力的盾，躲在这种盾的后面可以争取时间发展本国的后备力量。至于能够充分满足美国可能需要的海员又在哪里呢？与海岸线和人口相称的这种资源，只能从一个国家的商船和与商船有关的工业中去寻找，这些美国现时还不存在。不管这些舰艇上的水手是本国人或者是归属美国的外国移民，这并没有什么关系，如果爆发战争，美国在海上的力量足以使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能够回到美国。如果数以千计的外国人能被承认有选举权，那么，在战舰上给他们分配战斗岗位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尽管对于本题的讨论已经有些离题了，但是可以承认，从事与海上事业有关的众多人口，现在与从前一样，是海权的一种主要因素。美国在这方面是不足的，因此美国只有把海权的基础建立在悬挂本国国旗的大批商船上。

　　 5. 民族特点——下面要考虑的是民族特点和民族习性对发展海权的影响。

　　 如果海权真正建立在一种广泛的平时贸易的基础之上，从事商业的习性往往必然是依靠海洋强大起来的民族的显著特点。历史已经毫无例外地肯定了这个事实。除罗马人之外，再没有一个与此相反的值得引起注意的例子。

　　 所有的人都追求利润，并且都或多或少地爱钱；但是，追求利润的方法将会对商业的命运和居住在一个地区的人民的历史起到重要的作用。

　　 如果历史是可信的，西班牙人和他们的同族葡萄牙人，寻求财富的方法不仅有损于民族的特点，而且是对兴旺发达的商业的致命打击；也是对商业赖以存在的工业的致命打击，最终是对经错误途径取得的国家财富的致命打击。这种获利愿望，在他们身上产生了可怕的贪婪，所以他们在新发现的促进欧洲国家商业和海运发展的新世界——美洲大陆，不是在寻找新的工业基础，甚至也不是在进行健康的探索和使人兴奋的冒险活动，而是在寻找金银。西班牙人有许多优秀品质，他们勇敢，有进取心，有节制，能够忍受疾苦，热情并且有强烈的民族感。西班牙人除了具有这些优秀品质之外，他们还有有利的地理位置和处于有利地位的港口。事实上，也是西班牙人最先占领了美洲大陆的大部分和一些富饶的地方，并且在很长的时期内没有一个能与之竞争的对手。西班牙在发现美洲大陆之后的100年里，在欧洲一直是起主导作用的国家，它完全能够期望在所有的海军强国中居首位。但是众所周知，实际情况恰恰与之相反。自从1571年的勒班陀之战以来，尽管西班牙参加过多次战争，但是在西班牙的海战历史上却没有留下成功的具有重要意义的光辉篇章。由于其贸易衰败，造成了战舰甲板上所表现出的使人伤脑筋的，有时是很荒谬可笑的笨拙。不容置疑，这样的结果不能简单地仅归咎于一种原因。西班牙政府很可能在许多方面束缚和甚至摧残了私人企业的自由健康发展。但是一个伟大民族的特点会冲破或塑造其政府的特点，如果人民非常喜爱贸易，无疑也会使政府的行为卷入到贸易的洪流之中。西班牙的大片殖民地，也与妨碍这个古老国家发展的专制政府疏远了。事实上，数以千计的西班牙人、工人阶级和上层人士离开了西班牙；他们在国外从事的职业只给国内提供很少的硬币，或仅需少量航运吨位的小部分商品。西班牙本土除了羊毛、水果和铁几乎没有其它产品；工厂倒闭；工业亏损；人口逐渐减少。西班牙和其殖民地几乎全部依靠荷兰为其提供众多的生活必需品，结果是他们为数不多的工业产品几乎不够换取这些生活必需品。一位同时代的人写道：“所以荷兰商人带钱到世界绝大多数地方去购买日用品，但是必须从唯一的欧洲国家——西班牙把那里的人民购买他们商品的钱带回来。”西班牙人这样热切追求的财富——钱，很快又从他们手上丢失了。前面已经指出，从军事观点来看，西班牙由于海运衰退，已经变得非常虚弱。西班牙装在有限几艘舰船小货舱内的财富，基本上都是沿着几条常规航线运回国内的，它们很容易被敌人俘获，从而使军备处于瘫痪状态。但是，英国和荷兰的财富分散在世界各地无数艘舰船上，在多次消耗战中，虽经受了沉重的打击，仍未停止增长，尽管这种增长很费力气，但是是很稳妥的。在西班牙最危急的历史时期，与其联合的葡萄牙的命运同样跟着走向没落；尽管葡萄牙最初在利用海洋发展的竞争中，站在前列，可是它已完全落伍了。“正如墨西哥和秘鲁的矿藏曾是使西班牙没落的祸根一样，巴西的矿藏也毁了葡萄牙。他们愚蠢地轻视各种制造业，不久之后，英国不仅向葡萄牙提供服装，还向葡萄牙提供所有的货物和日用品，甚至咸鱼和谷物。葡萄牙丢弃了金银财富之后，甚至放弃了国土，波尔图的葡萄园终于被英国人用通过葡萄牙人的手流通到英国各地的巴西黄金买去了。”我们确信50年来，葡萄牙来源于巴西矿藏的收益共有5亿美元，但是在这一时期结束时，只有2500万硬币了，——这是一个引入注目的有关真实财富和非真实财富完全不同的例子。

　　 英国人和荷兰人获利的愿望不亚于西班牙和葡萄牙等南欧诸国的人民。英国和荷兰已依次被称之为“店小二之国”，但是，正是这种嘲笑为他们的聪明才智和合乎正道的行为增添了光彩。他们毫不畏惧，奋勇向前，忍辱负重。他们很有忍耐力，不顾人们给这种劳动取了个羞辱性的绰号，他们还是用它来寻求致富，而不是用武力。因此他们采用了最长期的，代替了似乎是最短捷的致富之路。但是这两个民族，实际上是一个种族，还有另外的与刚刚提到的那些品质同样重要的优秀品质，这些优秀品质加之他们的周围环境有利于他们向海洋发展。他们是天生的商人、贸易者、生产者和交易者。所以，他们无论是在本土还是在国外，无论是定居在文明国家的港口里，或者是在东方野蛮统治者的港口里，或者是在他们创建的殖民地里，到处努力挖掘当地的一切资源，使之得到发展和增长。英国人和荷兰人具有天生的贸易者的本领，如果你喜欢也可以称之为“店小二”，他们不断寻求新的商品去进行交换；而这种追求加之几代人劳动所养成的勤奋，必然使他们成为制造者。在国内他们成为主要的制造商；在国外，他们所控制的地区逐渐富起来，产品成倍增长，于是国内和殖民地之间进行必要的交换，需要更多的舰船。他们的海运事业也就随着这些贸易的需求不断增加，而那些对海上事业不太敏感的国家，甚至连很强大的法国也需要他们的产品，需要他们的船舶运输。这样一来便使英国和荷兰用多种手段去争取海上霸权。这种合乎自然规律的发展趋势，由于时时受到其它国家政府的干扰，确实受到了限制和严重挫折。这些国家的政府妒忌英荷两国的繁荣富强，而其人民只有靠人为的支援才能拥有这种繁荣富强。这种人为的支援将留在“影响海权发展的政府的行动”的一题里再去讨论。

　　 发展海权所必需的最重要的民族特点是喜欢贸易，包括必须生产某些用来交换的产品。假如一个民族有喜欢贸易的习性，并有一条较好的海岸线，海上的各种危险，或对海洋的反感都不可能阻挡一个民族通过海上贸易去寻找财富。通过其它的方法可能会找到致富的地方；但是未必会取得海权。以法国为例，法国有一块很好的国土，有一个勤劳的民族，占据一个极其理想的地理位置。法国海军曾有过闻名遐迩的光荣历史，在其发展处于最低谷时，也从未丧失它所热爱的军事荣誉。但是，现在作为一个海洋国家其牢固的基础是建立在海上贸易之上，而法国与历史上的其它海上民族相比，只是占有一个相当好的位置。造成这种结果的主要原因是由不同的寻找财富的办法的民族特点决定的。当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通过从地下挖掘黄金致富时，法国人的特点是使他们通过节俭、节约和囤积致富。据说守财要比发财困难得多，这是很可能的。这种什么获利多就想冒险的特点与为贸易而征服全世界的冒险精神极其相似。爱节省储备，胆子不大只敢在小范围内去冒险，也许能在一个相应的小范围内扩张财富，虽然不会遇到各种风险，但是不会使对外贸易和海运事业得以发展。举例说明——所举的事例尚未考证，不妨姑妄听之——一位法国军官在与我谈到巴拿马运河时说道：“我在巴拿马运河上有两份股票。在法国不象你们美国，在你们那儿少数人就有很多股份，而我们一大批人只占据一份或很少的几份。当拿这两份股票到市场上时，我的妻子对我说：‘你拿两份股票，一份给你，一份给我。’”就确保个人财产的稳定性而言，这种深谋远虑无疑是很聪明的；但是当过分谨慎或在财政上缩手缩脚成为一个民族的特点时，必然会妨碍贸易和国家海运的发展。与生活有关的金钱方面的这种谨慎已经妨碍生育，因此法国人口几乎停止增长。

　　 欧洲的贵族阶层从中世纪起，就继承了一种傲慢的轻视平时贸易的传统，根据不同国家的民族特点，这种平时贸易确实影响了每个国家的发展。西班牙人的傲慢很容易迎合轻视贸易的态度，与造成惨重损失的不愿工作，坐等财富的习性结合起来，使他们厌恶经商。甚至连法国人自己都承认爱虚荣是他们的民族特点，并已在法国起到了与傲慢一样的作用。法国有大批煊赫的贵族阶层，他们所享有的受尊敬权力，给他们所藐视的职业标上了一个下等的标志。一些富有的商人和制造者都渴望得到贵族的尊称，一旦他们得到了贵族的尊称，便放弃了赚钱的职业。因此，虽然勤劳的民族和肥沃富饶的土地挽救了贸易免遭全面衰退，但是经商是带着一种耻辱感进行的，这种耻辱感促使一些最好的从事贸易的代理人一有机会就要迅速摆脱它。路易十四在柯尔培尔 [ 译者注：柯尔培尔或译柯尔柏（1619-1683），出身富商家庭，路易十四时期法国财政大臣，奉行重商主义政策，通称柯尔培尔主义，主要内容为发展工业，扩大输出，减少输入，增加国库收入。该政策促进了法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但未能根本改变其封建制度的基础。 ] 的影响下，颁布了一项法令：“凡愿从事海运、经商的所有贵族都无损于他们的高贵身份，但不准他们进行零售。”采取这种措施的理由是“经商能为我们的臣民输入所需要的货物，以满足我们的需求，消除普遍认为海上贸易与高贵身份是不能共存的那种流传已久的社会舆论。”但是，所颁布的法令没有消除有意识的、公然占优势的偏见，特别是当虚荣心是一个民族的显著特点时，更不能消除这种偏见。多年之后，孟德斯鸠教导说，贵族阶层从事贸易违背了君主政体的精神实质。

　　 荷兰也有贵族阶层，但是这个国家名义上是共和制，允许私人充分自由地发挥他们兴办企业的能力，国家的权力中心是在一些大城市里。使一个国家强大的基础是钱，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财富。在荷兰，财富是区分公民社会地位的一种基础，谁有了财富，谁在政府中就有权力；有了权力就有了社会地位，并受人尊敬。在英国这种情况同样也很盛行。英国的贵族阶层虽然很傲慢，但是在代议制政府里，财富的势力还是起作用的。在人们的心目中财富是特权，受到人们的尊敬。英国与荷兰一样，财富来源的职业，与财富本身享有同样的荣誉。因此，在上述的这些国家里，由民族特点产生的社会舆论，会明显地影响这个民族对待贸易的态度。

　　 从广义上讲，民族特点还会以另一种方式影响海权的发展。这是就一个民族是否有能力建立相当多的殖民地。开拓殖民地与发展其它事业一样，越合乎自然规律，发展就越快。所以由全体人民迫切需要和本能的欲望创建的殖民地，其基础是最坚实的。当这些殖民地极少受本国约束，人民又具有自治能力时，尔后的发展将是确定无疑的。过去三个世纪的人都非常了解殖民地作为国内产品的销售地，作为贸易和发展海运的发祥地对于本国的作用；但是致力于开拓殖民地的起因不尽相同，制度不同产生的结果也不相同。不管政治家们怎样深谋远虑和小心谨慎，他们的努力都不能弥补所缺少的上述这种强大的合乎自然规律的推动力。如果能在民族特点中找到一种自我发展的因素，那么，来自本土的最详细的规定，不如对殖民地的放任自流会产生较好的结果。有些政府在成功地取得殖民地后，所表现的聪明才智，通常不如在尚未成功地取得殖民地时所表现的更明智，也许还会越来越不明智。如果具有十分完善的体制和管理制度，采取谨慎地达到目的办法和孜孜不倦地精心管理，可能有益于殖民地的发展。然而英国人与法国人相比，英国人缺少组织才能；但是，事实相反，是英国人而不是法国人，已经成为世界上主要殖民地开拓者。成功地开拓殖民地，殖民地继而对贸易和海权产生影响，这一切主要取决于民族特点。因为当贸易和海权很好地得到发展时，殖民地自然也会得到发展。殖民地的发展主要取决于殖民地开拓者的特点，而不是本国政府对殖民地的关心。

　　 这个道理越来越清楚了，因为所有本国政府对待殖民地的态度，一般来说都是自私的。不管殖民地是用什么方法建立起来的，本国政府一旦认识到了殖民地的重要性，殖民地便成为本国挤取牛奶的一头奶牛。当然这头奶牛也会受到很好地照料；但主要是由于它作为自己的一项财产，给一点好处也是值得的。立法就是为了垄断殖民地的对外贸易制定了法律；政府为来自本土的殖民地居住者提供有益的邮船；殖民地像通常都是静寂的那样，往往海洋被看成是适合于国内那些难以控制的人和无用的人居住的地方。可是只要军政当局还留在殖民地里，它仍不可避免地具有国内固有的特征。

　　 英国作为一个主要的殖民地开拓国，所取得的罕见和惊人的成功是显而易见的，所以也就无需赘述。英国取得成功的原因，似乎在于该民族的两个特点。一个是英国殖民者愿意在他们新开辟的地区里定居，这是与他们的利益一致的。尽管殖民者对他们的祖国充满怀念的深情，但是他们决不会为渴望返回祖国而焦虑不安。其次是英国人会本能地、迅速地、从多方面寻求开发新地区的资源。特别是第一个特点，英国人不同于法国人，法国人总是愿意回顾可爱的故乡的那些令人愉快的事情。后一个特点又不同于西班牙人，西班牙人的兴趣和志向范围太狭窄，以致限制他们全面发展一个新开发地区的能力。

　　 荷兰人的特点和贫穷，自然促使他们去建立殖民地，到1650年已经在亚洲、非洲和美洲建立了大片的殖民地，仅列举这些殖民地的名字就会占居很多篇幅。当时荷兰占领的殖民地远远超过了英国。尽管最初建立这些殖民地，从其性质上来看完全是为了贸易，这也是合乎规律的，但是荷兰人对于这些殖民地似乎一直缺少一种发展的原则。“荷兰人在建立这些殖民地时，未曾想谋求扩大帝国的范围，单纯是为了商业和贸易。只是当荷兰人受到周围环境逼迫时，才试图夺取这些殖民地。荷兰人普遍满足于在独立自主的国家的保护下进行贸易。”这种只满足于获利的愿望，没有什么政治野心，如同法国和西班牙的专制国家那样，倾向于使殖民地与本国保持贸易依赖关系，否定了殖民地发展的固有原则。

　　 在结束这个探讨之前，有人可能会提出质问，如果其它的条件都非常有利，那么美国的民族特点是否适合发展一支强大的海上力量呢？

　　 如果取消立法障碍，把有利于兴办企业的地区填补起来，似乎不需要回忆太远的过去就可以说明，美国不用很久就会取得海权。美国人具有进行贸易的才能，具有兴办企业追求利润的冒险精神，而且对促进贸易和追求利润的各种线索具有敏锐的嗅觉。如果未来任何地方需要殖民化，不必怀疑，美国人将会把他们在自治和独立发展方面的一切传统才能带到这些地方。

　　 6. 政府的特点——在讨论一个国家的政府和制度对于发展海权的作用时，必须避免过多的哲理研究，应当把这注意力局限在那些明显的、直接的原因上，和由这些原因所产生的结果，不必离开上述这些太远去探讨各种间接的、最后的影响。

　　 但是，必须注意，特殊形式的政府和制度，以及不同时期各个统治者的特点，已经对海权的发展起到了非常明显的作用。前面已经讨论过的一个国家和它的人民的各种不同的特点，相当于自然条件，一个国家象一个人那样利用这些自然条件开始其生涯；而一个政府的作用就相当于运用聪明才智。如果这个政府是聪明的，精力充沛和具有不屈不挠的精神，就会使一个人的一生或者一个国家的事业获得成功，否则注定是失败。

　　 如果一个政府完全按照人民的癖好办事，那么在各方面的发展将是卓有成效的，这似乎是完全可能的。因此就海权而言，如果一个国家是在一个完全受人民的精神鼓舞，并且完全了解大多数人的真正爱好的政府的领导下，这个国家一定会取得最辉煌的成就。当人民的意愿和其自然形成的最佳代表们的意愿，在组建这个政府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这个政府是最牢靠的。但是这种自由民主的政府时常达不到它的目的，而相反，精明而坚定的专制政府行使权力，往往能用更直接了当的方法创建一支强大的海上贸易队伍和一支卓越的海军，而比自由民主政府缓慢的行动更容易达到目的。但是这种方式的困难是在某一暴君谢世后，政府的目的是否能够坚持下去的问题。

　　 无疑英国已经超过任何一个近代国家，成为最强大的海上强国，所以英国政府的行动应当首先引起人们的注意。尽管英国政府常常不值得称赞，但是各届政府的行动在总的方向上，一直是一致的。英国政府的目的一直是为了控制海洋。英国政府的一种最傲慢的表现形式，早在詹姆斯一世统治时期就存在，那时的英国除了本岛之外，几乎还没有其它的领地，还没有在弗吉尼亚和马萨诸塞建立殖民地。下面这段话是黎塞留叙述詹姆斯政府的：

　　 亨利四世是有史以来最具骑士气概的亲王之一，他的大臣苏利公爵在加来登上了一艘主帆上挂着法国国旗的法国军舰，这艘军舰一驶到英吉利海峡，就碰上了在那里迎接他的一艘英国传递公文的小船，该船船长命令法国军舰降下法国旗帜。苏利公爵考虑到他的军舰的性能，不会使他遭受什么侮辱，便大胆地拒绝了；但是随着这种拒绝而来的便是3发炮弹，炮弹打穿了军舰，就好象刺穿了所有善良的法国人的心一样。强权迫使苏利公爵屈服于正义所禁止的事情，后来尽管他进行多次控诉，但从英国船长那里得到的回答不外乎是：“那恰恰是他的职责责成他向这位使者一行致敬，同时也必须迫使这位使者向作为海上统治者英国的国旗致敬。”虽然英王詹姆斯本人说了一些比较有礼貌的话，但仍不能平息苏利公爵的愤懑，使他采取克制态度伪装满意，他的创伤象针扎似的一直在隐隐作痛，是医治不好的。虽然亨利大帝在这种情况下不得不克制自己，但是他已暗下决心，另找机会利用海上力量来维护他的君主权力，这种海上力量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是能够派到海上去的。

　　 英国这种不可宽恕的带有侮辱性的行动，用现代观念来看，与当时许多民族的精神是完全一致的。更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令人惊愕的行动，也是英国企图冒各种危险去夺得海洋的一个最早的迹象。但是，苏利公爵受到的侮辱，恰恰是在英国的一位胆小怕事的国王当政时，施予直接代表法国最勇敢和最有才能的君主亨利的使节的。英国的这种强制对旗帜致敬的愚蠢要求，是没有实际意义的，它只达到了一个政府向外公开声明的目的。然而这种没实际意义的要求，在克伦威尔统治下和在历代英国国王统治下一样，是被严格执行的。1654年荷兰遭到惨败后，“向旗帜致敬”也是被迫接受的议和条件之一。克伦威尔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事事都专制的暴虐的统治者，他对所有有关英国荣誉和实力的事情都非常敏感，并且为了宣扬英国的荣誉和实力，一刻不停地纠缠在毫无实际意义的礼仪上。那时的英国海军几乎还没有什么力量，但是在他的严格控制下，迅速呈现现出一派生机和活力。位于世界各地的英国舰队，在波罗的海、地中海、西印度群岛以及针对北非伊斯兰教各国，为其国家夺得权力，或为其国家遭受的损失要求赔偿。英国在克伦威尔统治下开始征服牙买加，并用武力扩大其帝国，这种扩大已经延续到我们这个时代。与此同时，他也没有忘记采取一些强有力的措施来发展英国平时的贸易和海运。克伦威尔制订的著名的《航海条例》，宣布所有至英国或至英国殖民地的进口商品，必须全部由英国的舰船，或由生产或制造这些产品的国家的舰船来承运。这个法令是专为对付欧洲运输业较发达的荷兰的，它引起了整个贸易世界的不满。但是处于民族竞争和相互仇恨时期，这种法令显然对英国是非常有利的，并且在君主制度下持续了很长时间，125年之后，纳尔逊在发迹成为一名著名将领之前，就十分热衷于英国的海运事业。在西印度群岛，纳尔逊通过执行《航海条例》反对美国商船。克伦威尔死后，查理二世继承了他父亲的王位，查理国王背离了英国人民，但是，他仍然忠实于使英国强大的政策，忠实于其政府依靠海洋的传统政策。所以在他背叛英国人民与路易十四私通，想借助于路易十四摆脱英国议会和英国人民的羁绊时，他在致路易十四的信中写道：“对于英国和法国联合现在存在两个障碍。第一个是英国非常担心法国现在正在为发展贸易积极创造条件，担心法国将成为一个颇具影响的海上强国。这是我们非常疑虑的一个重要原因，只有我们英国的贸易和英国的海上力量才能占有这种重要地位。因此法国在这一方面所采取的每一个步骤将会使两国之间的猜疑长期存在。”在英法两国国王准备进攻荷兰之前的谈判中，对于两国联合舰队该由谁来统率的问题，引起了一场激烈的争论。查理二世在这一点是是坚定不移的。他说：“控制海洋是英国的传统惯例。”因此，他坦率地告诉法国驻英国大使，即使他同意由法国人统率，他的臣民也不会听从他的。在计划对北部联合七省 [ 译者注：北部联合七省：1579年脱离西班牙独立，后来成为荷兰王国基础的北海沿岸低地区诸省。 ] 进行分割时，查理二世在控制斯海尔德河和默兹河河口这些有利的位置上，为英国保留了它的海上利益。在查理统治下的英国海军，一段时期内保持了由克伦威尔的铁腕统治所留存下的精神和纪律，尽管后来海军还是分享了标志这个罪恶君王统治的士气全面衰退。1666年英国的蒙克由于战略上的重大失误，把他的舰队的四分之一派至海上，在海上他发现自己要对付一支占很大优势的荷兰舰队。蒙克不顾力量相差悬殊，毫不犹豫地进行了攻击，起初三天内，尽管他的舰队遭受一些损失，但还是赢得了荣誉。蒙克的这次行动虽然不是一场战争，但是英国人民和政府，对他一心一意关注英国海军的威望从而促使其采取这种行动的做法是一致赞同的。几个世纪来经过一些失策之后，这种做法已经孕育着最后成功的奥妙。查理二世的继承者詹姆斯二世，曾是一名海军军官并曾指挥过两次较大的海战。在威廉三世继承王位时，英国和荷兰政府都由他一个人掌管，直到1713年缔结《乌得勒支和约》之前，英国和荷兰为了反对路易十四一直保护这种联盟，换句话说这种联盟持续了四分之一个世纪。英国政府越来越稳定，并且有目的地努力扩大其海上控制权力，鼓励发展海上力量。英国公开与法国为敌时，经常从海上进攻法国；作为荷兰的朋友时，他狡猾地不断削弱荷兰的海上力量，很多人起码都持这种看法。英国荷兰签订的条约，规定荷英两国海上力量之比应为三比五，换句话说，英国的海上力量将近是荷兰的一倍。除此，还有另一条款规定荷兰应保持一支10.2万名陆军，而英国只保持4万名陆军。这两条规定相结合，实际上就意味着将来陆战依靠荷兰，海战依靠英国。这种倾向，无论是有意的或者是无意的，都是一目了然的。于是，在和平时期，当荷兰从陆上得到补偿时，英国除了在法国、西班牙和西属西印度群岛得到了贸易特权外，还得到了地中海的直布罗陀和马翁港，得到了北美的纽芬兰、新斯科舍和哈得孙湾这些重要的海上租借地。法国和西班牙的海上力量已经不复存在，从此以后，荷兰的海上力量也在逐渐削弱。这样，英国在美洲、西印度群岛和地中海都取得了立足之地。此后，便可稳步地沿着这条从英王国向英帝国的道路发展。《乌得勒支和约》之后的25年，决定法英两个濒海大国的政策的首相们致力于维护和平；但是即使在最动乱的时期，尽管大陆政策摇摆不定，各种小规模战争和变化多端的条约层出不穷，但是英国人的眼光总是牢牢地盯在保持它的海权上。在波罗的海，英国舰队制止了彼得大帝进攻瑞典，一心想把波罗的海变成俄国的一个内湖的冒险行动，从而在这一海区保持了力量均势。从这一海区英国不仅获得了大量的贸易，而且还得到了大部分海军补给品。丹麦靠外国资本的帮助，力图建立一个东印度公司。英国和荷兰不仅不允许他们的臣民加入东印度公司，而且还对丹麦施加压力，英国和荷兰就这样制止了一个他们认为有损于他们海上利益的计划。按照《乌得勒支和约》的条款，尼德兰已划给了奥地利，在那里以奥斯坦德为港口，类似的东印度公司在奥地利皇帝的支持下建立起来了。这一措施对低地国家 [ 译者注：低地国家：荷兰、比利时、卢森堡的总称。 ] 来说，意味着通过斯海尔德河的天然出口恢复了这几个国家曾失去的贸易。但是，这一措施遭到了海上强国英国和荷兰的极力反对。在这件事上，英国和荷兰垄断贸易的欲望得到了法国的帮助，经过几年的艰苦奋斗，这个公司最后还是被镇压下去了。在地中海执行《乌得勒支和约》实施和解受到了奥地利皇帝的干预，奥地利是当时英国欧洲现行政策的固有同盟者。在英国的支持下，奥地利占领了那不勒斯，并且声称要用西西里换取撒丁。西班牙反对奥地利的这种做法，致使西班牙的海军，在一位精力充沛的大臣阿尔韦罗尼的领导下，刚刚开始复兴时，便于1718年在帕塞罗角外海被英国舰队彻底打败并遭全歼。第二年，一支法国陆军，按照英国的旨意，穿过比利牛斯山脉摧毁了西班牙海军的船坞。这样，英国除了自己占领了直布罗陀和马翁港外，还看到那不勒斯和西西里已落入其朋友奥地利手中，而它的一个敌人西班牙被打垮了。在拉丁美洲，限定贸易特权仅属于英国人，这样就迫使西班牙陷于贫困的境地，后来一个庞大的，几乎毫不掩饰的走私系统又滥用了英国人的贸易特权，当被激怒了的西班牙政府采取了过火的行动进行镇压时，英国建议和平的大臣和主张战争的反对派各自提出了和平和战争对英国海权和荣誉的影响，为各自的观点进行辩护。尽管英国的政策一直是坚定不移地致力于扩大、加强其统治海洋的基地，但是，欧洲其它政府对于英国在海洋上的发展所产生的危险似乎熟视无睹。西班牙似乎忘记了以往由于对其力量过于自负而造成的灾难，也忘记了最近由路易十四的野心，和他的至高的权力所挑起的残忍的、高代价战争的教训。在欧洲政治家的心目中有一第三种势不可挡的权力正在稳步地、明显地建立起来，这种权力注定是用来达到利己的，侵略的目的，尽管这种权力不是十分残酷的，但是所取得的成功要远远超出以前所有的成功，这就是海权。对于对海权的记载远远少于对武装冲突的记载，因此，尽管其作用已经明显化，但还是常常不为人们所注意。在本书所选定的全部历史时期里，几乎不能否认英国不受干扰地支配海洋的权力，肯定无疑地是决定最后结局的所有诸军事因素中最主要的因素。 [ 原作者注：在若米尼的《法国革命战争史》开头一章里，我们会看到这位伟大的军事权威的一个极其重要的论证，即之所以形成这种结局应归因于大不列颠海军力量。他拟定作为欧洲政策的一个基本原则，是不允许海军部队无限制地向一个不能经陆路进入的国家扩张——这种阐述是完全针对大不列颠而说的。 ] 就此而论，尽管从《乌得勒支和约》之后，就已经预见到了这种权力的影响，但是12年来，由于法国统治者的人事变更，使其站在英国一边反对西班牙。1726年当弗勒里 [ 译者注：弗勒里，也译福列里，法国红衣主教。1726年继波旁公爵执掌实权。 ] 开始在法国执政时，虽然完全改变了这种政策，但是法国海军仍未受到足够的重视。在其执政时，给予英国的唯一打击是1736年法国确立波旁家族王子，一个英国的当然的敌人，为两个西西里王国 [ 译者注：1504年，西班牙在意大利战争（1494-1559）中占领了那不勒斯王国，随即将南意大利与西西里合并，建立了两西西里王国。 ] 的国王。1739年，当英国与西班牙交战时，英国海军在数量上稍多于西班牙和法国联合海军。在其后的四分之一个世纪里，战争几乎接连不断，这种数量上的差别也在不断扩大。在这些战争中，英国起初是本能地，后来是在一个认识到了它的强大的海上力量的机遇和希望的政府领导下，有目的地迅速建立起以殖民地开拓者的特点和舰队实力为基础的强大殖民帝国。严格说来，在欧洲的各种事务中，英国源于海上力量的财富，使它在这一时期里起到了惹人注目的作用。莫尔伯勒 [ 投笔从戎注：马尔波罗 ] 战争之前半个世纪，英国开始实施的对外财政援助，半个世纪之后，在拿破仑一世战争中得到了广泛的发展，在维护英国的同盟国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如果没有英国的财政援助，这些同盟国即便不会完全瘫痪，也将大大削弱其战斗力。所以没人能够否认英国政府一方面用钱在大陆上加强了其软弱无力的同盟国；另一方面又迫使它的敌人离开海洋，离开他们的主要殖民地——加拿大、马提尼克、瓜德罗普、哈瓦那、马尼拉，而使它的国家在欧洲政治中起到了最重要的作用。世人皆知，这个只有狭小陆地、资源贫乏的政府的所有力量都直接来源于海洋。尽管皮特在战争结束之前已经离职了，但是他是整个战争期间一位比较突出的人物。他的讲演非常清楚地表明了英国政府在战争中执行的政策。皮特在谴责由他的政敌签订的1763年和约时说：“法国作为一个海上强国和贸易强国，如果不是唯一的，也是我们难以对付的主要国家。我们在这方面怎样才能对我们最为有利呢？是通过摧毁其贸易来损害它。但是，你却允许法国保留了使它的海军得以复苏的能力。”不过英国在战争中的收获是巨大的，它确立了在印度的统治，它在北美洲控制了密西西比河以东的全部地域。至此英国政府的前进道路表明，它已接受了其传统势力，并始终如一地坚持下去了。从海权的观点来看，英国在美国独立战争中确实犯了一个大错，但是，这些一般的失误，导致英国政府不知不觉地卷入了这场战争。如果不从政治和法规上去考虑，只把美国独立战争看成是纯军事和纯海军的问题，情况是这样：美洲殖民地是远离英国的一个巨大的和正在发展的群体社会。只要这些殖民地仍然隶属于英国，并且仍然热爱自己的祖国，那么它们就会在世界的那一部分为英国人的海权形成一个牢固可靠的基地。但是这些殖民地的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又远离英国，如果某一个强大国家愿意帮助这些殖民地的话，英国就不能指望通过武力来控制它们。但是，这个“如果”包括一个众所周知的可能，因为英国曾使法国和西班牙蒙受了奇耻大辱，这两个国家对于这种耻辱记忆犹新，他们一定会寻找机会进行报复。人人皆知，特别是法国已经在小心翼翼地、迅速重建其海军。如果美洲殖民地是13个岛屿的话，英国的海上力量会迅速地解决这个问题。但是，美洲殖民地的离心倾向不是由自然地理障碍形成的，而纯粹是由于地方间的猜忌所引起的，一旦一种共同的危险出现在他们面前，他们完全能够消除这种猜忌。英国经过认真考虑之后，准备进行一场战争，企图用武力来控制远离本土的这个幅员广大、人口众多，而与其敌对的地区，重演与法国和西班牙的七年战争。但是，与其不同的是，在这次战争中美洲的人民不是支持它而是反对它。七年战争曾是英国的一个沉重的负担，一个明智的政府应该懂得不能再承担另外的负担了，并且也应该看到有必要去安抚殖民地开拓者们赢得其支持。但是，当时的英国政府是不明智的，以致损失了大部分英国海上力量，这完全是由于英国错误地投入了这场战争，不是有意的，是由于骄傲自大，而不是由于软弱。

　　 对于英国历届政府来说，依据国家各种情况的明显迹象，始终如一地坚持一条总的方针政策不难做到。某种程度上英国抱定这种单一的目的也是不得已的。坚决维护其海权，决心使其发挥作用，并使其军事要素保持良好的备战状态，都是由于它的政治制度的特点决定的，这种制度实际上使这一时期的英国政府落入了地主贵族手里，不管这个阶级在其它方面有什么缺点毛病，但是这个阶级愿意继续坚持一种明智稳妥的政治传统，自然对国家的繁荣昌盛感到骄傲，而对保持国家繁荣昌盛的大众的疾苦却漠不关心。为了备战和长期从事战争的需要，他们毫不犹豫地加重了经济负担。作为一个富有的团体，这种负担对它来说是微不足道的。因为地主贵族阶级不从事贸易，其财富来源不会直接受到危害。因此它没有那些资产面临危险、贸易受到威胁的人特有的那种政治胆怯性——众所周知的资产阶级的胆怯性。不过英国的地主贵族阶级对涉及贸易好坏的任何事情并不是麻木不仁的。英国议会的两院竞相密切注视着扩展和保护英国的贸易，一位海军历史学家把议会不断加强对海军实施卓有成效的管理，归因于议会经常进行调查研究。这样的一个阶级也自然吸收和保持一种尚武精神，在所谓的团体精神还没有完全起到代替作用的时代里，尚武精神在军事制度里是最重要的。尽管海军和其它地方一样，在体现这种精神时也充满了阶级感情和阶级偏见。但是，在实际工作中却允许把出身微贱的人提升成为享有最高荣誉的人。所以每个世纪都有一些海军将领是一些从地位最低下的人中涌现出来的。在这一点上，英国上层阶级的特点显然不同于法国人。直至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时，法国海军编制表中仍编有一名军官专门负责审核那些想进入海军学校的人是否出身于高贵的家庭。

　　 自从1815年以来，特别是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英国政府经常落入一般人民手里。英国海权是否因此要受到损害呢？这还有待于进一步观察。英国的海权仍然是以一支规模庞大的贸易队伍、机械工业队伍和一个范围广泛的殖民体系为基础的。一个民主政府是否会有远见，是否会对国家地位和荣誉十分敏感，在和平时期是否愿意用足够的钱来确保国家的繁荣昌盛，所有这些都是军事准备所必需的，而且仍然是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民众政府，不管多么需要，通常也不愿意在军事上进行过多的开支。因此有迹象表明英国有落伍的趋势。

　　 前面我们已经谈到了荷兰共和国从海上获得的繁荣和生存机会，甚至已远远超过了英国。但是，荷兰政府的政策和特点非常不利于给海权以一贯的支持。由七个省份组成的其政治名称为七省联合体的荷兰，按权力实际分配情况可以概略地说成是美国州权扩大的翻版。每一个濒海省份都有自己的舰队和海军部，于是便随之产生了各省之间的相互猜忌。这种逐渐瓦解的倾向，由于荷兰省的巨大优势，在一定程度上被缓解了。荷兰省自己就提供了六分之五的舰队和百分之五十八的税款，所以它在执导国家政策时就有一份相应的力量。尽管荷兰政府也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并且也愿意为自由做出最后的牺牲，但是由于人民的贸易精神渗透到可以称之为一个贸易贵族统治的政府里，使其不愿意进行战争，也不愿意为备战耗费必要的开支。正如以前曾提到的，当危险还没有迫在眉睫时，它的一些主要行政长官是不愿意为他们的防御支付款项的。但是在共和政府继续存在的那段时间里，不管怎样，政府对使用在舰队方面的开支还是毫不吝啬的。因此，到1672年约翰·德·威特去世时和1674年与英国议和之前，荷兰海军就其数量和装备而言，都能较好地对付英法两国的联合舰队。无疑，此时荷兰的实力使英法两国国王共同策划的灭亡荷兰的计划破灭了。随着德·威特去世，荷兰共和政府不存在了。在此之后出现的是奥兰治威廉君主政府。这个政府只执政18年，但是它的一贯政策，是反对法国的路易十四、反对法国扩大势力。为了和法国对抗，荷兰的陆上发展明显地优先于海上，由于英国退出了战争，则更进一步助长了这种发展趋势。早在1676年，荷兰舰队司令德·勒伊特将军就知道分配给他的舰船和部队不足以对付法国一国海军。由于奥兰治威廉君主政府的眼睛死盯在陆地边界上，使荷兰海军迅速衰退。1688年当奥兰治威廉需要一支舰队护送他到英国去时，遭到了阿姆斯特丹市市长的反对，因为海军实力已减少许多，一批最有才干的海军指挥官被免职了。那时，英国国王威廉兼任七省联合体的最高行政长官，并且仍然在荷兰执行他的欧洲总政策。威廉在英国找到了他所需要的海上力量，并且可以利用荷兰的资源进行陆战。尽管奥兰治威廉过去是位荷兰王子，但是他同意荷兰海军将军在联合舰队和战争委员会里，应当位于资历较浅的英国舰长之下，于是荷兰的海上利益如同荷兰的自尊一样，为了满足英国的要求很快被放弃了。威廉去世之后荷兰政府仍然执行他的政策。它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陆上，集中精力为结束延续了40多年的一系列战争而签订《乌得勒支和约》，在这些战争中，荷兰在海上一无所获，既没得到权力，也没得到资源，同样在殖民地扩张或贸易权力上也没有取得任何成就。

　　 一位英国历史学家在阐述这一系列战争中的最后一场战争时说道：“荷兰的经济状况极大地损害了他们自己的名声和贸易。位于地中海的军舰总是得不到足够的粮食，他们的护航船队不但缺少战斗力，而且装备极差，以致于我们每损伤一艘舰船，他们却要损伤5艘。于是便形成了一种总的看法，即我们是靠得住的、具有良好的信誉的运输者。因此，在这场战争中我们的贸易得到了迅速发展，而不是减少。”

　　 从此以后，荷兰就不再拥有较强大的海上力量，并且迅速丧失了依靠其海上力量在各国中建立起来的领导地位。这恰恰说明了荷兰这个小国尽管很坚决，但是面对着坚持敌意的路易十四，无论执行什么样的政策都无法使其免于衰败。荷兰如果与法国友好，便可确保其陆地边界的安全，至少能够使其在较长的时间内与英国争夺海上控制权。荷兰如能和法国结为联盟，两个大陆国家的海军，则有可能会制止住英国海上力量的迅速发展。英国和荷兰都想争夺海上霸权，彼此要想实现海上和平，唯一的可能就是其中一方要实际屈从于对方。而法国和荷兰之间的海上和平则是另一种情况，所以荷兰开始崩溃未必是因为它的国土小、人口少，而是由于它的两届政府的错误政策造成的。但是，判定哪个政府应负更多的责任，则不是我们所关心的问题。

　　 法国的地理位置具备了拥有海权的极好条件。对于法国政府的政策，它的两位伟大统治者亨利四世和黎塞留曾给予明确的指导。法国政府应该把从陆路向东扩张，进攻由奥地利王室统治的奥地利和西班牙的计划，与从海上进攻英国的计划相结合。法国为了实现其在海上反对英国的计划和其它一些原因，应与荷兰表示亲善并与之联盟。与此同时法国政府应鼓励发展作为海权基础的贸易和渔业，并且准备建立一支海军。黎塞留在他所谓的政治遗嘱中指出，依据法国的地理位置和资源，法国有可能获得海权。因此，法国作家把黎塞留看成是法国海军的真正创始人。这不仅是因为他为法国装备了舰船，而是因为他的远见卓识采取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措施，以确保建立健全的组织机构和使海军获得稳步发展。黎塞留去世以后，马扎然继承了他的意愿和总的方针政策。但是，马扎然不具备他那种高尚和尚武的精神。因此在马扎然统治时期没有继续出现新组建的海军。1661年，当路易十四开始执政时，法国只有30艘战舰，其中仅有3艘装有60门火炮。此后，一个精明能干的、有组织能力的专制政府开始了它的惊人的工作。负责贸易、制造、海运和殖民地工作的柯尔培尔是一位伟大的具有实干精神的人。他曾在黎塞留手下任职，并且已经完全领略了黎塞留的精神和政策。柯尔培尔以法国人所独具的精神追求其目的。每一件事情都必须有组织的进行，每一件事情都必须由内阁作出决定。柯尔培尔的目的是，“把生产者和商人组成一支强大的队伍，使其受到一种积极和明确的指导，以便通过制度和共同努力确保法国工业取得成功，并要使所有的工人采用公认的最佳工艺程序进行生产，以获得最好的产品……要把海员和远距离贸易组织起来，像制造业和国内贸易那样，成为一个巨大的团体。为了支援法国的贸易，要建立一支具有坚实基础的海军，至于它的规模，迄今还不能预料。”上述这些就是柯尔培尔的目标，是有关海权三个环节中的两个环节；至于第三个环节，那就是航线远方一端的殖民地，显然也是有意按着政府的指示和组织去做的，因为政府开始从当时拥有加拿大、纽芬兰、新斯科舍和法属西印度群岛的当事人手中买回了这些地方。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当时的法国政府为了使他们的国家成为一个海上强国，正以一种丝毫不受拘束完全独断独行的权力，逐渐将所有用以指导国家发展和与发展密切相关的各种手段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详细讨论柯尔培尔的政务活动已经超出了本书的范围。我们只是想让人们能够看到法国政府在建设国家海权中所起的主要作用，并且能够看到柯尔培尔这个伟大的人物，不是只注意把他的政府建筑在一种基础之上，排斥其它的，而是使所有的基础都统管在由他领导的英明的、有远见的政府之下。当时法国的农业产品不断增加，工业产品也在成倍地增长；国内的贸易航线和贸易规章都便于内部和外部之间的产品交换；有关海运和关税的规定，使贸易运输落入法国人之手，进而促使法国发展海运，利用海运使国内同殖民地之间相互进行产品交换，通过对殖民地的管理和开发，使一个远离本土受国内贸易垄断的市场不断发展起来；与外国签订的条约有利于法国贸易；对外国船舶和外国货物实行征税，有益于法国阻止竞争国的贸易——上述这些措施，包括无数个详细规定，都是为了逐渐扩大法国的（1）生产；（2）海运；（3）殖民地和市场——概括成一句话，就是为了扩大海权。如果有人运用一种合乎逻辑的程序来研究这个课题，要比耗费许多时间去研究一个比较复杂的政府里的利益冲突简单方便得多。我们看到了法国在柯尔培尔执政的几年里，把海权的全部理论有系统地，以中央集权制的法国方式付诸实践；而在英国和荷兰的历史中，对海权理论的阐述已经流传了几代人。不管怎样，法国发展海权是很勉强的，并且取决于密切注视它的专制政权对其感兴趣的时间能维持多久，因为柯尔培尔不是国王，一旦他失去国王对他的宠爱，他便立即中止对法国政府的控制。然而最重要的是要看到他在政府活动的领域里——在海军里，所取得的成就。前面已经说过，1661年他上任时，法国只有30艘战舰，其中只有3艘装有60门舰炮。到1666年，已经有70艘战舰，其中50艘是战列舰，20艘是纵火船；到了1671年舰船已从70艘增至196艘；1683年，装备24门到120门舰炮的战舰共107艘，其中12艘装有76门以上舰炮，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小型舰船。船舶修造厂采用的制度和体制，使他们比英国船舶修造厂的效率高得多。当柯尔培尔所取得的成就仍然在他的儿子手里起作用时，一位被监禁在法国监狱里的英国舰长写道：

　　 当我最初在那里被俘时，在布雷斯特的一家医院里养伤达4个月之久。在那儿我对法国人配备船员和装备舰船的速度感到惊讶。直到那时，我还在想他们配备船员和装备舰船的速度哪个地方也比不上英国，我们英国拥有的舰船是法国的10倍，当然，我们的海员也应该是他们的10倍。但是在那儿我看到了20艘帆船，每艘约有60门舰炮；只用20天时间便一切装备就绪；他们把帆船拖进船坞，卸下船员；根据来自巴黎的命令，将这些帆船有的侧倾、有的翻转进行修理，然后装上索具和帆桁等，储备食物、配备船员，在规定的时间里十分从容地驶出了船坞。我还看到一艘有100门舰炮的战舰只用4或5个小时就把火炮全部拆掉。在英国我从未见过在24小时内不费力气，不发生一点事故就能完成这样的任务。这是我亲眼目睹的发生在医院窗底下的事情。

　　 一位法国海军历史学家曾列举了一个简直不能令人信服的例子，他说4点钟开始安装一艘单层甲板桨帆战船的龙骨，到9点钟这艘桨帆战船就全副武装离港了。这些传说加之那位英国军官的一些比较认真的陈述，都可以说明法国在舰船制作方面的体制和制度非常完善。而且还具有充裕的工作设施。

　　 但是所有这些惊人的发展，是由于政府的作用促成的，这种发展像朝生暮死的植物一样，当失去政府的支持时，也就消衰了。因为这段时间很短，不可能使这种发展深深地扎根于广大民众之中。柯尔培尔的工作就是直接执行黎塞留的政策，并且在一段时间里，似乎还在继续执行使法国不仅在陆上占有优势，而且还要成为海上强国的方针政策。其原因不是本书需要说明的。法王路易从一开始就对荷兰怀有刻骨的仇恨，由于英国的查理二世也同样痛恨荷兰，这样便促使这两个国王下决心要消灭荷兰共和国。这场战争是于1672年爆发的。尽管进行这场战争违背了英国人固有的感情，但是，这场战争对英国来说，它与法国不一样，还不能算是政治上的失误，特别是就海权而言，更不能说是一个错误。因为在这场战争中，法国正在帮助英国，去消灭它自己的一个可能的，并且是确实不可少的同盟国；而英国则在为自己去消灭它的海上最大竞争者，的确那个时候这个竞争者在贸易上仍然占有优势。当路易登上王位宝座时，法国正处于债务累累，财政混乱之中，1672年由于柯尔培尔的改革取得了可喜的成就，法国才开始认清了自己的前途。这场战争持续了6年，使柯尔培尔的大部分工作失去了作用。农民阶级、制造业、商业和殖民地都受到了战争的冲击。柯尔培尔的行政机构失去了活动能力，财政上确立的制度被推翻了。因此，路易独揽政权的行为冲击了法国海权的根基，疏远了最好的海上同盟国。这期间法国的领土和军事力量不断地扩大，但其贸易和海运却大伤了元气，尽管法国海军在若干年里保持了它的光荣和效益，但是，没多久就开始衰落，到路易执政末期，法国海军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了。上述有关海权的错误政策标志了路易长达54年的统治结果。除了战舰，路易越来越不顾及法国的海上利益。或许是路易没有看到或许是路易无知不懂得，如果平时支援战舰的海运和工业衰败了，战舰便没有多大用途，它的命运也就很难预料了。路易所执行的政策的目的是利用军事实力和领土扩张在欧洲取得最高权力，但是他的政策迫使英国和荷兰结为同盟，这种同盟正如以前所述的，其直接作用是将法国撵出了海洋，而间接的作用是继而压制了荷兰的力量。柯尔培尔建立起来的海军被消灭了。在路易统治的最后10年，尽管在海上仍经常不断地发生战争，但是法国已没有强大的舰队可投入海洋了。这种愚蠢的君主专制统治的政府对海权兴衰的影响产生了何等深远的影响啊！

　　 路易的后半生就这样亲眼看着法国海权的逐渐消失。这种消失是由于作为海权根基的贸易和贸易带来的财富逐渐减少造成的。法国继任的政府同样还是独裁的，由于它的既定目的和顺从英国的要求，放弃了保持一支有效海军的一切图谋。其原因是新国王尚未成年，而摄政者由于与西班牙国王有刻骨仇恨，为了打击西班牙国王和保存自己的势力，与英国结为同盟。法国帮助英国使其宿敌奥地利在那不勒斯和西西里建立起强大的势力以损害西班牙，并且使奥地利与英国携起手来摧毁西班牙的海军和船坞修造厂。这时法国再一次出现了一个忽视法国海上利益的统治者。他毁灭了一个天然盟友，如同路易十四一样，间接地或在无意中帮助了一个海上霸主不断发展壮大。1726年随着摄政者去世，这种瞬变的政策结束了，但是从那时起直到1760年，法国政府仍然不关心其海上利益。据说，法国由于对财政制度进行了一些卓有成效的改革，主要是在自由贸易方面的改革（和由于一位出身于苏格兰的大臣劳的努力），法国与东方印度和西印度群岛的贸易确实有了惊人的增长，并且使瓜德罗普岛和马提尼克岛繁荣富裕起来了。但是，当战争爆发时，因其海军处于衰退时期，它的贸易和殖民地只能任凭英国摆布。1756年，情况已经不再是最坏时，法国只有45艘战列舰，而英国大约有130艘战列舰。当这45艘战舰需要配备武器和装备时，没有材料，没有帆缆，也没有补给品，甚至没有足够的火炮，一切皆无。

　　 一位法国作者写道：

　　 由于政府里缺少制度，造成了官员们缺乏责任心，并为混乱和纪律松懈大开方便之门。不正当的提升从没有像现在这样频繁，也从未见过人民大众这样普遍不满。金钱和阴谋诡计代替一切，利用它们可以得到权力。贵族和暴发户利用在首都的权势，在海港里傲慢骄横，任意胡作非为，无止境地滥用国家和船坞修造厂的税收。荣誉和谦虚都成了被嘲笑的对象。好象这些罪恶还不算大，更糟的是牧师们尽力使人们忘却过去曾使法国免遭彻底毁灭的光荣传统。继贵族统治时期的激烈斗争之后，接着海军又奉宫庭之命，执行“事事要谨慎小心”的方针，为了保存几艘无用的武装舰船，时常把一些有利的机会送给了敌人。由于这种不适当的原则，使法国被束缚在防御上，上述原则不符合法国民族特点，只对敌人有利。人们在敌人面前这样小心谨慎，是由于受命令所制约，其结果是违背了民族的心愿。此外，由于制度的弊端还导致了无纪律和临阵背叛的行为，这种例子在法国前一个世纪的历史里是绝无仅有的。

　　 法国执行大陆扩张的错误方针，耗尽了国家的资财。这种方针还具有双重危害性，因为它使法国殖民地和贸易处于无防御状态，进而中断了最主要的财富来源，事实上这些都已经发生了。法国派到海上去的小型舰队被占绝对优势的敌舰队摧毁了；商船运输业消失了；加拿大、马提尼克岛、瓜德罗普岛落入了英国人之手。如果叙述这些不会占据太多的篇幅的话，我们还可以引用一些有趣的摘录，用以说明法国令人遗憾的悲惨遭遇。这个国家曾放弃了海洋，而在法国所做的各种牺牲和努力之中，却使英国的财富不断增加。一位当代英国作者曾这样描述他对法国这个时期的政策的看法：

　　 法国由于如此热心地从事对德战争，已大大削弱了它对海洋的注意和税收，这使我们英国能狠狠地打击它的海上力量，尽可能地使它再不能死灰复燃。由于从事对德战争，它放弃了对殖民地的防御，这样做意味着我们就可夺取它所占有的某些最重要的地方。对德战争也使它放弃了对贸易的保护，致使贸易遭到了彻底的破坏。与此同时，英国的贸易，得利于和平的环境，出现了从未有过的欣欣向荣的景象。由于法国从事这场对德战争，所以当它与英国直接交锋时，使自己遭到了无法挽回的损失。

　　 法国在七年战争中，损失了37艘战列舰和56艘快速帆船——这个数字相当于帆船时代美国任一时期海军舰船数量总和的三倍。一位法国历史学家在谈到这场战争时说道：“自中世纪以来，英国第一次几乎没有任何盟国，单枪匹马地战胜了拥有强大援军的法国。英国完全是依靠政府的优势获得了胜利。”不错，确实是这样，但是，这主要是由于英国政府，在使用其海上力量这个强大的武器方面占有优势，这种强大的海上力量，是始终如一地坚持一个目的的政策和必然结果。

　　 从1760年至1763年议和，在这期间法国蒙受的耻辱达到极限，这对处于颓废时期的美国贸易和海军来说，具有深刻的教育意义。我们应避免遭到法国所经受的那种耻辱，希望我们美国能够从法国的经历中吸取教训，从1760年至1763年，法国人也曾不断起来反抗，并与1793年一样，也曾公然宣称他们应该有一支海军。“政府巧妙地引导民众的感情，向全国提出‘必须重建海军’的要求，用各个城市、公司和私人的捐款制造舰船。从前死气沉沉的港口，出现了异常活跃的气氛，到处都在制造和修理舰船。”这种活动坚持下来了，军工厂又开始了生产，每一种物质都有了充足的来源，炮兵进行了整顿，上万名受过训练的炮手进行了实际操练，并被保存下来。

　　 法国民众的这种举动当时很快鼓舞了海军军官的思想和行动，的确他们当中有些人已经不再只是等待，而是开始工作。当时海军军官所表现的这种崇高精神和业务上的积极主动，是过去任何时候都不曾有过的。由于政府的涣散，几乎曾使他们的舰船完全遭到了破坏。一位与我们同时代的法国著名军官这样写道：

　　 路易十五统治时期海军状况极其悲惨，由于军官们的大胆进取心遭到挫伤，不能从事成功的战斗，丧失了光辉灿烂的前程，迫使他们求助于他们自己。他们从研究中获得他们想几年以后准备进行实践的知识。到1769年，法国各方面已经呈现出辉煌的前景，一批才华横溢的著名军官的活动延伸至天涯海角，在他们的作品和调查研究中囊括了人类的各种科学知识。创建于1752年的海军学院又重新组建起来了。 [ 原作者注：古热尔所著的《海军》、《黎塞留和柯尔培尔》。 ]

　　 海军学院的第一任院长比戈·莫罗盖是一艘小军舰的舰长。他写了一篇详细阐述海军战术的论文。这是自保罗·霍斯特以后第一篇有关这个题目的文章，它有独到见解，并且可以取代保罗的论文。莫罗盖肯定是在法国没有舰队，并且是在其敌人打击下，甚至在海上全然不能昂首挺胸时，研究并系统地阐述了战术问题。而在此期间，英国却没有人撰写这种书。1762年一位英国海军上尉，仅仅翻译了霍斯特巨著的一部分，而把大部分删节了。差不多20年后，一位苏格兰无官职绅士克拉克才发表了一篇有独创性的海军战术研究论文。他在文章里，向英国海军将军们指出了，利用这种战术体制，法国曾挫败他们缺少周密考虑而协同欠佳的进攻。 [ 原作者注：不管对克拉克自称的在组建海军战术体制方面的独创性可能是怎样想的，和这种独创性受到过什么严厉的指责，但是不能怀疑克拉克对过去的批评是正确的。我认为，他作为一个既没有受过海员训练，也没受过军事训练的人员，在这方面能有独到的见解是应该受到称赞的。 ] “由于法国海军学院开展了学术研究，这种研究有力地促进了军官们的工作，正如后来所表明的，法国海军在美国独立战争开始时能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与之是不无关系的。”

　　 前面已指出，美国独立战争使英国背离了它传统的正确政策，使它从事一场远离本土的陆战。与此同时，其强大的敌人正严阵以待，寻找机会从海上发起攻击。正如法国在前面刚提到的对德战争中一样，也正如后来拿破仑在西班牙战争中一样，英国由于过于自信，使自己的朋友成为敌人，并因此使其力量的根基，面临着一种严峻的考验。而另一方面法国政府却避免了它经常陷入的那种圈套。由于法国放弃了并吞欧洲大陆的野心，有可能在大陆上获得中立地位，与邻国西班牙结成可靠的联盟，使其得以利用一支较好的海军和一批尽管经验可能不足，但有较好才能的军官进行这场战争。在大西洋彼岸，法国得到一个友好民族的支援，在西印度群岛和美洲大陆上，它有自己的港口和同盟国港口可供使用。这种明智的政策和政府的行动对海权产生的巨大影响是一目了然的。但是有关战争的详情，不属于我们所讨论的题目，这里就不展开阐述了。对美国人来说，那次战争的主要利益在是陆上，但是，对于海军军官来说是在海上，因为这场战争基本上是一次海战。20年来，聪明理智的法国人由于持续不断的努力，取得了他们应得到的收获，尽管海上战斗损失惨重，但是，由于法国和西班舰队的共同努力，使英国的实力着实受到了削弱，并且使其殖民地被抢占。法国海军在执行各种海上任务和从事历次海战中，基本上维护了法国的尊严，尽管在考虑总的题目时，难免会得出这种结论，即与英国相比，法国海员缺少经验，出身于法国贵族的军官对于那些出身不同的军官们的狭隘的妒忌情绪，尤其是早已提到的近四分之三个世纪所传留下来的一项糟糕的政策，即政府教育军官们第一位的是保存舰船，节省物质，束缚了法国海军将领们去获得更多的荣誉，并且已经多次妨碍他们去利用已经到手的有利条件。蒙克说一个国家要想控制海洋必须永远进攻，他为英国的海军规定了基本的方针政策。如果法国政府对海军军官的教育能够不断地灌输这种思想，那么1778年的战争可能会比实际结束得更快些，结果也会更好些。那种批评法国海军的做法似乎有些不太礼貌，平心而论，我们的国家之所以能诞生而没有夭折，应该感激这支军队。但是它本国作者的很多作品都对政府持批评的态度。一位在战争期间在海上服役的法国军官，在一部作品里用不太严厉，但略带有批评的语气说：

　　 那些与德埃斯坦在圣迪胡克，与德格拉斯在圣克里斯托弗岛，甚至那些与德特尔南抵达罗得岛的青年军官们，看到这些将领回国后没有受到审判，他们又会想些什么呢？ [ 原作者注：拉塞尔著：《关于法国海军历史和评论文集》。 ]

　　 后来另一位法国军官，在谈到关于美国独立战争的一段话里又一次证明了上面已表述的意见是正确的。他说：

　　 有必要摆脱法国摄政时期 [ 译者注：1715年路易十四去世，他的曾孙路易十五继位时年仅五岁，由奥尔良公爵腓力摄政，至1723年路易十五始亲政。 ] 和路易十五统治时期这些世俗偏见。但是，这种偏见造成的灾难遍及各部门，其时间距今很近，很难使我们的大臣们将其忘却。由于一种令人极不满意的犹豫不决，曾使英国感到震惊的法国舰队又缩减到常规大小。内阁顽固地坚持一种错误的节俭方针，他们以保持舰队需要过多的开支为由，主张海军将军们必须保持“极其慎重的态度”，好象在战争中采取折衷的办法不会总是导致惨败似的。与此同时，政府又命令我们的分舰队司令，要求他们尽可能长时间的坚守在海洋上，战斗中不要损失舰船，因为舰船有了损耗就可能难以补充了。因此，已不止一次地使原本依靠我们海军将领的熟练技术和舰长们的勇敢能取得的全面胜利，却变成了一些不太重要的胜利。作为一条原则规定，舰队司令不能使用他手中的部队，在与敌交战时，似乎预定的目的是接受敌人的进攻，而不是去进攻敌人。这种以不断削弱士气，达到节省物质资源为目的的规定，必然产生不幸的结果……这种可悲的规定，无疑是路易十六时期、第一共和时期和第一帝国时期纪律松懈和令人吃惊的背叛的一个主要原因。 [ 原作者注：拉贝鲁斯著作：《法国海军史》。 ]

　　 1783年，媾和之后不到10年，迎来了法国大革命，尽管这种巨变动摇了国会的根基，解除了法国社会制度的束缚，并且迫使原君主政体中依恋旧事态的军官几乎全部离开了海军，他们都是受过训练的。然而，法国海军却没有从一种错误制度中解放出来。这也就是说推翻一个政体要比根除一种根深蒂固的习惯势力容易得多。现在我们再听听第三位有文学才能的法国高级军官的评论。他在谈到尼罗河之战中指挥法国舰队后卫的行动迟缓的维尔纳夫将军，当舰队的前卫正在遭到毁灭性打击的情况下，按兵不动没有离开锚地时，说道：

　　 在特拉法尔加角海战中，维尔纳夫的这一天来到了，也轮到他象从前的德格拉斯和迪谢拉一样，抱怨他舰队中的有些战舰没能前去支援他。我们已开始对这种不幸巧合的某些奥秘产生怀疑。在这么多可尊敬的人员中，我们觉得舰队司令和舰长们如此经常地招致这样一种指责是不正常的。即便今天能把他们当中某些人的名字与我们所记忆的灾难联系起来，我们仍然可以肯定，错误的责任不能完全归罪于他们自己。相反，我们必须责怪他们所从事的作战活动的性质，责怪法国政府所制定的防御式作战方针。皮特曾在英国议会中宣布这种防御式作战方针预示着必然的失败和毁灭。这种防御式作战方针，当我们希望抛弃它时，它早已成为我们法国人的习性了。可以说防御式作战方针彻底地削弱了我们的武装力量，并使我们束手待毙。的确，我们的分舰队经常离港去执行一种特殊的任务，但是这些分舰队有意避开敌人，偶尔遇到了敌人将是件极大的不幸。只是迫不得已我们的战舰才投入战斗，他们屈服于敌人，而不是迫使敌人就范。……如果布吕埃斯 [ 译者注：布吕埃斯是1798年英法尼罗河口之战时法军的舰队司令。是役法军两面受敌，遭到严重打击，只有两艘舰船幸免于难，布吕埃斯被打死，他们的旗舰被烧毁。 ] 在半路上遇到了纳尔逊能够与其交战的话，命运女神就会在英法两支舰队之间长时间地犹豫不决，也就不会产生这种极不利于法国的结果了。由于英国海军某些将领的慎小谨微和坚持老的战术传统，使维拉雷和马丁曾进行过的这种缩手缩脚缺乏自信心的战斗持续了很长时间。尼罗河口之战就是打破了这种传统战法，现在实施决定性战斗的时刻已经到来。 [ 原作者注：摘自瑞里安·德·拉格维拉耶尔著《海战》。 ]

　　 几年之后进行了特拉法尔加角海战，法国政府再次为海军采用一种新的政策。前面的那位作者又说道：

　　 皇帝过去一直以他的敏锐的目光，像为他的陆军那样，也为他的海军制订了战役计划。现在对于这些意想不到的失败感到厌烦。他不再只把其注意力集中到某一命运不好的战场上，而是决定在海洋以外的其它地方与英国纠缠。他着手重建海军，可是在比以往更激烈的战斗中，不给其任何任务……但是这决不意味着有任何松劲情绪，我们的舰船修造厂的工作任务增加了一倍。每年都在制造战列舰或者有战列舰加入舰队。在他的控制下，威尼斯和热那亚又恢复了昔日的那种壮观，从易北河两岸到亚得里亚海海角，所有欧洲大陆港口都竞相支持皇帝的具有开创性的想法。在斯海尔德河、布雷斯特锚地和土伦集中了许多支分舰队……但是直到皇帝去世之前，这支充满豪情和自信的海军却没有得到一次机会以检验其与敌人作战的能力……由于不断的失败使皇帝感到沮丧，所以他保持这些武装舰船只是为迫使敌人对其实施封锁，因为这种封锁耗资巨大，当敌人耗尽了资金，封锁自然也就随之停止了。

　　 法兰西第一帝国垮台时，还有103艘战列舰，55艘快速帆船。

　　 抛开我们从过去历史中汲取的这些特殊的教训，谈谈政府对它的人民在发展海洋事业上的影响的一般性问题。可以看到政府的影响是在两个性质截然不同，但是又是密切相关的方面起作用的。

　　 首先，在和平时期，政府可以利用其政策支持民族工业的正常发展，并支持它的人民利用海洋进行冒险和满足获利的癖好，如果这种民族工业和对海洋的厚爱本来就不存在时，就竭力培植它们，或者与之相反，政府由于措施失当，就会制止和束缚人民在各项事业中取得进展。因此，在平时贸易的各项事务中，都会感到政府在上述的任何一个方面对国家海权的影响，也即或成之或毁之。所以，无论怎样经常强调，平时贸易是一支强大海军的基础也不会过分的。

　　 其次，在战争时期，将会看到政府的作用是以其最合理的方式，保持一支武装齐备的海军。这支海军的规模同海运的发展以及同其有重要利害关系的行业的发展是相称的。比海军规模更为重要的是海军的组织机构，它应有助于形成一种健康的思想和健康的行动，战争期间能充分利用预备役人员和舰艇，并且能够考虑到人民的特点和追求，采取适当的措施，把前面提到的总的预备役力量动员起来为迅速展开做准备。毫无疑问，在备战的第二个问题里，必须保持适当的海军站；武装舰船必须跟随贸易商船到那些世界上遥远的地方。对这些海军站的防卫必须直接依赖于军事力量，如像直布罗陀和马耳他一样；或者是依赖于周围友好人民的支援，如象美洲殖民主义者曾一度对英国非常友好那样，并且可以推测出，现在的澳大利亚殖民主义者与英国人是非常友好的。这种友好的周围环境和支持，与适当的军事供应相结合是最好的防御，当这种防御与海上的绝对优势相结合时，就会使像英国那样殖民地四处分散的庞大帝国高枕无忧。尽管一次意想不到的进攻，能够在部分地区造成某种不幸，但是真正的海军优势会阻止这种不幸成为总的惨败，或不可挽回的惨败。历史已经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英国海军基地遍布于世界各地，但是，英国的舰队能为这些基地提供及时的保护，使这些基地之间的交通保持畅通。反过来，舰队又依赖于它们提供避难场所。

　　 所以，隶属于本国的殖民地，是从其外部为它的海上力量提供了最可靠的支援。和平时期，政府的作用是通过各种办法激励殖民地依附本国的热情，并且促使其利益一致，使一方的繁荣成为整体的繁荣，一方与人反目，则作为整体的各方群起而攻之。战时，或者更确切地说为了战时，使所有人员都感到这些组织措施和防御措施是对各方都会从中获利的负担的合理分配。

　　 美国没有这种殖民地，并且也不可能有。至于纯粹的军事海军站，100年前一位英国海军历史学家在谈到当时的直布罗陀和马翁港时，真实而精辟地表达了当地人民的感情。他说：“军事政府不太赞成其人民从事贸易行业，而他们本身与英国人民的特点格格不入，以致使我对一些有见识的人和各党派人士同意象丹吉尔被放弃一样，应该放弃这些军事政府并不感到意外。”因为美国在国外没有什么机构，既没有殖民地也没有军事基地，所以战时美国的作战舰艇将会象陆地上的鸟一样，不能远离自己的海岸。一个政府为自己提出发展国家海上力量的使命，首先要做的，是为战舰提供歇息场所，在那里它们能够补充燃料和进行维修。

　　 我们进行这种调查的实际目的，就是为了从历史教训中得出适用于本国和行政部门的结论。现在该是提出美国的严重危机究竟到了何等程度，和为了重建它的海上力量需要政府方面采取什么行动的时候了。说美国政府从南北战争起直到现在，已将其活动全部有效地致力于所谓构成海权的最主要的环节上并不过分。国内的发展，主要是生产的发展和随之而产生的自给自足，这些都已成为政府要努力达到的目的，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政府努力的结果。在这一点上，美国政府已经如实地反映了这个国家各个管理部门的能力，尽管在一个自由的国家里，要想使这些管理部门能真正代表人民的意愿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无庸置疑，美国的情况可能是这样，它缺少殖民地，同样也缺少作为中间环节的平时海运，和与海运有关的各种行为。简言之，三个环节，美国现在只有一个。

　　 在过去的100年里，海战的情况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以致会使人们怀疑现在的海战能否再会对一方造成灾难性影响，或会使另一方取得辉煌的成就，如在英法之间的历次战争曾出现的那种情况。当英国无所顾忌、傲慢地支配海洋时，它把枷锁强加给中立国，这种情况以后永远不会再出现了，所以旗帜保护贸易的原则是永远靠得住的。除了实行战争禁运，或驶至被封锁的港口，否则交战国一方的贸易可以安全地由中立国家的船舶来承担。至于对港口实施封锁，现在已能确实可靠地进行了，将不再是只有宣言而无实力的纸上封锁了。关于保护美国海港避免被占或被征用的这个问题，在理论上看法是一致的，但在实践中却是漠然置之。如果撇开这个问题，那么美国还需要什么样的海权呢？直到现在，美国的贸易仍需使用其它国家的船舶，如果美国有了海运船舶，则必须付出巨大的代价来保护它们，那么，美国人为什么需要它们呢？就此而言，这是个经济问题，已经超出了本书的范围。但是，战争给国家带来的灾难和损失与海运是有直接关系的。因此，假设美国来来往往的对外贸易，都是装载在敌人不敢触犯的舰船上，除非它们必须驶往一个已被封锁的港口，否则一次有效的封锁会是什么样的情况呢？现在，有效封锁的定义是指对于一艘试图进入或离开这个港口的舰船构成明显的威胁。显然这种意义的伸缩性很大。很多人能够回忆起南北战争期间，南部邦联对位于查尔斯顿外海的美国舰队进行了一夜攻击之后，第二天早晨支持南部邦联的一些人，派出一艘携载外国领事的轮船到海上去，领事们没有看到一艘美国封锁舰船，就此而言，他们非常满意，并发表了一份声明。凭借这份声明的力量，南部一些权威人士主张在技术上封锁被突破之后，在没有发表一个新的通告之前，美国不可能重新进行封锁。为了能够对偷越封锁的舰船构成真正的威胁，是否有必要使封锁舰队位于能够看得见的地方呢？如果有6艘快速蒸汽舰船位于距新泽西和长岛海岸之间的20海里处巡逻，就会对试图通过主航道进出纽约港的舰船构成一种真正的巨大威胁；使用同样的部署可以有效地封锁住波士顿、特拉华湾和切萨皮克湾。如果封锁舰队的主力不仅准备俘获商船，还要对付想突破封锁的军事冒险，那么封锁舰船就不需要位于可见之处了，也不需要部署在能被岸上观察到的某个位置上。在特拉法尔加角海战的前两天，纳尔逊舰队的大部分战舰活动于距加的斯50海里的海面上，只用一个小分遣队密切监视加的斯港。法国和西班牙的联合舰队是于早晨7时起航的，尽管当时的通信条件较差，可是纳尔逊9时30分就知道联合舰队起航了。位于加的斯附近的英国舰队，确实对它的敌人构成了巨大的威胁。在水下通信发达的今天，封锁部队靠岸和离岸，从一个港口驶向另一个港口，在整个美国海岸上彼此都可以用电报进行通信联系，所以迅速实施相互支援是可能的。如果军事行动配合得好，一个分遣队遭到了大举进攻，它就能通知其它部队，并可以向那里撤退。位于某港口外的封锁，即或一旦被粉碎，在那儿坚持封锁的舰船全部被赶走了，但通知重新建立封锁的电报随即便能迅速地传到世界各地。为了防范这种封锁，海上必须保持一支部队，这支部队随时可对封锁舰队构成威胁，使其无论如何不敢坚守在它的阵位上。但是，中立国家的船舶——除了那些装满战时禁运品的——可以自由往来，所以利用这些船舶可以使这个被封锁的国家与外界保持贸易关系。

　　 因为美国拥有漫长的海岸线，可能有人认为对美国实施全线封锁是不会奏效的。那些牢记美国怎样对南部邦联海岸实施封锁的军官，比任何人更愿意承认这一事实。但是，根据目前海军的状况来看，我们还可以补充说，要进行的封锁没有超出政府 [ 原作者注：自从上面这段文字写成以后，1889年海军部长在他的报告里已推荐了一支舰队，这支舰队应该实施这里所建议的非常危险的封锁。 ] 以前所提出的，像波士顿、纽约、特拉华湾、切萨皮克湾和密西西比河口这些地方，换句话说企图封锁主要的进出口中心，对于一个海上强国来说都不会象以前那样力不从心了，尽管法国在布雷斯特、比斯开湾海岸、土伦、加的斯部署了一些强大的分舰队，然而英国却在同一时间里将它们都封锁住了。当时从事贸易的中立国家船舶，的确能够驶入除上面提到的美国其它港口，但是这样强行改变所进入的港口，将会给这个国家的交通运输造成多么大的混乱，时时都会感到供应不足，铁路、水路运输工具、船坞设备、驳船和仓库等都很短缺，随之发生的难道不就是资金浪费和经济上遭受损失吗？在经历了许多痛苦和耗费了巨大费用之后，当你刚战胜了部分灾难时，可能又会导致敌人去堵住这些新的入口处。美国人确实不会饿死，但是，却要忍受巨大的痛苦。至于战争禁运的物资，一旦出现紧急情况，美国现在能否单独应付，这种担心难道是没有道理的吗？

　　 这是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应该使人们清楚地认识到政府在这个问题上所起的作用，是要为国家建立一支海军，这支海军，即或不能到远处去，至少也应能使自己的国家的一些主要航道保持畅通。近四分之一世纪以来，美国已不再把其注意力放在海洋上，执行这样一种政策和执行与其相反的一种政策的结果，可以用法国和英国的实例来说明。无需坚持美国的国情同英、法两国都多少有些相似的地方。可以断言，尽可能地保护商业和贸易不受外来战争的影响，对整个国家的财力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为了做到这一点，不仅要使敌人离开我们的港口，而且要使敌人远离我们的海岸。 [ 原作者注：在战争中，“防御”这个词包含两种概念，为了能够在思想上形成准确的概念，应当把它们区分开，一种是纯粹的、单纯的防御，是巩固它自己并等待被进攻。这可以叫做消极防御。另外还有一种防御观点是主张为了己方的安全，防御准备的真正目的要通过进攻敌人得到最可靠的安全，就海岸防御而言，纯粹和单纯的防御是采用永久性防御工事、布设水雷和建筑固定工事，它们的目的是阻止一支企图进入的敌人。第二种防御方法包括所有不等待进攻和为迎战敌舰队采取各种措施，使用各种武器，不管敌舰队是相距几海里，或者是靠近它自己的海岸都应该这样做。这种防御看上去好像是真正的进攻战，但是它不是进攻战；只是当它的进攻目标从敌舰队变成敌人国土时，它才变成了进攻战。英国对它自己海岸的防御和对殖民地的防御，是通过把它自己的舰队部署在法国各港口附近，如果法国舰队出来就与它作战。美国在南北战争中，把它的舰队部署在南部邦联各港口外海，不是因为美国害怕南部邦联本身，而是通过使其与世界各地隔绝，并且最后进攻这些港口，以达到推翻南部邦联的目的。上述两种方法是相同的，但是目的一个是防御，另一个是进攻。两种概念的混淆，导致许多有关陆军和海军他们各自在海岸防御中的范围的争吵，消极防御属于陆军的；一切在海上的活动都是属于海军的，海军有这种进攻性防御的特权。如果把海员用在坚守要塞上，他们就变成了陆军的一部分，如同真正的陆军一样；当他们上船作为舰上定员的一部分时，他们就成为海军的一部分。 ]

　　 值得怀疑的是不复兴商业航运，这支海军能够维持下去吗？历史已经证明了像路易十四那样的专制君主完全能够创建一种单一的海上军事力量。但是这种海上军事力量貌似强大，而实际上它象一种没有根的浮草一样很快会干枯的。在一个代议制的政府里，任何军事开支的背后都有一种确信这种开支是符合他们需要的强大的势力为其后盾。对于海权来说不存在这样一种势力，这种势力没有政府的作用是不能存在的。应当如何建立这样一支商船队伍，是通过补助金，还是通过自由贸易，是通过行政机关长期不断地贴补，还是通过公开的自由发展，这不是一个军事问题，而是一个经济问题。即使美国有了一支强大的全国性的海运队伍，是否接着就会产生一支强大的海军，也是值得怀疑的。美国离其它强国很远，这一方面可起到一种保护作用；但是另一方面也是建立强大海军的一个绊脚石。美国拥有一支海军的企图——如果这种企图存在的话——现在中美洲地峡运河的开凿可能会对它会有所促进。让我们期望它的诞生不会太迟。

　　 至此，我们已经结束了有关影响国家海权发展的一般性讨论，包括各种主要因素，有利的和不利的。目的一直是首先考虑这些因素固有的倾向是有利还是不利；然后用特殊的事例和过去的经历来说明。无疑这样讨论涉及的范围很广，但主要限定在区别于战术的战略范围。战略范围考虑的事情和原则，是属于不变的或者是不可改变的。事物发展的因果关系从一个世纪到另一个世纪仍然如故。事实上，战略是属于大自然的规律，关于它的稳定性问题，如今已有很多人在论说；而战术则是使用人所制造的武器作为其工具，分享着世世代代人类的变化和进步，战术的上层建筑也不得不经常地改变或全部解体；但是过去的战略基础仍然没有变，好似建立在坚固的磐石之上。下面紧接着要研究欧洲和美洲的通史，特别要从广义上研究海权对欧洲和美洲的历史，对民族的财富所产生的影响。我不时地，一有机会就提出这个问题，目的是通过一些特殊的事例来回忆和加深过去已存在的教诲。因此，研究的总方向将是战略方面的。按以前曾承认和引用的广义的海军战略是：“海军战略的目的是平时和战时都要创建、支援和发展一个国家的海上力量。”至于特殊的战斗，我们一方面应直率地承认一些具体实施方法的变化已经使许多学说过时了，而同时要尽力指出在运用了或者忽略了这些正确原则的地方，已经产生了决定性的作用。在其它情况相同时，我愿意介绍一些与最优秀的军官的名字连在一起的战例，这些战例可以用来说明正确的战术思想，在特定的时期、特定的部门取得了什么样的结果。在古代兵器和现代武器之间表面上呈现的一些相似的地方，希望不用过分强调它们的相似程度，就可得到它们所提供的教训。最后一点必须切记，在所有的变化中，人的本性没有变，尽管在特殊的事例中，数量和质量是不确定的，但是肯定会找到个人在观察上的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