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巴黎和约至1778年的事态发展 美国独立战争引起的海战 阿申特岛外海之海战·第九
作者：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美国
出自————《海权对历史的影响 1660-1783》
出自————《西方军事著作》
如果英国有理由抱怨，它不曾从《巴黎和约》中，得到它的军事成就和军事地位使其有权期望得到的一切好处的话，那么法国就更有理由对战争使其所处的地位深表不满。英国得到的几乎全是法国失去的；甚至连西班牙把佛罗里达割让给征服者，也是法国以丧失路易斯安娜为代价换来的。很自然，由于它的政治家们和人民不得不以全力去承受被战败的重担，所以只能寄报复和得到补偿的希望于未来，舒瓦瑟尔公爵虽然有些专横，但是足智多谋，多年来一直总理政务，并且坚持不懈地努力恢复法国被和约削弱的势力，与奥地利联盟已经不再是他追求的目的，当他于1758年走马上任时，这种联盟早已成为事实，并且已经在起作用了。但是舒瓦瑟尔从一开始就已经认识到了英国是法国的主要敌人，并且试图竭尽全力指挥法国武装部队去进攻它。康弗朗斯的失败使入侵英国的计划严重受挫，他下一步的图谋是与总的目的相一致的，即试图煽动西班牙与其结成联盟。两个王国的力量联合起来，并且他们各自都拥有一条理想的海岸线，在得力的政府的领导下，又有充足的准备时间，能够向海上派出一支可与英国海军力量抗衡的海军。无疑，这样做是完全正确的，因为一些海上力量薄弱的国家，如果看到了这种联合成功了，并且是卓有成效的，他们就会鼓起勇气宣布反对一个因其强大令人妒忌和畏惧，而且漠视其它国家共同享有的不受控制的权力和财富的政府。可惜的是这种联盟，无论对法国还是对西班牙都出现的太晚了。1759年当法国舰队遭到实质性毁灭之后，确实曾进发出一股全民族的海军热，并且也得到了舒瓦瑟尔巧妙地鼓励和指导。“法国广大民众普遍从感情上接受了‘必须恢复海军’的呐喊。许多城市、公司和私人团体纷纷捐款筹集资金。不久前死气沉沉的港口突然气氛异常活跃；到处都在造舰、修舰”。首相也意识到了需要恢复海军实体，也需要恢复海军的纪律和精神。但是已经为时太晚了；因为当时正在进行一场不成功的大战，没有进行准备的时间。虽然“迟做总比不做好”，但总不如“未雨绸缪”这句格言更稳健可靠。西班牙的情况稍好一些。英国海军历史学家估计战争爆发时，西班牙有各种类型舰船共100艘；其中可能有60艘是战列舰。尽管在英国众多的敌人阵营中又增加了西班牙，可能会使其处境更加艰难，但是英国海军在数量、娴熟的技术、经验和威望等方面的优势是不可抗拒的。拥有7万名老水手的英国，只需维持它早已形成的地位，结果是可想而知的。
议和之后，舒瓦瑟尔始终明智地坚持他自己最初的想法。恢复海军的工作在继续进行，并且随之在海军军官中，出现了一种前面已经提到的努力钻研业务和好学上进的精神，这一切都可以作为当前处于特殊情况下的美国海军的楷模。他们继续积极地大规模建造战舰，1761年开始的这种运动，到战争结束时，法国已有40艘状态良好的战列舰。1770年当舒瓦瑟尔被免职时，法国王家海军在海上已有64艘战列舰、50艘快速帆船，兵工厂和仓库都装的满满的，并且贮备了大批的造船木料。与此同时舒瓦瑟尔试图通过抑制贵族出身的军官们的傲慢态度，以提高军官们的工作效能，这种傲慢态度既表现在鄙视非贵族出身的上级军官，也表现在歧视舰船上非贵族出身的别的等级的军官，由于这些军官具备各种才干，因此要求他们留在舰船上。受这种社会等级观念的影响，在各种不同等级军官中形成了一种奇特的平等感，严重地破坏了上下级之间的关系。一个社会特权阶层的所有成员，对他们作为这个阶层的平等的认识，比对下级服从上级的不平等关系的认识要清楚得多。马里亚特讲述了海军军官候补生向他的舰长提出一个有关信任的滑稽故事，似乎表明当时法国战舰上的军官已经对这个问题有了一种认识。“信任！”舰长大声喊道，“谁听说过一个小军舰的舰长和一个海军军官候补生之间的信任！”年轻人回答道：“不是，先生，不是一位舰长和候补生，而是两位出身高贵人之间的信任。”两个出身高贵的人，忘记了他们彼此的身份，在关键的时刻会产生抗争、争辩和分歧。这种平等观，扩散至国家的各个舰队的荒唐的民主观念，都奇怪地受到一个最高贵的贵族成员的反对。马里亚特进述的故事中的一个男主角说：“从他脸上的表情，我看到了这位海军上尉不同意这位舰长的意见；但是，他是一位非常出色的军官，此时此刻他只能说对。”这段话道出了英国体制中由来已久的一种优点，法国作者承认这正是他们所缺少的，他指出：
在路易十六统治时期，长官和下属之间的关系亲密无间，充满了友谊，导致下属常常议论下达给他的命令……除上面指出的原因外，纪律松懈和自做主张也是另外一个原因。这些可部分归因于军官们的就餐制度，司令、舰长、军官、军官候补生都在一起就餐；一切都是公用的。他们彼此之间像好朋友那样直呼“你”，而不称职务。在操纵舰船时，下级往往提出自己的意见，有时还进行争辩，被激怒的主管人员常常作出让步，而不愿意成为仇敌。一些诚实，令不可怀疑的目击者声称，这些都是事实。 [ 原作者注：特鲁德：《海战》。 ]
对于这种不服从和反抗上级的现象，软弱的上级往往都是让步，然而，像絮弗昂这样意志坚强而性情暴躁的人，却不信这个邪。但是，下级的不满情绪几乎发生兵变，以致使絮弗昂在第四次战斗之后，在写给海军大臣的急件中这样写道：“我的心几乎被这种非常普遍的叛逆刺破了。我本该有四次机会能摧毁英国舰队，我害怕去回忆这些不愉快的事。但是这种恐惧感仍然存在。”舒瓦瑟尔的改革冲击了这块磐石，但是，只有全民族一致行动起来，才能将其搬动，不过就全体船员来说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1767年，他重新对舰队炮兵进行改组，由1万名炮手组成的炮队，在与英国再次作战之前的10年时间里，坚持每星期进行一次有组织的训练。
舒瓦瑟尔对他计划中的每一组成部分都很重视，在发展法国海军和陆军的同时，特别注意与西班牙结为联盟，并明智地鼓励和促进西班牙在其波旁家族中最好的国王查理三世领导下，在前进道路上取得成就。虽然法国仍然维持着继续存在的奥地利联盟，但是舒瓦瑟尔将其主要希望集中在西班牙身上。他曾一度英明地抓住英国作为法国仇敌的核心国，这种远见卓识，已被七年战争的全过程证明是完全正确的，并且进一步使法国人有所领悟。西班牙是他的最可靠的盟国，并因其拥有得力的政府，也是他的最强大的盟国。这两个国家靠得很近，加之他们港口的相对位置，使海军处于极其有利的态势。这种联盟由于受正确的政策、家族关系和对英国海上力量的畏惧的支配，以及由于西班牙最近所遭受的和继续存住的伤害，必然使其继续仇恨英国，使法国对联盟更加放心。直布罗陀、梅诺卡岛和佛罗里达仍然掌握在英国人手里，在消除这种耻辱之前，西班牙人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也许会很容易相信，像法国一些历史学家所断言的，英国极为不安地注视着法国海军的发展，并且会对它及时地制止住了法国海军的发展感到由衷的高兴，但是，值得怀疑的是，英国是否已经愿意为这种目的发动一场战争。《巴黎和约》之后的那些年间，一连串任期短暂的英国内阁把精力主要集中在国内政策和不十分重要的党派和解的问题上，使英国的对外政策截然不同于皮特所奉行的强硬的、傲慢的，但是是一直向前的政策。国内动乱易于引起大战，而首要的是与北美洲殖民地的矛盾，它始自于1765年的著名的《印花税法》，加之其它一些原因综合在一起束缚了英国的手脚。在舒瓦瑟尔内阁期间，至少有两次机会，可以使一个坚定的、准备充足的而不是太审慎的政府，会轻而易举地将其变成爆发战争的原因；尤其是这两次都牵扯到英国比其它国家更为密切关注的目标——海权。第一次机会出现在1764年，由于热那亚人对他们不能有效地控制科西嘉感到不满，再次要求法国重新占领它于1756年曾派兵守卫的一些港口。科西嘉人也向法国派出一名使节，目的是请求它承认该岛的独立，给予的报酬相当于从前他们给予热那亚的。热那亚深感自己已无力夺回这个岛子，便从实际出发，最后决定割让它。过去热那亚共和国同意法国国王对科西嘉的所有地方和港口行使主权，作为它欠法国国王债务的抵押，而现在的割让实现了过去的许诺。这种割让以安全为借口，目的是在奥地利和英国心目中掩饰法国的扩张，这使人回想起9年前塞浦路斯，有条件地秘密交给了英国——类似于科西嘉的割让具有决定性和深远的影响。英国当时不断地告诫并愤怒地议论此事，尽管伯克说，“科西嘉作为法国的一个省对我们来说是很可怕的。”但是却发现仅仅只有下院的一名议员，即有经验的海军将军查尔斯·桑德斯爵士说，“宁可与法国作战，也要比同意它占领科西嘉好得多。” [ 原作者注：马汉：《英国历史》。 ] 当时人们已完全认识到了英国在地中海的利益，显而易见，科西嘉处在这样好的位置上，既能影响意大利海岸又可控制着梅诺卡岛上的海军站。如果英国已经有了充分的准备，并且愿意进行战争的话，决不会让它落入一个强大的霸主之手。
第二次机会是1770年，当时英国和西班牙之间就福克兰群岛的所有权产生了争执。当时福克兰群岛只是一片荒芜的岛屿，既无军事有利因素，自然条件也并不良好，说明双方各自提出要求的理由都是无关紧要的。在这里英国和西班牙都有自己的一块殖民地，他们的国旗飘扬在其上空；英国在这里的海军站由一名海军上校指挥。1770年6月，一支西班牙远征军突然出现在其殖民地上的埃格蒙特港面前，这支远征军于布宜诺斯艾利斯装备齐全，由5艘快速帆船和1600名士兵组成。对于这样一支部队一小撮英国人是无能为力的；所以他们进行了几次射击之后，便易帜投降了。
有关这件事情的消息，于10月份传到了英国，英国人听到这个消息后，表示了强烈的不满，这种态度说明了侮辱比损害更难以接受。割让科西嘉，在政府机关之外，几乎没有引起什么轰动；但是进攻埃格蒙特却激怒了全体国民和国会。英国驻马德里的公使受命要求西班牙立即归还这个岛子，并且拒绝对已命令进行攻击的军官的行动负责。不等西班牙人回答，就将舰船编入现役，街头巷尾到处有强迫征兵的队伍，并且在很短的时间内，一支强大的舰队已经在斯皮特黑德准备就绪，要对这种侮辱实施报复。西班牙人依靠波旁家族的协议和法国的支持，倾向于不让步；但是年老的国王，路易十五反对战争，并且在其宫廷中政敌的心目中被看成是主要霸主的舒瓦瑟尔已被免职了。随着舒瓦瑟尔下台，西班牙的希望也随之破灭了，无奈它只能立即应允英国的要求，但是保留了有关宗主权的问题。这种结局清楚地表明了，尽管英国仍然能够运用一支高效海上力量去控制西班牙，但是它并不热中于打一场只为挫败其海军竞争对手的战争。
我们注意到了当时发生的一件看来好象与海洋完全无关的大事，但是为了完全不脱离海权这个主题，就不去详细论述它了。这就是1772年普鲁士、俄国和奥地利第一次瓜分波兰。由于舒瓦瑟尔专心致力于他的海军政策和与西班牙联盟，使这次瓜分得以顺利进行。作为对奥地利王室的牵制，与波兰和土耳其保持友好并对其进行支援是从亨利四世和黎塞留那儿承袭下来的传统政策的一部分；波兰的覆灭直接损伤了法国的自尊心和利益。如果舒瓦瑟尔还在位的话，不知道他会怎样做。但是，如果七年战争的结果是另一种情况，法国出于某种目的，可能会进行干涉。
1774年5月10日，正值北美洲殖民地的纠纷迅速发展，已到了紧急关头时，路易十五去世了。法国在其年轻国王路易十六统治下，继续执行维持大陆和平，与西班牙结成友好联盟和建立一支庞大的、高效海军的政策。舒瓦瑟尔制订的外交政策是直接反对作为法国主要敌人的英国海上力量，和致力于发展作为国家主要支柱的法国海上力量。据一位法国海军权威人士说，从新国王下达给其大臣们的训令可以看出从其继位到法国大革命，他都在鼓励这种精神。这些训令不管是否是出自国王之口，但是明确指出：
密切注视即将来临的各种危险迹象；用巡航舰监视至我之岛屿的通道和墨西哥湾的入口处；继续跟踪所有经过纽芬兰海岸的舰船，并密切注视英国的贸易趋势；监视英国部队和武装力量的动向，了解英国政府的信誉和内阁状况；巧妙地介入英国殖民地事态的发展，使反叛的殖民者能够得到战争补给品，同时又要严格地坚持中立地位；悄悄地积极发展海军；修理我们的战舰，仓库要有足够的储备，以便随时能在布雷斯特和土伦迅速装备起一支舰队，同时应使西班牙在费罗尔装备一支舰队。最后一点，因对最初的交战心中无底，应在布列塔尼和诺曼底海岸上集结大量部队，并为进攻英国做好一切准备，以迫使英国集中部队，并因此削弱它在帝国中心之外的抵抗力量。 [ 原作者注：拉贝鲁斯-邦菲斯，第3卷，第5页。 ]
这样一些指示，不管是否是与相应的考虑周全的计划同时提出的，或者是不时地依据时局做出的，说明了法国国王已经对时局的发展做出了正确的预测，并且已经表示出一种深信，如果早有这种感受的话，两个国家的历史一定会发生重大变化。然而实际是计划的实施远不如想象的那样完美。
但是，法国在发展海军这件事上，由于经历了长达15年的和平时期和扎实的工作，已经取得了令人满意的结果。1778年当战争正式爆发时，法国已经有80艘状态良好的战列舰，并且在海军征募花名册上登记注册的已有6.7万名海员。1779年西班牙作为法国同盟国参战时，其港口里有近60艘战列舰。英国要对付联合起来的总数为228艘的各种类型的战舰，其中战列舰约150艘。尽管舰船数量貌似相等，但是由于法国和西班牙的战舰在吨位和舰炮方面占据优势，所以实际上英国是处于不利地位；但从另一方面来看，英国的海军同属于一个国家，其目的一致，所以相对联军而言其战斗力要强一些。而同盟国却必然会感受到众所周知的海军联合的弱点，和西班牙政府的腐败无能，并且也不能不公正地说这两个国家都缺少在海上进行活动的能力。路易十六坚持执行其开始统治时的海军政策；到1791年，即法国三级会议召开之后两年，法国海军有86艘战列舰，其舰体和式样都优于英国同级战舰。
这样，我们已谈到了一场真正海战的开始阶段，人们听了这个叙述之后，都会承认这场海战，是自德·勒伊特和图尔维尔时代以来所不曾有过的海战。一个交战国的不受约束的权势，和由此而产生的得意忘形，也许已经清楚地表明了海权的巨大威力和其所起的作用；但是这样得出的结论，即便惹人注目，却没有正在与一支劲敌作斗争的海上力量的那种壮观表演更生动有趣。因为当时的形势，不仅危及它的最重要的殖民地，而且危及它自己海岸，从而激励这支海上力量去为行使权力而斗争。承袭英帝国的一贯特点，战事同时在世界各地进行，使研究者的注意力，时而被集中到印度和西印度群岛，时而又被集中到美洲沿海，然后又被集中到英国沿海；从纽约和切萨皮克湾到直布罗陀和梅诺卡岛，又到佛得角岛、好望角和锡兰。这是两支规模不相上下的舰队在对抗，尽管也不时出现标志着霍克、博斯科恩和安森的作战特点的全面追逐和混战，但是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作小心翼翼和复杂的机动，作为海上战斗，这种机动往往不会产生决定性的结果，这些特点将盛行于这场即将来临的战争中。良好的法国战术学，承袭了其海军作战方针独具的特点，并将它运用至这场战争中，使消灭敌舰队，消灭敌海上有组织的力量，以取得对海洋的控制等，都服从于为取得一些特殊作战活动的胜利，为保留一些特殊的据点和实现隐藏的特殊战略目的。没有必要把作者对这种方针的不同看法强加于他人，也即不管这种方针作为例外如何适用，但绝不能把它当作一条规律。但是，我非常希望所有负责处理海军事务的人，都应该认识到确实存在两种相互对立的海军作战方针。其中一种酷似阵地战；而另一种方针打击的目标却是部队，部队被消灭了使阵地处于无防御状态，适当的时候阵地只能恭手相让。在认识到确实存在这两种对立的作战方针之后，就应该从英法两国的历史中认真考察这两种作战方针的结果。
不过开始时，法国新登基的国王，并不寻求用这些谨小慎微的观点，去影响他的海军将军们。在给指挥从布雷斯特派出的第一支舰队的德·奥维利埃伯爵的命令里，海军大臣以国王的名义，在命令中写道：
你现在的任务是恢复法国国旗曾一度拥有的荣耀；过去的不幸和错误决不能重演；只有通过最辉煌的战斗，海军才有取得成功的希望。陛下有权期望他的军官们作出最大努力……无论处于什么情况下，国王的舰队是可以信赖的，在陛下的多次命令中，都特意责令我要求你们和所有担任指挥的军官们，切记在各种场合下陛下的战舰都要以最大的魄力去进攻，并且即或身临困境你们也要竭尽全力保护这些战舰。
国王还下达了许多内容与之相同的指示，对于这些指示一位法国军官说道：
这些命令与上次战争期间坚持要求我们的海军将军们执行的命令是截然不同的；所以相信他们过去由于审慎和中庸，而执行在海军战术中占支配地位的胆怯和防御方法可能是错误的。政府总是认为使用海军所需经费太多，经常命令它的司令们，要使战舰尽可能长时间地活动在海上不要进行对峙战，或者甚至避免遭遇战，因为这些战斗代价普遍很高，并且还会损失难以替换的舰船。因此，常常告诫他们，如果被迫应战，要尽力避免具有决定性的有损于分舰队命运的交战。因此只要交战中一旦出现危险、紧急情况，他们就认为只能被迫撤退。于是使他们养成了一种恶习，只要敌人，甚至是劣势敌人大胆地与他们进行搏斗，就自动撤出战斗。这样派出去的一支迎战敌人的舰队，只能不体面地从敌人面前撤退，他们只能接受战斗，而不会挑起战斗，这样开始的战斗只能以失败告终。严重地挫伤士气以保存舰船——这就是查理·迪潘先生曾明确说明过的指导着那个时代法国内阁的精神。结果是众所周知的。 [ 原作者注：特鲁德：第二卷第3-5页。 ]
在舰队司令德·奥维利埃出航之前，路易十六对其讲了些称赞之词后，便与他人不同地授权予他。德·奥维利埃得知国王已对英国舰队力量有所了解，相信他在按照国王的命令掌握了法国能够配备的所有海上力量之后，能够审慎地对其实施指挥。事实上，英法两国舰队的实力几乎不相上下。因为不了解每一艘舰的装备情况，所以很难确定哪一支舰队更强大些。德·奥维利埃发现自己与从前许多负责人一样，手里有两种命令，不管执行哪一种命令，如果不幸遭到失败，后果都不堪设想，而政府在这件事上也一定会成为一只替罪羊。
我们在考察这两支海军在物质力量和精神状态方面的对比时，必然在时间上要跨越美国独立战争的开始阶段。在正式谈及那场斗争之前，最好先对缺少准确情报的英国海军的全部力量给予大致的估计，我们依据的材料是1777年11月，正值与法国交战之前几个月，英国海军大臣在上院里所做的报告。在有人抱怨海峡舰队太小时，他回答说：
我们现在有42艘战列舰在大不列颠服现役（在国外服役的没计算在内），其中35艘配齐了舰员，并且已经一切准备就绪，听到警报即能出海……我不相信法国或西班牙的部署是直接反对我们的；但是，根据现在我向你们提供的情况，我受权断言，我们的海军胜过整个波旁王室的海军。 [ 原作者注：马汉：《英国历史》。1777年《绅士杂志》第553页。 ]
但是，必须指出，第二年3月被任命为总指挥的海军上将凯佩尔，并没有充分认识到这种乐观的前景，并且（用他自己的恰当表达方式来说）“只用一个海员的眼光”来看待他的舰队； [ 原作者注：《凯佩尔的防御》。 ] 6月他出海时只率领20艘舰船。
很清楚，我们不希望在这种性质的叙述里，插入描述有关导致美国与英帝国分离的政治问题。人们早已注意到了美国与英帝国分离，是由于英国内阁所犯一系列错误造成的——从那个时代普遍盛行的有关殖民地与宗主国之间关系的概念来看，这并不奇怪。一个有指挥才能的人必须认识到，不仅美国的要求是完全正当的，很多人都是这样认为的；而且还要认识到，如前面指出的，美国地理位置所体现的军事力量。这种力量主要体现在：这些殖民地远离宗主国本土，而它们彼此却相距很近，不依赖于对海洋的控制，殖民者的特点——主要是英国血统和荷兰血统，以及法国和西班牙很可能会采取敌对行动。对英国来说，不幸的是有把握对付这种局面的人只占少数，并且还不当政。
前面已经说过了，如果这13块殖民地是一些岛屿，大不列颠的海上力量早就将它们彻底孤立起来，并会逐个地攻陷，这是确信无疑的。对此，还可以补充说，这块狭窄的带状地当时是由文明人占领着，并且被许多海湾和可通航的河流分割开，实际上已经使其成为岛屿状态，就相互支援而言，这些起义的殖民地，大部分地区都不太大，都不能单独存在，然而如果它们丢失，却是一件大事，对英国的事业不能不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大家最熟悉的是，纽约湾的哈得孙航道，从一开始就被英国人所控制。1776年9月，《独立宣言》发表之后2个月，英军又占领了纽约城。无疑沿着这样的河流上、下航行，对帆船来说其困难要比蒸汽舰船大得多；然而，似乎也不能怀疑，一些积极热情有才能的人，运用英国强大的海上力量，能够不时地用战舰和随同的快速帆船控制哈得孙河和尚普兰湖，进而支援一支强大的陆军在哈得孙河的发源地和尚普兰湖之间活动，与此同时，又能切断新英格兰 [ 译者注：美国最东北部地区，包括缅因、佛蒙特、新罕布什尔、马萨诸塞、罗德岛和康涅狄格六州。这些州都在哈得孙河以东。 ] 与哈得孙河两岸诸州之间经水路的往来。这种作战活动，酷似南北战争中，美国舰队和陆军所使用的通过控制密西西比河航线，逐渐把南部邦联一分为二的方法，其政治影响甚至远远超出了军事成就；因为在战争开始时期，独立精神在有可能被英军分割开的新英格兰地区，远比在纽约和新泽西，也许除了南卡罗来纳，比其它任何地方都更普遍，更强烈。 [ 原作者注：“我就要谈到的对我们的形势的一种公正的看法，将会使你对我们为之苦恼的困难作出正确的判断。几乎我们所有的面粉补给，和对我们决不是无足轻重的部分肉食，都是来自于哈得孙河以西各州，这表明要在那条河流上保障一条安全的交通线，你们的分舰队和陆军的支援是不必不可少的。由于敌人控制了这条航线，将会中断州与州之间的这种必不可少的往来。他们早已觉察到这些有利条件……如果他们能够利用在其它地方进行的佯攻，把我们的注意力和力量从这个要点上引开，并且抢在我们返回之前将其占领，结果将是非常不幸的。所以我们的部署必须既注意与你（在波士顿的部署）在防御计划中的合作，又必须注意确保北河的安全，两个目标之间相距甚远，更增加了困难。”——1778年9月11日华盛顿致德埃斯坦的信。 ]
1777年，英国人企图实现这一目标，派伯戈因将军从加拿大强行通过尚普兰湖，到达哈得孙河。与此同时，亨利·克林顿爵士率领3000名士兵从纽约向北并抵达西点，从那里把他的一部分部队，运至哈得孙河上游距奥尔巴尼40英里的地方。在这里他得知位于萨拉托加的伯戈因投降了，所以他就只能返回了；但是他率领只有3000名主力部队的分遣队所做的事情，说明了一种好的指挥方式是事事都可为的。尽管这件事情发生在哈得孙河，但是英军在美洲作战部队总司令，已精心地运用了他们国家的海上力量；将其陆军的大部分——14000人的部队从纽约运至切萨皮克湾的湾头，从背后袭击了费城。这种超常行动，对于它的攻击目标费城来说是成功的。但是，这种决定是出自于政治上的考虑，因为费城是美国国会所在地，可它却违背了正确的军事策略。尽管英军占领费城后很快就将它放弃了；但是它仍然是代价高昂的胜利，因为英国部队因此被分散了，使各个兵团之间不能进行相互支援，并且放弃了控制哈得孙河上的交通线。此时，率7000人的正规部队和一些辅助部队的伯戈因，为占领哈得孙河的发源地向南运动，使位于哈得孙河口的14000人的部队被调到了切萨皮克。这样就使留在纽约城和其附近的8000人，被新泽西州的美国陆军拴住了。造成这样惨重损失的一步是于8月迈出的；10月被孤立和包围的伯戈因不得不投降。第二年的5月，英国部队撤出了费城；受到华盛顿统帅的陆军的紧迫，他们取道新泽西，经历了一次痛苦的和危险的行军之后，重新占领了纽约。
把英国舰队占领切萨皮克岬，与1814年英国快速帆船沿波托马克河逆流而上联系在一起，表明美洲殖民地链条中又有了一个薄弱环节；但是它不像哈得孙河和尚普兰湖的两端都有敌人占领——加拿大为一端，海洋为另一端。
至于海战，从总体上说，不必进行详叙，事实是殖民地居民无力对抗英国舰队，并且最后不得不恭手将海洋交给他们，而只能依靠主要由武装私掠船进行的巡航战，因为他们的航海技术和冒险精神极适于这种巡航战，他们利用这种战法，确实给英国贸易造成了不小的损失。英国海军历史学家估计，截至1778年底，美国武装私掠船已捕获1000艘英国商船，价值200万英镑，但是他声称美国人的损失甚至更大。事实也应该是这样；因为英国的巡航舰得到了有力的支援，并且每一艘军舰都具有较强大的威力。那时虽然美洲殖民地居民的贸易有了扩展，这在宗主国的政治家们看来已是一种不可思议的奇迹，到战争爆发时，已发展到相当于英国在十八世纪初贸易的水平。
英国海军大臣在议会上的报告，提供了一个重要迹象，它暗示了当时北美洲以航海为业的人数，“上次战争中，由于美洲人没有参加，使海军雇用的海员少了1.8万人” [ 原作者注：1778年年鉴，第201页。 ] ——对一个海上强国来说，这是一个值得认真考虑的损失，特别是当他们加入到敌人的行列时，问题就更加严重了。
在海战过程中，总是不断发生英军捕捉中立国家在美洲的贸易舰船的事件，引起这些国家的不满。但是，这种令人恼火之事，在英国政府处于被骚扰状态时，未必会激起法国的仇恨和对此抱有希望。舒瓦瑟尔曾企图进行清算和报复的时刻似乎当时即将来临。巴黎早就考虑的问题是应该采取什么态度，从殖民地的反叛中能得到什么好处。法国政府决定只要不与英国真的绝交，应尽可能给予殖民地的反叛者以各种支援。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法国政府给一个名为博马歇的法国人提供资金，以建立一个能够为殖民者提供战争用品的商行。法国出资100万法郎，西班牙也提供了与之相同金额的资金，并且允许博马歇从政府的兵工厂里购买战争用品。与此同时，还在美洲接收了一批代理商，对于法国官员在里面工作，政府完全不予阻止。博马歇的商行是于1776年建立起来的，那一年的12月，本杰明·富兰克林到达法国，1777年5月，拉斐特又来到美国。在此期间，战争的准备，特别是对海战的准备工作正在抓紧进行；海军在不断地扩充兵力。尽管真正的海战可能要在殖民地进行，但是法国已做好了从英吉利海峡进行威胁入侵的一切准备。在殖民地，法国站在一个不会失掉什么的第三者的位置上。由于加拿大早已被英国抢走，使其完全有理由相信，只要在欧洲保持中立，和与美国人为友，而不是为敌，这样，重新进行的一场战争就不会使它丧失其岛屿。尽管他们了解美国人不象20年前那样坚持要求占领加拿大，但是也不会同意他们重新得到它，法国也曾明确表示它对此不抱任何希望，但是要求在即将进行的这场战争中，应保留它能够占领的英国在西印度群岛的任何领地。西班牙所处地位则完全不同。它憎恨英国，想重新得到直布罗陀、梅诺卡岛和牙买加——不仅是它王冠上的璀璨的明珠，而且是其海上力量的基础——尽管如此，它还是意识到了英国殖民者起来造反，如能战胜其宗主国的迄今无与伦比的海上力量，则对它自己每年能够得到诸多财政收入的庞大殖民体系来说，也是一个危险的先兆。如果英国连同它的海军遭到了彻底失败，对西班牙又有什么好处呢？在绪论一章里已经指出了，西班牙政府的收入，不是来源于以王国的工业和贸易为基础的强大海上力量征得的税收，而是通过几艘运宝船，装载着依靠狭窄渠道提供的，从殖民地掠夺的涓涓金银溪流滴滴注入的。西班牙得到多少就会失掉多少。与1760年一样，它仍然是英国与其斗争能够得到最大利益的国家。西班牙在对英关系问题上，西班牙遭受的损害和法西王室之间的协调一致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西班牙受法国的驱使，加入了反对英国的秘密敌对行动。
对于这些爆炸性事件，伯戈因投降的消息就像是一颗火星。过去历次战争的经验已使法国人懂得与美洲人为敌需要付出什么代价，因此法国期望在他们当中找到可靠的帮手，以实现其报复计划，当时看来，美洲人即便依靠自己也能处理好他们自己的事，所以他们拒绝联盟。这个消息是于1777年12月2日传到欧洲的；16日法国外交大臣通知议会议员们，国王准备承认美国独立，并准备与他们签订一项贸易条约和大陆防御同盟条约。如此神速地达成上述交易，说明法国早已在思想上有所准备。条约是于1778年2月6日签订的，它必然会带来异乎寻常的结果。
没有必要逐一介绍条约的条款，但是重要的是，首先要看到法国明确表态放弃加拿大和新斯科舍，预示了现在世人皆知的作为门罗主义的政治理论的要求。当然，这种要求没有一支强大的海上力量是绝对不能实现的。其次是与法国的联盟，和后来与西班牙联盟，给美国人带来的好处，是使他们有了一支最急需的能与英国抗衡的海上力量。自尊心太强的美国人难道不应该承认，如果法国当时拒绝与英国争夺制海权，那么英国就一定会攻占大西洋沿岸的一些地方。我们不应该过河拆桥，也不要拒绝承认我们的祖先在为难之际的处境和感受。
在继续讨论这场海战之前，应该首先介绍一下当时世界各地的军事形势。
这场海战与1756年的七年战争开始时截然不同的三个突出特点是：（1）美国与英国的敌对关系；（2）西班牙较早地加入了与法国的联盟；（3）其它大陆国家保持中立，解除了法国在大陆方面的后顾之忧。
在北美洲大陆上，美国控制了波士顿已达2年之久。纳拉甘西特湾和罗得岛仍然由英国人占领，他们还占领着纽约和费城。切萨皮克湾和其通道，由于缺少坚固的要塞，任何前来攻击它的舰队都能对它实施控制。在南方，英军自从1776年进攻查尔斯顿失败之后，再没有进行什么重要活动，直到法国宣战，重大的战事主要集中在切萨皮克湾北部（巴尔的摩）。另一方面，在加拿大，美国已经遭到失败，并且直到战争结束，这里一直是英军的可靠基地。
在欧洲，同前几次战争相比，最值得引起注意的是，法国海军早已做好准备，并且西班牙海军也有了充分准备。英国完全处于防守状态，并且没有同盟国；波旁家族的两位国王的目的是夺回直布罗陀和马翁港，并入侵英国。但是，西班牙的真正目的是前两个目标，后一个目标是法国的目的。这种目的上的不一致，无法使海上联合力量获得成功。在绪论一章里，已经提到了两种政策所产生的战略问题。
在西印度群岛，交战双方在陆地上的控制能力基本上相同，尽管实际上不应该是这样。在向风群岛上，法国和英国都有牢固可靠的基地，法军是在马提尼克岛，而英军是在巴巴多斯。必须看到，巴巴多斯相对于其它各岛，处于上风的有利位置，这在帆船时代，具有一种决定性的战略优势。偏巧战斗几乎全部局限在小安的列斯群岛附近。英国的多米尼加岛位于法国的马提尼克岛和瓜德罗普岛之间，所以战争开始时，它就为法军所觊觎，并被它占领了。马提尼克岛再向南是法国殖民地圣卢西亚。位于它的下风面的坚不可摧的港口以格罗斯伊洛湾著称，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从这里可以监视法国海军在马提尼克岛罗亚尔堡 [ 译者注：今法兰西堡。 ] 的各种活动。英国人占领了这个岛子，罗德尼在1782年其著名的作战活动之前，以此作为安全的锚地，监视并跟踪法国舰队。再往南的岛子不具任何军事价值。至于一些较大的岛子，西班牙控制的可能要比英国多一些，因为它已经占领了古巴、波多黎各，并且与法国一起占领了海地，而英国只占有牙买加。然而西班牙却把它们看成是一个负担，无足轻重。可是英国手头要做的事情太多，因此也无暇进攻它们。在美洲，西班牙武装部队非常了解，其唯一的要点是在密西西比河以东的广大区域，当时通称佛罗里达，尽管当时它也是英国的一块领地，但是却没有加入殖民地的反叛活动。
人们可能还记得，在印度半岛，依据1763年的《巴黎和约》，法国曾收复了它的一些阵地。尽管法国控制了半岛上的一些地方，但是并没有抵销英国在孟加拉的政治优势。在其后的几年里，英国曾不断扩大和加强他们的势力，他们的主要代表克莱武和沃伦·黑斯廷斯的声望和能力，对推动这项工作起了重要作用。但是当地势力强大的敌人已在半岛的南面起来反对他们，为法国在战争爆发时在东面和西南重新恢复其影响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可是法国的政府和人民，却仍然视而不见这个广大区域可能发生的事情和良机。英国却不是这样，1778年7月7日，在战争爆发的消息传到加尔各答的那一天，黑斯廷斯命令马德拉斯总督进攻本地治里，并通过占领金德讷戈尔以惩一儆百。在这里每个国家的海上力量都是无足轻重的，但是法国分遣舰队司令，在进行了简单战斗之后，放弃了经历了70天陆路和海路包围的本地治里。紧接着1779年3月，法国最后一块殖民地马埃也陷落了，于是使法国的旗帜再次在这里消失了。与此同时，由休斯海军上将指挥的6艘战列舰组成的一个强大的英国分舰队来到了这里。因为那里没有法国海军部队，所以直至3年之后絮弗昂抵达，英国一直控制着这一海区。在这期间荷兰也已被卷入了战争，并且它的科罗曼德尔海岸上的讷加帕塔姆，和位于锡兰的极其重要的亭可马里都已经被占领了，后者是于1782年1月被英国陆海军联合部队占领的。这两个计划的顺利完成，使英国在印度半岛的军事形势无懈可击，但是仅一个月之后，当絮弗昂抵达时，便使这场一切按计划进行的很顺利的战争，成为一场拚死的血战。絮弗昂完全了解他自己有一支绝对强大的分舰队，但是无论是法国还是同盟国，都缺少一个用来作为进攻英国的作战港口。
这场战争的4个主要战场，有两个位于北美洲和西印度群岛，由于这两个战场相距较近，正如所预料的那样，其战事彼此互相掺合并且互相影响。在欧洲和在印度的斗争情况则不是这样。所以自然要把叙述分成3个主要部分进行，在某种程度上，也可把他们看成是独立存在的战争。对这三个部分进行分别考察研究之后，然后再指出他们的相互作用，同时还可从这种大规模联合行动的利和弊、成功和失败中，以及从海权所起的作用中，搜集到一些有用的教益。
1778年3月13日，法国驻伦敦大使通知英国政府，法国已承认美国的独立，并且与美国签订了一项贸易条约和防御同盟条约。英国立刻召回其驻法国大使。尽管战争一触即发，并且对英国极为不利，可是西班牙国王却表示愿意进行调解，从而使法国错误地拖延了进攻。6月英国海军上将凯佩尔率领20艘战舰离开朴茨茅斯进行海上巡航。在与法国2艘快速帆船遭遇时，其舰炮拉开了战争的序幕。由于凯佩尔从报纸上得知法国有32艘战舰停泊在布雷斯特，因此他立刻返航请求增援。他再次起航时，共有30艘战舰，在阿申特岛 [ 译者注：即法国布雷斯特西面的韦桑岛。 ] 以西，他与由德·奥维利埃指挥的法国舰队遭遇。由于当时刮的是西风，因此法国舰队处于上风位置。7月27日，这场战争中首次以舰队规模进行的作战活动开始了，这场海战通常称作阿申特岛之战。
英法双方各有30艘战列舰参加的这次海战，是一次完全不具决定性结果的战斗。没有舰船被俘或被击沉。两支舰队脱离接触之后，返回了各自的港口。但是，公众对这次无结果的战斗所表示的愤慨，和战斗之后在海军和政界引起的轩然大波，使这次战斗在英国仍然很有名。舰队司令和第三位指挥官分属于不同的政治派系；他们互相指控，并且在后来的军事法庭上，所有的英国人主要以此分为两派。公众和海军都普遍支持舰队司令凯佩尔。
从战术考虑，这次战斗的一些特点令人很感兴趣，并且还牵涉到一个现如今仍在起作用的问题。凯佩尔位于下风，但他希望强行投入战斗。为了这样做，他发出了向上风的敌舰全面追击的信号，这样可使其最快的战舰超过敌人最慢的战舰。如果本来舰队的速度相同，这样做是无可非议的。位于上风的德·奥维利埃，除非完全对法军有利，否则他是不想进行战斗。情况通常都是这样，采取攻势的舰队一般都能实现其企图。27日黎明时，两支舰队都左舷戗风，依靠着西南风向西北西航行（图15，A、A、A）。 [ 原作者注：在这个插图中，放弃了在所有其它例子中所遵循的，只说明一场战斗中几个具有特点的阶段的做法，因为这些阶段是逐次发生的，是不连贯的，并且试图不断地指出两支舰队经过一系列机动和航行后最后进入战斗（从A到C）。因为这次战斗只是发生在航行中，是在两支舰队相向平行运动中进行的，一场遭遇战总是不具决定性结果，并且总是无效的，所以先前的机动成为一件人们感兴趣的事情，它在历史上之所以重要绝不是出于战术原因。 ] 英国的后卫（R）已经位于下风处， [ 原作者注：在态势A中通过英国舰队中央所画的一条线，表明迎风行驶的战线（东南-南），按照严格的战术要求，在这条战线上的英舰将要相互影响。 ] 随后，凯佩尔便向后卫的6艘舰发出占领上风的信号，以便使他们能够占领较好的位置，一旦进入战斗时，便可立刻支援主队。德·奥维利埃对其行动有所察觉，并把它看成是用优势兵力去进攻其后卫。因为当时两支舰队相距6到8海里，他连续不断地使其舰队尾部转向风（法国舰队从A到B），从而退到了下风位置，但却不断靠近敌人，并且可以更好地观察敌人（阵位B、B、B）。在他完成了队形变换之后，风变成了南风，有利于英军；所以凯佩尔没有逆风换戗，继续按照原来的航向航行了半个多小时（英国舰队从B到C），然后又一起戗风转变航向，尾随法国舰队。这更加重了德·奥利维埃原有的疑虑，因为那天早晨的风确实非常有利于英军，当时又再次变成了西风，使他们能够停驶等待法军的后卫，德·奥利维埃使他的舰队尾部一起转向风（从B到C），从而使其余的战舰能够支援，当时已变成了前卫的后卫舰，并且能够阻止凯佩尔倾全力进攻或者突破后卫。两支舰队就这样相向而过（C）， [ 原作者注：两支舰队前面的战舰岔开了（C），按照法国人的说法，是因为英军前卫驶离了，按照英国人的说法，是因为法军前卫贴风行驶。后面的叙述是按照图示进行的。 ] 双方的舷炮进行了毫无结果的炮击，虽然法国舰队顺风向航行有进攻的能力，但是它却没有很好的利用它。德·奥利维埃向其前卫（从前的后卫）发出舰艏转向当时位于其主队下风的英国舰队后卫的下风的信号，企图使自己仍然位于上风，并因此可以对其实施两面夹击。但是，那支分队的指挥是一位出身皇族的军官，不服从命令，于是错过了这种有利的时机。英国舰队也试图进行这种机动。英军前卫的指挥官和他的一些战舰刚脱离炮击，便戗风转变航向（D）， [ 原作者注：位置D，与这幅图的其它部分分开了，表明前面的航线就此结束，它是从C开始的。把它与其它舰线连接起来，会造成混乱。 ] 并且紧跟在法军后卫之后。但是由于大部分帆缆被毁，使其无法戗风转变航向，并且由于舰船一起从后面驶来，不能使舰艏同时转向下风。法舰当时位于下风，并且再次组成了战列线，然而英军却不具备进攻的有利条件。这就是战斗的最后结果。
图15 1778年7月27日阿申特岛之战
前面已经指出，这种无结果的交战仍有一些令人感兴趣的要点。其中之一就是英军的一位最杰出的将军约翰·杰维斯爵士，当时任英国舰队一艘舰的指挥，在军事法庭上发誓完全赞同凯佩尔的行动。的确凯佩尔当时似乎已无路可走；但是他的辩护词里的一种奇妙的说法，表明他缺少战术知识。他说：“如果法国舰队司令真的打算进行战斗，我想他就不会使他的舰队以相反航向逼近英国舰队。”这种说法只能出自于他的无知，或者没考虑到法国舰队后卫已被暴露的危险，而更令人揣摩不透的正如他自己曾经说过的，英国舰队正在等待它。凯佩尔的想法似乎是，法国舰队应该等待它并排上来，然后用他惯用的舰对舰的进攻方式实施战斗。但是训练有素的德·奥维利埃是不会进行这种作战活动的。
炮击期间，指挥法国舰队前卫的德·沙特尔公爵 [ 原作者注：后来的奥尔良公爵，法国革命时的菲利普·埃格里特，路易菲利普的父亲。 ] ，没能遵照命令使舰艏转向下风，这可能是由于对命令不理解，也可能是由于渎职，于是便提出了这种仍然在争论的问题，即在战斗中舰队司令正确的位置究竟应该在何处。如果德·奥维利埃是在前卫舰上，可以有把握地使舰队按照他的意图变换队形。如果位于中间，根据情况，舰队的各个部分可能看到，也可能看不到他的信号。如果他位于前面，通过示范可迫使各舰必须执行其命令。在这场战斗快接近尾声时，这位法国舰队司令完全脱离了战列线，他是通过登上了一艘快速帆船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其公认的理由是，这样能使舰队司令更好地观察到敌我双方舰队的行动，不会被烟雾遮挡，也不会被他自己舰上的偶发事件搞的心烦意乱，并且还可以使各舰对他的信号看得一清二楚。 [ 原作者注：1782年4月12日之战，法国舰队司令在其旗舰上被俘，也是为了想组成这种新的队形。 ] 这种位置类似于岸上一个全然不顾个人安危的陆军将军的位置，1778年豪勋爵也采用了这种位置；但是后来豪和法国人又都不这样做了。纳尔逊在结束其戎马生涯的特拉法尔加角海战中，位于前面指挥其纵队；但是，可能会提出的疑问是，他这样做除了对战斗充满激情，是否还有其它的目的。另两次由他担任总指挥的进攻是直接针对锚泊的敌舰，而在这两次进攻中，他都没有位于纵队的前面。所以比较令人信服的理由是由于他自己不十分了解这里的海底情况，位于前面的领舰有搁浅的最大危险。在帆船舷炮齐射时代除了受命进行一次全面追逐，一般情况下舰队司令要位于战列线内，并且要位于战列线的中间。在特拉法尔加角海战中纳尔逊和科林伍德改变了这种习惯作法，各自率领自己的纵队可能是有一定原因的，并且常人也不愿意批评有成就的军官们的行动。这样做对于舰队如此倚重的两名高级军官所面临的危险是显而易见的；如果他们本人或纵队的领舰遭到了严重损坏，就会感到缺少他们的严重后果。事实上，他们作为舰队司令和海军将领很快被湮没在战斗的烟雾中，他们留给自己部属的除了勇敢和光辉的示范，已不再具任何指导或支配作用。法国海军的一位将军已经指出了在特拉法尔加角海战中，两个纵队袭击与其成直角的一条战列线的实际作用是牺牲纵队前面的舰，以造成敌战列线两处被突破。就此而言，这是一种成功的办法；这种牺牲是完全值得的；并且每个纵队进入这两个突破口的后续舰，几乎都是生力军，实际上形成了一支攻击突破口两侧被打散的敌舰的预备队。如今这种预备舰队的设想仍值得舰队司令考虑。由于他的旗舰本身的身份使它不便离开战斗队形。但是，如果每个纵队的司令都有这样一支预备队，根据作战的时机，使其在较长的时间内不只是名义而是实际上拥有对其实施指挥的权力，用其遂行某项重要任务，难道这样不是很好吗？但是依靠信号系统或派遣能够像陆军将军副官或使者那样传递命令的通讯船都是较困难的，加之战舰又不能像步兵一样静止不动等待命令，而是必须要有一定的舵效速率，把这些事实联系起来，便打消了舰队司令在航行途中乘坐轻型舰的想法。如果把他放在一艘轻型舰上，他就变成了一名旁观者；如果他以舰队里一艘威力最大的战舰作为旗舰，一旦交战，他就拥有最大的威力；如果这艘舰是在预备队里，那么舰队司令自始至终都掌握着总司令的权力。“有总比没有好”，依据海战的情况，如果舰队司令不能象陆军将领在岸上那样占据安全的观察阵位，那么也要尽可能地为其确保安全，法拉格特在实践中一贯都是身先士卒，在奥尔良和维克斯堡两地战斗后，也就是说在他的后半生，他的这种可以信服的经验在思想上已经定型。但是众所周知，在莫比尔湾的战斗中，由于各级军官的请求，他非常不情愿地放弃了一贯的做法，将其旗舰排在了第二位。后来他对这种做法曾坦率地表示过遗憾。但是，可能会提出争辩的是，法拉格特指挥的所有战斗都有一种独特的特点，严格地讲区别于一般的战斗。在新奥尔良、维克斯堡、哈得孙港和莫比尔湾，他的任务不是去交战，而是使舰队通过它不能制服的防御工事；而要通过这种障碍主要依赖于领航员对海底情况的了解，他与纳尔逊不一样，他非常了解这些地方的海底情况。于是使他不仅担负起军事指挥的责任，还担负起领航的责任。这样引导不仅为舰队指出了安全的航线，而且继续不断地位于烟雾之前航行，能很好地看清和判断前面的航道，并且还会对他所规定的和想通过的航道负责，而一个下级军官很可能会在这条航线上退缩。也许还没有普遍注意到，在莫比尔湾，不是一个纵队的领导，而是两个纵队的领导，在途中的关键点上犹豫不决，并且对其司令的决策产生了怀疑；不是因为他们没有领会清楚，而是因为环境与他们所想象的完全不同。不仅“布鲁克林”号上的奥尔登，而且连“特库姆塞”号上的克雷文也违背了舰队司令的命令，并且由于离开了为他们所指定的航线，遭到了不幸。没有必要去谴责每一位舰长，但是，不可否认的结论是法拉格特的意见是绝对正确的，即一个单独负有最高责任的人，当所处的环境类似于他所进行的战斗时，应该位于前面。这里还必须引起注意的是，在这种迟疑不决的危急时刻，除了最有才智的人，通常都倾向于把决断的责任推给上级，可是由于情况紧急，犹豫和延误都可能铸成不可挽回的错误。一个被任命为主官的人应该具有才能，并且要理智行事，而下属终究是下属，他们可能会犯错误。纳尔逊在圣文森特角的作战活动将不会有人仿效，说明它的有力事实是，那天科林伍德紧跟其后，而在舰队司令发出信号之前，他却一直没有仿效纳尔逊的行动；但是，在他得到信号许可之后，按照他的判断和果断行动显示了他的卓越才能。 [ 原作者注：下面的事情发生在1782年4月，罗德尼追逐德格拉斯期间，表明下属可以被引到何处。胡德是英国一位最好的军官；作者不想批评他的所做所为。当时他距罗德尼几海里。“被分散开位于西北的法国舰，已与我们的前卫分队同时得利于微风，勇敢地竭尽全力驶到了英国先头舰艇的上风处；那是它重新回到当时位于上风的他自己舰队的唯一办法。到了这一步，它确实进行了大胆的冒险，以致迫使塞谬尔·胡德爵士分舰队最前面的舰‘艾尔弗雷德’号驶向下风，以便让它通过。除了那些急切盼望舰队司令发出交战信号的人，所有的眼睛都盯住了这艘勇敢的法舰。但是舰队司令很可能是由于没有想到它是一艘敌舰，没有发出所期盼的信号，所以没有一门炮进行炮击。提到这件事，是要说明组成塞谬尔·胡德爵士分舰队的舰艇上的纪律情况，以及胡德本人，尽管他身为副指挥，在没接到舰队司令的命令之前，不愿发射一炮。‘塞谬尔·胡德爵士炮击之前等待总司令发出交战信号的理由，很可能是由于他自己认为，如果他在上述情况下过早地进入战斗，他将要对后果负责’。”（《怀特的海军学术研究》第97页）。胡德可能已受到罗德尼对待使其不满的下属的态度的影响。这两个人的关系看来已经很紧张了。 ] 我们再谈一下指挥位置的问题，即在新奥尔良之战中，法拉格特的旗舰位于中间位置，由于天黑和前面舰艇释放的烟雾几乎失去了旗舰；美国舰队在通过要塞之后重聚一起时，发现他们的旗舰不见了。当时因为一种预备队的提法引起了一系列的联想，所以领航这个名词也暗示了某些比其自身更广泛的想法，它改变了曾说过的使舰队司令与预备队在一起的想法。蒸汽舰队改变队形较容易而且迅速，这样就完全可能使一支倾全力去攻击它的舰队，几乎在战斗开始的瞬间发现自己可能要受到没有料到的各种阵势威胁。那么舰队司令的最理想的位置是在什么地方呢？无疑他在自己战斗队形里的位置应能够最快引导其舰队进入新的阵位，或驶向新的方向，而且能够应付各种情况的变化；也就是说是在领导的位置上。在一次海战中，似乎总是有两个最重要的时刻；一个是决定主攻的方法，另一个是决定何时投入预备队和将其投入何方。如果前一点是比较重要的话，那么后一点可能要求的水平更高。因为前者可以并且应该按事先制订的计划进行，而后者可能，并且常常必须是使其适应于意料之外的迫切需要。未来海战中的一种要素是陆战所不具备的——遭遇和队形变换的速度极其快速。不管怎样，陆军可借助轮船来到战场，然后从事步战或骑兵战，并且随着他们的计划的逐步实施，如果敌情发生变化时，总司令有时间使其意图（当然是作为一种必须执行的命令）让部属知晓。而与之相反，一支数量相对较少，但其编成已经明确了的舰队，如果进行重大的变动，很可能直到变更之前都不会有什么征兆，并且这种变更只需几分钟的时间。这些有关的评论都是正确的，它们表明需要一个不仅完全了解计划，而且熟悉舰队司令的主要作战原则的副司令——显而易见，这种需要源于作战队形的两端一定会相距很远，和两端都需要了解舰队司令的意图。因为舰队司令不能亲临每一端，所以在那里最好要有一个能胜任的副指挥。有关纳尔逊在特拉法尔加角海战中的位置，在本讨论开始时已经提到了，需要注意的是，如果“胜利”号没有那样率先进攻，另一艘舰也不可能会那样做，并且当时风力微弱，他们没有料到敌舰队会突然改变队形。舰队司令本人冒很大的危险，敌战列线集中了火力对他的坐舰射击，因此几名舰长恳请他改变其作法，但是他们的这种恳求早就被纳尔逊本人在尼罗河之战后给友人的一封信里谴责过：
“我想，如果上帝保佑我，使我不曾受伤的话，不会有一艘舰能够逃跑掉去搬弄是非了，但是不能认为舰队里某个人要受到责备……我只是想说，如果我的经验使我能够亲自指挥这些人的话，看来上帝也会继续保佑我所做的努力，”等等。 [ 原作者注：N·H·尼古拉斯爵士：《纳尔逊勋爵的公文和信件》。 ]
尽管上述意见的表述是基于经验，但是在特拉法尔加角海战中，他站在最暴露的位置上，并且在失去指挥时，随之产生了有关它的作用的令人费解的实例。科林伍德立刻，正确地或错误地，可避免或不可避免地，改变了纳尔逊临终时的计划。奄奄一息的舰队司令说：“抛锚！哈迪，一定要抛锚！”科林伍德说：“抛锚！”纳尔逊说：“这是我想到的最后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