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限战争的再生·第二

作者：J. F. C. 富勒·英国

出自————《战争指导》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一、 卢梭与法国革命

　　 1782年，爱德华·吉本（1737—1794）正在从事他的历史著作第4卷的写作。当时，在他看来，政治气候非常宁静。为把罗马帝国的衰亡与当时的欧洲作一对比，他写道：

　　 “一个哲学家应该扩大他的视野，把欧洲作为一个伟大的共和国来看待。在这个共和国内部，各个不同的民族几乎都达到了同等的文明和文化水平。权力的平衡将会继续波动，我们自己与邻国的兴旺发展，都会有升有降；但是这些局部的事件不能从根本上损伤我们的幸福、艺术、法律和风俗的总的标准。在这些方面，欧洲人和他们的侨民是在全人类中居于领先地位的……在和平时期，由于许多活跃的竞争者的竞赛，加速了知识与工业的更新和进步，在战争年代，欧洲的军队也只是作一种温和的、非决定性的斗争。” [ 作者注：爱德华·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1926年版），第4卷第176、178页 ]

　　 然而，在这种平静气候的背后，一场自宗教改革以来最恐怖的政治飓风正在形成，而且吉贝尔特（1737-1794）预计到了它的来临。八年前，吉贝尔特在他的《战术概论》一书中指出，谨小慎微的礼让行动，不流血的运动，以及光荣的投降等战争形式，只是表面上的廉价，因为它们并不能产生总的政治的解决方法。于是，他提出了一种完全不同的斗争形式来代替它们。

　　 他写道：“但是，让我们来假设一下，一个朝气蓬勃的民族在欧洲兴盛起来了。这个民族有天才，有智慧，有政治认识；它凝集了这些优秀的美德，组成了一个民族性的民兵组织，制定了扩张计划，并且永远不迷失它的方向；它懂得如何降低战争的成本，并坚持胜利。这样的一个民族，是不会因为财政上的计算而被迫限制自己进行战争的。我们也会看到，这个民族将象秋风扫落叶一样征服它的近邻，并且推翻我们脆弱的组织。” [ 作者注：《战术概论》（1803年版），第一卷第16页。 ]

　　 在十二年前（即1762年）曾要压倒整个时代的飓风，到今天仍在摇拂着“脆弱的芦苇”。对此，我们可以在让·雅克·卢梭（1712-1778）的著作《社会契约论》中找到它的胚胎。它被称之为“民主”，其基本观念就是人人平等。这也是基督教教义的基础。自从远古时代以来，道德家和哲学家都一再强调民主，但是直到十八世纪上半期，这种思想才发展起来。卢梭有一句名言：“人生来是自由的，但是在任何地方他都带着枷锁。”正是这一思想点燃了“理性时代”炸弹的导火案，使得爆炸不可避免。

　　 卢梭在他的早期著作《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1753年出版）一书中谈到，在自然状态中的人类，是—种“高贵的野蛮”。而现在，他在《社会契约论》中，却把人类摆在一个抽象观念的地位上，不使他们同地点、时间和环境发生联系。他提出这样的问题：生来都是自由的人，为什么现在在任何地方都要受到奴役呢？他的回答是，因为根据自然的权力（神意），唯一合法的政府就是由大多数人进行的统治。他写道：契约，就是“我们每个人把自己和他的一切权力都自献出来，接受全体意志的超级指导。……每个人都把自己奉献给全体，而不是把自己献给某个人。” [ 作者注：《社会契约论》，第一篇第6章。 ] 如果有人拒绝这样做，那么大多数人就要强迫他服从全体的意志。按卢梭的说法，就是“强迫自由”。卢梭创造了“人民的绝对意志总是对的”这样一个神话，于是，他就赋予民族国家一种“准神权”的法权，并且向民主革命者提供了最强有力的武器。他虽然认为，国家的组织与基督教徒的组织是敌对的，因为后者要求政教分离，这样也就破坏了国家的统一性，但是他感觉到，有组织的宗教也是社会的必需品。他主张创立一种纯公民性的信仰，以取代基督教。这种由人民决定的信仰，“不完全象宗教的教条，而是具有社会性的感情，如果没有它，就不可能成为一个好公民，甚至不能成为忠心的国民。” [ 作者注：《社会契约论》，第四篇第8章。 ]

　　 卢梭提出一个假设，认为大多数人都是能够辨别公共利益的，并且也愿意追求这种利益。这种假设尽管纯属虚无缥缈，但是却迎合了许多人的心理，因此，许多人也就不假思索地加以崇奉，把它变成为一种信仰。这样，民众的专制主义神灵便从君主的铜瓶中被释放出来了。它赶走了国王的专制主义，重新建起通天塔，并把战争的拍卖场改变成了屠宰场。

　　 为了对卢梭表示公正，我们应该看到，他的理想是在古代城市国家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而且他还认为，由大多数人进行统治的制度，只有在国小人少的国家里才能行得通。他从来没有提过在法兰西这样的大国里实行这种制度的建议。

　　 魏勒特先生曾对他的“革命的哲学”作过如下的结论，说：“革命就是企图把个人自由的原则付之于实行；这是一种消极的原则，其主要价值就是充当工具，用来推翻那些已经失去作用和意义、并已变成只有害处的种种限制。而且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消极的原则充满着宗教信仰的狂热。哲学家所做的伟大工作，正好是刺激了这种狂热。” [ 作者注：《剑桥近代史》，（1904年版），第8卷第34、35页。 ]

　　 1789年7月14日，巴黎的市民攻下了“巴士底”监狱，屠杀了监狱警卫部队的卫兵。这个消息传到路易十六世的耳朵时，他惊呼说：“这是造反。”莱柯特公爵回答道：“不，陛下，这是革命。” [ 作者注：转引自托马斯·卡莱尔的《法国革命》，第篇第7章。 ] 1791年6月21日，路易十六世在发楞被捕，从此结束了他想逃出法国的希望。路易被捕的消息传到奥国皇帝利奥波德二世（1790-1792）那里，他立即宣称，这一捕捉行为有损于各国统治者的尊严。因此，他鼓动普鲁士的腓特烈·威廉二世（1786- 1797）去营救路易和王后玛丽·安东尼提，因为王后是利奥波德的妹妹。结果，法国于1792年4月20日对奥宣战。这场战争，除中间几度短暂的中断外，一直到1815年才结束。

　　 二、 回到野蛮主义的征兵制

　　 可悲的是，法国对于战争竟是毫无准备。她的府库空虚，军队混乱，人民歇斯底里。她的唯一资产就是拥有大量的士兵。他们如果按照“国王运动”的规则来打仗，技术当然是生疏的，但是他们很聪明，居然为自己发明了更加切合实际的办法。同时，在周围的邻国中，也有许多人是拥护革命的：在英国，查尔斯·詹姆斯·弗克斯不仅欢迎革命，而且还为其行为辩护；在德国，也有为数众多的支持者；在荷兰，人民渴望摆脱奥国的统治，人类自由的教条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现在，战争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古老的有限战争形式，一种是正在萌芽的无限战争形式。1792年9月20日，这两种形式之间的第一次考验在瓦尔密发生了。当时，在不伦瑞克公爵查尔斯·威廉·腓特烈的率领下，普鲁士军队迎战了由查尔斯·弗朗西斯·杜木里埃统帅的军队。不伦瑞克公爵是腓特烈大帝的侄子，他有较高的文化修养。他的名声主要是在1787年的荷兰战役中建立起来的。那次战役几乎是不流血的。于是，他在同辈人眼中，便成了欧洲最伟大的军人。杜木里埃是法国皇家军队中一个粮秣员的儿子，他很自信，具有狂热大胆的性格。他所坚持的唯一原则，是一种机会主义。那天两军相遇时，不伦瑞克已使杜木里埃完全退出了他在阿尔戈尼的阵地，因此，在战斗打响时，双方都面对着对方的阵地。实际上，两军没有进行碰硬的战斗，只是相互地实行炮轰，但炮火相当密集。炮轰接近尾声时，普军准备突击瓦尔密小山丘。然而就在这时，不伦瑞克突然召开军事会议，宣布了一个决定，说什么“我们不在这里战斗。”这也是这次会战中他所作出的唯一的一个决定。在此之后，他命令自己的部队宿营，随后一直安然不动，直到9月30日的夜晚，才巧妙地把部队撤出了战场。这可以算是最后一个不流血的会战。

　　 9月20日晚，参加普军作战的歌特对他那些沮丧的朋友进行了一番劝说。在回答朋友们的一个问题时说，“就从这个地方开始，就从今天算起，世界历史进人了新的时代，而且，你们都可以说是目睹了它的诞生。” [ 作者注：歌特，《1792年在法国的战役》，第81页 ] 一百年之后，福煦元帅对于这次炮轰的影响作了如下的总结，说：“国王的战争已经结束了，人民的战争从此开始了。” [ 作者注：福煦《战争原则》，希莱尔·贝洛克翻译，1918英文版．第29页。 ]

　　 1793年1月21日，正如卡莱尔所说，“斧头砍下来，又一个国王的生命就消灭了。”这就是路易十六世的生命。因此，丹东大声地宣称：“要是那些国王们联合起来威胁我们，我们就把一个国王的人头扔到他们脚下，作为挑战。” [ 作者注：《法国革命》，第二篇第8章。 ] 但是随着挑战开始，他们到哪里去寻找士兵来增援呢？他们的人数当时是很少的。于是，在—个月后，国民议会下了一道命令，强迫征集5O万人当兵。紧接着，旺代省暴发了叛乱。法兰西共和国派出军队，踏着她的国民的尸体，走向了解放。这是实行征兵制的第一步，从而又恢复了部落式的战争。

　　 原始的部落都是武装的群体，在这群体之中，每个人都是战士，因为整个部落都投人战争，所以战争也是总体性的。但是，自从人类告别了狩猎和游牧的生活以后，在取代了野蛮的农业文明中，战士与粮食生产者（即非战斗人员）之间产生了明显的差别。这是很少有例外的。在古代的城邦国家中，只有资格完全合格的公民才能报名加人城市民兵；在封建时代，只有骑士和他们的随从才有可能参加军队，而这些人只是总人口中的一小部分。前面已经提到，在专制国王的年代里，平民是与战争完全脱节的。这种分化现在已经消失，因而又回到了全民皆兵的时代，但这一次却是以整个民族为基础的。

　　 这不是什么新的观念，但是，也不能与旧的“国民兵”混为一谈。例如，它并不象盎格鲁撒克逊的“民兵”，那些民兵只是在战争时期才被召集到一起。法国征兵组成的军队是常备军。难以肯定的是，首先提出这一观念的是不是马齐雅维里。据说，他在弗罗伦萨写了一份备忘录。这份备忘录，主要是以1506年公布的法令为基础。法令规定，年龄在18岁到80岁之间的公民，都有义务服兵役。后来，弗朗西斯·培根指责这种观念。他在《论宗教的统一》一文中指出，“把武器交到普通人手中，是一件荒谬的事情。”但在十八世纪，正如前面所说的，吉贝尔特就很拥护这一观念。对于这一观念，萨克斯元帅也是支持的。他在《战争艺术论》中谈到招募军队时，曾经这样问道：“确立一条法律，要求各阶层的人民都为国王和国家服役五年。这样不好吗？”接着，他详细地解释了这条法律的应用和利益。但是直到1793年8月23日，国民议会才通过了一个法令，使征兵制开始有了总体性的基础。它的第一条是：

　　 “从现在起，直到我们的敌人被赶出共和国的领土为止，所有的法国人都应该始终地为军队服务。”

　　 “青年人应该参加战斗，已婚的人应该铸造武器和运输补给品；妇女参加制造帐幕和服装，并去医院服务；儿童应该把旧亚麻布作成绷带；老年人应该到公共场所去，激励战士们的勇气，宣讲共和国的团结，鼓动对国王的憎恨。”

　　 “公共建筑物应该改成营房，公共广场应该改成军工厂，地下室的地面应该用碱液加以处理，以提取硝石。”

　　 “一切口径合适的火器都应移交给部队；国内的警察使用猎枪和利器。”

　　 “所有带鞍的马都应征调给骑兵使用；凡是不用于耕地的挽马，都要征来挽拉炮车和补给车辆。” [ 作者注：引自阿诺德·J·托因比著《历史研究》，（1930年版），第四卷第151页。 ]

　　 托因比写道：“这一条款深深地感动了议员们，因此，他们要求起草人将它重读了两遍：而且每一次都受到了热烈的欢呼。这些人真诚地相信，他们正从暴政中获得解放。” [ 作者注：引自阿诺德·J·托因比著《历史研究》，（1930年版），第四卷第151页。 ] 在《不列颠百科全书》的第十一版中，F.N.毛德上校对法国的“征兵制”是这样评论的：在任何国家的现行的或未来的法典中，能够对人类的未来产生如此深远影响的，大概还没有哪一个法令能够超过法国这个不太著名的法令。

　　 从那年8月起，不仅战争越来越无限化，而且终于变成总体性的了。直到二十世纪的四十年代，生命都被当成廉价之物，以致于象以往战争中的会战那样，大规模地屠杀居民成了一种战略目的。在此150年之内，征兵制把世界引回到了部落时代的野蛮主义境地。

　　 三、 征兵制带来的变化

　　 民主使所有的人在理论上居于平等的地位，而征兵制则使所有的人在实际上处于平等的地位。康多尔塞特也许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因为在他的《人类精神进步史》一书中，已把步兵的兴起与民主的兴起联系在一起了。如果他把这个顺序颠倒一下，也许更加正确一些，因为是滑膛枪创造了步兵，而步兵建造了民主。这就是说，权力消失以后，在刺刀下实行平等便成了问题的实质。从此，一人一枪成为了一人一票，直到选票和枪都要以百万来作为计算单位。这样一来，就导致世界上最伟大的政治和军事的转变。对此，福煦曾经引用了克劳塞维茨的一些观点：

　　 “法国革命凭着它原则的力量和能力，凭着它所鼓舞起来的人民的热情，已把整个民族的全部重量和一切力量，都投放到天平上了。而在过去，天平上的重量只是有限的军队和国家的有限（正常）税收。”

　　 “各国的政府官员，历来都很重视战争中的联盟关系，而法国人对于这种政治同盟却是不太重视的。这种联盟关系可能减弱国家的力量，使野蛮的战争因素服从于比较含蓄的外交因素。然而，法国的陆军却一往直前，势不可挡，战胜了许多国家。这一结果，使他们自己和他们的敌人都大为惊讶。可见，一个国家的自然力量是多么强大，与那些人为的外交组合加以比较，又是多么伟大而又动机单纯。因为在外交组合当中，国家与国家之间是互相拖累的。”

　　 “法国革命的惊人成功，当然不能完全归功于新的作战方法的应用，更重要的是政治与行政体制的彻底改革，以及其政府的性质，民族的情况等等……其他国家的政府，还不知道应该如何鉴别这些新的条件，因此，它们仍然试图使用一般的手段，来对付这压倒一切的力量。这也就是他们所有政治错误的根源。”

　　 对于这些看法，福煦作了如下的评论：

　　 “确实，一个新的时代已经开始了。这是一个民族战争的时代。这种战争具有令人疯狂的步调，因为它注定着要把国家的一切资源都投入到战斗之中。人们在战争中将追求一个目标，这不是王朝的利益，也不是想征服或占领某一个省区，而是为了防卫或传播一种哲学思想，为了保护或宣传一种独立、统一原则，以及各种非物质利益的原则。最后，也就把每一个人的私人利益与财产都当成了赌注。从此燃起了怒火。这种暴力的因素，在过去是很少使用的。” [ 作者注：转引自福煦的《战争原则》，第29页。福煦的引文没有标出引用克劳塞维茨言论的出处，而我们在《战争论》中又没有找到这些话，因此，克劳塞维茨的言论一定是出自其他著作。 ]

　　 要想激励成千成万的新兵，必须依靠我们今天所谓的“宣传”。1792年4月25日，鲁日·德·李尔创作的《马赛曲》开始在法国流传。在所有的战争歌曲中，这是最能振奋人心的一首。它鼓起了大批人员的情绪。政客们还采取了一切手段，来激发战士们的勇气培养他们憎恨敌人的感情。乔治·西尔威斯特·维里克写道：“没有恨，也就不可能有宣传。只要给我某种仇恨的东西，我保证于24小时之内，可以在任何地方组织一个强有力的宣传战役。” [ 作者注：《仇恨的种子》，1931年版，第16页。 ] 就这样，仇恨统治着法国，从此以后，战争变得毫无止境了。

　　 宣传能煽起人类的兽性。法国保王党人马梅·杜·庞曾说：“这是一种恶魔似的战术，发明的人称得上是怪物。……五万名‘野兽’愤怒地口吐白沫，象食人者似地嚎叫着，以最快的速度向着战士猛冲过来，而对方的战士是没有这种勇气的。” [ 作者注：引自《武装集团》，第91页。 ]

　　 征兵制改变了战争的基础。以前，士兵的成本是高昂的，现在廉价了；人们曾是尽量避免战斗，而现在却是在寻找战斗，而且不管损失有多重，只要一征兵，就能很快补充好。没有征兵制，拿破仑的征服政策也就不可能实现。1805年，在夏布仑，拿破仑曾对梅特涅夸口说，他可以担负得起一个月三万人的消耗——现在的人命象是泥士一样便宜。

　　 这样的武装队伍，要求在军事管理和后勤方面有一种彻底的改变。过去，军队使用帐篷；他们的行进是排成漫长的纵队前进的；军队进人战斗之前，还要有秩序地集中起来。他们的给养和饲料，都要依赖补给纵队、野战面包房、面包护送队和仓库。现在，所有这些不是被取消了，就是被彻底地更改了。帐篷是被取消的，因而数百辆运载帐篷的大车也随之不见了，士兵们开始野外露宿；行动迟缓的漫长的纵队，已按师的单位分成比较小型的纵队；这样，在战斗之中和战斗之前都可以集中。运输纵队也被尽量地削减，实行了义务征用，来代替有条理的口粮配给。这通常都意味着对农村的抢劫。由于有所改变，减少了数以千计的运输车辆和骡马，使革命军的战略机动性和战术灵活性有了很大的加强。行军路程的增长和野外宿营的采用，在人的消耗方面当然要比旧的、舒适的体制增加许多，但是，征兵制能够很快地补充这一消耗。

　　 征兵制对于战争还产生了另一个重大影响。因为士兵是从社会的各阶层招募来的，一般说来，他们比旧式皇家陆军的士兵更加机敏。当然，他们的纪律是要差些。他们没有受过训练，不会进行那个时期机械式的队形变换，但是，他们很快就发明了适合于自己好战心情和能力的战术。排枪发射取消了，大体上是瞄准射击取而代之；在密集的队形之外，又加上散开队形，而且还组成了一个“散兵”营，它的任务是走在突击纵队前面为其开路。罗伯特·威尔逊爵士曾说过：“这些散兵，象雪貂一样敏锐，象松鼠一样活跃。” [ 作者注：H.伦道夫著：《罗伯特·威尔逊爵士的一生》（1862年版），第1卷第84页。 ] 约克公爵的副官也写道：“有时，在几乎被围困的情况下，我们并不感到已被逼得非逃跑不可的地步，骚扰的狐狸也不会有这种感觉。” [ 作者注：《亨利·卡尔弗特爵士的日记和通信》（1853年版），第220页。 ]

　　 关于征兵问题，一位普鲁士军官曾评论说：“在森林中，当士兵们不能进行队列运动时，只能解散队伍，在树木的掩护下进行射击。这时，他们不仅可以和我们相等，甚至还能比我们占有优势。我们的人，习惯于肩并肩地在空旷的战场上作战，很难适应于这种看起来混乱而没有秩序的情况。然而，为了不成为敌人的目标，这种‘混乱’局面是很必要的。” [ 作者注：引自A.乔奎特著：《革命战争》，第2、第96页。 ]

　　 这种征召来的革命军队，同旧的皇家陆军比较起来，在战略和战术方面，拥有压倒一切的优势，但是，在政治方面却存在着一个极为严重的缺点，以至有可能抵消一切的优点。一个实行征兵制的国家，即是全民皆兵的国家，也是—个以歪曲宣传来维持的国家，这样的国家是很难维护持久和平的。它强迫失败者所签订的和平条约，通常都是极不合理的，因此，只可能是不稳定的休战，失败者只是出于被迫才签订这样的和约。一旦有了适当的机会，他们就会把和约推翻。

　　 费奥罗指出：“这是一种疯狂步调的战争。革命和帝国，把这种战争强加到欧洲身上。在这类战争的根源上，存在着一种心理上的错误，就是幻想着以巨大的和决定性的胜利来帮助保卫和平，而事实上，却使和平的保卫变得更加艰难，甚至于成为不可能。这一错误是使整个革命和帝国，使十九世纪，并延续到我们今天这段历史形成混乱状态的关键。” [ 作者注：《和平与战争》，第127页 ]

　　 四、 民主与宗族道德

　　 在欧洲，除了相近似的宗教战争之外，所有的疯狂步调的战争都是民主性的斗争，其精神来源于“全体意志”。引用A.F.弗里曼教授的话来说，古希腊的民主城市国家之间的频繁战争，带来了“浩劫与毁灭”，以及“各种野蛮的报复行为“。 [ 作者注：《历史论文集，第二集》，（1875年版），第175页 ] 查尔斯·奥曼指出，我们发现，在中世纪战争中，民主化的瑞士人“令人吃惊地凶猛，他们完全不顾邻国的权利。……他们以具有一种蓄意的无情的残酷而出名。” [ 作者注：《中世纪的战争艺术》，（1921年版），第2卷第168页。 ] 民主的法国革命军的行为也是如此，没有丝毫的不同。因此，阿诺德·托因比教授才对下述一点迷惑不解：为什么从法国革命中产生出来的民主思想，不仅不能阻止战争，“反而……积极地把其‘活力’投入到战争之中呢？”他不知道如何解释这一现象，因而问道：“民主怎能成为一种反社会的力量呢？因为民主‘呼吸着福音的精神’，而且它的动力就是爱。” [ 作者注：《历史研究》，第4卷第l56、57页。 ]

　　 这就象卢梭的“高贵的野蛮”一样，是一个伟大的神话。而且，只要它继续存在着，民主就被认为是一种爱好和平的制度。对于托因比的问题也就找不到合理的答案。这个问题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对于战争问题的理解也包含在这一问题的正确答案之中。只有找到了正确的答案，才有节制战争的可能性，才有消除战争的可能性。

　　 这一答案是不能在抽象的推测中发现的，而应该到人性中去寻找。关于这一点，赫伯特·斯宾塞尔曾经说过：“我相信，对于一个成年人，你只要观察他一个小时，就可以了解他的个性，并合理地认识他，而且不管他的学历如何。如果你研究了过去几千年历史的发展，那么，你也就能够推测到人性的问题。” [ 作者注：见D.邓肯的《斯宾塞尔传及其信笺》（1908年版），第62页。 ]

　　 在1802一1893年间，经过了半个世纪的工作以后，斯宾塞尔完成了他的伟大著作《哲学体系》，其中有两卷写的就是“伦理学原理”。他希望，能在关于演变的研究中找到一种准则，以便把人类的行为（即伦理）安置在科学的基础之上。然而他发现，在人类交往的进化中，同时存在着两种准则，每一种都有它的独立性。他称之为“友好准则”和“敌意准则”。他就此写道：

　　 “野蛮的部落和文明的社会，都同样地进行对外自卫和对内合作——对外对抗和对内友好。所以，它们的成员也就需要有两种不同的感情和观念，以适应这两种不同的活动。” [ 作者注：《伦理学原理》，（1892年版），第一卷第322页。 ]

　　 “经常地对外怀着敌意的生活。会引出一种准则，即主张侵略、征服和复仇，而使和平的合作遭到拒绝。相反地，内部和睦的生活，则会导致另一种准则，即产生一切都和谐合作的美德——正义、善良和诚实，尊重每个人的要求。” [ 作者注：《伦理学原理》（1892年版），第一卷第471页。 ]

　　 “在每一个社会中，敌意的伦理现念和友好的伦理观念是随着内外的条件而同时容纳的，因此也就会形成一个感情与观念自相矛盾的集合物。” [ 作者注：《伦理学原理》（1892年版），第一卷第316页。 ] 这样，就有“两种义务和道德，以相似的方法受到指责与赞扬，但是当其中之一（如友好准则）与伦理概念结合在一起时，另一个（即敌意准则）就不会与之发生联系了。” [ 作者注：《伦理学原理》（1892年版），第一卷第324页。 ]

　　 所以，人类的行为是以两种不同的推动力为基础的：一种是自然提供的，是天生的，因而也是本能的；另一种是社会环境的压力。一个部落要想生存，它的成员必须要有在战斗中自愿牺牲的精神；一个部落要想维持自己的结合，它的成员必须服从部落的戒律。戴维指出，部落与部落之间的关系是孤立、猜疑和敌对的；但是，在部落之内，共同利益却能促使他们一致对外，内部团结起来进行自卫。这样，在自己的部落（内集团）和其它的部落（外集团）之间就出现了差别。在“内集团”中，和平与合作是本质，而对待所有的外族人，他们天生的感情就是憎恨与仇视。这两种关系又是相互关联的。为加强他的论据，戴维又引用了萨默所著《民俗学》中说的一段话：

　　 “为了同外族人进行战争，要求内部保持和平，免得内部的不和减弱了‘内集团’的战斗力量。为了防止争吵和增强纪律，也要求‘内集团’内部要有政府和法律。这样，和平与战争就相互其作用，相互发展，只不过一个是在集团内部，另—个则体现在集团与集团之间的关系中。内部团结越密切，他们就越强大，战争也就越激烈，于是内部的组织与纪律也越紧密。” [ 作者注：莫里斯·R·戴维著：《战争的演进》，（1929年版），第16页。W.G.萨默著：《民俗学》，（1905年版），第12页。 ]

　　 因此，出现了两种道德标准，或称为两种道德态度：一种是对“内集团”来说的，另一种是对“外集团”来说的。这两者的出现都是为了同一利益：“在对外战争中，杀人、抢劫，实行血腥复仇和掠夺妇女，都是有功的”；而在“内集团”中，则不能有这些行为。 [ 作者注：见戴维著《战争的演进》，第17页。 ]

　　 几个世纪以来，人们在前前后后的关系中是理解了这一点的。例如，色诺芬曾使居鲁士反抗其父王的教诲。居鲁士的父王告诫儿子：一个将军应该使自己成为一个主谋者，一个骗子，一个小偷，一个强盗。于是，居鲁士反驳说，这和课堂里所学的指导自己行为的准则正好相反。这时，他父王回答说：“那些课程是为朋友和同胞而设的。对于他们来说，这些教导是有益处的，但是，对于你的敌人则有所不同。难道你不记得，对于他们，那是教你去加以危害的。”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篇中曾让波勒马库斯回答苏格拉底的提问：“什么是正义？”并回答说：“正义就是帮助朋友，伤害敌人。” [ 作者注：柏拉图著：《理想国篇》，卷一第334页。 ] 霍布斯在他的《利维坦》一书中声称：“在战争中，威力与欺骗是两大美德。” [ 作者注：《利维坦》第一部分第8章。 ] 这一说法暗示，在和平时期，它们就是两大罪恶。大卫·休漠在他的《随笔及论文集》中写道：在战争中，“我们收回了我们的正义感和同情感，并且让非正义和敌意来取代它们。” [ 作者注：《随笔及论文集》1772年编，第2卷第273页。 ] 只要浏览一下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出版的任何报纸，就可以向带有疑问的读者证明，这种说法是确实的。

　　 原始人类的最危险的敌人，是他们自己的同类。今天，人类的敌人仍然是人类本身，同五十万年以前的情形完全一样。战争和追逐是人类的要求；这就说明，每个小孩为什么天生喜爱玩枪，而每个成年人一谈到谋杀就津津乐道。

　　 对于石器时代的人类来说，战争不是少数人的事情，而是每个成年男子的职业。今天仍是如此，而且还增加了大批妇女。野蛮人进行战争的目的，是要杀死敌人所有的男子，掠夺妇女和儿童。武器的发明改变了这一情况，因为要让武器来区别受害者的不同是不可能，屠杀成了总的趋势。

　　 人类的本性决不象和平主义者所想象的那样。它是千万代野蛮、残忍的前辈遗留下来的产物，几乎成了人类的一种本能。恐惧是一种最普遍的心理因素，野蛮人与文明人在这一点上是毫无区别的，这在三个月的婴孩身上都能得到证明。在部落时代，人们最害怕的是灭种，今天，这仍是人们的思想中一个可怕的问题。

　　 现在托因比的疑问得到了答案。民主的原动力，不是对他人的爱，而是恨。恨所有一切不属于自己的部落、宗派、党派或民族。这种“全体意志”就意味着总体性的战争，他正是刺激人们投身战争的有力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