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的革命战争·第十一

作者：J. F. C. 富勒 ·英国

出自————《战争指导》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一、 政治与战争

　　 苏联的政治关系，无论是对内部的还是对外部的，都是与那些原始部落内部和原始部落之间的关系相似。关于原始部落的关系，我们在本书第二章第四节里已经探讨过了。为了要生存，“内集团”（即共产党）就必须团结一致，服从权威，以便能全力以赴，共同对抗“外集团”（即资本主义）。对于部落集团和革命派说，“毁灭或是被毁灭”是他们的主要口号，而且像是处在动物世界一样，战争与和平之间没有区别。由于这一原因，就如狄克斯特先生所说的：在苏联的战争中“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政治性武器和军事性武器的相互交替使用。在莫斯科的一个和平攻势，在华沙的一个文化会议，在法国的一次罢工，在捷克斯洛伐克的一次武装叛乱，在希腊和朝鲜的一次大规模军事入侵行动，——所有这些，都是一个统一的战争中的各种不同的工具。” [ 作者注：狄克斯特：《克劳塞维茨与苏俄战略》（1950年版），“外交事务”部分，第29卷第1册第41页。 ] 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战争与和平不过是一种经常不断的阶级斗争中的个别阶段。正如《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有时是隐蔽，有时是公开的斗争，每次结局若不是全部社会结构受到革命改造，便是各斗争阶级同归于尽。”

　　 这种“统一战争”的理论——多方面的战争——凝集了至高的智慧，与克劳塞维茨关于“战争属于社会生活的领域”这一观点是一致的，也就是说，“战争不仅是军人所承担的行动，而且是代表整个社会与其他不同社会之间在思想、目标和生活方式上的冲突。” [ 作者注：同上，第29卷第1册．第41页。 ] 克劳塞维茨在进一步说明这一点时，曾写道：

　　 “由此可见，第一，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把战争看作是独立的东西，而应该把它看作是政治的工具。（即，一种与和平和战争都有关系的工具）只有从这种观点出发，才有可能不致和全部战史发生矛盾，才有可能对它有深刻的理解；第二，正是这种观点告诉我们，由于战争的动机和产生战争的条件不同，战争必然是各不相同的。” [ 译者注：《战争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学院1964年版，第一卷第53页。 ]

　　 列宁的思想中有着这样的见解是不奇怪的。在共产国际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上，他说：

　　 “无产阶级必须认真地分析每次战争的历史意义和政治阶级意义，必须从世界革命的观点，慎重地估计所有参战国家中统治阶级所起的作用。” [ 作者注：转引自《苏俄外交中的战争与和平》．（1940年版），第24页。 ]

　　 不过，在两者之间还是有一个主要的差别，克劳塞维茨从不怀疑，文明的民族所理解的道德是社会生活中的一个因素；列宁却回避这个问题，因而使战争成为一种纯粹的动物斗争，这样，在斗争中，不受任何条条框框的约束。他说：

　　 “我们否定一切从非人和非阶级概念中产生出来的道德。我们说这是一种欺人的鬼话，完全是为了满足地主和资本家的利益。我们认为，我们的道德是完全受无产阶级（内集团）的阶级斗争的利益所支配的……我们认为，道德应有助于消灭旧的剥削社会（外集团），并且联合无产阶级周围的所有的劳动者，这样也就创立了一个新型的共产主义社会……我们不相信永恒的道德。” [ 作者注：托洛斯基认为：“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是内战，它可使敌对阶级之间的所有道德联在一起被炸掉。（转引自《苏俄外交中的战争与和平》，第81页。 ]

　　 因此，如同在部落战争中一样，苏联的道德是一种权宜之计。由于伦理的考虑被排除在外，所以，狡诈优于刚勇，间接的心理攻击也优于直接的物质攻击，因为只要对方是信守道德规范的，那么，面对着这样不讲道德、野兽般的对手，他便会处于一种极为不利的地位。

　　 战争，从各方面来看却是绝对的，而且只有当资本主义（外集团）被毁灭以后，战争才会停止。所以，列宁曾说：

　　 “社会主义者如果还想成为社会主义者，就不能反对一切战争。”“我们正在对战争的根源——资本主义——进行斗争。但是由于资本主义还未灭绝，所以我们不能反对一切的战争，而只能反对反动的战争，并且在这同时要拥护革命的战争。” [ 作者注：转引自《苏俄外交中的战争与和平》，第28页。 ]

　　 他还说：

　　 “我们不仅生活在一个国家里，而且生活在许多国家组成的体系里，苏维埃共和国和帝国主义国家长期并存是不可思议的。其结局不是这个胜利就是那个胜利。在这个结局还没有到来的时候，苏维埃共和国和资产阶级国家间的一系列最可怕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 作者注：转引自斯大林著《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见《斯大林选集》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上卷第439页。 ]

　　 按照马克思的理论，战争与革命这两个词是可以互换的。如果能把一个国际性战争或是帝国主义战争转变为内战，也就是说，让敌人自己消灭自己，那么，一定可以在这中间找到节约力量的最高原则。这些战争的目的是要使它们成为革命的“助产士”，其方法是不断地利用政治和心理攻势：象系统的宣传，煽动罢工，暴动，叛乱等。有一点要记住：在纯粹的军事战争中，预备队要到交战国的武装人口中去寻找；在革命战争中，预备队却要到敌国对立的阶级中去寻找，也就是到不满意的无产阶级中间，到它的殖民地和少数民族的解放运动中间，以及到非无产阶级的派系中间去寻找。

　　 正是为了这种的目标，红军从一开始组建起，便被训练成为不仅是一种军事工具，而且还是革命的工具。据皮埃尔·费尔瓦克记载，图哈切夫斯基在1920年侵入波兰时，他的军队只有二十万人，而随从人员却有八十万人，其中包括有政工人员、警察和抢劫者。这些人的任务是要把那些被征服的地区布尔什维克化，消灭富人，枪毙所有的资产阶级和贵族。 [ 作者注：皮埃尔·费尔瓦克《红军领袖图哈切夫斯基》，（1928年版），第124页。 ] 当然，八十万人这个数字可能有些夸大，但数字很大是毫无疑问的，因为图哈切夫斯基自己也曾告诉我们说，在他的军队前面，有一支宣传队伍开路。对此，达贝隆勋爵也曾这样写过：

　　 “莫斯科派出了大批的侦探、宣传家、秘密使者和秘密友人，他们进入波兰领土，瓦解波兰人民中一些人的抵抗意志……这些非武装人员的工作，和军事压力所产生的效果是同样有效的。他们所采用的方法是避免正面进攻，而以侧面进攻、渗透和宣传来包围敌人的阵地。” [ 作者注：《世界上第十八次决定性会战》，第28页。 ]

　　 最后，还是看看列宁的观点。

　　 “评价战争，不能看它的死亡数字，而应看它的政治后果。除了在战争中死亡和受苦的个人的利益之外，战争还代表着阶级的利益。如果战争能对无产阶级的利益有所贡献，使无产阶级从资本主义的枷锁中解放出来，得到斗争和发展的自由，这样的战争是进步的，不管它带来的牺牲和痛苦有多大。” [ 作者注：转引自《苏俄外交中的战争与和平》，第53页。 ]

　　 二、 列宁和克劳塞维茨

　　 象恩格斯和马克思一样，列宁对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也是神往入迷的。他不仅深入地钻研过《战争论》，而且还广泛地作了许多注解。 [ 作者注：他在《战争论》作的眉批，于1923年在《真理报〉上首次发表，以后又转载了几次。 ] “战争是政治的一种工具”，这一章都被他密密地划上了道道。他认为这是“最重要的一章”。他的理解确实不错。从下面的引述中可以看出，他受克劳塞维茨思想的影响是多么的深。

　　 在“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即暴力）的继续”这个标题下，列宁写道：“这是熟谙军事问题的作家克劳塞维茨说过的一句至理名言。马克思主义者始终把这一原理公正地看作考察每一战争的意义的理论基础。” [ 译者注：《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卷第673页。 ] 在另外一个场合，列宁又称克劳塞维茨是，“一位非常有名的战争哲学和战争史的著作家……现在这位著作家的基本思想无疑已经为一切善于思考的人所接受。” [ 译者注：《列宁军事文集》，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81年版，第334页。 ]

　　 在列宁的许多小册子中，我们都可以发现克劳塞维茨对他的影响。例如，他在1917年9月写的《大难临头，出路何在？》一文中，就曾吩咐他的追随者记住：“决定战争的性质的是战争所继续的是什么政治（‘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战争是由哪一个阶级进行的，是为了什么目的进行的。” [ 译者注：《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卷第167页。 ] 他还指出：“战争本身不能改变方向，这是在战争之前就由政治决定了的；战争只能促进这种方向的发展。” [ 作者注：转引自《苏俄外交中的战争与和平》，第275页。 ]

　　 为了准备十月革命，列宁在1917年10月21日写了一篇《局外人的意见》，概括地说明了起义的技巧。他说：“武装起义是一种特殊的政治斗争形式。”马克思把这个真理也说得非常清楚，他说：“武装起义和战争一样，是一种艺术。”列宁又继续说：“马克思指出的这种艺术的主要规则如下：

　　 （1）任何时候都不要玩弄起义，在开始起义时就要切实懂得，必须干到底。

　　 （2）必须在决定的地点，在决定的关头，集中很大的优势力量，否则，更有准备、更有组织的敌人就会把起义者消灭。

　　 （3）起义一旦开始，就必须以最大的决心行动起来并坚决采取进攻。‘防御是武装起义的死路。’

　　 （4）必须在敌人还分散的时候，出其不意地袭击他们。

　　 （5）每天（如果以一个城市来说，可以说每小时）都必须取得胜利，即令是不大的胜利，无论如何要保持‘精神上的优势’。

　　 马克思并用‘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策略家丹东说的：勇敢，勇敢，再勇敢’这样的话总结了一切革命中关于武装起义的教训” [ 译者注：《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卷第342-343页。 ]

　　 应该说，这些规则与克劳塞维茨的战争原则是极为相似的。 [ 作者注：参见本书第4章第6节。 ]

　　 斯大林曾在他的《论列宁主义基础》一文中引用了这些指示，并且还补充说：

　　 “列宁说：决战时机可以说完全成熟了，如果‘（1）一切敌视我们的阶级力量已经十分混乱。彼此之间的厮杀已经十分厉害，由于进行力不胜任的斗争已经十分疲惫；’如果‘（2）一切犹豫的动摇的、不坚定的中间分子，即和资产阶级不同的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已经在人民面前充分显露自已，由于实际破产而大丢其丑；”如果‘（3）在无产阶级中．群众支持采取最坚决，最奋勇的革命行动来反对资产阶级的情绪，已经开始产生并且大大的高涨起来。那时侯，革命就成熟了；那时侯，如果我们正确地估计到上面所指出的……一切条件，并且正确的选定时机，我们的胜利就有保证了’” [ 译者注：《斯大林选集》，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上卷第251-252页。 ] 。

　　 按照列宁的观点，防御是武装起义的死路。尽管如此，列宁对于克劳塞维茨的防御理论和反攻理论，却是非常重视的。列宁曾说：“革命政党应当补课。它们学习过进攻。现在应当了解，除了学会进攻以外，还必须学会正确地退却。必须了解，不学会正确的进攻和正确的退却，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 [ 译者注：同上，上卷第253页。 ]

　　 换句话说，战略中的目标不仅是要赢得战斗，而且还要争取时间积累赢得战斗的力量。他说，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谈判期间，就是采用这种战略，养精蓄锐准备向高尔察克和邓尼金进攻。布列斯特和约签订后过了三年，列宁说：“现在就连头号傻瓜也看得见，‘布列斯特和约’这个让步加强了我们的实力，分散了国际帝国主义的力量。” [ 译者注：同上。 ]

　　 恩格斯、马克思和列宁 [ 作者注：哈罗格教授在《克劳塞维茨、列宁和共产党今天的军事思想》一文中写道：‘共产党的其他领导人，象托洛斯基、斯大林，拉狄克和伏龙芝等人，以及俄国的一些元帅，如沙波什尼科夫，朱可夫等等，也曾研究过《战争论》，1914年俄德战争爆发时，有五种俄译《战争论》。可见，克劳塞维茨的理论是和俄国的军事实践融为一体的，不了解前者也就不了解后者。 ] 这三位自法国革命以来最著名的革命的代表，没有一个是军人，他们深深地感激克劳塞维茨，对克劳塞维茨关于战争性质的研究怀着崇高的敬意。

　　 三、 第三（共产）国际

　　 由于十月革命向世界的劳动者提供了一个可以为之战斗的祖国，列宁因而抱着一种期望，认为世界范围的革命会接踵而来。1918年1月20日，他正是抱着这种殷切的期望写道：“欧洲的社会主义革命一定会来，而且即将到来，这点是确信无疑的。我们对社会主义最后胜利的一切希望，都寄托在这种必然的，科学的结论之上”3月7日，也就是在签订了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的4天后，列宁又说：“只有当目前到处都在酝酿的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完全成熟的时候，才能战胜我国革命所遇到的一切困难，这种说法是无可争辩的。” [ 译者注：《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卷第459-460页。 ]

　　 然而，1918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停战后，尽管列宁曾作过这样的结论，但是任何革命都不曾成熟，而且就在第二年，内战便敲开了苏俄的大门。列宁明白了，如果没有广泛的世界性的革命工具，也就不可能完成世界革命，而在当时，这样的工具是加倍地需要的。这不仅为了消灭资本主义，而且要阻止资本主义消灭革命的“麦加”。因此，在1919年3月4日，列宁便开始建立第三国际（共产国际），这是各国共产党的联合组织，名义上保持独立，而不受莫斯科支配，并且是用来取代1914年破产的第二国际的。 [ 作者注：第二国际接受了综合有马克思经济政策的自由国家的思想，并且相信社会主义的和平进化论。1914年大战爆发时，第二国际一分为二，一个集团是“社会爱国主义者”，他们拥护战争，另一个集团是“社会和平主义者”，他们反对战争，但双方都不曾提出世界革命的现念。 ]

　　 共产国际第一次大会发布的命令，清楚地表明了当时苏联的危险处境。他们督促全世界的劳动者要求他们各自的政府做到：停止对俄国的武装干涉；不参与俄国的内政；恢复和俄国的外交关系；邀请俄国参加和平会议；解除经济封锁，恢复对俄国的贸易。然而，这一切都只是空谈而已，因为各国的共产党都在忙于他们派系之间的争吵，谁也没功夫去煽动无产阶级的革命。

　　 无产阶级的无能使列宁醒悟过来了。当内战一结束，列宁便开始把他的信心转变到党的身上。1920年4月到5月间，他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这是一篇对所有参加第三国际的共产党的演说词，其目的就是要把它们转变成一种作战的革命工具。他在这篇文章中指出：如果我们党“没有极严格的真正铁的纪律，”要战胜资产阶级是不可能的。接着，他问道：纪律是靠什么来加强的呢？他的回答是：

　　 第一，是靠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觉悟，他对革命的忠诚，它的坚韧性、自我牺牲精神和英雄气概。第二，是靠它善于同最广大的劳动群众，首先是同无产阶级劳动群众，但同样也同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联系。第三，是靠这个先锋队所实行的政治领导正确，靠它的政治战略和策略正确。……没有这些条件，革命政党的纪律，真正能够成为可以推翻资产阶级并且改造整个社会的先进阶级的政党的纪律，是不可能实行的” [ 译者注：《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卷第181-182页。 ]

　　 他指责共产党的狭隘的宗派主义，它们的思想是，对所有非共产主义者都怀着不妥协的敌意态度。如果这样的话，不但不能瓦解资产阶级，反而足以增强资产阶级内部的团结。列宁认为这点“不忠于革命”，并认为在原则上避开一切妥协是幼稚的。为加强他的论据，他特别提出了一位叫西尔维亚·潘克赫斯特的同志（英国鼓吹妇女参政的一位著名人物。）的观点作为批评对象：

　　 “共产党不应当实行妥协……它必须保持自己学说的纯洁，……共产党的使命是走在前面，中途不停顿，不转折，径直地向共产主义革命前进。”

　　 列宁接着批评说：“如果现在显然无力的少数工人知道，那么他们提出‘不妥协、不转折地前进’这样的口号，就显然是错误的。这很象一万名士兵跟五万名敌兵交战，在应当‘停顿’、‘转折’、甚至实行‘妥协’以等待不能立即出动的十万援兵的情况下，却要去同敌人硬拼。这是知识分子的孩子气，而不是革命阶级的郑重的策略。” [ 译者注：同上，第4卷第238页。 ]

　　 这篇文章中所提出的政策，在1920年7一8月举行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被采纳了。大会同意，为夺取资产阶级政府的权力，共产党必须采取特洛伊木马计的战术，打入敌人的政治圈子中，以从内部分散、腐化、瓦解他们。大会还批准了共产党工人参加贸易工会的政策。目的是要获得对工会的控制权。共产党基层组织应采取的战术则是：首先要改善工人的生活条件，取得他们的信任，然后激发他们的怨恨，煽动新的混乱。这些共产党的基层人员奉命不必重视劳资双方间的集体协定，而是应像树木中的蛀虫一样在黑暗中工作，逐渐地吃掉工厂纪律的纤维。

　　 此外，同样重要的是，要利用非党分子组织亲共产党的外围集团，并利用他们渗入到各种的资产阶级组织中，同时，组织各种协会，俱乐部、辩论会等等，逐渐地向他们灌输马克思主义。

　　 今天，距离那次大会四十年之后，这种阴谋的、腐蚀性的有机体，已经扩散到世界上的每一个国家，仅在英国，工党就已经禁止了四十多个这样的组织。他们所提倡的是自由、言论自由、和平、裁军、反对殖民主义、反对种族歧视、天下一家，以及任何能激发群众的感情，破坏国家纪律和社会秩序的东西。

　　 随着第三国际的建立，列宁完成了他的革命的组织。

　　 四、 和平成为革命的工具

　　 在马克思的辩证法中，有一个基本的原则，叫做词义转换。当一个词或一种观念的公认意义被颠倒时，不仅共产党的意图被掩饰了，非共产党的思想也被引入了迷途。于是，思想上的混乱导致出一种语言学中的幻境，正的看成是反的，反的看成是正的。

　　 在非共产党国家和共产党国家之间的许多会议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思想上的曲解过程。比如裁军，对这个来说，意味着一种意思，而对另外一个来说，又意味着另外一种意思；和平也是一样。对非共产党来说，和平是一种国际和谐的状况；而对共产党来说，它则是一种国际混乱的状况。共产党认为，和平与战争这两个词是名异而实同的，其真意都是斗争。只有当马克思的天堂建立起来以后，这种斗争才能结束。所以他们提出的最终目标是和平，而他们自己则是和平的爱好者。

　　 如果对这种“两面说话”的基本内容能充分地了解，那么西方的总统，首相以及那些年迈的元帅们，也就不必为了发现克里姆林宫的首脑正在想什么而急急忙忙地奔向莫斯科，就象赶往麦加去发现回教徒在想什么一样。如果让克里姆林宫的当前执政者赫鲁晓夫先生放弃《共产党宣言》，就如同让坎特伯雷大主教放弃《新约》一样。

　　 共产主义是一种宗教，虽然它是无神论的，但意义上却一样。它有一种“固定的思想”。大多数俄国人都认为，这一信念是不能批评的。此外，在共产主义的和平攻势中，有一点具有世界性意义。但它几乎是普遍地被人们忽视了，这一点，就是向西方的许多基督社会主义者求助。大约在三十年以前，曾把尼采的文集译成英文的利维先生指出：虽然布尔什维主义是无神论的，但它是基督教的异端。 [ 作者注：奥斯韦·利维：《理想主义的愚昧》，（1940年版），第14页。 ] 它是一种国际性的、全世界性的信仰。它追求一种理想的“乐园”，在这乐园中不存在争吵，因为大家共同享有财产，所以也就没有什么值得争吵的了。 [ 作者注：马克思忽视了人类的斗争对象不仅是物质，而且还有思想这一特点。如果整个世界都变为共产党的天下，那么在共产党内部也将会出现许多宗派，彼此争战不休。这和基督教的情形是一样的。在列宁的时代，对于马克思学说的正确解释的争论，一直是激烈而不断的。斯大林把所有与他意见不同的人都消灭掉了，其中几乎包括列宁所有的老部下。 ] 同时，它还向往着一种天堂，当资本主义的恶魔一旦被消灭，人类便返回到天真无邪的状态中。它是自命为永恒的、救世的，而无产阶级就是救世主。它支持穷人、弱者和被压迫者，它的仇恨则发泄在富人、有文化和有学识的人身上。《共产党宣言》就是它的“登山训诫”。

　　 奥斯卡·利维说过：“至少有一个俄国人没有忽视布尔什维克与基督教之间的联系，那就是苏俄的第一任教育部长鲁拉恰尔斯基先生。他在革命初期就曾经讲过这样一句令人回味的话，‘耶稣基督，如果他还能回到地球上的话，他会立即加入共产党的。” [ 作者注：《理想主义的愚昧》，第64页。 ]

　　 这种说法表明，两种宗教之间还存在另一种关系。它们都是要传播自己的信念，而且都认为，语言的战争要比刀剑的战争更加有利。由于西方的政治家和政客们对马克思主义者的战争技巧非常无知，所以我们要反复地指出：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和平是一种颠覆工具，也就是说，是征服的工具，同时，和平只是为了争取呼吸空间以便准备战争。如果在共产党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建立起和平关系，那并不是为了结束敌意，而只是调换了战场，从军事的战场转到了阶级的战场。所以，和平只不过是并未中断的斗争当中的一种策略。如果说，共产党要向非无产阶级作出某些让步，那么，它的目的也是为了瓦解他们。

　　 列宁在夺取了政权之后，签发的第一道法令，或者说宣言，便是要求立即进行和平谈判。然而，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这样并未能结束战争，反而使战争转变为一系列的革命性内战，即以自相残杀取代国际性斗争。在这种情况下，新生的布尔什维克国家也就可以有个喘息的机会。或者正如塔雷库齐河所指出的：“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和平一定是暂时的现状。在这种暂时的现状中，无产阶级和资本主义者之间的斗争仍要继续进行；而对苏联来说，它意味着维持一种国际平静的外表。” [ 作者注：《苏俄外交中的战争与和平》，第58页。 ]

　　 从1921年3月签订里加和约开始，一直到1939年8月23日在莫斯科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为止，苏联没有足够的力量去进行战争，所以，和平成了它的正式的外交政策。在这种外交政策的保护下，苏联一方面准备军事行动，另一方面继续进行心理进攻的战争。1922年3月，共产国际举行第一次扩大会议时，采纳了这种外交政策。会议指出：“通过打倒资本主义来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是防止战争危险的唯一有效方法。” [ 作者注：同上。 ] 以后，在长达十七年的时间中。克里姆林宫不断提出保证，重复它的和平意图。这对于赢得资本主义国家中无产阶级群众的同情和羡慕，是具有强烈影响的。

　　 这种伪装的战争政策，由于提倡“一个国内的社会主义”而得到了加强。因为他使得资本主义的国家认为，预定的世界革命的目标似乎是放弃了。列宁在1922年提出这样的号召，是为了发展他们与外部世界的经济联系；直到1925年，斯大林才终于采用这种政策。这是为了加强苏联实力的长远政策，是为了它最后能够指导世界革命，而不是依赖它。

　　 与苏联的和平政策有密切联系的，还有全面裁军的号召。全面裁军的建议，是1927年11月30日由李维诺夫在裁军准备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首次提出来的。尔后，一直到1932年4月，他又多次提出这个问题。他要求：解散所有的陆、海，空军；毁掉一切武器、战舰、要塞和兵工厂；废除义务兵役制，裁减一切国防预算，取消一切陆海军组织；只留下足够的国家警察力量以维护国内的法律和秩序。

　　 当然，李维诺夫很清楚，这些乌托邦式的建议是会遭到反对的，因此，当这些建议一被拒绝，他又立即提出了另一个草案。在这个草案中，他只提议部分地和逐渐地进行裁军。这样，就使得人们对空战、毒气问题，大炮和重坦克等攻势武器问题，小炮和轻坦克等防御武器问题，以及这些武器之间的差异等等，展开了长期的争论。最后，经历几周无意义的争论，裁军会议终于破裂了，没有达成任何的协议，只有苏联的代表从这种概念的争论中带着和平的桂冠返回国去了。

　　 不管怎么说，这些活动都只是一种骗局。这是因为，一旦李维诺夫的建议被接受了，那就会完全违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战争是命中注定的需要，除非所有的阶级差别都被消除了。列宁曾经指出：如果我们没有变成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者或机会主义者，就不应该忘记，我们是生活在阶级社会中，是没有其他办法逃避这个社会的，只有通过阶级斗争来推翻统治阶级。为此，列宁提出了以下的口号：“武装无产阶级和解除资产阶级武装，彻底地和无情地镇压剥削者的反抗，既在国内战争中，也在国际的革命战争中战胜全世界的资产阶级。” [ 作者注：《列宁全集》，第29卷第105页。 ]

　　 更进一步说，阶级战争的整个理论是以武装暴力为基础的。关于这一点，列宁曾说：“在二十世纪，〔以及在整个文明时代），暴力不是拳头，不是木棍，而是军队。” [ 作者注：同上，第23卷第93页。 ] 正如我们前面已提到的，组织和训练一支红军，不仅仅是培养一个保护苏联的工具而且还是一支革命的宪兵——这是一种颠倒了的警察武装，因为它的目的是要煽动造反，而不是为了镇压叛乱。

　　 在1918年到1922年之间，苏联所以取得胜利，并不是单靠军备和武装人员的数量。列宁就曾说过：我们所以能够生存，能够击败支持白卫军的协约国强大联盟，真正的原因在于他们之间缺乏团结。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胜利了。但是，这不仅因为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冲突，更准确的说，还由于这些冲突不是偶然的国内不和，而是帝国主义国家之间根深蒂固的经济性斗争。

　　 从表面看来，“和平共处”似乎是和平的，但用苏联的术语来说，它意味着和蛀虫生活在一起，不论迟早蛀虫是会把房屋蛀倒的。 [ 作者注：按字典上的意思来看，“和平共处”与马克思所讲的“阶级斗争”的说法是完全相反的，但是如果从苏联的“两面说法”来看，意义又变得相同了。 ] 这些和平建议只是一些不和的种子，它们旨在挑起别的国家之内和国与国之间的分裂，所以，在苏联的和平政策中，“分而治之”的原则就像是罗马时代的武器一样坚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