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问题·第十四

作者：J. F. C. 富勒 ·英国

出自————《战争指导》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一、 回顾

　　 在讨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后果之前，我们如能首先回顾一下这个时代的某些突出特征，那么对于集中读者的思想，也许能有一定的帮助。

　　 首先，我们看到的是一种新型文明的出现。这是卢梭的“全体意志”观念与瓦特蒸汽机所产生的能力交配而成的混血儿。它的制度还是因袭古老的农业化社会的秩序，而它的活力却摸索着向新兴的工业化社会秩序前进。这两种制度之间的拉力，造成了猛烈的振荡。在国家内部，它们引起了社会动乱，在国家与国家之间则增加了敌意。早在拿破仑战争时期，我们已可看到这种新型文明的萌芽。于是，也就出现了两种绝对性的理论，来对它的前途进行论断。一种是克劳塞维茨所提倡的战争理论，另一种是马克思所提倡的经济理论。他们两个人都是乌托邦主义者。虽然他们的前提都是正确的，但其结论却都是错误的。克劳塞维茨坚持认为，“战争是政治的工具”这一原则，是所有军事思想中最重要的一条原则。但是，他又坚决地认为：要彻底地把敌人打倒，以破坏大战略的目标。然而，大战略的目标是要求有利的和平，并不是要把对方完全歼灭。对它来说，倒是要消除或减少战争的起因。马克思认为。由于人类是使用工具的动物，所以他所制造的工具必然要影响社会的进化和社会所要采取的形式。马克思的这一观点是很正确的，可是他却从这一观点中得出了错误的结论。他认为，社会的形式只有通过阶级斗争的手段才能改变。克劳塞维茨没有认为和平是战争的最终目标；而马克思则不懂得，在蒸汽时代中，最后的经济和社会目标是通过进化来创造工业化社会，而不能用革命的程序，因为雇主（老板和经理等等）和工人在生产过程中是一种相互补充的关系，而不是敌对的力量，就象男性和女性的关系一样。克劳塞维茨和马克思都太注重暴力了，而暴力只能起强制作用，并不能产生创造作用。

　　 工业文明所引起的第一个战争是美国内战。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它的起因，在很大程度上是属于经济的。而它的发展过程，则显示了军事对于工业的依赖性正在日益增加。同时，道德开始衰退，因为不断前进的唯物主义是非道德的，它冲开了旧文化的纽带，拆散了旧文化的维系力。战争开始成为城市与农村之间、工厂和种植园之间的竞争，而其结果表明，大企业是优胜者。

　　 从美国内战的结束到十九世纪末期，美国和西欧都加速了工业化的发展。一个接一个的国家变成了工业国。这些国家之间开始了激烈的竞争，用前所未有的规模争夺殖民地，因而导致了激烈的国际斗争。尽管如此，各国的内部却还十分宁静。但是，社会制度的变化要远远落后于工业的发展。尽管工业的发展增强了武器的杀伤力，但是军事理论思想仍然停留在前膛枪的时代。政治家与军人，都还是以刺刀和马刀为基础来考虑问题。他们没有想到，在工业时代中，工厂已经成了军事力量的泉源。这就象农业时代中农民是战斗力的主要泉源一样。到了十九世纪末期，石油变成一种新的动力，加上电学的发展，使得工业革命进入到了第二阶段。不过，这些在军事技术中所引起的激烈变化，当时却还很少有人注意。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因，虽然主要是工业性和商业性的。但在1914年战争爆发时，所有交战国的军队对于他们将要进行的是一种什么形式的战争，根本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只有产生僵局以后，他们才开始求助于工业和科学，以便把自己从堑壕的泥沼中解救出来。由于遭受封锁，德国的工业能力和农业生产几乎消耗殆尽，因而战争终于结束。但是这时，那些胜利者在寻求和平的工作中，不仅没有设法根除战争的经济原因，反而完全忽视了这个问题，结果又回到了1913年的大企业路线。作为一种推论，他们的军事组织也基本上没有改变，仍是维持产生最初僵局的那种组织形式。

　　 重新回到大企业路线以后，加速战争的震荡又重新开始出现了。当欧洲国家陷入革命旋涡之中时，美国工业化的集中发展竟是如此迅猛，以致于美国财富的一半都集中到了二百家大企业手中。财富的集中，一方面能大大增加生产力，另一方面却没能建立起人民消耗生产力的购买力，结果便造成了1920年的金融崩溃。在这个灾难中，大企业开始转换为大政府。

　　 在俄国，这种情况早就发生过了。那时，列宁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作试验，而这一试验破坏了生产，迫使他不得不采用国家资本主义和他自己的新经济政策。在意大利，墨索里尼曾努力想在他的“社团国家”中增进人民的购买力。于是到了1933年，罗斯福在美国，希特勒在德国，同时开始解决同样的问题。罗斯福所采用的手段是实行“新政”，希特勒则是实行“新秩序”。可是，这些未来的经济救世主，都没有找到使消费与生产平衡的手段。结果，他们被迫走向了战争。正如刘易斯·芒福德指出的那样：“军队纯粹是一个消费团体……在有益的生产和有益的消费之间，它及时地把差别降低到……大量生产的成功必须依赖大量的消费，而消费得最快的，莫过于有组织的毁灭。” [ 作者注：《技术与文明》，第93页-94页。 ]

　　 后来，在1939年，又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战争中，当然不免会有许多人死亡，但是没有人失业；消费使生产感到紧张。但要毁灭的主张更导致了加速致命武器的发明。最杰出的发明，是把原子能作为一种新威力的能量，其次是电子控制设备的发展，从电子控制设备中又产生了“自动化”技术。采用“自动化”技术的目的，是要用机器来代替人脑。这正如瓦特的蒸汽机和戴姆勒的内燃机一样，其目的是用机器来代替人畜的体力。有了自动化和核能，工业革命也就开始进入它的第三阶段。

　　 然而，在1945年，由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战争也随之结束了。但是，和平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战国”的状况依然存在。因此，新的问题又出现了。今天的工业化战争社会是否会演变为明天的工业化和平社会呢？

　　 二、 核能对于战争的影响

　　 把核能转变成为爆炸物，这和火药的发明形成一种对比。于是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虽然火药在当时遭到人们的强烈反对，就象今天人们反对核武器一样，但是人们并没有拒绝使用它。所以，核武器今天也会停留下来不再离开了。这种想法是合乎逻辑的，因为一种新科学程序的“技能”是不能加以取消的，但是，当我们采用它的时候，却应该有重要的保留。这就是说，在所有的战争中，除了最原始的战争以外，为要达到一个有利的目标，则对使用的毁灭工具必须加以相当的限制。例如，在封建时代，一个国王的目标就是要使他的那些粗暴的诸侯对他表示臣服。那时，原始火炮的发明被认为是具有极大价值的。因为它能击毁诸侯的堡垒，使诸侯丧失抵抗力的基础。但是，如果火炮的破坏力太大，不仅能破坏堡垒，而且还会使方圆几里之内的一切田园、牛圈以及家仆、农奴等等都同归于尽，那么，结果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因为那样的话，诸侯们无法表示他们对国王的臣服，将没有可供朝贡的东西，这样，也就是手段把目标吞食了。

　　 这一原理对于所有的文明战争都是适用的，因为在力量与目标之间总有一种关系存在。力量必须充足才能达到目标，但是力量不能过度，否则就会抵消目标。这一点，在核战争中是个关键。

　　 在广岛投下的原子弹，其威力为二万吨梯恩梯当量。此后，人们所称的核武器，如氢弹，也试验成功了，它的威力已是二千万吨梯恩梯当量。而且，它们的威力还可以继续上升，没有止境。另外，所谓的“战术”核武器也发明出来了，它的威力可以小到一百吨梯恩梯当量。 [ 作者注：亨利·A·基辛格《核武器与对外政策》，（1957年版），第13页。 ] 这样就使问题更加复杂了。哪里是划分大威力和小威力核武器的分界线呢？常识也许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个答案，即是说，手段应该与目标相称。但是非常遗憾，在战争中，常识却是一个稀少的东西。一种核武器，即使是威力很小，如果一旦被使用，那就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止它的破坏力，而它却能很快达到“百万吨级”的标准。据估计，在一场氢弹攻击中，只要“持续大约30小时，美国人口的百分之三十将会死亡或重伤。” [ 作者注：弗里茨·斯顿伯格：《我们时代的军事和工业革命》，（1959年版），第6页。 ] 所以，从政治目标是否合理的观点来看，一个全面的核战争可以说是毫无意义。

　　 尽管如此，美国战略中的基本假定，还是认为，下一次战争将以一个珍珠港式的核进攻为开端。这样，美国必须赶在苏联消灭美国之前先消灭苏联。如果美国政策的目标是要采取一个核奇袭，这种想法是合乎逻辑的。但是，美国政策的目标并不是这样，因为美国政府早就公开宣布，它永远不首先使用全面性的核武器。这种战略观点的错误，就在于它把今天的战争假定为绝对性的战争了。这就是说，要想赢得一场战争，必须从政治上歼灭敌人，即要求对其他国家作有效的占领。这个概念是反动的。坚持这样的观点，实际上是回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炮兵会战的年代，不惜任何代价去扫除一个障碍，结果又造成了另一个障碍。为了占领敌人的阵地，必须通过一片坑坑洼洼的不平地区，而且，还要在难以料想的混乱中去占领敌人的整个国家，并且负责去管理它。更为糟糕的是，因为这种颇有古风的战略，把一切政治的、社会的、经济的和道德的考虑都抛开在外，从而也就为苏联的乘虚而入敞开了方便的大门。然而，按照艾萨克·多伊彻先生的说法，“世界上也许没有哪一个国家，会比俄国更加害怕核战争。” [ 作者注：《伟大的竞争：俄国与西方》，（1960年版），第43页。 ] 如果不谈其他原因，单从它使战争丧失政治意义这一点来说，这一看法是相当准确的，因为政治意义正是苏联战略的灵魂。

　　 这当然不是说，赫鲁晓夫和他的同僚们害怕全面性的核战争，害怕共产主义会因此而不能继续存在下去。他们是坚信马克思主义的，认为无论何种技术发现，不管它有多么强大，都不能消除历史的法则。他们所害怕的，倒是核战争会毁灭工业基础，使共产主义暂时不能出现，因为共产主义的人间天堂概念，是建立在工业基础之上的。不管是核战争还是非核战争，赫鲁晓夫都认为，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是一定会成功的。1955年，当“和平攻势”达到最高潮时，赫鲁晓夫曾说：“……如果有人认为我们忘记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思想，那么他就错了。除非龙虾学会吹口哨，否则是不可能的。” [ 作者注：丹尼斯·希利：《国际事务》，（1956年1月版），第32卷第2页。 ] 1956年，在莫斯科波兰大使馆的招待会上，当谈到民主国家时，赫鲁晓夫又说，“我们将会埋葬你们。” [ 作者注：基辛格：《核武器与对外政策》，第6页。 ] 这些言论可以算是由衷之言。赫鲁晓夫虽然常用导弹进行威胁，他欺骗不了明眼人，因为那只不过是一种炫耀而已。他的战争“边缘政策”，也只是一种恫吓和政治讹诈。多伊彻的看法是非常正确的，世界上没有比他更害怕全面核战争的人。

　　 所以，今天的世界就被分成了两大阵营，象以前的堑壕战争一样，中间隔出一个无人地带，谁也不敢越过。形成这样一个对峙局势，双方都害怕打破它。而且，又由于害怕另一方会打破这种局面，双方便都疯狂地扩充核军备，以求使世界末日的霹雳无限地延迟下去。

　　 因为全面性的核战争已是高度地不可能，那么是否会回到常规战争呢？也就是说，在战争中是否可能不使用核武器呢？如果是这样，战争仍将会是无限制的，就象上次大战一样，只是没有巨大的交换打击而已。所以，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武器的类型，而是决定于使用它们的目标。请记住本书一再强调的观点：一个有限战争是为一种明确的有限政治目标而进行的，在这种战争中，所花费的力量必须与目标成比例，因此，战略必须服从于政治。为了美国同胞的利益，基辛格博士曾写道：

　　 “制定有限战争政策的先决条件，是把政治因素重新注入我们对于战争的概念和放弃下面的想法：战争一开始政策的任务便结束，或战争能够具有与国家政策的目的不相同的目的。” [ 译者注：《核武器与对外政策》中文版第133页。 ]

　　 这是纯粹的克劳塞维茨主义。

　　 我们在这一节的开头，提到了在战术领域中采用核武器的危险性；事实上，今天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中所发生的事情就是如此。约翰·考利将军提到，为了对付苏联巨大优势的传统兵力，早就配备了战术核武器，“而且，其弹头的威力要比毁灭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的威力更加强大。’ [ 作者注：《战争中的未来趋势》，第8页。 ] 所以，不管他们的真正的动机是什么，俄国人坚持认为，没有什么有限核战争之类的东西。他们的这一看法是有道理的，因为只要使用了战术性核武器，就不可避免地要导致全面性的核攻击。” [ 作者注：基辛格曾说：有些核武器是不能舍弃不用的，防空导弹的核弹头就是一例。 ] 因此可以说，当双方都配备核武器后，战术上也就有了威慑力量。这样便使得进行有限核战争的思想变得荒谬了。于是，对峙局面得到了双重的保证，除开那些不直接把两大核阵营包括在内的战争之外，剩下的就是一些所谓的代理人战争，或是一些警察行动。这种武装斗争，不管它是作为政治的工具还是歼灭的工具，已在迅速地倒退，它将会象巫术、食人的风俗和其他各种古老的社会制度一样，逐渐地被淘汰。在本书的第七章中，我们已经谈到，在上个世纪的末叶，一位华沙的银行家布洛克就已预见到这种发展。他曾断言，由于近来弹仓式步枪的威力日益增长，使得战争无利可图，以致于今后不必考虑战争了。如果人类不是那样地无理智，布洛克的预言也许可能成为现实。现在，核武器的采用正迫使人类的心灵恢复理智 [ 作者注：最突出的一个例外就是和平主义者。和平主义者那种不合理的信仰，由于核武器的采用而变得合理了。他们应该欢迎这些威慑力量，可是相反，他们正是疯狂地反对核武器的。 ] 。如果有人想要继续战斗，那他就得在武装斗争之外的领域中去寻找新的战争。谈到这个问题，读者应该记得，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对峙僵局，并不是用武力手段解决的，最后，还是用经济手段，即对中欧国家进行封锁的办法解决的。

　　 三、 政策与冷战

　　 我们所讲的“冷战”是什么意思呢？早在1651年，托马斯·霍布斯在他的《利维坦》（即《巨灵》）一书的第十三章中，就给我们做出了答案。

　　 他说，“战争所包括的，不仅仅是会战，或者是战斗的行动，而且，它还代表着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内，双方都显示出足够的作战意志。因此，在研究战争的特性时，时间的观念是必须要考虑的，这如同时间在天气的性质中一样。恶劣的天气不仅是指一两次阵雨，而且在几天之前就有变化的趋势。所以，战争的特性，不仅包括实际的战斗，而且也包括战前的一切准备。此外的时间才是和平。”

　　 今天，与霍布斯时代的唯一区别，就是战斗的部署已经深入到了精神领域和经济领域。霍布斯一定已经意识到，它们正是武力冲突的基础。在冷战中，武力斗争只是受到限制，而不是完全被排除。但是，冷战的主要目标是要破坏敌人的权力基础。基础破坏得越严重，它上面的建筑物也就越容易倒塌。或者说，只须用不大的外力，就可以把这建筑物推倒。这里并没有什么新奇的思想，只用一个简单的例子就能讲清楚。一座用城墙围起来的城市，对它的进攻可以采取三种方法：一是摧毁它的城墙；二是设法饿死它的守卫部队，这就是经济性的进攻；三是用颠覆的手段，这就是精神上的进攻。在火药尚未发明以前，城墙很难被攻破，因此，通常采用的是第二、第三两种方法。今天，在核武器时代，因为突破进攻将会使双方同遭毁灭，所以，第二、第三种方法又会重新被人们重视。

　　 列宁，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的和平谈判中，曾是很重视这一点的。当时，他的人民在挨饿，他的追随者分散了，他的军队也软弱无力。自从那时以后，苏联虽然变成了世界上的第二大工业国和最大的军事国。但是，由于核武器而造成的军事对峙，冷战大概仍要继续下去，直到恶劣的政治气候结束为止。这个结论是说，东方和西方之间冲突的本质，是一种思想上的斗争。这与那些引起美国内战的原因极为相似。林肯给他的同胞留下的著名警告，对当前的世界仍然适用。今天，我们可以把他的话改述如下：“一个自己分裂开来的世界是站不住的。它不能永远地忍受一半奴役、一半自由的局面。我们并不期望这个世界崩溃，但我们期望它不再被分裂。它不是这样，就是那样。”那么它又是什么样呢？这一答案要根据双方的政策来决定。

　　 民主国家与苏联在政策上的基本差异，就是双方对于和平的看法各有不同。一种认为，战争的结束就是和平的开始；而另一种认为，和平是战争的一种继续，此时，除了实际的战斗之外，其他手段仍然继续使用。一种认为，在和平时期，国际争论可以通过协商来解决；而另一种则认为，协商只能加剧争论。在民主国家中，政府是以集体主义、人民的投票和群众的意见为基础的；而苏维埃政府则是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维持着一个人或小部分政治寡头的权威。所以，后者很容易采用一种永久性的战争体制。在这个体制中，领导是至高无上的，政策几乎不受公众舆论的影响，纪律森严，严守秘密；而在民主国家中，除非是处在战争时期，否则，这些事情几乎是绝对做不到的。这样一来，民主国家倒是很象一群乌合之众，面对一支纪律严明的军队。所以，它们在苏维埃权力面前，总是退缩，害怕利用苏维埃的困难，他们所采取的行动，与民主制的雅典面临马其顿专制君主腓力的威胁时所采取的行动是完全一样的。

　　 狄莫西尼斯曾大声疾呼说，“所以，只要听到腓力在切尔松斯，你们就会投票同意到那里去远征；如果他在塞尔莫皮莱，你们又会投票向那里远征。要是他在其他别的什么地方，你们也会前前后后跟着他转的。你们是根据他的行踪而下达前进命令的，自己从来不拟定作战计划；在得知一些事情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之前，从来不对将会发生的事情作出预见。……我的任务并不是要推测未来将会发生什么，但是肯定地说，如果你不面对现实，不去尽到自己的职责，那就无疑地将会带来灾难。” [ 作者注：《第一次抨击》，第41，47和50页。 ]

　　 基辛格说得很对，“……企图以‘普通’的外交方法来对待一个革命的权力，从根本上说来是徒劳的。”民主国家应该懂得，正如克劳塞维茨所坚持认为的那样，一个政治家的最有决定性意义的判断，“是正确地认识他所从事的战争。”我们现在所生活的这个时代，有一种经常性的紧急情况。和平时期也是一样。克劳塞维茨接着说：“他不应该把那种不符合当时情况的战争看作是他应该从事的战争，也不应该想使他所从事的战争成为那样的战争。” [ 作者注：参见本书第4章第5节。 ] 对于自由世界来说，遗憾的是，自1945年以来，它的政治家们都是如此。

　　 他们应该看到，只要俄国人继续相信世界革命是由历史注定的，就不可能有妥协。所以，他们应该象避免瘟疫一样避免一切会议，这不仅因为会议将为共产党提供最好的宣传机会，而且正如马达莱加先生指出的那样：我们同意与那些反对自由的人举行谈判，……也就是放弃了我们自己的第一道防线，东欧人用来交换的，是一种根本不是和平的和平 [ 作者注：《神殿的崩溃》，（1960年版），第91、92页。 ] 。

　　 这是内线，而不是第一防线。它是苏俄帝国的阿溪里斯脚跟。在苏联境内，不仅有一半居民不是俄罗斯人，而且还有相当的一部分人具有民族主义思想；他们都反对莫斯科的统治。据估计，在铁幕之后的人民当中，同情共产党政权的还不到百分之五。正如我们所见，在俄国帝国内，无论是在沙皇时代还是在共产党时代，一旦发生危机，少数民族就要起来造反；而且在铁幕后面的那些国家，只要压迫一减轻，动乱或起义就随之而至。我们不应忘记，在1956年的匈牙利叛乱中，支持叛乱者的还有那些从俄国军队中逃跑出来的非匈牙利人。

　　 所以，在冷战中，苏俄帝国的心理重心，应该是到苏联境内和铁幕之后人民的心中去寻找。此外，还应该记住，这个心理“弹”，也象氢弹一样具有伟大的威慑力量，它使苏联不敢贸然采取实际的战争行动。俄国的弱点是我们的优点，而他们的优点是我们的无知。没有哪一个人会比赫鲁晓夫更加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那么，他的冷战政策又是什么呢？

　　 他已不再坚持列宁的旧观念，即不再认为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国家之间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了，而是要用经济攻势来取代军事攻势。1956年2月举行了苏联共产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主要的发言人都强调了这种战术上的变化。他们一致认为，当苏联的经济与“人民民主国家”的经济都在迅猛发展时，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是不能与它并驾齐驱的。所以，就不再需要依赖战争作为政治的主要工具。正如赫鲁晓夫所说：“武装干涉”是不必要的，因为共产党胜利的必然性是以一种比资本主义具有决定性优势的社会主义生产程序为基础的。米高扬也说过：在未来的战争中不可能有胜利，因此，战争也就不能给苏联带来利益，而“共产党的建设成功”和“提高生活水平的奋斗”，都是与把人力和物力用于战争目的的政治有直接矛盾的。总之，共存政策现在已经正式宣布为苏联外交关系中的中心原则。这一原则与国内的需要、目前的世界局势，以及对资本主义的长期斗争，都是完全符合的。 [ 作者注：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和雷切尔·F·沃尔：《1955-1956年国际事务调查报告》，（196O年版），第226页。 ]

　　 所以，赫鲁晓夫和他的同僚们认为，资本主义会因为它本身的无能而必然地走向没落，这样，比较有利的方式就是困守对方，用经济竞争的手段来迫使对方投降，而不用军事力量去硬拼。用布洛克的话来讲，就是“军人的地位在下降，经济学家的地位在上升。这一点是毫无疑义的。人类已经进步到这样一个阶段，战争不再可能成为上诉法庭。” [ 作者注：参见本书第7章第3节。 ]

　　 四、第三次世界大战

　　 1958年11月，赫鲁晓夫以这一政策为基础，为苏联的经济发展拟定了一个1959—1965年的七年计划。他说，这是完成苏联任务的一个决定性步骤——在历史上最短的时间内，在按人口平均的生产量上，赶上和超过最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国家。 [ 作者注：见《苏维埃的七年计划》。 ] 1959年1月召开的共产党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通过了这项计划；1960年11月，在莫斯科举行的八十一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大会，也认可了这项计划。在党的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谈到，下一个七年将是具有决定性的，到1965年，苏联所有的工业产量，用人口平均的标准来比较，将要超过英国和西德，到1970年，或许还早一些，有可能超过美国 [ 作者注：这一说法是假定西方生产一直维持在1958年的水平之上。 ] 。

　　 这也是一个战争宣言。在这个战争中，经济攻势将成为苏联政策中一个积极的工具，而且，在全面核战争的威胁所造成的恐怖掩护下，军队的地位让给了工厂，武器的地位让给了货物，市场也将成为未来的战场。战争，尽管形式有所不同，但它又回到了那种不流血的专制帝王时代。这种战争的目的，是要使对方的经济破产，而不是要毁灭它的军队。如果读者回过头来，重读一下本书的第五章，回味一下安德鲁·尤尔在1835年就工业革命第一阶段各国工业对于争夺海外市场所讲的一段话（他把这个称之为“新的交战法”），那么，你就能对苏联企图进行的战争，有一些新的概念。

　　 自从1939年以来，苏联的工业一直在迅猛发展。近年来，它的生产发展速度，差不多是美国的两倍。据估计，1950年的产量，已达到了美国的百分之四十五。大体说来，这与工业革命的前期英国生产力迅速增长的原因基本相同。这就是说，把利润再次投放到资本性的装备之中，而不是分配给劳动者。在工业革命的第一阶段，英国工人的贫穷是工厂主之间相互竞争的偶然结果。 [ 作者注：参见本书第5章第2节。 ] 而今天的苏联，这都是有计划地进行的，也许可以把它称为“有组织的贫穷”。所以，消费物资是受限制的，因为它们只有有限的市场。不过，在下一节里，我们将会看到，这种有组织的贫穷，本是早期资本主义工业争夺的灾难，但它并不可能无限期地维持下去。

　　 苏联的生产力虽然是在快速增长，但是，除非中国加速工业化，否则，西方经济集团的地位是不会因此而受到严重影响的。即使中国加速了工业化，它也许会独自形成一个亚洲经济集团，而与苏联分开。如果把中国问题撇在一边，那么可以看出，西方的主要危险并不是苏联的竞争，而是它本身缺乏经济上的结合。

　　 西方的物质资源非常丰富，就人口来说（这在工业生产中也是主要因素之一），它比对方多了相当的数量。通过下面的人口统计数字，可以看出一些情况。西方集团：美国是一亿七千七百三十九万九千人；西欧是三亿一千九百二十二万五千人；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是二千九百七十万八千人。苏维埃集团：苏联是二亿零八百八十二万六千人，其他卫星国是八千六百零七万九千人。西方集团的总数是五亿三千六百三十三万二千人，而苏维埃集团的总数却只有二亿九千四百九十万五千人。这样，前者就比后者拥有二亿三千一百四十二万七千人的优势。 [ 作者注：这是根据1960年世界年鉴的统计数字，土耳其包括在西方集团内，但南斯拉夫则排除在这两者之外。目前，情况已经大大发展了。 ]

　　 从目前来看，苏维埃集团只是在组织方面比西方集团占点优势，因为苏联的组织是类似军事化的。主席团是它的参谋部，共产党是它的军官团，工业和其他劳动者是它的经济士兵。象是军队一样，第一者可以不考虑第三者的意见而制定计划，而且可以信赖第二者去彻底执行他的命令。这就是两种对立经济体系之间的关键性差别。

　　 如同在实际战争中一样，经济攻势也要求集中进攻的工具。这也就是说，要把苏维埃集团的经济结合起来。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这个问题曾在议程中占了重要地位。赫鲁晓夫曾概括说：

　　 “密切的经济合作使生产与原料资源都可以得到充分的利用机会，并且使每一个国家的利益都与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利益结合成为一体……今天，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已不再需要发展重工业中的所有各个部门，就如苏联过去所采取的办法那样……现在已经有了一个由社会主义国家所组成的强大集团……每个欧洲的人民民主国家可以根据它们自己有利的天然条件和经济条件，发展专门的工业和生产。这样，也就为抽出相当的资源去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创造了必要的先决条件，根据这一基础，还可进而满足人民的物质与文化上的需求。” [ 作者注：引自《1955-1956年国际事务调查报告》，第243-244页。 ]

　　 这也就是说，卫星国家的经济在组织上不要与苏联的经济相重复。于是，它们就将逐步地转变成为一个巨大工厂中的一些部门，因为实际上没有关税壁垒，这整个集团的最终目标就是组成一个共同的工厂和一个共同的市场。凡是苏联所不吸收的产品都将成为“弹药”轰击到西方去。如果中国大陆也包括到这个经济集团中去，据多伊彻的估计，这个经济实体所构成的共同市场，就会比北美洲大四、五倍，而且比北美与西欧的联合市场至少要大两倍。 [ 作者注：《伟大的竞争》，第51页。 ]

　　 这种政策的改变，是要破坏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早在最后的决定作出之前，这种进攻的前哨战即已在战场上开始了。1955年11月，在莫斯科的一次招待会上，赫鲁晓夫告诉一位英国新闻记者说：“你们的制度在与共产主义的经济竞赛中，必然会要崩溃。” [ 作者注：引自哈里韦尔顿著《第三次世界大战》，（1959年版），第6页。 ] 在这同一年，韦尔顿先生曾写道：“从俄国、波兰、匈牙牙、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捷克、东德和中国等国生产出来的货物，正纷纷涌入中东，其条件是西方无力与之相比的。”他还补充说：这些国家对于中东的产品，不管他们是否需要，也准备一律加以收购，而且，他们还实行信用贷款办法，这是任何一个民主政府都无法向它的纳税人交代的，也是任何自由贸易联盟无法与之竞争的。 [ 作者注：同上，第171页。1955-1958年苏维埃集团与集团以外国家的贸易几乎增加了70%。 ]

　　 此外，他还引用了加拿大总理约翰·迪芬贝克先生关于这一问题的讲话。迪芬贝克先生于1958年11月4日在伦敦进行英加两国会谈时说：

　　 “在共产主义的世界攻势中，贸易成了一项主要的武器。首先是苏联，现在在亚洲的贸易攻势中又加进了一个红色中国，他们想占领市场。然后通过贸易来争取自由人的人心。共产党的攻势，就是要破坏自由世界的经济实力。” [ 作者注：引自《第三次世界大战》，（1959年版），第313页。 ]

　　 但在这个攻势中有一个很大的矛盾，这是与马克思的理论相反的。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体制中充满了内在的矛盾，这些矛盾将会以内部来毁灭这种制度。现在，共产党却是以一种“有组织的贫穷”当作经济攻势的基础，想用夺取资本主义国家市场作为手段，从而从外部来毁灭资本主义制度。

　　 如果这种经济攻势能够逐渐取得胜利，那么，西方国家无论是在思想上还是在物质上，将会越来越难以维持一条有效的防线以阻止苏联的扩张。这样，列宁想要把德国和苏联联合在一起建立一个巨大农工联合体的目标，也就向现实走近了一步。

　　 这个目标也正是赫鲁晓夫对德国政策的重心。如果他真能成功地创造出这么一个怪物，那么，自由欧洲的其余部分就将听任苏联的摆布，世界共产主义的梦想也就有可能成为现实。

　　 正在写作本书时，西德的国防部发出声明，说西德已经是冷战的主要战场。这个国防部的报告说：

　　 “在西德的一切宣传都是由东德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一个机构来指挥的。他们在联邦共和国共有一万六千名谍报人员，其中几百人是指挥者。每个月从东德运往西德的宣传小册子，在1957年为三十二万份，现在增加到一千二百万份。东德现有四十五家无线电广播站，收看他们的电视节目的西德观众，比东德的人口还要多。共产党还在西德印刷了大量不合法的报纸杂志，包括有十一种地方报纸，一百多种工人报纸和二十五份杂志。” [ 作者注：见：《共产党在西德的宣传》。 ]

　　 此外，西德国防部还说，东德每年用于对西德宣传的费用是八十四亿马克（大约是七亿英镑）。在西德和中立国家中有六十三个共产党派，每一个都是一支活跃的第五纵队。另外，还有几百个外围集团，由十五个亲共的世界组织来指导，而它们则是受设在布拉格的一个中央机构控制的。这个中央机构也许可以被认为是第三国际的继承者。 [ 作者注：伦敦：《泰晤士报》，1966年10月7日。 ] 这就是赫鲁晓夫“和平共处”的另一面。

　　 想要应付苏联的挑战，民主国家必须认清他们目前所面临的问题。这个问题与以往的国际贸易竞争在性质上完全不同。国际贸易竞争的目的纯粹是经济性的。今天，他们所面临的却是一种采取军事路线的经济斗争。这种斗争的目的具有革命性，而在这种斗争中，贸易就代表着武力。就目前情形来看，它们在经济上可以说是乱七八糟。既不团结也不合作，到处都是关税和限额的障碍，每日都在相互争夺市场。在当前面临的这种经济状况下，他们这样地对立和分裂，实际上就等于是一场经济性的内战。

　　 除非采用一种新的交换方法，那就是不受贸易繁荣和衰落的影响，不受硬软货币和偿付平衡等因素的影响，否则，西方经济是不可能整合的。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取消金本位，改以生产作为财富的基础。这一点，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希特勒早在二十年代中期就已经注意到了。他曾采用一种片面性的易货制度，以阻止德国货币的贬值。

　　 列宁在他的时代中也对这一点有所认识。据凯恩斯勋爵的记载，列宁曾说：“消灭资本主义制度的最好方法就是它的货币贬值。”凯恩斯评论说：“列宁是极为正确的。要推翻现有社会的基础，没有比使货币贬值的方法更微妙、更确实的手段了。这种手段使经济规律中的一切潜伏力量都将用于毁灭方面，但是，在一百万人当中难得有一个人了解这一方式。” [ 作者注：《和约的经济后果》，第220-221页。 ]

　　 列宁采取的国家资本主义是不受金融操纵所影响的，实际上也与外汇的涨落不发生关系。资本主义制度中的一个根本的矛盾，并不是它使富人更富，穷人更穷，而是这一制度本身有使自己崩溃的毒菌，它周期地使一个国家接着一个国家陷入严重的金融危机之中，从而毁坏了他们的经济基础。只有根除这些毒菌，各个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才能稳定地结合起来，他们之间的政治联合才能真正形成起来。如果这些分析是对的，那么西方的自救机会也就完全掌握在他们自己于中。如果他们不能自救，那么，到1970年时，也许正如赫鲁晓夫断言的那样，他们会自己莫名其妙地在自己的死刑判决书上签字。

　　 五、 技术对社会生活的影响

　　 马克思对于社会史的唯一贡献，就是说明了“生产关系”随着“生产力”的变化而变化。这就是说，由于技术有了变化，社会本身也会发生变化。但是，在发生这种变化时，并不象马克思所假定的那样，在社会各阶级之间将产生一种阶级斗争，而是新社会的新兴制度和旧社会的现存制度之间的斗争。

　　 当工业革命第一次对社会生活产生影响时，所有西方民族的社会制度，大体上都是相似的。它们代表着一种成熟的农业文明。但是在今天，它们不再是这样的了。在西方，我们看到了一个自由的社会；而在东方，却是一种受国家严格控制的社会。西方工业化的影响，是遵循着一条演进的路线发展的，所以，生产力的增加也逐渐带来了生活水平的提高。而在苏联，尽管它有大量的生产力，但因为它的革命性经济政策是以“有组织的贫穷”为基础的，所以大部分人民的生活水平都受到了人为的限制。此外，共产主义对中国的影响使这个问题变得更复杂了。今天的中国正处在苏联产生之前的那个阶段。

　　 自从本世纪开始以来，特别是到了今天，在美国，工业的进展并没有象马克思所断言的那样，使富者越富，贫者越贫，而是恰好相反，变成了富者越贫，贫者越富。在大不列颠和西欧，情况也基本如此，只不过是程度上略有差异而已。劳动阶级的收入稳步地提高了，而富人的收入却在下降。在美国，有许多工人的收入都已达到了中产阶级的标推。而且，这种财富分配趋势，并没有停止下来的迹象。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时期，贫穷将会彻底地被消除，首先是在美国，然后便是在西欧。随着贫穷的消灭，马克思的无产阶级观念也就消失了。而这一观念，正是马克思所假定的经济秩序的基础。

　　 与这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演进相配合的，是国家企业的发展。这在美国新政时期已经是很明显了。现在，不仅是在美国，而且在西欧，这种发展都在加速前进。这是因为，许多工业的财政负担在不断增长，私人企业无力承担，因而必须由政府来负责。同时，西方各国政府还不得不维持巨大的平时军备开支，以及许多与国防有关的科学研究机构。所以，今天的趋势是扩大国营企业，而缩小私人企业。这两种演进的变化，一方面是贫穷的消灭，另一方面是国家控制的发展。同时，由于技术在日新月异地发展，这种演进又逐渐地加快了速度。

　　 然而，在苏联的范围内所看到的，却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变化。那既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进化式发展，也不是革命式发展。它是一种逐渐消灭的趋势。

　　 赫鲁晓夫继承了斯大林的职位以后就开始感觉到，恐怖有可能毁坏自己的目标。在暴君的统治下，他和他的同僚们曾经是经常地担惊受怕，害怕突然地遭到清洗。而且，恐怖也使人们的开创精神受到打击，这种开创精神正是维持工业的活力和健康所必需的。他和他的同志们并不是要修改马克思主义，更不是要放弃马克思主义，因为那是他们的宗教信仰。然而，技术的进步却迫使他们不得不放松现有的暴政，给俄国人民以较多的自由。

　　 到了二十世纪中叶，由于内在的要求，俄国的工业化使它形成了一个由科学家、技术人员、管理人员等等组成的中产阶级。象资本主义国家中的情况一样，这些人享受着高工资的待遇。这对发挥他们的技能是有效用的，因为只有较高的待遇才能起刺激作用。今天，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每年可挣一百万卢布（大约两万英磅），还有相当的一批人收入为几千英镑。这些新贵组成了一个行政和技术的财阀统治集团。不可避免地成了新一代俄国青年崇拜的偶像。

　　 这些年轻人从小受着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与西方的年轻人不同，不可能通过民主制为他们的雄心找到出路。他们所受的训练，本是以《共产党宣言》为基础的，现在，他们也开始考虑自己的口袋了，认为得到的卢布越多越好。这种倾向说明了什么呢？这并不是对共产主义的背叛，因为在一个警察的国家里，这是根本不可能的。这只是表现了对“有组织贫穷”的反感，而且，无产阶级能发展成为统治阶级这一观念，也随着消失了。不管俄国人今天所受的教育是怎样的，人类自然的天性总是扼杀不掉的。群众中间受过高等教育的那个阶层，必将变成新资产阶级的温床，以致最终将要推翻马克思主义。

　　 艾夫里尔·哈里曼先生和菲茨罗伊·麦克莱恩爵士的看法可以印证这一点。前者发现，在学术界和教育界，有许多人开始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化教条”表示怀疑。在大学和较高级的技术学校中，“对共产主义思想存在着一种广泛地不关心的态度。”“甚至在外交事务上，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教条，很难与国外的实际情况相符合，所以，当苏联的学生们对共产党国界外的生活越来越了解时，他们的怀疑也就会不断增加。” [ 作者注：《与苏俄和平相处吗？》，（1960年版），第130-131页。 ]

　　 菲茨罗伊·麦克莱恩把现阶段的苏联，与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作了一个比较。那时正是工业革命的第一阶段，英国的特点是工业迅速发展，经济突然扩张，工人遭受牺牲，出现了富有的资产阶级。

　　 麦克莱恩当时写道：“但是，读者们也许要问，这些富有的人不都是共产党员吗？他们不都是信仰世界革命吗？当然，他们是的。他们是共产党员，就象维多利亚时代的人都是基督教徒一样。他们在规定的时间里参加共产党的会议，参加有关马克思列宁主义问题的讲座。这和基督教徒星期日到教堂去参加礼拜是完全一样的。他们信仰世界革命，也象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信仰最后审判的结论一样。他们把马克思主义原则应用到私人生活中的程度，与维多利亚时代的人把基督教教义应用到私人生活中的程度，大致是相同的。” [ 作者注：《回到波克哈拉》，（1959年版），第62-63页。 ]

　　 如果这些看法是准确的，而且也没有理由怀疑它们，那么就很明显，技术正使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没落，而使资本主义思想复苏。当西方国家正在把私人企业转向国家企业时，苏联却在从国家控制转向到一种比较自由的社会秩序。这两种运动能殊途同归吗？或者说，它们彼此间要斗个你死我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