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业军人的战争·第四

作者：迈克尔·霍华德 ·英国

出自————《欧洲历史上的战争》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到了18世纪，欧洲的战争都由我们今天比较熟悉的那种专业军队来进行了，军队里的军官已不再是原先的骑士阶级成员为了荣誉与忠诚去打仗，也不是同人签订了付酬的合同。他们是国家的公仆，国家保证按常规雇用、按常规发薪，事业是有前途的。无论战时或平时，都献身于各自的州或国家(一个更富感情的词)。只有这样的专业军队的出现，才能在社会上明确划清“军人”与“平民”的界线。

　　 这种演变是渐进的、不平坦的。在普鲁士军官团中间，出于封建的或前封建的概念，个人对“军阀”效忠的思想，直到20世纪还是影响很深的。直到法国大革命，法国军官团里边仍有大量吵吵闹闹、任性放纵的贵族，政府官僚机器不得不为他们找出路——安排一场海上追逐战。英国军队从一群独立不羁、参差不齐的杂牌军发展成为一支集中统一的武装力量，直至今日也还很不完善。然而，在1700年，基本的轮廓已经出现：国家机器有责任、有能力维持一支全日制的步兵，无论战时或平时，都发给工资，管吃管住，配备武器，发给制服。军队成为互抱成团、高人一等的一群人，自成一种明显的亚文化，与社会上的其他人迥然不同，不仅因为职能不同，而且在生活习惯、衣着打扮、人际交往、享受特权以及职务所要求他们承担的责任方面，都不相同。

　　 政府权力的发展与组织程度的提高，固然使专业军队的出现成为可能；但更重要的因素是军事实践与技术的发展。指出他们之间的相互作用时，不能忽视另一个同时发展起来的因素：政府控制社会资源的能力加强了，才有可能发展一支专业的军队；反过来，专业军队作为服务工具，不仅能加强国防，而且也是对内镇压的力量。 [ 作者注：这一观点由 S. E. Finer教授详细阐述过：Charles Tilly(编者),The Formation of National States in Western Europe, Princeton, 1975. ] 军队的存在，可以胁迫不赞成发津贴的某些等级 [ 译者注：议会由三个不同阶层的等级组成。 ] 投票赞成给军队发津贴；胁迫不愿多付税的国民顺从地付税，以便增加更多的军队，军队现已成为可供王室支配的吓人的力量。这种力量已足够吓唬1688年英国宪法的设计者，以及一百年后大西洋彼岸的摹仿者，使他们即使在和平时期也不敢大幅度缩减军队。此处可以顺便提到一个像联合王国这样的国家，不仅在宪法体系与政治制度方面有其特殊性，而且在整个文化模式上也有其特殊性，由于它幸运的地理环境，数百年来只把军队看作是多余的奢侈品。至于普鲁士，德国历史学家汉斯·德尔布吕克(H．Delbruck)写道：“发展军队的历史……同时也就是普鲁士国家的历史。” [ 作者注：Hans Delbruck, Geschichte der Kriegskunst, Vol.IV, Berlin, 1920, P281. ]

　　 前面有一章已提到，联合行省在发展职业化军队方面曾起带头作用。荷兰从海外贸易中得来的财富使他们几乎在17世纪早期的欧洲各国中唯独一家能整年维持一支军队。又因为他们能按时支付较高的工资，因此在两件事情上都超过了欧洲各国的雇佣军。一是可以让士兵挖壕，一是可以使士兵受训，这两件事在增强防御能力方面有极大的重要性。

　　 头一件事的重要性不言自明。正是创造出不断挖掘战壕，加上护城河的天然保护以及科霍恩建造的永久性碉堡，才使联合行省维持这么长久。第二件事：训练，主要是因火力在战场上的重要性日益显著。16世纪末，奥兰治的亲王莫里斯(Maurice)头一个清楚地看到如今火力比冲锋更具有决定性作用，长枪只能掩护滑膛枪，而不是相反。因此，在布阵时，有必要最大限度地发挥火力的威力，在实施上应确保能连续地、有控制地发射。16世纪通行的是数千名壮汉组成长枪方阵，由不多几名手枪手掩护着往前行进。莫里斯一反这种阵法，他把滑膛枪手列成每十排一组，各组之间穿插着长枪手，长枪手是用来对付敌人骑兵前来冲撞的，对滑膛枪手起保护作用；滑膛枪手开火后，即作反方向行进，以便重装弹药，这样，最前列的滑膛枪手总能向敌人不断开火。

　　 指挥这样的战斗要求在战场上有高度控制的能力：控制行动，控制火力，更重要的是自我控制。如今军队已不再挤成乱糟糟的一团易受攻击，而是串成一排排地便于发挥火力。因此，训练是必要的；再者，比训练更重要的是，要强调纪律。军队要守纪律这个概念我们已习以为常了，为此很难理解在17世纪的欧洲，它竟还是个新事物。封建武士是全然无纪律的，他们并以此为荣。雇佣兵也如此，他们带着自己的工具来干他们的活，相互之间视作与自己同等的人，分工不同，但等级上是平等的。纪律是一个不受欢迎的概念。尽管联合行省付的工资不低，但军队中开小差的数量很大。这已不是什么新问题。同许多同时代有教养的军人一样，莫里斯翻阅古老的军事教科书，尤其是多次重印的艾连与维吉托斯的著作，从希腊人、罗马人那里寻找军队的组织与调度办法。他的一些更有学问的同事[特别是莱顿大学的贾斯特斯·利普西斯(Justus Lipsius)]重新发掘斯多噶学派(Stoic Philosophers)哲学家有关自我控制、自我克制、服从权威等方面的教导，来作为罗马军队模式的机制的必要补充，单独这些精神就能驱使士兵去干活。这种斯多噶式的自我牺牲与服从精神同新教徒的节制精神协调一致，证明更能使人接受，不仅荷兰人，而且瑞典人、苏格兰人、勃兰登堡人都较能接受；英格兰“新式军队”中的骑兵，同西班牙、法国、意大利的军队一样，也还能接受，尽管这些国家的军队中个人主义、光荣感、爱炫耀、追求荣誉等习俗继续在起着重要作用。

　　 尽管莫里斯和他的同事们研究、讨论了所有这些问题，操演了各种队形，训练了军队，并在锡根建立了一所军事学院以教育该地的清教徒贵族接受新的学说，但是，对阵战实际上很少发生，军队的实习机会太少。莫里斯的学生中，有一位瑞典贵族雅各布·德拉加蒂(J. Delagardie)，成为古斯塔夫·阿道尔夫(Gustavs Adolphus)亲王的军事顾问，阿道尔夫亲王于1611年继承瑞典王位，他把此后二十年的余生都用来打仗，首先同波罗的海几个邻国打，后来，在哈布斯堡王室的军队实行蚕食政策把触角逐步伸向北方时，又同哈布斯堡王朝打。为此，古斯塔夫有更多的机会去实际运用与发展荷兰学校中学到的东西，他把这些东西用到不同种类的军队身上。

　　 封建主义或多或少地把瑞典略过去了。在众多的湖泊与众多的森林中，瑞典人易于保留人人服兵役的军事组织的有效形式，而英国人与德国人在北欧人与马扎尔人大举入侵前的9世纪已不得不放弃这一制度。16世纪，瓦萨王朝曾恢复义务征兵制，以便支持对丹麦人与波兰人的旷日持久的战争。因此，古斯塔夫登上王位后便建立起一支国家军队，从当时的眼光看，认为他是在复古，而我们今天则认为是属于“现代化”的事情。古斯塔夫把这支军队变为高效率的长期服役的军队。服役期长达二十年，但居民中十名男子中只征召一人，其余九人则纳税供养军队。所以，实际上，瑞典军队已是一支由长期服役的正规军人组成的军队。地方社会有责任按定额找到合适的兵员，但也允许有例外（同后来欧洲的征兵法一样），即寡妇的儿子不征，已有人当兵的其余弟兄不征，矿工与军火工业的工人不征，贵族不征（反正他们要在军队里当官），教士不征。这支军队在国内期间不由国库付工资，由当地供应生活。一旦出国打仗便由国库出钱，麻烦也就多些。瑞典是个贫穷国家，工资常常拖欠。古斯塔夫发现较便宜的办法是：用自己的军队守卫国土，让各地的雇佣军去海外打仗。在他去世的1632年，他指挥着十四万人，其中不到十分之一的人是真正的瑞典人，其余的不是从德国当地雇来的，就是从出钱不出兵的同盟者如萨克斯·威玛的伯纳德等处来的半雇佣军人。这些军队都采用瑞典的战争体制并按此进行训练，它们的高效率在1631年布雷顿菲尔德（Breidenfeld）一役中崭露头角；哈布斯堡王室的军队受到灾难性的打击，一败涂地，从而改变了欧洲的权力格局。

　　 古斯塔夫于下一年被杀，他的军队也渐渐解散了。但他提供了一种指挥战争的模式，欧洲各国在本世纪内照此办理，取得了一系列胜利。古斯塔夫建立起来的军队，包括军官与士兵，都是由皇家付工资、发制服、装备武器，由君主亲自指挥或由君主的亲密助手指挥。纪律很严格，军法从严处置。供应与后勤被视作政府的责任，虽然瑞典政府感到维持庞大的军队出国打仗负担过重，他们的军队在“三十年战争”中开拔时以及后来一个短时期内只需配备较少的后勤人员（从前一般情况下，后勤人员需数倍于士兵人数）。打仗时，他们用莫里斯的阵法列阵，滑膛枪经改进后本身重量减轻，并经不断操练，因而开火频率高，重装弹药速度快，以致步兵方阵可由十排减少到六排或更少；滑膛枪手甚至可以在少有的不利环境下同时连发。

　　 骑兵与炮兵也有变化。瑞典骑兵不再搞华丽无用的“马回转”，而是回过头去重新练习使用骑兵大砍刀，练习如何整齐地挥剑冲锋，这种突击方式更能震慑敌人，因为这比中世纪的轻骑兵力量更集中、更有控制。后来，奥利弗·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的铁甲军在英国内战中把这种战术发展到了完美的地步。

　　 至于炮兵，古斯塔夫不断下功夫去克服它基本的弱点：不便运转。答案在于发现大炮的射程同炮身的长度无关。的确，炮身可以缩减—半，重量也可相应降低，效率一点也不受影响。这一发现，以及其他许多造炮技术的改进，都依赖伟大的瑞典铁器制造商路易斯·德·吉尔(Louis de Geer)，他是一位重要的工业家，在17世纪前半叶主宰了西欧的经济生活，是他创造了可移动的野战大炮——大炮可在战场上移动(必要时用人推)，环境需要时，既可向步兵方阵发实弹又可发空弹；发射的频率从前是每小时两三发，如今已可赶上滑膀枪的频率。

　　 最后，也许最重要的发明是三种武器(其中两种已把火力发挥到最大限度，另一种则有利于进攻性的突击)配合起来使用，这在战场指挥上有很大难度，不仅需要有一批眼光锐利、智慧敏捷的指挥官，而且需要一个严密的结构，既有等级森严的层层控制，又须瞬刻间整齐划一的行动反应。这样的局面很少能做得到．而当古斯塔夫本人不在场时，就更少可能实现了。但是，几乎从古代很简单的小规模的城市冲突以来，现在第一次有可能不仅在战役中而且在整个建军过程中，使军队成为一个工具，听命于一个强有力的意志。这都亏了17世纪上半叶的那些发明创造，所以，17世纪下半叶才能见到出现了如此众多的出色将领，如图伦尼与卢森堡，萨伏伊的蒙蒂库科里与尤金；其中最伟大的是马尔伯勒公爵约翰·丘吉尔(John Churchill)。

　　 这样，古斯塔夫提供了一种蓝图或草案(过高地估计是不明智的)，即：也许可能完全控制住已被广泛用过然而是无结果的暴力，把战争贬得很低，并且永远贬低；把充塞欧洲社会的战争活动引向有目的地、合理地利用国家机器；把土匪、强盗变成士兵，把无政府主义的暴力变成受公认的合法权威控制的、勤劳的武装力量。如果达不到这样的局面，欧洲就没有一个国家能建立起一个有秩序的政府体制；但是，直到政府本身机制大大改善以前，也不会达到这样的局面。一直到了本世纪末，这种可能性才出现了一点遥远的影子——欧洲国家有了付工资的专业军队，从政府自己的仓库里供应军队的各种所需，教导军队不要互相打架、不要骚扰百姓，并有一批有技术、懂节制的将军来指挥军队。

　　 武器技术方面又出现了两种变化。一是用火绳引发枪机，装弹药既麻烦又无把握的滑膛枪被燧发枪所代替，这种枪的机制既简单又可靠，可以在一分钟内发射三颗子弹，三列士兵可以同时发射，已成为新的常用的步兵阵形。另一个变化是发明了管状刺刀，这使每个步兵都成了长枪手，也就是说，从此在战场上消失了长枪这种武器。这两件事是在17世纪最后二十年内发生的，因此，马尔伯勒的士兵于18世纪初就能用这些新武器打仗，威灵顿一百年后用的也是这些武器。当时马尔伯勒把士兵排成薄薄的长列(法国人把它叫做“薄片队形”)，便于保持阵式，便于连续开火，只要他们能守住阵地，就不怕骑兵冲击。

　　 但是，一旦双方交火打乱了队形，步兵就只有任凭骑兵摆布了。为此，重骑兵，即持长剑或马刀或长矛(从东欧引进的)的骑兵，仍是一种颇有战斗力的兵种。通过同哈布斯堡王朝的战斗，从东欧学来起侦察、搜索作用的轻骑兵，在同土耳其人作战时很有用——由一些能动的“龙”喷发出火力。骑兵配备了轻型滑膛枪后，便有了“龙”的名称；同时，正如这个名称所暗示的，也可用于国内的镇压行动。

　　 大炮方面，在古斯塔夫·阿道尔夫去世后，改革便缓慢下来了，直到18世纪，才由法国出来领头，在炮兵总监让·巴蒂斯特·格里博瓦(Jean-Baptiste de Gribeauval)的治理下，大炮的部件标准化，可以互换，增长了射程，改进了瞄准器，增进了准确性．减轻了炮架，大大减少了拉动大炮的牵引动力，使大炮成为战场内外真正机动的武器，能集中对付任何目标。而比一切技术改进更重要的是，炮手本身的提高。炮手们不再被看作是一群对这种凶险手艺一知半解的民用专家，而成为全欧洲军队中一个不可分割的分支，同样要穿制服，受训练，并且必须有更多的战争科学知识。布里尼军事学校有一位优秀的炮兵军官候补生，一位年轻的科西嘉人，他就是拿破仑·波拿巴(Napleon Bonaparte)。

　　 光是武器技术的改进，并不能充分说明自古斯塔夫·阿道尔夫以来，到腓特烈大帝时代，欧洲战事所发生的变化。真正意味深长的变化不在军队所持的工具，而在军队本身的建设以及使用他们的政府。的确，大可怀疑的是，如果没有专职的军官来指挥他们，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也许更重要的是，如果没有专职的政府官员作出正确决策来建设军队、供应军队，那么武器的改进还会不会有这样的进展。

　　 这方面的先锋是法国。正是波旁王朝于本世纪末把古斯塔夫·阿道尔夫的蓝图付诸实施，建立起一个功能完善的军事体系，欧洲各国必须照此办理，否则将有灭顶之灾。

　　 古斯塔夫于1631年去世时，法国王室的财库已经破产，法国社会刚从长达半个世纪的内战中开始恢复元气，根本不可能在欧洲占有雄主地位。用欧洲政治术语来说，法国几乎已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国家。法国之所以能复苏，端赖于亨利四世结束了内战，黎希留 [ 译者注：Richelieu,极有势力的法国大主教。 ] 摆平了同外国的冲突，如果某个外国不听话，就找个代理人去打他。古斯塔夫正是最强大的代理人，在他死后，黎希留发现自己必须勉为其难，亲自出马，以阻止哈布斯堡王室、西班牙或奥地利来主宰欧洲。

　　 这是一项惊心动魄的任务。法国王室对其统治下的参差不齐的各省实际上很少控制权。地方上争吵不休的显贵、要人，只在名义上效忠国王，他们在内战中养成的独立习惯几乎已根深蒂固。政府没有文官机构，而最重要的是，没有钱。王室的钱能养活的军队在“三十年战争”时期从不超过一万二千人，所以不得不依赖一批军事将领，这些将领自己豢养军队，负责付军队工资，购置武器装备，自然也就既欺哄上边又欺哄下边。法国所能投入战场的小部队，也因付不起工资而不断瓦解。高级军官们都是贵族，不愿向王室表示忠诚，也拒绝受别人指挥，他们把争执宣扬于大众之中，甚至打仗时也如此。最著名的例子是孔代亲王(Prince de Conde)，他在战争高潮时，从法国国王一边转到了西班牙国王一边。这当然是一个例外，但这类行为在当时并不被认为是怪异，甚至不受指摘。这种作法是说不过去的，但是对那些伟大的贵族来说，是完全可以料到的。

　　 财政破产，军队腐化、无纪律，——这些就是1648年前法国军队的特征，更确切地说是1661年路易十四掌权之前，军队的状况。到1680年，法国军队已拥有三十万名精兵，居全欧之冠。数年后，更达到了辉煌的顶端，能抵挡欧洲所有大国的联军达四分之一世纪。这是如何做到的呢？

　　 基本上，这项成绩要归功于两位出色的、不知疲倦的官员：米歇尔·勒·泰利埃(Michel le Tellier)在17世纪40年代与50年代打好基础，接着由他的儿子卢瓦(Louvois)侯爵在路易十四领导下毕其全功。他们的成绩并非完美，在他们的事业进展过程，不断遭到人们的攻击，他们的错误从未彻底纠正过，其中不少错误在他们死后仍一再重复，甚至变本加厉。尽管如此，1700年，皇室的控制仍能有效保持；军队不仅不是独立不羁、毫无效率的散乱单位，而是一个训练有素、紧密结合的团体，有一个单一的集中的管理机构能把数十万军人投入战场并保持整齐划一达数年之久。

　　 当然，他们的成功必须把法国财富增长这个因素考虑在内，科尔贝尔为此作出了重要贡献。农业和工业都获得了进步，国内贸易与对外贸易都增长了；并建立起财政制度，其中最主要的是有效的征税制度与许可证税制度。但是，金钱本身并不能提高军事效率。除非军事管理部门得到改进，否则，钱再多也只能大部分白白落进各旅将领及军需供应商之手。勒·泰利埃与卢瓦让各旅将领做实际的代理人，即由他们去培训军队、付给工资，并承担全部财政风险。勒·泰利埃父子进行监督，确保这些军队有充实的编制；同时把供应武器装备与行动指挥的责任掌握在自己手中。国王为各将领指定副将负责作战指挥，还任命一些普通官吏去指挥下属一些较大的分队。军方中不服从指挥的，将被褫夺皇家津贴，少数贵族出身的指挥官想用辞职来逃避不光彩的被解职，结果以“欺君罪”被关进巴斯蒂堡垒。官员在领到皇家津贴之前，须在皇家卫队里担任滑膛枪手。有一个模范旅，为所有步兵的军事操练与纪律训练作出示范。该旅的将领即被任命为军队总监，在法国与英国的词汇中，有一个词：“军纪严格先生”，就是由此产生的。

　　 最重要的创新是建立了一个管理军队的文官机构。这是一个重大成就，要考虑到在那个时期，还没有一个正规的官方机构来管理任何方面的事务。国王通常用现金来收买官吏，或者同一些个人或团体签合同去完成某项任务，无论是征税、征兵，或是采购军需、制造武器，或如我们在上—章看到的，组织私掠船去打击国王的敌人。新建的机构即是“总管”，最初是黎希留时代开始的，当时作为一个常设的监督部门，负责随军监督，检查征兵及食物供应、弹药供应，监督金钱的使用，回来向陆军部长报告。勒·泰利埃把它的职权扩大为全面管理机构，后来传给他的儿子使用。该机构的官员们负责谈判签约与监督执行，包括食品、武器、装备（包括制服）。的确，政府要为如此大规模的军队提供军服，是非有这么一个机构不可的。他们把法国分为几个区，各自的经济潜力都是同幅员广度成比例的，这样就可以解决军队的给养、弹药，各区并有永久性的弹药库与大炮库。官员每两月一次分头去巡视各自的管区，调查该区的兵力、军粮与工资。打仗时，他们配合军队组织后勤供应，仓库内的物资用完了就向当地政权索取。当地居民对这些官员是不欢迎的，但总比让兵士自己动手抢掠要好些。完全可以理解，军中各层都嫌恶这些“总管”，高级军官感觉受到了侮辱，低级军官不满他们查账。但抱怨是无用的，因为站在“总管”后面的是精力旺盛、毫不通融的卢瓦，在卢瓦背后支持他不理会军官们辱骂的，是国王。

　　 我们务必不要过高估计“总管”的成就。对法国军队效率的判断，离不开当时时代的标准，而不能用我们的标准。塞巴斯蒂安·勒·普赖斯特·德·沃邦(S. P．de Vauban)的伟大成就，在于他在法国边境线上布置了一个完整的碉堡系统，这项成就同卢瓦在建设军队方面的成就同样重大。沃邦在本世纪末写到法国军队状况时曾说：“住的地方像猪圈，身体半裸着，快要饿死了。”他为君主的江山焦虑不安，仅仅是一个有威势人的个人意志，或一群有威势人的意志，无法克服19世纪庞大官僚机器运转到极限仍不能解决的困难。贪污腐败到处泛滥，供应系统紊乱不堪，苦难最深的是家中有派宿士兵的不幸的农民与市镇居民。再者，欧洲社会现已更有秩序了，更加繁荣了，农业、商业、手工业及其他职业领域都呈现出无数有吸引力的就业机会，因此，征兵的困难大大增加，愿意当兵的只有被社会淘汰的分子、犯罪分子、容易受骗的人、半傻子，这些人只有用严厉的纪律才能控制住，一有机会便兽性大发，耍起蛮来。我们不可被洛可可时代 [ 译者注：Rococo Age,洛可可式指欧洲18世纪建筑、艺术等方面的一种风格，其特点是纤巧、浮华、烦琐。 ] 。军队的表面华丽所蒙骗；那都是些令人难受的、卑劣的摆设，而战争毕竟是一桩野蛮的、可怕的事情。

　　 不过，尽管有它的不完善处，法国军队仍然是欧洲前所未有的最卓越的国家工具。上述军事制度被西欧其他各国仿效（结合本国特点），英国也不例外。其他方面亦如此，诸如法国建筑、法国艺术、法国时装、法国宫廷礼仪、法国烹饪，无不受到仿效。一些日耳曼小诸侯，他们的军队往往就是他们最有销路的财产，也处处摹仿法国，一丝一毫都不走样。更没有人比得上经济贫瘠穷困而政治上如日中天的勃兰登堡(Brandenburg)选帝侯，学习法国非常认真、非常成功；由于他对德国皇帝的忠诚，于18世纪初被授予普鲁士国王的称号。

　　 现在我们回顾这段往事，仍能感到这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德国在一个世纪的胜利与悲剧之后，为什么这么弱小的霍亨佐伦王室(Hohenzollerns)竟能经历—个不短的时期爬上世界大国的地位？法国国王在17世纪初也许看起来也是很弱的，但至少疆土是结实的、肥沃的。而勃兰登堡选帝侯的领土，历经乱七八糟的继承关系，把一些零星土地缀并到一起，互不连结又无防御地散布在从维斯杜拉河到莱茵河的日耳曼平原上，其自然资源无法同邻国萨克森与巴伐利亚相比，更不用说在商业潜力上无法同联合行省与汉萨同盟诸自由城市相比。霍亨佐伦王室在战略上，同欧洲的两个风暴中心——莱茵兰与波罗的海——连接起来，如果一方是和平的，战争几乎肯定要威胁另一方。不久，他们又兼并若干最不听话的城镇以及欧洲几家最不顺从的贵族。现在很难追踪这些等级可疑的代表如何为军队与地方防务提供金钱的，更不必说无法弄清选帝侯也许不得不在他的领土远端平息过多少争端。不管他们做了什么，也许可以有把握地预言，霍亨佐伦王室是无法取胜的，连自己的附庸也对付不了，更不用说旁的国家了。

　　 回溯弗雷德里克·威廉(Frederick William)大选帝候为克服这些困难所采取的办法，他似乎是经过了长时间卓越、审慎的策划的。而实际上，却都是（通常如此）即兴之作，急需什么就做什么。1653年，一次波罗的海战争的结果，涉及到选帝候国土的北部与东部领土，他拿这个问题作题目，向议会中各等级的成员各征了一笔小款子，凑起来建立一支几千名精兵的军队；作为回报，他再次确认这些议会成员现有的各种特权：贵族在他们的领土内享有充分的管辖权；保证世俗的与教会的管理机构都同样享有购置财产等方面的优先权；重申市民代表有司法豁免权并受行会的保护。但议会各等级必须同意王室派往各地估税、征税的官员的任命，也就是对设立军队“总管”的支持。这样，他们用献纳来巩固了自己的传统权力——这对他们保持独立是真正的保证。这件事，他们会为之后悔的。

　　 当然，地方同意征税并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战争的需要。第二年．选帝侯就采取了又一个行动，1654年，帝国议会——神圣罗马帝国的代表组织(日耳曼的诸侯们看待这个组织就像是今天的主权国家看待联合国大会)通过一项决议，督促“帝国每一州的居民、臣民与市民，应当顺从地援助各自的王侯、领主与长官，住进并保卫各要塞以及其他必要的处所。”此一镇痛剂式的劝告，乃弗雷德里克·威廉采取的自我授权行动，以便强制他的臣民慷慨解囊，包括“为了国家当前与未来的安全、和平与安宁，所要求他们献出的一切。” [ 作者注：Hans Delbruck, Geschichte der Kriegskunst, Vol.IV,P280。 ] 这一含糊不清的法律条令，同他新建立的官僚机构以及一支小规模军队结合起来，给了他所需的全部机制去建立一支更大的军队。当1665年中央属地勃兰登堡与西方属地克利夫认为与己无关因此拒绝参加波罗的海战争时，威廉就利用这支军队凭武力在这两处征税，并从此把这一作法沿袭下来。八年后，当联合行省同法国之间逐渐敌对时，普鲁士议会也想拒绝加入选帝侯保卫莱茵兰领土的战争，最后结果也只得被迫就范。他们被迫就范是比较容易的，因为贵族(居民的天然领袖)是受豁免的，因此只好由农民与资产阶级来分担贡献。由于这些方法，弗雷德里克·威廉的军队1678年达到四万五千人，在他及其继承人的统治期间，始终维持这个水平，不算特大的编制，但已足够达到他的目的——把勃兰登堡一普鲁士建成一个国际性强国，唯一的、最终的批准权即在于军事力量。

　　 同时，这支武力也足够抓牢一个只有两百万人口、自然资源贫乏的社会。皇家官僚机构负责征集贡物以支持这支军队，他们还发现可以介入更多的事务。在市镇，钱是从商品来的，于是他们便控制住所有的工业与商业活动。在乡村，他们同样控制住收获、租佃与征税。就像法国的“总管”，这些普鲁士官吏建立起一张官僚网，使君主政权增加了几份控制经济活动及自然资源的权力，从而逐渐削减地方的权力与独立性，形成以柏林为中心的有效的中央政府。事实上，一个国家——普鲁士国应运而生了，普鲁士军队的国王心满意足了。

　　 幸亏这些坚实的基础，大选帝侯的孙子——国王弗雷德里克·威廉一世（1713-1740）才有可能建立起多达八万人的军队，占欧洲第四位。建军过程极其小心地不让本国的脆弱经济受到影响。城镇自由民、勤勤恳恳的纳税人，都未牵连在内。步兵尽可能从外国人和农民中召募；播种与收获期间，农民可以回农村；付给他们的工资很少，作为补充，鼓励他们在营房里做生意。因为这种军队太宝贵了，所以极少把他们投入恶战。军官几乎毫无例外地选自贵族阶级，他们实际上是被征召来为皇家服务的——贵族家庭必须至少送一个儿子去预备军官团，由此组成军官队伍的主流。作为回报，皇家重申贵族的特权。所以说，普鲁士贵族是必定要为皇室服务的，经过两三代．那些同坚持要独立的邻居——波兰人打过仗的贵族，便成为霍亨佐伦王室的驯从的支柱，长期沿袭下来，其中著名的家族有：冯·阿尔文斯勒本(von Alvenslebens)，冯·特赖考(von Tresckows)，冯·法尔肯斯泰因(von Falkenstein)，冯·曼陀菲尔(von Manteuffels)，冯·克莱斯特(von Kleists)，直到二百年后这个王朝倒坍。

　　 普鲁士军官团也许是欧洲最封闭的社会群体，这是霍亨佐伦王室有意养成的。部分原因是他们所处的环境自成一个圈圈；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特别信仰荣誉与忠诚这些贵族习俗，战场上表现十分英勇，平时对皇家的命令十分顺从。法国的贵族很容易获得官职。波旁王室同其他欧洲王室一样，用提供在朝廷、在军队、在教会任职的办法来阉割贵族的政治独立性。贵族们也认为拥有贵族门第不如当上一个旅的将领，钱囊可以饱饱地。有钱的城镇自由民可以买到一项职务，增加自己的机动性，并过上一种贫穷的外省贵族(相当于普鲁士的“容克”——即贵族地主)也过不上的优裕生活。18世纪的法国军队上层充满了富有的平民子弟与上流社会的皇亲国戚，这些渴望高升的年轻贵族子弟因父母既少财富又无名气，因此提拔无望。结果，许多人逐渐同朝廷疏远，热切盼望斯巴达的故事重演，当时贵族的实力已经达到莱茵河彼岸，他们甚至盼望更加激动人心的战争模式，这种战争在1776年后，在大西洋彼岸发生了。

　　 尽管如此，法国富裕的军官团，或普鲁士贫穷、自大、忠于王室的容克地主，或任何欧洲较小国家中的中间阶级，他们的共同特点仍超过他们的不同之处。旧日雇佣军中天然存在着同志般的友谊，一个经历丰富的年长者走在前面，几名年轻的贵族子弟跟在后面，扛着长枪或滑膛枪，还带着几个普通士兵……这样的景象已被一种等级森严的结构所代替。这种结构把“任命的官吏”与“其他等级”严格分开。“任命的官吏”直接向国王负责，这些人不管是否出身贵族，都过着贵族生活。“其他等级”系由杂乱的人们凑到一起，他们或是被强制来服役，或从欧洲各地雇来，靠补助金为生；这些人受非任命的官吏组成的监督阶层进行管理与训练，依靠鞭子的丰富语言把他们训练到像个机器般的人那样，上战场时能连成笔直的一长列向前移动，甚至更重要的，能使他们在敌人已向他们射击时仍能数小时地站在阵地上纹丝不动。

　　 战斗是如此残酷，职业士兵难以补充，这是18世纪的将军们像两个世纪以前他们的雇佣军先驱者同样感到头痛的问题。萨克斯(Saxe)将军在其著作《战争幻想》(1732年）中，作过很好的叙述：“我不喜欢对阵战，特别是在战争的开头，我相信，一个有才能的将领在他的一生中，完全可以不参加被迫加入的战争。”腓特烈大帝在他1747年《对将军们的训令》中也有同样的感触：“战争最大的秘密，一位有才能的将军的最出色的杰作，在于使他的敌人饿死。饥饿比英勇作战更能耗尽人的活力，不必冒战斗的风险就能获取成功。但是，鉴于战争极少是由于补给兵站被占领就结束的，决定胜负只能靠大战役，因此，有必要运用所有这些手段去达到目的。”他还写道：“战争的决胜只能靠战斗，否则无法结束战争。为此，军队必须战斗，但应掌握适度，充分占有优势……只要切断敌人的供应，并选准了有利地形，就会获得机会。” [ 作者注：两篇文章均翻译并登载于 T. R. Philips所编 The Roots of Stategy: A Collection of Military Classics, London, 1943. P.161,173,213. ]

　　 从上述引文可以看出18世纪军事战略的本质、问题与目的。将军们首先要解决好：问题是如何在敌方国土上移动一支七万人的军队，并须不断供应食物、饲料与弹药，——许多将军解决不好这个问题。前线森林中已渐寒冷，而供应跟不上的话，任何战斗都无法开始。鉴于马匹与骡子的饲料供应是个大问题，在春末之前是无法开动军队的。前进的速度受限制，不仅因为负载过重的军队在崎呕不平的路上开拔困难，还因为沿线须设立若干弹药库，弹药从后方基地达到沿线的弹药库，再从沿线弹药库运到前线，颇费时间。只是从这个时候起，军事词汇中才出现了：基地，侧翼，交通联络线，内线，外线等等。

　　 队伍需要走几天才能抵达敌人要塞，这时，司令官须作出决定，是绕开它，还是围攻它？一场围攻战也许要占去整个夏季；但是，把敌人要塞留在后面，对交通联络无疑是一个经常的威胁，那是不容考虑的，除非司令官能分出兵力去扼制敌人。分出一些兵力，便使主力削弱，可能受制于敌人。只有胆大的司令官，经过仔细计算所涉及的风险，部队曾受过急行军的训练，才有希望在几个月内趁秋天把道路搞得泥泞不堪之前，完成他的使命。如果能成功地攻下一两个敌塞，为来年的战斗赢得一个有利形势，就算是相当幸运的了。这类小胜积累起来，把敌人的财力耗尽，迫使他们考虑与其把宝押在一场战役上，还不如求和较为有利，否则数年来的经营有可能毁于一旦，尤其是考虑到发动战争的政治目的，如此血腥的作法是完全不值得的。

　　 这样，18世纪后期的欧洲军队最关心的问题便是：攻城术，筑堡垒，行军，供应，所有这些题目，在大量文学作品中都有过描写。军队，——用克劳塞威茨(Clausewitz)的话来说——就像是“国中之国，其中暴力因素逐渐消失。”那个时期，大部分时光在广泛的和平中度过。即使战时，终年也只打四五个月的仗。对外来说，它们是国家权力的象征。对他们自己来说，他们是一个自成一统的小天地，一种有自己的常规惯例、有自己的礼仪、自己的音乐、装束与习惯的亚文化；这种既乏味又使人着迷的生活方式被称之为“磨洋工”，英国军队中一直沿袭到今天。无论战时或平时，社会上其他阶层对他们的行为不感兴趣，不让青年人学他们的样。英国同其他国家一样，民众是支持战争的，尤其是海上战争，它可以增加社会财富，战争涉及的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也不大。劳伦斯·斯特恩可以远去巴黎实现他的“伤感旅行” [ 作者注：Laurence Sterne 1713-1768,英国作家，《伤感旅行》一书未写完，即因患肺结核去世。 ] 。无需旁人提醒他：英国同法国正在打仗，他要去法国应先搞到一份护照。大陆上，商业、旅游、文化与学术交流，即使在战时也毫无妨碍地在交流着。战争是国王们的战争，一个好公民只要按时纳税就可以了，至高的政治与经济权威只要求他们挣钱。既不要求人们参与战争决策，开战以后也不要求他们参加战事，除非一些年轻人受到冒险精神鼓舞自愿参加。重大事情都由统治集团独自作出决定。

　　 也许还可以提到，欧洲文明一个不是最小的成就，正是因为有了受过训练的、顺从的带枪的狗，——某些情况下是长卷毛的狗——才使许多世纪以来欧洲人民受到饿狼惊扰的危机大大减少了。然而，这一成功孕育了一种反作用。欧洲的财富增多后，出现了一个富庶、自信的资产阶级，他们对军队（包括出身贵族的军官与无家可归的平民士兵）毫无同情之心，说得好些，认为军队只是一群同他们无关的专业人员；说得坏些，简直就把军队作为嘲笑、轻蔑的对象。一些开明人士已不再认为战争是人类的必然命运——需用耐心与勇气去承受的命运。18世纪的经济学家也不再像他们17世纪的前辈那样把战争看作是理所当然的、明显不过的获取财富独一无二的源泉。人们逐渐相信，财富是从社会群体之间自由无障碍的贸易中产生出来的，世界上如此明智地覆盖着行善的远见，只要人们彼此交流，和谐与和平就会把人们紧紧地团结在一起。法国的重农主义者与英国伟大的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门徒们，正是这样教导人们的。战争是错误的法律、伪造的感觉与既得利益集团的产物；如果世界是由目光远大、理解人类本性与社会行为准则的人们所统治的话，战争永远不会发生。伏尔泰(Voltaire)与百科全书派正是这样教导的。对他们来说，士兵是一个已成为过去的时代的残留物，是某种生活方式的代表，在这种生活里，思想开明的人们也会阉割自己；在这种生活里，总有一天，人类就会很快通统逃光。

　　 这是对专业军队的发展的一种反应。但还有另一种完全不同的反应。法国另有一些人把军队看作是“内部组织紧密、同其他人群隔离、把战争行为降低到更加专门的深奥科学行为”的一股势力，这股势力完全不能适应社会与政治目的的伟大变革，但在表面平滑的18世纪后期正在开始积聚力量；这些势力势必会找到新的军事组织形式与新的战争模式。有这类看法的人中有一位具有代表性的发言人，他就是雅各·德·吉尔贝伯爵，他在1772年出版的著作《试论普遍战术》一书，用他对当代战争行为的严厉攻击来开的头：

　　 我们用来打仗的军队，既是胡乱征募来的，又少适当的待遇。无论胜或负，双方都同样地资耗力竭。国内怨声载道，信誉沉沦，金钱流失。海军再征不到水兵，陆军再征不到步兵。双方大臣们都认为谈判的时机到了。和平终于来到。少数殖民地或省份易了帜。冲突的起因仍未解决，双方各自坐在废墟中忙于偿还债务、重整武器。

　　 但是，能否设想一下：欧洲将出现一个民族，人民天资聪颖，社会资源雄厚，政府领导英明；在其国内，稳重的美德同坚实的军力在平抑扩张的政策下连接起来；这个民族决不会忘掉自己的目标，懂得如何进行廉价的战争，如何在胜利之后过好生活，而不至于因财政困难而束手无策。我们将见到这样一种民族，能像北风压倒柔嫩的芦苇那样制服它的邻居并推翻他们脆弱的政治结构。 [ 作者注：Comte de Guibert,Essai generale de tactique, Liege, 1775, I, P.xiii. ]

　　 吉尔贝认为无法预见到这种民族的诞生。他悲伤地说：“这样一种民族是不会出现的。因为欧洲不会再有一个国家能够立即强大起来，焕然一新。她们的成长一模一样，都在彼此腐蚀。”吉尔贝死于1791年，这一年他是看不到他有名的预言正在开始成为现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