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战争·第五

作者：迈克尔·霍华德 ·英国

出自————《欧洲历史上的战争》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18世纪最后十年内，欧洲的社会框架，包括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与军事的，都坍塌了下来。18世纪的欧洲，各个国家均己自成体系，疆界确定，各国君主在本国疆域内实行绝对统治。各国国王间的关系，依据国际间的法律的精确条文，严格按照外交礼节办事。各国之间的战争也是由训练有素的专业军队遵守同样的惯例进行，军队士兵由欧洲各国募来，军官几乎都由相互通婚的各国贵族家庭中产生。如今，所有这些都成了问题，某些地方已有了很大变化。这一变化主要是1792-1815年革命后的法国同其邻居间几乎无间歇的长达二十五年战争的结果，战事的规模是自从蛮族入侵以来从未见过的。但是，这些战争至少应当看作是革命性变化的象征，同时也是革命的结果。

　　 18世纪战争的性质，与当时社会的性质密不可分，这个国家发生了革命必然影响到另一个国家也发生革命。一旦，国家不再被认为是王室的“财产”（不管这些王侯为他们臣民的利益多么地辛勤工作），便成为那些献身于“自由”、“民族”、“革命”等抽象概念的威力巨大的工具。因此，大多数民众把国家看作是某种绝对“好”的化身，为了把国家争取到手，任何代价也不为高，任何牺牲也不为大。于是，洛可可时代那种“稳健与优柔寡断的竞赛”看来已成为荒谬可笑的时代错误。卡尔·冯·克劳塞维茨生活在这个时代，他已觉察到，战争并非是与其他事物无关连的行为，而是国家政策的表现，是推行国家政策的另一种手段。国家的性质改变了，政策也就改变，因而战争的性质也改变了。

　　 法国军队粉碎了旧体系，建立了（尽管还只是很初步地）崭新的卡洛林帝国(Carolingian Empire)，其疆土从维斯杜拉河 [ 作者注：Vistula, 系波兰境内的大河。 ] 一直到大西洋。在研究法国人为何有些成功时，我们并未发现有什么新奇武器。拿破仑的军械武器几乎同腓特烈大帝时代一模一样。是有一些新的战术创新，但这些东西在革命战争前数十年内已为军事理论家与指挥官们广泛讨论并部分试用过。从这类创新中可拣出四条来说说：一是把军队组成若干分队，可以同时沿着几条大路行进，使行军速度更高、更加灵活；二是配置一些“自由行动、自由开火”的“侦察（搜索）”队——所谓的“轻步兵”或来福枪队；三是在战场上更灵活地运用大炮，提高它的命中率；四是组成进攻性纵队，取代横列，横列虽强化了进攻性冲锋但不利于防御——也就是说，把薄层改成了厚层。

　　 头两项改革通过改进步兵武器便可达到，这在17世纪末已经开始。当时引进的隧火滑膛枪与刺刀，使每一个步兵在发挥火力与保卫自己两方面都有了更大的独立能力；并可派遣若干配置这些武器的小分队作为先锋队、后卫队或侧翼队；这些小分队可以自我保卫，甚至抵御强大的敌人直到解除危险或撤退。18世纪中叶，这类打前哨战的小分队已很普遍。但直到“七年战争”结束后，法国将军彼埃尔·德·布尔赛(P．de Bourcet)才建议全军都应按这些规则组织起来。在《大战原则》（1775年）一书中，他建议把全军分成许多自成体系的“分队”，而不再采取军队整体移动方式，各个分队各自行进，互相支援，但都能单独行动。这样不仅能提高行军速度，而且指挥更加灵活。

　　 因此，在传统的攻城术与供应办法之外，又有了一种新的战略谋划，即以加快速度为前提的小分队互相配合，并由各分队靠自己的力量坚持作战。这种组合方法还有一层好处。小单位沿着辅路进军无需全部依赖供应线，并能在某种程度上依靠沿线乡村供应即可，这就能使进军速度大大提高。18世纪晚期，西欧各国都较富足，道路系统也大大改善，更多的土地得到开发，军队如此行动的机会更加增多。

　　 18世纪，打前哨战时，越来越多地运用小规模的搜索队进入森林或乡村中去进行侦察与搜索，为此需要培养这种专门人才去承担这类任务。此类行动需要有自信、反应灵敏并忠诚可靠，这在只会在长官监督下统一行动的列兵中是很难找到的。这方面做得最好的是哈布斯堡帝国的军队，他们在东南欧同土耳其人的长期争斗中显现出来这种才能。为了守卫边疆，帝国军队从当地征募一种独一无二的兵员，即：克罗地亚丘八 [ 译者注：原文为法文 pandours, 意谓丘八、粗暴的人、掠夺者。 ] ，匈牙利轻骑兵，与阿尔巴尼亚大兵，去做担任侦察与搜索任务的轻骑兵。1741年，玛丽亚·特里萨女王在“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中因需保卫西部国土不受普鲁士与法国的入侵，即系依靠这些人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她的对手们抱怨说，这些轻装的军队远离大部队在前方或侧翼单独行动，就跟土匪、杀人犯差不多，必须采取步骤认真对付他们。法国同普鲁士的军队也开始征募特殊战士——轻骑兵 [ 译者注：原文为法文 chasseurs, 既作“猎人”，又作“轻装兵”“狙击兵”。 ] 与山地狙击兵 [ 译者注：原文为德语 Jager，既作“猎人”，又作“(山地)狙击兵”。 ] ，让他们在起伏不平的山区巡逻，这些人都善于在山区或森林中战斗。腓特烈大帝征募了本国的轻骑兵，但完全不合他意愿的是，这支从事前哨战的分队成了一支“自由队”；后来他把他们解散了，并非常轻视地称他们为“冒险家、逃兵和土匪，他们同普通步兵不同处就在于他们缺少能使步兵变强的东西——纪律。”另一所锻炼侦察兵的学校是北美森林，英国、法国和美国的军队都同样发现欧洲常规战术的局限性，那里的战争都是“非常规的”。出现“革命战争”曙光的前夜，各种各样的步兵几乎都穿上了猎人惯穿的绿色服装以便伪装，所有的欧洲军队差不多都采用这种办法。 [ 作者注：Revolution For an Authoritative Survey see Peter Paret, Yorckand the Era of Prussian Military Reform, PrincetonUniversity Press,1966, P28-46. ]

　　 至于炮兵，前已述及让·巴蒂斯特·德·格里博瓦18世纪60年代在法国军队中所进行的改革，使法国炮标准化，易运转，并提高了准确性。人炮在战场上的配置模式，让·杜·泰尔(Jean du Teil)骑士曾作过图解。让·杜·泰尔骑士同他的兄长约瑟夫·杜·泰尔(Joseph du Teil)男爵都是年轻的波拿巴特的教师与恩主。在《旷野作战中大炮的用法》（1778年）一书中，让·杜·泰尔指出，战场上使用大炮近似攻城的概念。他特别指出如何集中炮火威力，在敌人的阵列中炸开一个缺口。他还强调了战术因素，如火力与移位的相互依存，倾斜火力优于径直火力，但他总是回到需要集中火力这一要点上来。“我们必须把最大数量的军队与大量大炮集中起来攻击一点，方能使敌受创，……我们必须使大炮数量加倍，集中攻击一点，取胜方有把握，……大炮只有精心保养并加倍其数量，方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 作者注：Robert S.Quimby, The Background of Napoleonic Warfare,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957, P.296. ]

　　 自从“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以来，法国军队仍继续沿用步兵方阵齐整进攻这一正统作战方法，已成为代价昂贵的僵化方式。法国人还比不上普鲁士人那样，经过无懈可击的训练，以铁的纪律严格约束，把步兵排成横列的单层。这的确需要一种很特殊的军队才行。18世纪早期法国最卓越的军事作家谢瓦利埃·杜·富拉尔(Chevalier de Folard)竭力主张用方阵进攻，设计这种层次很密的方阵用意在于最大限度地发挥震吓敌人的作用而不在火力大小，他的这种思想在法国军队中始终保持深刻影响直至革命爆发。“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中，法国竭力贯彻这一战术，结果是敌人炮火把法国步兵方阵轰得四处逃窜。到本世纪末，这种战术也就很少采用了。最有效的步兵阵式，是由吉尔贝首创的“灵活的综合阵法”，即组成若干小型方阵，必要时可联成一线，后来成为“法国军队规则”（1791年）的基础，至少是“革命”军队奉行的正式理论。

　　 但是，1792年，“革命”军队需要抵御进犯的对方军队时，很少有机会去实践这种正式的军事理论。皇家军队中有一部分人向革命政府效忠，但这部分军队被看作是不可信任的。现在已经没有这么大量的经过训练、纪律严明的步兵来运用旧政权时代的战术。即使还有教导、灌输的时间，自愿参军的士兵也不打算再遵守传统的纪律。革命军队都根据“必要“去办事，把卢梭 [ 作者注：让·雅克·卢梭(J. J. Rousseau, 1712-1778)，在瑞士出生，生活在法国，哲学家、作家、政论家。 ] 关于“自然人”的概念升华为指导性原则，对旧秩序的不自然作法不再理会。他们自由自在地打仗，以捍卫已得的自由，他们用大队进攻与分散搜索相结合的办法，高叫着“上刺刀！”猛向前冲。这是一种作战的天然模式。的确，对于这批在战斗前一两天才刚刚摸过滑膛枪的士兵来说，也只能采用这样的作战方式，当然这样的作战方式是全然不相宜的。人们不能忘记，革命军队中含有大量正规兵、军士与年轻的军官，他们欣喜地获得了在旧制度下得不到的责任与机会。尤其是炮兵与轻步兵，从前被贵族们看作是时髦的岗位，从不让平民插手。正是旧军队的正规大炮于1792年9月炮轰瓦米，拯救了“革命”。第二年，法国军队重组成新老成分混合的正式军队，一个正规的营按自愿编成两个队；国家警卫队旧的白式皇家制服改为红白蓝三色。新法国军队成功的奥秘在于把旧制度下的职业性同保卫国家的热忱结合了起来。

　　 如果不是经过从前狂热的专制制度下的训练、现在又由一位自亚历山大大帝以来最伟大的军事天才来领导，这些混编的部队也许还打得不如从前那样好，尽管他们也无需像从前那样作战这么久。当然，如果他们无法对抗既受过专业训练、又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的敌人，他们也就不会从革命战争的最初几年中活下来，更不必说胜利地活下来。旧时的君主们必须仔细地计算他们的军事预算，因为保持一支正规军队在财政上是一个沉重的负担。但在革命的国家，庞大的军事预算是不会有人反对的。1793年，志愿入伍者已基本消失，为此“8月23日法律”规定：“自即日起，直至敌人被驱逐出共和国领土之日，全体法国人永远有服兵役的责任”。一年之内，敌人被清除出法国领土，然而，无情地不断扩大的征兵工作延长达二十年之久。1794年末，法国革命军队的组织者拉扎尔·卡尔诺(Lazare Carnot)指挥着百万大军，他利用这一优势在各个战场上耀武扬威。效果总是来自数量！这是他的口头禅。“计谋没有用，军事艺术没有用，只有火、钢和爱国心才管用！”18世纪的战争中几乎已见不到的纯粹的凶残，如今又屡见不鲜。卡尔诺写道：“战争就是残暴，要么不顾一切，要么就回家。”既然恐怖已成为家常便饭，战场上自然应当变本加厉。他鼓吹：“我们必须消灭敌人，直到赶尽杀绝！” [ 作者注：Marcel Reinhard, Le grand Carnot, Paris, 1950, Vol.II,P.100-108. ] 战争不再是有节制的了，不再是可以不分胜负的了。

　　 既然人能征召，那么全国的资源都可以征用来养活军队，包括武器、装备、着装与军粮。卡尔诺与其同事们为此创立了一种“有计划的战时经济”，其基础是断头台的恐吓。各地的粮食都征集起来，不顾当地居民的必要消费。设立国营的面包房，生产“相同的面包”，按供应卡分配给国民。所有消费品都由政府规定了最高价格。奢侈品全部征收来供出口，换回战争物资，全部国际贸易都由一个中央委员会加以管理。所有运输及工业生产都被宣布国有化，并用作军事工业。私藏财物以逃避管制者，或在黑市上做交易者，一律处死。武器、弹药、军服与装备的制作，都由国家来组织。甚至科学家也被征召来解决冶金、爆炸、发射，以及其他有关武器生产的问题。在默东(Meudon)设立一座供研究用的实验室，发明了头一批军事观察用的气球。巴黎同前线之间架通了信号式的电话。这是科学头一次在国家规模上用于战争活动。

　　 行动同概念不相等。一旦外国入侵的紧迫危险消除了，人民便不再准备采用那些概念，极权政府也无法用他们惯用的手段去强制人民。一旦，罗伯斯庇尔(Robespierre)领导的“恐怖与效能”政府于1794年热月 [ 译者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共和历的第11月，相当于公历7月19日到8月17日。 ] 被推翻，供应军用品的企业又转为私营企业。通常负责管理这方面业务的军需处现已不能适应已发展至如此大规模的业务活动，于是贪污便盛行起来。军务合同商成为炫耀一时的“五人执政内阁” [ 译者注：法国1795－1799年间由“五人执政内阁”统治国家。 ] 与“帝国”的新贵；纳税人（先是法国的，后来包括欧洲各国的）则受尽压榨，以饱“新贵”们的私囊。有一种说法．说拿破仑的军队有三类人；高级军官既有荣耀又有财富；低级军官和士兵有荣耀无财富；后勤委员有财富无荣耀。 [ 作者注：Jean Morvan, Le Soldat imperial, Paris, 1904,Vol.I, P479 and passim. ]

　　 毫无疑问，1794年后是不可能遣散这些人数庞大的军队的，如果这样做，将使法国国内一片混乱。同样毫无疑问的是，法国国内是供养不起这些军队的。开头是保卫法国、保卫革命的战争，现在变成了先是掠夺后是征服的战争。五人执政内阁的将军们留在国外，不怎么关心法国军队开到了何处。年轻的波拿巴特率领一支忍饥挨饿、军服褴褛的军队，仅凭着掠夺的许诺，于1796年进入意大利，事后创造出一个征服的理由。如问拿破仑的军队为什么会跟着他不仅进入意大利而且还进军埃及、德国、波兰，最终到了俄罗斯，并看到这支破破烂烂的年轻军队还不断得以扩充，其原因是他们别无选择，何况当兵总比在家里呆着要好。我们发现，其中还有一种答案是盼望掠夺战利品；另一种理由是希望促进大陆各国的交流(拿破仑的军队是推动社会流动性最有效的工具)；再一种理由是喜欢冒险。所有这些理由都可以概括进一个概念：光荣。旧时的僵硬模式被打破了，再无限制个人凭他的勇猛与才智去获得大量财富。正如威灵顿公爵所说的：

　　 [拿破仑]是一国的君王，同时又是军队的军事首领。那个国家是建立在军事基础上的。所有的机构架设起来都是为着组织并保持一支意在征服的军队。所有的政府职位与奖赏都是首先为着军队保留着的。一名军官，甚至一名士兵，也会翘盼一个王国的王位作为对他的服务的奖赏。 [ 作者注：Philip Henry, 5th Earl Stanhope, Notes of Conversations with the Duke of Wellington,1831-1851, London,1888, P.81. ]

　　 这一时期的艺术，受到浪漫的英雄主义精神的鼓舞，而在“伟大的军队”中同时存在着的是更直截了当的掠夺的热心。这是这样一个时代，数代法国人，无论属于何种阶层，都会用一种可以理解的怀旧之感，回想起它来。

　　 拿破仑正是带着这些概念去掌握军队，用他的天才既把它作为军事工具也作为政治工具。也许，在他的先辈中，只有马尔伯勒 [ 作者注：约翰·丘吉尔·马尔伯勒(Marlborough, 1650-1722)，英国将军、政治家，历史上著名的军事指挥官，因战功被封为公爵。 ] 曾显示出可以与他相比的才能，把一个战役作为一个整体去把握，各种军事活动与相互配合都考虑在内，而不是一连串互不联系的攻防战斗。无论敌方是谁，如1796年与皮德蒙特(Piedmont)之战，孤立并争取了这名犹豫不决的对手；1806年打普鲁士，把一个强大的顽敌彻底摧垮、消灭。政治目的决定战略计划；战略计划又须导向辨明敌方决定性的要害部位，用不可抵抗的力量奋力攻之。这些都是拿破仑从杜·泰尔那里学来的，以及他本人作为炮兵军官候补生时学来的。他写道：“战略计划犹如攻城，集中火力猛攻一点。一旦打开缺口，平衡被打破，其余的便不在话下”。 [ 作者注：引用于 Yorck von Wartenburg, Napoleon asWar Lord, London, 2 vols.,1902, Vol.I, P38. ] 面对在人数上占优势的敌人，要害在于分散兵力就会在具体环节上有失败的可能，1796年在意大利发生的事情正是这样，滑铁卢也差不多是类似情形。敌方虽处劣势，而我方通讯联络极易受到攻击，在此情况下，指挥官要么下决心在不利的条件下战斗，要么像运气不好的奥地利将军麦克(Mack)1805年在乌尔姆那样可耻地投降。

　　 具有决定作用的火力集中，是在原先“分散”兵力的基础上的。拿破仑有意先把力量分散得很广，使敌人捉摸不出他的主攻方向。1801-1805年，在这仅有的四年短暂的休战年月里，拿破仑重新组织了法国军队，其模式后来受到欧洲各国在下一个半世纪中普遍仿效。这种模式便是在一个单一的最高指挥下，军队几乎可以无限制地非集中化。即全军分成若干军团，每个军团由两个或三个师组成，既有步兵又有炮兵，每个军团共有八千人。每个师包含两个旅，每个旅两个团，每个团两个营。1805年，这些军团驻扎在西欧地区——法国北部、荷兰、汉诺威——由于精确地安排好时间，一下子调过来围住了奥地利在乌尔姆的军队。之后，他们又各自散去，后来在奥斯特里茨(Austerlitz)聚合，同奥地利与俄罗斯人作战。次年，法国军队向北开拔，像拍打器那样迅速散开，在耶拿(Jena)摧毁了普鲁士军队。这类行动涉及到复杂的计算。几十万人在不同的道路上通过起伏不平的乡村，后几代人需要设立一个庞大的总参谋部才能计算出来，而拿破仑用他的大脑袋就装下了这一切。

　　 这些战略谋划的目的在于使法国军队获得最有利的地位去发动战斗——这种战斗不应只当作是无可回避的罪恶，而应成为整个战役的最高潮。为此，拿破仑采用并改进了革命军队的战术。在主力部队的前头，派出一大队小规模战斗兵与射击高手，去瓦解敌人的军心。用大炮轰击敌人的阵线；数千名列队的步兵反复冲锋同敌人挤刺刀，直到敌方出现了弱点，拿破仑便向它集中火力并调出他的预备队。如果这种谋略运用得很笨拙，并且面对的是像在伊比利亚半岛上布置妥善、镇定自若的英国正规军队，那么，这种战术无疑于自杀。在耶拿的普鲁士军队在镇定与专业化方面一点也不比英国军队差，但经数小时的激战，不知从何方射来的狙击手的枪弹，使他们惊惶失措。普鲁士的阵线终于崩溃后，拿破仑派出轻骑兵进行追击，意欲全歼敌人，摧毁其国家。法军长驱直入，在居民中引起一片恐慌，摧毁了恢复生机的全部希望。

　　 但是，战争继续下去，兵员的质量下降了，拿破仑的战术变得比直截了当的进军竞赛强不了许多。1806年后，军队的训练既不讲行军也不讲策略，只教如何开动武器。这种起码的技术，在行军过程向同伍的人一学就会。1809年在阿斯彭－艾斯林(Aspern-Essling)，拿破仑准备太差，就贸然把步兵纵队投入战斗，活该被奥地利军打得大败。此后，他用成倍增加大炮的办法来提高军队的质量，即使这样，他取胜的代价也很昂贵。数日后，为雪阿斯彭之耻，拿破仑决定在沃加拉姆(Wagram)实行报复，但损失了三万名兵员(对比奥斯特里茨之役只损失八千人)。1812年在博罗迪诺对俄罗斯作战不用谋略只顾冲锋，最终损失了三万人（军队供应很差），摧毁库图佐夫 [ 译者注：米哈伊尔·伊拉里翁诺维奇·库图佐夫(M. Kususov,(1745-1813),俄军统帅，著名的军事家。 ] 的计划彻底破产。滑铁卢一役，法军笨拙地强攻使两万五千人损失在威灵顿 [ 译者注：阿瑟·韦尔斯利·威灵顿(A. Wellington, 1769-1852)，英国军事家、政治家，因打败拿破仑受封公爵。 ] 的战线前，占法军总数七万两千人的三分之一还多。

　　 要是拿破仑不曾打赢几次仗，他的全部战略便站不住脚了。虽然他并未忽略供应问题，也的确在每次战役开始前作了精心准备，但是，他进军的速度太快以致供应跟不上。就像在“三十年战争”中的前辈一样，他们不得不在当地农村就食。拿破仑期望军队能供养自己，军队的确也这样做了，尽管他们无法向当地居民说清楚法国进军的理由。当军队总人数达到六位数时，军队只能在一个很短的时期内自我解决供应问题。如战争时间拖长，他们必得在战役结束后立即夺取敌人的粮秣库，并强迫打败的一方供应食粮。1807年，拿破仑开始向欧洲较贫瘠的地区进军，在埃劳战役后进入波兰，进入伊比利亚半岛，供应成为一个使人烦恼、几乎无法解决的难题。威灵顿在伊比利亚半岛取胜的秘密就在于他冷酷无情地利用并加深了法国军队的供应困难，而使自己在这方面确保无虞。俄国人在1812年取胜也是依赖他们拒绝同拿破仑决战．让拿破仑深入俄国国土而供应无法跟上。余下的事就由冬天与饥饿来完成了。拿破仑只剩下三年时间来把自己约束在更传统的规模内作战，而他的敌手则较好地保留了传统的战略，显示出更好的效果。

　　 不能低估对手们的成就来暗示拿破仑的失败最终是由于他自己做法本身的弱点，而主要的不是敌手们的努力。拿破仑的做法使法国负担太重，他的报应或迟或早总要来到。旧派的、头脑冷静的指挥官如奥地利查理大公以及威灵顿公爵庆幸自己的成功，说明18世纪形成的战略与战术原则，再加上十分重视供应线以及战场上的严格纪律，仍具有持久的价值。同样清楚的是，一成不变地用18世纪的眼光来看待拿破仑战术，也将是灾难性的错误。没有一个国家能像普鲁士王国那样，能把18世纪战术的优越性发展到最高峰。

　　 普鲁士在1792-1795年“第一次联合战争”中的短暂经验，以及对拿破仑1796-1801年间战争的观察，使普鲁士军队中的一批年轻军官认识到：战争学中存在着某些对抗性的东西；法国革命释放出一种民族的能量，不是什么瞬刻即逝的现象，而是一种根本性的转变，在政治与军事两方面改变了欧洲各国间的关系，为此，他们的祖国需要作出反应，不仅要从军事上进行改革，而且还要从政治上进行改革。1806年耶拿战役灾难性的失败，证明了格哈特·冯·沙恩霍斯特，赫尔曼·冯·博因，卡尔·冯·克劳塞维茨等人的观点是卓越非凡的。其中的带头人沙恩霍斯特被任命为军事改组委员会主席，该委员会系在耶拿战役结束后成立，以重振普鲁士军队。当时还不十分清楚不应去机城地摹仿法国军队的组织、技术，诸如师旅建制以及配置轻骑兵之类。由于普鲁士军队是由长期服役的募兵组成，素来受人轻视，靠皮鞭维持纪律，因此不可能进行认真的军事改革。军队必须由严肃、聪慧、可信的爱国者组成，他们视自己为国家卫士，社会上其他人也这么看待他们。正如格奈瑟瑙(Gneisenau)不动声色地指出的：首先，有必要的是“使人民有一个祖国，如果要让他们有效地保卫祖国的话。”难道霍亨佐伦王室所继承的国土就是祖国吗？还是应当是一个更宽广、更高贵的概念——德国呢？

　　 这些可是危险的思想——霍亨佐伦王室与哈布斯堡王室以及附属他们的贵族，可正是认为他们是在为反对法国压迫而战。用这一种火去反对另一种火，这样的前景可并不美妙。何况沙恩霍斯特及其同事们己发现他们面对着来自朝廷及军队本身的竭力反对。有些人绝望了，放弃了，像克劳塞维茨就去俄国军队供职去了。但1813年，拿破仑军队在俄国惨败之后，情况改变了。全德国爆发出爱国主义的热忱，包括各个阶层，许多旧的壁垒打破了。引进了征兵制度，并建立起全国性的预备役制度，凡是适龄而未征召入伍的男子，全部参加预备役，可由预备役士兵自行选举军官。军队以及预备役中投入战场的共计六十万人之多。最初调度不灵，但随后便成为一支勇猛顽强的武装力量，1813年击败拿破仑的莱比锡一役，1814年打进法国迫使拿破仑退位，1815年最终推翻拿破仑，诸次战役中都充分发挥了它们的作用。拿破仑的侵略战争在德国召唤出一个武力国家，但因这个国家尚未通过某个国家作媒介来表现自己的力量，因此嗣后出现一个大问题。

　　 拿破仑在滑铁卢“求饶”，是普鲁士军队与英国军队联合的杰作。普军由布吕歇尔元帅指挥，英军由威灵顿公爵指挥，后者同前者一样，也是一个新生的军事人才。英国的岛国位置与海军力量，使她在18世纪可以只保持一支编制小到边缘的陆军，为维持住这么一支陆军，多疑的国会每年绷着面孔只肯拨给一点点经费。平时，军队主要用来保护海外财产，包括麻烦最多的爱尔兰。有了战事就再征募兵士，战事停止便予解散。用18世纪最杰出的法学家布莱克斯通(B1ackstone)的话来说．皇家正规军“被看作是国家害病长出来的暂时的赘瘤，而不是依据任何王国永久性法律组成的。” [ 作者注：William Blackstone, Commentary on the Laws of England, Book I.ch.13,(4th edn., London, 1777, Vol.I, P412). ] 在保卫领土方面，英国统治阶层首先看重皇家海军，其次是民兵——士绅阶级置于自己控制之下的“拥护宪法的力量”。各种迹象说明，1688年皇室误认为可以利用现有的陆军来延长自己的权力，结果无疑是慢性死亡。只有发生革命才需要扩充陆军，1793年不足四万人，1801年也才扩大到不足十五万人，还是在有嫉妒心的国会一步一步细心监视下完成的。在此时期，皇家总司令约克公爵试图把军队建成可同欧洲大陆军队并驾齐驱的军队，遭到辉格党人与激进党人的一致反对。—批先觉者企图建立一所皇家军事学院来教育军官，却被认为是专制主义的苗头。事实上，军队尽管在原则上效忠于皇室，但士绅阶级对它仍能有效地加以控制，其渠道一是用金钱向皇室购到任职令，一是维持一种组织制度，即确保一个人的财富（即使是中等程度）与社会认可的“自我挑选”，成为征募军官的决定性因素。

　　 因此，在拿破仑战争期间，英国军队仍停留在18世纪水平，忠实地反映了社会阶级结构的稳定状态。军官大部分来自小贵族与士绅阶级，极少来自各种职业的、经商的中产阶级。其他级别的军士则用补贴从社会上勉强够格的人中募来。这两种属于不同社会地位的人在军中依靠“非由政府任命的”军官从中沟通。曾经有几位出色的军人，其中最有名的有约翰·摩尔(John Moore)爵士与拉尔夫·阿伯克龙比(Ralph Abercrombie)爵士，企图打破这种模型，引进法国式的、较灵活、较独立的制度，但掌权的阿瑟·韦尔斯利·威灵顿公爵是个刻板维持18世纪传统的人物，他把旧传统一直带进19世纪下半叶。威灵顿认为无需改变。他对18世纪的战争十分精通，实际上也没有多少仗要他去打，因此对他来说，无需乎考虑变动。据说当时一位法国将领曾说过，英国的步兵是世界上最优秀的，而好就好在他们的数量是如此之少。精确地说，英国步兵之所以优秀，正因为他们是如此之少。如果英国把军队发展至大陆规模，他们一定会采取比大陆国家更严格得多的模式，而实际上这又是他们自己的社会结构所做不到的。

　　 英国人无需建立一支大陆规模的陆军，是因为从18世纪末以来，始终保持了皇家海军的优势，这支专业化的武装力量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能比得上。18世纪，法国曾向英国的这一优势挑过战。在1756-1763年的“七年战争”中，英国皇家海军大胜，法国被排除出局，只能在北美与印度等殖民地做英国的对手。法国海军接受了犯错误的教训，二十年后，经过严格的专业训练，又能够一连串击败英国，迫使英国在北美殖民地上放弃了镇压造反的试图。

　　 但是，革命摧毁了法国海军强大所依赖的专业干部，革命的热忱也已证明在航海过程无益于提高效率。法国海军的指挥系统与供应系统脱了节。至于英国，则在深刻反省1778－1783年间的耻辱。国会对海军比对陆军大方，缔结和平后的最初两年内，即1784-1785年，在国家总支出五千万英镑中，用于重建海军的经费占到两千万英镑。海军部管理机构这个奥吉斯王牛厩 [ 作者注：相传奥吉斯王养有三千头牛，三十年未打扫，后为赫克里士用河水在一日之内冲刷干净。 ] 由一位新的审计员查尔斯·米德尔顿爵士打扫干净。海军上将查尔斯·道格拉斯爵士引进了炮火革新，就像格里博瓦曾在法国所做的那样，使舰上炮火机动灵活，又快又准，英国海军战士得以在近距离内接近敌舰摧毁敌舰，而无需拉开距离，排列阵形。

　　 这种新的非凡体系给了海军司令官们大得多的主动性、机动性与控制力，使近距离战斗未出现混战局面。18世纪时，海上作战同陆上作战一样，也是把战舰僵硬、刻板地列成横队，直到美国独立战争才开始打破。如今，英国的海军上将们便可以无限灵活地运用战术与计谋，且有一个有远见的海军部鼓励他们这样作。罗德尼，豪，贾维斯，尤其是高出众人的纳尔逊(Nelson)，出色地把新的专业技术同迷惑敌人的战略战术结合起来，接连不断地摧毁了所有传统敌人——西班牙、荷兰与法国——的舰队，建立起称霸全球的海上统治地位，直至20世纪。

　　 正是这一海上统治地位，尤其是经过1805年特拉法加之役 [ 译者注：Battle of Trafalgar, 特拉法加角在西班牙西南海岸。1805年10月21日，英国舰队在霍拉肖·纳尔逊指挥下，大败法国与西班牙联合舰队。此役使法国海军一蹶不振，无力再入侵英国。伦敦市中心有纪念性的特拉法加广场。 ] ，使英国对击败拿破仑作出了更大贡献，打破了拿破仑的大陆封锁政策。此时的欧洲各国大都实行粮食自足的经济政策，英国同法国相互封锁，同后来在20世纪中发生世界大战一样，并不是要饿死对方，而是上述“商人战争”的继续，复归到重商主义的思想，企图用垄断贸易的手段，从财政上击败对手。1802年英法在亚眠缔结和约为何如此短命的原因之一，正是拿破仑在法国商界的充分支持下，决定复活科尔贝尔的重商主义，对英再次进行1786年英法“伊顿和约”签订后短暂停止了的贸易战(当时和约签订时，威廉·皮持[William Pitt]曾堂而皇之地引用了亚当·斯密关于自由贸易的原则)。法国摆脱了旧时代的关税壁垒，又因兼并了几个比利时的省份而获得了煤和铁，现已成为英国危险的竞争者。第一次与第二次“联合战争”，相互贸易封锁是一个主要的起因。法国像在1780-1783年间那样，通过“武装中立盟约”把欧洲北部的几个重商主义国家联合起来对付英国。这一既定政策一直延续下来，1806年特拉法加战役之后，英国获得了海上的控制，奥斯特里茨与耶拿等陆地则由法国控制，拿破仑颁布了“柏林法令”，在所有法国控制的土地上禁止英国人来贸易（还包括英国控制的商品）。

　　 英国人的反应是也搞封锁，但目的不是摧毁法国贸易而是去控制它。正如当时一位英国政治家所说的；“法国通过法令取消了所有同英国的贸易。英国回答说，法国除了同英国不得同别国贸易。” [ 作者注：E. F. Heckscher, The Continental System, London, 1922, P.120. ] 中立国的船只只有经英国批准，履行英国的条件，才被允许同法帝国进行贸易，这一限制性规定很快引起摩擦，最终于1812年同美国开了战。由于欧洲市场不但渴求英国的商品如服装、金属，而且需要各殖民地的商品：棉花、染料、白糖、咖啡，这些现都由英国垄断，英国封锁大陆几乎可以使大陆的困难达到无法忍受的地步而不得不求助于走私，走私规模如此庞大，以致法国政府不仅不得不予以默许而且自己也参加了进去。

　　 其结果，欧洲人民对法国革命的影响带来的政治上的好处渐渐淡忘，而对这种不适宜的统制经济所产生的腐败与压迫却感受极深。拿破仑为了这种自我制约的封锁，不得不更加加强控制。1808年，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都被迫采用他的“大陆制度”，这样，反倒造成地中海区域对英国的普遍支持。1809年，荷兰与德国北部参加进来，1810年又有瑞典加入。拿破仑绞着两手抱怨说，如果不是英国，他就可以遣散军队，过和平生活了。到1812年，如果说全欧洲大陆，包括法国，到处都酝酿着不满情绪，那么，这主要归功于英国皇家海军耐心的、表面不张扬的封锁的结果，早期的一系列胜利使皇家海军已完全可以做到这点。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五年前自蒂尔西特协议(Tilsit)奉行“大陆制度”，到了这一年也认为他同英国的木材、谷物交易受到干预是不可容忍的，便挑战性地恢复了同英国的贸易关系。拿破仑认为已无选择余地，只有用武力使俄国服从。

　　 但是，还必须看到另外的一面。英国的经济也不能毫无损伤。战争己不再是一百年前那样是贸易与获利的同义词。英国商人把法国殖民地贸易夺到手固然不坏，但目前更重要的问题是布匹与金属制品的厂家无法轻易地把货物私运进一个市场限制很严的欧洲大陆。1808年，拿破仑入侵伊比利亚半岛，西班牙王国与葡萄牙王国便对英国开放了贸易市场，才使货品积压的危机稍得缓解。向南美洲的出口额从1805年的八百万英镑增加到1809年的近两千万英镑！这一贸易模式一直沿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但这是一桩祸福参半的买卖。这种狂热的投机活动导致1810年的市场崩溃。与此同时，由于对英国封锁大陆进行报复，开始扼制英国商品，英国对欧洲的出口额也从1810年的七百七十万英镑降为1811年的一百五十万英镑。英国的仓库内积压着大量卖不出去的商品，工人闲置起来，开始发生暴动与捣毁机器事件；更加雪上加霜的是，粮食歉收使英国的面包价格飞涨。英国军队被召来担负此后四十年一直担负的比任何国外战争走得更远的任务：压制英国人民的不满。

　　 所以说，在革命的拿破仑时代的辉煌军事事件的背后，存在着两种对立的经济制度的斗争，对发动战争起着决定性作用，越往后，其作用越显著。战争成为全面的了，不单是军队的冲突，而且是全体民众的冲突。这种倾向由于技术的发展而更加强化，在维也纳会议闭幕后数年内，欧洲大陆开始了这种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