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实篇·第六
作者：钮先钟 ·中国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孙子在上一篇中提出其对“战”的基本定律：“以正合，以奇胜。”战不能仅以不败为满足，但欲求胜则必须出奇。用现代语来解释，就是必须产生奇袭作用（surprise），始能使对方丧失心理平衡，并因而丧失应变能力。但这又有一先决条件，就是必须能抓住机会立即集中压倒优势的兵力来发动猛攻。这也就是孙子所云：“其势险，其节短。”
不过，战争又是一种相对性的问题，所以，一切的思考不能仅以己方为限，而必须同时考虑到对方。奇兵的打击若欲产生最大效果，则必须打击在敌方的弱点上。所以，孙子遂指出：“兵之所加，如以碫投卵者，虚实是也。”何谓虚实？“虚”就是弱点，“实”就是强点。必须首先找到对方的弱点，然后始能产生“以碫投卵”的效果。
“奇正之变”虽然微妙，但还属于我方战争指导范围之内，换言之，那可以自作决定。但虚实的形成，其主权则在对方，不是我方所能控制。因此，对方若不呈现弱点，则我方也就不可能有出奇制胜的机会。这也就是孙子说“可胜在敌”的理由。李卫公有一段话可供参考：“凡用兵者若敌人不误，则我师安能克哉？譬如弈棋，两敌均焉；一着或失，竟莫能救。是古今胜败率由一误而已，况多失者乎？” [ 注：《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卷下（宋刊本，《武经七书》）。 ]
由此可知，敌方之所以呈现弱点（虚），其原因是他自犯错误。但若只坐待其自犯错误则又未免太消极，而且等到何时也毫无把握。所以，孙子在“势”篇中即已主张应该设法“动敌”。所谓“动敌”者就是采取积极的行动以促使敌人自犯错误，于是我方也就自然有了“以奇胜”的机会。
孙子在第五篇中只是提出“动敌”的原则，但对于如何动敌的方法则尚未作较详尽的讨论。因此，进一步的讨论成为第六篇的主要内容。以“虚实”为名的第六篇，是十三篇第二大段的最后一篇，也构成这一段的总结。从战略理论的观点来看，这一篇并非特别重要，但从战争艺术的观点来看，则也许要算是全书中最精彩的一篇。何守法的评论很值得引述：
形篇言攻守，势篇言奇正。先知攻守两齐之法，然后知奇正；先知奇正相变之术，然后知虚实。盖奇正自攻守而用，虚实由奇正而生，故此篇次于势为第六。然是虚实也，彼我皆有之。我虚则守，我实则攻；敌虚则攻，敌实则备。是以为将者，须识彼我虚实。不识虚实而用兵，则当备而反攻，当攻而反守，欲其不败难矣。……观唐太宗曰：“诸家兵书无出孙子，孙子十三篇，无出虚实。用兵识虚实之势则无不胜。”吁！太宗诚知兵之深哉。 [ 注：何守法：《音注孙子》，《孙子集成》第九册,475－477页。 ]
这一篇的基本问题即为如何采取行动来引诱敌人犯错误，并在某一点上形成弱势，而使我方有“避实击虚”的机会。孙子在这一篇中虽然反复辩论，分析得极为详尽，但其中心思想又是非常简单。当然，困难在于实行。此之所谓艺术，他所提供的也只是原则性的指导而已。
如何才能“动敌”？孙子认为首要的原则即为“先处战地”，换言之，即先达到我方所选择的有利战地，所以，孙子曰：
凡先处战地而待敌者佚，后处战地而趋敌者劳。故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能使敌人自至者，利之也；能使敌人不得至者，害之也。
要想达到先处战地，以逸待劳的目的，其关键即为“致人而不致于人”。“致”字作“招致”解而不是“控制”，换言之，即能动敌而不为敌所动。唐太宗认为应使“敌势常虚，我势常实”，李靖应之曰：“千章万句不出乎致人而不致于人而已。” [ 注：《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卷中。 ] 然则又如何能“致人”？孙子认为无非利害二字。以利诱之，敌人就会不请自来。反而言之，使其受到妨害，或使其感到有害，则敌人也就会自动不采取某种行动。因此，我方可以居于主动而使敌方居于被动。接着孙子就分别说明有哪些行动可以有效：
故敌佚能劳之、饱能饥之、安能动之者，出其所必趋也。
行千里而不劳者，行于无人之地也；
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
守而必固者，守其所必攻也。
上述文字都是以汉简本为依据，与传本有少许差异。最值得注意的是传本“必趋”作“不趋”，“必攻”作“不攻”。照文意解释是汉简本较合理：假使我军所出并非敌军所“必趋”，而是所“不趋”，则不可能产生动敌的效果。若我军所守为敌军所“不攻”，则根本毫无意义而只是浪费兵力。反而言之，因为预判为敌方所“必攻”，于是加强防御，遂能产生“守而必固”的效果。
在这一段之后，孙子似乎想要作一小结，于是就说：
故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敌不知其所攻。微乎微乎，至于无形；神乎神乎，至于无声，故能为敌之司命。
这一段话虽常被后世视为名言，但除显示出其理论的艺术性以外，并无其他实质意义。尤其是他接着又继续讨论行动问题，把这一段插在中间，更有破坏文理之嫌。
进而不可御（御）者，冲其虚也；
退而不可追者，速而不可及也。
故我欲战，敌虽高垒深沟，不得不与我战者，攻其所必救也；
我不欲战，画地而守之，敌不得与我战者，乖其所之也。
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来，这四句与前面的四句属于同一模式，代表同一观念，所以应该连接成一体。因此若照逻辑来说，中间那一段应该移到这两段（共八句）之后，似乎才比较通顺。
到此为止，孙子所论都是以“致人而不致于人”为焦点，然则“致人而不致于人”的结果又是什么？孙子认为结果即为“形人而我无形”。
故（善将者）形人而我无形，则我专而敌分；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则我众而敌寡，能以众击寡者，则吾之所与战者约矣。
“善将者”为汉简本所独有，他本均无。“形人而我无形”即使敌显露其部署，而我方则能深藏不露。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方兵力可以集中，而敌方则必须分散。于是我方遂能在决定点保持压倒数量优势（十比一），而与我军对抗的敌军则必然居于少数（约者寡也）。孙子遂又回溯到篇首所已提出的观念，而作进一步的分析。
吾所与战之地不可知，不可知，则敌所备者多；所备者多，则吾所与战者寡矣。故备前则后寡，备后则前寡；备左则右寡，备右则左寡；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寡者，备人者也；众者，使人备己者也。
因为能致人而不致于人，遂能先处战地而待敌，所以敌对我所与战之地自然是其所不知者。因此，当然会备多力分。这也就是胜败的关键。于是孙子遂又对于上述所云再作一小结：
故知战之地，知战之日，则可千里而（会）战；不知战地，不知战日，则左不能救右，右不能救左，前不能救后，后不能救前，而况远者数十里，近者数里乎！以吾（吴）度之，越人之兵虽多，亦奚益于胜哉？故曰：胜可为（擅）也，敌虽众，可使无斗。
简言之，必须先处战地以待敌，于是我方始能掌握战场的时空条件，然后才能迫使敌方处于被动，备多力分。若能如此，则敌方即令拥有大量兵力，也还是不能对胜利有所贡献。
现在再略论文字上的差异。传世各本均作“会战”，汉简本独无“会”字。武经本“吾”字作“吴”字，从文义上来看是“吴”字较佳，因能显示从吴人观点衡量越人之意。最有疑问的一句是“胜可为也”，那是与“形”篇所云“胜可知而不可为”恰好相反。不管后人对此作如何解释，都还是很勉强。等到汉简本被发现，这个疑问才终于解决，因为汉简本作“胜可擅也”，“擅”字的意义为“独占”，那也就是说只要能够符合上述各种条件，则可以独占胜利，换言之，也就是稳操胜算。若能如此，则敌军兵力虽多，但因不能集中，也还是不能完全投入战斗（可使无斗），以发挥数量优势。
“形人而我无形”又并无任何神秘之可言，而是透过精密思考所作成的计划。其必要的方法即为用四种步骤来测知敌情：
策之而知得失之计，
作之而知动静之理，
形之而知死生之地，
角之而知有余不足之处。
这四种步骤在层次上是由浅入深，在时间上是由远而近。“策”为策度，即理论分析，由此可知双方的大致形势。“作”为激动，也就是采取某些行动来探知所不能策度的动态。“形”是以伪形示敌，以测验其反应，由此也就能确定其弱点之所在。最后到了即将发动攻势的前夕，采取现代军事术语中所谓的“威力搜索”来确实掌握敌方兵力部署上的有余不足之处，此即所谓“角”，其意义即为较量。必须经过这样审慎的研究判断，然后始能达到下述的理想：
故形兵之极，至于无形；无形，则深间不能窥，智者不能谋。因形而措胜于众，众不能知；人皆知我所胜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胜之形。故其战胜不复，而应形于无穷。
读者一定可以发现在这一段中，“形”是关键字，一共出现了七次，其意义也不尽相同。第一个“形”字是动词，作部署解，“形兵之极”即对兵力作最高明的部署。此种部署之所以最高明，其原因就是“无形”，换言之，也就是从外表上看不出其用意之所在。所以对于此种无形之形，敌方的情报（深间）和参谋（智者）人员都无法了解。当我方由于此种部署（形）而获胜时，此种胜利显示在大家的面前（措胜于众），大家（包括敌我双方）都不能了解（众不能知）。大家所能知者仅为“形”之外表，而不能了解此种“形”之所以能制胜的理由。因此，并非重复使用某种方法以取胜（战胜不复），而是“应形于无穷”，意即随机应变。最后这个“形”字是指战场上双方部署的全面形势而言，并非专指我方或敌方。
到此，孙子遂作总结论，这个结论经常为人所乐道和引用，但汉简本与传本之间有很大的差异，值得加以较详细的对比分析。汉简本的原文如下：
夫兵形象水，水之行，避高而趋下；兵之胜，避实而击虚。水因地而制行，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成势，无恒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 [ 注：汉简本原文引自吴九龙主编，《孙子校释》，102－103页。 ]
而传本的原文则有如下述：
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 [ 注：传本原文引自魏汝霖，《孙子兵法大全》,330页。 ]
对比言之，汉简版的辞句比较合理：（1）“避高趋下”应该是“水之行”而不是“水之形”，因为“形”是静态，而“行”才是动态。（2）“兵之胜”也较优于“兵之形”，因为避实击虚是出奇制胜之道，这是“势”的问题而不是“形”的问题。（3）“制行”与“制流”虽意义相同，但“制行”是与前面的“水之行”相连，所以还是较佳。（4）最后一句相差得最大，而汉简本则远较合理。“无成势”即为无现成之势，“无恒形”即为无一定之形，这都是指兵而言，与水无关。传本作“兵无常势，水无常形”，旨在保持文辞之对仗，但“水无常形”夹在“兵无常势”与“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之间，则不仅隔断了文理而且也无法说明水与敌之间有何关系存在。
所以我主张应完全采取汉简本之词句。传本，尤其是武经本，有时对于原文是改得很好，但这一段则远不如汉简本所留下来的古文。《孙子》这一段结论到“谓之神”即应完结，而从修辞学的观点来看，从此结束更可使文章留有不尽的余味，让读者去自动欣赏。很奇怪，原文却应结束而未结束，又再加上四句莫名其妙的话：“故五行无常胜，四时无常位；日有短长，月有死生。”
这四句话加在这里不仅是毫无必要，而且更是画蛇添足。对于全篇的主旨不能有任何增益，却使文章反而丧失了其原有的美感。照我个人看来，这四句话很可能是战国时人加上去的。《孙子》十三篇中提到“五行”就只有这一次，而孙子又是一位破除迷信的人，所以我主张将此四句删除。
从第四篇到第六篇在十三篇中构成第二大段，这三篇在逻辑上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足以代表战争艺术的精义。三篇前后相连，每一篇都有其基本观念，而彼此之间又有其不可分的关系。此种逻辑关系可以图解如下：
形篇（攻守两齐） 守（立于不败之地） 攻（不失敌之败也）
↓ ↓
势篇（奇正之变） 正（以正合） 奇（以奇胜）
↓ ↓
虚实篇（避实击虚） 实（受敌而无败） 虚（以碫投卵）
│ ┌致人而不致于人┐ │
└──┤ ├──┘
└形人而我无形 ┘
形为一切用兵之本，所以孙子从形说起，最后又复归于形。形即部署，假使部署不适当则欲求自保都可能有困难，又焉能制胜。形为静态而势为动态，战势不过奇正，不过如何运用奇正之变，则又必须能识虚实之理。所以，孙子并非仅只主张待敌之可胜，而是主张应因敌变化而取胜。因此，兵形象水，避实击虚，即为战争艺术的总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