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变篇·第八
作者：钮先钟·中国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十三篇之中，这是最短的一篇，也是疑问最多的一篇。传本虽均以“九变”为篇名，而篇中也一再提到“九变之利”和“九变之术”，但“九变”的内容究竟是什么？《孙子》原书并未作明确的列举，而后世注《孙子》的人也各有其不同的见解，不仅迄无定论，而且疑点也颇多。尤其令人感到失望的是非常巧合，银雀山所发现的汉代残简中也以这一部分残缺得最厉害，甚至于连篇名都找不到。因此，我们也无法利用汉简本来对传本作必要的核对。 [ 注：《银雀山汉墓竹简·孙子兵法》，《孙子集成》第一册，122页。 ]
从曹操开始，历代注《孙子》者都曾提出其疑问或解释。曹注中有“九变亦云五变”之语。 [ 注：《宋本十一家注孙子》，《孙子集成》第一册，552页。 ] 贾林注曰：“五利五变亦在九变之中。” [ 注：同上书，552页。 ] 在十三篇之外，汉墓竹简的其余部分中又还有“四变”这样一段文字。 [ 注：《银雀山汉墓竹简·孙子兵法》，《孙子集成》第一册，131页。 ] 明代刘寅在其《孙武子直解》一书中，曾因张贲之旧说，认为“军争”篇的最后一段应该是本篇之首部，而“圮地”、“衢地”、“围地”、“死地”四句乃“九地”篇文的重复，应予以删除。“将受命于君，合军聚众”两句亦系前篇之重出，也应删除。于是现有传本之原文：
凡用兵之法：将受命于君，合军聚众，圮地无舍，衢地合交，绝地无留，围地则谋，死地则战。
遂被改为：
凡用兵之法：高陵勿向，背丘勿逆，佯北勿从，锐卒勿攻，饵兵勿食，归师勿遏，围师必阙，穷寇勿追，绝地无留。 [ 注：刘寅：《孙武子直解》，《孙子集成》第二册，403－412页。 ]
这样也就恰好凑足“九变”之数，于是下面一节：
途有所不由，军有所不击，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君命有所不受。
也就被摒除在“九变”之外。刘寅遂又把这五句称为“五利”。 [ 注：同上书，417页。 ]
何守法则不同意刘寅的见解。他认为“自（此）圯地至不争为九变，君命句则总言之，正见为变也”。 [ 注：何守法：《音注孙子》，《孙子集成》第九册，574页。 ] 不过，无论采取哪一种解释，似乎都很勉强。刘寅的态度很大胆，但对于原书作如此的割裂却很难获得广泛的支持。尤其不把下面一节列于“九变”之内更缺乏理由，何况汉墓残简中又还有“四变”的部分。何守法的意见比较合于传统，而且也不需要改变原文，但对于为何与“九地”篇部分重复，以及“君命”句不列入，又还是未能作充分合理的解释。因此，诚如《孙子校释》所云：“此段文字确有难释之处。” [ 注：吴九龙主编：《孙子校释》，193页。 ]
“九变”的内容有疑问，固已为众所周知的事实，但以“九变”为篇名，其意义又安在？这个问题似乎很少有人加以认真的讨论。张预曰：
变者不拘常法，临事适变，从宜而行之之谓也。凡与人争利，必知九地之变，故次军争。 [ 注：《宋本十一家注孙子》，《孙子集成》第一册，544页。 ]
何守法则谓：
九变者，用兵之变化有九也，常之反为变。凡用兵有常法，有变法。如上篇军争之法，是道其常也。此篇皆以不必争为言，则变矣。 [ 注：何守法：《音注孙子》，《孙子集成》第九册，569－570页。 ]
张预对于“变”的解释完全正确，但他把“九变”视为“九地之变”则完全不对。假使照这样解释，此篇就可并入“九地”篇之内而无须独立成篇，而且即令单独成篇，其位置也应在“九地”之后始合于逻辑。何守法认为用兵有常法，有变法，也完全正确。但他认为“此篇皆以不必争为言”则与理论和事实都不符合。战争的目的就是“争”，常与变只是方法上的调整，与目的无关。举例来说，“途有所不由”就是“军争”篇中所谓的“迂直之计”，如何可以说它是“不必争”？
若再作进一步的观察，又可以发现本篇所列举的九项中，有一部分实为用兵之常法，例如“圮地无舍，衢地合交”等。任何部队都不会在圮地（山林险阻之地）宿营，这是常法，任何部队进入衢地（中立国）都必须先作外交上的安排，也是常理。所以，为何要将其列入“九变”，也实在很难解释。
也许应该如曹操所曾经想到的，九变实在是五变，即指“途有所不由……君命有所不受”而言。至于前面的那一节（圮地无舍……死地则战）则应删除，因为那是属于“九地”篇的范围，而且也是用兵的常法，不含有随机应变的意味。不过，姑无论九变是否即为五变，抑或还有其他的内容，但孙子对于“九变”又还是非常重视，他说：
将不通于九变之利者，虽知地形，不能得地利矣。
治兵不知九变之术，虽知五（地）利，不能得人之用矣。（赵本学认为“五”字应作“地”字。） [ 注：赵本学：《孙子书校解引类》，《孙子集成》第五册，284页。 ]
虽然我们还是不知道孙子所谓九变的正确内容，但却至少对于他的结论可以获得两点认知：（1）不知九变则虽知地形，仍不能得地利，即令能知地利，又还是不能得人之用。由此可知通权达变之重要。（2）基于孙子所言，可知九变并非九地之变，而是能够得地利的先决条件。因此，其中似不应包括属于地理范围的因素在内。
假使说这一篇是以“九变”的讨论为其主题，则到这里也就应该已经是其结束。如果是这样，则这一篇不仅是最短的一篇，而且也将是最缺乏实质内容的一篇。但事实又并非如此，因为后面还有一大段文章，而那也正是这一篇的最精彩部分，甚至于在全书中也是值得重视的名言。
是故，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杂于利，而务可信也；杂于害，而患可解也。是故，屈诸侯者以害，役诸侯者以业，趋诸侯者以利。
这一段话与前面的讨论实在是没有太多的关系，无论作何种解释，似乎都还是相当勉强。很明显，其内容是属于大战略的层次，而非属于较低的作战层次，所以在这里出现颇不可解，若照逻辑来说，似乎应该位置在“谋攻”篇内，则比较合理，因为就内容而言，那都是在讨论与伐谋、伐交有关的问题。这一段的含意也相当复杂，必须逐句加以解释。
孙子首先指出“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所谓“智者”用现代语来说也就是有理性的“决策者”（decision maker）。任何决策者（包括主和将都在内）在作决定时的考虑必然会包括正反两面，既要争利又要避害，而利害之间的关系又非常复杂，往往利中有害，而害中又有利，所以一切的考虑也就必然是“杂于利害”。
因此，当敌方采取任何行动（务）时，假使依我方的研究判断，可以发现其中含有对其确实有利的理由（杂于利而务），则此种行动也就具有可信性（credibility）。反而言之，假使敌方对我方构成任何威胁（患），但此种威胁对其本身又可能产生有害的后果（杂于害而患），则对这样的威胁也就可以设法使其解除（可解也）。
以上所云为一般原则，下面所提供的则为三种可以采取的实际方法：（1）“屈诸侯者以害”就是用威胁（害）的手段即可迫使对方屈服；（2）“役诸侯者以业”就是设法引诱敌方从事于劳民伤财、消耗国力的事业，以使（役）其不能对我构成威胁；（3）“趋诸侯者以利”即为诱之以利，以使对方改变其政策的方向（趋）。用现代术语来说，第一句就是所谓“胁迫”（compellence），胁迫的目的是要使敌方遵从我方的意志，所以要比“吓阻”（deterrence）更进一步，后者只具有消极目的，而胁迫则具有积极目的。第二句是一种间接路线，在战国时代有一个常为人所乐道的实例：
秦地沃地千里，古有“陆海”之称，秦王政初年，完成郑国渠对农业大有贡献。然郑国渠之开凿，发起者实系韩国而非秦国本身。韩国使水工郑国入秦建议开辟泾水为沟渠，长三百里，其目的为导致秦国从事经济发展，借以缓和其对韩国的侵略。渠尚未完即已为秦人发觉，遂欲杀郑国。郑国曰：“始臣为间，然渠成亦秦之利也。”秦以为然，遂使毕其工。渠成灌地四万余亩，于是关中无凶年之虑。秦以富强卒并诸侯，因命名为郑国渠。 [ 注：严洁：《秦汉盛衰兴亡史》（台北：财经与贸易杂志社，1977），7页。（原文以《史记》卷二十九，河渠书为依据。） ]
这一段故事不仅对于“役诸侯者以业”提供了最适当的例证，而更可以显示所谓利害者真是一种非常微妙的观念，尤其是就短期的观点来看可能有利（害），但从长期的观点来看，则又可能害（利）莫大焉。至于第三点，“趋诸侯者以利”更是国际事务中的常事，似可不必解释。不过，有一点应指出，利诱与威胁若能配合使用，则也就更能收协力之效。
接着即为一段常为人所引述的名言，尽管许多人对于其原意并不一定完全了解：
故用兵之法：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之）；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
很明显，孙子写这一段名言是为了替上述利害分析作一总结。所谓“来”者即敌方所采取的各种行动（务），所谓“待”者即我方所采取的各种应付准备。“有所不可攻”即“立于不败之地”。然则又如何能完成各种准备而立于不败之地，其要诀即为对于双方利害的平衡能作周密的评估。这也正是“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的根本理由。
在这一篇的结尾处，孙子又笔锋一转提出所谓“将有五危”的观念：
（1）必死可杀（勇的偏差）
（2）必生可虏（智的偏差）
（3）忿速可侮（信的偏差）
（4）廉洁可辱（严的偏差）
（5）爱民可烦（仁的偏差）
凡此五者，将之过也，用兵之灾也。
覆军杀将，必以五危，不可不察也。
此五危是与第一篇中论五事时所云“将者智、信、仁、勇、严”之句有遥遥相对的意味。根据曹注，“将宜五德备也”之说，那也可以称之为“五德”。五德是贤（良）将所必备之标准品德，而五危则为一般将领所常有的性格偏向。统军之将若在性格上有任何一种偏差，则都可能导致覆军杀将的灾难。所以，孙子提出严重警告说“不可不察也”。
事实上，五危又与五德有其微妙关系。（1）勇本是美德，但好勇过度，甚至于以必死自誓，则就可能陷入敌方圈套而冤枉送命。（2）智本是美德，但智者往往慎重过度，并且太重视个人的安全，于是也就会缺乏冒险精神，不愿死中求活，而宁愿束手就擒。（3）信本是美德，但若过分信守计划、规律、承诺，而不免急躁求速（忿速），则敌方也就很容易激动他。（4）严本是美德，但若律己过严，过分重视操守（廉洁），则敌方也就可以故意破坏他的清誉（辱），以来使其心理丧失平衡。（5）仁本是美德，但若过分仁慈爱民，则敌方也就可以利用此种爱心以使其受到困扰（烦）。
基于以上的分析，即可明了孙子的思想几乎和克劳塞维茨如出一辙。因为克劳塞维茨曾说：“坚强的性格就是一种不因最强烈的感情而丧失平衡的性格。” [ 注：Carl von Clausewitz，On War（Princeton，1976），p．106． ] 换言之，应坚持五德而力戒五危。
不过，为什么孙子要把“将有五危”的观念纳入这一篇？这似乎又是一个谜，但又未尝不可解。因为将若欲不受五危的影响，其基本条件即为在思考上能够对于利害作平衡的评估。所以，在分析“智者之虑”之后，再论“将有五危”也应该算是相当合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