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军篇·第九
作者：钮先钟·中国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这一篇从理论的观点来看层次更低，所讨论的都是有关战术性和技术性的实际问题，与战略研究几乎是殊少关系。不过，其内容还是可以显示孙子对于战场上的实际情况了解得非常透彻，尤其是在战术情报的领域中，对于敌情的观察更是十分严密合理。用现代军事术语来表示，这些内容都可以算是实用的准则（doctrine），甚至于到今天也还不丧失其价值。概括言之，这一篇是相当完整，并可以充分表现出孙子的思想确实具有深厚的科学基础。
因为“行军”是一种常用的现代军事术语，所以也就使人自然地会以为《孙子》书中所谓“行军”和现代军事术语的意义相同。这是一个必须纠正的错误。在中国古文中，“行”和“军”分别代表两种不同的观念。“行”读音应为“杭”，作行列或阵势解，也就是在战场上的战斗序列。“军”的意义为“屯”，也就是军事术语所谓的宿营，俗语所谓的驻扎。所以，孙子所用“行军”一词不能照现代军语解释，而包括两个不同阶段的军事行动在内。我国旧行的军事术语中有所谓“阵中勤务”，其意义似乎与孙子的“行军”还比较接近。
这一篇在组织上分成两大段：前段分析部队在不同的地理环境（共分四大类）中行军（照古文解释）的原则，后段则专论如何观察敌情的问题。
孙子首先把地理环境，也就是现代军事术语中所谓的“地形”（terrain）分为四类：（1）山地，（2）水上，（3）斥（沼）泽，（4）平地（陆）；然后再分析如何“处军相敌”。“处”作位置解，处军就是把军队置于何处。“相”应读“象”，意为观察，“相敌”即为观察（研究判断）敌情。孙子分别说明其原则如下：
1、处山地之军：绝山依谷，视生处高，战隆无登。（“绝”作越过解，“依”作依附解，“视生处高”即居高向阳。若敌已占领高地，切勿仰攻，即“战隆无登”也就是“军争”篇末段所云“高陵勿向”。）
2、处水上之军：绝水必远水，客绝水而来，勿迎之于水内，令半济而击之，利；欲战者，无附于水而迎客；视生处高，无迎水流。（越过水域之后应立即前进，不可逗留在水边，此即“绝水必远水”。不要背水迎敌，要居于上流而不可居于下流。）
3、处斥泽之军：绝斥泽，惟亟去无留。若交军于斥泽之中，必依水草而背众树。（斥泽为盐碱沼泽。概括地说，沼泽是最不适宜于军事行动的地形，应速（亟）去勿留。）
4、处平陆之军：平陆处易，而右背高，前死后生。（应位置在平坦地形（易）上。依照古代阵法，右翼为较重要的侧翼，故应背高以为依托。阵地应前死后生，前人多释为前低后高，但若释为前方便于迎敌，后方留有退路，似较合理。）
孙子在分论四种地理环境之后，又对“行军”提出一个总原则：
凡军好高而恶下，贵阳而贱阴，养生而处实，军无百疾，是谓必胜。（养生意为使人员能保持良好的生活条件，处实意为所处位置应能获得充实的补给。）
孙子所云与拿破仑之言可以互相印证。拿破仑说：“疾病是最危险的敌人”，“宁可让部队去从事流血最多的战斗，而不可让他们留在不卫生的环境中”。 [ 注：钮先钟：《西方战略思想史》第八章，201页。 ] 真可谓英雄所见大抵相同。从古今中外的历史上看来，战争中病死的人是要比战死的远较众多，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但却很少有人注意。孙子在两千余年以前，即明确指出，“军无百疾”实乃争取胜利的必要条件，真可以算是先知先觉。
孙子接着又列举若干细节，那虽然都是经验之谈，但对于较高层次的研究已无太多重要性，所以不必讨论。在说明“军旁有险阻……蘙荟者，必谨复索之，此伏奸之所处也”之后，这一篇的内容遂进入第二大段。“必谨复索之”意为必须谨慎地作反复的搜索；“伏奸之所处”意为敌方情报人员潜伏的地方。第二段所讨论的主题是对敌方进行侦（察）搜（索）时，应如何观察征候，并作出何种判断。孙子对于各种征候所暗示的意义作了详尽的列举，不仅非常有趣，而且也可以反映出孙子的科学精神。不过，由于时代的演进，其所言的内容对现代的情况并无太多的意义。何况现代侦搜技术的发展更非孙子所能想像，所以对于这一部分实无详加解释之必要，只要师其意即可。
在这一段之后，孙子遂对全篇提出其总结论：
兵非多益，惟无武进，足以并力、料敌、取人而已。夫惟无虑而易敌者，必擒于人。
这一段话虽然很短，但却很难懂，所以有详加解释之必要。
汉简本作“兵非多益”，十一家注本作“兵非益多也”，武经本作“兵非贵益多” [ 注：分别见《孙子集成》第一册，114、585、242页。 ] 。文字虽略有差异，但意义大致相同。照汉简本解，即不以多为益（贵）。“惟无武进”若译为白话则应为“但不可轻进”。兵力不必过多，只要能并力（协力）、料敌、取人，也就够了，惟有缺乏考虑（无虑）而轻（易）敌者，必然会为敌所擒。
“取人”意为获（取）得部队（人）的竭诚拥护。从这一点才又引到下述的两段：
卒未亲附而罚之，则不服，不服则难用也；卒以亲附而罚不行，则不可用也。故合之以文，齐之以武，是谓必取。令素行以教其民，则民服；令素不行以教其民，则民不服。令素行者与众相得也。
这两段有其特殊重要性，应作较详细的解释，大家应该记得在第一篇中，孙子曾提出问题说：“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但奇怪的是，在提出这些问题之后，孙子就不曾再加以任何讨论。直到写完第九篇时，他才就这一方面发表若干意见以来作为尾声。
孙子主张对于部队的管理训练应采取“合之以文，齐之以武”的原则。前者是用仁爱来巩固部队的团结，后者是采取严格的态度以贯彻纪律的执行。这也就是俗语所谓恩威并用。若能如此则“是谓必取”，“取”就是上文中的“取人”。
孙子又回到“法令孰行”的问题。若能经常（素）维持法令的执行，则部队就会服从严格的训练（和纪律），反而言之，若在平时即法令废弛，则部队也就自然不会服从。但又如何能达到“令素行”的水准，其条件则为“与众相得”。换言之，即所立法令能够符合群众的愿望，深获大家的认同。
把这一段纳入“行军”篇的尾部也未尝没有理由，因为一切军事行动必须以部队的素质为基础。如果法令不行，兵众不强，士卒不练，赏罚不明，则又如何能行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