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作者：钮先钟·中国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校论”即为比较研究（comparative studies）。用比较的方法来研究战略，在国外也是一种较新的研究途径。1982年美国才有一本名为《比较战略》（Comparative Strategy）的期刊问世，这也可能是此一名词的最早出现。为什么要对于不同的战略思想和著作进行比较研究？汉德尔在其所著《战争大师》一书曾作扼要的解释：
此种比较分析的价值在于它能显示战略和战争的研究具有其基本一致性（basic unity），它容许我们从较宽广的观点来看这些著作，并使若干有争议的问题得以澄清，因此，也就可以对这些著作的内容获得较佳的了解。 [ 注：Michael I．Handel，Masters of War：Sun Tzu，Clausewitz and Jomini（Frank Cass，1992），p．4． ]
汉德尔的意见完全正确，不过还有其他的理由。任何思想家及其著作必然会受到其时代背景和战略环境的影响，但若仅研读其原著，则很可能会忽视这些因素。这也就是古人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道理。假使能把不同时代背景和不同战略环境中的著作合而观之，则不仅可以较易于了解这些因素对于不同著作的影响作用，而且对于原著更可以获得较深入的认识。
最后，任何思想和著作又都非尽善尽美，诚如若米尼所云：“太阳底下没有任何东西是尽善尽美的。” [ 注：钮先钟译：《战争艺术》（Baron de Jomini，The Art of War）（军事译粹社，1954），70页。 ] 但若仅只研究某一位思想家的著作，则很容易会感觉到他所说的都有理，而难于发现其缺失甚或错误。反之，若能对同一主题的不同著作加以比较，则也就很容易发现它们之间的优劣得失。俗语说：“货比三家不吃亏”，研究学问也未尝不是如此。
古今中外的战略思想家和著作实在是太多，但有资格与孙子和他的十三篇比较者却并不多。在本书中把比较的范围分成两部分：一部分为中国古代，另一部分为西方近代。在中国古代部分只选择了两个主题：
1、孙子与先秦诸子的比较。
2、孙子与其他先秦兵书的比较。
在西方近代部分一共只选择了四个主题：
1、孙子与克劳塞维茨的比较。
2、孙子与若米尼的比较。
3、孙子与李德哈特的比较。
4、孙子与博弗尔的比较。
“校论”的内容仅限于上述六项比较研究。也许有读者会感到不满意，会怀疑这样的内容是否嫌简略。我的答复可以分为两点：（1）有资格和孙子比较的思想家实在不多，所以选择必须保持宁缺勿滥的原则；（2）本书是以著作的分析为基础，必须有不朽的传世著作始能入选。
为什么在中国部分，比较研究只限于先秦时代？我在《中国战略思想史》一书中对于我国战略思想的演进趋势曾作详细的说明。战略思想在我国的发展是先盛后衰，先秦时代可以算是中国思想史中的黄金时代，尤其是从春秋到战国，各种学派都先后出现，形成所谓“百家争鸣”的现象。在此时代中，思想家受到普遍的尊重，著书立说，表现出浓厚的学术研究风气，以后任何时代都望尘莫及。简言之，只有在这个时代才有其他的思想著作够资格与《孙子》比较，到了秦汉以后，我们似乎已经再也找不到这样的机会。 [ 注：钮先钟：《中国战略思想史》，20页、119页。 ]
至于在西方部分，为何比较研究仅限于近代？其理由亦复类似。西方战略思想的演进过程几乎是恰好与我国相反。我们是先盛后衰，而他们则先衰后盛。西方战略思想从19世纪初期才开始突飞猛进，大放异彩。仅只到了近代，西方才出现了有资格与《孙子》比较的战略著作。 [ 注：钮先钟：《西方战略思想史》，19－21页。 ]
“校论”虽为比较研究，但又还是以《孙子》为核心。换言之，是拿其他学者的思想来与《孙子》比较，而不是拿《孙子》来与他们比较。此种差异固然相当微妙，但又必须认清。所比较的对象以著作中所蕴藏的思想为主，至于其他因素，例如身世经历等，则均视为次要，只是偶然提及。《孙子》只有一本书，也是惟一的代表作，但近代西方作家则都不只有一本书，所以，选择用来作为比较根据的尽量以其代表作为限，至于其他著作则只是偶然引用以作补充而已。
此种比较研究当然很难完善，尤其是对于被引用来与《孙子》比较的著作，更是有欠公平。因为既以《孙子》为核心，所以凡不能与《孙子》比较的部分，当然也就不会列入讨论范围之内。譬如说，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中所含有的思想非常丰富，但却并非全部都可以拿来与《孙子》比较。这固然是一种无可奈何的限制，但也会有以偏概全的危险。在进行比较时，本书还是尽量引述原文，以免导致扭曲或误解。
总结言之，“校论”只是“三论”的一部分，本书是以对孙子提供新的解释和研究为目的，所以比较只是一种方法，而并非其主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