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与先秦诸子·第十四
作者：钮先钟·中国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从春秋到战国可称为子学时代，虽然有所谓九流十家之说，但实际上，能够算是独立学派者又不过仅为儒、墨、道、法四家而已。概括言之，在此四家的主要著作中，几乎都可以发现有其战略思想之存在。不过，所谓战略思想者，又是采取较广泛的现代化解释，而非仅限于作战或用兵的层次。这四家主要著作的作者大致是与孙子同一时代，换言之，在时代背景和战略环境上似乎大同小异，所以若作比较研究，则不仅可以辨别其思想上的异同，甚至还可以发现其间的相互影响。此种研究应能有助于观念的澄清和疑问的解答。
一、儒家
儒家之祖为孔子（公元前551－公元前479），为我国历史中的第一位伟大思想家，此乃人尽皆知的事实。他的时代已近春秋后期，大致比孙子早一点。足以作为其思想主要记录的即为《论语》，那虽然只是门弟子的记录，但却可以充分表达老夫子的思想。仅凭《论语》的记载，即可确定孔子有其相当完整而有系统的战略思想。
令人深感惊异的是文武两圣人在思想上的确非常接近或相似，这应该是与他们的时代背景和学术源流有相当关系。有一个焦点特别值得注意。孙子齐人也，他的书虽未提到管仲的大名，但可以暗示其伐谋、伐交的观念很可能是以管仲的经验为范式。孔子虽非齐人，甚至于还批评“管仲之器小哉”，但对于管仲相齐的功业则又予以高度的肯定，盛赞其“九合诸侯，不以兵车” [ 注：孔子对管仲的评论分别见《论语·八佾第三》及《论语·宪问第十四》。 ] 。由于此种事实的对比，即可发现他们不仅观点相似，而且也有同一渊源。
孙子未作“富国强兵”之论，而孔子则有“足食足兵”之言。这似乎显示孔子的大战略思想要比孙子较为宽广，尤其是“足”字更含深意。孔子似乎认为国家的军事权力和经济权力都不宜过度发展，只应以足够保护国家安全，增进人民福祉为限度，若过度扩张则反而有害无益。这的确是高见而为后人所不及。从战略观点来看，这个“足”字似与1970年代的美国核战略家所主张的“足量”（suffiency）观念具有同样的意义。
孔子在大战略领域中除提出足食、足兵两项原则以外，还有其第三项更重要的原则，即“民信之矣”。孔子之言全部引述如下：
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 注：《论语·颜渊第十二》。 ]
孔子回答子贡的话含有两点重要意义：（1）军事安全必须以经济成长为基础，此种思想与管仲非常接近，并足以暗示在春秋时代这是一种共识。（2）孔子认为“信”乃“政”的基础，不能立信即不能立国。这是千古不易的真理，直到今天仍然如此。
孔子所谓“民无信不立”，与孙子在“计”篇所列举五事中的“道”具有相同的意义，只是表达方式不一样而已。孙子判定“主孰有道”的标准，是能“令民与上同意”。换言之，必须人民完全信任政府，既不怀疑，也不畏惧，然后才能“可与之死，可与之生”。因此，就大战略的最主要基本原则而言，孔子与孙子的意见完全一致。
因为《论语》中有卫灵公问陈（阵）的记载，遂令后人对于孔子的军事知识表示怀疑。
卫灵公问陈于孔子。孔子对曰：“俎豆之事盖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明日遂行。 [ 注：《论语·卫灵公第十五》。 ]
孔子之所以作此语实乃有为而发。卫灵公为无“道”昏君，而且不度德量力，还想向外发动侵略。所以，孔子鄙其为人，才给一个软钉子让他碰。只要看“明日遂行”即可了解孔子的态度。孔子曾说，“有文事者必有武备” [ 注：《史记·孔子世家》。 ] ，可以暗示他本人是文武兼资。在春秋时代，所谓君子（贵族）都曾受过军事教育，孔子自然不可能不知兵。事实上，孔子在其对弟子施教时更曾把军事列为课程。《史记》有下述记载：
冉有为季氏帅师，与齐战克之。季康子曰：“子之于军旅，学之乎？性之乎？”冉有曰：“学之于孔子。” [ 注：《史记·孔子世家》。 ]
可以为证明。
孔子虽曾以军事知识教其弟子，但由于无记录可凭，我们还是无法知道其对于作战（用兵）层次的思想内容，所以，也就不能与孙子作比较。不过，就其对整个战争问题所持的基本态度而言，则又还是可以发现他与孙子是不谋而合。孔子对于战争采取非常慎重的态度，《论语》有云：“子之所慎：斋，战，疾。”可为证明 [ 注：《论语·述而第七》。 ] 。下述的记载则更具有深意：
子路曰：“子行三军则谁与？”子曰：“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 [ 注：同上书。 ]
仅凭这些证据，即可断言孔子的慎战好谋，实不亚于孙子。
甚至于还可以指出孔子思想中有一特点是孙子所不及，那就是他特别重视国防教育。他说：“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又说：“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 [ 注：《论语·子路第十三》。 ] 孙子虽然也重视部队的训练，但对于全面国防教育则未能像孔子这样的重视。
孔子还有两句常为人引述的话也值得较深入的分析。
1、孔子说：“毋欲速，毋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 [ 注：同上书。 ] 孔子所说的“无欲速”与孙子的“拙速”观念并不冲突，因为那是代表两个不同层次的思考。在大战略层次，有许多问题都是长期的，不可能求速效，例如上述的“教民七年”，此亦所谓“王道无近功”。而当战争已发生时，则又必须有如孙子所云，应力求拙速，而不可巧久。至于“无见小利”则与孙子的观念可以说是如出一辙。孙子所云“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实已暗中含有“毋见小利”的观念。
2、孔子又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 注：《论语·卫灵公第十五》。 ] 这可以显示孔子和孙子在其思想上是同样地具有前瞻（未来）导向。从表面上看来，孔子似乎比孙子还较深入一层，因为孙子仅强调“先知”，而孔子则更重视“远虑”。实际上，又并无太多差异：若不先知，则也无从远虑；反而言之，若不远虑，则也无须先知。所以，先知与远虑只是表示作业程序上的先后，二者实为一体。
概括言之，我们可以获得下述五点认知：（1）孙子与孔子在时代背景上相距颇近，所以他们的思想显示出同一趋势。（2）孙子与孔子在身世上也很相似。孔子本为宋人，移民到鲁国；孙子为齐人，流亡到吴国。他们都是由贵族变成平民。（3）他们的思想都与管仲有相当微妙的渊源。在《论语》中可以找到直接证据，在十三篇中虽无直接证据，但还是可以感觉到强烈的暗示。（4）孙子虽然重道（政治），但其书又以兵学（军事）为主要内容；相对地，孔子虽也知兵，但其言论的范围则远较广泛，对于战争问题只是偶然提及。（5）尽管有其一切的差异，但二人对“国之大事”的基本观念又大致相同。
最后，还有一个有趣的问题应该提出：他们在思想上是否有相互的影响。照时间来看，孙子晚于孔子，所以孔子自不可能受其影响。然则孙子是否曾受孔子的影响？至少也无明确证据，而照理说，也不太可能。因为孔子在其有生之日，甚或其死后不久，其思想的流传可能只限于狭小的范围（门弟子）和地区（鲁国），所以，孙子受其影响的机会也就自然不会太大，最多也只可能为间接的影响，而这也只能算是猜想。
孔子死后，其门弟子分别传授其学，于是孔门逐渐发展成为战国时代最大的学派。但儒家中能著书立说传于后世的人又并不多，孔子之后仅有孟荀二人而已。
孟子名轲，邹人，生于周烈王四年（公元前372），距孔子已在百年以上。荀子名况，赵人，亦称孙卿或荀卿（称卿者时人尊之也）。其生年大致为周顾王二十九年（公元前340），比孟子又晚了三十二年。孟荀虽俱传孔子之学，但由于背景环境之不同，在思想上也自有代沟之存在。现在先从孟子谈起。
孟子有“七篇”传世，虽不一定是其手著，但能代表其思想应无疑问。凡读《孟子》者一开始就会读到孟子见梁（魏）惠王：
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 [ 注：《孟子·梁惠王上》， ]
依照直觉可以立即发现孟子有两个主要观念：（1）何必言利；（2）仁义而已。这两点都曾引起很多辩论和误解。
孟子似乎有高度的反功利主义趋向，事实上，并非尽然。因为在他那个时代，所谓“国”者实乃国王的私产，梁惠王所说的“何以利吾国”只是指其私利而言，与全民的公利无关。这也是孟子所以不欲言利的理由。他并非不重视全民的公利，不过为了避免言利，所以才提出一个较积极的观念“仁义”来作为代替。
孟子在思想上代表儒家的正统，他主张行仁政，也就是民本政治。他认为民为邦本，为政必须得民心，决策必须尊民意。若能如此，则“虽欲无王，不可得也”。 [ 注：《孟子·离娄上》。 ] “仁政”就是“王道”，是一种崇高的政治理想，但从战略家的观点来看，则又未尝不是一种大战略。《孟子》书中虽很少言兵，但还是有若干片段足以显示他确有其战略思想，最值得注意的是下述的一段名言：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环而攻之而不胜。夫环而攻之，必有得天时者矣；然而不胜者，是天时不如地利也。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坚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甲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 [ 注：《孟子·公孙丑下》。 ]
这一段话显示出孟子对于战略不仅有相当深入的了解，而且还有其独到的见解，尤其是可以说他的思想非常接近孙子。他把权力因素分为三大类：天时，地利，人和。作了一番评估之后，其所获结论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然则又如何始能获致“人和”？其关键在于“道”之得失。何谓“道”，其得失又如何判断？孟子在其书中作了下述的分析：
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心。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 [ 注：《孟子·离娄上》。 ]
很容易明了孙子之“道”与孟子之“道”意义大致相同。孙子强调“令民与上同意”，似不无强制之意；孟子则主张顺从民意，而绝无勉强之意。因此，就理想而言，孟子似乎要比孙子较高一等。不过，孙子也说“上下同欲者胜”，足以显示他也同样重视民心的向背。
“仁政”又不可仅为空洞的理想，而必须有其具体的内容。当战国之世，“富国强兵”已为各国共同追求的目标，孟子虽未公开作富强之论，但其所提倡的政策若能持之以恒，则似乎也能达到同样的目标。孟子为孔子之徒，在思想上与其具有连贯性。他主张养民教民以厚植国力。他像孔子一样，不仅重视经济，而更重视教育：
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 [ 注：《孟子·尽心上》。 ]
这又可以证明其最后目的仍为民心。假使全民同心则其国必强。所以孟子虽不谈兵，但自信其仁政能产生巨大的防卫能力，甚至于“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利兵矣” [ 注：《孟子·梁惠王上》。 ] 。
孟子提倡仁义，自必反对战争。不过他所反对者为侵略性战争，至于仁义之师则又当别论。同时，他又相信若能行仁政，则也就无须战争。他说：“国君好仁，天下无敌焉。” [ 注：《孟子·尽心下》。 ] 这种论调虽不免言过其实，但也暗示他似乎像孙子一样，认为“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孟子以孔子传人自居，应算是儒家正统。他的战略思想就最高层面而言，大致纯正合理，而且与孙子吻合，虽不免比较理想化，又还是不可以迂阔视之。
假使说孟子代表儒家的正统，则荀子应该算是儒家的改革派。其所学虽出于儒家，但颇能创新而不受传统束缚。荀子治学远比孟子严谨，其言论理智多于感情，与孟子恰好相反。他具有科学精神，重视现实，其书中所呈现的战略思想不仅比较系统化，而且与孙子非常接近。
荀子以治乱之责归之于人力。他重视人为（伪），相信人可胜天。荀子的不信天、不信神，与孙子非常相似，在当时可以算是反传统的异端。他们都同样反对消极无为，而主张应采取合理有效的行动。所以，用西方的名词来表示，他们都是所谓积极主义者（postivist）。
人不能单独生存而必须有组织，所以荀子说：“人之生不能无群。” [ 注：《荀子·富国篇》。 ] 组织工作又应由谁负责，荀子说：“君者善群也。” [ 注：《荀子·王制篇》。 ] 荀子之“君”即孙子之“主”，《孙子》全书以“将”为核心，对于“主”所论不多，而荀子则对“君”的重要有很详尽的分析。他对于“君”之功能曾列举如下：
百姓之力待之而后功，百姓之群待之而后和，百姓之财待之而后聚，百姓之势待之而后安，百姓之寿待之而后长。 [ 注：《荀子·富国篇》。 ]
简言之，国家的兴衰在于政府，政府的核心则为君。荀子与孟子相似，强调人治重于法治。他认为“有乱君无乱国，有治人无治法” [ 注：《荀子·君道篇》。 ] 。
荀子虽尊重君权，但也主张民本政治，他指出“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 [ 注：《荀子·王制篇》。 ] 。所以君主欲巩固其地位则必须顺从民意，为民兴利除害。他说：
用国者，得百姓之力者富，得百姓之死者强，得百姓之誉者荣。三得者具而天下归之，三得者亡而天下去之。天下归之之谓王，天下去之之谓亡。 [ 注：《荀子·王霸篇》。 ]
他又提出严厉警告如下：
有社稷者而不能爱民，不能利民，而求民之亲己爱己，不可得也。民不亲不爱，而求其为己用，为己死，不可得也。民不为己用，不为己死，而求兵之劲，城之固，不可得也。 [ 注：《荀子·君道篇》。 ]
简言之，政府欲求富国强兵，长治久安，其关键在于爱民利民。在此种大战略领域中，儒家三子（孔、孟、荀）与孙子的基本观念几乎殊少差异，但荀子的分析似乎又比其他三子更深入透彻。
君之治国又必须有辅弼，那就是“相”。荀子之重“相”与孙子之重“将”虽层次不同，但用意则完全相同。事实上，大战略本是国事而非仅限于军事。我国古代伟人几乎都是文武兼备，出将入相。尤其是他曾引伊尹、太公、管仲为例，更令人感觉到并非偶然的巧合。
荀子是现实主义者，非常重视现实问题。其书中不仅有“富国”篇，而更有“议兵”篇。荀子对富国强兵所发表的意见不仅十分精彩，而且更有超越时代的趋势。其所言也并非仅限于这两篇，而且还散布其他各篇中。
孙子虽重视战争与经济之间的关系，但对于战略的平时经济基础则从未有所论列。这也是其不及荀子之处。萧公权先生对于荀子的经济思想曾作精辟的分析：荀子相信裕民政策能使物资生产大量增加，故富国之要诀不是降低需求，而是扩张供给。此种观点与近代西方资本主义颇为类似 [ 注：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联经，1982）上册，19页。 ] 。荀子曰：
足国之道，节用裕民，而藏其余。节用以礼，裕民以政。 [ 注：《荀子·富国篇》。 ]
他认为必须藏富于民，然后国家安全始有坚固基础，所以他说：
王者富民，霸者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亡国富筐箧，实府库。筐箧已富，府库已实，而百姓贫，夫是之为上溢而下漏。入不可以守，出不可以战，则倾覆灭亡可立而待也。 [ 注：《荀子·王制篇》。 ]
这一段话读后令人不禁有毛骨悚然之感，但同时令人不解的是以孙子之高明，为什么其书中却缺少这样的分析。
孟子因提倡仁政而不言兵，荀子态度则远较积极。他不仅“议兵”，而其议兵又常以仁义为本。他首先提出一个假想问题：“仁者爱人，义者循理，然则又何以兵为？”接着就作答如下：
彼仁者爱人，爱人故恶人之害也。义者循理，循理故恶人之乱也。彼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争夺也。 [ 注：《荀子·议兵篇》。 ]
换言之，荀子认为武力乃维持国际秩序的必要工具，用兵乃济仁义之穷。所以，他不但不反对必要时使用武力，并且还进一步研究用兵之道。荀子所提出的首要原则为善用兵者必先附其民，那与孙子所云“令民与上同意”几乎完全相同，其解释如下：
用兵攻战之本在乎壹民。弓矢不调则羿不能以中微，六马不和则造父不能以致远，士民不亲附，则汤武不能以必胜也。故善附民者是乃善用兵者也，故兵在乎善附民而已。 [ 注：《荀于·议兵篇》。 ]
除先附其民以外，荀子又提出其第二项原则，即为慎选将帅。他对于“将”的最高选择标准有如下述：“能慎行此六术，五权，三至，而处之以恭敬无圹（‘圹’即‘旷’，意为怠忽），夫是谓天下之将。” [ 注：同上书。 ] 对于其所创造的名词，也都有明确界定，足以显示其治学之严谨和分析的科学化。
制号政令，欲严以威。庆赏刑罚，欲必以信。处舍收藏，欲周以固。徒举进退，欲安以重，欲急以速。窥敌观变，欲潜以深，欲伍以参。遇敌决战，必道吾所明，无道吾所疑。夫是之谓六术。
无欲将而恶废，无急胜而忘败，无威内而轻外，无见其利而不顾其害。凡事虑欲孰而用财欲泰。夫是之谓五权。
所以不受命于主者有三：可杀而不可使处不完。可杀而不可使击不胜。可杀而不可使欺百姓。夫是之谓三至。
敬谋无圹，敬事无圹。敬吏无圹。敬众无圹，敬敌无圹。夫是之谓五无圹。 [ 注：《荀子·议兵篇》。 ]
由此可见荀子对于将道之重视绝不亚于孙子，而其分析的精密则甚至于有过于孙子。不过，若从其内容上来观察，又可以发现在其彼此之间有很多共同点。
在战争过程中，荀子要求严守仁义原则，不得残杀对方军民，不得掠夺对方财产。应恩威并用，发挥心理战功效，并尽量减少战争的损毁，以达到易胜速胜的目的。这样遂又能造成“得地而权弥重，兼人而兵愈强”的后果 [ 注：同上书。 ] ，也正是孙子所希望的“胜敌而益强”。
荀子是理性主义者，他深知用兵之害，并断言仅凭武力不能统一天下。他也是反侵略主义者，其立论不仅是基于道义，而更是基于利害。他像孙子和孔子一样，对于战争采取极慎重的态度。不过，他又认为国无分大小，都应自立自强，这又与孙子所谓“信己之私”的观念完全一致。
荀子把战争分为三级：
王夺之人，霸夺之与，疆夺之地。夺之人者臣诸侯，夺之与者友诸侯，夺之地者敌诸侯。臣诸侯者王，友诸侯者霸，敌诸侯者危。 [ 注：《荀子·王制篇》。 ]
此与孙子所谓“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下攻城”有异曲同工之妙。荀子的最高理想为以德服人，认为用王道来争夺人心实为上策。因此，他说：
仁眇天下，义眇天下，威眇天下。仁眇天下，故天下莫不亲也。义眇天下，故天下莫不贵也。威眇天下，故天下莫敢敌也。以不敢之威，辅服人之道，故不战而胜，不攻而得，甲兵不劳而天下服。 [ 注：同上书。 ]
此与孙子所云“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又有何差异？
总结言之，荀子实可谓儒家中的孙子，其战略思想之精深可与孙子并驾齐驱。然则荀子是否曾受孙子的影响，这个问题的答案似乎是肯定的。至少有证据显示荀子曾经读过《孙子》并给予以高度的评价。他说：
兵之所贵者势利也，所行者变诈也。善用兵者，感忽悠暗，莫知其所以出，孙吴用之，无敌于天下。 [ 注：《荀子·议兵篇》。 ]
从孟荀二子的著作中可以发现战国时代的儒家有其战略思想，而那又是发源于孔子，并且在大战略层面上是与孙子的思想相当接近。
二、墨家
先秦诸子中，墨家是地位仅次于儒家的大学派，其宗师和代表人为墨子。墨子名翟，鲁人，其生平事迹已不太可考，其生卒之年也无从确知，今人则多信墨子之时代后于孔子而前于孟子，因此，他应似乎和孙子的时代相当接近 [ 注：钱穆：《先秦诸子系年考辨》推断墨子生年为公元前490年，卒年为公元前403年。 ] 。据《墨子》中“公输”，“备城门”等篇所记，墨子为一擅长机械的工程师，他不仅长于科技，而且也善于组织，所以能组成别具一格的学（教）派，并发展成为强大的势力。墨家的著作除现存的《墨子》五十三篇以外，余均散佚。现存各篇又均为后学所追述或编撰，并非墨子自著，与儒家的《论语》类似，而内容的繁杂则有过之而无不及。尽管如此，书中内容还是可以显示墨子思想的梗概。令人惊异的是，若从战略观点来看，可以发现《墨子》书中确实蕴藏着一套完整的大战略思想。过去研究墨学的人似乎都不曾注意。
墨家思想的中心观念即为“兼爱”。墨子生当春秋战国之交，列国攻伐日益频繁，人民痛苦不堪。墨子怀悲天悯人之心，认为一切祸乱之源皆由于人之自私，所以根本解决之道即为能使人类不自私而彼此互相亲爱。墨子又深知人之好利实乃本性，自私的目的即为求利。因此，他遂进一步指出自私不仅不利而更有害。必须“兼相爱”，始能“交相利”，换言之，从利害的观点来看，兼爱与交利之间实有一种不可分的互赖关系存在。欲求交相利，则必须兼相爱。不兼爱而相互斗争，其结果必然为大家都不利。于是墨子的基本假定即为：如能设法说服世人了解兼爱交利之间的因果关系，则天下即可太平矣。
墨子的全部思想都是以兼爱观念为其核心。用现代名词来表示，他是国际主义者（internationalist），也是理想主义者（idealist）。其最终目的为建立互赖互利的国际秩序。果能如此，则国与国之间自不会有战争发生。
视人国若己国，谁攻？故诸侯之相攻国者无有。若使天下兼相爱，国与国不攻，则天下治。 [ 注：《墨子·兼爱上》。 ]
萧公权先生认为《墨子》一书中共有六大基本观念：（1）兼爱交利，（2）尚同，（3）天志明鬼，（4）尚贤，（5）节用，（6）非攻 [ 注：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上册，第四章。 ] 。除“兼爱交利”为其核心目标以外，其余五者则均可视为达到此一目标的手段。“尚同”的意义即为统一思想。墨子以一介平民，如何能统一思想，使人信服其理念？他所想到的为利用宗教，此即所谓“天志”和“明鬼”。人对天意（志）必须服从，而鬼神能为祸福，也是世人所畏惧。又因为墨子是以平民为主要说教对象，所以神道设教更是有其必要。于是墨家又变成一种教派，而不仅是单纯的学派。宗教精神足以巩固墨家的团结，并增强其不畏牺牲的勇气，这也构成墨家的最大特点。
以上三点都是偏重理论方面，但墨家又并非不重视现实问题。后三点可以代表墨子在政治、经济、军事三方面的主要观念。墨子提倡贤能政治，他简单地指出：“尚贤为政之本。”换言之，若无人才，则一切理想均属空谈。如何能获致人才，对人才又应如何任用，墨子有其非常合理的意见：
故古者圣王之为政，列德而尚贤，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之以令。曰：爵位不高则民弗敬，蓄禄不厚则民不信，政令不断则民不畏。举三者授之贤者，非为贤赐也，欲其事之成。 [ 注：《墨子·尚贤上》。 ]
简言之，对人才应破格选拔，不受出身限制，尤其应厚其待遇，重其职权，始能使政治发挥高度效率。
墨子尚俭，其在经济领域中的主要建议即为“节用”。节用的直接目的为充裕民生，而最终目的则为实现兼爱交利。墨子认为节流即等于开源，若能减少无益的消费，则也无须增加生产，而更无须向外扩张。其所提倡的经济政策完全不考虑富国乃强兵基础的流行观念，在其时代中实为一大特色。他希望凭借牺牲奉献的宗教精神，来劝诱各国政府和人民都安于艰苦节俭的生活。他认为这样也可以消除侵略扩张的野心，而共同走向兼爱互利的途径。
最后，墨子在军事领域中所提倡的观念为“非攻”，这与“兼爱”首尾相应，同为其思想核心，也构成其大战略思想体系的总结。萧公权先生曾作评论如下：
吾人顷谓墨子节用之失，在徒有足民之心，而未究生财之道。至其非攻，则于鲜明之理论外，复具有防御战争的优美技术。故究实际上之价值而言，墨学之精无逾此者。 [ 注：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上册，第四章，156页。 ]
简言之，“非攻”实为墨子思想的精华，若无“非攻”则《墨子》全书也就不过只是不切实际的宗教宣传而已。
墨子言“非攻”，孙子言“谋攻”，从表面上来看，他们两人的思想似乎恰好相反。但实际上并非如此简单，必须作较深入的比较分析，然后始能明辨二子之异同。
就根本而言，他们的思想都是以利害的考虑为基础。孙子认为国家在国际社会中必须采取行动以追求或增进其国家利益，而战争则为此种行动中之一种。因此，国家基于求利的考虑，有时必须发动战争，采取攻势，这也就是必须谋攻的理由。所以，孙子说：“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采取这样的想法，当然又是在内心中承认战争的结果可能有利，至少并非完全有害。
墨子“非攻”的“攻”应作较广义的解释，其意义不仅为军事性的攻击行动，而更包括所有一切的侵略行为在内。换言之，他的基本理念为人类应和平共存，不应有侵略的意图。墨子的理论也和孙子一样，是以利害考虑为基础。他反复辩论，阐明“攻”之不利，所以，他所采取的思考途径完全是战略途径（strategic approach），但所获结论则与孙子不同。墨子分五点来作利害的分析：
1、战争对双方俱不利：“所攻者不利，而攻者亦不利，是两不利也。” [ 注：《墨子·公孟》。 ] 其故安在？因为战争无分胜负，都必须付出巨大成本。虽然获胜仍可能得不偿失，“计其所自胜，无所可用也；计其所得，反不如丧者之多”。 [ 注：《墨子·非攻中》。 ] 此种“两不利”的观念实为一种超时代的创见。
2、当时地广人稀，常感劳动力不足。把宝贵人力用于扩张国土的侵略战争实属不智。墨子说：“土地者所有余也，王民者所不足也。今尽王民之死，严上下之患，以争虚城，则是弃所不足而重有余也。” [ 注：同上书。 ] 尤其是他认为只要能节约消费则土地就无异于增加一半，所以更无开疆辟土之必要。
3、战争也许能满足执政者的虚荣心，但结果则为劳民伤财。墨子用了一个非常幽默的比喻：“大国之攻小国，譬犹童子之为马。童子之为马，足用而劳。” [ 注：《墨子·耕柱》。 ] 童子骑竹马，自以为享受骑马之乐，殊不知劳动的是自己的脚。大国之攻小国所能获得的满足亦复如此。
4、侵略者也许能一时得逞，但最后还是难逃败亡。墨子指出：“吴以阖闾夫差之好战而天下莫强，乃卒不免灭于勾践。晋之智伯势冠六军，兼并为务，而终败于三家。” [ 注：《墨子·非攻中）。 ] 此皆前车之鉴，足为攻伐两不利之明证。
5、最后，就宗教意识而言，攻之不利又非仅限于君主，而且上不利于天，中不利于鬼，下不利于人。所以，侵略的结果是天怒人怨，害莫大焉。这当然也凸显了墨家的宗教性质。
孙墨两子的战略思想可谓同异参半。他们都同以利害考虑为基础，但对于战争之利害则有不同的判断。孙子说：“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换言之，孙子虽主张慎战，企图不战，但并不认为战争绝对有害无利。墨子则确认侵略性战争绝对有害无益。不过，墨子所反对者又仅为侵略性战争，而并非所有一切战争。他甚至于指出：“昔者，禹征有苗，汤伐桀，武王伐纣……非所谓攻，谓诛也。” [ 注：《墨子·非攻下）。 ] “诛”与“攻”为两种不同的战争类型，前者为义战，而后者为不义战。墨子仅只非攻而并不非战。墨子认为战争有“诛”与“攻”之不同，而孙子则似乎从未考虑战争就性质而言，有分类之必要。所以，墨子思想与荀子很接近，比之孙子则似乎境界略高。
墨子虽是理想主义者，但并不缺乏现实感，他认为欲阻止大国的进攻，则小国必须善守。这也正是现代战略中的“吓阻”（deterrence）观念。若能使侵略者明知其行动得不偿失，即能产生吓阻作用。此种守势战略又非仅限于军事，而且也把外交、内政、经济等非军事因素都包括在内，所以实为一种大战略。其弟子禽滑厘问守小国，墨子告以：“我城池修，守器具，堆粟足，上下相亲，又得四邻诸侯之救，此其所以恃也。” [ 注：《墨子·备城门》。 ]
孙子也同样强调守势的重要和功效。他说：“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能为不可胜……不可胜者守也……守则有余，攻则不足。”不过，孙子又非以自保为满足，他还想求胜，换言之，他认为守只是一种预备步骤，最后必须转守为攻，始能全胜。这也是他与墨子的重大差异。孙子始终在谋攻，而墨子则根本非攻。
墨子最重视“备”，他说：
备者国之重也，食者国之宝也，兵者国之爪也，城者所以自守也……是故食无备粟，不可以待凶饥；库无备兵，虽有义不能征无义；城郭不备全，不可以自守；心无备虑，不可以应卒。 [ 注：《墨子·七患》。 ]
简言之，国家必须提高警觉，保持战备，始能免遭奇袭，使侵略者不敢轻举妄动。所以，墨子又说：“凡大国之所以不攻小国者，委积多，城郭修，上下调和，是故大国不耆攻之。” [ 注：《墨子·节葬下》 ]
有备无患本是战略家的共识，孙子也说：“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因此，至少就这一点而言，孙墨两子的意见是完全一致。
尤其令人敬佩者是墨子不仅坐而言，还更能起而行。他深知必须有充分的防御能力始能吓阻侵略，所以他亲自教导其门徒研究防御战术，研发守城技术（装备），并且把他们组成一支精锐的特种部队，能够实际从事守城的战斗。于是墨家由学派、教派，而摇身一变成为武装团体，能以实力贯彻其主张。
墨子救宋的故事，真伪虽不可考，但《墨子》一书中（“公输”）则有很详细的记录。如果属实，则不仅可以暗示当时军事技术已有相当高度的发展，而且甚至于已经知道用兵棋（war game）来模拟战况。《墨子》五十三篇中在“备城门”以下的十一篇都是论述战争中的实际防御问题，后世总称之为“城守诸篇”。据学者考证，大致都是伪托之作，但能代表墨家思想遗产则又毫无疑问。
由此遂引到一个非常有趣味的比较：在孙子的时代，城塞的建筑即已很普遍，而攻守战技也已开始发展。依照孙子的描述，可知攻城是一种极艰苦的战斗，孙子对它非常厌恶，所以才会说“其下攻城”。很明显，孙子是希望尽量避免攻城。墨子比孙子较晚，到他的时代，战争的形态又有改变，而攻城战的避免也就更困难。所以，墨子的想法也就比孙子较积极，他认为如能增强守城的能力，即无异于减弱攻城的能力。若能使侵略者自知攻城不易成功，则非攻的目的也就自能达到。基于以上的分析，即可显示任何思想家都必然受到其时代背景的影响。
三、道家
“道家”这个名词始于《汉书·艺文志》。司马谈（司马迁之父）称其为道德家，道家即为道德家之简称。道家以老子为原始，战国时已为显学，留传的书有《老子》、《庄子》、《列子》等，但可作为道家思想代表者则又只有《老子》一书。诚如萧公权先生所云：“先秦思想大家事迹之最难考见者殆无过老子与庄生，而二者之中，老子为尤甚。” [ 注：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上册，173页。 ] 老子何许人也？其书成于何时？曾引起无穷的争论。有人认为老子在孔子之前，有人认为老子在孟子之后。现在依照钱穆和冯友兰两先生之意见，假定其书为战国时代产品，至于其人其事则不拟深究 [ 注：钱穆认为老子时代大致为公元前365－公元前290,冯友兰则谓“老子之学盖就杨朱之学更进一层”。分别见《先秦诸子系年考辨》及《中国哲学史》。 ] 。
道家本身固已疑问颇多，而道家与兵家的关系则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人认为兵家之言多出于老子，但也有人相信老子的思想来源可能与兵家有关。前者例如萨孟武 [ 注：萨孟武：《中国政治思想史》（三民，1984年四版），71、76、79页。 ] ，后者例如李泽厚 [ 注：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华京文化事业公司），73页。 ] 。这虽然是很有趣的问题，但又不是本书所拟分析的主题。我们的主题仅为《孙子》与《老子》（道家代表作）之间的比较研究。
《老子》全部思想中有两大基本观念，一曰“无”，二曰“反”。无乃道之体，反乃道之用。所以，无比反更较重要。用现代语来说明，老子是所谓自然主义者（naturalist），相信自然之道就是“无为”，所以，他说：“圣人为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 [ 注：《老子》第二章。 ] 如何能实现无为而治的理想，老子认为必须使民无知无欲，所以他提倡愚民政策。其逻辑为无知则无欲，无欲则无争。他说：
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 [ 注：《老子》第六十五章。 ]
此种“无”的观念实为道家思想的核心。战国时代，列国诸侯均欲富国强兵，大有为于天下，结果导致战祸频繁，民不聊生，所以才会引起思想反弹而产生此种偏激言论。老子不仅提倡无知无为，而且也具有强烈的反智趋向，所以在其思想中不可能有所谓“战略”观念之存在，因为一切战略理论的基础就是“知”和“智”，而一切战略的本质即为行动（action），也就是有为而非无为。如果真正无知无为，则整个世界都会冻结，则自无国际关系和战略思考之可言。老子的理论几乎全是幻想，他不仅是虚无主义者（nihilist），而更是乌托邦主义者（utopianist）。有人以为孙子五事中以道为首，就以为孙子思想出于道家，事实上，孙子之道有其特定意义，并非老子之道。
老子的另一基本观念就是“反”，他认为宇宙中一切现象都有正反两面，用哲学名词来说，即所谓“二元论”。从这个观点上来看，老子与孙子的思想似乎有相同的哲学基础，但若仔细分析，则又可以发现其间仍有重大差异存在。老子的二元论并非纯正的二元论，因为在二元论中，所有对立观念都是一律平等，而并无强弱优劣之分。但老子对不同的观念则有主观的好恶。他经常强调某一观念所代表者为“反”，而那也就是他所欣赏和主张的观念。例如柔弱胜刚强的观念。孙子的二元论是真正的二元论，他对于攻守、奇正、虚实并无任何偏好。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差异，但过去比较孙老思想的人似乎很少注意这一点。
有很多人引用两书中的辞句来比较，并认为那代表相同的思想，或至少是有密切的关系。例如老子说：
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是无以易之。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 [ 注：《老子》第七十八章。 ]
于是就有人认为这与《孙子》一书中所云“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势也”和“兵形象水”等语有所暗合。此种看法实乃误解。孙子说得很清楚，激水之所以能漂石是由于势，而并非意味着水的本性能胜坚强；至于“兵形象水”只是一种譬喻，与柔能克刚毫无关系。在《孙子》全书中只有一次提到“刚柔”，那是在“九地”篇：“刚柔皆得地之理也。”此处所谓刚柔是指地理有刚柔之分，刚即艰险之地，柔即平易之地，与老子所言可谓风马牛不相及。
总结言之，在基本观念上，道家思想中根本不可能有战略之存在，至于孙子与老子则完全处于对立的地位。孙子提倡先知善战，老子提倡无知无为，真乃如冰炭之不相容。尽管如此，《老子》之书虽仅五千言，内容却非常复杂微妙，对于后世言兵者的确曾有相当影响，则又为事实。但我们并不能因此而就认为兵家之言多出于老子，而更不能确信孙老之间有其思想上的渊源。
四、法家
就学派成立先后而言，法家居四家之殿。《管子》虽含有法家思想，但内容驳杂，且系伪书，不能作为开宗之代表，严格地说，论述法家思想，必须以商韩为主。商鞅卫国人，以客卿身份在秦国为相，以实现其改革（变法）理想。今所存的《商君书》虽可能非其自撰，但大致仍能代表他的思想。韩非韩国人，与李斯同为荀卿弟子，终身坎坷，为先秦诸子中最不幸者。今本《韩非子》是否全为其手著亦有疑问，不过大体要算是完整可信。
概括言之，儒、墨、道三家对于战争都是采取否定的态度。道家反对一切战争，儒家和墨家则反对侵略战争；墨子非攻而善守，荀子则认为兵可济仁义之穷。但总结言之，他们都是和平主义者，只同意用武力自卫或反侵略，即所谓义战；而绝对反对用武力来从事侵略或扩张。法家最为晚出，其思想固然曾受到先进诸家的影响，但也自有其特点，并形成对他家思想的反弹。法家不但不反对战争，而且提倡战争；不但不反对扩张，而且鼓励扩张；不但不反对暴力，而且崇尚暴力。所以可谓一反旧有的传统而独树一帜。
这又与时代背景有关。从春秋到战国，周天子的尊严早已丧失无余。诸侯割据，攻战不休，旧秩序已荡然无存，所以除非另建新秩序，否则天下将永无太平之日。但新秩序的建立又已不可能依赖和平手段，儒、墨、道三家的理想都已由事实证明其不可能实现。因此，惟一的途径即为使用武力。所以，法家遂有其独特的大战略构想：选择某一国家来作为权力基地（power base），然后凭借其武力来统一天下。
既然必须发动战争始能统一天下，所以法家只有惟一的国家目标，即为富国强兵。在古代农业社会中，富国必须重农，而强兵则又必须习战，所以，法家宗师商鞅治秦时遂以“农战”为其政策的核心。在《商君书》中曾有一再强调“农战”的语句：“国之所以与者农战也”，“国待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故圣人之为国也，人令民为属农，出令民以计战”。 [ 注：《商君书·农战·立本·算地》等篇。 ]
要使人民无条件接受此种政策，法家所采取的手段有三：（1）诱之以利，“边利尽归于兵，市利尽归于农”；（2）实行愚民政策，“民不贵学则愚，愚则无外交，无外交则国勉农而不偷”；（3）严刑峻罚，“昔之能制天下者，必先制其民也，能胜强敌者，必先胜其民者也，故胜民之本在制民”。 [ 注：《商君书·外内·垦令·画策》等篇。 ] 就上述各点来看，法家思想与孙子所谓“道者令民与上同意”实颇类似，不过其对于“令”字的强制性则又比孙子更较增强。法家之提倡愚民政策明显地受到道家的影响，这又与秦国的国情有关，秦是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民智本来就较低，所以商鞅才会主张“成大功者不谋于众” [ 注：《商君书·更法篇》。 ] 。
韩非为法家之殿，其学实集前人之大成。商韩之间相距百年，在思想上仍一脉相传，尤其是其战略思想几乎完全因袭商鞅的旧说，而并无大多新意。不过，商鞅有强烈的反智趋势，韩非则不仅重视智能，而且还尊重专家。他虽然反对学术自由，但又并不主张采取愚民政策，而只是主张“以法为教，以吏为师” [ 注：《商君书·五蠹》。 ] 。
在中国战略思想史中，法家居于不太重要的地位，除“农战”以外，几乎无其他观念值得评述。尤其是他们也不重视兵学的研究，甚至于还认为理论研究对国防建设有负作用。连韩非也说：“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而兵愈弱。言战者多，被甲者少也。” [ 注：《韩非子·五蠹》。 ]
不过韩非书中有“亡征”一篇，从战略的观点来看，要算是一种创见，并且更足以发人深省。韩非认为“木之折也必通蠹，墙之坏也必通隙”，所以国家将亡也必先有征兆，此之谓“亡征”。于是他列举了四十七种不同的征兆加以详细分析，并说明其所以可能导致败亡的理由 [ 注：《韩非子·亡征》。 ] 。当然，其所分析的内容有许多到今天已经不再有意义，但值得称赞的则为他的远见。所谓“失败”（failure）的研究是在最近才受到西方战略学界的重视，第一本剖析战争失败的书1990年出版于美国 [ 注：Eliot A．Cohen and John Gooch，Military Mistortare：The Anatomy of Failure in War（FreePress，1990）． ] 。我国的战略家，包括孙子在内，大致都是只知求胜，而未尝注意如何避免失败的问题，因此，韩非能有见及此，实应予以高度的肯定。
如果把儒、墨、道、法四家思想作一综合比较，即可以发现孙子与儒家最为接近。孙子与孔子时代差距很小，他们都是春秋时代学术思想的末代传人，而且也可能有若干共同的来源。荀子晚于孙子，他是儒家大师中对战略最有研究的一人，他也的确曾受孙子的影响。墨子从表面看似乎与孙子思想对立，实际上，他们只是用不同的观点看同一问题。墨子有其完整战略思想体系，他与儒家，尤其是荀子，也很相似。严格说来，道家毫无战略思想之可言，至少孙子与老子是毫无关系，至于后世兵家曾受道家影响则另当别论。法家最为晚出，虽崇尚暴力，提倡战争，但除“农战”之外，对于战思想几乎缺乏任何深入的研究，也不曾受到孙子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