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与先秦兵书·第十五
作者：钮先钟·中国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前章曾言及法家好战而不喜言兵，此种现象又应如何解释？法家之不喜言兵似与战国后期社会形态的演变有关。中国古代，社会的核心为贵族，他们是精英分子（君子），不仅垄断一切权力，而且也垄断一切知识。他们都是通才，文武不分，出将入相都由他们包办。到春秋后期，此种垄断才逐渐被打破，所谓诸子百家之兴起即为其后果。不过新的平民学者所采取的治学途径还是跟着传统走，所以，他们也还是通才而并非专家，尤其是仍然文武兼资。但到战国时，文明程度日益进步，于是专精化的趋势也随之而发展。文武之学遂逐渐分离，由于有专业化的兵家出现，所以其他学派也就开始不再以兵学研究为己任。晚出的法家之所以不言兵，很可能就是受到此种专业化趋势的影响。
事实上，由于战争的频繁，兵书的著作也自然会受到刺激而增多。韩非所云：“今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即可证明兵书在战国末期已非常畅销。经过秦始皇的焚书，加上秦楚之际的战乱，许多古籍都可能散逸。但到西汉初，汉宫所存兵书竹简仍堆积如山。汉高祖、武帝、成帝三朝中，对于先秦兵书曾先后作三次整理，其最后结果被纳入《汉书·艺文志》，而成为我国现存最早的兵书目录，共为五十三家，七百九十篇 [ 注：钮先钟：《中国战略思想史》，180页。 ] 。
由此可知到西汉时，先秦兵书的存留数量仍相当可观。但到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正式颁定《武经七书》时，其中可以断定为先秦遗物者则不过下列五种而已：《孙子》、《吴子》、《司马法》、《尉缭子》、《六韬》。严格说来，此乃今日硕果仅存的先秦兵书。此外，尚可勉强列入者则为最近在出土的《孙膑兵法》残简，以及颇有疑问的《阴符经》。
本篇之主题为《孙子》，那些幸存的先秦兵书中又有何者可与孙子比较？严格说来，只有三种有资格，即为《吴子》、《尉缭子》、《六韬》，其他的书不是内容过分残缺，就是思想近于庞杂，所以，不应列入讨论范围。
一、吴子
在我国传统兵学领域中，孙吴居于互相伯仲的地位，学者往往孙吴并称，但事实上，他们之间有很多差异，值得较深入分析。
孙子的身世还是一个谜，但吴起的事功不仅《史记》有较翔实的记载，而且后世也几乎无人表示怀疑。《孙子》是一本相当完整的书，其思想也能构成体系。今天传留的《吴子》则不仅不完整，而且也缺乏有系统的思想，甚至于更可断言不是吴起所手著。
《汉书·艺文志》所著录为吴起四十八篇，但《武经七书》中的《吴子》则仅有六篇。二者在篇数上的差异实在太大，因此，可以断言今存的《吴子》即令不是伪书，最多也只是一部残书。其六篇各有主题，但彼此间则几毫无连系。以体裁而言，它是一本谈话记录，记录者也许为幕僚或门人，但也可能为后人假托成书。所以，其价值实不如《孙子》远甚。尽管如此，其中还是有若干值得重视的战略观念不仅有其特殊意义，而且也足以与《孙子》相比较。甚至于可以说，有些观念不仅与《孙子》非常接近，而且更有超越的趋势。
孙子从未讨论战争的性质，也很少触及政治与军事的关系，吴子则在这两方面有其独特之见。也许可以说吴子是我国古代的若米尼，他的书与《战争艺术》第一章颇为相似：
吴子曰：凡兵之以起者有五。一曰争名，二曰争利，三曰积德恶（怨），四曰内乱，五曰因饥，其名又有五。一曰义兵，二曰强兵，三曰刚兵，四曰暴兵，五曰逆兵。禁暴救乱曰义，恃众以伐曰强，因怒兴师曰刚，弃礼贪利曰暴，国乱人疲，举事动众曰逆。五者之数，各有其道；义必以礼服，强必以谦服，则必以辞服，暴必以诈服，逆必以权服。 [ 注：《吴子·图国》。 ]
这是一篇简明扼要的“战争论”，首先分析战争的起因，其次为战争定名，分为五类并界定每类的性质。最后概述应付每类战争之道。此种战争性质的探讨，在古代实属难能可贵。
吴起重视政治与军事的关系，并认为对二者必须作总体性的考虑而不可有所偏重。他初见魏文侯时，即提出“内修文德，外治武备” [ 注：《吴子·图国》。 ] 的总体战略观念。其书第一篇名“图国”，图国即谋国，所以可以证明其思想并非限于军事层面，而早已升到大战略层面。如何图国？他概括指出，“昔之图国家者必先教百姓而亲万民” [ 注：同上书。 ] ，足以显示其所学出于儒家，像孔子一样，非常重视教育。他说：“凡制国治军必教之以礼，励之以义，使有耻也。夫人有耻在大足以战，在小足以守矣。” [ 注：同上书。 ]
亲民教民的目的为培养向心力，吴子称之为“和”，他指出：
有四不和：不和于国不可以出军，不和于军不可以出陈，不和于陈不可以进战，不和于战不可以决胜。是以有道之主将用其民，先和而造人事。不敢信其私谋，必告于祖庙，启于元龟，参之天时，告乃后举。民知君之爱其命，惜其死若此之至，而与之临难则士以尽死为荣，退生为辱矣。 [ 注：同上书。 ]
非常明显，吴子所谓“和”与孙子所谓“道”在目的和作用上完全一致。吴子虽主张“启于元龟，参之天时”，并非表示他迷信鬼神，而只是向人民表示政府对战争的态度十分慎重。
吴子的慎战不仅代表儒家的传统，而且与孙子如出一辙。他更指出胜利含有内在的危险，甚至于足以导致亡国的后果：
战胜易，守胜难。故曰天下战国五胜者祸，四胜者弊，三胜者霸，二胜者王，一胜者帝。是以数胜得天下者稀，以亡者众。 [ 注：《吴子·图国》。 ]
此种警告在战国时代对于好战者而言，真好像晨钟暮鼓，足以发人深省。尤其是与孙子在“火攻”篇中所云，“夫战胜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命曰费留”之语可以互相印证。
《吴子》第二篇名为“料敌”，也就是对敌情的研究判断。篇中有一基本观念最值得重视：“夫安国家之道，先戒为宝。” [ 注：《吴子·料敌》。 ] 吴子所提出的“先戒”与孙子所提出的“先知”可谓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欲求先戒，则必须先知。若不能知则又如何能戒。反而言之，先知的目的即为知所应戒，假使知而不戒，则即令能先知又有何用？
《吴子》第三篇名为“治兵”，其重点是“治”字。魏武侯问曰：“兵何以为胜？”起对曰：
以治为胜。又问曰，不在众寡？对曰：若法令不明，赏罚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进，虽有百万何益？ [ 注：《吴子·治兵》。 ]
吴子是精兵主义者，在其书中曾一再强调素质的重要。如何始能提高部队的素质？他的答案是“教戒为先”。他认为数量并非决定因素，真正的决定因素为“治”，治的意义就是组织。他说：
所谓治者，居则有礼，动则有威，进则不可当，退则不可追，前却有节，左右应麾，……投之所往，天下莫当，名曰父子之兵。 [ 注：同上书。 ]
基于以上的描述，可知吴子所想像的兵力能适应各种不同环境，有高度有效的控制，并且永保团结，不会溃散。孙子虽也重视素质和组织，但并不像吴子这样强调这两种因素。反之，孙子则始终认为数量优势为决定因素。因此，他们在治兵方面的观点至少是有程度上的差异。至于用兵方面，吴子也像孙子一样强调速决，其所言甚至于比孙子还更有力：
凡兵战之场，立尸之地，必死则生，幸生则死。其善将者如坐漏船之中，伏烧房之下，使智者不及怒，受敌可也。故曰：用兵之害，犹豫最大，三军之灾，生于狐疑。 [ 注：《吴子·治兵》。 ]
这一段话真是千古名言，甚至于在《孙子》一书中也都找不到类似的话。
吴子第四篇为“论将”，其意见不仅可与孙子比较，而更能提供新的启示。吴子说：
夫总文武者，军之将也，兼刚柔者，兵之事也。凡人论将，常观于勇，勇之于将乃数分之一耳。夫勇者必轻合，轻合而不知，未可也。故将之所慎者五：一曰理，二曰备，三曰果，四曰戒，五曰约。理者治众如治寡，备者出门如见敌，果者临敌不怀生，戒者虽克如始战，约者法令省而不烦。 [ 注：《吴子·论将》。 ]
孙吴二子论将，观点大致相似，尤其是他们都不过分强调“勇”之重要。吴子更明确指出，“勇”只是几种必要因素中之一种而已。另一方面，吴子又列举五点，认为那是将之所慎。用现代语来说，理就是管理，备就是战备，果就是果敢，戒就是警戒，约就是简单。这是他所独创的一套原则，非常有系统而富有实用价值。若与孙子所云“智、信、仁、勇、严”相配合，则孙子所言为体，吴子所言为用。彼此互动，相得益彰，诚可谓将道之精华。
《吴子》现存者还有两篇，分别名为：“应变”和“励士”。其内容属于战术及训练等较低层次，在此也就不必赘述。综观现存的《吴子》，可以发现其主要思想与孙子实颇接近，甚至于还有若干创见和名言，不仅能够媲美孙子，而且还有过之无不及。但其究竟是一部残书，在结构和体系上也就自然不能与《孙子》比拟。吴子晚于孙子，其思想是否曾受孙子影响，在其书中找不到任何证据。不过，此种可能性的确存在，甚至于几率也颇高。
二、尉缭子
《尉缭子》为《武经七书》中之一种，但其来历模糊不清，含有很多疑问，作者的身世时代都无定论。据最近的考证，似乎可以认定为战国末期作品。现存的《尉缭子》共分五卷二十四篇，要算是篇幅很长的古书（约九千余字）。其范围相当广泛，从大战略以至于小战术无所不包。全书编排尚属合理，但不像《孙子》那样构成完整的体系，各篇之间也缺乏逻辑上的必要关系。简言之，书中固有相当丰富的战略思想，但不免于杂乱。《尉缭子》大致可代表战国末期的战略思想，书中也确有若干值得重视的特殊观念，不过大部分所讨论者都是层次较低的问题。因此，我们只是逐篇说明其概括内容，并提出其值得重视的部分。
“天官第一”。此篇引述史例来说明“天官时日，不若人事”，并假黄帝之口作结论：“先神先鬼，先稽我智，谓之天时，人事而已。”此种重人智，不迷信的态度与孙子相同，代表兵家的正统。同时也可证明该书为战国末期产品。因为那时阴阳家的势力已十分强大，对兵学产生严重冲击，尉缭的反阴阳有如孟子之拒杨墨，那是正统对异端所采取的反制行动。
“兵谈第二”。以论建军建国之道为主题，认为必须在国内完成准备，始可向外发展：
土广而任则国富，民众而治则国治。富治者，民不发轫，车不暴出，而威制天下，故曰：兵胜于朝廷。不暴甲而胜者主胜也，陈而胜者将将也。兵起非可以忿也，见胜则与，不见胜则止。
除提出“富治”观念之外，其他的观念几乎完全是出于孙子，包括“不战而屈人之兵”，“胜兵先胜而后求战”，“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在内。
“制谈第三”。篇首说明兵制之重要：“凡兵制必先定，制先定则士不乱，士不乱则刑乃明。”不过，更值得注意的是：“修吾号令，明吾刑赏，使天下非农无所得食，非战无所得爵，使民扬臂争出农战而天下无敌矣。”先秦兵书明白提出“农战”观念者只有《尉缭子》一书，可以显示其受法家影响颇大。
“战威第四”。这是最重要的一篇，含有创造性的新观念：
凡兵有以道胜，有以威胜，有以力胜。讲武料敌，使敌之气失而师散，虽形全面不为之用，此道胜也。审法制，明赏罚，便器用，使民有必战之心，此威胜也。破军杀将，乘闉发机，溃众夺地，成功乃返，此力胜也。
虽然所谓“道胜”、“威胜”、“力胜”实乃孙子“伐谋”、“伐交”、“伐兵”的延伸，但名词又还是尉缭所首创。至于如何始能三胜，其结论为：
举贤任能，不时日而事利，明法审令，不卜筮而事吉，贵功养劳，不祷祠而得福。又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圣人所贵人事而已。
尉缭不仅重申其不信天命的态度，而更表现其与儒家的渊源，甚至于还引述孟子之原文。
“攻权第五”。本篇综论攻击。首先强调集中原则：“兵以静胜，国以专胜，力分者弱，心疑者背。”其次重视事前计划，不求幸胜：“战不必胜不可以言战，攻不必拔不可以言攻。”所以，必须“权敌审将而后举兵”。
“守权第六”。论述守城之法，纯属战术层面。
“十二陵第七”。综述治军处事的基本原则，近似教条，正反各十二条。
“武议第八”。这一篇有两点值得注意：（1）“兵者所以除暴乱禁不义也”，完全是儒家思想，与荀子接近。（2）“胜兵似水，夫水柔弱者也，然所触丘陵必为之崩，无异也，性专而触诚也”，这与孙子“兵形象水”无关，几乎是完全照抄老子的文章。
“将理第九”。目的为说明“将者理官也”，认为必须公正，不可偏私。
“原官第十”。说明国家分官设职的重要，以及君臣分工的原则。
“治本第十一”。说明耕织为立国之本，并提出“往世不可及，来世不可待”的警告，强调重视现在。
“战权第十二”。说明权谋在战争中的重要。
“重刑令第十三”。说明重刑的观念，表现出其曾受法家的影响。
“伍制令第十四”。解释“五人为伍，伍伍相保”的连保连坐制。此乃秦国自商鞅变法之后早已实施的制度。
“分塞令第十五”。说明军中营区划分的原则。
“束伍令第十六”。说明军律之执行细则。
“经卒令第十七”。说明战斗组织划分的原则。
“勒卒令第十八”。说明金、鼓、铃、旗四种指挥工具的使用方法。并提出“早决先敌”的原则，因为“计不先定，虑不早决，则进退不定，疑生必败”。其见解又还是大致与孙子类似。
“将令第十九”。说明将的权威，及将令的尊严：“军无二令，二令者诛。”
“踵军令第二十”。大致说明战前动员的步骤，其结论为“欲战先安内也”。
“兵教上第二十一”。说明军事教育的概括原则。
“兵教下第二十二”。指出“人君有必胜之道”，并列举十二项因素。其建议为必须他国有弱点始可伐之，并且事先必须对各种权力因素作审慎评估。
“兵令上第二十三”。主要观念为：
兵者以武为植，以文为种。武为表，文为里，能审此二者，知胜败矣。文所以观利害，辨安危；武所以犯强敌，力攻守也。专一则胜，离散则败。
此种文事（政治）武备（军事）必须密切配合的观念在《尉缭子》中曾一再受到强调，似可显示其思想与吴子亦颇接近。
“兵令下第二十四”。为最后一篇，重申组织和军律之重要，并主张严刑峻罚，这当然还是受到法家的影响。
综合言之，《尉缭子》之书在战国末期可以代表兵家之正统，其不迷信、重人事都可显示其思想是孙吴的延伸。在“制谈”篇，更有“有提七万之众而天下莫当者谁？曰吴起也。有提三万之众而天下莫当者谁？曰武子也”之语，足以表达其对于二子之景仰。此外，他也分别受儒家、道家、法家的影响，而尤以法家为甚。
三、六韬
《六韬》也是《武经七书》中之一书，传为太公所撰，显系托名。该书来源和成书时代都有很多争论，但大致可以认定为战国末期产品，也许还比《尉缭子》略晚。今本共分六卷，即一韬为一卷，每卷篇数多少不一，共为六十篇。该书内容非常复杂，用现代眼光来看，可算是一部军事百科全书，把那个时代的一切军事知识都包括在内，从治国平天下的大战略到战术战斗的细节无一遗漏。
所谓六韬者，其主要内容可概述如下：
（1）文韬：讨论治国用人的平时大战略。
（2）武韬：以战争准备和军事战略为主题。
（3）龙韬：着重军事组织，包括人事、情报在内。
（4）虎韬：讨论各种天候地形条件之下的战术。
（5）豹韬：讨论各种不同的特殊战术。
（6）犬韬：讨论各种部队的指挥与训练。
后三卷完全属于战术层次，前两卷则显然属于战略层次，而第三卷（龙韬）则介乎二者之间。所以，可以用来与孙子比较的资料都是出于前三卷之中。
文韬中第一篇（“文师”）对于政治原理作了开宗明义的宣告：“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失天下。”这显示其所提倡者为光明正大的民本主义，同时也证明其思想具有儒家的传统。接着在第二篇（“盈虚”）又指出安危治乱之道：“君不肖则国危而民乱，君贤圣则国安而民治。祸福在君，不在天时。”此种重人事而不重天命的态度与《尉缭子》极为相似，足以代表兵家的正统，也可以显示其成书之时也许相当接近。
第三篇（“国务”）说明国之大事，其重点为“爱民而已”。第四篇（“大礼”）则进一步说明为政应尊重民意：“以天下之目视，则无不见也，以天下之耳听则无不闻也，以天下之心虑则无不知也。”
在其第七篇（“守土”）中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1）强调一切行动必须趁早，迟了就会来不及。“涓涓不塞，将为江河，荧荧不救，炎炎奈何，两叶不去，将用斧柯。”预防重于治疗实乃战略要义，就这一点而言，《六韬》似乎比《孙子》还要超前一步。（2）战国时代的书几乎无不确认富国为强兵之本，但《六韬》却有独树一帜的见解：“人君必从事于富，不富无以为仁。”其强调富国为实行仁政的基础，实乃高见，而为他书所不及。
文韬（第一卷）实为《六韬》之精华，所论均为为政之道，亦即为平时安邦定国的大战略。其境界超越一般所谓兵书，实为其特点。《六韬》第二卷为武韬，一共只有六篇，比其他各卷均较少，似有逸散。而“兵道”一篇在武经本中原列在第一卷内，但《中国兵书通览》则将其列入第二卷。以逻辑而言，似较合理，今从之 [ 注：许保林：《中国兵书通览》，119页。 ] 。
武韬第十二篇（“启发”）有云：“大智不智，大谋不谋，大勇不勇，大利不利。”这不仅代表典型的道家思想，而且也和孙子所谓“无智名，无勇功”的观念有所暗合。篇中又云：
故道在不可见，事在不可闻，胜在不可知。微哉微哉，鸷鸟将击，卑飞敛翼，猛兽将搏，弭耳俯伏，圣人将动，必有愚色。
此与孙子所云“乱生于治，怯生于勇，弱生于强”以及“鸷鸟之击，至于毁折”等语似有微妙关系。
第十四篇（“文伐”）是具有特殊重要性的一篇。“文伐”是《六韬》所首创的名词，其意义为使用各种不同的非军事性手段来打击敌国。孙子所谓“伐谋”和“伐交”，事实上都可以算是“文伐”。这一篇对“文伐”的方法曾作详细讨论，共分十二节。其细节无须详述，但观念本身则值得重视，因为大战略的运用本以非军事因素为主。如能用“文伐”来达到目的则又何必使用武力。进一步说，“文伐”也可作为发动战争的准备步骤：“十二节备，乃成武事。所谓上察天，下察地，征已见，乃伐之。”换言之，文伐若已奏效，则也就能如孙子所希望的“胜于易胜”。
第十六篇（“兵道”）在武经本文列入第一卷文韬，其中值得重视的观念有如下述：（1）“凡兵之道，莫过乎一，一者能独往独来。”用现代语来表示，“一”就是“主动”。简言之，用兵必须保持主动，然后始能独往独来，致人而不致于人。（2）“外乱而内整，示饥而实饱”，实无异于孙子所说的“诡道”。（3）“兵胜之术，密察敌人之机而速乘其利，复击其不意”，几乎是照抄《孙子》的“兵之情立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九地”）概括言之，《六韬》在用兵的方面大致都是遵循《孙子》的思想路线。
《六韬》除第一、第二两卷外，其余四卷对于战略层面所能提供的资料都非常有限，惟第三卷龙韬中有两篇值得分析。其一为第十九篇“论将”，其次为第二十六篇“军势”。
《六韬》论将有“五材十过”之说：
所谓五材者：勇，智，仁，信，忠。勇则不可犯，智则不可乱，仁则爱人，信则不欺，忠则无二心。所谓十过者：有勇而轻生者，有急而心速者，有贪而好利者，有仁而不忍人者，有智而心怯者，有信而喜信人者，有廉洁而不爱人者，有智而心缓者，有刚毅而自用者，有懦而喜任人者。
其论与《孙子》仅小有出入，但似乎还较精密。不过，有一显著差异为《六韬》把“忠”列为必要条件，乃《孙子》所未列入者。这又可以暗示时代的差异。到战国末期，各国多用客卿，所以，“忠”遂自然被认为是一个重要条件。此篇之结语为：“故兵者国之大事，存亡之道，命在于将。将者国之辅，先王之所重也，故置将不可不察也。”很明显，又几乎是完全抄袭《孙子》。
“军势”篇有云：
故善战者不待张军，善除害者理于未生，善胜敌者胜于无形。上战无与战，故争胜于白刃之前者，非良将也，设备于已失之备者，非上圣也。智与众同非国师也，技与众同，非国工也。
就思想而言，胜于无形，上战无与战，智与众同非国师也，都是模仿孙子之言。但值得注意的是最后一句，那可能是古代兵书第一次提到“技”字，而且还有所谓国工之称。似乎可以暗示《六韬》成书时的环境已经不是单纯的农业社会。
“军势”篇最后又云：
善战者居之不挠，见胜则起不胜则止。故曰，无恐惧，无犹豫。用兵之害，犹豫最大，三军之灾，莫过狐疑。善者见利不失，遇时不疑，失利后时，反受其殃。
非常有趣，《六韬》不仅模仿《孙子》，而且还抄袭《吴子》。这又可以证明其成书较晚，而绝非太公之作。
总结言之，先秦兵书中只有《吴子》、《尉缭子》、《六韬》三者有资格与《孙子》比较。《吴子》书虽残缺，但确有独立思想，仅以现存部分而论，仍有若干创见名言，可以与《孙子》等量齐观，甚至于有过无不及。但是否曾受《孙子》影响，则无法确定。《尉缭子》与《六韬》则都显然曾受《孙子》的影响，其程度也大致相当。但《尉缭子》所受影响似乎略高。《尉缭子》和《六韬》成书都较晚，内容也比较完整，但思想庞杂，境界不高，虽可代表兵家的正统，但又只是《孙子》的余绪。因此，在先秦时代，任何兵书都不足以与《孙子》比拟，称之为兵圣，谁曰不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