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与若米尼·第十七
作者：钮先钟·中国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若米尼（Antoine Henri Jomini，1779－1869）与克劳塞维茨同为19世纪西方战略思想史中的两大师。他们的时代相同，其思想有共同的背景，但又各立门户，自成一家之言。他们在历史中的地位可谓互相伯仲，所以比较过孙子与克劳塞维茨之后，也就自然应进一步比较孙子与若米尼。诚如汉德尔所云，在审慎比较之下，可以发现就战争的基本问题而言，孙子、克劳塞维茨、若米尼三位大师的见解大致相同。不过，比较研究又还是有其价值：一方面可以显示战略与战争的研究有其基本一致性（basic unity），另一方面也可以使我们对于个别著作获得更较深入的了解 [ 注：Michael I．Handel,Masters of War，p．4． ] 。
若米尼与克劳塞维茨虽处同一时代，但他们之间又还是有很多差异。前者是瑞士人，后者为普鲁士人。若米尼中产阶级出身，从未受过正规军事教育，走后门混入军界，用现代名词来说，他是真正的文人战略家。克劳塞维茨贵族出身，是一位标准的职业军人。但他们又同样地不得意，同样地有不朽之作传世。若把他们和孙子比较，则若米尼似乎更像孙子：（1）据说孙子是以十三篇见吴王，若米尼也是因其所著《大军作战论》（Treatise on Grand Military Operations）而获得拿破仑的赏识。（2）他们都有著作传世，而其著作也都被后世视为伟大的教科书。（3）在思想方面，他们都认为用兵是艺术，而且也同样重视将道。（4）若对三人作综合研究，则可发现若米尼的某些观点似乎是介于孙子与克劳塞维茨之间。（5）若米尼的书文辞流畅，简单明白，要言不烦，也和孙子相似，而不像克劳塞维茨的书那样冗长晦涩 [ 注：有关若米尼的生平和著作，可参看钮先钟，《西方战略思想史》第九章。 ] 。
虽然在基本观念上，三人大致相同，但在许多个别问题上又是同中有异，而且各有其特点，所以为了比较的方便，我们还是采取逐条列举的方式。在尚未进行比较之前，对于若米尼的著作又应先作少许介绍。若米尼的著作以战史为大宗，理论性著作则只有两种传世，其一为早期的《大军作战论》，出版于1804至1809年。其二则为《战争艺术》（Summary of the Art of War），出版于1838年。这是其最后一本书，也是他的代表作，现在用来作为比较依据者就是这本书 [ 注：若米尼的《战争艺术》有各种不同的英译本，其内容也常有差异，最近之英译本为Baron de Jomini，The Art of War，trans．capt．G．H．Mendell and Lient W．P．Craighill（Greenwood Press，1977）。本书之引述以此为准，其页数记入文内，不列入注释。 ] 。
1、若米尼也像孙子一样，并未在其书中对战争性质作理论性的分析，但从三大师的著作中又可以发现他们对战争各有其不同的认知：克劳塞维茨明确指出战争像一场赌博；孙子虽未明言，但可以感觉到他似乎是把战争看做一盘棋，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至于若米尼的看法则又不同，他说“战争是一幕惊心动魄的戏剧”（344页）。若米尼认为有一千种不同的精神和物质因素都与它有关，而那不可能简化成为数学计算。所以，他既不像克劳塞维茨那样强调战争的不确定性，也不像孙子那样重视计算。他似乎要比孙子还更强调“演员”（actor）所扮演的角色，认为“战争不是科学，而是艺术”（32l页）。
2、《战争艺术》一书中的绝大部分都是以军事为主题，只有最前面的两章为例外。这两章自成一单元，所论者为战争与政治的关系，可代表若米尼晚年对战争的新认知。第一章法文原名为“战争的政治”（poeitique de la guerre），其内容是讨论国家之所以进入战争的理由，并列举九种不同的战争典型，分析其利害得失。此种分析是孙子和克劳塞维茨书中所未有者，而多少有一点与吴子近似。第二章原名“军事政策”（politque militaire），其内容包括“有关军事行动的一切政治考虑……人民的战斗精神，武器装备，财力资源，对政府和体制的效忠”（20页）。这一章应算是全书中最精彩的一章，与《孙子》十三篇中的前两篇在观念上有很多相通或暗合之处。
3、若米尼像克劳塞维茨一样地重视历史，相信一切战争艺术的理论都是以战史研究为惟一合理基础。但他并不那样迷信经验，他曾引述菲特烈的名言说：“一匹在尤金亲王（Prince Eugens）帐下服务的骡子，虽然经过二十次战役，但还是不能变成优秀的战术家。”（199页）此种态度与孙子也很相似，他们同样具有弹性的心灵。在地理方面，若米尼有一特点而为孙子和克劳塞维茨所不及。若米尼深知海洋的重要，他对于英国海权在拿破仑战争中的贡献曾作适当的解释。孙子和克劳塞维茨在其全书中都从未提到海洋。此一事实足以使若米尼独占鳖头。
4、若米尼书中的战略，其意义大致与克劳塞维茨所界定者相同，简言之，即为作战（野战战略）。若米尼说：“战略就是一种把兵力的最大部分集中在要点上的艺术。”（322页）简言之，这三位大师在作战（用兵）领域中的基本观念几乎大致相同，他们都同样寻求决战，要求在决定点上造成压倒性的数量优势。不过有一点却是若米尼与孙子之间的巨大差异。孙子不仅不重视，甚至于还厌恶攻城，若米尼则对于都城（capitals）的战略价值作了很高的评估。他认为：“所有的都城都是战略要点，其原因有二：都城不仅是交通中心，而且也是政治中心。”（87页）若米尼不仅指出城常为攻击目标，而且在守势作战时城也是主要的防御目标。（89页）这当然又是由于两人的时代背景不同而导致的认知差异。
5、若米尼重视战争的准备和后勤，这是他与孙子相似之处，也是他们与克劳塞维茨之间的显著差异。若米尼在其书中对于后勤问题有详细深入的讨论，尤其重视战略、战术、后勤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他对于后勤的界定和分析是如此有系统，可以说是前所未有，不仅克劳塞维茨望尘莫及，甚至于孙子也难与比拟。后勤的研究一向都不受重视，直到20世纪中期，才有若干专著出现，而这些作者遂无不奉若米尼为他们的大宗师 [ 注：George C．Thorpe，Pure Logistice（U．S．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1987），p．9． ] 。
6、孙子说“将能而君不御者胜”，克劳塞维茨则认为除非政治家能和军人合为一体，否则惟一合理的安排即为使总司令成为内阁（政府）中之一员。他们都反对君主或政府对于作战作直接的干涉。若米尼的想法不仅与他们大致相似，而且对于不合理的干涉反应更较强烈。他指出：“一位将领的天才和手脚若受到五百里以外的战争会议的束缚，则面对着享有充分行动自由的对手，是必然居于不利的地位。”（42页）若米尼要比孙子和克劳塞维茨似乎更了解军政领袖之间的摩擦和冲突，而主张应给予战场指挥官以较大的独立决定权。孙子又说：“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克劳塞维茨则指出：“政治家和指挥官所必须作的第一个最高的，而影响也最大的判断就是要确定其所将从事的战争的种类。”若米尼的意见也和他们两人大致相同，他说：“我们必须假定当军队进入战场时，指挥官的第一要务即为应与国家元首对于战争的性质获得一致的共识。”（66页）总结言之，他们三人都认为政治与军事之间的和谐合作非常重要，但军事指挥官（将）又必须享有必要的行动自由。
7、“将能而君不御”又必须有一先决条件，那就是“将”的确有“能”。这三位大师都同样地重视将道（generalship），都认为将才的选用实为国家大事之一。孙子说：“将者国之辅也，辅周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克劳塞维茨在论军事天才时，认为必须选择第一流的天才来负责保护国家的安全和荣誉。若米尼之言也和他们两位是殊少差异。他在其书中曾一再强调选拔将才的重要，他指出：
假使将才即为胜利的最确实因素之一，则也就明确显示将领的公正选拔是政治科学中最微妙的问题，也是国家军事政策中的必要部分。（43页）
总司令的选择是一个明智政府所必须极端慎重考虑的问题，因为那是国家安危之所系。（335页）
所以，他们三人在这一方面的意见可以说是完全相同，不过，若米尼又有进一步的建议而为其他二人所不及。他指出：
因为选择一位优良的将领经常都是非常困难，所以惟一的补救方法即为组成一个良好的参谋机构（general staff）以作为主将的辅弼。受过良好教育的参谋机构是一种非常有用的组织，它能向指挥官提供忠告，并对作战产生有利的影响。（57页）
这很可能是由于他亲眼看到拿破仑因为缺乏良好的参谋作业而失败的事实，才刺激他有这样的认识。不过，孙子的时代又当别论，因为在他那个时代，战争形态相当简单，而兵力数量也很有限，所以由主将一人控制全局是可能的，于是自无建立参谋组织之必要。
8、良将又应如何选择？孙子认为智重于勇，克劳塞维茨则认为勇重于智。若米尼的想法与克劳塞维茨非常接近，甚至于犹有过之。他说：
将军的必要性格有如下述：（1）高度的精神勇气（mora lcourage），能够作重大的决定；（2）不怕危险的物质勇气（physical courage）。至于科学的或军事的要求则尚在其次。（59页）
最后，我要以一条永恒的真理来作为结论：对于一个成功的领袖而言，在其所有一切必要的条件中，居于首要位置的还是完美的勇气（perfectly brave）。将领若具有真正军人精神（martial spirit），则他可以将其传达给他的部下。他也许还是会犯错，但他终能获胜并确保其所应有的荣誉。（345页）
只有在这一点上，若米尼与克劳塞维茨意见几乎完全一致，而与孙子则至少有程度上的差异。这又与他们的环境和经验有关。若米尼和克劳塞维茨都曾亲自经历过拿破仑战争，他们的观念也自然会以此种经验为基础。
9、孙子非常重视情报，认为一切战争计划都必须以情报为基础。克劳塞维茨则认为确实的情报很难获致，所以情报的价值不大，甚至于毫无用处。他们二人的思想可以说是各走极端，非常有趣，若米尼的思想则恰好是位置在二者之间的中点上。他承认情报的价值，但也承认在战时要想获致完善的情报非常困难。若米尼和克劳塞维茨处于同一时代，有同样的战争经验，所以他们同样认为在19世纪初叶的战略环境中，想要获致可以信赖的情报几乎是不可能。若米尼指出这正是形成战争理论与实践之间巨大差异的主因之一（268页）。若米尼虽然承认此种困难，但他还是认为情报是有用的，不能因为畏难而就不搜集情报。他在书中详细讨论何者是最可信赖的情报来源，其所列举的五项原则，甚至于到今天还是正确有用，这也许要算是若米尼对情报理论的最大贡献。这五项原则为：
（1）具有高度组织与效率的间谍系统。
（2）用特种单位执行侦搜任务。
（3）讯问战俘。
（4）拟定有关几率的假定（以信息、逻辑和经验为基础，来对于敌方可能采取的行动路线进行系统分析。）
（5）通信的传送应即时（realtime）有效。（269页）
若米尼像孙子一样地重视间谍的使用，同时他又认为信息的传送极为困难。如果不能作即时而正确的传送，则情报的获致有时不但无用，反而有害。于是他最后作成四点建议，这四点对于今天的军事指挥官和情报专家仍然是一种极有价值的忠告：
（1）将领不应忽视任何种类的信息获致手段。
（2）任何不完全和矛盾的信息都不可忽视，若能加以精密分析，则往往仍能从其中获致真相。
（3）不应完全依赖任何某一种手段。
（4）因为任何方法都不可能获致绝对正确的信息，所以在采取行动之前，将领必须依据假想预先拟定几种不同的行动路线，以期能随机应变。
换言之，必须承认情报永远不可能完善，所以为将者应在可能范围之内自作决定。此外，若米尼又主张应尽量利用新的科技来提高情报工作的效率，例如用闪光“电报”（visual telegraph）来传送通信，用气球来在战场上空侦察敌情。这些观念都表示他确有远见，至少可以说，《战争艺术》对于情报问题曾作最佳的理论分析，不仅超越了《战争论》，甚至于比《孙子·用间篇》也更较完备。
10、由此遂又引到另一点，概括地说，若米尼对于科技和武器的问题，都有很多超越时代的远见。例如他说：
武器的优越可能增加战争胜利的机会……武器的发展日新月异，所以领先的国家也就可以获得不少的利益。
作战的物资必须优良，数量必须充足，平时应妥善储备。应尽量采他国之长补本国之短，不可故步自封，不求长进。对于军事科技的研发应给予奖励，科学人才应受到尊重。（47－49页）
若米尼如此重视科技，不仅是克劳塞维茨所不及，甚至于孙子由于时代的久远，也无法与他比较。
若米尼在战略思想史中是一位奇人，他是真正无师自通、独来独往的文人战略家。其最大贡献又非其著作，而是在精神方面。诚如霍华德所云，他是军事科学领域中的“牛顿”（Newton）。他把科学研究的精神和方法引入这个一向被认为不能“科学化”的神秘领域，尤其是使其同时代的人认清了智慧在战争中的地位 [ 注：Michael Howard，“Jomini and the Classical Tradition in Military Thought”in Studies in War and Peace（Viking Press，1971），p．29． ] 。
假使霍华德的评论正确无误，则也就可以认定若米尼在思想上与孙子的确非常接近，因为霍华德对于若米尼的评论，大致说来，也正是加夫利科夫斯基对于孙子的评论 [ 注：有关加夫利科夫斯基的评论可参看本书“导言”。 ] 。非常奇妙，若米尼以战争艺术名其书，孙子的书也被西方人译为《战争艺术》，但他们在思想领域中的最大贡献却不是艺术，而是科学精神和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