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与博弗尔·第十九
作者：钮先钟·中国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直到目前为止，最后一位有资格与孙子比较的西方战略思想家应该就是法国的博弗尔（André Beaufre，1902－1975）。李德哈特生于19世纪末叶（1895），其著作的时间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代，虽然其思想的成熟是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但其思想基础又都是在先核时代（prenuclear age）即已发展成形。所以，霍华德认为他要算是最后一位“古典”战略家（“classical” strategist）。博弗尔生于20世纪初期（1902），他没有赶上第一次世界大战，但却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并在战后历任要职，官至陆军上将。1961年退为预备役之后，他才开始著作生涯。所以，他和李德哈特不同，他的著作都是出版在核时代（冷战时代），而且也可以算是一位真正的当（现）代战略家（contemporary strategist）。他的著作陆续出版，在战略思想领域中好像一颗彗星一样地出现，真是光芒万丈，不可逼视。博弗尔的著作以1963年的《战略绪论》（An Introduction to Strategy）为起点，以1974年的《明日战略》（Strategy for Tomorrow）为终点，在十二年之间共达七种之多。不过，足以作为其代表作的书还是《战略绪论》 [ 注：有关博弗尔的背景资料可参看钮先钟：《战略研究与战略思想》（军事译粹社，1988）一书中的“博弗尔的战略思想”一文，165页。 ] 。因此，在比较孙子与博弗尔的思想时，将尽可能以此书为依据 [ 注：André Beaufre，An Introduction to Strategy（Fabre and Faber,1963）中译本名《战略绪论》。对于原文的引述，页数记入正文之内，不再列入注释。 ] 。
李德哈特替这本书作序时，曾认为“它是对战略最具有综合性和谨慎构想的著作，可能会变成这一门知识中的经典或教科书”（10页）。博弗尔与李德哈特在思想上的确很接近，而博弗尔也不讳言他的思想至少有一部分是以李德哈特的观念为来源。但他们之间还是有若干差异之存在，而他们与孙子的关系即为其中之一项。可以说是非常有趣，此种关系又似乎成为一种对比。李德哈特非常推崇孙子，但事实上，他对孙子思想的了解并不像一般人所想像的那样深入。反而言之，博弗尔在其书中从未提及孙子的大名和著作，但读其书又的确可以感觉到他的思想在许多方面都与孙子有所相通或暗合。此外，也无任何证据足以显示他曾经读过《孙子》。所以，博弗尔与孙子在思想上的关系的确有一点像谜一样神秘。我们也许不必花太多时间去寻求谜底，而还是采取就书论书的老办法，从博弗尔的《战略绪论》中去比较其在思想上与孙子的异同。
博弗尔是一位亲身经历法兰西悲剧的人，他眼看着法国由一等国家降级为二、三等国家，同时他也看到西方世界在冷战中迭遭挫败。根据这些失败的经验，他指出：“对于我而言，无可避免的结论即为在大多数情况中，战略无知实为我们送命的错误。”（Ignorance of strategy has been our fatal error）（13页）
博弗尔认为一切的失败，归根究底，其最后的原因即为无知。此种观念与孙子所云“知之者胜，不知者不胜”几乎完全符合。孙子在其全部思想体系中最重视的观念之一就是知，因为不知即不能行，当然也更无胜之可能。博弗尔则采取反面的态度，只是强调无知为送命的错误，但却并未从正面明确指出知是胜利或成功的主要条件，所以，孙子的说法不仅较积极，而且也更能兼顾正反两面。不过概括言之，他们两人都是同样重视“知”则又毫无疑问。
博弗尔对于战略的意义有一创见，即认为战略并非单纯的准则（doctrine），而是一种思想方法（method of thought）。其目的为对各种要素加以分类，并排列其优先，然后再选择最有效的行动路线（13页）。事实上，孙子“计”篇所含有的内容即能充分显示其与博弗尔的观念非常接近，尽管孙子从未明言战略是一种思想方法。孙子所云“经之以五，校之以计，而索其情”正与博弗尔所简述的思想方法大致相同。
博弗尔认为不同的情况需要不同的战略，关于方法的选择，他认为绝非仅限于军事领域，而更包括政治、经济、外交等非军事手段在内（13页）。孙子在“谋攻”篇中指出：“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也正是同样认为在方法上可以有各种不同的选择。因此，又是不谋而合。
博弗尔说：“我们的文明需要一种如何采取有效行动的科学或可使用阿龙（Raymond Aron）所创造的名词，‘行动学’（praxeology）（14页）。”首先应指出博弗尔的学问似乎还是不够渊博，他以为“行动学”是阿龙所首创的名词，而不知道这一门学问是创始于19世纪的法国。非常巧合，当代学者加夫利科夫斯基也称誉孙子为行动学的先知，他的书可以算是行动学的基础。西方行动学家所获得的结论与孙子在两千余年前所获得者大致相同，尽管西方行动学家在发展其思想时并不曾读过他的书 [ 注：有关加夫利科夫斯基对孙子与行动学的评论可参看本书的“导言”。 ] 。博弗尔也像孙子一样，他的思想与行动学大致符合，不过假使孙子是行动学的先知，则他也就只能算是后知 [ 注：博弗尔在1966年曾出版《行动战略》（Strategy of Aation）一书，阐明其对于行动战略的思想，但他对于行动学并无研究。 ] 。
博弗尔在1960年代才开始著书立说，所以他用的当然是现代治学方法。他对战略的意义曾作一种特殊的界定：“两个对立意志使用力量以解决其间争执的辩证法艺术。”（the art of the dialectic）（22页）他的定义的确很抽象而且也很难于了解。实际上，他的想法和克劳塞维茨差不多，而且他们都同样受到所谓辩证法的影响。孙子是两千余年前的人，他当然不会使用这些新名词。不过，他的思想基础也同样还是二元论，所以他们之间的差异只是表面化的，其哲学基础则都是同一种理论。
孙子以计为首，博弗尔也同样地重视战略计划。博弗尔认为计划应能克服敌方的抵抗，直至达到其理想目标为止。换言之，计划若良好，则不会有挫败的危险（no risk of set-backs），结果应为一种“无险战略”（“risk-proof” strategy），其目的则为确保我方自己的行动自由（25页）。实际上，在《孙子》一书中对于上述的观念都能找到相应的辞句，只不过所用的表达方法更简洁的中国古文而已。孙子说：“故其战胜不忒，不忒者，其所措必胜，胜已败者也。”所谓“不忒”就正是上述的“无险”。孙子又强调“故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其目的也正是确保我方的行动自由。
博弗尔认为任何战略决定都必须在一个由三个主要坐标所构成的架构之内来作成，即时间、空间和兵力。此外还有一个远较复杂的因素，他称之为“manoeuvre”。这个字出于法文，其意义很难表达。英汉辞典将其译为“计诱”，即使用计谋引诱敌人采取某种有利于我方的行动（自犯错误） [ 注：梁实秋主编：《远东英汉大辞典》（1983），1237页。 ] 。在《孙子》书中，这种动作所包括的有战争准备阶段的“乃为之势以佐其外”以及作战阶段的“致人而不致于人”。孙子用了一个非常适当的名词来表达此种观念，即所谓“动敌”，他说：“善动敌者，形之敌必从之，予之敌必取之。”所以，对于“manoeuvre”一字的最佳汉译应该就是“动敌”，因为这两个名词之中都含有动作的意义在内。
博弗尔认为：“在某种限度之内，此一因素管治其他因素，它是冲突辩证法的直接产品，换言之，也就是两个对手之间的抽象对抗的产品。”于是博弗尔以击剑（feneing）为比喻，并指出可以有多种不同形式的作用与反作用（action and reaction）（36页）。非常有趣，几乎每一位西方战略大师都有其特殊的比喻，克劳塞维茨说战争像一场纸牌赌博，若米尼说战争是一幕伟大的戏剧，现在博弗尔又以击剑来作为战争的比喻。比较言之，博弗尔的比喻似乎与孙子所云“兵形象水”有相同的意义，击剑者必须能破解对手的剑法并因而出奇制胜，用兵者也必须“因敌变化而取胜”。博弗尔认为无论采取何种招势，击剑者都必须保持主动（intiative），这也正是李卫公所云：“千章万句不出乎致人而不致于人而已。”
博弗尔认为在作战时有两项基本原则：其一是兵力的合理应用（the rationable application offorce），其二是“狡猾”（guile）（42页）。孙子说，“战势不过奇正”，上述的第一项就是“正”，第二项就是“奇”。博弗尔认为前者是出于克劳塞维茨的思想，后者则受到李德哈特的提倡。很可惜，博弗尔在其书中从未提到孙子，因为事实上，克劳塞维茨和李德哈特是各有所偏，前者知正而不知奇，后者知奇而不知正，只有孙子才真正能够通奇正之变。
博弗尔是一位现代战略家，他亲眼看见世界正在迅速地改变，而且几乎一切战略工具都在以惊人的速度改变，所以战略家不能依赖任何先例，也无永久的衡量标准。战略思想必须不断地考虑改变的事实，不仅只是可以想见的未来，而且还有许多年后可能发生的变局。必须能预知始能防备奇袭，并掌握演变的契机。最值得重视的是未来而不是现在。准备（preparation）比执行（execution）更较重要。在今天的世界上，立国之本即为先知与远见，所以国家必须建立高效率的情报和研究组织（46页）。
就这一点而言，在西方战略大师之中再没有比博弗尔这样与孙子思想一致的人。孙子强调先知，以上智为间，并确认情报为战略计划的基础，尤其是在他那个时代，世局的变化并不像今天这样迅速，而他仍能有如此的远见，更是令人感到佩服。
在会战的层面上，博弗尔认为一个会战可以大致分为两个阶段：（1）准备阶段，（2）决战阶段。胜负的关键为心理因素，如在第一阶段即能使敌方心理崩溃，则可能不需要真正的决战（57页）。很巧合，这也正是孙子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在此还是要再解释一次：孙子所谓“战”是会战而不是战争，百战百胜是赢得一百次会战，而并非一百次战争。孙子对于战争所用的名词是“兵”，而“兵”字又有战略、国防、军事等复义。
博弗尔也指出在18世纪以前的战争中，作战的目的是想要强迫敌军在不利的条件之下接受会战，这样遂能使我方在决定点上获得巨大的数量优势（60页），此种观念又与孙子“虚实”篇中所阐明的“先处战地而待敌”，“致人而不致于人”，“形人而我无形”，“寡者备人者也，众者使人备己者也。等原则是如出一辙。
以上的分析都是从两人的书中选择适当的辞句来作直接的比较。经由此种比较，即已可认定二人的思想非常接近。现在，就要作进一步的讨论，尝试比较二人的思想体系。博弗尔有其完整的思想体系，而且他是现代人，其思想体系也自然远较复杂。概括言之，其体系一共包括四种战略：（1）总体战略（total strategy），（2）间接战略（indirect strategy），（3）行动战略（strategy of action），（4）明日战略（strategy for tomorrow）。这些名词都是他所创造，但又并非全新的观念，只不过是换了一套较新的包装。
1、博弗尔认为总体战略是战略金字塔（pyramid）的顶点，由政府直接控制，并决定各种分类战略应如何配合使用。他又认为他这个名词要比英国人所用的大战略，美国人所用的国家战略都较为明确（clearer）（30页）。
2、间接战略即为间接路线在总体战略范畴中的应用。简言之，在总体战略中若以使用军事权力为主，则为直接（direct）战略，若以使用非军事权力为主，则为间接战略（108页）。
3、战略本来就是行动，为何还要另创一个行动战略的新名词，是否画蛇添足？博弗尔创此名词自有其理由：在核时代中“吓阻”成为战略思想的主流，他希望西方国家不会因此而陷于瘫痪状态，所以特别强调应在核阴影之下，尽量利用剩余的行动自由，采取积极主动的行动 [ 注：André Beaufre，Strategy of Action（Praeger,1966）． ] 。
4、《明日战略》是博弗尔最后一本著作的书名。值得重视的即为其书名所用“for”一字。换言之，也就是在今天为明天所作的战略构想 [ 注：André Beaufre，Strategy for Tomorrrow（Crane,Russak，1974）． ] 。
仅只观察博弗尔著作的名称即可了解其思想是像孙子一样，同时具有总体、行动、前瞻、务实四种导向。也许我们可以说在西方战略思想史中，真正有资格与孙子相提并论的人还是博弗尔，甚至于可以说他就是西方的孙子，不过却晚生了两千五百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