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四求·第二十一
作者：钮先钟·中国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我们不仅确认战略是一种思想方法，而且也更确认孙子有其特殊的思想方法。但孙子却不像现代学者，甚至于也不像克劳塞维茨，在其书中明确说明其所使用的方法。所谓“方法学”（methodology）本来就是一个现代名词，在克劳塞维茨的时代，这个名词尚未出现，孙子是两千余年前的古人，自不可能知道有所谓方法学之存在。但治学应有方法，即所谓为学之道，又是我国古人早已了解的观念，也是他们早已实践的经验。若与其他先秦诸子比较，我们可以发现孙子似乎是最懂得治学之道，所以他的书才会那样合乎逻辑而又有系统。
我们要想了解孙子的思想方法，惟一的途径就是从他的书中去寻找。孙子的书并非像汉德尔所想像的，只要求其读者接受（accept）其结论而已 [ 注：Michael I．Handel，Masters of War：Sun Tzu，Clausewitz and Jomini，p．25． ] 。孙子著书的目的并非如此肤浅，他不仅教导其读者如何做，而更企图教导他们如何想。十三篇中蕴藏着有系统的思想方法，但却非浮现在表面上，自非浅薄之徒所能发现和了解。汉德尔认为许多战略家都感觉到孙子要比克劳塞维茨好读和易于了解，因为后者的方法和风格不易追随 [ 注：同上注，22页。 ] 。此乃皮相之谈，孙子在其思想方法中的精义更为高深，必须作深入的研究，否则实难摸到其门径。从表面上看来，《孙子》似乎很容易读，实际上，要想了解孙子是比了解克劳塞维茨远较困难。《战争论》篇幅浩繁，内容琐碎，实可谓多而不精。反而言之，《孙子》十三篇不仅言简意赅，而且其精义更是深藏不露。所以，真正需要深入探索者不是其六千字左右的文章，而是隐藏在字句后面的奥秘。因此，可以说孙子之不可及是在于其无言之教。
假使有人熟读《孙子》，在正常情况之下指导战争自能应付自如。但若面临非正常的情况，他是否也能如此，那就不免尚有疑问。因为即令是最详尽的教科书，也不可能列举出所有一切的假想情况，好让其读者都可以照书行事。所以，纵然把书读得烂熟也还是不中用，而必须自己去体会无言之教，然后才能学会随机应变。
孙子的文章从表面上看来都只是教你去怎样做，而并未教你怎样想；但其文章也暗示他自己是怎样想，此即所谓思想方法，假使能了解他是怎样想，于是也就应该能够学会他的思想方法。此即所谓无言之教。
若能对《孙子》全书作反复的诵习，并同时作深入的思考，则又能获得何种无言之教呢？这当然又是见仁见智，因人而异。照我个人的体会认识，《孙子》全书的内容能够反映出他在写作的全程中都在追求四个理想的目标。我现在称之为“孙子四求”，即为（1）求知，（2）求先，（3）求全，（4）求善。这四个目标都具有抽象的意义，但也都在行动上有其实质的表达。它们不是个别的或独立的，而是彼此之间有其互赖互动的关系。简言之，孙子在思考和写作的过程中，并非在某一点上追求某一目标，而是经常同时追求这四个目标。甚至于有时这四个目标也根本不可分，在追求某一目标时，也就必须同时追求其他三者，这也自然使孙子的思维途径呈现出殊途同归的微妙景象。尽管是不可分，但在研究孙子的思想方法时，又还是必须先作逐项分析，然后再合而论之。
一、求知
在研读十三篇时，几乎可以立即发现有若干字眼特别触目，这也就是方法学中所谓的“关键字”（key words）。有人曾用统计方法找出在《孙子》一书中某些常见字的出现次数并予以表列 [ 注：杨少俊主编，《孙子兵法的电脑研究》，305－320页。 ] 。不过，出现次数的多少与该字是否即为关键字又无必然关系。某些字虽然经常出现但并不一定是关键字，反而言之，关键字有的固然是出现频率颇高，但也并非尽然。所以，某字是否为关键字，必须依照其在全部思想中所具有的重要性来决定。
“知”字在《孙子》全书中不仅出现次数相当频繁（共为七十九次，在十三篇中只有“势”篇和“行军”篇全无“知”字），而且在思想方法上也具有重要意义。此外，与“知”字密切相关的字也很多，例如“智”（七次），“计”（十一次），“谋”（十一次）等 [ 注：同上书，332页。 ] 。孙子的战略思想同时具有未来导向和行动导向，也可以说其思想基础是未来学加行动学。但若欲远虑则必须先知，若欲行动具有效率和理性，则又必须知彼知己，知天知地。总结言之，知是思与行的基础。知是名词也是动词。作为名词，知的意义即为知识（knowledge），无知也就是缺乏必要的知识。作为动词，知的意义即为如何获致知识的动作或步骤。其目的又非仅只是知道（know）而已，而更应深入到了解（understand）的层次。此种层次的最高表现即为“智”（wisdom），智也就是知的结果，有智慧的人遂被称为“智者”（wise man）。智是一种最高的理想境界，在现实世界中，人不可能全知，也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智者。孔子对于这一点有非常合理的解释，他说“好学近乎智”。好学即为求知的必要途径，但仅只好学仍不一定就能产生智慧，因为知识的累积并不等于智慧，所以好学仅能近乎智，换言之，智乃知的极限（limit）。
孙子论将，把智列为五德之首，足以表示他对于智的重视和崇尚。但智是一种抽象的境界，其具体的表达又即为知。所以，若能经由好学的途径，获致必要的知识，于是也就可以近乎智了。孙子所研究的是兵学，所著作的是兵法。“兵”字有很多的复义，包括战争、军事、国防，而尤其是战略都在内。所谓战略者又有三种不同而又形成一体的向度（dimension），简言之，战略同时是一种思想，一种计划，一种行动。但无论是思想、计划，还是行动，又都必须以必要的知识为基础。无知固然不能行，无知甚至于也不能思，而尤其是无知则更不能计。思是行的起点，行是思的终点，计则介乎思与行之间并构成两者的桥梁，若无此一桥梁则三者也就自不能形成一体，而此思、计、行三位一体的总基础又还是知。所以，战略家无论其所专精是思想、计划，还是行动，或兼而有之，其入门的途径还是相同，那就是求知。如何求知？其总诀即为孔子所说的好学。好学在这里是采取一种广义的解释，即指对于知识有一种追求不舍的热情。必须如此，始能从事彻底认真的研究。这样的治学则不仅能获致充分的知识，而且还可能将知识转变为智慧。
孙子是这样吗？孙子虽不曾说明其治学方法，但其书却能对此提供不少暗示。孙子以“计”为其首篇，计的基础即为知。孙子所说的第一句话是“兵者国之大事……不可不察也。”“察”的意义就是彻底认真的研究。应如何察？孙子明确指出：“校之以计，而索其情。”这也正是其求知的方法。在战争计划作为的阶段中，所应追求的又是何种知识，换言之，需要建立何种资料库（data base）？孙子也已作明确的列举，即所谓“五事”。孙子更强调主持计划作为（国力评估）的“将”，对此五事不仅要闻（预问），而更要知（了解），而这也是胜负的关键，所以“知之者胜，不知者不胜”。
孙子在第二篇（“作战”）中有一句名言：“故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这句话含有三点重要意义：（1）利和害是所应知的重要问题，求知的目的之一即为明辨利害。（2）人在思考问题时，往往见利忘害，所以，孙子遂特别提出警告。指出不知害也就不能知利。（3）尤其值得注意的一个字就是“尽”，尽的意义即为彻底、完全。所以，对于利害的比较考虑必须非常彻底，毫无遗漏，而不可以有任何一厢情愿的想法。
诚如何守法所云：“谋亦计也。”“谋攻”篇的主旨即为应如何计划攻击。又诚如张预所云：“计议已定，战具已集，然后可以智谋攻。”从这些前贤的注释中即可认清谋、计、智实不可分，而其共同基础即为知。“谋攻”篇对于“知”一共提出三点重要观念：（1）不知军事者不得干预军事，否则就会产生严重后果（乱军引胜）。（2）知胜有五，孙子明确指出“此五者，知胜之道也”。（3）孙子首次提出“知彼知已”的要求。如何能知彼知己，其方法即为寻求正确的信息，再加以精密的评估。此即所谓“庙算”。
“形”篇中的基本观念即为“胜可知而不可为”。为何可知？其理由又即为“谋攻”篇中所指出的知胜有道。但不仅要有道而且还要有法，因此，必须“修道而保法”，始能“为胜败正”。所谓法者，即为如何评估（研究判断）情况的步骤。这也就是求知的方法。
“势”篇无“知”字，但并不表示这一篇与知无关。事实上，所谓分数、形名、奇正、虚实都无一不是知，无知又焉能任势？“虚实”篇中的要义即为“致人而不致于人”，而其先决条件则又为“知战之地，知战之日”。从“形”篇、“势”篇，到“虚实”篇，本是三合一而成完整体系，所以孙子的总结论为：“因形而措胜于众，众不能知，人皆知我所胜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胜之形。”因为人莫知吾所以制胜之形，所以才能自保而全胜。”
孙子说：“用兵之法，莫难于军争。”然后又说：“先知迂直之计者胜，此军争之法也。”在“九变”篇中，他又说：“治兵不知九变之术，虽知五（地）利不能得人之用矣。”“行军”篇无“知”字，但其内容则全是实用的知识，包括侦搜敌情的方法在内。“地形”篇的主要内容为孙子的特殊的地略理论，但其结论则为天下共知的名言：“知彼知己，胜乃不殆，知天知地，胜乃可全。”
“九地”篇内容庞杂，“火攻”篇内容单纯，均可置而不论。“用间”篇为十三篇的最后一篇，从“知”的观点来看，也是全书中最重要的一篇，可以说是画龙点睛。这个睛又是什么？孙子说：“故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于众者，先知也。”如何能先知？孙子的答案是“以上智为间”。那也正是博弗尔所云：“国家必须建立高效率的情报和研究组织。” [ 注：André Beaufre，An Introduction to Strategy，p．46． ]
综观《孙子》十三篇，可以发现几乎没有一篇无知字，也几乎没有一篇不与知发生关系，由此可以显示孙子在思想方法中是如何重视求知。
二、求先
在上文的讨论中，我们已经接触到“先”字。孙子不仅求知，而且也求先，尤其是此二求有时也不可分，所以，我们首先接触到的观念即为“先知”。但孙子所求的先又非仅限于先知，还有较复杂的意义和较广泛的范围。这个问题可以分成两个层面来分析。其一是所求的“先”不仅为先知，而且还有先行。其次是所谓“先”者，狭义言之，是比敌人领先，广义言之，是比时代领先。因此，在分析求先的问题时，必须重视这些差异。
孙子在“计”篇中所主张的“乃为之势，以佐其外”就含有两种不同的求先目的。其一是在战前先造成有利的态势，其二是比敌人抢先居于有利的态势。而要想达到这样的双重目的，则所需要的先决条件遂又不仅为先知，而且还有先行（先动）。“计”篇结论中所谓的庙算是一种先行，在战前行之，而庙算的结果则为先知，“胜负见矣”。
曹操对“谋攻”的注释说：“欲攻战，必先谋。”谋是在发动攻击之前所先采取的思考程序和计划作为。其目的则为决定攻击所应采取的战略，而此种决定作为的基础即为“知彼知己”，这当然是先知。因为有这样的先知，所以在“形”篇中才能“先为不可胜”，又因为“胜可知”于是“胜兵才能先胜而后求战”。
“虚实”篇的主旨为“致人而不致于人”，而其先决条件即为“先处战地而待敌”。孙子在“军争”篇中则认为“先知迂直之计者胜”，因为那才能够“后人发，先人至”。“九变”篇中虽无“先”字，但有一名句：“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此一“待”字具有吴子所谓“先戒”的含义。最后，又回到了“用间”篇，孙子在此所强调的惟一观念即为先知。孙子在所有一切的求先工作中，最重视先知，必须能够先知，然后始能先行（包括一切行动在内）。不过，仅凭先知还是不够。先知对于先行只是必要条件而非充足条件。要想在行动上领先，还需要主动、速度、果敢等因素来配合。
最后，还必须指出，孙子的思想虽然表现出强烈的求先趋势，但无论是先知或先行，其所考虑的范围似都只是狭义的，换言之，只以与敌争先为目的，而并未达到较远程的境界。所以，孙子的思想虽不乏未来导向，但又并不算太深远。
三、求全
学者吴如嵩认为《孙子兵法》的核心是一个“全”字。《孙子兵法》中的“全”，如同孔子哲学的核心“仁”，老子哲学的核心“道”，是我们研究孙子军事思想的一条基本线索 [ 注：杨少俊主编：《孙子兵法的电脑研究》，44页。 ] 。他的意见相当正确，孙子的思想方法确有求全的趋势。“全”字在《孙子》一书中出现的次数并不多，一共仅十次，而其中七次都是在“谋攻”篇中。谋的意义即为战略，可以暗示孙子的战略思想是采取一种求全的途径（holistic approach）。
所谓“全”者在孙子的思想中也有广狭二义。从狭义的观点来解释，“全”就是“破”的相对词，简言之，所谓求全即力求保持现状而不予破坏，至少也应把破坏或损毁减至最低限度。从广义的观点来解释，“全”就变成了一种抽象的哲学观念，而在思想方法的领域中也代表一种特殊的思考途径。
先从狭义说起。孙子在“谋攻”篇一开始就提出“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的总原则。这也是他对“全”字的最基本想法，而其总结论则以“不战而屈人之兵”为最佳的选择，最高的理想。孙子所说的“用兵之法”意即为战略，而所谓“不战”则为不用战斗的方式。简言之，孙子是希望在战争中尽可能不直接使用武力，以使双方损毁（破）都能减到最低限度。所以，全是最高的理想，而破则为不得已的选择。
然则如何才能达到，或至少能接近此种理想？孙子提出三点概括的建议：
（1）屈人之兵而非战也——不会战。
（2）拔人之城而非攻也——不攻城。
（3）毁人之国而非久也——不作长期消耗战。
但这三点都只是消极性的，若仅能如此则还是不能达到战争的积极目的（胜利）。于是孙子遂进一步指示：“必以全争于天下。”若能如此，其结果即为“兵不顿而利可全”。孙子认为这一整套观念即为“谋攻之法”（战略原则）。过去研究孙子的人似乎都不曾注意到孙子的指示有其消极与积极的两方面。仅只非（不）战、非攻、非久，所能达到的目的也不过仅为“兵不顿”而已。必须以“全”争于天下，然后利才可“全”。“利”在此应作“胜利”解释，孙子在“地形”篇中说“知天知地，胜乃可全”可以作为证明。
最值得注意的是孙子一连用了两个“全”字，那又应该如何解释？在此，就必须进入广义的范畴。作为哲学观念，“全”字应有三种不同而又不可分的意义：（1）总体（total），（2）综合（compmhensive），（3）宏观（Macro）。在思想方法领域中的“求全途径”也就是说此种思路同时具有这三种趋势或方向。必须把所思考的对象视为总体，不仅需要分析而也需要综合，力戒见树而不见林，同时又要保持宏观，不可近视，而必须高瞻远瞩。战略思想家必须如此，始可算是战略思想家。孙子即为一个模范，读其书自能体会其宏伟的心胸，高远的视野。
现在再回到那两个“全”字。孙子所说“必以全争于天下”，用现代语来翻译，即为“在战争中必须采取总体战略”。所谓“总体战略”是博弗尔所首创的名词，也就是我们比较常用的“大战略”，其意义即为对于各种不同权力的综合运用，当然也包括军事行动（伐兵）在内，但却应尽量多用非军事行动（伐谋伐交）。若能如此则可以导致“而利可全”的后果。这第二个“全”作“完全”（complete）解，也就是应能获致“完全的胜利”（complete victory）。然则何谓完全的胜利？即为没有不利后遗症的胜利，也就是李德哈特所云能够导致“较佳和平”（better peace）的胜利。
总结言之，孙子所求的“全”不仅具有狭义而且也具有广义，不仅只是希望在战争中把损毁减到最低限度，而且更企图用总体战略来获致完全的胜利。
四、求善
“善”字在《孙子》书中共出现三十三次，可说是频率颇高。用兵求善是孙子独树一帜的战略思想。学者谢国良认为孙子的“善战”思想充满于十三篇之中 [ 注：杨少俊主编：《孙子兵法的电脑研究》，332页。 ] 。的确如此，孙子在其思想方法中，具有强烈的求善意愿。他希望他的理论能够完美更完美，不仅是“善”，而且更是“善之善”。简言之，他是以止于至善为其理想中的最高境界。
在《孙子》一书中有两种常见的语法：（1）“善战者”（或善用兵者），而且又时常在前面还加上一个“古之”或“昔之”。（2）批评某种成就尚非“善之善者也”，并指出必须如何始为“善之善者也”。这两种语法所表示的意义有所不同。前者表示孙子对于“善”是有一定的标准，而这种标准的拟定又是以前人的经验为基础。因此，可以认定孙子的求善虽有理想主义的趋势，但他还是未与现实经验脱节。后者表示孙子四求的基本精神，因为学无止境，知也无涯，无论是哪一种学问，哪一种思想都是天外有天，所以都必须以不断进步、止于至善为最高理想。
孙子说：“见胜不过众人之所知，非善之善者也；战胜而天下曰善，非善之善者也。”其理由安在？因为“善战者之胜也，无奇胜，无智名，无勇功”。又正因如此，所以“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孙子在其全书中明确认定为。善之善者”就只有这一项。可以显示“不战而屈人之兵”才是他的最高理想。换言之，他和博弗尔的想法一样，武力的使用愈少愈好，最好完全不使用。
《孙子》十三篇是全世界第一部战略理论著作，那也是其思想的结晶和思考的成果。从其著作中可以发现他在治学过程中经常以求知为起点，以求先、求全为目的，而以求善为理想终点。事实上，此四求又是互相融合，彼此沟通，而凝结成一整体。读《孙子》而能吸收四求的灵感，则不仅可以算是善读者，甚至于还有成为“善之善者”的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