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论将·第二十二
作者：钮先钟·中国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假定司马迁的记载真实可信，则《孙子》十三篇之作本是呈献给吴王以作进身之阶用的。换言之，用现代语来说，也就是一种自我推销的工具。把这样一本书送给吴王看同时具有两点用意。第一点是表示他自己的确具有大将之才，第二点是告诉吴王应如何选将，而其最后目的则为企图说服吴王使其确信这位自荐的齐国人即为最佳的选择。因此，《孙子》这本书的主题就是“将道”（generalship）。一方面阐述作为一位合格的“将”，所应具备的是哪些条件，其所担负的是何种任务，其对于国家（主）具有何种重要性。另一方面则教导执政者（主）应如何选择其“将”，对他应有何种期待，以及在主将之间应如何建立适当的合作关系。所以，一方面像若米尼一样，孙子的书对于国王和政治家是一本良好的教科书；另一方面，也像霍华德推崇若米尼一样（甚至于犹有过之），《孙子》十三篇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军事教科书。孙子所教的是如何治军，如何用兵，以及为将所必备的一切知识，换言之，也就是将道的精华。从历史学家的观点来看，孙子个人的得失荣辱并不重要，真正具有不朽价值者是他的书对于后世名将（great captain）永恒的指导意义。
一、五德与五危
《孙子》一书中所谓的“将”是专指“主将”或“大将”而言，用现代语来表示，即为最高指挥官（highest commander）。对于战争他是最高的指导者，包括战争的计划、准备、执行都在内。将是国防事务（兵）的总负责人，因为兵者国之大事，所以负此总责的人对于国家安全而言非常重要。因此，将之选任必须十分慎重，这也是“主”所必须重视的问题，是以孙子在分析国力评估（庙算）时，在“主孰有道”之后，所提出的第二个问题即为“将孰有能”。然则所谓“能”者又是根据何种条件来评定？孙子列举了五项基本条件，即智、信、仁、勇、严，这五项又常总称为五德。曹注说：“将宜五德备也。”这表示五项均为必要条件，缺一不可。
这五个字的意义是众所周知，不必作太多的解释，但这五个字的排列顺序却有略加说明之必要。首先值得注意的是智、仁、勇三字的排列，孙子所定的顺序与孔子一致，只是再加上信与严二字而已。为什么文武二圣都同样重智，将其列为第一优先，这是一个很有意义而值得分析的问题。孔子说：“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即为最佳的答案。所谓“不惑”者就是对于所面对的问题有彻底的了解，对于所遭遇的情况有完全的掌控，这样遂自然感到一切都有把握，而没有任何疑惑。如果毫无疑惑则也就自无忧惧之必要。所以，照逻辑来说，智者不仅能仁而且也必有勇，智实为仁勇的先决条件。尤其是在战争的领域中，战略本来就是斗智，如果缺乏智计，很可能流于妇人之仁，匹夫之勇，则鲜有不败亡者。韩信对于项羽的评论即为最恰当的例证 [ 注：钮先钟：《中国战略思想史》，276页。 ] 。
孙子重智，这也是他与克劳塞维茨之间的一大差异。这当然又与二人著作所重视的层面有相当关系，孙子比较重视大战略，包括战争的准备和计划在内；克劳塞维茨则比较重视作战的层面，仅到晚年才进入大战略的境界，所以他重勇有过于重智遂为必然趋势。不过他们两人的观念又最多只有程度上的差异，因为诚如克劳塞维茨所云，军事天才存在于许多要素的“和谐组合”（hamonious combination）之中。换言之，虽然其中有某种要素可能比较具有支配性，但任何一种要素的作用又都不会等于零，也不能与其他的要素冲突 [ 注：Carl von Clausewitz，On War（Princeton，1976），p．100． ] 。
孙子说：“军争为利，军争为危。”这表示机会与危险经常同时存在而不可分。事实上，克劳塞维茨也所见略同，他说：“战争是一种不确定的境界，……所以需要敏感和明辨的判断力，即为一种能嗅出真相的巧妙智力。” [ 注：同上书，101页。 ] 有勇气始能敢于利用机会，但克服不确定性又必需智力，智与勇交相为用，始能相得益彰。克劳塞维茨指出：“军人地位愈高，其活动受理智管制的程度也愈大。”不过，他又说：“单独的智不能有勇，我们常见非常聪明的人反而缺乏决断。” [ 注：同上书，102页。 ]
于是克劳塞维茨遂强调勇之重要：“勇敢能替理智和知识添翼，此种翅膀愈强，也就可以飞得愈高，视界也愈广，而结果也愈佳。” [ 注：Carl von Clausewitz，On War（Princeton，1976），192． ] 由此可见，他似乎是认为勇者必有智，而智者不一定有勇。孙子的结论则恰好与其相反：智者必有勇，但勇者则不一定有智。孙子在其书中几乎从未强调勇之重要，他只说过“智将”而从未说过“勇将”。他曾明确指出“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他更认为“知兵之将，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凡此种种都足以显示孙子是如何重智。
孙子又不仅只在大战略领域中特别强调知与智的重要，甚至于在用兵的层面上亦复如此，他指出“胜兵先胜而后求战”，他更以“不战而屈人之兵”为理想。所谓奇正相生，兵形象水，都无不代表高度的智慧，所以，我们可以大胆地说，《孙子》十三篇，从“计”篇到“用间”，无一篇不是以智为基础。
除智勇二者以外，孙子对于将才的认定又还有信、仁、严三字也同被列为必要条件，其中尤以信被列为第二位，于是才把勇挤到第四位。概括言之，此三者都与治军有关。战争不是个人的行动，而是一种有组织的集体行动。必须先能治军然后始能用兵。古代国家的组织比较简单，所谓“将”者不仅在平时（战前）要负责战争的计划和准备，而在战时更要负责军队的指挥和管制（command and control）。“治”字的含义包括组织（organization）和管理（management）都在内。若不能治，则诚如吴子所云：“虽有百万何益？” [ 注：《吴子·治兵篇》。 ]
有了管理良好的部队，然后始有战胜的可能，否则徒有智勇，也还是无以用之。将欲善于治军，则他必须具备信、仁、严三种素质（性格），而信尤其重要。古人注孙子者，对于此三字所作的诠释都是偏重其与刑赏的关系，实不免过分狭义。事实上，应有较广义的认知 [ 注：《十一家注孙子》，《孙子集成》第一册，370－371页。 ] 。孔子说“民无信不立”，任何组织、国家、军队，或任何团体，假使其成员之间无共信，则这个组织也就很难维持其存在。所以，信对将而言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条件。若将本身言而无信，则又如何能建立共信，维持其部队的凝聚力？孙子把信列为第二位，仅次于智，良有以也。
治军不能仅凭严刑峻罚，这是孙子与战国时代的法家和兵家之间在认知上的重大差异。孙子所列举的第三点即为仁，仁就是爱也就是同情。将对他的部队必须像对他的子弟一样，孙子说：“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地形”篇）这要算是孙子的真知灼见，也可以暗示其思想与孔子非常接近。反而言之，军队究竟又是一种负有战斗任务的组织，与任何其他组织都不一样。军队必须有严格的纪律，维持纪律则又必须信赏必罚。所以，严也就成为最后（last）的一个条件。在此又应特别指出，严字也必须作广义的解释。严就是认真彻底，换言之，在军事组织中，所有一切事物都必须要求零缺点、无漏洞，只要出一点小毛病即足以导致严重的后果。这才是严的真意，并非仅限于律己以严或严刑峻罚。事实上，孙子在所谓“七计”之中所提出的最后四个问题，“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都无一不与严有密切关系。
总结言之，智、信、仁、勇、严，在排列上虽有先后，但其重要性并无太多的差异，而且彼此互赖，合为一体。善用兵者必须智、勇兼备，善治军则必须信、仁、严三者俱全。孙子所谓的将是必须既善用兵又善治军，所以诚如曹孟德所云：“将宜武德备也。”孙子就是这样教吴王应如何选将，于是他说：“将听吾计，用之必胜，留之；将不听吾计，用之必败，去之。”这也同样是他对后世执政者的永恒教训。
以上所云都是正面的条件，但孙子为慎重起见，又指出哪一类的人绝对不可用。他在“九变”篇指出“将有五危”，即认为凡有此五种倾向的人，其性格中都潜伏着某种内在危险。所以，孙子说：“凡此五者，胜之过也，用兵之灾也。”值得注意的这个“过”字，因为此五者从表面上看来似乎并非不好，而且也不违反五德，但其毛病却是出在超过了正常的限度。现在分析如下：
1、勇固然是美德，但若每战均以必死自誓，不惜甘冒不必要的危险，则很可能自投罗网，而为敌所杀。此所谓“必死可杀”。
2、智固然是美德，但过分聪明的人往往对于利害作过分慎重的计算，而不敢涉险犯难，于是临难苟免，而不惜被俘。此所谓“必生可虏”。
3、信固然是美德，但由于过分守信，于是行动遂不免急躁求速，因而缺乏冷静思考，易受敌方刺激而自乱步骤。此所谓“忿速可侮”。
4、严固然是美德，但若过分持己以严，洁身自好，则有重细节而误大事的危险。此所谓“廉洁可辱”。
5、仁固然是美德，但治军用兵却不可仁爱过度，否则就会受到太多的牵制而贻误战机。此所谓“爱民可烦”。
将之所以有此五危，其动机完全是善良的，而且若不过度也并不为害。但若过度即可导致非常严重的后果。因此孙子提出警告说：“覆军杀将，必以五危，不可不察也。”
有关将才的选择，孙子所提供的建议可以说是非常明确：将必须能够兼备五德，而又能避免五危。
二、将者国之宝也
兵者国之大事，将的选择固不可不慎重，而对于被选为将的能人又必须予以极高度的尊重。孙子在书中曾一再强调将的责任是如何重大，将的任务是如何重要，其理由即在此。我们可以依照顺序把孙子在各篇中的警语列举如下：
1、孙子在“计”篇中说明“经之以五事”之后，就立即指出：“凡此五者，将莫不闻，知之者胜，不知者不胜。”
2、孙子在“作战”篇中强调将必须尽知用兵之利害，始能胜敌而益强。因此，他认为：“知兵之将，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
3、孙子在“谋攻”篇中除说明“将者国之辅也，辅周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的原则以外，又更强调“将能而君不御者胜”为五种“知胜之道”中之一种。
4、孙子在“九变”篇中指出“治兵不知九变之术，虽知地利，不能得人之用”，并强调“君命有所不受”。
5、孙子在“地形”篇中对于将的任务有详细的分析，值得特别注意。孙子首先说明六种地形之特点，然后指出：“凡此六者，地之道也。将之至任，不可不察也。”接着孙子又对“败兵”作了六种分类，并指出：“凡此六者，败之道也，将之至任，不可不察也。”然后再说：“料敌制胜，计险厄远近，上将之道也。”因此，将必须敢于负责，依照其对国家利益的认识来自作决定，而不考虑个人的荣辱得失。若能如此，就可以获得孙子最高的评价：“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而利于主（国家），国之宝也。”
若把孙子的名言加以综合，即可以明了将之至任（最重要的任务）还是以知为基础。他应能知计，知胜，知变，知地，知败。若能如此，则可以算是“知兵之将”，于是他才有资格主宰国家的安危，并被公认为“国之宝也”。
这样的“国宝”，政府（主）不仅应对他表示极高度的尊重，而且更应给予绝对的信任。所以，孙子在其书中一再强调“将能而君不御者胜”的观念。他虽然认为政府与军事组织之间必须维持密切合作，但强烈地反对政府对于用兵（作战）作无理的干涉。从古今中外的历史中可以发现，政府对于战略的计划、作战的指挥，作各种不同的无理干涉真乃司空见惯，而其导致不利后果的例证更是不胜枚举。美国在越战中的失败即为一次最近的惨痛经验。所以，孙子主张应给予最高军事指挥官以较大的行动自由，他在必要时，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可以“君命有所不受”。
在孙子的时代，社会结构、政府组织、战争形态都比较简单，所以人才要比制度更为重要。国家大事常由一个人掌控，尤其是在军事领域中也尚无现代所谓参谋业务之存在。因此，孙子所论之将，其所负责任之重大，其所管事务之繁杂，比之现代高级指挥官似乎有过之而无不及。孙子在其全书中对于将道如此重视，的确有其充分的理由。
综观孙子的思想，可以发现其最重要的核心观念就是“知兵之将”。他的书最初可能只是献给吴王作为进身之阶，其目的是要说服吴王使其确认他就是最合理想的将才。不过等到他功成身退之后，再来修正补充其著作时（姑且如此假定），其所怀的目的就应该恰如司马迁所云，是希望能够“藏之名山，传之其人” [ 注：司马迁，《报任少卿书》。 ] 。于是他所想要教导的是后世的精英分子，让他们能从其十三篇中学会将道的精华。那不仅是流传千古的永恒教训，而更代表照亮世界、永不熄灭的智慧光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