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第十二
作者：钮先钟 ·中国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本书把元、明、清三代总括成为最后一篇，理由是这三代在我国历史上构成一个特殊阶段，与以前的时代有显著差异。公元一二七六年，蒙古大军在伯颜指挥之下，攻入南宋首都临安（今杭县），再过四年，南宋的末代皇帝（帝昺）又在崖门跳海殉国，南宋遂亡。于是蒙古人忽必烈正式入主中国，是谓元世祖。这也就是元代在我国历史上的起点（1280 A．D．）。蒙古人是第一个在中国版图上建立统一帝国的异族（少数民族）。在此以前，中国虽有分有合，但概括言之，始终还是以汉人的统治为正统，而且任何异族也从未有能够统一全国者。
自从元代开此先例，在其后两代中，最后的清代又是异族，只有夹在中间的明代让汉人扳回一城，在共长六七一年的三代中，明代仅为二九四年，而元清两代合计为三七七年（元一〇九年，清二六八年），占半数以上。三代中就有两代是异族政权，在我国历史可谓从未有的创格。
从战略思想史的观点来看，元、明、清三代也各有其特色，尤其是与其以前的各期相比较，更是有显著差异之存在。所以，本书拟将此三代总称之为蜕变期。现在就依时间的顺序来分析这三代的战略思想以及有关问题。
一、蒙古的武功
蒙古人以异族统一中国，开从古未有的先例，但不仅此也，在其统一中国之前，又早已在中国版图之外征服了大片的土地，并且还建立了更大的分立汗国。成吉思汗（即元太祖铁木真）建国是在公元一二〇六年（宋宁宗开禧二年），到其孙忽必烈灭宋时，凡历五世，共七十八年。虽然严格说来，这段时间是不属于我国历史系统之内，然就战略或战争的观点来看，又还是联合成为一体，所以对于蒙古武功的研究遂不能仅以中国部分为限。
所以，元史的研究也就一向被认为是非常困难，不仅牵涉范围极为广大，而且还有许多语文上的障碍，尤其是人名、地名的翻译也不统一，令人如堕五里雾中。明代所修元史不仅资料不够完备，而且也受到种族偏见的影响，记载和评论常欠公允。尤其是以军事方面而言，西征的部分在中国几乎没有纪录，中国历史中只有南征的部分。
蒙古武功之盛可谓前无古人，甚至于就整个世界而言，也都是如此。蒙古人口很少，据多方考证，在成吉思汗逝世时，其总数概约为一百万人，真正蒙古军的总数不超过十三万人，即约占其全部人口百分之十三。 [ 注：见李则芬：“元史新讲”，由李树正：“国家战略研究集”（民国七十八年版，非卖品）加以引述，p．2400。 ] 此外，据西方资料，成吉思汗用来征服波斯的大军仅为二三九〇〇〇人，当然，其中还包括非蒙古族的部队在内。 [ 注：R．Ernest Dupuy and Trevor N．Dupuy：Military Heritage of America（McGraw－Hill 1956），p．52。 ] 如此渺小的兵力而能攻无下克、战无不胜，席卷大半个欧亚大陆，真可算历史上的奇迹。尤其是蒙古人的征服高潮是在其尚未入主中国之前，换言之，其时国力并未发展到最高限度。但非常讽剌，自从灭宋之后，蒙古人的势力就开始衰颓，不再能继续发挥其先人的雄风。
我国长城之北有许多游牧民族，更兴迭仆。其中常有一个部落，逐渐强大，先征服近邻，次入寇边境，终进入中原，而同化于汉族。于是另一部落又继续兴起，循着此同一轨迹发展。五代之后，契丹（辽）是第一个这样的部落，女真（金）是第二个。他们都统治了一部份中国领土，但在文化上又终为中国所同化，最后也就变成中华民族的一分子。于是第三个部落又来了，那就是鞑靼（Tartar），也就是蒙古（Momgol）。
铁木真（Temujin）出生于南宋高宗绍兴二十五年（1155 A．D．），经过长期的惨烈血战，到宁宗开禧二年（1206 A．D．）始正式建国，定都于和林（今库伦之西）。上尊号为成吉思汗（Genghis Khan），即宇宙皇帝之意。此时铁木真已经五十二岁。
成吉思汗虽已统一蒙古诸部落，但四周都是强敌，所以他必须继续扩张。他认为南面的金国为其大敌，但他在攻金之前先攻西夏。从这一点看来，即可显示其战役构想是有异于常人。公元一二一〇年西夏求和，翌年他展开攻金的战役。其战略计划为将金国切为两段，先征服其北部，然后南进。蒙古军并不从正面进攻，而采取极困难的迂回路线，从南面北上，进攻金之东京（今辽宁辽阳），这也是最著名的成吉思汗“大迂回战略”的第一次展示。以后几乎是每次都使用同样的手法，到公元一二一五年，金国的西京（大同府），中京（大定府），北京（临潢府）都已先后攻克。此时成吉思汗将有事于中亚；返回蒙古，只留下其将木华黎监视金国。后者又于公元一二二二年攻占今日陕西全省，于是金国只保留河南开封（汴京）一带之地以苟延残喘。
成吉斯汗北归后，即开始西征，其主要目标为花剌子模（khwarizm）。 [ 注：元史与新元史均称货勒自弥。 ] 该国为西域回教大国。成吉斯汗首先在公元一二一八年以其将哲别袭取西辽，迅速灭亡该国，次年，亲率大军远征花刺子模，分为二路：第一路由其长子术赤领军，第二路由其次子察合台与三子窝阔台领军，第三路由其本人及幼子拖雷领军，采取分进合击的部署。花剌子模陈兵于锡尔河（Sirdarya）上来防御蒙古大军。成吉斯汗暗遣哲别和速不台两员大将率轻骑绕道达到花军防线的后方，后者匆忙调兵前往拦截，其正面又出现空隙，于是蒙军乘机攻击大破花军，占领首都不花剌（Bukhara）。公元一二二一年，其王走死，国随之而亡。 [ 注：此一战役曾受到西方战史学家的极端重视，被视为一种典型的战例。 ]
蒙古军乘胜，一方面由哲别及速不台进兵伊兰（波斯）北部，北上越过太和岭（Caucase，即高加索山脉），攻入钦察（Kincap）之地。后者向斡罗斯（Oros, Russes 即今俄罗斯）求援，蒙军又击破之（公元一二二三年）。遂长驱进入其南部，大事焚杀后才返回与成吉斯汗大军会合。此次远征里海（即咸海）沿岸，为时共为二年。
在此阶段中，成吉思汗也已平定伊兰东部，并攻下阿富汗诸城。在这些地区都已降服之后，成吉思汗即与哲别及速不台的部队会合，一同返回蒙古。结束了蒙古人的第一次西征（1218－1225 A．D．），前后历时七年。
此时西夏虽已降，但仍怀贰心。于是公元一二二六年成吉思汗遂又出兵进攻西夏。在作战过程中因坠马而病，自知将不起。于是密告其二子窝阔台与拖雷曰：“我寿已将终，赖天之助为汝等建一大国。自国之中心达于诸方边极之地，皆有一年行程。汝等如欲长保此国，必须同心御敌。大位必须由一人继承。我死之后，应奉窝阔台为主，不得违背我命！” [ 注：新元史卷三太祖本纪二十一年段。 ] 及其临终时又遗命曰：“金精兵在潼关，南据连山，北限大河，难以遽破。若假道于宋，宋金世仇，必能许我，则我下兵唐邓（今河南唐河县及邓县），直捣大梁。金急必征兵潼关，然以数万之众以千里赴援，人马疲弊，虽至弗能战，破之必矣。” [ 注：新元史卷三太祖本纪二十二年段。 ] 其后人运用其遗策，终以灭金。
于是成吉斯汗将其所征服土地分给其子孙。长子术赤已先死，其子拔部分得钦察及花刺子模的一部份，建钦察汗国，包括里海以北，西伯利亚一部份，及欧俄之一部份。次子察合台分得西辽旧地，即东西土耳其斯坦，建察合台汗国，东至天山，西至锡尔河。三子窝阔台分得乃蛮旧地，建窝阔台汗，辖贝加尔湖以西到乌拉山。至于幼子拖雷依国俗，少子守父遗产，故独以旧居之地与之。 [ 注：新元史卷二〇八拖雷传上。 ] 此外，伊兰、阿富汗等地则由统军将领管理，直到一二五六年旭烈兀（拖雷之子）才建立伊儿汗国。 [ 注：伊尔汗国至一三三四年始亡。 ] 此即所谓四大汗国。固然分封，但并不妨害蒙古帝国之统一，因为各汗国仍隶属于大汗。
成吉斯汗死时年七十三（1227 A．D．）。他又嘱诸将死后秘不发丧，待至夏主开城出降时，执而杀之，并屠城中居民以绝后患。足以显示其个性的冷静残酷。
成吉斯汗死后，依其遗命，窝阔台被推举为大汗是为太宗。太宗以和林为都城，设中书省，并以契丹人耶律楚材为中书令。这是蒙古有正式的都城和中央政府的开始，而耶律楚材对于其政治制度的建立有极大的贡献，这也是蒙古走向汉化的开始。 [ 注：新元史卷二〇八耶律楚材传。 ] 汗位既定，侵略行动遂又继续进行，太宗首先南侵，于宋理宗端平元年（1234 A．D．）灭金，次年又命拔都发动第二次西征。实际上指挥权是操在老将速不台的手中，他也是西方战史家所推崇的古今名将中的一人。同时，察合台之子贝达儿，太宗之子贵由，拖雷之子蒙哥等也都随行。可以暗示这次用兵还有教育的意义，其目的之一即为让下一代的领袖有实习的机会。
此时，欧洲还生活在封建时代的黑暗期中，所谓神圣罗马帝国已经名存实亡，各国诸侯割据，缺乏有组织的中央政权。所以蒙古大军到处横行如入无人之地。拔都首先征服里海以北地区，然后进兵斡罗斯（俄罗斯），一路长驱直入，北至莫斯科，南下乌克兰，焚毁乞瓦城（Kiev 即基辅）。自此之后，斡罗斯受蒙古人统治垂二百余年之久。 [ 注：多桑蒙古史（冯承钧译）第二卷，p．2240。 ]
公元一二四一年，蒙军又再以西俄为基地分兵两路向东欧前进，一路进攻孛烈儿（波兰），另一路直趋马札儿（匈牙利）。适逢两国内部都有内忧，而蒙古人也早已获得情报，所以，他们的行动也就势如破竹。大兵所至，城邑为墟。其前锋一直进到多瑙河上的维也纳，使整个欧洲都为之震撼。据西方战史家的综述：
在四个多月的时间内，蒙古人已经攻占了全部东欧，从聂泊河到奥德河，从波罗的海到多瑙河。其所彻底击败的欧洲军队总数至少要比他们自己的实力超过五倍。 [ 注：R．Ernest Dupuy and Trevor N．Dupuy：Military Heritage of America，p．59。 ]
一二四二年蒙军正拟继续进攻，并拟在马札儿建立一个汗国。不料大汗（窝阔台）的凶讯传来，拔都遂班师返国。这次西征前后历时七年，前五年是用于征服俄罗斯，后二年则用于进攻东欧。在三次西征中，以这一次最为著名，同时也最受到西方学者的重视。他们对于蒙古武功的研究也是以拔都（速下台）的西征为焦点。
继承帝位者为太宗之子贵由，是为定宗。他在位时间仅五年，除征服过高丽外即无其他建树。死后由拖雷之子蒙哥继位，是为宪宗。他命令其两弟忽必烈寇宋，旭烈兀往伊兰征服尚未降服的中东地区。旭烈兀于公元一二五三年由和林出发，一二五六年灭木剌夷（Molahidas），一二五八年又灭报达（巴格达），次年再进攻叙利亚，占领其首都大马士革。于是中东地区全部平定，并建立伊尔汗国。总计三次西征，建立了四大汗国，共历时四十二年。
到此时，唯一尚未被征服的地区就只剩下中国的南部。蒙古的骑兵所向无敌，横扫欧亚，但在其扩张的过程中，所遭遇到的最坚强抵抗又还是在中国。蒙古人花了很长久的时间，分了好几个阶段才把整个中国完全吞并。当时的中国已分成三部，一宋、一金、一夏，所以蒙古用兵也分成三阶段，由易而难，由近而远。首先攻取金黄河以北地区和毁灭西夏，其次攻击金黄河南岸所剩余地区，将其消灭。最后进向长江流域和华南，并终于灭宋。在每一阶段中，蒙古人都曾费了不少的力量，而尤其以最后阶段最难。若与西征比较，则南征实在是一个远较艰巨的挑战。其主因为战略环境之不同，中国本部地形复杂，而且列城相望，百里之间必有三邑，不像大草原地区那样便于骑兵的奔驰，而且攻城战，无论中外古今都是一种最困难的作战。所以，钱宾四先生曾指出：“近人治国史，每谓中国易受外族侵凌，意在警策国人之奋发，非史实也。” [ 注：钱穆：国史大纲（下册），p．453。 ]
在元太宗时代，蒙古虽已进入四川，但为长江所阻而不易南下。所以，当忽必烈奉命侵宋时，他知道中国遍地都有城塞，不易攻克，于是决定效法其乃祖成吉斯汗的大迂回战略，决定先由甘肃进入四川以攻大理（云南），来拊宋国之背（1252 A．D．）。大理在唐代名南诏，一直保持独立地位。忽必烈远征大理的确是出人意外，因为不仅距离遥远，而且还要经过丛山峻岭，行军极为困难。而且自从南宋建都临安以来，对于敌情的分析一直都以为异族南侵必然是采取由北向南的轴线，也就是由山东、河南经淮泗与湖北地区向长江流域进攻。因此，南宋的设防是重东轻西，在四川虽也有少量驻军，但只是扼守要点而已，忽必烈遂以一部分兵力牵制宋军使其不向西移动，而亲率其主力由甘肃临洮经川西山地及西康东部无人地带，南渡金沙江而直入大理。大理国王以为神兵自天而降，遂束手投降。忽必烈在征服云南之后，又命兀良合台（速不台之子）进兵交趾（越南北部），使其成为蒙古最南端的属国（1257 A．D．）。然后还师北向，侵入宋之南部，经广西进围长沙。此时，忽必烈亲率的兵力也已由广西、湖南、湖北而会于鄂州（武昌）。同时蒙古宪宗（蒙哥）也已由汉中入川，由关中进攻合川，不幸负伤死于城北的钓鱼山下。忽必烈获致凶闻后遂与宋媾和，引军北归（1259 A．D．）。
忽必烈在上都（开平）自立为大汗，建国号为元，并循中国之制，建元曰“中统”（1260 A．D．），是谓元世祖。这也是蒙古政权正式变成中国历史中一个朝代的起点。公元一二六四年又迁都燕京（北平）并改称为大都，而且又改元为至元元年，这象征着新朝代的开始。忽必烈在安定内部之后即继续伐宋。至元十年（1274 A．D．），命伯颜、史天泽等分兵南下：一路出襄樊，趋鄂州；另一路出淮西，趋扬州。襄樊本为南宋国防重镇，自公元一二六九年即开始受到蒙古军的围攻，到一二七三年，经过四年又五个月的时间，两城始相继陷落。所以，到此时，南宋已经门户洞开，尤其士气已经低落到极点，以至于各地守军纷纷败降。伯颜先下鄂州，继入建康（南京）然后于公元一二七六年攻入临安，虏南宋恭帝北返。宋之遗臣先后拥立益王昺于福州，卫王昺于崖山（即端宗及帝昺），都不能自保，一二七九年元将汉人张宏范遂灭宋于崖门，时为元世祖至元十六年。中国至此遂又归于一统。
蒙古人灭宋之后，仍未停止其扩张行动。先是世祖命日本称臣，但受到日本的拒绝。于是至元十一年（1274 A．D．）命将率舟师往征日本，史称“文永之役”，其目的可能只是示威而已。兵力仅约两万人，为蒙古高丽所合组之联军。陷对马壹岐等岛后，登陆九州，使日本全国大为震惊。以后因兵少而天候又不利，自动撤回，到至元十八年（1281 A．D．），世祖又对日本发动第二次远征，史称“弘安之役”。此次规模较大，兵力约十五万，大小战船约四千余艘，但其中真正的蒙古军只有二千五百人，其他均为汉军、江南军、高丽军。以陆上的作战而言，日本人远非蒙古大军的对手，但因受到空前大台风“日人称之为神风”的袭击，遂损失惨重，无功而返。但不像传说，蒙古军并未全军覆没，其损失大概不超过百分之六十。元世祖本来还准备作第三次远征，以群臣谏阻，到至元二十三年始下诏罢征，日本遂终能免受蒙古的征服。 [ 注：李则芬：元史新讲（第二册），p．147，170。 ]
除日本以外，元军也继续南征。此时中南半岛分为四国：即安南（越南北部）、占城（越南中部及南部）、缅国及真腊（柬埔寨）。元军于公元一二八六年先平安南，占城闻风而降。次年进兵缅国，攻入其都城蒲甘（Pagan），该国也随之奉表称臣。此后元军还想占领真腊，并讨伐爪哇。会世祖崩殂（1275 A．D．），国内不安，遂停止进一步的远征。此后，蒙古势力遂不再继续扩张，而其旷代武功也随之而告一结束。
二、元代战略思想
蒙古人长期征伐的作战经过，固然已有相当详细的记载，甚至于对于蒙古的军制和武器也都已有若干深入的研究。但令人感到遗憾的是在战略思想领域中却缺乏适当的资料，而前人所已作的研究工作也很稀少。主要的原因是蒙古虽不乏杰出的战略家（例如成吉斯汗和速不台），但他们本身都无著作传世，而且由于语文上的隔阂，后人对其思想也无任何完整记录。此外，在有元一代几乎也无任何文人战略家出现，更不曾留下任何著作（兵书）。所以总结言之，想要分析蒙古人的战略思想实在是非常困难。唯一的途径就是只能就其战绩的内容来加以推断。
在未分析战略思想之前，又必须首先综合讨论蒙古军事组织的特点，包括其优劣得失的检讨在内。因为其所使用的战略与其特殊的军事组织是具有密切关系。也许可以这样说，其所以能够运用那样的战略，其主要原因就是由于其军事组织的优异。
蒙古初期由成吉斯汗所率领的军队，除少数辅助部队以外，全部是骑兵。其组织非常单纯，从上到下部采取十进制，所以非常便于指挥、控制和重组，十人为一队，择一人为长；十队为连，设百夫长一人；十连为团，设千夫长一人；十团为军（Touman），设万夫长一人，军为最高的单位。在作战时则作弹性的编组，将几个军编成一个“军团”，交由某一大将（最初都是成吉斯汗的儿子）指挥。
西方有许多作者都称蒙古军为“horde”，这个字含有“乌合之众”的意义。事实上，那是完全错误。西方中世纪史学家往往以为蒙古军的胜利是由于数量优势。真正原因乃素质而非数量。优秀的部队和卓越的领导为成功的主因。对于一位有思想的战史家而言，蒙古军的胜利是毫无神秘之可言。
以个体而论，蒙古兵是当时训练最佳的军人。他们是天生的骑士，从小就在戈壁沙漠的艰苦环境中接受训练。他们身体顽强，生活简单，能够适应极困难的战斗条件。其军队纪律严明，指挥统一。而尤其重要者，领导他们的人是历史中最伟大将才（great captain）之一。 [ 注：R．Ernest Dupuy and Trevor N．Dupuy：Military Heritage of America，p．52。 ]
关于成吉斯汗的幕僚组织（参谋系统）几乎毫无历史记录，这也许是由于有关他的战史都是由其敌方所撰写（指西方而言），他们当然无法知道他的战争机器内部是如何运作。大概说来，蒙古人曾广泛地使用宣传及其他手段以来影响敌人，那也就是今天所谓的心理战。他们也有非常有效的情报组织，利用乔装商人的间谍到处搜集资讯。据说当速不台在一二四〇年向东欧进军时：
他对于欧洲的一切情况可以说了如指掌，甚至于欧洲各王室之间的家族关系，他都了解其细节，反而言之，欧洲各国对于蒙古人则可谓一无所知。 [ 注：Michael Prawdin：The Mongol Empire（London，1952），p．254。 ]
作战计划似乎是由指挥官亲自拟定，无论战略或战术都是经过审慎的思考，而绝非委之于机会。当分兵数路时，其间是如何通信（连络），详情无法知道，但他们往往准时会合则为事实，而且其行军的速度也非常惊人。在进入匈牙利时，其前卫在三天之内走了将近两百哩，此种速度为军事史上所罕见。 [ 注：William A．Mhchell，Outlines of the World’s Military History（National Service Publishing Co．1931），p．240。 ]
蒙古军的战术是有固定的模式，受过严格训练的部队在旗号指挥之下，行动整齐像机器一样地准确。他们经常能把优势兵力集中在打击点上，这也是一切战术的最后目标。其战斗序列分为五线（列），前二列为重骑兵，以白刃战为任务；后三列为轻骑兵，以弓矢为主要武器。当两军接触时，后列轻骑兵即从前列空隙中进到前面，并向敌人发射“火力”（箭），蒙古人的弓箭威力颇大，而且命中率极高，所以当者披靡。等敌人溃败时，重骑兵又从空隙中突出，完成追击的任务。 [ 注：此处“火力”（fire power）作一种广义解释，即包括所有一切投射武器都在内，而不一定限于火器。 ]
蒙古军在工具（装备）方面的两大特色就是马和弓。蒙古马在外表上虽不像阿拉伯马那样高大，但有高度的耐力和速度，能适宜艰苦的环境。马是蒙古人最大的本钱，故以马之肥瘦决定其用兵季节。通常秋高马肥即行用兵。弓箭为其骑兵的主要武器，不但贯穿力大，射程亦远。
西人亦称蒙古军弓强弩大。其中轻箭镞小而锐，用于远程射击；重箭镞大而宽，用以破甲穿臂，断敌人弓弦。以故敌人莫之能当。 [ 注：同注见李则芬：“元史新讲”，由李树正：“国家战略研究集”（民国七十八年版，非卖品）加以引述，p．741。 ]
初期的蒙古军有一最大弱点，即缺乏重武器。所以在第一次西征时，时常顿兵坚城之下，而无法作迅速的前进。以后，他们搜求各国技匠，集中研究和制造重武器，并发展机动的“攻城纵列”（siege trains），能随着其骑兵行动。于是对欧亚各地的城寨也就都能击破。据西史记载，当蒙军在一二四一年渡过沙爵河（Saio River）时，守军发现他们本身是在“矢石如雨”之下，并且“同时随伴着强烈的闪光和雷鸣一样的噪音”。蒙古人所使用的是否即为欧洲军事史中的第一次炮击，还是不能断定。不过比较可能的，蒙军所用的还是发弩机和投石机（Catapults and ballistas），而以早期的鞭炮（firecrackers）发出恐怖声光来助威。 [ 注：Michael Prawdin：The Mongol Empire，p．263。 ]
由于襄樊之战中元军曾使用回回炮，所以回回炮在历史上也就大出锋头，究竟回回炮是何种武器？是石炮还是火炮也还是没有定论。李则芬先生认为是“火发石炮”，其说也不无疑问。 [ 注：刘振志：“从襄樊之战看南宋国家战略”（第四届中国社会与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民国八〇年）注释33。 ] 总括言之，蒙古人是否已经使用“火器”（firearm）固不能断言，但他们已有威力相当强大的投射武器则应毫无问题。
蒙古军在组织上固然优点颇多，但也并非完全没有弱点，其中最主要者也许可以分述如下：
蒙古军虽然组织良好，勇敢善战，但却有一个基本弱点，那就是这个民族的人口太少，因此其所能动员的军事人力终属有限，当战场日益扩大时，也就自然会感到人力不足。所幸由成吉斯汗时代开始，蒙古人即善于吸收和利用异族的人力。其方式又可分为两种：一是直接吸收，以补充兵形式编入蒙古军中；另一是另外成军，使其与蒙古军比肩作战。后者又分为单一异族的部队和各族混合部队。到较后阶段，蒙古大军常包括下述四种不同的部队：（一）纯粹蒙古部队，这是其主力，（二）自成一军的异族部队，（三）蒙古、色目、汉人混合部队，（四）纯粹汉人部队。
但不管那一种部队，又都是由蒙古将领统一指挥，他们统御有方，赏罚分明，故能发挥高度战力。蒙古人有一极大特点，即几无种族歧视观念，外籍军与蒙古军待遇平等，有功必赏，所以异族和降军都乐为效命。据说，忽必烈侵宋时，其所用的纯粹蒙古部队总数不过三万人可证明异族贡献之重大。 [ 注：李则芬：元史新讲（第四册），p．541－552。 ] 蒙古君主中尤以成吉斯汗和忽必烈最善于统御异族将领，对他们非常亲切，慰勉有加，所以他们也就无不感恩图报。中国历史显示历代创业之主，都善于笼络降将，化敌为友，成吉斯汗和忽必烈似乎都精通此道，而尤以后者为甚。 [ 注：同前注，p．552－562。 ]
蒙古最初兴起时，兵力很小，作战区域也不太大，其部队机动力又强，易于因粮于敌，因此，似无重视后勤之必要。但以后兵力数量逐渐增大，行动距离也日益伸长，于是后勤组织的简陋遂成为其最严重弱点。所以，也使其原有的战略弹性大受影响，并且也难以持久。不过战争是一种相对现象，甲方的弱点又常会被乙方的弱点所抵消。譬如说在南侵时，由于宋人在襄樊之战以后之丧失抵抗意志，各地守军闻风而降，故到处都有宋人存粮可资补给，于是后勤负担也随之而减轻。不过此种弱点最后还是构成元帝国的致命伤。到顺帝末年，天下大乱，元军因为没有健全统一的后勤，遂无法平乱并终于为汉人所击败。孙子强调“军无委积则亡”，实乃不易真理。元之兴也在于于机动速度，而其败亡之速则由于缺乏后勤能力。 [ 注：同前注，p．541－575。 ]
不过，在后勤方面，蒙古军又还有一优点，但很少为人所注意。蒙古军有非常有效的军医组织，所谓“蒙古大夫”绝非世俗开玩笑的说法，而的确有相当高明的医术，而尤以外科手术为然。所以，蒙古军的伤患存活率颇高，这对于士气和战力的维持有莫大贡献。在西方历史中只有拜占庭有如此类似的经验。 [ 注：钮先钟：战略思想与历史教训（民国六十八年），p．17。 ]
蒙古人生长于漠北寒冷气候中，不能适应炎热潮湿的天气，若在热带地区作战，其战斗效率不免大打折扣，尤其严重的是蒙古马要比人更难适应气候的改变，一到湿热的地方，马就容易倒毙，这对于蒙古军构成真正的致命伤。所以，在较后阶段的作战中，蒙古军的进度和战绩也就远不如前。例如在东南亚远征时，曾屡次失利，无功而还。
蒙古人是纯粹的大陆民族，对于水上生活完全缺乏经验，甚至于一条长江也能对他们构成相当严重的障碍。尤其对于海洋作战，不仅缺乏准备，而且更心存畏惧，缺乏信心。其结果即为两次远征日本的失败。
蒙古人的旷代武功固应归功于其军事组织的优良和将士的用命，但其战略的卓越也是重大原因，而且后者又是以前者为基础，换言之，两者之间有其不可分的关系。在战略思想领域中，由于缺乏原始资料，所以只能以前贤的研究为依据来作综合的阐述。
最明显也最杰出的观念即为“大迂回”，成吉斯汗、速不台、忽必烈都善于使用此种战略，他们的战绩也早已成为战史中的典型。我国明代学者顾祖禹（1631－1692）可能是世界上第一位深入研究蒙古战略思想的人。他根据蒙古军征服中国的用兵经过，再以其独到的地理学眼光来加以分析，确认蒙古人有其独特的战略的观念，所以在其所《读史方舆纪要》中曾经一再加以分析和赞赏，现在就择要略述如下：
吾观从古用兵，出没恍忽，不可端倪者，无如蒙古忽必烈之灭大理也。自临洮经行山谷二千里，自金沙江济，降摩狄，入大理；……行军于无人之地，更不事假道蜀中也。 [ 注：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一一三·云南序。 ]
他又指出：
吾尝于南宋奔亡之余，而反覆三叹焉！蒙古之用兵也，纵横驰突，大异前代。临安未陷，两粤已为之破残。 [ 注：同前注。卷九十五·福建序。 ]
于是他又说：
蒙古兀良合台从云南入交趾，可谓艰远之至矣。一旦从交趾而北破横山，陷宾州入静江（今桂林），迷踰岭而破辰沅，战于潭州（长沙）城下，与夫淮北之师声援相接也。继又趋湖北，波江而去。当是时，宋人战戍之兵不下数十万，而敌之出没常若无人之境，然则善用兵者，交趾且可以历湖湘，涉江淮也。 [ 注：同前注。卷一〇六·广西序。 ]
最后，顾祖禹遂作总结论曰：“吾尝考蒙古之用兵，奇变恍忽，其所出之道皆师心独往，所向无前，故其武略比往古为高。” [ 注：同前注。总序二。 ] 基于以上的引述，可以看出顾祖禹对蒙古的战略思想真是佩服备至。
西方研究蒙古战略思想的学者也颇不乏人，他们的研究大致都是以西征为对象，所以可与国人的研究互相参证而收相得益彰之效。二十世纪前期的西方战略大师李德哈特在其所著“战略论”中曾极端推崇蒙古人的战略。他说：
在中世纪时，最佳的战略范例不是来自西方而是来自柬方：在规模上和素质上，在奇袭上和机动上，在战略性和战术性的“间接路线”（indirect approach）上，蒙古人的用兵在历史上都可以说无出其右者。 [ 注：B．H．Liddell－Hart, Strategy——The Indirect Approach（Faber, 1967），p．81 ]
他指出成吉斯汗曾利用大同府为饵以来诱捕敌军，那也正是后来拿破仑利用曼陶（Mamtua）要塞时所采取的同一手法。李德哈特又曾简述成吉斯汗征服花剌子模的战役，以及速不台入侵匈牙利的战役来作为“间接路线”的例证。最后，他还说其早年所著《不知名的名将》（Creat Captain Unveiled）一书中，对于蒙古人的战略和战术曾有较充分的讨论。而英国在一九二七年首次试验机械化部队时，这本书曾被选定为教材。 [ 注：钮先钟：战略思想与历史教训，p．82。 ]
李德哈特的推崇蒙古战略思想与顾祖禹可以说是无独有偶。李德哈特认为蒙古人的思想和他所提倡的“间接路线”若合符节。但事实上，与其说蒙古人的战略所走的是间接路线，则毋宁说蒙古人是对孙子兵法的精义有深入的了解。虽然并无任何证据足以证明蒙古将领曾经研读孙子兵法。但其行动之能与孙子的观念暗合，则又是无可置疑。
孙子说：“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但如何能因敌而制胜，主要关键又在于“先知”，欲求先知则必须用间，蒙古人之重视情报与侦搜，也就是这个道理。孙子主张“以迂为直，以患为利”此即为李德哈特所谓“间接路线”。孙子认为：“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而在打击敌人时，又必须势险节短，这样才能像激水之漂石，骛鸟之毁折。蒙古军的作战几乎是与孙子的理论若合符节，怪不得顾祖禹要说：“其武略比往古为高。”
蒙古人在用兵时又同时使用恐怖手段，这也是其战略思想中的一个特点。兵之所至，焚城屠邑，其残暴之名传播远近，产生极大的心理震撼作用，使对方望之生畏，不敢迎战。西方史家认为：
这完全是一种故意的行动，其目的就是要使敌人在惊恐之余，心理丧失平衡，行动为之瘫痪。人人自危，各自逃命，因而丧失有组织的抵抗能力。尤其是对于蒙古兵力的数量能产生放大的印象。入侵欧洲的蒙古军总数不超过十五万人，但从敌人眼里看来，几乎是雄兵百万。 [ 注：同前注，p．255－256。 ]
虽然从人道的立场上来看，此种野蛮行为是应该谴责，但其利用心理战略以配合军事战略，藉以来达到以寡击众的目的，则又还是一种创新的观念。
蒙古人在军事战略层面上，尤其是以用兵而言，的确是有其优异的成就，但在大战略层面上却几乎可以说是不及格。严格说来，蒙古人是只有武功而无文治。他们虽能迅速地征服广大地区，但却缺乏有效的统治能力。其所建立的四大汗国不久都自动衰亡，只有在中国大陆上所建立的元朝，尚能维持较久的时间，但那也还是应归功于汉人之合作。
在所有入侵中国的异族中，蒙古人要算是汉化程度较低的民族。元代诸帝多不习汉文，甚至所用官吏，有一省之大而无人通文墨者。 [ 注：刘振志：“从襄樊之战看南宋国家战略”，p．451。 ] 虽然在元世祖灭宋之后，许衡曾告诉他说：“考之前代，北方之有中国者，必行汉法乃可长”， [ 注：元史卷一五八许衡传。 ] 但此种忠告并未受到真正的尊重。元室虽然大致采取宋代的制度，但只是表面而已，对于中华民族的立国精神并无了解，而对于中国人，尤其是知识份子，更予以不平等的待遇。因此其政治形态与中国历代传统判然绝异。欲求长治久安，安可得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