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第十
作者：钮先钟 ·中国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一、中国再统一
经过长近四百年的黑暗期，终于又有阳光出现。分崩离析的情况终于画下休止符，中国再见统一，这就是隋唐的中兴。在我国历史上，隋之于唐与秦之于汉颇为相似。秦和隋都是首先达成统一的朝代，都不能持久。秦帝国只传了三代，共十三年。隋帝国也只有三代，但比较长一点，共为三十八年。秦隋之后都有短期的分裂，然后迅速复归于统一，接着即为汉唐的盛世。这两个大一统的朝代，以时间的长短论，唐又不如汉。汉长达四百年，而唐则仅为三百年。尤其是自从安史之乱以后，唐即已开始衰颓，国内也已趋于分裂，所以其真正的统一不过一五〇年而已。
隋文帝的统一中国是在开皇九年（589 A．D．），其成功是远比秦始皇容易。因为当时全国已经乱极思治，他的权力基础在当时最强大巩固，而其对手则几乎都已衰弱，不堪一击。但其开国规模则又远不如秦帝国的宏伟。隋文帝虽勤于吏治，但不识大体，换言之，也就是缺乏伟大的国家战略构想。其唯一目标即为累积国富。开皇十四年大旱，是时仓库盈溢，乃不放赈，令民逐粮。唐太宗讥其“不怜百姓而惜仓库”。仁寿元年（601 A．D．）诏减国子学生只留七十人，太学四门州县并废，虽有谏者不听，隋文帝殆以空谈学术为糜费也。 [ 注：钱穆国史大纲（上册），p．274。 ] 及其晚年，天下储积足供政府五六十年之用，府库的充实可叹观止，但非常可惜，如此巨大财力并未善加利用，反而适足以招致其子炀帝的奢淫无度，终至于亡国。
事实上，文帝留下来的遗产不可以说是不丰富。如果炀帝能够好好地用，则不仅他本人可与汉武齐名，而其帝国也决不至于夭折。但不幸他个人虽不乏才气，却更有一股好大喜功的狂热。他即位（605 A．D．）之后即营建洛阳为东都，每月役丁达二百万之多。又开通济渠，引谷洛水达河，引河入汴，引汴入泗以达淮，构成沟通南北的完整水运系统，这也就是扬名世界的大运河。营建东都是使东西两都作平衡的发展，以适应大一统的新局；开通运河更是百年大计，在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都有极深远的意义。所以，无论从战略或历史的观点来看，都应算是伟大的贡献。同时也显示国力的充沛，假使他继续把资源用在建设方面，则国家将益形富强。不幸，他同时又挥霍无度，浪费宝贵的资源去满足其个人的享受和征服狂热。
大业八年（613 A．D．）炀帝亲征高丽，发兵逾百万，分二十四军。结果却大败而归。历史记载说：“初渡辽九军三十五万五千人，及还至辽东城，唯二千七百人。” [ 注：隋书卷六十一宇文述传。 ] 其损失之惨重可与拿破仑征俄（1812 A．D．）相提并论。但炀帝并无悔意，大业九年、十年又一再伐高丽，师老无功。至此，国力耗竭，民怨沸腾，天下开始大乱，群雄四起：
大则跨州连郡，称帝称王；小则千百为群，攻城剽邑。流血成川泽，杀人如乱麻。炊者不及析骸，食者不遑易子。茫茫九土并为糜鹿之场，檩檩黔黎俱充蛇豕之饵。 [ 注：隋书卷四炀帝纪。 ]
不久炀帝被弑于江都（杨州），隋朝也随之而亡（618 A．D．）。中国又告分裂，不过这次分裂为期颇短，至贞观二年（628 A．D．）又复归一统。
二、唐太宗与天可汗
唐之得天下甚易，其最大的功臣即为高祖（李渊）的次子李世民（太宗）。唐太宗为我国历史中少数最杰出君主之一。曾自谓：“年十八即经纶王业，北剪刘武周，西平薛据，东擒窦建德、王世充。二十四而定天下。” [ 注：钱穆国史大纲（上册），p．280。 ] 他二十九岁即位为帝，在位二十二年，所谓“贞观之治”为后世所向往。在我国历史中，唐太宗的文治武功可与汉武帝相提并论，而在某些方面甚或犹有过之。
唐太宗是一位天才型的领袖，智慧极高，但他并不以此自满，而能勤于听政，知人善任，不耻下问。其一朝贤臣，如王珪、魏征、房玄龄、杜如晦等，均为一时之选。他们类多敢言直谏，尤其君臣都以隋为鉴，互相警惕，不敢骄纵惰忽。这就是导致贞观之治的主因。在文治方面有很多的建树，例如宰相职权的重建、考试制度的建立、财政制度的改革等等，而尤其值得重视者为府兵制的完成。
府兵制，虽非唐代所首创，而是沿自西魏、北周和隋朝，但至唐时始臻于完备并成为一种全国性的新兵役制度。军事制度与战略思想，是互为表里。以“农战”为核心观念的法家思想即为例证。而这也正是府兵制的思想基础。此种制度的内容可概述如下：首先把天下分为六三四个折冲府，而关内（中）共有二六一个。关中置府独多，固有其拱卫京师、强干弱枝之意，也是因为府兵制本承袭周隋，遂因其遗基。
每府置折冲都尉一人，左右果毅都尉各一人，为正副主管。府兵亦称卫士，每府卫士总数八〇〇人至二一〇〇人不等。编制分团、旅、队、火四级：三百人为团，团有校尉；一百人为旅，旅有旅帅，五十人为队，队有队正，十人为火（伙），火有火长。卫士由受田的农民（与一般农民有别）充当，二十岁起役，六十岁除役。平时耕种，农闲接受训练。其主要任务为轮番到京城宿卫和防守边地，时间以月为单位，卫士不纳租调（税），不服徭役（劳役），但出征时自备武器、粮食、和衣服。
府兵皆隶于诸卫。唐踵隋制设十六（一说十二）卫，每卫辖四十到六十个折冲府。卫集中设在中央，有将无兵，并无指挥权，只是平时供养武将之所。兵则分散属各府，而府则分布全国。战时由政府召集府兵，派遣将领统率。战争结束即行解散，兵散于府，将归于朝。既免武将专擅军权之弊，亦无耗财养兵之苦，府兵制并非全农皆兵，而是全兵皆农，亦即选农训兵。西汉所行则为全农皆兵制，其弱点为：事实上军队容纳不了那样多人力，人太多训练不易，反成乌合之众，军队吸收太多人力，影响正常农业生产。唐制则只挑选合格农民充当府兵，于是一般农民则可免除兵役义务而专心生产。所以，府兵制可说是一方面为兵农合一，另一方面为兵农分离。 [ 注：杜洽：“唐初府兵考”（史学年报三卷一期，民国二十八年十二月）。 ]
府兵制与一般征兵制不一样，而与现代美国所曾实施的“选役制”（selective service）相似。即并非人人都有服兵役的义务，而是必须符合一定的标准始能有当兵的资格。此种制度可以给与当兵者以一种荣誉感，而且也更可以提高士气，使部队维持高度的战力。所以，至少就理论而言，府兵制似乎兼有征兵与募兵两种制度之优点而又能避免其弱点。
府兵和进士，一文一武，实为农民出身发迹之两条路径。农民中家道殷实而身心武健者可以加入府兵，聪明优秀子弟，亦可读书求学，走入贡举门路。古代社会中武力与知识为贵族所垄断，平民不得分享。现在则武力与知识即从平民阶段中培养出来。唐代的租庸调制奠定农民的生活基础，府兵制建立健全合理的军事组织，进士制更开放政权，消融阶级，全面促进社会文化，而政府方面更创建了一种有高度行政效率而又能维持合理权力平衡的文官系统。事实胜于雄辩，盛唐的伟大已在事实上明确表出。 [ 注：钱穆国史大纲（上册），p．298。 ]
唐之武功尤为后人所称道。但赫赫武功的反面又正反映外患的连续不断。新唐书说：“唐兴，蛮夷更盛衰，尝与中国亢衡者有四：突厥、吐蕃、回鹘、云南（南诏）是也。” [ 注：新唐书卷二一五上书·突厥传。 ] 简言之，外患与有唐一代相终始。唐政府要想维持其强大国势，必须经常付出重大成本。
南北朝末期，北荒民族莫强于突厥。隋初，突厥分为东西。西突厥居乌孙故地，去中国较远，尚不能为中国之患。其能为患中国者乃东突厥。开皇中，隋文帝曾用离间计，使东突厥发生内乱，于是势力稍杀，上表称臣。隋末大乱，东突噘又复强盛。中原豪杰虽建名号，莫不请好息民，甚者且北面称臣，受其可汗之号。
隋宋乱离，中国人归突厥者无数，遂大盛强，势陵中夏……薛举、窦建德、王世充、刘武周、梁师都、李轨、高开道之徒虽僭尊号，皆北面称臣，受其可汗之号，使者往来，相望于道也。 [ 注：隋书卷十四·突厥传。 ]
唐高祖起兵晋阳，欲得突厥之援，也曾向其称臣：
隋季世，虚内以攻外，生者罢道路，死者暴原野，天下盗贼共攻而亡之。当此时，四夷侵，中国微，而突厥最强，控弦者号百万，华人之失职不逞者皆使从之，綦之谋，导之入边，故颉利自以为强大，古未有也。高祖初即位，与和，因数出军助讨贼，故诡臣之，赠与不可计。 [ 注：新唐书卷二一五上书·突厥传。 ]
高祖即位，东突厥颇多横恣，高祖以中原未定，每优容之。而统一之初，户口凋残，财破穷困，也无力对外。于是东突厥愈益骄傲，有凭陵中国之意，无岁不寇边，致令高祖欲迁都以避其锋。
突厥既岁盗边，或说帝曰：“虏数内寇者，以府库子女所在，我能去长安，则戎心止矣。”帝使中书侍郎宇文士及踰南山，按行樊邓，将徙都焉，群臣贤迁。秦王（太宗）独曰：“夷狄自古为中国患，未闻周汉为迁也，愿假数年，请取可汗以报。”帝乃止。 [ 注：同前注。 ]
蛮夷猾夏，中国称臣，此种侮辱谁能忍受？尤其是雄才大略的唐太宗，对此奇耻大辱又焉能不想报复？
帝谓群臣曰：“往国家初定，太上皇以百姓故，奉突厥，诡而臣之，朕尝痛心疾首，思一刷耻于天下。” [ 注：同前注。 ]
但天下初定，必须与民休息，此时若贸然兴师，则无论胜负，都会对于国家造成重大的伤害，实属得不偿失。唐太宗具有高度战略智慧，深知小不忍则乱大谋，所以他说：
我观突厥之兵虽众而不整，君臣之计惟财利是视……覆之如反掌耳。我之所以不战者，即位日浅，为国之道，安静为务，一与虏战，必有死伤，又如匈奴一败，或当惧而修德，结怨于我，为患不细。我今卷甲韬戈，啗以玉帛，顽虏骄恣，必自此始，破亡之渐，其在兹乎？将欲取之，必姑与之，此之谓也。 [ 注：旧唐书卷一九四上·突厥传。 ]
从以上的记载可以了解唐太宗本人是一位杰出的战略家，他与西方历史中的普鲁士菲特烈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颇为相似。而他对突厥的大战略也与汉初贾谊、晁错之流的思想如出一辙。
唐太宗在忍耐之同时，又积极加强准备。从这一方面也显示他有远大的战略眼光。他完全了解人力是国力的最重要基础。他曾命令全国官吏采取有效措拖，劝导人民结婚以来加速人口的成长。 [ 注：全唐书卷四有“令有司劝勉民间稼娶诏”。 ] 按唐在高宗永徽三年（652 A．D．），全国户数不过三百八十万， [ 注：唐会要卷八十四·户口数。 ] 则贞观时户口之少可以想见。从长程观点来看，人口之不足对于唐代战略的贯彻是一种莫大的障碍，所以比较言之，唐之武功也不如汉。
唐太宗又加紧部队的训练，并亲自督导：
上尝引诸卫将卒，习射于显德殿，谕曰：“戎狄侵盗，自古有之，患在边境小安，则人主逸游忘战。今朕不使汝曹穿池筑苑，专习弓矢，居闲无事，则为汝师，突厥入寇，则为汝将，庶中国之民可以小安。于是日引数百人放射于殿庭，上亲临试，中多者赏以弓刀帛，其将帅亦加上考，由是人思自励，数年之间，悉为精锐。 [ 注：文献通考卷一五一兵制，参阅旧唐书卷二太宗纪武德九年。按武德九年为高祖末年，此时太宗已即位，尚未改元。 ]
贞观元年（627 A．D．），原受东突厥控制的回纥与薛延陀两个种族相率背叛，而东突厥内部又发生分裂：
贞观元年，阴山以北，薛延陀回纥等部相率背叛……颉利（东突厥可汗）遣突利讨之，师又败绩，轻骑奔还。颉利怒拘之十除日，突利由是怨望，内欲背之……三年突利遣使奏言与颉利有隙，奏请击之。 [ 注：新唐书卷二一五上书，突厥传。 ]
同时东突厥又“频年大雪，六畜多死，国中大馁，颉利用度不给，复重敛诸部，由是下不堪命，内外多叛之”。 [ 注：旧唐书卷一九四上，突厥传。 ] 贞观三年，郑元★出使突厥还奏曰：“突厥兴亡唯以羊马为准。今六畜疾羸，人皆菜色……不出二年，必当覆灭。” [ 注：旧唐书卷六十二·郑善果传。 ]
于定唐太宗确认时机已经成熟，决定命将出师：
贞观三年诏：并州都督李世积出通漠道，兵部尚书李晴出定襄道，左武卫大将军柴绍出金河道，灵州大都督任城王（李）道宗出大同道，幽州都督卫孝节出恒安道，营州都督薛万彻出畅武道，凡六总管，师十余万，皆受靖节度，以讨之……四年正月靖进屯恶阳岭，大袭颉利……颉利窘，走保铁山，兵犹数万……靖袭擎之，尽获其众，颉利得千里马独奔……行军副总管张宝相擒之……其国遂亡。 [ 注：新唐书卷二一五上书·突厥传。 ]
先后仅半年，战争即胜利结束。卫公用兵可谓神速，足以证明他是一位名副其实的伟大战略家。
东突厥灭亡后，唐国威大振，西北诸夷莫不慑服，贞观四年，西域北荒诸国君主到长安上尊号，共请太宗为“天可汗”。可汗是西北诸国君主之通称，天可汗即高出于一切可汗的可汗，也就是天下总皇帝。但天可汗又不仅只是一种荣衔而已，而更具有其实质意义，并且又还形成一种旷古所未有的制度。所以很明显，那是代表一种非常高明的大战略构想。所谓“共请”者只是一种形式，幕后必然是由唐政府中的杰出战略家（谋臣）所精心策划，可惜我们无法知道是由谁主谋。（以上所云虽无证据，但也许不失为合理的猜想） [ 注：罗香林：“天可汗制度考”（新亚学报一卷一期，一九五五年八月）。P．209。 ]
用现代名词来表示，天可汗制是一种维持集体安全的同盟组织，其组织很宽松而保持充分弹性，很像当前的不列颠国协，各会员国享有完全独立的主权。不过，他们又必须和平共存，不得互相攻伐，而且在政策上也不得背离唐帝国的大战略。为了维持此种国际体系的顺利运作，作为盟主的天可汗也就有下述的权利和义务：
（一）各国君主死亡或缺位时，其继承人必须由天可汗下诏册立，以示合法承认。
（二）各国之间发生纠纷时，由天可汗派员为之仲裁，会员国必须接受其裁决。
（三）各国若受侵略，得请求天可汗予以援助。
（四）天可汗可调集各国兵力组织联军以伐不义，联军统帅由天可汗任命之。
（五）各国兵亦得接受征召，到中国平定内乱（这是安史之乱以后的演变）。
天可汗制度自太宗贞观时开始建立，历经高宗、武后、中宗、睿宗、玄宗、肃宗、代宗七朝，才终于消灭，前后共历百余年，又可分为三期：（一）从贞观四年（630 A．D．）平定东突厥时起，到高宗显庆二年（657 A．D．）平定西突厥时为止，凡二十七年为初期；（二）自高宗龙朔元年（661 A．D．）在西域十六国与昭武九姓诸国设立都督府与诸州，以诸国元首为都督或剌史，结成军事联防体系起，到玄宗天宝十一年（752 A．D．），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在怛罗斯城（Talass）为大食所击败为止，其间共九十一年，是为中期；（三）自天宝十四年（755 A．D．）安史之乱起，至郭子仪在德宗建中二年（781 A．D．）逝世为止，共二十六年为后期。 [ 注：同前注。P．211。 ]
初期参加组织的多为过去受制于突厥的国家，因此企图凭藉大唐的威势以防突厥的再起。在中期，则以共同抵抗大食（即回教哈利发帝国）的侵略，或吐蕃的寇掠为目的。及至后期，则因唐本身遭安史之乱，虽已无力他顾，但仍企图维持天可汗组织，以便征召外兵协助平乱。
天可汗制度的最大积极功能即为能够组成联军以伐不义，其目的为一方面维持国际秩序，另一方面发扬大唐国威。贞观八年（634 A．D．）吐谷浑寇凉州，太宗命李靖为将，率领突厥、契苾之众击之，此为天可汗制成立后的第一次组成“天可汗联军”。
丁亥（十一月）吐谷浑寇凉州，下诏大举讨伐吐谷浑。上欲得李靖为将，为其老，重劳之。靖闻之请行，上大悦。十二月，辛丑，以靖为西海道行军大总管，节制诸军……并突厥、契苾之众击吐谷浑……（闰四月）壬子，李靖奏平吐谷浑。乙卯，诏复其国，以慕容顺为西平郡王，趉故吕乌甘豆可汗。 [ 注：资治通监卷一九四，唐纪十太宗贞观八年。 ]
从上述记载看来，兵力还是以唐军为主，所谓联军似乎只是一种姿态，正像一九五〇年韩战时的情形一样。还有值得注意的一点为“诏复其国”，这是一种高明的战略运用，足以使夷狄不仅畏威，而更感德，于是也就能够维持长治久安。
以后唐军征高丽，也有契丹、奚、（革未）（革羯）等国部队参加，正像希特勒征俄时，有罗马尼亚、匈牙利等附庸国家部队参加一样。不过，西域各国种落繁多，叛服无常，唐兵无法久驻其地，于是唯有就地征调效忠国家兵力组织联军平乱。则不仅能发挥天可汗制度维持区域平衡的功效，更使天可汗的威望能持久不衰。
最后，天可汗制度又对唐帝国产生回馈作用。安禄山乱起，唐政府感到难以应付，遂利用此种关系借调胡兵组成联军讨贼。例如肃宗至德二年（757 A．D．），广平王俶统率联军收复二京。但到此时，唐室已日益衰弱，自难继续维持其国际盟主的地位，所以天可汗制度不久也就自动归于消失。
概括言之，唐代武功与汉代可谓互相伯仲。唐时北方之狄以突厥为最凶悍，东方之夷以高丽为最顽强。西戎常受北狄控制，南蛮寡弱，不足为患。自突厥与高丽相继臣服（关于高丽的征服见下节），整个亚洲遂已无任何国家敢向天可汗挑战。迄至天宝，唐帝国的版图：东至安东，西至安西，南至日南，北至单于府，“三王以来，未有以过之”。 [ 注：新唐书卷二一九·北狄传赞。 ]
唐如何统治如此广大的帝国？这是一个非常有趣味的大战略问题。通常每征服一地，即就其地置州县，以其酋长为都督、剌史、县令。这并非想使蛮荒变成中国版图，只是加以羁縻而已。其目的是分化其众，使国小权分，不能抗衡中国。自贞观至开元，羁糜州多至八百五十有六，都分统于六都护府，亦有隶于沿边都督府者。但羁縻并非根本办法。都督剌史都是戎狄君长，他们不难互相勾结，起而反唐。所以玄宗时，遂又于边缘地区置节度使，以之式遏四夷。天宝末年，节度使尽用胡人。本为防胡而设节度使，而现在又用胡人为节度使，实乃严重的矛盾，最后导致安史之乱，亦为理所必然。
揆其原因，唐代人力不足实为其国防政策的致命伤。由于受到人力的限制，既不能殖民蛮疆，又不能移民实边，反而由于边区人口稀少，遂准许胡人内徙，于是胡汉杂处，逐渐形成心腹之患。又因连年征战，兵员消耗重大，结果迁就事实，召募胡人入伍，以充缺额。最后不仅有胡兵而更有胡将，甚至于位至节度使。尤其是安禄山因得宠之故，更一身兼三节度使。所以其造反也就易如反掌。就时间而言，唐之盛世仅百余年。玄宗开元二十九年（741 A．D．），唐朝达到全盛期。但天宝十四年（755 A．D．），安史之乱起，唐室即盛极而衰，而中国历史也开始又由合而分，由治而乱，而步入第二个黑暗期。
三、唐之衰亡
盛衰关键固在安史之乱，但导致安史之乱又自有其远因，其最主要者即为太宗的征高丽。征高丽之役始自贞观十九年（645 A．D．），到高宗总章元年（668 A．D．）才完全结束，前后长达二十三年之久。虽然终获胜利，但国力消耗极大，实属得不偿失，尤其导致府兵制的破坏，造成军事人力的缺乏，不仅必须召募胡兵，而更容许胡将得以握掌军权。
高丽距离中国核心地区（关中）较远，不能为中国大患；唐若征讨高丽则确为劳师伐远。不仅路程遥远，而且必须经过辽泽，一到雨季“泥淖二百余里，人马不可通”； [ 注：资治通监卷一九七，唐纪太宗贞观十九年。 ] 兼以“辽左早寒，草枯泉冻，士马难久留”。 [ 注：资治通监卷一九八，唐纪太宗贞观十九年。 ] 在此种情况之下，唐军利在速战速决，但高丽国险民附，善于守城，凡不能守之地皆自动放弃，能守者则坚壁固守。例如唐军围安市时，“城中人坚守不动，三月不能克”， [ 注：旧唐书卷一九九上，高丽传。 ] 于是旷日持久，太宗终以“仓储无几，士卒寒冻，乃诏班师”。 [ 注：同前注。 ]
出师辽东既已无功，唯一途径厥为改由海道进攻，但这必须先取百济（高丽与国）以为基地，而又有赖于新罗之合作。此时新罗已降唐，惟太宗不欲渡海，遂暂停行动。高宗即位，决心改变战略，海陆并进，先平百济，然后终于击败高丽。
太宗英明之主，深通战略，应有理性，不至于好大喜功，然则他为何要劳民伤财，为此不急之务。虽然他曾说：“辽东本中国之地，隋氏四出师而不能得，朕今东征欲为中国报子弟之仇。” [ 注：资治通监卷一九七，唐纪太宗贞观十九年。 ] 但这似乎只是一种宣传号召，而并非战略理由。从战略观点来看，太宗的征高丽似与天可汗制的建立有相当微妙的关系。自建此制之后，中国西北疆即能大致平安，而国威也大张。高丽本不在此体系之内，但恃强经常侵略其邻国新罗（唐之盟邦），后者遂向唐求援。唐若不出兵，膺惩高丽，则势将影响其作为盟主的威望，并间接减弱天可汗制的功效，而使精心设计的集体安全体系受到严重打击。因此，太宗才会决心东征。
但师老无功之后，遂又对唐帝国造成两难问题。若自动放弃，则必然影响威望，引起其他外夷的轻视，于是天可汗制也自难维持。反而言之，若继续增强军事行动，最后虽终能获胜，但对国家的实质损失将难以估计。最后，唐太宗及其子高宗还是决心贯彻东征高丽的行动。高丽既服，唐之国威也就达到最高峰，但不幸的后果也接踵而来。
从太宗亲征高丽起，到高宗灭高丽后又在上元一年（675 A．D．）平新罗内乱为止，前后三十年不断用兵于朝鲜半岛。在新罗乱平后第二年，即高宗仪凤元年，唐自动将安东都护府由平壤撤回辽东，其原因是西北面发生了大变化，国家安全受到新威胁。
为维护西北的安全，唐自贞观以来即已部署完整的防御系统：（一）于今甘肃沿河西各郡分置兵府军镇；（二）于今新疆天山北路之迪化，设北庭都护府。并置瀚海、清海等军，于天山南路之库车，设安西都护府，并设焉耆、和阗、龟兹、疏勒四镇；（三）于西突厥旧地之碎叶川建碎叶城扼守国际交通要道。整个系统以北庭、安西二都护府辖区为第一线，而以河西州郡为第二线。其整个战略观念可套用清季左宗棠的说法：“重西域即所以保河西，保河西即所以卫关中。” [ 注：左宗棠之语为“重新疆即所以保蒙古，保蒙古即所以卫京师”。 ] 自太宗到高宗，此种军事战略对外交战略（即天可汗制）的维持都颇有贡献。
但当唐室把注意力几乎完全投在朝鲜半岛上之际，西面的吐蕃遂乘机崛起。因此遂不能不自东北撤退。到调露元年（679 A．D．）单于大叛乱发生，东突厥复兴。而西突厥十姓可汗也与吐蕃连兵攻击安西，西域沦陷，于是唐军陷于三面攻击之中，河东、朔方、河西、陇右、剑南都同时告急。唐室决定缩短防线，把安西都护府从龟兹撤退到西州。
武后长寿二年（692 A．D．）王孝杰击败吐蕃，收复安西四镇。于是朝廷由于是否把安西都护府迁回龟兹的问题而引发战略大辩论。从战略思想史的观点来看，这次辩论的内容是很有评述的价值。
反对派以中书令（宰相）狄仁杰为代表。他认为：“今日之土宇过于周汉前朝远矣，若使越荒外以为限，竭资财以骋欲，非但不爱人，亦所以失天心也”。他强调说明：
近者，国家频岁出师，所费滋广，西戍四镇，东戍安东，调发日加，百姓虚弊……方今关东饥馑，蜀汉逃亡，江淮以南，征求不息。人不复业则相率为盗，根本一摇，忧患不浅。所以然者，皆为远戍方外，以竭中国，争蛮貊不毛之地，乖子育苍生之道也。
他王张采取守势战略：
莫若聚军实，畜威武。以逸待劳，则战士力倍；以主御客，则我得其使；坚壁清野，则寇无所得。自然贼深入，必有颠踬之虑，浅入，必无虏获之益。如此数年，可使二虏（吐蕃及东突厥）不击而服。 [ 注：唐会要卷七十三，安西都护府条。 ]
持不同意见者则可以右史崔融为代表。他基于战略考虑强调四镇驻军与河西安全具有不可分的关系。
四镇无守则狂寇益赡，必兵加西域。西域诸蕃气羸，恐不能当长蛇之口。西域动，自然威临南羌（吐蕃）。南羌乐祸，必以封豕助虐。蛇豕交连，则河西危，河西危则不得不敉矣。方须命将出师，兴役动众。向之所得，今之所劳；向之所劳，今之所逸……今若拔之（撤出四镇），是弃已成之功，忘久长之策。小慈者大慈之贼；前车者后事之师。 [ 注：同前注。 ]
这两派的意见虽各有短长，很难定论，但武后基于国家安全的长程考虑，还是采取了崔融的意见而把安西都护府迁回龟兹，并继续维持西域的驻军，唐初国威鼎盛，而边境驻军却很少，仅只构成一种薄弱的警防系统而已。若必须用武则由内地派遣远征军（所谓行军），胜利后即撤回。不料以后，远征高丽，师老无功，而西北边患又日益严重，结果不仅部队损失重大，而且更把大量兵力长期留驻在边区。于是诚如孙子所云：“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
府兵制的设计本是为了应付短期的战争，其优点为能迅速动员大量人力，并把后勤需要减至最低限度。于是唐军遂可凭藉数量优势和旺盛士气、精练战技，再加上高明的战争指导，而迅速赢得歼灭战。此种短期战争不仅消耗不大，还能激励士气，培养国民的尚武爱国精神，而且战争的胜利还会使兵员获得物质利益，所以人民勇于从军。史称：“征高丽，皆取愿行者，募十得百，募百得千，其不得从军者皆愤叹郁悒”。 [ 注：资治通监卷一九七，唐纪太宗贞观十九年。 ]
但长期战争和长期戍边却与府兵制的根本精神违背。战争的消耗日益增大，而战争的利益则日益减少。于是人民开始以兵役为苦，纷纷逃亡。其最后的结果则为府兵制的完全破坏。开元十一年（723 A．D．）改行募兵制，用长期服役的佣兵代替府兵，称之为犷骑。
玄宗时，唐朝国内安富，对外经营益趋积极，设置十节度经略使，其全部兵额多达四十八万六千九百人。这是由于开边太广，边兵遂不得下增之故。此时全国兵额也只有五十七万人，可以明显表示外重内轻，全面国防已经丧失平衡。而这样多的兵员，已经无法完全由汉人来充当，所以召募胡兵遂成进一步的后果。同时，坐养如此大量的军队，在经济上自为沉重的负担，而最后的结果即为全国经济的衰退。所以到此时，大唐帝国已经是外强中乾，只等着安禄山来替它敲响丧钟。
四、战略家与著作
唐代不乏战略家，尤其是唐太宗本人深通战略，在其所用的文臣武将中，有些人都颇具战略修养。当然，初唐时的最杰出战略家还是首推李靖（卫公）。不过，唐代所留下的战略著作却非常少。现在所能见者只有《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和《太白阴经》。此外，在《陆宣公集》中也可以找到相当有系统的战略思想。以下就分别讨论这三部书。
（一）李卫公问对
李靖（571－649 A．D．）是唐代最杰出战略家，功业彪炳，曾先后击灭东突厥和吐谷浑，封卫国公，故世称李卫公。据书目记载，曾著有《卫公兵法》等十余部兵书，然都已佚失，仅杜佑《通典》中曾保留少许内容。“问对”是一本用问答体来写的书，其内容为唐太宗与李靖在讨论兵法时所留下的记录。中国古代兵书中采取问答形式者固然很多，但实际上，问都是非常简单，而只留下答者独抒己见而已。这本书所记的却是真正的自由讨论，尤其是问者常追根究底，而答者也反复辩论。所以，不仅分析颇深入，而且更具有启发价值。这多少应算是一种特色。这本书究竟是由谁写的已无法考证，但宋初即已流传，可以想见应为唐人所作。宋神宗时已被列入“武经七书”，换言之，这显示当时学者已肯定其价值，并承认其可以代表李靖的战略思想。
今本分上中下三卷，共一万余字，其内容相当广泛：有历代战争经验述评，有古代兵法的诠释，有古代军制的追述，有兵学源流的考辨可谓洋洋大观，不过，主要目的还是讨论作战（用兵）问题，而又是以孙子的“奇正”观念为核心。在这一方面也确有若干创见。其唯一令人感到遗憾者就是所讨论的层次仅限于作战，而并未达到较高的大战略层面。此外，我们又可以想像到太宗的战略水准颇高，群臣中只有一个李靖可以为其师，所以这样的战略对话次数一定非常多，“问对”所记录者最多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因此，书中编排并无逻辑顺序，只能算是杂记而已。严格说来，三卷之分也无特殊理由，而各卷也无特定主题。不过，全书中又的确有某些值得重视的观念，现在就择要引述如下，并加以简要的分析。李靖所最强调者为“奇正之变”：
善用兵者无不正，无不奇，使敌莫测，故正亦胜，奇亦胜。三军之士止知其胜，莫知其所以胜。莫知其所以胜，非变而通，安能至是我。（卷上）
李靖自视颇高，对于前代战争常有严格的评论：
靖曰：“前代战斗多是以小术而胜无术，以片善而胜无善，斯安足以论兵法也？若谢玄之破符坚，非谢玄之善也，盖符坚之不善也。”太宗顾侍臣检谢玄传阅之曰：“符坚甚处是不善？”靖曰：“臣观苻坚载记曰：秦诸军皆溃败，唯慕容垂一军独全，坚以千余骑赴之，垂子宝劝垂杀不果。此有以见秦师之乱，慕容垂独全，盖坚为垂所陷明矣。夫为人所陷而欲胜敌，不亦难乎？臣故曰：无术焉苻坚之类是也。”（卷上）
李靖对于“奇正”与“虚实”的关系有其特殊见解：
奇正者所以致敌之虚实也。敌实则我必以正，敌虚则我必为奇。苟将不知奇正，则虽知敌虚实，安能致之我？……千章万句，不出乎致人而不致于人而已。（卷中）。
李靖对于主客之势有其特殊看法：
“……臣校量主客之势，则有变客为主，变主为客之术。”太宗曰：“何谓也？”靖曰：“因粮于敌，是变客为主也，饱能饥之，佚能劳之，是变主为客也。”（卷中）
太宗与李靖对于“攻守”有很详尽的讨论，其意见也颇其创意：
靖曰：“前代似此相攻相守者多矣，皆曰：守则不足，攻则有余；使谓不足为弱，有余为强，盖不悟攻守之法也。臣案孙子云不可胜者守也，可胜者攻也，谓敌未可胜则我且自守，待敌可胜则攻之尔，非以强弱为辞也。”（卷下）
其最后结论为：
深乎圣人之法也：攻是守之机，守是攻之策，同归乎胜而已矣。若攻不知守，守不知攻，不唯二其事，抑又二其官。虽口诵孙吴而心不思妙，攻守两齐之说，其孰能知其然哉？（卷下）
“问对”不是一本完整的书，甚至于对于君臣对话也未能作完全的记录，即令如此，它在战略思想史中还是有其地位。至少可以让我们明了他们君臣的战略观念和水准。
（二）太白阴经
与《李卫公问对》比较，《太白阴经》却是一本可考的唐人著作。其著者为李空，他曾为《阴符经》作注，已见前述（第五章）。由于“唐书”无传，里籍不详，大约生活在唐肃宗、代宗的时代。其在“序”上所记的时间为永泰四年（768 A．D．）。据“新唐书艺文志”书目记载，他还著有“孙子注”，“閫外春秋”等书。
《太白阴经》是李筌花十年心血而写成的兵书，因为他认为“太白主兵，为大将军；阴主杀伐”（进太白阴经表），所以取了这样一个书名，也给这本书蒙上一层神秘色彩。他这本书可以说是广泛而庞杂，他本人在进书表中说：
人谋，筹策，攻城，器械，屯田，战马，营垒，阵图，括囊无遗，秋毫必录。其阴阳天道，风云向背，虽远人事，亦存而不忘。小及锥刀，大至城堡，智周乎万物，而道济乎三军。辕门有之，虽桴鼓之吏，厮养之卒，亦可为万人之将。言无文饰，理探玄微，十载修成。四方兵起，识者以为济时之用。（进太白阴经表）
全书十卷，共一百篇。其卷名为：（一）人谋上，（二）人谋下，（三）杂仪，（四）战具，（五）预备，（六）阵图，（七）祭文、捷书、药方，（八）杂占，（九）遁甲，（十）杂式。从战略思想史的观点来看，只有前两卷值得介绍，尤其是第一卷。这本书在写作上也有一定的模式：先以“经曰”引出一段前人论兵言论，接着引述古代战例或古代兵法，加以阐述，最后才说出其自己的结论。
卷一人谋上共有十篇，篇名如下：（一）天无阴阳，（二）地无险阻，（三）人无勇怯，（四）王有道德，（五）国有富强，（六）贤有遇时，（七）将有智谋，（八）术有阴谋，（九）数有探心，（十）政有诛强。
卷二人谋下共有十四篇，篇名如下：（一）善师，（二）贵和，（三）庙胜，（四）沈谋，（五）子卒，（六）选士，（七）励士，（八）刑赏，（九）地势，（十）兵形，（十一）作战，（十二）攻守，（十三）行人，（十四）鉴才。
李筌在其第一篇中首先确认“天无阴阳”，他认为天时只与农业有关，与用兵则毫无关系。他引述了许多例证之后，作结论曰：“夫如是则天道于兵有何阴阳哉？”
在第二篇（地无险阻）中，他首先指出“地利者兵之助，犹天时不可恃也”。其结论为：
由此言之，天时不能佑无道之主，地利不能济乱亡之国。地之险易因人而险，因人而易，无险无不险，无易无不易。存亡在于德，战守在于地，唯圣主智将能守之，地奚有险易哉？
在第三篇（人无勇怯）中，他否定“勇怯有性，强弱有地”的传统观念。其结论为：
所以勇怯在乎法，成败在乎智。怯人使之以刑则勇，勇人使之以赏则死。能移人之性，度人之心者，在刑赏之间。勇之与怯于人何有哉？
在第四篇（主有道德）中，李筌表示出其思想颇受道家的影响，他主张“以正理国，以奇用兵，以无事理天下”。其结论曰：
以道胜者帝，以德胜者王，以谋胜者伯，以力胜者强。强兵灭，伯兵绝，帝王之兵前无敌。人主之道，信其然矣。
在第五篇（国有富强）中，李筌又显示其思想与法家颇有渊源。他几乎完全服膺商君的“农战”观念。他说：“兴兵而伐叛则武爵任，武爵任则兵强；按兵而勤农桑，农桑勤则国富。”其结论为：“故知伯王之业非智不战，非农不瞻，过此以往而致富强者，未之有也。”
在第六篇（贤有遇时）中，李筌对于用人之道提出其特殊见解，颇有价值。他首先指出贤人并无特征，有时会失之交臂，所以明君必须用心访求：
贤人之生于世，无籍地，无贵宗，无奇状，无智勇，或贤或愚，乍醉乍醒，不可以事迹求，不可以人物得。其得之者在明君之心。
其结论曰：“废兴之道在人主之心，得贤之用，非在兵强、地广、人殷、国富也。”
在第七篇（将有智谋）中，李筌又因袭孙子的观念，强调智谋对于将道之重要。他举了一连串史例，而其最后一个即为“太宗任李靖之智，而败颉利可汗”，所以“有国家者未有不任智谋而成王业也。”故曰：
将军之事，以静正理，以神察微，以智役物，见福于重关之内，虑患于杳冥之外者，将之智谋也。
第八篇（术有阴谋）的篇名很容易引起误解，实际上，李筌的原意就是主张先用非军事手段以来减弱对方，于是也许就可以不战而胜，这也就是《六韬》中所说的“文伐”，即“所谓未战以阴谋倾之，其国已破矣，以兵从之，其君可虏，其国可隳，其域可拔，其众可溃。”他反对儒生之言：“兵强大者必胜，小弱者必亡”，并指出：“昔夏广而汤狭，殷大而周小，越弱而吴强”，简言之，若能行“阴倾之术”则可不战而胜。
其第一卷中的最后两篇：数有探心第九分析“测隐采心之术”，政有诛强第十则强调“将帅者国之师，不诛豪强何以成三军之威”。其内容与战略无关，分析从略。
第二卷虽有十四篇，但内容属于战略层面者只有下述数篇，其余都是属于较低层次，而且内容也多抄袭孙子所以不必分析。
第十一篇（善师）在思想上是受到荀子影响，所以认为“兵所以存亡、继绝、救乱、除害”。李筌更强调指出：
盖兵者凶器，战者危事，阴谋逆德，好用凶器，非道德忠信，不能以兵定天下之灾，除兆民之害也。
第十二篇（贝和）指出：“先王之道以和为贵，贵和重人不尚战也。”主张“以德服人，以义和人”，认为“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这也都是儒家的思想。
第十三篇（庙胜）几乎是完全采取孙子的“庙算”观念，第十四篇（沈谋）主要地即为对“兵者诡道也”的观念作了一些解释。而在文字上有许多也是照抄孙子的原文。
此外，这本书还有很多篇，虽然其中也不乏创见，但就全体而言，对于战略思想并无太多价值。尤其是李筌这个人在思想上似乎非常矛盾，一方面他崇尚理智，反对迷信，另一方面却又在其书中容纳了许多有关阴阳术数的资料，真是令人有莫测高深之感。尽管如此，《太白阴经》还是一本很难得的书，因为它是真正的唐代兵书，而且现在留传下来的唐代兵书也就只有这一本。
（三）陆宣公集
唐代初期有许多贤臣，由于他们的集体努力，始有“贞观之治”。这些人可能都有相当不错的战略修养，但历史对于他们的思想只有零碎的记录，而他们也未留下有体系的著作。仅在唐室中衰之后，才有一位名臣曾在其对朝政的议论中表现出他确有有系统的战略思想，那就是陆贽。
陆贽，德宗时人（754－805），曾官至中书侍郎，谧号为宣，故世称宣公，他的时代有似于西汉贾谊晁错的时代，内有藩镇跋扈，外有夷狄交侵，所以他目睹时艰，忧心如焚。于是敢言直谏，发表了很多的议论。从这些议论中不仅充分表现出其忠君爱国之忱，而且也显示其战略思想是深远而有体系。在那个时代该算是难得一见的战略思想家。他的思想大致可以用其文集来作为代表，所以，以下的讨论都是以《陆宣公集》为依据。
概括言之，陆贽的思想本于儒家，但以荀子为宗，所以也就倾向于法家。他主张为政必基于人情，名利为众人之所好，故人主必须善用名利观念，使全国上下为名而努力，为利而奋斗，则自可富强康乐。对于当时的内忧外患，他所建议的多为治本之策，换言之，都是属于大战略的层面。
当时，藩镇割据，内轻外重，中央政府日益丧失控制全局的能力。陆贽认为此种积重难返之势，必须从根本着手，始有扭转之可能。其方法即为重建关中的战略地位，巩固中央的权力基础。他说：
臣闻国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又闻理天下者，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则小大适称而不悖焉。身所以能使臂，身大于臂故也；臂所以能使指者，臂大于指故也。王畿者四方之本也，京邑者，又王畿之本也。其势当会京邑如身，王畿如臂，四方如指，故用则不悖，处则不危，斯乃居重驭轻，天下之大权也，非独御诸夏而已，抑有镇抚戎狄之术焉。（陆宣公集卷十一论关中事宜状）
陆贽又引太宗往事为例，说明在行府兵制时，全国设八百余府，而关中独占五百府之多。“举天下不敌关中，则居重驭轻之意明矣”。他又进一步指出：
豪勇之在关中者，舆籍于营卫不殊，车乘之在关中者，与列于廐牧不殊，财用之在关中者，与贮于帑藏不殊。有急而须，一朝可聚。（同上）
这暗示陆贽的思想非常现代化，他了解战争潜力（war potential）和总动员的观念。至于谈到对外的战略，陆贽也曾就四种不同的假想情况，而进行有系统的分析：
夫以中国强盛，夷狄衰微，而能屈膝称臣，归心受制，拒之则阻其向化，灭之则类于杀降，安得不存而抚之，即而序之也。（第一种情况）
又如中国强盛，夷狄衰微，而尚弃信忤盟，蔑恩肆毒，谕之不变，责之不惩，安得不取乱推亡，息人固境也。（第二种情况）
其有遇中国丧乱之弊，当夷狄强盛之时，图之而彼衅未萌，御之我方不足，安得不卑词降礼，约好通和，啗之以利，以引其惧心，结之以亲，以纤其交祸，纵不必信，且无大侵，虽非御戎之善经，盖时事亦有不得已而然也。（第三种情况）
倘或夷夏之势，强弱适同，抚之不宁，威之不靖，力足以自保，势不足以出政，安得不设险以固军，训师以待寇，来则薄伐以遏其深入，去则攘斥而戒于远追，虽非安边之全图，盖势力亦有不得已而然也。（第四种情况）（卷十九论缘边守备事宜状）
中国古人论兵能作如此精密分析者实不多观，足以显示陆贽的思考具有足够的深度。接着他又分析华夷之长短，并指出中国所应采取的战略即为以长制短。他这一段分析可谓十分精彩，值得全部引述：
是以五方之俗，长短各殊，长者不可踰，短者不可企，勉所短而校其所长必殆，用所长而乘其所短必安。强者乃以水莫为邑居，以射猎供饮茹，多马而尤便驰突，轻生而不耻败亡，此戎狄之所长也。戎狄之所长乃中国之所短。而欲益兵蒐乘，角力争驱，交锋原野之间，决命寻常之内，以此为御寇之术，可谓勉所短而校其所长矣。务所难，勉所短，劳费百倍，终于无成，虽果成之，不挫则废，岂不以越天授违地产，亏时势以反物宜者哉？
接着他就指出“将欲去危就安，息费从省，在其慎守所易，精用所长而已”。于是继续分析何谓所易”，何谓“所长”：
若乃择将吏以抚众庶，修纪律以训师徒，耀德行以佐威，能迩以柔远，禁侵掠之暴以彰吾信，抑攻取之议以安戎心，彼求和则善待而勿与结盟，彼为寇则严备而不务报复，此当今所易也。
贱力而贵智，恶杀而好生，轻利而重人，忍小以全大，安其居而后动，俟其时而后行。是以修封疆、守要害，濩蹊隧，垒车营，谨禁防，明斥候，务农以足食，练卒以蓄威，非万全不谋，非百兙不斗。寇小至则张声势以遏其入，寇大至则完守御以邀其归。据险以乘之，多方以误之，使其勇无所加，众无所用，掠则靡获，攻则不能，追有腹背受敌之虞，退有首尾难救之弊，所谓乘其弊，不战而屈人之兵，此中国之所长也。
于是陆贽遂作总结论曰：
我之所长乃戎狄之所短，我之所易乃戎狄之所难。以长制短，则用力寡而见功多，以易制难则财不匮而事速就。拾此不务而反为所乘，斯谓倒持戈矛，以鐏授寇者也，今则皆务之矣！
陆贽论兵又非仅限于理论层面，他对于当时的实际问题也有深切的了解。唐室中衰后，对外战争往往失败，陆贽对于战败的根本原因曾作详尽的分析，可谓切中时弊。他把败因分为下述六点：
（一）措置乖方。 又可为两点：其一，中原之兵不习边事，无法适应边区的恶劣环境。其次，将帅拥兵自卫：“远令守要御冲，恒在寡弱之卒，寇戎每至，力势不支。”所以，“理兵若斯，可谓措置乖方矣。”
（二）课责亏度。 唐在中叶后，对武将以姑息为政：“罪以隐忍而不彰，功以嫌疑而不赏。”是以义士痛心，勇夫解体。有遇敌而所守不固，“将帅则以资粮不足为词，有司复以供给无阙为辞。既相执证，理合辨明。朝廷每为含糊，未尝穷究曲直。”所以，“驭将若斯，可谓课责亏度矣。”
（三）财匮于兵众。 “屯集虽众，战阵莫前。虏每越境横行，若涉无人之地。递相推倚，无敢谁何，虚张贼势上闻，则曰兵少莫敌。朝廷莫之省察，惟务征发益师……总其所人，半以事边。”所以，“制用若斯，可谓财匮于兵众矣。”
（四）力分于将多。 唐鉴于安史之乱，乃分散军权，以防叛乱，结果遂使“人得抗衡，莫相禀属。每俟边书告急，方令计会用兵，既无军法下临，唯以客礼相待。是乃从容拯溺，揖让救焚，冀无阽危，固亦难矣。”所以，“建军若斯，可谓力分于将多矣。”
（五）怨生于不均。 禁军安居无事，待遇极佳；边兵终岁勤劳，所得菲薄。“夫事业未异而给养有殊，人情不能甘也……而欲使其协力同心，以攘寇难，虽有韩白孙吴之将，臣知其必不能焉。”所以，“养士若斯，可谓怨生于不均矣。”
（六）机失于遥制。 因为害怕军人造反，所以遇事加以遥制，其结果遂使军事组织为之瘫痪。陆贽指出：“自顷边军去就，裁断多出宸衷。选置戎臣，先求易制，多其部以分其力，轻其任以弱其心，虽有所惩，亦有所失，遂使分闾责成之义废，死绥任咎之志衰。一则听命，二亦听命。爽于军情亦听命，乖于事宜亦听命。若所置将帅必取于承顺无违，则如斯可矣，若有意乎平凶靖难，则不可也。”所以“用师若斯，可谓机失于遥制矣。”
基于以上的分析，可以断言陆贽在隋唐一代应算是伟大的战略思想家。但可惜生不逢时。遂空有满腹经纶而未能一展所长，徒令后世对其怀才不遇深感同情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