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第八
作者：钮先钟 ·中国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一、西汉初期
陔下会战，项氏败亡（202 B．C．）。旧时代随之结束，接着就是如何建立新秩序的问题：
正月，诸侯及将相相与共请尊汉王为皇帝。汉王曰：“吾闻帝贤者有也，空言虚语非所守也，吾不敌当帝位。”群臣皆曰：“大王起微细，诛暴逆，平定四海，有功者辄裂地而封为王侯。大王不尊号，皆疑不信。臣等以死守之。”汉王三让，不得已曰：“诸君必以为便，使国家。”甲午（二月），乃即帝位汜水之阳。 [ 注：史记·高祖本纪。 ]
由于众望所归，刘邦遂顺利地建立中国历史上的第二个统一帝国。
从国家权力（National Power）的观点上来观察，汉帝国在开国时的权力基础是比秦帝国远较薄弱。秦帝国是建立在武力征服之上，换言之，当秦始皇即帝位时，天下已经没有任何对抗集团之存在。所以，他可以乘着征服的余威，扫荡一切旧势力，并完全依照其理想中的蓝图来建立一种全新的秩序。对比言之，刘邦的帝位则建立在诸侯将相拥戴之上。陔下之战时，韩信、彭越、黥布等都已拥有王号，其地位与刘邦相当，就法理而言，刘邦只是一个盟主而已。如果不是由于诸侯的拥戴，则刘邦根本无法取得帝位。
既然是靠诸侯拥立而登帝位，所以刘邦不仅必须承认他们已有的地位，而且还要大封功臣以为酬劳。结果为异姓功臣封王者七人 [ 注：史记。高祖本纪的记载为：皇帝曰：义帝无后。齐王韩信习楚风俗，徙为楚王，都下邳。立建成侯彭越为梁王，都定陶。故韩王信为韩王，都阳翟。徙衡山王吴芮为长沙王，都临湘。……淮南王布、燕王臧荼、赵王敖比如故。 ] ，而封侯者则更达到一百三十余人之多。
所以在汉朝开国时，虽然就原则而言，是因袭秦代所已建立的郡县制，但在郡县之外，又有藩国；而藩国又有王侯之分：王国分土授民，侯国封户受租。换言之，王国无异于西周的诸侯，侯国则等于战国的封君。因此，汉初的政治制度可简称为郡国制，也就是封建郡县同时存在的混合制。
欲维持帝国的统一，则必须中央集权。废封建、设郡县实为一种必要的措施。假使容许封建制继续存在，则也就无异于培养敌对势力，最后终将形成尾大不掉的割据局面。所以当年秦始皇采纳李斯建议时，曾经裁示如下：
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赖宗庙，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而欲求其宁息，岂不难哉！廷尉议是。 [ 注：史记·秦始皇本纪。 ]
以汉高之明，张良、萧何之智，其对于国家长治久安之道，所见应与始皇、李斯大致相同。因此，可以断言，汉高祖之所以部分地恢复封建制，实为时势所迫，而不得不作此权宜之计，并非视之为永久性的政策。下述的故事可为证明：
（六年）上已封大功臣二十除人，其余日夜争功不绝，未得行封。上在雒阳南营，从复道望见诸将往往相与坐沙中语，上曰：“此何语？”留侯曰：“陛下不知乎？此谋反耳。”上曰：“天下属安定，何故反乎？”留侯曰：“陛下起布衣，以此属取天下，今陛下为天子，而所封皆萧曹故人所亲爱，而所诛者生平所仇怨。今军吏计功，以天下不足偏封，此属畏陛下不能尽封，恐又见疑平生过失及诛，故即相聚谋反耳。”上乃忧曰：“为之奈何？”留侯曰：“上平生所憎，群臣所共知，谁最甚者？”上曰“雍齿与我故，数尝窘辱我，我欲杀之，为其功多，故不忍。”留侯曰：“今先封雍齿以示群臣，群臣见雍齿封，则人人自坚矣。”于是上乃置酒，封雍齿为什方侯，而趣丞相御史定功行封。群臣罢酒，皆喜曰：“雍卤为侯，我属无患矣！” [ 注：史记·留侯世家。 ]
从以上事实看来，可以知道在大乱之后要想建立持久的新秩序是如何困难。刘邦对于功臣诸侯不能不采取怀柔安抚的手段，就战略的观点来看，也代表一种高度的弹性和智慧。因为假使不如此，则在建国之初一定很难勉强维持安定的局面。
但诸侯一经分封，也就在其领土之内享有相当巨大的权力。不仅有“自置吏”的行政权，和“复赋敛”的财政权，甚至于还有其独立的武装部队。若论其发展，则终将形同割据，后患无穷。所以，刘邦自洛阳迁都长安，建立永久规模的中央政府，和略事巩固权力基础之后，即开始采取逐步消灭割据现象的战略。自刘邦即位之年（202 B．C．）起，到其崩殂之日止（195 B．C．），七年之内平均每年削平一王，仅长沙王吴芮平安无事。换言之，在高帝死亡的同时，此种权宜的安抚政策也已大致告一结束。
不过，在削平异姓诸王之同时，高帝又还是不曾彻底放弃封建制度，仍然把国土分封给刘姓子弟，其目的是想凭藉同姓诸侯的亲和力，以来作为中央政权的屏藩。具考虑虽非不合理，而且也有西周的典型在，但由于时代已经改变，贵族生活已经不可继续存在，而且假以时日，同姓诸侯对中央政权所构成的威胁也似乎并不亚于异姓。
高帝死后二十年，文帝始采贾谊的建议，分齐为六，分淮南为三。其理由是有如贾谊所言：
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力少则易使以义，国小则亡邪心。令海内之势，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从。诸侯之君不敢有异心，辐凑并进而归命天子。 [ 注：汉书·贾谊传。 ]
又经二十年，景帝又接受晁错的建议，实施“请诸侯之罪过，削其支郡”的政策。 [ 注：汉书·晁错传。 ] 不久，吴楚七国俱反，是谓“七国之乱”。乱事平定后，中央政府遂凭藉战胜余威，继续有计划地削弱诸侯权力。于是至武帝时，诸王势力遂已完全崩溃，王国地位降与郡同，中央集权的基础始完全巩固。
秦并六国，中国史第一次走上全国大统一的路，此非专由于秦国地势险塞、兵力强盛，而最要者还是当时一般意向所促成。大体言之，秦代政治的后面实有一个高远的理想，秦政不失为顺着时代的要求与趋势，而为一种进步的政治。但秦室本是上古遗留下来的最后一个贵族政府，依然在其不脱贵族阶级的气味下失败（役使民力逾量，即是十足的贵族气味），依然失败在平民阶级的手里。秦之统一与其失败，只是贵族封建转移到平民统一中间之一个过渡。秦灭六国二世而亡，此乃古代贵族封建势力之逐步崩溃，而秦亡则为其最后一幕。直至汉兴，始为中国史上平民政权之初创。平民政府必然创建，殆为当时历史趋势一种下可抗之进程，然在平民政府创建的过程中，却屡次有封建思想之复活。直到景帝削平吴楚七国之乱，平民政府之统一事业始终告完成。 [ 注：这一段完全节录自钱穆：国史大纲上册，p．84－89。 ]
汉与秦之间的最大差异即为平民与贵族之间的差异。刘邦是真正平民出身，帮助他打天下的人大多数也都是平民。所以，汉朝的建立要算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平民政权：
高祖父称大公，无名。母曰刘媪，并亡其姓。高祖行四，故曰刘季，既有天下，因为邦。一时群臣，如萧何为沛主吏椽，曹参为狱掾，任敖狱吏，周苛泗水卒吏，申屠嘉材官，陈平、王陵、陆贾、郦商等皆白徒，周勃织簿曲吹箫给丧事，樊哙屠狗，灌婴贩绘，娄敬挽车，惟张良为韩相贵胄。汉初王后亦多出微贱。项羽田横之徒皆贵族，而皆不能成事，此可以觇世变。 [ 注：汉书·食货志。 ]
既然是由平民所主导，当然在思想上必然会受到在其阶级意识的影响，而且对于平民的利益也自不能不重视。因此：
汉初政府纯粹代表一种农民素朴的精神，无为主义即为农民社会改治思想之反映。因此，恭俭无为，与民休息，遂为汉初政府之两大信念。因乱后社会经济破产，人心厌乱，战国晚年黄老一派消极思想遂最先在农民政府裏面得势。 [ 注：钱穆：国史大纲上，p．89。 ]
就理论而言，秦始皇的政府应该要算是大有为的政府，但由于管得太多、管得太严，结果才使全国人民感到受不了。遂终于不免土崩瓦解，旦夕而亡。汉高祖是平民出身，深知民众心理。所以，其治道是一反秦之所为，也就是尽量不管、尽量少管，让人民有一个喘息的机会，以使其在长期暴政和战乱之中所受到的创伤得以自动地逐渐康复。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无为而治也正是最好的政治。不仅是汉高祖本人有这样的认知，而其佐辅如萧曹等也都有此同样的认知，尤其是在以后几代的皇帝，大致也都能恪遵此种政治路线。如此长期的休养，遂终于使民族精神逐渐康复，国力也随之日益充沛。
无为只是消极的一面，仅凭无为只能使人民获得休息，而并不能迅速改善其生活。欲达到此种目的，则还是必须有积极的经济政策（战略）。汉朝建国时，经济情况极为恶劣：
接秦之敝，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求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高祖乃令民得卖子，就食蜀汉。天下既定，民亡盖臧。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 [ 注：汉书·食货志。 ]
由此可知在经济方面正面临着严重的危机。
汉初诸帝与其群臣都能面对现实，深知国民经济实为政府财政之本。必须经济稳定发展，然后政府始能有充分的财源，以来推动各种国家政策。因此，采取一种“君民交裕”的经济战略，以求达到富国裕民的目标。 [ 注：“君民交裕”一语见王船山读通鉴论卷二。 ] 分别言之，可分下述三项：
（一）鼓励农业增产。 民以食为天，增产粮食是第一要务。文景两帝都曾采用亲耕方式，以来鼓励农民增产。二年正月文帝曰：“农，天下之本，其开藉田，朕亲率耕，以给宗庙粢盛。” [ 注：史记·孝文本纪。 ]
景帝亦有此举，曾语曰：“朕亲耕，后亲桑，为天下先。” [ 注：汉书·食货志。 ] 虽然这只一种象征性的行动，但其精神作用不可忽视。
（二）减轻租税负担。 自高帝时开始，即已采取轻税政策。汉书称其“约法省禁，轻田租，什五而税一。” [ 注：同前注。 ]
文帝不仅一再减税，甚至于还免税。他说：“农，天下之本，务莫大焉。今勤身从事而有租税之赋，是为本末者毋以异，其于劝农之道未备，其除田之租税。” [ 注：史记。孝文本纪。 ] 景帝二年，亦令“民半出田租，三十而税一也。” [ 注：汉书·食货志。 ] 秦时田赋多少，已不可考。汉书既谓高帝“轻田租，什五而税一”，则秦之田租必较此为重。汉初屡次减轻，由十五分之一减到三十分之一，即比高帝时又已减轻一半，则农民受惠自不待言，而刺激农业增产亦必然为其副作用。
（三）节约政府支出。 在落后的经济情况中，节流甚至于要比开源还更重要。人民生活奢侈，无异于浪费物力，足以使贫困程度日益加重。至于君主生活穷奢尽侈，则为害尤烈。不仅浪费公帑，而且上行下效，更可养成不良风气。汉朝自高帝时起，其君主都能以身作则，提倡俭朴生活。定都长安（咸阳）时，萧何治未央宫，立即遭到高帝的怒斥：
萧丞相营作未央宫，立东阙，北阀，前殿，武库，太仓。高祖还，见宫阙壮盛，怒谓萧何曰：“天下匈匈，苦战数岁，成败未可知，是何治宫室遏度也。”萧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遂就宫室。且夫天子以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重威，且无令后世有以加也。”高祖乃说。 [ 注：史记·高祖本纪。 ]
从大战略的观点来看，这一段对话颇有深意。一方面显示刘邦的崇尚节俭、珍惜国力；另一方面也指出为政应有较远大眼光，而不可过分现实。萧何所言有两个重点：其一是政府不能因为节约而一切都因陋就简，否则将影响到政府在人民眼中的威望。其二是开国时对于宫室即作相当规模的建设，以免后世再花更多的钱去增建。这可以暗示萧何是一位懂得“长治久安”道理的大战略家。文帝在位二十三年，更是“躬修俭节，思安百姓”。 [ 注：汉书·文帝纪。 ]
在消极的无为与积极的经建配合之下，汉帝国的地位遂日益稳固。汉高祖称帝在位七年（连同汉王时期，合计也只十二年），比秦始皇还要短。长子刘盈继立，是为惠帝，在位七年而卒，其后太后吕氏临朝当政，为时八年。吕后死后由惠帝之弟刘恒继立，是为文帝，在位二十三年，传子启，是为景帝，在位十六年。从高帝到景帝前后共为六十一年，可以总称之为西汉初期。在此阶段中，汉室曾面对多次挑战，内有诸吕之乱、七国之乱，外有匈奴的侵扰，但终能克服种种危机，而使国祚不绝。若与秦代作一比较，似乎是远较有幸。不过，这又并非没有理由，从大战略观点来看，汉政权之所以能延续壮大，至少可以归功于下列三点：
（一）统治者能力较佳。 秦始皇虽雄才大略，但骄奢任性，好大喜功。汉高帝则自知天下得来不易，所以非常谨慎。惠帝也比秦二世较佳，尤其吕后相当能干，事实上，她也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位女皇帝。此后的文景二帝不仅都很有才能，而且统治时间也都较长。
（二）有忠贞保国的大臣。 秦二世即位后，李斯不久即遭杀害，由赵高执政，国事遂败坏。汉初由萧何、曹参继续为相，以后又有陈平、周勃，文武合作，共平诸吕之难，接着又还有周亚夫削平七国之乱，而贾谊、晁错之流，对于国家大事也都敢于发言，提出极富建设性的长治久安对策。这些加在一起，共同巩固了中央统治权。
（三）以儒道两家思想济法家之穷。 秦之统治是纯粹以法家思想为基础，其流弊之所及遂不免刻薄寡恩，沦为暴政，终至于民怨沸腾，不崇朝而亡。汉的统治，就基本观念而言，可以算是秦的延续，但加上儒道两家思想的调节。所以，好像苦药之外加上糖衣，既不影响药效，而又易于入口。此种宽猛相济的政治也就成为此后中国政治思想的主流。
二、汉武帝与匈奴
经过开国阶段，汉武帝才是第一个真正统治统一大帝国的人，他即位于公元前一四〇年，上承“文景之治”，休养生息之后。他不仅雄才大略，而且寿命也特长，一共做了五十四年皇帝，为汉朝的最高纪录。所以，不仅文治武功，盛极一时，而且更能竟其全功，使汉室达到全盛时期，并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写下辉煌的一页。
从民族发展史的观点来看，汉武帝的最大贡献当然就是伐匈奴。从周代到秦汉，为我国北方大患者即为匈奴，所谓山戎、玁狁、荤粥等都是匈奴的别名。中华民族之所以常受汉北野蛮民族侵扰，不是由于中华民族文弱，而是由于中华文化进步。中华民族到周代即已进化为农业民族，而北方民族则仍以游牧为生。当农业民族与游牧民族比邻生活时，前者常是保守的，而后者则倾向侵略。因为前者忙于农事，自无余力和余暇去向外侵略，而一旦战事发生，定居的人损失也最大，所以他们都是爱好和平。反而言之，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没有城廓，所以攻击对于他们而言，也就自然成为最好的防御。而且文化和经济生活都较落后，看到邻近农业民族的财富，当然羡慕和想要夺取，于是侵略好战也就变成一种天性。
简言之，匈奴之所以长期为中国大患，有两大原因：其一是性格上的不同。汉族以农耕为业，希望和平；匈奴以游牧为生，爱好战争。其二是经济上的差异。中国以匈奴之地为无用，而匈奴则爱好中国之财物。由于生活方式之不同，当发生冲突时，汉族也就时常居于不利的地位。战败不能逃遁，战胜不能深入。而在匈奴方面，战胜则可以到处骚扰，大肆掠夺，战败则如鸟兽之散，使中国军难于追击。所以：
秦始皇欲攻匈奴，李斯谏曰不可，夫匈奴无城廓之居，委积之守，迁徙鸟举，难得而制。轻兵深入，粮食必绝，踵粮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为利，得其民不可调而守也。 [ 注：史记·匈奴列传。 ]
于是秦始皇虽命蒙恬伐匈奴，但其战略意义则只是“以攻为守”。换言之，只是执行一种驱逐政策，其目的为把匈奴逐出过去所侵占的地区，然后修建长城，使其不再敢南下而已。因为秦始皇并未能彻底解决匈奴问题，于是始皇死后，天下分崩，匈奴遂又乘隙而入，再度为中国之大患。
秦灭六国，而始皇帝使蒙恬将十万之众北击胡，悉收河南地……匈奴单于曰头曼，不胜秦，北徙。十余年而蒙恬无，诸侯畔秦，中国扰乱，诸秦所徙谪戍边者皆复去。于是匈奴得宽，复稍度河南，舆中国界于故塞……冒顿主为单于……悉复收秦所使蒙恬所夺匈奴地者……是时汉兵与项羽相距，中国罢于兵革，以故冒顿得自强，控弦之士三十余万。 [ 注：史记·匈奴列传。 ]
西汉初年，接秦之敝，经济崩溃，财政穷困，自无余力对付匈奴。而匈奴夺取河南地，也就进一步进窥关中。
是时汉初定中国，徙韩王信于代，都马邑。匈奴大攻围马邑，韩王信降匈奴。匈奴得信，因引兵南踰句注，攻太原，至晋阳下。高帝自将兵往击之，会冬大寒雨雪，卒之堕指者十二三，于是冒顿佯败走，诱汉兵。汉兵逐击冒顿，冒顿匿其精兵，见其赢弱，于是汉悉兵，多步兵，三十二万，北逐之。高帝先至平城，步兵未尽到，冒顿纵精骑四十万骑围高帝于白登（在今大同东）七日，汉兵中外不得相救饷……高帝乃使间厚遣阏氏（冒顿之妻），阏氏乃请冒顿曰：“两主不相困，今得汉地，而单于终非能居之也。且汉王其有神，单于察之。”冒顿……乃解围之一角。于是高帝令士皆挎满傅，矢外乡，从解角直出，竟与大军合，而冒顿遂引兵而去。汉亦引兵而罢，使刘敬结和亲之约。 [ 注：同前注。 ]
堂堂大汉皇帝以轻敌之故，竟被围七日，赖贿赂之力，始得脱险，实为奇耻大辱。然在当时，贿赂不失为权宜之计，汉室日后不时使用，以求息事宁人。
此时中国对于匈奴几乎束手无策，于是只好采取和亲政策：
高帝罢平城归……当是时冒顿单于兵强，控弦四十万骑，数苦北边。上患之，问敬，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罢于兵革，未可以武服也……陛下诚能以嫡长公主妻单于，厚奉遣之，彼知汉女送厚，蛮夷必慕以为阏氏，生子必为太子……冒顿在，固为子婿，死外孙为单于，岂曾闻外孙敌与大父亢礼哉，可无战以渐臣也。” [ 注：汉书·刘敬传。 ]
由于匈奴对中国尚无政治野心，其所以时常入侵只是为了掠夺财物。和亲政策的后面即为贿赂与通商。藉胡汉通婚之名义，匈奴上层贵族每年既可得汉室的馈遣，其下层民众亦可得贸易机会。当物资需要可获满足时，也就可以暂时消除其武力侵略的意念，所以和亲政策实不失为一种应急的缓和措施。但就长期而言，对于问题并不能提供根本解决。诚如班固所云：
和亲之论发于刘敬，是时天下初定，新遭平城之难，故从其言，约结和亲，赂遣单于，冀以救安边境。孝患高后时，遵而不违，匈奴寇盗不为衰止，而单于反益加骄倨。逮至孝文，与通关市，妻以汉女，增厚其赂，岁以千金，而匈奴数背束约，边境屡被其害……此则和亲无益，已然之明效也。 [ 注：汉书·匈奴列传。 ]
简言之，其结果为中国不断的和亲，而匈奴则不断的寇边。
匈奴时常来犯，关中根本之地也备受威胁，于是刘敬遂又建议徙民关中，以固根本。高祖罢平城归……使刘敬往结和亲约，敬从匈奴来，因言匈奴河南白羊楼烦王，去长安近者七百里，轻骑一日一夕可至。秦中新破，少民，地肥饶，可益实。夫诸侯初起时，非齐诸田，楚昭屈景莫与。今陛下虽都关中，实少人，北近胡寇，东有六国强族，一旦有变，陛下亦未得安枕而卧也。臣愿陛下徙齐诸田，楚昭屈景，燕魏韩赵后，及豪杰名家，且实关中。无事可以备胡，诸侯有变，亦足率以东伐，此强本弱末之术也。上曰善，乃使刘敬徙所言关中十余万口。 [ 注：汉书·刘敬传。 ]
从史书的记载上来看，刘敬在汉初似乎要算是一位颇有见识的战略家，他所提出的三项建议（建都长安、和亲、徙民关中）都具有战略意义，所以其在战略思想史中的地位应予以肯定。不过仅只徙民关中，虽可强干弱支，但欲以备胡骑来侵，则仍只有间接的功效，于是进一步的积极措施即为募民实边。
欲求边防之强固，必须繁殖边疆的人口。人口稀少则草不尽垦，地利不尽出，一旦外敌来犯，也就缺乏抵抗能力。汉代人民均有服兵役的义务，人口增加则兵力也随之而增加，是以募民实边在军事上和经济上都有极大的利益。此种政策是晁错最先向文帝建议的：
错复言曰：“今使胡人数处转牧，行猎于塞下，或当燕代，或当上郡北地陇西，以候备塞之卒。卒少则入，陛下不救，则边民绝望，而有降敌之心。救之，少发则不足，多发，远县才至，则胡又已去。聚而不罢，为费甚大，罢之则胡复入，如此连年，则中国贫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忧边境，遣将吏发卒以治塞，甚大患也。然令远方之卒守塞一岁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选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备之。以便为之高城深堑，具蔺石，布渠答。复为一城，其内城间百五十步。要害之处、通山之道，调立城邑毋下千家，为中周虎落，先为室屋，具田器，乃募罪人及免徒复作令居之。不足，募以丁奴婢赎罪及输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乃募民之欲往者，皆赐高爵，复其家，予冬夏衣廪食，能自给而止。郡县之民得买其爵，以自增至卿。其亡夫若妻者，县官买予之。人情非有匹敌，不能久安其处。塞下之民，禄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难之地。胡人入驱，而能止其所驱者，以其半予之，县官为赎其民，如是则邑里相救助，赴敌不避无，非以德上也，欲全亲戚而利其财也。此与东方之戎卒不习地势，而心畏胡者，攻相万也。以陛下之时，徙民实边，使远方无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亡系虏之患，利施后世，名称圣明，其与秦之行怨民相去远矣。上从其言，募民徙塞下。 [ 注：汉书·晁错传。 ]
不过，即令募民实边，也只是增强防御能力而已，并不能彻底根绝外患，所以，自高祖至景帝，将近十年中，匈奴之祸史不绝书。
因此，汉武帝能够彻底击败匈奴，使汉南无王庭，的确要算是非常艰巨的工作，和非常伟大的成功。不过，这又并不能完全归功于武帝一人，在他之前，文景两朝即已替他的功业奠定基础。任何伟大的军事行动，都必须有充足的财政准备，而充足的财政准备又必须有健全的经济基础。经过长达数代的休养生聚，国民经济早已复苏，而国家财政也已相当丰裕。
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钜万，贯巧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 [ 注：汉书·食货志。 ]
战争又不能仅凭财力，人力也同样重要。民多则兵多，民少则兵寡。汉朝开国时，大乱之后，户口锐减。经过几十年的休养，户口随之增加，约有三四倍之多。概括言之，定居民族人口增加率通常都比游牧民族较快。所以，就人力而言，与匈奴比较，汉族是很快地就重占优势。汉代农兵不分，采取全民皆兵的兵役制。人民年二十三到五十六为正卒，一岁赴京师为卫士，服役于南北两军。一岁在郡国服役于材官、骑士、楼船等部队。服完现役二年后，退归田间，以待番上调发。到年达五十六时，始免为军人（除役）。
部队在平时有严格的训练，并有定期的校阅，所以能维持适当的战斗力，而且以武器装备而言，更是远比匈奴优秀。陈汤说：“胡兵五当汉兵一，何者？兵力朴钝，弓弩不利。今闻颇得汉巧，然犹二而当一”。 [ 注：汉书·陈汤传。 ]
就战略理论而言，汉人对匈奴的全盘形势实利攻而不利守：
汉与匈奴边界辽阔，匈奴飘忽无定居，乘我秋冬稼毕收，彼亦马肥弓劲（秋高则马壮，风劲则弓燥），入塞使掠（攻者一点，防者千里）。中国弊于奔命。就匈奴全国壮丁言，不出三十万，其社会组织并不如中国之强韧，则可以以其主力一擎而破，此所谓一劳永逸，较之消极的防御，为利多矣。大抵中国史上对外问题，莫不然也。 [ 注：钱穆·国史大纲（上册），p．146。 ]
然匈奴擅长骑射，故对匈奴作战，骑兵最为重要。中国非不知出击之利，但一时无法采取攻势，其主因即为骑兵之不足（以后唐强宋弱也是由于同一原因）。所以，马政之建立对于国防而言实为第一要务。自从景帝时起，汉朝即开始积极采行养马的政策。史称：“始造苑马以广用……牧师诸苑三十六所，分置北边西边（均在河西六郡界中）即以为苑监，官奴婢三万人，分养马三十万匹。”武帝时，养马事业日益发达，史谓：“天子为伐胡，盛养马，马之来食长安者数万匹。” [ 注：史记·平准书。 ] 于是“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廐马多至四十万匹，与汉初“天子不能具钧驷（四匹马无杂色），将相或乘牛车”的情况成一强烈对比。 [ 注：汉书·食货志。 ] 马畜既盛，骑兵的编训也自易完成，北伐匈奴的最后一道障碍也随之而克服。
到此时，对匈奴的和战问题遂开始在汉朝中央政府中引起大辩论，大抵文臣主和，武将主战。所以班固说：“缙绅之士则守和亲，介胄之士则言征伐”。 [ 注：汉书·匈奴列传。 ] 最后还是由武帝亲自决定讨伐，以雪昔日之耻，并达到一劳永逸目的。这是汉武帝一生所作的最重要决定，与中华民族的未来发展具有莫大的关系。伐匈奴是一种长期斗争。自从双方断绝和平关系之后，大小冲突不可胜数，概括言之，主要战役不下九次之多。现在概述如下：
（一）元光二年（133 B．C．）。武帝用王恢之计，企图诱致匈奴单于于马邑而伏击之，是为“马邑之谋”：
汉使马邑下人聂翁壹奸兰出物，佯为卖马邑城以诱单于。单于信之，而贪马邑财物，乃以十万骑入武州塞。汉伏兵三十余万马邑旁……单于既入汉塞，未至马邑百余里，见畜布野而无人牧者，怪之……是时雁门尉史……知汉兵谋。单于得，欲杀之，尉史乃告单于汉兵所居。单于大惊曰：“吾固疑之”，乃引兵还……自是之后，匈奴绝和亲，攻当路塞，往往入盗于汉边，不可胜数。 [ 注：史记·匈奴列传。 ]
诱敌失败，汉军遂下能下开塞出击，长期苦战从此开始。
（二）元光六年，汉任四将军（卫青、公孙贺、公孙敖、李广），分别出上谷、云中、代郡、雁门。后二路都失利，只有卫青进到龙城，得胡首虏七百人而还，这也是卫青的初露头角，奠定了其以后名垂青史的基础。
（三）元朔元年（128 B．C．），匈奴入侵辽西、渔阳、雁门。武帝令卫青将三万骑出雁门，李息出代郡声援渔阳。得首虏数千人归。
（四）元朔二年，匈奴再侵上谷、渔阳两郡。武帝决定采取大迂回战略，使卫青、李息率五万骑以强大兵力（可以看出汉兵力是逐次增强）西出云中，至高阙，并西达符雄（即今之山西西北及绥远南部地区），将匈奴予以包围击破。
卫青后出云中以西至陇西，击胡之楼烦、白羊王于河南，得胡首虏数千，牛羊百余万。于是汉遂取河南地，筑朔方，复缮故秦时蒙恬所为塞，因河为固。 [ 注：同前注。 ]
从战略观点来看，这次胜利的意义颇为重大。匈奴之地东接朝鲜，西连西域，但其最重要的根据地而与汉接壤者则为河南地。河南地肥饶，匈奴以之为牧场，可供粮食。所以收复河南地对于匈奴是一重大损失，而汉则进可以攻，退可以守。至于在其地设置朔方郡，徙民以实之，则出于主父偃之建议：
偃盛言朔方地肥饶，外阻河，蒙恬城以逐匈奴，内省转输戍漕，广中国，灭胡之本也。上览其说，下公卿议，皆言不使。公孙弘曰：“秦时常发三十万众筑北河，终不可就，已而弃之。”主父偃盛言其便，上意用主父计，立朔方郡。 [ 注：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 ]
匈奴退出河南地之后，汉又更进一步，自云中定襄向北进兵，夺取阴山。阴山为战略要地，草木茂盛，匈奴依阻其中，既有隐蔽，又能制作弓矢，来出作寇。而为汉略取之后，汉军登高一望，即可发现胡骑出没踪迹。于是匈奴只好踰大蹟而居其北，去中国益远。所以，“匈奴失阴山之后，过之未尝不哭也”。 [ 注：汉书·匈奴传引侯应之语。 ]
（五）元朔五年，匈奴分兵四路入侵代郡，定襄郡、上郡、朔方郡。汉遣车骑将军卫青，统率六将（李息、张次公、苏建、李沮、公孙贺、李蔡），共十余万骑，自朔方秘密渡河至五原郡，潜出高阙塞，驰击匈奴右贤王王庭。右贤王仓皇突围，向北逃遁。汉军此役斩获颇多，可谓大获全胜。武帝也立即派使者到军中封卫青为大将军，以示奖励。
（六）元朔六年，卫青再率领大军十余万骑，两出定襄，直指匈奴本部单于庭，但在第二次出击时，颇不顺利。前将军赵信（本为胡人）投降单于；右将军苏建尽亡其军，仅以身免。只有剽姚校尉霍去病（卫青姊子，年十八）作战极为勇敢，战功最大。因此被封为冠军侯。
（七）元狩二年（121 B．C．）春，武帝以霍去病为骠骑将军，率万骑出陇西，（今甘肃临洮东北），打击匈奴右部。去病喻鸟盘山，涉狐奴水，历五王国，过燕支（焉支）山千余里，与匈奴兵鏖战于皋兰，达六日之久。此役去病斩首八千余级，俘浑邪王子，得休屠祭天金人。转战数千里，一举而打通河西走廊，切断匈奴之右臂。
（八）元狩二年夏，武帝又遣霍去病与公孙敖出击。霍为右纵队，公孙为左纵队，前者出北地，后者出陇西，以祁连山为会师目标。同时，另以张骞、李广出右北平，分击匈奴左贤王以为牵制。此役，李广失利，公孙敖失道，无法会师。独去病出北地、渡黄河，经青玉湖而至居延海，然后沿济纳河南下，至小月氏（今酒泉），耀兵于张掖，并歼灭祁连山区之敌。焉支祁连美水草、宜牧畜，匈奴失去两山，在军事上和经济上都是重大损失：
山在张掖酒泉二界上，东西二百余里，此百里，有松柏五木，美水草，冬温夏凉，宜畜牧养。匈奴失二山乃歌曰：“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蓄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 [ 注：史记·匈奴列传。 ]
同年秋，匈奴西方浑邪王杀休屠王降汉，汉遂以其地为武威及酒泉郡。到天鼎六年（111 B．C．）又分武威为张掖，酒泉为敦煌，即所谓河西四郡，开汉通西域之道，并断绝羌胡之间的交通。
（九）元狩四年，武帝以河西已定，遂决心派大军深入漠北，予匈奴以彻底打击。于是卫青霍去病分率左右两军，各精骑五万（步兵转者踵军数十万），大举北伐。霍出定襄（今绥远和林格尔），卫出代郡（今察哈尔蔚县东北）。后闻单于在东，武帝令二人对调指挥，分从东西两路，围歼匈奴主力。卫军与匈奴接战后，单于即突围逃走，卫军乘胜追击，深入漠北二百里，至实颜山赵信城（外蒙库伦西），得匈奴积栗而返。霍军自代郡出塞二千里，在檮余山（今达里湖北），击败匈奴左贤王，并猛烈追击，至狼居胥山（今察哈尔北德尔山），祭于姑衍，登临瀚海而还。从此匈奴向北远遁，漠南无王庭。
此后双方进入休战状态，为时达七年之久。武帝乃乘机用张骞之议，出使西域，后发兵讨平南越，平定西南夷，恢复秦代的版图。最后一次战役虽赢得决定性胜利，但汉方亦损失重大：
初，汉两将军大出围单于，所杀虏八九万，而汉士卒物故亦数万，汉马死者十余万。匈奴虽病，速去，而汉亦马少，无以复往。 [ 注：汉书·南粤传。 ]
以后，汉方复收士马，重整兵力，不料骠骑将军霍去病在元狩六年病逝（年仅二十九岁）。于是“汉久下北击胡”。不过，匈奴经此重创后，也就不再能为中国大患，至宣帝时，终于屈服。
西汉之所以能降服蛮夷（不仅限于匈奴），又并非仅由于武帝的雄才大略。事实上，在其前文景两朝即已奠定基础，而在其后，昭宣三帝也能竟其全功。进一步说，也并非仅仅由于国力强大，兵精马壮，将士用命，更重要的是西汉政府对于如何克服外敌，已经发展成功一套完整的大战略思想。此种思想也像秦灭六国的战略一样，并非完全代表某一个人的观念，而是一种集体创造，经过相当长久时间始发展成熟。所以，不能归功于某一人，而且事实上，常有若干人同时或先后提出相同或不同的意见，经过反复辩论，最后始结晶成为一种共同的思想体系。
根据史书的记载，加以分析之后，即可发现此种大战略思想是确实存在，而且可概分为战前、战时、战后三大阶段，每一阶段中又各有其分别运用的战略。现在简述如下：
（一）战前阶段
所谓战前阶段是两个民族已经处于敌对的状态，但尚未发生大规模的战争，也就是“冷战”的阶段。在此阶段中，若能用各种手段破坏对方的经济，枯竭对方的知识，减弱对方的斗志，则对于尔后的战争也就自可增加胜算。为达到此种目的，遂分别设计和采用三种战略：
（一）贫化战略。 用各种手段阻止对方的经济成长，或减弱其生产能力。例如吕后时，曾“出令曰毋子蛮夷外粤金铁田器马牛羊，即予，予牡毋与牝”。 [ 注：汉书·晁错传。 ]
其用意为使蛮夷不能用铁器深耕，并使其牧畜不能繁殖。
（二）愚化战略。 蛮夷生活简陋，长于体力；中国文明先进，长于智力。晁错曾认为匈奴有三长技，中国有五长技：
今匈奴地形技葑与中国异，上下山阪，出入溪涧，中国之马弗与也。阴道倾仄，且驰且射，中国之骑弗与也。风雨罢劳，饥渴之困，中国之人弗与也。此匈奴之长技也。若失平原易地，轻车突骑则匈奴之众易挠乱也。劲弩长戟，射殊及远，则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坚甲利刀，长短相杂，进弩往来，什伍俱前，则匈奴之兵弗能当也。材官騶发，矢道同的，则匈奴之革笥木荐弗能支也。下马地斗，剑戟相接，去就相薄，则匈奴之足弗能给也。此中国之长技也。
由此可知中国的战术知识、技术水准是远高于蛮夷，自应以长制短。所以，应设法阻止军事学术和武器生产技术向那些地区输出。这样始可永久保持中国的智力优势。
（三）腐化战略。 引诱对方追求生活上的享受，放弃其刻苦耐劳的优点，使其内部自动腐化。这也正是贾谊所建议的“五饵”：
赐之盛服车乘，以坏其目。赐之盛食珍味，以坏其口。赐之音乐妇人，以坏其耳。赐之高堂邃宇，府库奴婢，以坏其腹。于来降者，上以召幸之相娱乐，亲酌而手食之，以坏其心。此五饵也。 [ 注：汉书·贾谊传赞之颜师古注。 ]
上述三种战略若在战前阶段联合地加以运用，必能逐渐从内部腐蚀对方，减弱其应战能力。
（二）战争阶段
假使双方已经不能继续维持表面和平，而终于发生大规模的武装冲突。则在交战期中，应尽量运用计谋以期减少敌的战斗力。这也正是孙子所谓“上兵伐谋，其次伐交”的道理。概括言之，可分为下述三种战略：
（一）远交近攻。 这本是一种古已有之的智谋，秦曾用范睢之计以来蚕食六国，可为先例。当匈奴与中国对抗时，其本身的权力基础实嫌薄弱，所以外来的经济援助也就非常重要。因此，设法切断其外援的来源是一种制胜的重要手段。武帝得知大月氏与匈奴有宿怒，又知乌孙不肯往朝匈奴，遂遣使者前往两国建交，其目的即为联合两国以困匈奴。所以扬雄说：
往昔图西域，制车师，置城廓都护三十六国，岁费以千万计者，岂为康居、岛孙能踰白龙进而寇西边哉，乃以制匈奴也。 [ 注：汉书·匈奴传。 ]
这也就是说，西域本身距离遥远，对中国并不能构成军事威胁，但通西域却可以间接打击匈奴。
（二）分化敌人。 设法分化敌方内部，使其不能团结对外，这是一种很有效的间接战略。尤其是蛮夷国家内部种族复杂，向心力本较薄弱，所以此种战略更易奏效。武帝时，“儿单于立，汉遣两使，一人吊单于，一人吊右贤王，欲以乖其国”。以后匈奴分立，呼韩邪款塞来朝，汉宠以殊礼，郅支亦遣使奉献，汉遇之甚厚。 [ 注：同前注。 ] 所以，最后有如周寿昌所云：“匈奴分为五单于，而匈奴遂衰，西域分为五十五国，而西域遂弱，此亦众建而小其力之义也”。 [ 注：汉书·西域传补注。 ]
（三）以夷制夷 ——在对方已经发生分化现象之后，遂又可以进一步采取“以夷制夷”的战略。简言之，就是设法挑拨那些文伐水准较低的小国，使其互相攻伐，以来消耗其国力。此诚如晁错所云：“以蛮夷攻蛮夷，中国之利也”。 [ 注：汉书·晁错传。 ] “以夷制夷”又并非绝对有利无害，有时某一蛮夷因此而灭亡，于是另一蛮夷会因此而坐大，并在未来构成更严重的威胁。不过，若只是许多小国互相攻击，则只会消耗他们的实力，而不至于形成尾大不掉之势，因此也就可能有利无害。
当然，要想击败强大的对手，还是必须依赖自己的实力。如果只想凭藉他国的力量则鲜有不失败者。简言之，在战争中决定胜负的因素还是武力，而“文伐”只是一种助力而已。武帝伐匈奴，历经九次主要战役，收复河南之地，开河西，置四郡，扫穴犛庭，都是汗马功劳，而并非长计取胜，可资证明。
（三）战后阶段
经过艰苦长久的战争，胜利之果得来不易，但若不善于保持和利用，则可能不需要太久的时间，边患又会再起，于是徒然劳民伤财而一无所获。所以，欲求巩固边防，一劳永逸，则必须作长治久安之计，这又可分为两种战略：
（一）移民实边。 从文景时代开始，即有人一再提出这样的建议，而以晁错的建议最为完备和最具有说服力。至武帝伐匈奴收复失地时，遂立即将此战略付之实施：
汉令大将军卫青，骠骑将军霍去病击匈奴……匈奴远遁，而漠南无王庭。汉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今居，往往适渠，置田官吏卒五六万人，稍蚕食，地接匈奴以北。 [ 注：汉书·匈奴传。 ]
此后，朔方以东如上郡西河，令居以西，由敦煌至盐泽，皆有屯田，“而上郡朔方河西开田官，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 [ 注：汉书·食货志。 ] 简言之，在收复和新征服的地区中，设置在垦区，予以实质的占领，于是异族在驱离之后，也就无法再卷土重来。
（二）设置郡县。 汉武帝讨伐四夷，并非好大喜功，而是为国家安全着想，不得已而劳民伤财。既然已经付出重大成本，则对于得来不易的成果也自应善加利用，使后世能长享其利。所以，武帝为久远之计，每征服一地，就尽量将其地改为郡县，也就是使其变成中国的正式领土。例如取河南地，设朔方郡；取河西地，设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定越地，置南海、苍梧等九郡；平西南夷，置武都牂牁等六郡；降朝鲜，置乐浪临屯等四郡。设郡县之后，对于当地居民又逐步采取有计划的同化政策，或徙蛮族于腹地，或移汉人于边疆，使人口互相交流。在这样的安排之下，中国的版图几乎比过去扩大了一倍。因此，不仅是一种宏伟的大战略构想，而且也的确是对中华民族的伟大贡献。但可惜的是汉族经过连年征战之后，户口开始减少，到元鼎（116 B．C．）之后，人力即已感不足，于是此种伟大计划遂难于彻底执行。
总结言之，汉武帝的击败匈奴，开疆辟土，从战略思想史的观点来看，实为一种总体战略的成功。此种战略并非出于某一人的构思，而是若干战略家所提出各种观念的累积和整合。此种集体的战略思想可谓民族智慧的结晶。
三、文人战略家
秦楚之际的名将，项籍、李左车、韩信，据汉书艺文志都有兵法一篇，而据唐书，张良则有兵法七篇，但这些著作现在都已不存在。至于汉代其他名将，例如衞青、霍去病等，则更无任何言论留传，所以也无法知道他们的战略思想。在另一方面，汉代却有几位杰出的文人战略家，那可能是过去研究战略思想的人所不曾注意者。现在分别简介如下：
（一）贾谊
贾谊是文帝时人，其所学出于儒家，但却佐之以法家之术。当时内有王国割据之忧，外有匈奴侵犯之患，所以，贾谊所重视的即为眼前现实问题的解决。为了预防王国势力坐大，他建议采取分封之制，也就是让各国自动分裂。他指出：
欲天下之治安，天子之无忧，莫如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力少则易使以义，国小则无邪心。海内之势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从。诸侯之君不敢有异心，辐凑并进而归命天子。 [ 注：贾谊新书卷一藩强。 ]
贾谊似能预知齐赵吴楚终将为汉之大患，而当吴楚之冲者即为梁与淮阳。故说：“梁足以捍齐赵，淮阳足以禁吴楚”。 [ 注：贾谊新书卷一益壤。 ] 文帝末年思贾谊之言，分齐为六，徙其子武为梁王，景帝又立其子余为淮阳王。因此，当七国叛乱时，周亚夫遂能出武关，抵雒阳，过荥阳，至昌邑，坚壁不战，另以轻骑袭击吴楚后方，绝其粮道。于是吴楚不能持久，七国之乱终被敉平，归本溯源，似应归功于贾谊的战略远见。
至于对匈奴方面，在文帝时，不仅国有内忧，而且国力也不够充沛，所以贾谊主张“强国战智”。 [ 注：贾谊新书卷四匈奴。 ] 所谓“战智者”即孙子“伐谋”之意，换言之，就是暂不使用武力，而用各种非军事手段来减弱敌方。他主张使用“五饵”之法以来腐蚀匈奴，使其自动崩溃，这也正是六韬所谓的“文伐”。此种方法固不可能收效于一时，但从改变生活方式入手，使异族逐渐汉化，终于达到民族统一的目标，就大战略观点来看，并非毫无意义。
（二）晁错
西汉战略家之中，晁错是最令人景仰和同情。他是文景两朝之间的人，史谓其学申韩刑名于軹张恢生所，可以了解其思想是出于法家。汉书艺文志曾录晁错二十一篇，惜早已失传。所以只能根据汉书食货志及晁错传中的记载，以来分析其战略思想。
晁错根据法家的传统思想，认为国家若欲富强康乐，则必须采取重农轻商的基本国策。他认为当时农业不够发达，是足以动摇国本的隐忧，他说：
地有遗利，民有除力，生谷之土未尽垦，山泽之利未尽出也。游食之民未尽归农也。民贫则奸邪生，贫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农，不农则不地著，不地著则离乡轻家，民如鸟兽，虽有高城深池，严法重刑，犹不禁也……明王知其然也，故务民于农桑，薄赋敛广畜积，以实仓廪，备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 [ 注：汉书·食货志。 ]
晁错又指出政府在表面上虽已轻商重农，但实际效果则完全相反：
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故俗之所贵，主之所贱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恶乖迕，而欲国富法立，不可得也。方今之务，莫若使民务农而已矣。 [ 注：同前注。 ]
然则如何始能真正达到重农的目的，晁错认为唯一有效的政策就是“贵粟”。他在论贵粟疏中曾作详细的分析：
欲民务农，在于贵粟。贵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今募天下入粟县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农民有钱，粟有所渫。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余者也。取于有余，以供上用，则贫民之赋可损，所谓损有余而补不足，令出而民制者也。顺于民心，所补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赋少，三曰劝农功……爵者上之所擅，出于口而亡穷。粟者民之所种，生于地而不乏。夫得高爵与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入粟于边，以受爵免罪，不过三岁，塞下之粟必多矣。 [ 注：同前注。 ]
基于以上的分析，可以了解晁错的贵栗论不仅具有经济意义，而更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其最终目的不仅只是富国裕农，而更重要的是可以增强边防。
在晁错的时代，匈奴之祸方殷，所以晁错的思想是以匈奴问题为焦点。他对于军事战略有相当深入研究。他认为匈奴之长技三，中国之长技五，这是一种很客观的观察。所以，他认为中国的战略就是如何以己之长来制敌之短。不过，问题并非如此简单，晁错指出将才非常重要：“故兵法曰：有必胜之将，无必胜之民。由此观之，安边境，立功名，在于良将，不可不择也。” [ 注：汉书·晁错传。 ] 但仅有良将还不够，还必须有优良的武器，所以，军事技术的发展是值得重视。于是他遂作总结论如下：
兵不完利，与空手同。甲不坚密，与袒裼同。弩不可以远，与短兵同，射不能中，与亡矢同。中不能入，与亡镞同……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卒予敌也。卒不可用，以其将予敌也。将不知兵，以其主予敌也。君不择将，以其国予敌也。四者国之至要也。 [ 注：同前注。 ]
但即令整军轻武，大事挞伐，还是不能彻底消除外夷的威胁。于是晁错遂一再建议移民实边。但对于移民必须有妥善的安排，使其能在边疆安居乐业，这样始能发挥巩固国防的实效。边民既多，也就应进一步培养他们的自卫能力，于是不仅不再需要国军的保护，而且更能构成国防的第一线，这也正与目前以色列所采取的屯垦区制度大致类似：
臣又闻之，古之制边县以备敌也，然五家为伍，伍有长；十长一里，里有假士；四里一连，有假五百；十速一邑，邑有假侯。皆择其邑之贤材有护，习地形，知民心者。居则习民于射法，出则牧民于应敌，故卒伍成于内，则军政定于外。服习以成，忽令迁徙，幼则同游，长则共事。夜战声相知，则足以相救，昼战目相见，则足以相识。欢爱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而劝以厚赏，威以重罚，则前死不还（旋）踵矣。 [ 注：同前注。 ]
晁错之谋在文景时代虽术被采用，但到武帝时则构成整个大战略中的重要部分。所以，其在战略思想方面的贡献实应予肯定。
景帝为太子时，晁错为太子家令，深受宠信，称为智囊。景帝即位，晁错为御史大夫，见王国有谋反之心，遂建削地之策。他认为：“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而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 [ 注：汉书·吴王濞传。 ] 所以，力主政府不应姑息，而当求久安之道。
错父闻之，谓错曰：“上初即位，公为政用事，侵削诸侯，疏人骨肉，口让多怨，公何为也？”错曰：“固也，不如是，天子不尊，宗庙不安。”父曰：“刘氏安矣，而晁氏危，吾去公归矣。”遂饮桑死。 [ 注：汉书·晁错传。 ]
此种国而忘家，不惜牺牲的精神，千载之后仍令人景仰。
（三）桑弘羊
桑弘羊在武帝末年，官至御史大夫，但汉书不为其立传。这是因为桑弘羊喜言富强，急功好利，遂不容于恪尊儒家思想的史家。汉书食货志虽载桑弘羊之事，但语焉不详，幸有桓宽（宣帝时人）所著盐铁论一书，对于桑弘羊的思想曾作相当详尽的阐述。可以作为后世研究其思想的重要根据。盐铁论的内容是追述昭帝始元六年（81 B．C．）儒法两家对政策的一次大辩论。桑弘羊在这次大辩论中即为法家的代表。此时，武帝已崩，昭帝继位，委任霍光。光主张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在此种环境之下，许多名流（所谓贤良文学）当然反对外事夷狄，并且进一步反对桑弘羊等在武帝时代所推行的财政政策。于是桑弘羊（大夫）遂不得不为武帝和他本人辩论。桓宽本人虽属于儒家，但他对于桑弘羊的思想仍有相当翔实的记载，实属难能可贵，而对于后世治学者更是裨益匪浅。
桑弘丰也像晁错一样，其基本思想是出于法家，在盐铁论中可以找到证据，他说：
当商君相秦也，内立法度，严刑罚，饬政教，奸伪无所容。外设百倍之利，收山泽之税，国富民强，器械完饰，蓄积有余。是以征敌伐国，攘地斥境，不赋百姓而师以赡，故用不竭而民不知，地尽西河而民不苦。 [ 注：盐铁论第七篇非鞅。 ]
桑弘羊不仅推崇商鞅，而且也为其辩护，说明秦之亡不应归罪于商鞅：
秦任商君，国以富强，其后卒并六国而成帝业。及二世之时，邪臣擅断，公道不行，诸侯叛弛，宗庙隳亡……今以赵高之亡秦而非商鞅，犹以崇虎乱殷而非伊尹也。 [ 注：同前注。 ]
对于反战人士的言论桑弘羊也一一予以有力的反驳。他首先指出对外用兵，是古已有之：“自古明王，不能无征伐而服不义，不能无城垒而御强暴也”。 [ 注：同前注。 ] 桑弘羊不仅说明汉对匈奴用兵实不得已，而且更力陈武帝讨伐匈奴之功：
汉兴以来，修好结和亲，所聘遗单于厚甚。然不纪重骨厚赂之故，改节而暴害滋甚。先帝观其可以武折而不可以德怀。故废将帅，招奋击，以诛厥罪。功勋粲然，著于海内，藏于记府何命亡十获一乎。夫偷安者后危，虑近者忧迩。贤者离俗，智士权行，君子所虑，众庶疑焉。故民可与观成，不可与图始。 [ 注：盐铁论第四十九篇繇设。 ]
以上所云不仅对武帝推崇备至，而且也表示出法家的基本态度。于是桑弘羊非常感慨地说：
乌孙之属骇胆，请为臣妾，匈奴失魄，奔走遁逃。虽未尽服，远处寒苦挠★之地，壮者死于祁连天山，其孤未复。故群臣议以为匈奴困于汉兵，折翅伤翼，可遂击服。会先帝弃群臣，以故匈奴不革。譬如为山未成一篑而止。度功业而无断成之理，是弃与胡而资强敌也。辍几沮成，为主计者斯，亦未可谓尽忠也。 [ 注：盐铁论第四十六篇西域。 ]
他不仅惋惜武帝崩殂，功亏一篑，而且更认为反对人士谋国不忠。
桑弘羊指出国内人民之所以能安居乐业，实赖边疆之民奋身应战，但如何巩固边防，则最佳之计即为继武帝遗志，讨伐匈奴，使其不敢入寇，这也就是以攻为守。他认匈奴实力有限，汉室只要有决心，举兵讨伐，必易成功，他的话虽不免夸大，但为了驳斥反战论，又似乎不得不尔：
匈奴无城廓之守，沟池之固，修戟强弩之用，仓廪府库之积。上无义法，下无法理，君臣嫚易，上下无礼。织柳为室，旃席为盖，素弧骨镞，马不粟食。内则备不足畏，外则礼不足称。夫中国，天下腹心，贤士之所总，礼义之所集，财用之所殖也。夫以智谋愚，以义伐不义，若因秋霜而落叶。春秋曰：桓公之与戎狄，驱之尔，况以天下之力乎？ [ 注：盐铁论第五十二篇论功。 ]
于是桑弘羊遂进一步替他在武帝时所大力推行的经济政策而辩论，这也正是盐铁论的核心。他说：
匈奴背叛不臣，数为寇暴于边鄙，备之则劳中国之士，不备侵盗不止。先帝哀边人之久患，苦为虏所系获也，故修障塞，饬烽燧，屯戍以备之边。用度不足，故兴盐铁，设酒榷，置均输，蓄货长财，以佐边费。 [ 注：盐铁论第一篇本议。 ]
盐铁都是民生必需品，秦汉时代商人以贩卖盐铁而获暴利者颇不乏人。政府对盐铁采取专卖政策，实含有一石二鸟的作用。一方面为政府开辟财源，以奉师旅之费；另一方面又能抑制商人，所以桑弘羊说：“今意总一盐铁，非独为利入也，将以建本抑末，离朋党，禁淫侈，绝并兼之路也”。 [ 注：盐铁论第六篇复古。 ]
战时军粮为必要的补给，而农民被征入伍，使粮食因而减产，所以为调度军粮，遂不得不设法减少粮食的浪费。汉时粮食的最大浪费即为酿酒，所以，武帝遂决定设酒酤，即禁止民间私酿，将酿酒业收归国营。所以，此种政策的主要目的为防上粮食的浪费，而增加收入则似乎还是次要目的。
往者郡国诸侯各以其物贡输，往来烦杂，物多苦恶，或不偿其费。故郡置输官，以相给运，而便远方之贡，故曰均输。开委府于京，以笼货物，贱即买，贵则卖，足以县官不失实，商贾无所贸利，故曰平准。 [ 注：盐铁论第一篇本议。 ]
简言之，即政府用统一运销的手段来平定物价，使商人不能操纵，而且又还可以赚取价差，增加国库收入。
桑弘丰对于他在武帝时代所推行的经济政策深具信心，认为它能富国裕民，有利无害，所以大辩论中态度极为坚定，反对改变。他说：
今议者欲罢之，内空府库之藏，外乏执备之用，使备塞乘城之士饥寒于边，将何以赡之？罢之不便也。 [ 注：同前注。 ]
汉在武帝时，许民铸钱，国家没有法币，产生严重的混乱，桑弘羊主张对于钱币应由中央统一铸造发行，并禁止民间私铸。他说：
禁御之法而奸息，奸伪息，则民不期于妄得而各务其职，不反本何为？故统一则民不二也，币由上则下不疑也。 [ 注：盐铁论第四篇错币。 ]
桑弘羊在思想上与晁错有一重要差异，那就是他虽反对商人赚取暴利，但并不主张重农轻商。相反地，他认为农工商三者对国家经济各有贡献，所以，应使其均衡发展。彼此互通有无：
语曰：百工居肆，以致其事。农商交易，以利本末。山居泽处，篷篙境埆，财物流通，有以均之。足以多者不独衍，少者不独馑，若各其处，食其食，则是橘柚不鬻，朐卤之盐不出，旃罽不市，而吴唐之材不用也。 [ 注：盐铁论第三篇通有。 ]
桑弘羊可能要算是我国的第一位经济战略家，他了解经济对国家安全的重要，他的思想超时代，非常值得欣赏。尤其是由于他的努力，遂使武帝开边建国的费用，得有所资，桑大夫之功更不可没。
（四）刘安
刘安为淮南鸿烈（子）一书的著者。他是厉王刘长之长子。长以罪徙蜀，中途不食死。文帝怜之，封其四子。安于八年封阜陵侯，十六年封淮南王。“为人好书鼓琴，不喜弋猎狗马驰骋。亦欲以行阴德，拊循百姓，流名誉。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作为内书二十一篇，外书甚众。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黄白之术，亦二十余万言” [ 注：汉书·淮南王安传。 ]
武帝元狩元年（122 B．C．）因谋反事觉，自刭死。这本书显然是其宾客的集体创作，不过刘安本人亦能文，所以其中有一部分也许是出于他的手笔。依据高诱的序所作的解释：“号曰鸿烈，鸿大也，烈明也，以为大明道之言也”。刘向易其名为淮南内篇，随书经籍志始称“淮南子”。
这本书的内容是非常庞杂。刘安自道曰：“言道而不言事，则无以与世浮沉；言事而不言道，则无以与化游息”。故“观天地之象，通古今之事。”“以统天下，理万事，应变化，通殊类，非循一迹之路，守一隅之指。”用现代术语来说，这本书是同时具有两种导向：其一为理论（道）导向，另一为问题（事）导向。此外，又不株守某一学派的路线，而是以统合为目的。 [ 注：淮南子卷二十一·要略。 ]
事实上，其言不仅乱杂无章，而且前后矛盾。既尚黄老之无为，又复主张有为：既非儒家之仁义，又复承认仁义。至于阴阳之言、杨朱之说，也似乎都无不赞成。所以使读者很难了解其思想的中心为何。真正可以说是一个标准的杂家。
淮南子全书现存者仅为二十一卷（篇）。其中卷十五名“兵略训”，可以代表其战略思想，不过，其中又还有若干观念散见其他各卷中。事实上，他在战略思想领域中并无任何特殊创见，其观念有许多都是抄袭孙子或其他先秦著作，最多也只是在文字上略加修改而已。“兵略训”首论战争的目的。
古之用兵者，非利土壤之广，而贪金玉之略（略获也），将以存亡继绝，平天下之乱而除万民之害也。 [ 注：淮南子卷十五。兵略训（以下引述均为同一来源）。 ]
接着他就解释斗争是动物的通性，人类亦然。所以“兵之所由来者远矣”。自五帝起都弗能偃，况衰世乎？由于“兵者所以禁暴讨乱也”，故“霸王之兵，以论虑之，以策图之，以义扶之，非以亡存也，将以存亡也”。
于是就说到“道”，这也是其基本观念：
兵失道而弱，得道而强；将失这而拙，得道而工；国得道而存，失道而亡。所谓道者，体圆而法方，背阴而抱阳，左柔而右刚，履幽而载明，变化无常，得一之原，以应万方，是谓神明。
简言之，一切人事之成败，都在于“道”之得失。此种抽象观念，对于实际战略问题似乎很难应用。因此，遂又不能不采用儒家仁义之说：
治国家，理境内，行仁义，布德患，立正法，塞邪隧。群臣亲附，百姓和辑，上下一心，君臣同力。诸侯服其威而四方怀其德，修政庙堂之上而折冲千里之外，拱揖指撝而天下响应，此用兵之上也。
接着又更进一步认为：
兵之胜败，本在于政。政胜其民，下附其上则兵强矣，民胜其政，下畔其上则兵弱矣。故德义足以怀天下之民，事业足以当天下之急，选举足以得贤士之心，谋虑足以知强弱之势，此必胜之本也。
淮南子所说的“政”也正是孔子所说的“政”。他说：
地广人众，不足以为强，坚甲利兵，不足以为胜，高城深池不足以为固，严令繁刑不足以为威。为存政者，虽小必存，为亡政者，虽大必亡。
很明显，淮南子的思想似乎是以道为体，而以儒为用。接着他又抄袭孙子的文章：
故全兵先胜而后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凡用兵者必先自庙战：王孰贤，将孰能，民孰附，国孰治，蓄积孰多，士卒孰精，甲兵孰利，器备孰便，故运筹于庙堂之上，而决胜千里之外矣。
最后在结尾时，再抄袭孙子：“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利合于主，国之宝也，上将之道也”。严格说来，淮南子本为杂家，其无完整的战略思想实不足怪。不过，由于汉代几乎不曾留下兵家著作，所以勉强将其列入，
（五）三略
《三略》是古代兵书之一，在宋代也被列入“武径七书”之中。旧题黄石公著。黄石公的故事是出自史记留侯世家。史记的记载是有如下述：
出一编书曰：“读此则为王者师矣。后十年兴。十三年孺子见我济北，杀城山下黄石即我矣。”遂去，无他言，不复见。旦日视其书，乃太公兵法也。良因异之，常习诵读之。 [ 注：史记·留侯世家。 ]
这一段记载实在近似神话，不知道太史公何所有据而云然。即令其言之有据，也还是不能确定《三略》的著者即为黄石公，和圯上老父授给张良的书即为《三略》。而且圯上老父既末自称黄石公，复未说明所授书乃共自著。也有人说《三略》可能是张良所著，此说亦不可信，因为张良著书，以他的地位大可公开署名，而无伪托之必要。总结言之，《三略》著者的真正身分是无法确定。
该书最早称“黄石公记”，见于后汉书臧宫传。三国时期始称《三略》。书目著录则始于隋书经籍志。由此看来，这本书似乎应该是汉代的产品。尤其是书中思想有相当浓厚的道家气息，所以很可能是完成于西汉初期黄老流行的时代。因此，把这位“黄石公”列入汉代文人战略家的分类中来加以讨论，似乎并非不合理。
《三略》是一本很短的书，全书共三千八百余字，分为上、中、下三略。至于其内容，据该书自称：
是故三略为衰世作：上略设礼赏，别奸雄，著成败；中略差德行，审权变；下略陈道德，察安危，明贼贤之咎。故人主深晓上略，则能任贤擒敌；深晓中略，则能御将统众；深晓下略，则能明盛衰之源，审治国之纪。 [ 注：三略·中略。 ]
这本书过去流传其广，颇受重视。宋晁公武说：“其书论用兵机权之妙，严明之决，明妙审决，军可以死易生，国可以存易亡。”戴少望则认为“兵法传于今世者七家，惟三略最通于道，而适于用。”《将鉴论断》认为“三略之书则其旨远，其理深。”《四库总目》说该书“务在沈机观变，先立于不败，以求敌之可胜，操术颇巧，兵家或往往用之。”宋元丰三年（1088 A．D．）正式被颁定为《武经》。甚至于大陆出版的《中国兵书通览》也认为它“兼采众家之长而又自成体系，是我国古代第一部专门从战略上论兵的兵书，具有丰富的思想内容”。 [ 注：许保林：《中国兵书通览》，p．125－127。 ]
综观以上这些评论，似乎颇多溢美之词，尤其是《兵书通览》的说法更令人难以苟同。那几乎没有一句是对的，似乎是一位不曾读过这本书的人所写的。严格地说，这本书中并不含有成体系的战略思想，甚至于将其列入兵书的分类中都颇有疑问。因为全书中所谈的大都是“领导”（leadership）的问题，几乎完全不曾触及“作战”（operation）的领域，也就是根本下曾考虑“用兵”的问题。
事实上，只要读过该书的人一定可以感觉到其内容的乱杂无章。其所引述的“军谶”和“军势”可能都是伪托之词。书中唯一可取之观念为其刚柔论，那虽然是导源于老子之言，但却曾加以发展。它首先指出：“柔能制刚，弱能制强，柔者德也，刚者贼也”，但接着又强调：“能柔能刚，其国弥光，能弱能强，其国弥彰；纯柔纯弱，其国必削，纯刚纯强，其国必亡。” [ 注：三略。上略。 ] 不过，这也只是一种抽象观念而已。总结言之《三略》虽已被定为“武经”，但就学术的观点来看，其在战略思想史中所居的地位是重要性相当有限。尤其下像过去那些评论所说的那样值得重视。
四、大一统时代的尾声
汉自武帝之后即开始盛极而衰，此后在战略思想方面也乏善堪陈。直到汉祚将移时，在已近黄昏的战略天空中才又出现两颗明星，那就是曹操（155－220 A．D．）和诸葛亮（171－234 A．D．）。因为有《三国志演义》这样一部历史小说的存在，所以他们二人在我国也就早已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事实上，历史的记载与小说的描写，其间有相当的差距，所以非常不幸，正因为看小说的人远比读历史的人要多，于是世俗对于他们二人所已获得的认知和印象常不正确。尤其是所注意的往往只是某些近似神话的故事，但对于他们的战略思想则可能缺乏适当的了解。
在此对于时代的划分又应先作少许澄清。严格地说，直到曹丕篡汉称帝时，历史才正式进入三国时代。那是公元二二〇年，即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同时也是魏文帝黄初元年。在此以前，仍然要算是汉代的末期，尽管赤壁战后（208 A．D．）三国鼎立的局势事实上即早已形成。所以，曹操是汉时人而非三国时人。诸葛亮也是如此，尽管其一生的后半段在历史上是被称为蜀，但蜀仍以汉自居，而且也不承认魏是正统。
汉朝末年，天下大乱，经过长期的军阀混战，曹操终于扫平群雄，掌握了中原的控制权。若非赤壁战败，他也就可能平定荆吴，建立历史上的第二个统一大帝国。曹操之所以崛起，其根本原因就是他有过人的战略天才。曹操最初起兵声讨董卓时（190 A．D．），其实力非常渺小。但在长期的斗争中终于脱颖而出，并在官渡会战（200 A．D．）中，彻底击败其强大的对手袁绍。其所以能够战胜强敌，据诸葛亮的分析，那完全应归功于战略。诺葛亮认为：“曹操比于袁绍，则名微而众寡，然操遂能克绍，以弱为强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他所说的“人谋”即为战略。
在这个时代中，就军事战略而言，尤其是以“用兵”（作战）而言，似乎无人可以比得上曹操。诸葛亮后山师表中有云：“曹操智计，殊绝于人，其用兵也，彷佛孙吴。”以诸葛亮的地位，而对曹操如此推崇，可以证明曹操之为杰出战略家应毫无疑问。
曹操不仅天才极高，而且也非常好学。陈寿说他“博览群书，特好兵法”。 [ 注：三国志。魏书。武帝纪。 ] 据说，他也写了不少军事著作，有“孙子略解”一卷，“兵书摘要”十卷，“兵书要略”九卷，“兵法”一卷等，但非常可惜，这些书到今天都已完全散佚。不过，从战略思想的观点来看，曹操的最大贡献应该是他对于《孙子》所作的注解。他是第一位注解《孙子》的人，而他的注解也的确极有价值。他不仅能以精练的文字，解释孙子思想的重点，而且还时常根据其自己的体验，来对孙子的见解作更进一步的阐明，所以备受后世的尊重，并且也替以后注解孙子的学者建立一种适当的模式。仅凭此一贡献即可以奠定曹操在战略思想史中的不朽地位。
假使说曹操是这个时代中最伟大的军事战略家，则诸葛亮也就应该算是同一时代中最伟大的大战略家。虽然陈寿对于他的批评是“治戎为长，奇谋为短”，似乎是薄有微词，但事实上，陈寿的观察相当正确，也就是认为诸葛亮之所长在大战略方面而非在军事战略方面。
关于诸葛亮的著作，最早曾由陈寿编成文集，现在已不存在。后世又有人编成文集多种，甚至于还有很多兵书伪托他的大名。但从战略思想史的观点来看，那些书即令是真的，其价值也并不太高。反而言之，我们却已有足够的资料来作为分析诸葛亮战略思想的依据，并能充分证明其学养的深远、见识的宏伟。至少有两项最确实可靠的证据：其一就是在三国志中有完整记录的“隆中对”；其次即为诸总亮在其当国期间所实际采取的大战略。
所谓“隆中对”就是刘备三顾茅庐时，诸葛亮第一次与他谈话的记录。陈寿在三国志中对它作如此完整的叙述，足以证明其真实可靠。从此项记录上可以深切体会到作为大战略家的诸葛亮，眼光是如何高远、思想是如何周密。用现代观点来看，“隆中对”的实质即为长程战略计划，虽然并不具有那样的形式。现在将其全文引述如下，然后再作精密分析：
自董卓以来，豪杰并起，跨州连郡者不可胜数。曹操比于袁绍则名微而众寡，然操遂能克绍，以弱为强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今操已拥有百万之众，挟天子以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岂有意乎？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帝因以成帝业。刘璋闇弱，张鲁在北，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将军既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若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道，外给好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以出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 [ 注：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 ]
诸葛亮这段话一气呵成，并不太长（不到五百字），但气势雄伟，层次分明，足以表现高深的战略修养，诚可谓要书不烦，其说服力远过万言书，无怪刘备一见倾心。诸葛亮首先以曹操胜袁绍为例，说明成功在于人谋的基本观念，接着对情势利害作简明的分析，而获得四点结论：
（一）不可与曹操争锋。
（二）江东可以为援而不可图。
（三）荆州为用武之国而其上不能守。
（四）益州刘璋闇弱，智能之士思得明君。
基于以上分析，诸葛亮遂明确指出刘备所应采取战略应分为三阶段：
（一）夺取荆益二州作为霸业基地。
（二）利用内政和外交手段以巩固和扩大权力基础。
（三）天下有变始发动钳形军事攻势以求兴复汉室。
诸葛亮所提出的是一种真正的远程计划，所以没有预定的时间表，而且其中含有很多的假想，但就全体而言，还是有明确的目标意识、统一的行动导向。其整个结构完全符合现代战略思考的要求，在他那个时代能有如此最精密完整的战略思想，的确应该称之为“天下奇才”。
刘备死后，诸葛亮方正式当国，这是公元二二三年，他逝世于公元二三四年，所以这十一年之间可算是诸葛亮的时代。他的处境十分恶劣，其所接管的是一个脆弱而危险的国家。荆州已经丧失，剩下的只有一州之地。连年用兵，累遭失败，军事实力已有很大的消耗。外交方面完全处于孤立。内部也隐藏严重危机，政府中已有分离分子出现，而边区更有南蛮的叛乱。诚如“前出师表”所形容：“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
面对此种情况，而刘备又临终托以大事，可以想见诸葛亮所承受的心理压力是如何重大。但他仍然表现出坚定的意志、超人的智慧。从历史记录上来分析，可以显示其决定和行动都足以证明他是第一流的大战略家。若干批评不仅不公平，而且对事实真象也缺乏认识。
现代战略大师，法国薄富尔将军曾指出战略是一种思想方法。此种方法的要点是必须首先确定“总路线”（general line），然后再根据总路线来采取行动。尽管行动应有弹性，也可依照环境来作适当调整，但整个战略路线又必须保持既定的方向。 [ 注：Andre Beaufré，Strategy of Action，p．132。 ]
诸葛亮在受命之日就立即作成其决定，在其当国期中，基本战略路线始终不变。其所作的决定有二：（一）联吴制魏，（二）以攻为守。
“联吴”本是“隆中对”中的基本观念，诸葛亮对此有明确认识。但因种种原因，过去刘备对此路线未能坚持，送终于发生“关羽毁败，秭归蹉跌”的不幸后果。现在再重弹联吴的旧调，不仅环境已完全改变，而心理障碍也极难克服。诸葛亮能排除万难，毅然采取联吴政策，可以充分表示其果断和明智。在此又必须强调一项原则：国家大事必须诉之于理智而不可诉之于感情。战略家只有一种考虑，即为利害。战略路线只要符合国家利益，则必须力排众议，坚持到底，而不可受任何感情因素的影响。就理论而言，此种原则似颇简单，但实行时却常有困难。
公元二二九年，吴王孙权称帝并遣使告蜀，这对蜀国是一相当敏感问题，因为蜀一向坚持“汉贼不两立”，所以有许多人主张与吴断交。诸葛亮却表现出高度战略弹性，不仅派使者到吴国“庆其正号”，并利用这个机会与吴国签订一项更具有实质的盟约。诸葛亮的联吴可谓相当成功，自其执政之后，双方始终合作无间，使蜀无东顾之忧。甚至于在他逝世后，此种政策仍能继续维持，直到蜀亡时为止。
诸葛亮的第二条基本路线“以攻为守”，就实际运作而言，也还是相当成功。在长达十年的阶段中，蜀不曾丧失任何领土，而且还经常能保持出师讨贼的态势，所以，不应批评其为劳而无功，浪费国力。至于作战上虽曾偶遭挫败，也不能算是大错，因为不仅胜负兵家常事，而且即令如陈寿所言，他是“奇谋为短”，也还是不影响其作为大战略家的评价。
然则诸葛亮究竟应否采取“以攻为守”的战略？这个问题不仅远较复杂，而且值得更较深入的分析。有人认为诸葛亮的目的只限于防守，则实无六出祁山之必要。益州险塞，仅凭固守即可达到此一目的，于是可保存较多资源以厚植国力。反而言之，以诸葛亮的战略修养，应知三分已成定局，如果天下无变，仅凭蜀国之力，根本不可能收复中原，所以，他的行动似乎违反其自己的原则。
此种批评，从表面上看来，似乎无懈可击。但诸葛亮的“以攻为守”并非那样简单，必须了解当时的背景，始能作较客观的判断。克劳塞维茨曾云：“任何战略计划都是政治性的，对一重大战略问题不可能作纯军事研判也不可能用纯军事计划去求解。” [ 注：克劳塞维茨战争论（中译本）上卷，p．39。 ] 此语可提供重要启示。
当诸葛亮接管政权时，所面对的政治环境是非常恶劣。不仅外交孤立，边区叛乱，而且政府内部也呈现分裂和颓丧的现象，甚至已有人暗中通敌，或主张投降。在这样环境之下，最重要的工作即为振作精神，重整士气，否则就会自动崩溃，绝对不可能“以一州之地，与贼持久”。
因此，“以攻为守”乃一种具有高度政治意义的战略，必须经常发动攻势，始能团结内部、振奋人心。这样才能克服内在危机，渡过政治难关。若仅采取消极的守势，则在心理上无异于承认失败，其后果当然不堪设想。而从另一角度来看，“以攻为守”的军事战略又与“联吴制魏”的外交战略彼此间有微妙的互动。蜀之联吴是想以此制魏，反而言之，吴之愿意联蜀，当然也是为了同样的目的。诸葛亮之一再发动攻势，也无异向吴表示蜀有制魏的能力。这样又可产生两种心理反应：（一）使吴尊重蜀的实力，加强其与蜀合作的意愿；（二）剌激吴国起而效尤，于是又更能产生制魏的实质效果。如果蜀只采取坐守的态势，则吴也许就会要考虑改变其联蜀政策。事实上，在诸葛亮当国十年间，吴国曾累次对魏国作战，的确尽到其作为同盟国的义务。
基于以上的分析，作为大战略家的诸葛亮在战略思想史中的地位自应予以肯定。自从曹操与诸葛亮相继逝世之后，战略天空也就只剩下一片黑暗。于是中国战略思想遂开始由成熟而趋向衰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