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楚之际·第七
作者：钮先钟 ·中国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研究战略必读历史，诚如克劳塞维茨所认为，历史不是一本模范书，但能扩大学者的了解和增强其判断力。 [ 注：钮先钟：国家战略论丛，p．371。 ] 历史的最大价值不是提供知识而是启发智慧。从这种观点来看，历史的演进也与战略思想的发展是息息相关。在历史中某一阶段，可能并无伟大的战略思想家或战略著作的存在，但并不因此而就一定表示它在战略思想史的范畴中不具有重要性。反而言之，它却可能提供非常重要的经验，一方面可以作为过去已有战略观念的印证；另一方面又可以对未来战略思想的发展提供指引和先例。
我国历史长达五千年，其中充满了战略智慧，大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之感，值得研究的史实和可以吸收的教训不胜枚举。诚然，中国古代历史中的记载也许比较简略，有时也难免矛盾和错误，但对战略研究而言并无大碍，因为我们所重视的是总体而非细节。
在我国历史中有两个阶段是特别值得注意，因为当时战略人才辈出，有杰出的表现，其言行都可以作为战略思想史中的范例。这两个时代：其一为秦楚之际，其二为三国初期。它们之间又有显著差异，前者人才集中，遂终于形成统一之局；后者人才分散，结果即为三国鼎立。本章即以前者为主题。
一、楚汉相争
所谓“秦楚之际”，照司马迁的解释，就是从秦之灭亡到汉之统一之间的阶段。秦之灭亡为公元前二〇七年，楚汉元年为公元前二〇六年，陔下之战在公元前二〇二年（楚汉五年），到此时这个阶段即告结束。这是一个长达五年的战争期，在尚未论述楚汉相争之前，想先说明此种局势形成的原因。
秦始皇死于三十七年（210 B．C．），李斯、赵高拥立其次子胡亥为二世皇帝，显然不能控制局势，于是革命时机开始出现，只等有人点火即可燎原。几乎已成历史通例，最初点燃革命火种的人往往都是小人物，而其行动也常出于偶然。陈胜、吴广即为一例。秦二世六年（209 B．C．），一群被征发戍边的壮丁约九百人，行宿在靳县（今安徽宿迁县）大泽中，因雨误期，照秦律都要斩首，于是在屯长陈胜、吴广领导之下，死里求活发动叛变，这可说是纯粹偶发事件。但革命之火一触即发，延烧极快，许多地区都分别发生抗秦复国运动。领导革命的初期人物，背景非常复杂，但有一共同目标，即为推翻暴秦的统治。
在革命军中有一支比较坚强的部队，那就是由项家所领导的楚军。项氏世世为楚将，项梁为楚将项燕之子，项籍（项羽）为项梁之侄。他们叔侄所率领的八千子弟兵可算是一支劲旅。项梁颇有领袖才，项羽虽不好学，但天赋颇高，才气过人，尤其武艺超群（力能扛鼎）。在此要说明一点：古代会战中，主将的武艺和勇气是一重要因素，项羽之所以能七十二战，战无不胜，其主因即在此。但他的个性和贵族传统却是很大的弱点，也构成失败的主因。
另外还有一支较小的兵力也很特殊，那就是刘邦的部队。他所率领的也是子弟兵，因来自沛县，故自称沛公。其特点为一起兵就有很好的助手。萧何、曹参、樊哙是最早追随他的人，不久又获得张良的协助。张良为韩国世家子弟（其大父、父五世相韩），社会地位很高，但对刘邦不仅效忠而且佩服。史记说：
良数以太公兵法说沛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良为他人言，皆不省。良曰：“沛公殆天授。”故遂从之。 [ 注：史记留侯世家第二十五。 ]
换言之，张良与他人谈战略，人都不懂，只有刘邦一听就懂，非常投机，所以他认为刘邦似有天才。刘邦是真正平民出身，不受传统贵族思想的束缚，这也是其优点之一。
秦二世二年（208 B．C．），秦将章邯先后击败陈胜、吴广及齐魏兵力，唯遭遇南来的楚军却三战三败，可证明楚军实力坚强，非其他乌合之众可比。但当项梁进围定南时，因骄轻敌，遂为章邯所击杀，秦军势力复盛。章邯以楚不足虑，乃还军击赵，围张耳与赵王歇于钜鹿，遂导致项羽所指挥的第一次大会战，即所谓“钜鹿之战”。
在此以前，项梁听范增之计，立楚怀王孙心为王（仍称怀王）以为政治号召。项梁死后，怀王遂乘机派一位文人战略家宋义为上将军（号卿子冠军）去接掌军权。项羽为次将，受其指挥。同时令沛公西略地入关，与诸将约，先入定关中者王之。
不幸宋义徒负虚名，到安阳后踌躇不进，置酒高会达四十六日之久，项羽遂怒杀宋义夺其军。接着项羽表现出惊人的神勇：
项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沈船，破斧甑，烧卢舍，持三日粮，以示士卒必死，无一还心。于是至则围王离，与秦军遇，九战，绝其甬道，大破之。杀苏角，虏王离，涉间不降楚，自烧杀。当是时，楚兵冠诸侯。诸侯军救钜鹿者十余壁，莫敌纵兵。及楚击秦，诸将皆从壁上观。楚战士无不一当十，楚兵呼声动天，诸侯军无不人人惴恐。于是已破秦军，项羽召见诸侯将，入辕门无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视。项羽由是始为诸侯上将军，诸侯皆属焉。 [ 注：史记项羽本记第七。 ]
钜鹿一战奠定了项羽作为“西楚霸王”的心理基础，但此战虽为战术上的杰作，却未能发挥战略上的作用。项羽战胜后不迅速入关，而浪费六个月时间去围困章邯于棘原以迫其投降。结果遂坐令刘邦首先进入关中，并在公元前二〇七年冬十月接受秦王子婴的投降。秦帝国正式灭亡，接着就展开楚汉相争的序幕。
刘邦能先入关，对楚汉相争的成败是一重要关键。当项羽降章邯之后，始知刘邦用张良之谋，已从武关入秦。但他并不紧张，以为刘邦兵力有限，必不能攻入威阳，必须等他的大军来到始能完成亡秦大功。不料天下事常出意料之外，秦王子婴突然向刘邦投降。
刘邦入咸阳后就想留居下来享受一番。幸张夏、樊哙力谏，始封存秦重宝财物府库，还军霸上，以待诸侯联军的到达。萧何则“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此一行动对尔后战争有重大关系，“汉王所以具知天下阸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图书也”。由于有这些重要的资讯，萧何始能有效地动员资源以来支持消耗战，遂使汉军能愈战愈强，终能获得最后胜利。 [ 注：史记萧相国世家第二十三。 ]
刘邦又立即采取措施争取民心。入关后立即宣布：
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诽谤者族，偶语者弃市。吾与诸侯约，先入关者王之，吾当王关中。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悉除去秦法。诸吏人皆案堵如故。凡吾所以来，为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无恐！且吾所以还军霸上，待诸侯至而定约束耳。 [ 注：史记高祖本纪第八。 ]
接着又使人与秦吏同往各县邑安抚人民，秦人大悦，“唯恐沛公不为秦王”。
此一文告可作政治战略的范例。其重点有三：（一）说明他是预定的关中王，并向人民宣布其合法地位。（二）尊重人民愿望，废除苛政，采取最简单的统治方式。（三）说明其退出威阳，还军霸上的理由，并声明无所侵暴，以示清白。简言之，透过此一文告，刘邦也就与关中人民建立了合法的统治关系，这对于尔后战争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刘邦之所以能如此从容部署，又都是出于项羽之赐。假使项羽在钜鹿大胜之后，立即挥军西进，则刘邦根本不可能有自称“吾当王关中”的机会。
项羽随即入关，大军进驻鸿门，与刘邦军相距四十里，接着就是“鸿门宴”的高度戏剧化插曲。因为张良与项羽叔父项伯有深厚关系，同时对于项羽的心理有深入了解始能化险为夷，平安渡过危机。
项羽以征服者姿态进入咸阳，与刘邦的解放者姿态成一强烈对比，在人民眼中立即产生非常恶劣的印象。他屠杀无辜人民，杀秦降王子婴，烧阿房宫，火三月不熄，将宝货宫女都收为已有。接着又违反楚怀王的约言，把关中之地分给三降将：雍王章邯，塞王司马欣，翟王董翳，此即所谓“三秦”。刘邦被封为汉王，王巴蜀，并且勉强解释说：“巴蜀亦关中地也”。在此又有一段插曲：
汉元年正月，沛公为汉王，王巴蜀。汉王赐（张）良金百镒，珠二斗，良具以献项伯。汉王亦令良厚遣项伯，使请汉中地。项王乃许之，遥得汉中地。 [ 注：史记留侯世家第二十五。 ]
这件事非常重要，刘邦若不能获得汉中，则他也就很难有还定三秦，再与项羽争天下的机会。
项羽又大封天下诸侯，其分配又是有欠公平。与他有关系的人分得较佳地区，而六国旧人则只分得较差部分。项羽自称西楚霸王，都彭城（今徐州），又尊楚怀王为义帝，并把他徙置江南，最后又还是将他杀掉。
上述事实显示项羽根本不懂大战略，其行为无一不违反战略原则。一切都照好恶来安排而不考虑后果。于是许多人都不满意，只是慑于淫威暂时不敢反对，只要一有机会就会群起而攻之。项羽对于政治更是完全外行，对于秦朝所留下的大帝国应如何统治，不仅没有计划，而且也从未思考。他的头脑还是留在战国时代，他只想恢复旧传统，而不知时代已经改变。
四月间，诸侯都分途就国，项羽东归彭城。刘邦接受萧何忠告，忍忿前往汉中。汉王都南郑，其辖区从汉中到巴蜀，后者还是半开发地区，所以权力中心是在汉中，与关中隔着渭河与秦岭。秦岭是一道绵长而险峻的山脉，在双方之间形成一道主要障碍物。当刘邦进入汉中时，采取了两项措施：（一）听张良劝告，烧绝栈道以示无东还之意；（二）送张良归韩，实际上是前往彭城。这都是在心理领域中的战略运用。其目的是要使项羽相信刘邦已不足为患而放松戒备。因为项羽对张良很信服，后者一到彭城就向前者说：“汉王烧绝栈道，无还心矣。”于是更足以产生加强效果。 [ 注：史记留侯世家第二十五。 ]
刘邦到汉中后，其第一项最大收获为获得韩信那样的将才。在萧何与韩信辅佐之下，刘邦开始准备发动还定三秦的作战。他四月到汉中，八月就出兵，相隔不到四五个月，行动可说相当迅速。其所作部署大致如下：
（一）丞相萧何留守汉中，镇抚百姓，并收巴蜀租税，以供军食。
（二）将军曹参率郎中樊哙为前锋，兵力不可考（大约三万人），其中一部分为骑兵。
（三）大将军韩信，率其他将领，统兵约十万为本队。汉王在本队与信同行。
上述记载可显示古今用兵之道大致相似，同时也显示刘邦兵力相当有限，总数可能不超过十五万人。若无卓越的战略，则实难取胜。
还定三秦的作战是以“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为起点。这两句成语几乎无人不知，但史书上并无“明修栈道”的记载。照常理说，汉军若欲越秦岭进入关中，则势必要先修复栈道。这是巨大的工程，需要相当时间，而且也无法隐瞒。换言之，一定给与敌人以警告。韩信既然决定采取奇袭行动，则不应该“打草惊蛇”，所以明修栈道似不合理。但也可从另一角度来解释：十万大军的行动可能无法完全保密，所以韩信不可能希望敌人会受到奇袭，因此他才用“明修栈道”为手段来欺骗敌人，使其产生两种错觉：（一）以为栈道的修复需时颇长，于是心理上也就不感到紧张，而不积极采取防御措施；（二）相信汉军会从某一栈道中突出，于是把注意力集中在此一点上，因而忽视汉军的真正进攻方向。假使事实确实如此，则“明修栈道”也就完全符合孙子所云：“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的原则。不过史无记载，不敢断言其真。尤其是史记对韩信用兵记载得要算很详细，为什么会遗漏这样重大的关键，似乎不可解。
不管有无“明修栈道”，但“暗渡陈仓”则为有记载的事实，汉军采取迂回路线，从南郑向西走，进入现在的甘肃境内，达到白水然后折向东北，出大散关，在陈仓（今宝鸡县）附近暗渡渭水而进袭雍城（今凤翔县南）。雍城为关中西部最重要战略据点。若此城失守，则咸阳唾手可得。汉军兼程前进，突然出现于雍城附近。雍王章邯仓惶迎敌，迅速被击败，自动放弃雍城，退守废丘。
此后一个月内，汉军扫荡关中，势如破竹。三秦先后被击破，整个关中都落入刘邦手中，并与汉中巴蜀连成一体。在萧何治理之下，形成强大而稳固的权力基础，足以支持刘邦去进行中原争夺战。
刘邦乘项羽东归，人心思汉之际，立即反攻，并善用欺敌之计充分发挥奇袭效果，其成功乃理所当然。但汉之大敌还是楚，若楚军迅速赴援，则刘邦未必能胜。所以，项羽的反应迟缓实为坐令刘邦成功的最大原因。项羽为何坐视？那又是由于东面情况的发展。楚汉元年八月间，齐国的田荣首先发动反楚战争，时间比刘邦进攻关中还较早一点，项羽因受张良影响，此时无忧汉之心，他是一个易于冲动的人，立即决定发兵击齐而不再作其他的考虑。等到刘邦已经袭取三秦，张良又遗书项羽曰：“汉王失职，欲得关中如约即止，不敢复东。” [ 注：史记留侯世家第二十五。 ] 项羽此时相信张良的话，遂决心继续进攻齐国而置心腹之患的刘邦于不顾。这是一个送命的决定，当时项羽居于内线地位，可西可东，假使他能先行解决野心最大、心计最深的刘邦，则历史就要改写。
刘邦所采行动非常迅速果断，与项羽成强烈对比。他不待关中平定，立即乘项羽东征齐国时，领兵出关进入中原。楚汉二年三月，刘邦已定河内，渡河到洛阳新城。采纳三老董公建议，为义帝发丧，并遣使者告诸侯曰：
天下共立义帝，北面共事之。今项羽放杀义帝江南，大逆无道。寡人亲为发丧，兵皆缟素，悉发关中兵，收三河士，南浮江汉以下，愿从诸侯王击楚之杀义帝者。 [ 注：史记项羽本记第七。 ]
这是义正词严的政治号召，能充分发挥心理效果。不仅使伐楚之战变成“义战”，而且也使刘邦取得合法的领袖地位。
楚汉二年四月，刘邦统率五诸侯兵共五十六万（数字不可靠）攻占彭城，为刘邦对楚作战的第一次大胜。但同月项羽率精兵三万赶回，与诸侯战于城外，结果刘邦大败，兵力被歼灭者约二十余万，可证明项羽的善战。汉军溃不成军，诸侯也都叛汉附楚，刘邦此时的情况可谓危急之至。于是又凭张良之谋始转危为安。四月下旬，刘邦率残部向荥阳撤退：
至下邑，汉王下马踞鞍而问曰：“欲捐关以东等弃之（譬如丢掉），谁可与共功者？”良进曰：“九江王黥布，楚之枭将，与项王有郄；彭越与齐王田荣反梁地，此两人可急使。而汉王之将独韩信可属大事，当一面。即欲捐之，捐之此三人，则楚可破也。”汉王乃遣隋何说九江王布，而使人连彭越。及魏王豹反，使韩信将兵击之，因举燕、代、齐、赵。然卒破楚者，此三人力也。 [ 注：史记留侯世家第二十五。 ]
刘邦立即采取张良的建议，拟定新的大战略计划：
（一）巩固以荥阳、成皋为中心的战略防线，屏障河南西部以确保关中的安全；同时以关中为大后方，有效运用其人力物力，以支持持久战来消耗敌人。
（二）争取战略部署的时间，急派使者说服九江王英布叛楚，并劝诱彭越再度南下，以牵制楚军。（当时这是最迫切的工作，因为项羽大军正在穷追不舍，若不迅速加以牵制，则荥阳之线可能被突破，以至于全面崩溃。）
（三）等局势稍稳定之后，即开始用军事外交双管齐下方式，来争夺魏赵齐等国，以孤立楚军，并完成大迂回战略态势。
在此应特别指出，诚如克劳塞维茨所云：“任何大规模战略计划的主要路线大部分都是政治性的……不可能对重大战略问题作纯军事的研判，也不可能用纯军事计划去求解。” [ 注：克劳塞维茨：战争论（中译本），p．39。 ] 即令在比较简单的古代环境中，此种原理也仍然不变。刘邦之所以胜，项羽之所以败，其决定因素绝对非纯军事的，甚至于可以说非军事因素远比军事因素更为重要。
楚汉二年五月，黥（英）布在随何策动之下，出兵攻击楚军后方。此时项羽正指挥大军攻击下邑，遂不得不分兵去应付黥布，于是对下邑的攻势减弱。直到楚汉三年十一月（当时历法以十月为岁首），黥布才被击败，于是刘邦因而获得七个月的喘息时间，这对楚汉相争的最后胜负有非常重要的关系。
当刘邦退守荥阳，情况危急之时，萧何立即动员关中的老弱和未傅者（二十岁以下），由尚在围攻废丘（章邯）的韩信率领去赶紧赴援。此时楚军已有部分达到荥阳以东地区，正拟进攻该城，遂立即为韩信所击退。于是楚军也就不能西越荥阳，汉军乘机巩固此一战略重镇，并奠定持久防御的基础。
当情势略缓和后，刘邦即着手执行大战略计划的第三方面。楚汉二年八月命韩信进攻西魏，因就地理位置而言，西魏居于汉军左侧背上，足以威胁汉军主要交通线。韩信以相当少数的兵力展开攻势，采取逐步跃进方式，到楚汉三年十月，即已顺利达成破魏、破代、破赵、下燕的目标，前后不到二个月，可谓神速。
由于韩信作战成功，遂使全面战略形势略见好转。但楚汉三年十一月，英布的反楚军已被击败，于是项羽在十一月向荥阳大举进攻。刘邦一方面竭力防御，另一方面尽量利用谋略（非军事手段）以来平衡项羽的军事优势。陈平是汉营中地位仅次于张良的谋臣，遂献离间之计：
彼项王骨鲠之臣，亚父（范增）、钟离昧、龙且、周殷之属，不过数人耳。大王诚能捐出数万斤金行反间，间其君臣以疑其心；项王为人，意忌信谗，必内相诛，汉因举兵而攻之，破楚必矣。 [ 注：史记卷五十六陈丞相世家第二十六。 ]
刘邦“乃出黄金四万斤与陈平，恣所为，不问其出入”。此种“文伐”虽非立即生效，但远程效果则非常巨大。其结果为范增离楚、周殷叛变，其他楚国重要将领也多怀异心，而不忠贞效命。
同年五月，项羽猛攻荥阳，刘邦逃往成皋，项羽又攻克该城，但刘邦又已逃回关中，并收集兵力准备再战，而汉将周苛枞公仍能坚守荥阳，使汉方战略部署并未全面瓦解。从楚汉三年冬十一月到翌年秋九月，前后共计十一个月，楚汉相争的焦点是在以荥阳和成皋为核心的地区中，到此已接近尾声。从表面上看来是楚胜汉败，实际上，汉虽失成皋，却仍能守住荥阳达相当长时间。严格说，还是相持之局。
此时，项羽又作了一个错误的战略决定。他不继续集中全力攻击荥阳，而移师去东击彭越等于魏地，于是又使刘邦获得另一次喘息机会。反而言之，甚至于在情势极为险恶时，刘邦也都不曾放弃其攻势思想。早在七月间，他即已命令韩信去发动袭取齐国的作战。韩信用兵如神，再加上政治战的运用，齐国遂迅速崩溃。正当项羽进攻彭越时，韩信在齐国大捷的消息也已传来。项羽遂不得不分兵救齐。这支兵力号称二十万人，因此，项羽兵力受到相当的减弱。
楚汉四年冬十月，刘邦知项羽大军东移，只留下大司马曹咎据守成皋，于是立即决定乘机反攻。汉军渡河向楚军挑战，并大败楚军。刘邦遂收复成皋，守广武，利用敖仓之粟补给军食，并进围楚将钟离昧于荥阳东。汉军威重振，并以荥阳、成皋，广武三角形为核心，据有进可攻而退可守的有利态势。
项羽既已分兵援齐，现又获知曹咎败亡的消息，于是在未能彻底消灭彭越之前，又急自引兵回救钟离昧。在此应特别指出项羽虽在会战时几乎无战不胜，但他在作战时又总是未能竟其全功而留下一条尾巴，这是他在军事方面终于失败的主因。刘邦听到项羽军至，急解围退守险要，两军遂又在广武形成对峙之势。
从楚汉四年十月到同年八月（照现有历法应为次年八月），双方一直都在广武对峙，共历十一个月之久，这表示楚军已师老兵疲。同时整个情势更日益对楚不利。最大冲击是韩信不仅已征服整个齐国，并且把龙且的二十万大军歼灭在潍水之上。在这样情况之下，双方开始和谈，终于决定以鸿沟为界，结束长达四年的战争。
和约签订后，项羽即引军东归，而刘邦也想西归。此时张良陈平进计曰：
今汉有天下大半而诸侯皆附，楚兵疲食尽，此天亡之时。不因其机而速取之，所谓养虎自遗患也。 [ 注：史记项羽本记第七。 ]
于是刘邦立即决定背约追击项羽。同时也遣使至齐魏约韩信和彭越会师击楚。
楚汉五年冬十月，刘邦追击项羽至固陵（今淮阳县西北），信越军均未至，项羽挥军反击，大败追兵。于是刘邦复入壁，深堑固守。他问张良：“诸侯不从约为之奈何？”良答曰：
楚兵且破，信趟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与共分天下，今可立致也。即不能，事未可知也。君王能自陈以东傅海，尽与韩信，睢阳以北至谷城，以与彭越，使各自为战，则楚易败也。 [ 注：史记项羽本记第七。 ]
刘邦立即听从，遣使往封韩信和彭越。他们也立即回报曰：“请今进兵”。
到十一月，诸侯之兵大集，在数量上居于绝对优势。于是在陔下（在睢水南岸，距离固陵已在二百公里之外）展开最后的会战：项羽遂终于败亡。假使韩彭兵力不动，则刘邦不可能击败项羽，中国也就可能回到战国群雄割据的局面。
综合以上的叙述和分析，可以断言在楚汉相争的战争中，刘邦是胜在战略上，而项羽也是败在战略上。刘邦有大战略计划，那也可算是战略思想的杰作。其主要内容可分四点：（一）巩固后方基地（关中及蜀汉），（二）保持以荥阳为核心的战略枢纽，（三）用非军事手段来争取友人和分化敌人（文伐），（四）由韩信采取间接路线，使项羽腹背受敌。在最后决战前，分封信越更是胜利的主要关键。刘邦在思想方面既能坚持原则，又能发挥弹性，尤其能够知人善任，察纳雅言，凡此一切都是项羽所望尘莫及。因此，刘邦之所以能够击败项羽，终成帝业，可以用荀子的话来作一总评：“非幸也，数也。” [ 注：荀子：强国篇。 ]
二、汉初三杰
刘邦的胜利虽非侥幸，但也赢得非常艰苦。他的胜利可以算是以弱胜强的典型，其所以能如此，不仅是由于他有一种稀有的领导天才，和极具弹性的头脑，而更重要的是他能获得三位第一流战略家的协助。这二人就是萧何、张良、韩信，亦即所谓“汉初三杰”。尽管帮助刘邦打天下的功臣人数很多，但只有这三杰才是决定成败的关键人物。请听刘邦本人所作的评判：
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饷馈，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三人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 [ 注：史记高祖本纪第八。 ]
刘邦的话非常正确，足以显示他的确有知人之明。
这三人都是千古人杰，可以列入伟大战略思想家的名单内，虽然他们都是用立功的方式来表现他们的思想，而并无著作传世，但在战略思想史中仍应占一席之地。因为其言行不仅可以作为战略思想史中的实际范例，而且对尔后战略思想的发展也具有相当影响作用。现在就根据历史的记载，来分别述评三杰的贡献，以及其所具有的战略思想含意。
（一）萧何
太史公曰：“萧相国何于秦时为刀笔吏，录录未有奇节”，似乎是一个很平凡的人。实际上，他是大智若愚，具有高度的智慧和远见，从事实上来评判，在论功行赏时也的确应居第一位。从战略思想的观点来看，萧何对刘邦的帝业至少有四大贡献，而那也都是对最后成败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一）萧何在最初入关时，就立即去搜集秦政府所保管的一切资讯（已见前述），这是一件具有极大战略意义的行动。在那个时代尤其足以代表超人的智慧。这一行动也就奠定了在长期消耗战中终于获胜的基础。
（二）当项羽下把关中分配给刘邦而要他去汉中，刘邦实在抑制不住怒火，而想不顾一切与项羽一拼。萧何却能保持战略家所应有的高度冷静态度，极力劝阻他说：
虽王汉中恶地，不犹愈于死乎？今众（数量）弗如，百战百败，不死何为？夫能诎于一人之下，而信于万乘之上者汤武是也。且汉中古称天汉，周之所兴也。愿大王王汉中，养其民以致贤人，收用巴蜀，还定三秦，天下可图也。 [ 注：汉书卷三十九。萧何传。 ]
刘邦遂终于恢复理性，接受汉王封号，同意前往汉中。这件事是萧何第二大贡献，如果无萧何的劝阻，则刘邦会以卵击石而自寻死路。
就战略思想而言，萧何所言更是具有非常重要的含意，现在略加分析如下：（一）国家大事必须诉之于理智而不可诉之于感情，尤其是居于劣势时，更不可轻举妄动。孙子的明训；“主不可怒而兴师，将不可愠而致战”是永远正确。（二）战略考虑固应以理智为基础，但人为感情动物，即令最有理性的人，有时也还是会感情冲动。尤其是在所谓“当局者迷”状况中，更必须有赖于“旁观者清”。刘邦的最大优点为其心灵极有弹性，一点就懂，而且从不固执。（三）退守汉中并非消极无为，萧何用几句非常简单的话就把此后所应采的步骤清楚地勾画出来，即可以证明他是有极高度的战略智慧。
（三）萧何的第三大贡献就是推荐韩信。太史公对于这段故事有非常生动的描述：
信数与萧何语，何奇之。至南郑，诸将行道亡者数十人，信度何等已数言上，上不我用，即亡。何闻信亡，不及以闻，自追之。人有言上曰：“丞相何亡。”上大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来谒上，上且怒丘喜，骂何曰：“若亡，何？”何曰：“臣不敢亡也，臣追亡者。”上曰：“若所追者谁何？”曰：“韩信也。”上复骂曰：“诸将亡者以十数，公无所追，追信，诈也。”何曰：“诸将易得耳。至如信者，国士无双。王必欲长王汉中，无所事信。必欲争天下，非信无所与计事者。顾王策安所决耳？”王曰：“吾亦欲东耳，安能郁郁久居此乎？”何曰：“王计必东，能用信，信即留。不能用，信终亡耳。”王曰：“吾为公以为将。”何曰：“虽为将，信必不留。”王曰：“以为大将。”何曰：“幸甚。”于是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慢无礼。今拜大将如呼小儿耳，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择良日，斋戒，设坛场，具礼，乃可耳。”王许之。诸将皆喜，人人各自以为得大将。至拜大将，乃韩信也，一军皆惊。 [ 注：史记卷九十二。淮阴侯列传。 ]
若非历史有记载，否则后世简直不敢相信这是事实。萧何推荐韩信要比鲍叔推荐管仲更难得。因为管鲍本是知交，而萧韩则仅为萍水相逢。仅凭几次谈话，即断定韩信国士无双，并负责推荐其当担大任，萧何的胆识真是古今独步。而刘邦的度量也不可及，仅由于萧何的坚持，他就决定用为大将，此种魄力也是少见。韩信的见用对于最后的结局为一重大关键。刘邦若无韩信则根本不可能得天下。
（四）萧何的第四大功劳是在整个战事期中，确保后方的安定，不仅使刘邦无后顾之忧，而且还能获得源源不断的补充。反观项羽方面即可认清此种巩固后方工作的重大战略意义。项羽没有像萧何这样的助手，所以他的后方经常出问题，这也就是他在作战时几乎每次都是功亏一篑的最大原因。在刘邦即帝位之后，关内侯鄂君（千秋）曾论萧何之功如下：
夫上与楚相距五岁，常失军亡众，逃身遁者数矣。然萧何常从关中遣军补其处，非上所诏令召，而数万众会上之乏绝者数矣。夫汉与楚相守荥阳数年，军无见粮，萧何转漕关中，给食不乏。陛下虽数亡山东，萧何常全关中以待陛下，此万世之功也。 [ 注：史记萧相国世家第二十三。 ]
孙子是非常重视后勤与作战的关系，他曾说：“是故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军争）萧何虽无汗马功劳，但其在后勤方面的贡献却是在长期消耗战中决定胜负的主要因素。
（二）张良
张良是被公认为典型的“谋士”，谋就是战略，其为战略家应无疑问。他的贡献都是伐谋伐交，换言之，属于大战略的范围。对于刘邦的成功，张良的重要性与萧河可以相提并论。张良是一位传奇性的人物，他的确有点神秘。他是韩国贵族，曾在博浪沙中狙击秦始皇未中，在匿居下邳时，又有“圮上纳履”的故事。他与项家有深厚友谊，但欣赏刘邦而愿向其效忠。刘邦对他也极为尊重。只要看前面所引述的那一段话，即可知道刘邦称帝后仍称张良为“子房”，而不像对萧何韩信那样直呼其名。在另一方面，项羽对他的话也似乎颇为相信。他来往于汉楚之间，像闲云野鹤一样，令人莫测高深。
张良帮助刘邦先入关中，化解鸿门危机（救了刘邦的命），又为刘邦求得汉中，并献计烧绝栈道。以后又设法使项羽对刘邦还定三秦不立即反应。彭城大败后，张良又建议联合黥布彭越并重用韩信，使局势转危为安。最后又劝刘邦背约追击项羽，并分封信越，因而获得最后胜利。凡此一切都已见前文，不必再赘述。
总之，张良是一位天才战略家，他的见识往往高人一等，所以能为刘邦所信服。譬如说，沛公入秦宫，意欲留居之。樊哙谏沛公出舍，沛公不听。良曰：
夫秦为无道，故沛公得至此。夫为天下除残贼，宜缟素为资，今始入秦，即安其乐，此所谓“助桀为虐”。且忠言逆耳利于行，毒药苦口利于病，愿沛公听樊哙言。 [ 注：史记留侯世家第二十五。 ] [ 注：这就是“助桀为虐”一语的来源，目前有许多人都常说“助纣为虐”实乃错误。” ]
于是刘邦乃还军霸上。
楚汉三年，郦食其劝刘邦复立六国后世，刘邦同意。接着张良来谒，刘邦就征询其意见，良曰：“谁为陛下划此计者？陛下事去矣。”汉王问故，对曰：“臣请藉前箸为大王筹之。”于是他列举八点理由说明其不可行。刘邦始省悟，立即打销此议。其中以第八点理由最重要，也最具有说服力：
且天下游士离其亲戚，弃坟墓，去故旧，从陛下游者，徒欲日夜封咫尺之地。今复六国，立韩、魏、燕、赵、齐、楚之后，天下游士各归其故主，从其亲戚，反其故旧坟墓，陛下与谁取天下乎？ [ 注：史记留侯世家第二十五。 ] [ 注：“借箸代筹”一语即以此为来源。因当时刘邦正在用餐，张良遂利用食箸作为算筹来计较。 ]
天下已定，接着即有建都的争议：
刘敬说高帝曰：“都关中。”上疑之。左右大臣皆山东人，多劝上都雒阳：“雒阳东有成皋，西有崤黾，倍河，向伊雒，其固亦足恃。”留侯曰：“雒阳虽有此固，其中小，不避数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敌，此非用武之国也。夫关中左崤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刘敬说是也。”于是高帝即日驾，西都关中。 [ 注：史记留侯世家第二十五。 ]
张良的这一段建都论可为后人模范，显示他不仅精通战略，而且也更精通地略。
张良并无著作传世，其战略思想只能从他的事功中反映出来。他似乎受道家影响较大，其言论也表示他相当地博学，现存的《三略》，相传是黄石公所著，而黄石公又可能即为圯上老人，曾以太公兵法授张良。所以，遂有人认为《三略》可能即为张良之著作。但这只是推测而已并无可信的证据。
（三）韩信
三杰中最后一位的韩信，其出身与际遇又完全不同。他可能也是贵族世家（漂母曾称其为王孙），但早已降为平民。他最初投入楚军，以后又随刘邦赴汉中，都不得意，幸获萧何的大力推荐，始一跃而为大将。韩信善于用兵是世所共知。在军事战略，尤其是野战战略的领域中，似乎无人可及韩信。用现代观点来看，可以说韩信在思想上是与李德哈特走同一条路线，即所谓“间接路线”（Indirect Approach）。李德哈特在其传世之作“战略论”中曾引述西方古今名将的事迹来作为此种战略观念的依据和解释。但可能因为他不通中文，所以对中国历史缺乏深入研究，在其书中只非常简略地提到成吉斯汗和速不台而未提到韩信。假使李德哈特曾读史记和汉书，则他对于韩信也就一定会佩服得五体投地，甚至于会以他为主题来写一本专书也说不定。 [ 注：钮先钟：“李德哈特及其思想”载于战略研究与战略思想（军事译粹社），p．151－55。 ]
韩信出任大将后，第一项工作即为对当前情况作一全面评估，并提出其个人的战略构想。这是他上台后的第一炮，他能否真正获得刘邦的信任，关键即在此。他的这篇报告，内容十分精彩可供后世参谋总长作为范例。在战略思想史中，也许只有诸葛亮的“隆中对”可与其相提并论。史记对此有相当详细的记载：
信拜礼毕，上坐。王曰：“丞相数言将军，将军何以教寡人计策？”信谢，因问王曰：“今东乡争权天下，岂非项王邪？”汉王曰：“然。”曰：“大王自料勇悍仁疆孰与项王？”汉王默然良久，曰：“不如也。”信再拜贺曰：“唯信亦以为大王不如也。然臣尝事之，请言项王之为人也。项王喑噁叱咤，千人皆废，然不能任属贤将，此持匹夫之勇耳。项王见人恭敬慈爱，言语呕呕，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饮，至使人有功当封爵者，印刓敝，忍不能予，此所谓妇人之仁也。项王虽霸天下而臣诸侯，不居关中而都彭城。有背义帝之约而以亲爱王，诸侯不平。诸侯之见项王迁逐义帝置江南，亦皆归逐其主而自王善地。项王所过无不残灭者，天下多怨，百姓不亲附，特劫于威强耳。名虽为霸，实失天下心。故曰：其强易弱。今大王诚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诛：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义兵从思东归之士，何所不散！且三秦王为秦将，将秦子弟数岁矣，所杀亡不可胜计，又欺其众降诸侯，至新安，项王诈阬秦降卒二十除万，唯独邯、欣、翳得脱，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令楚强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爱也。大王之入武关，秋毫无所害，除秦苛法，舆秦民约法三章耳。秦民无不欲得大王王秦者。如诸侯之约，大王当王关中，关中民咸知之。大王失职入汉中，秦民无不恨者。今大王举兵而东，三秦可传檄而定也。”于是汉王大喜，自以为得信晚。速听信计，部署诸将所击。 [ 注：史记卷九十二。淮阴侯列传。 ]
韩信的言论代表非常高明的战略思考，值得加以较深入的分析。韩信首先破除刘邦的心理障碍，使其能接受客观的分析。接着根据其个人的观察指出项羽在性格上的两大弱点：（一）匹夫之勇，（二）妇人之仁。其次再列举项羽在大战略（政策）上所犯的错误：（一）不居关中而都彭城，（二）不尊重义帝，（三）对诸侯封地不公平，（四）行为残暴，天下多怨。于是韩信遂作结论说：“其强易弱”。
进一步，韩信即提出其战略构想，先说明总原则，即“反其道”而行。实际行动又可概分三项：（一）任天下武勇，（二）以天下城邑封天下功臣，（三）以义兵从东归之士。换言之，多方面利用政治、经济、心理因素来瓦解楚军使其自动崩溃。
以上所云是大战略，也是远程计划。接着韩信遂又讨论近程计划，即“还定三秦”的作战。他认为对汉王有利的因素有二：（一）三秦王都曾为秦将，父老对他们恨入骨髓，（二）汉王在关中深得民心。所以“今大王举兵而东，三秦可传檄而定”。
韩信用兵神妙，可以说他就是孙子的化身。他把孙子的理论一一付之实行。对于后世研习战略的人，韩信应该是一位理想的模范。我国史书对于作战经过的记载往往比较简略，所以欲作细节的研究也就比较困难。不过对于韩信而言，似乎可算例外，史记对于其重要作战都有相当扼要的记载，假使学者本身对于战略已有足够认识，再根据那些记载，也就可以对韩信的战略运作获得适当的了解。
还定三秦的作战已见前述，那是韩信第一次指挥大军作战，他在此一战中表示其深知迂直之计，而且也善用诡道，攻其无备，出其不意，而轻取胜利。他所采取的大迂回路线，要走过的距离虽然很远（比跨越秦岭的栈道至少长一倍），但终于使敌人受到奇袭。对韩信而言，这一战只能算是牛刀小试，但已可显示其特殊的战略风格。
韩信的大显身手是从楚汉二年八月奉命进击西魏开始，史记有非常简要的记载：
其八月，以信为左丞相击魏。魏王盛兵蒲坂，塞临晋。信乃益为疑兵，陈船欲度临晋，而伏兵从夏阳以木罂缻渡军，袭安邑。魏王豹惊，引兵迎信，信遂虏豹。 [ 注：史记卷九十二。淮阴侯列传。 ]
对于上文应略加解释。魏军集中兵力防守蒲坂、临晋等城及渡口，韩信并未从河南向北进攻，而先回陕西再由西向东进攻。他首先在临晋西岸集中船舶，佯作大举渡河的姿态；另一方面派兵潜往夏阳（在临晋之北，今陕西韩城县）用临时搜集的器材（木罂缻）渡河，南下猛攻魏军的侧背，魏军大乱，韩信的主力遂顺利在临晋渡河。魏王豹仓皇迎敌，溃不成军，韩信又猛烈追击，九月即擒魏王豹以归。不过一个月即结束了破魏之役。
从战略思想的观点来看，对于此一战役有下述几点特别值得注意：（一）韩信不采取由南向北而采取由西向东的作战轴线，并于渡河之后，由北向南压迫，就战略而言，是很明智的选择。因为若不如此，则魏军战败后就可逐步向北退却，并与代赵两国兵力会合，于是战事将拖延不决，对汉军极为不利。（二）韩信擅长用奇，使敌人在心理上丧失平衡，此所谓出奇制胜，完全符合孙子的想法，亦即李德哈特所谓的“间接路线”。（三）韩信深知扩张战果的重要。每次获胜后一定继续作猛烈的追击，使敌人没有喘息的机会，所以能速战速决，充分发挥歼灭战的威力，与项羽在作战时经常未能竟全功恰好成强烈对比。
韩信破魏后，次一攻击目标即为赵国。韩信首先破灭赵国的附庸代国，然后准备取道井陉攻入赵国。井陉在今河北获鹿县西十里，山西平定县东九十里，为太行山脉中险要隘道之一。诚如李左车所形容：“井陉之道，车不得方轨，骑不得成列”。井陉东口北侧有萆山，距获鹿城仅八里。井陉之西有冶河，从南向北流，横过西端入口处。该河东岸有一片高地可封锁隘道西口。
赵国主将为成安君陈余，他与赵王歇，谋士李左车，率军二十万进驻井陉东口外，李左车建议：
愿足下假臣奇兵三万人，从间道绝其辎重，足下深沟高垒，坚营勿与战。彼前不得进，退不得还，吾奇兵绝其俊，使野无所掠。不至十日，而两将（韩信张耳）之头可致于戏下。 [ 注：史记卷九十二。淮阴侯列传。 ]
陈余不听。韩信获得情报，大喜，立即引兵渡河。
未至井陉口三十里，止舍。夜半传发，选轻骑二千人，人持一赤帜，从间道箄山而望赵军。诫曰：“赵见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道壁，拔赵帜，主汉赤帜。”令其稗将传飧曰：“今日破赵会食！”诸将皆莫信，佯应曰：“诺。”谓军吏曰：“赵已先据便地为壁，且彼未见吾大将旗鼓，未肯击前行，恐吾至阻险而还。”信乃使万人先行，出背水陈。赵军望见而大笑。平旦，信建大将之旗鼓，鼓行出井陉口，赵开壁击之。大战良久。于是信、张耳佯弃鼓旗，走水上军。水上军开入之，复疾战。赵果空壁争汉鼓旗，逐韩信、张耳。韩信、张耳已入水上军，军皆殊死战，不可败。信所出奇兵二千骑，共候赵空壁遂利，则驰入赵壁，皆拔赵旗，主汉赤帜二千。赵军已不胜，不能得信等，欲还归壁，见壁皆汉赤帜而大惊，以为汉皆已得赵王将矣。兵遂乱，遁走，赵将虽斩之，不能禁也。于是汉军夹击，大破虏赵军，斩成安君泜水上，禽赵王歇。 [ 注：史记卷九十二。淮阴侯列传。 ]
井陉大捷之后，韩信又立即猛烈追击，不让敌人有重整机会，到十月韩信已连续击破魏、代、赵三国，所费时间尚不足三个月。
韩信以劣势兵大获全胜，完全是由于战略高超，算无遗策。他有周密计划，使敌人行动完全受其控制，此孙子所谓：“故善动敌者，形之敌必从之，予之敌必取之。”（兵势篇）假使他不大张旗鼓，大战良久，则赵军未必空壁而出，更未必追入隘道。若不利用地形的拘束，使敌不能发挥数量优势，则韩信绝对无法对抗赵军的追击。假使不用易帜之计，则敌军心理不会丧失平衡，赵军还是不会崩溃。至于背水阵，据韩信本人的解释是为了“陷之死地而后生，置之亡地而后存”，这颢然是引述孙子，不过词句颠倒而已。
楚汉三年七月，韩信又奉命击齐，这是其大战略构想中的最后一章。韩信势如破竹，项羽派大将龙且赴援。两军遭遇在潍水之上，龙且居东岸，韩信居西岸。
韩信乃夜令人为万余囊满盛沙，壅水上流。引军半渡击龙且，佯不胜还走。龙且果喜曰：“固知信怯也。”遂追信渡水，信使人决壅囊，水大至。龙且军大半不得渡，即急击，杀龙且。龙且水东军散走，齐王广亡去。信遂追北至城阳，皆虏楚卒。 [ 注：史记卷九十二。淮阴侯列传。 ]
潍水之战是一场决定性会战，韩信又是以计谋取胜，使楚军兵力和士气受到严重打击，而更重要的后果是扭转了汉军的战略劣势。
楚汉四年（202 B．C．）九月，刘邦接受张良和陈平的建议，违约追击东归的项羽，于是导致楚汉战争的最后一幕——陔下之战。此时已为十一月，汉方诸侯大军共约三十万人，在刘邦命令之下，由韩信统一指挥，继续向南追击。项羽退到陔下止军，集中其兵力准备拼死一搏。史记对这场大战虽记载简略，但仍能让我们了解其经过：
五年，高祖与诸侯兵共击楚军，与项羽决胜垓下。淮阴侯将三十万自当之，孔将军居左，费将军居右，皇帝在后，绛侯、柴将军在皇帝后。项羽之卒可十万。淮阴先合，不利，却。孔将军，费将军纵，楚兵不利。淮阴侯复乘之，大败垓下。 [ 注：史记卷九十二。淮阴侯列传。 ]
根据上述的记载，可以发现陔下会战与西方战史中著名的坎尼（Cannae）会战是采取同一模式。但汉尼拔（Hannibal）虽赢得一场会战，最后却并未赢得战争。韩信则不仅赢得会战，而且更彻底毁灭敌人、结束战争，所以，就历史的观点来看，坎尼不算是决定性会战，而陔下则真正具有决定性。因为它结束了一个时代，又同时开启另一新时代。
“秦楚之际”在中国历史中是一个非常短的阶段，前后不过五年。但就战略思想史的观点来看，却是一个相当重要的阶段。因为在此阶段中不仅有我国历史上很少见的长期连续战争，而尤其是有像汉初三杰那样的战略天才。他们虽然不是纯正的战略思想家，而且也无著作传世，但他们的功业仍然可以对于先秦的战略思想遗产提供活的示范，同时也对后世的思想发展构成一种具有启发性的冲击。所以，总结言之，这个阶段在中国战略史的全程上是应受到应有的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