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兵书·第五
钮先钟 ·中国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一、兵家与兵书
兵家为诸子百家中的一家，但是过去并未被视为应属于子学的范围。兵家的著作常被称为“兵法”，“兵书”之名则始于刘歆《七略》。我国的兵书究竟起源于何时，已不可考。在汉代时即已有“兵法源于炎黄”之说，但那只是传说而已，并不可信。比较合理的推测为最原始的兵书可能是产生于西周，因为在那个时代已有相当大规模的战争，和伟大的战略家。左传中所记载的“军政”和“军志”可能即为西周的作品。
从春秋到战国，在这个阶段中由于战争的频繁，兵书的著作也自然会受到刺激而增多。韩非子曾谓：“今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可以证明在战国末期，兵书是非常畅销。经过秦代的焚书，加上秦楚之际的战乱，许多古籍都可能散佚。但到西汉初，汉宫所藏兵书竹简仍堆积如山。汉高祖命张良、韩信两位战略专家负责加以整理。他们“序次兵法凡一百八十二家，删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这是汉代对先秦兵书的第一次整理。
汉武帝时，命丞相公孙弘“广开献书之路”，并“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当时负责搜集整理兵书的人为军政官杨仆。经过其努力之后编成一部“兵录”，那可能是我国最早的兵书目录。这是汉代对先秦兵书的第二次整理。但非常可惜，张良、韩信、和杨仆的工作成果今天都已经失传。
汉武帝之后，汉成帝时又对兵书作第三次整理，这次负责的人为步兵校尉任宏。他对当时所尚存的兵书作深入研究，并将其分成四大类，编成我国的第一部兵书分类目录。其内容可简述如下：
兵权谋 十三家二五九篇
兵形势 十一家九二篇
兵阴阳 十六家二四九篇
兵技巧 十三家一九九篇
任宏的“兵书略”被收入刘歆《七略》之中，以后又被纳入汉书艺文志，而成为我国现存最早的兵书目录。共为五十三家，七百九十篇。 [ 注：可参阅《中国兵书通览》（大陆版）上编总论。 ]
由此可知到汉代时先秦兵书存留的数量仍然相当可观。但到宋神宗元丰三年（一〇八〇）正式将“七书”颁定为武经时，在那七部书中可以断定为先秦遗物者就只有《孙子》、《吴子》、《司马法》、《尉缭子》、《六韬》五种而已。严格说来，这也是今天硕果仅存的先秦兵书。此外，还可以列入的则有最近在大陆出土的《孙膑兵法》，以及尚有疑问的《阴符经》。
古人所谓兵书者，其内容是相当庞杂，而并非仅限于战略思想的层面。所以，本章对于先秦兵书的分析是只以书中所含有的战略思想为焦点，至于与战略思想无关，或属于层次较低的观念则将不予论列。
二、吴子
在我国的传统兵学领域中，孙吴是居于伯仲之间的地位。谈兵者往往孙吴并称，换言之，他们两人是被公认为同一等级的战略大师。但事实上，他们之间却有很多差异，值得加以较深入的比较分析。
孙子的身世仍然是一个谜，《孙子》一书的真正作者是谁，也仍然有很多的疑问。但吴起这个人的存在，以及他的事功，不仅“史记”上有相当翔实的记载，而且后世也很少有人对其表示怀疑。反而言之，《孙子》是一本相当完整的书，其中的战略思想也的确能构成完整的体系。今天所传留的《吴子》则是一本不完整的书，其中也缺乏有系统的思想，而且也可以断言不是吴起的原著。
吴起的生平可以简述如下：吴起卫国人，生年不详，卒于公元前三八一年。他是贵族出身，尝学于曾子，可以算是孔子的再传弟子，以思想的渊源而言，应属于儒家。初仕鲁，闻魏文侯贤，往归之，文侯以为将，并奉命守西河（即陕西东部黄河西岸地区）。吴起在西河二十三年，整军经武，曾先后与诸侯大战七十六次，全胜六十四次。魏文侯死，吴起终于受到旧贵族的排挤，遂离魏奔楚。楚悼王重用他为令尹（宰相）。吴起遂在楚厉行改革（变法）：明法审令，捐不急之官，废公族疏远者，以养战士，务在强兵。不久即能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使楚国声威大振，但其贵戚大臣则多怨起。公元前三八一年，楚悼王暴卒，以阳城君为首的贵族集团发动政变，吴起终遭杀害。 [ 注：史记孙吴列传。 ]
根据以上的叙述，可以知道吴起在功业方面是有相当杰出的成就，他的一生都在忙于出将入相，然则他有无余暇来著书立说，也就不免大有疑问。但孙吴之书在战国及秦汉时即已流行。韩非说：“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史记说：“世俗称师旅者，皆曰孙子十三篇，吴起兵法，世所多有，故不论”。可以证明在当时，孙吴的地位是不相上下，而他们的著作也受到同等的尊重，非其他兵书所能及。
吴起的著作在汉书艺文志中著录为“吴起”四十八篇。隋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通志艺文略均作“吴起兵法”一卷。宋晁公武在读书志中著录为三卷，并分为说国、料敌、治兵、论将、变化、励士六篇。宋史艺文志、文献通考则均作三卷。宋神宗朝所颁发的武经七书又作上下二卷，并将“说国”和“变化”两篇名改为“图国”和“应变”。《吴子》的今本是以武经七书为根据，全部约五千字，分为六篇。 [ 注：《中国兵书通览》（大陆版）上编，p．101。 ]
从内容上看来，很容易发现这本书有很多的疑问。首先应指出汉志所著录的为四十八篇，而现在所存留的则仅为六篇，至少在宋代时即已如此。篇数上的差异太巨大，因此可以断言即令今存的《吴子》不是伪书，也最多只是一部残书。
《吴子》现有全书共为六篇，每篇各有一主题，但篇与篇之间几乎毫无联系，就逻辑而言，根本上不能算是一本完整的书。甚至于在每一篇之内，也都是以问答体裁编成，以至于也只是代表有关同一上题的各种不同观念，其间也无逻辑上的顺序。所以，这本书只是一本语录（像论语一样）。那并非由某一位作家依照他个人的思想而写成，而是一种谈话记录而已。
至于记录的人是谁？似乎不太可能是吴起本人，也许是出自其幕僚或门人之手，但也可能是后人根据传说而假托成书。姚际恒即曾认为：“今之六篇，其论肤浅，出于后人之伪托”。 [ 注：姚际恒：古今伪书考。 ] 关于是书的真伪，曾有很多争论，在此无详述之必要，但可以断言，这本书既不能代表吴起思想的全貌，也不能算是一本有重大价值的战略著作。尤其是无法与孙子十三篇相提并论。当然，此种判断是只对今本六篇而言，也许吴起的确曾经留下很多有价值的教训，但可惜都已经散佚了。
下过，即令是在今存六篇之中又还是可以发现若干值得重视的战略观念，它们虽不能像《孙子》那样构成完整的思想体系，但又还是不无特殊价值，并且也能对后世学者提供重要启示。现存六篇中最值得重视的为“图国第一”，那也可以算是《吴子》的精华，其他各篇则只是偶然有一两段精彩的内容而已。
就理论而言，《吴子》是远不如《孙子》那样高深，但在这本书中有两点似乎是超越了《孙子》的境界。《孙子》从未讨论战争的性质（nature of war），也很少触及政治与军事的关系，但《吴子》在这两方面都有其独到的见解。也许可以说吴子是我国古代的克劳塞维茨，因为他的书颇有《战争论》（On War）的意味。
吴子曰：凡兵之所以起者有五。一曰争名，二曰争利，三曰积德恶，四曰内乱，五曰因饥。其名又有五。一曰义兵，二曰强兵，三曰刚兵，四曰暴兵，五曰逆兵。禁暴救乱曰义，恃众以伐曰强，因怒兴师曰刚，弃礼贪利曰暴，国乱人疲举事动众曰逆。五者之数，各有其道，义必以礼服，强必以谦服，刚必以辞服，暴必以诈服，逆必以权服。（图国）
这一段话可以算是一篇简明扼要的《战争论》。首先分析战争的起因，其次为战争定名，将其分为五类，并对每类战争的性质作简明的界定。最后再概述对于每一类的战争应用何种方法来加以克服。此种对战争性质的探讨，在其他先秦学术著作中（不仅限于兵书）都是很少见。所以，实属难能可贵。
其次，吴起重视政治与军事的关系，并认为必须作总体性的考虑而不可偏重某一方面。当他第一次与魏文侯见面时，即提出“内修文德，外治武备”的总体战略观念。其书第一篇的篇名为“图国”，图国即谋国，用现代术语来说，即为国家战略（政策）。简言之，他早已了解战略的研究不能仅以军事为范围。但令人感到遗憾的是所留下的著作中讨论这一方面的就只有这一篇而已。
如何图（谋）国？吴子概括地指出：“昔者之图国家者必先教百姓而亲万民”。这种基本观念可以显示他在思想上是出于儒家，他像孔子一样，非常重视教育。他说：“凡制国治军必教之以礼，励之以义，使有耻也。夫人有耻在大足以战，在小足以守矣。”（图国）由此观之，其思想又似乎与管子颇为接近。为何要“亲万民”，其解释如下：
吴子曰：昔之图国家者必先教百姓而亲万民。有四不和。不和于国不可以出军，不和于军不可以出陈，不和于陈不可以返战，不和于战不可以决胜。是以有道之主将用其民，先和而造大事。不敢信其私谋，必告于祖庙，启于元龟，参之天时，吉乃后举。民知君之爱其命，惜其死若此之至，而与之临难则士以尽死为荣，退生为辱矣。（图国）
教民亲民的目的就是培养向心力（和），必须先和而后始能造大事。这与孙子所云：“道者，令民与上同意，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畏危也”在意义上是完全相同。吴子虽然主张“启于元龟，参之天时”，但并不表示他迷信鬼神，其真正目的只是为了使人民了解政府对于战争采取非常慎重的态度而已。
吴子重视道义，这也同样表现出他的儒家思想传统，他似乎和孟子与荀于相似，主张以仁义之师进行顺天应人的义战：
是以圣人绥之以道，理之以义，动之以礼，抚之以仁。此四德者修之则兴，废之则衰，故成汤讨桀而夏民喜悦，周武伐纣而殷人不非，举顺天人，故能然矣。（图国）
正因如此，吴子对于战争也就采取非常慎重的态度。他特别指出胜利含有内在的危险，甚至于可以导致亡国的后果：
然战胜易，守胜难。故曰天下战国五胜者祸，四胜者弊，三胜者霸，二胜者王，一胜者帝。是以数胜得天下者稀，以亡者众。（图国）
此种警告在战国时代真好像晨钟暮鼓，足以发人深省。
《吴子》第二篇为“料敌”，也就敌情研判。在这一篇中对于当时的战略环境有很扼要的分析。
此外，又还指出在何种条件之下，敌军是可击或不可击。这些都是现实问题，与战略思想并无太多关系。不过，篇中又还是有一基本观念值得重视：“夫安国家之道，先戒为宝”。“先戒”在战略领域中应该是非常重要，孙子提出“先知”的观念，吴子提出“先戒”的观念，二者之间相辅相成，可谓相得益彰。先戒必须先知，先知的目的也就是先戒，若不能先戒，则先知又有何用？
《吴子》第三篇“治兵”，其内容大致都是属于战术层面的问题，不过也偶尔达到作战（野战战略）的层面。其中有三段值得加以引述：
武侯问曰：兵何以为胜？起对曰：以治为胜。又问曰；不在众寡？对曰：若法令不明，赏罚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进，虽有百万何益？
吴子是一位精兵主义者，在其书中曾一再强调素质的重要。如何能够提高部队的素质，他指出：“故用兵之法教成为先”。因此，他认为数量并非决定因素，真正决定因素是“治”，“治”就是组织，必须有良好的组织，始能全胜：
于是所谓治者，居则有礼，动则有威，进则不可当，退则不可追，前却有节，左右应麾，虽绝成阵，虽散成行，与之安，与之危，其众可合而不可离，可用而不可疲，投之所往，天下莫当，名曰父子之兵。
从以上的描述中可以看出吴子所想像的兵力是能适应不同的环境，有高度有效的控制，并且永远保持团结，不会溃散。
在用兵方面，吴子也像孙子一样强调速决，他所说的话甚至于比孙子还更有力：
吴子曰：凡兵战之场，立尸之地，必死则生，幸生则死。其善将者，如坐漏船之中，伏烧屋之下，使智者不及谋，勇者不及怒，受敌可也。故曰：用兵之害，犹豫最大，三军之灾，生于狐疑。
这一段文章的最后两句对于古今中外的指挥官都是应该永垂为戒的警告。
《吴子》第四篇为“论将”，其内容虽与战略思想无直接关系，但其意见可以与孙子互相比较，并能提供颇有价值的启示。
吴子曰；夫总文武者，军之将也，兼刚柔者，兵之事也。凡人论将，常观于勇，勇之于将乃数分之一尔。夫勇者必轻合，轻合而不知利，未可也。故将之所慎者五：一曰理，二日备，三曰果，四日戒，五曰约。理者治众如治寡，备者出门如见敌，果者临敌不怀生，戒者虽克如始战，约者法令省而不烦。
吴子与孙子在论将时，观点颇相似，而不过分强调“勇”之重要，这也是他们与克劳塞维茨之间的最大差异。尤其是吴子更特别指出“勇”只是几种因素中之一种而已。他认为“勇者必轻合”（古人称会战为合战），于是也就易于违反“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的原则。
另一方面，吴子又列举五点，认为那是“将之所慎者”，也就是说那是指挥官所必须特别注意的事项。用现代术语来说明：理就是组织，备就是战备，果就是果断，戒就是警戒，约就是简单。这是吴子所独创的一套原则，非常有系统而富实用价值，可谓独步千古。若与孙子所谓的“智、信、仁、勇、严”相配合，则孙子所言者为体，吴子所言者为用，彼此互动可谓相得益彰。
《吴子》最后两篇分别为“应变”和“励士”，其内容属于战术及训练等较低层次，与战略殊少关系，在此也就不必赘述。
三、司马法
《司马法》是古代兵书之一，收入武经七书之中。旧题司马穰苴撰，司马穰苴之先人为陈公子完，奔齐后改姓田氏，因任大司马之职，故称司马穰苴。生卒年均不详。史记称其为齐景公时人（春秋末期）。齐相国晏婴以其“文能附众，武能威敌”，遂向齐景公推荐，景公用以为将，颇有战功。后受谗去职，发病而死。但其兵法为田氏后世承继，遂能“用兵行威，大放穰苴之法，而诸侯朝齐”。《司马法》自隋书经籍志始著录为司马穰苴撰，然根据史记记载则为“齐威王使大夫追论古司马兵法，附穰苴兵法于其中，号曰司马穰苴兵法”。假使史记无误，则《司马法》在内容上可能包括三个部分：（一）古司马兵法，（二）穰苴的兵法，（三）编辑（追论）者的意见。所以，应该是一部相当庞大复杂的书。 [ 注：所引述均见史记司马穰苴列传。 ]
关于《司马法》的真伪，在宋代以前对于其为先秦古籍无人表示疑问。到清代，姚际恒认为今本《司马法》所存篇数无多，辞义浅近，毫无疑问为后人伪造。 [ 注：姚际恒：古今伪书考 ] 不过，两汉著作所引用的《司马法》文句，又多见于今本之中，由此似乎可以显示今本并非伪书而只是原书的残存部分。假使如史记所记载，原书的完成应在齐威王击败魏国（公元前三四一年）之前，所以其时代是要北《吴子》略晚。
汉书艺文志不把《司马法》列入兵书类而将其列入礼类，并称为“军礼司马法”，共一百五十五篇。今本以宋代武经七书为起源，只有五篇，约三、二〇〇字。可以想见原文极大部分都已散佚。
《司马法》的篇名和主要内容可以简述如下：
（一）仁本第一。 论述战争的目的、起因，发动战争的时机，以及对战争所应采取的态度，篇中的警语有：“故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
（二）天子之义第二。 阐述君臣之礼，治国、教民、治军的方法。篇中的警语有：“古者国容不入军，军容不入国。军容入国则民德废，国容入军则民德弱。”
（三）定爵第三。 讨论战争准备，战场指挥，布阵原则，敌情侦搜等问题。
（四）严位第四。 提出“轻重对立”观念：“凡战以轻行轻则危，以重行重则无功，以轻行重则败，以重行轻则战，故战相为轻重。”
（五）用众第五。 专论用众（兵）之道，属于战术阶层。
基于以上的分析，即可明了从战略思想史的观点来看这本书，其所能提供的资料实在是非常有限。尽管司马迁曾称其为“闳廓深远”，但从现在所残存的部份来看，实在很难对这样的好评表示同意。
四、尉缭子
《尉缭子》是武经七书中之一种，为历代相传的古籍，但其来历却模糊不清，含有很多的疑问。假定的作者尉缭，其身世时代都无定论。汉书艺文志把尉缭列入杂家，下著录为“六国时人”，颜师古注引刘向别录称“缭为商君学”。隋书经籍志始著录为“梁惠王时人”，此后各家书大多沿袭其说。但宋晁公武读书志称“未详何人书”，宋施子美七书讲义则说为齐人，明茅元仪武备志又说是魏人，而明归有光在诸子汇函中还说他就是司马错。不过这都只是臆测而已。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又记载有大梁人尉缭来说秦王，于是尉缭又由一变为二，因此，《尉缭子》的著者究竟是那个尉缭，更令人无法确定。许保林的《中国兵书通览》认为照今本人称、语气、内容上看来，似定为梁惠王时较合情理。但又指出“近有学者考证，提出与梁惠王对答的尉缭，正是由大梁入秦的那个尉缭。” [ 注：《中国兵书通览》，p．113。 ] 此说颇有疑问，因为梁惠王与秦始皇时间差距太大，尉缭不可能有那样长的寿命。
汉书艺文志杂家著录有“尉缭”二十九篇，兵形势家著录有“尉缭”三十一篇。隋书和新旧唐书都只有杂家《尉缭子》五卷，兵家不再见著录。宋神宗时将其纳入武经，于是杂家不再见著录。今传世本即为武经本。至于所谓杂家、兵家，以及今本之间的关系究竟是怎样，后人也有不同的意见，此处不拟评述，但总而言之，现在传世的《尉缭子》只有这一本而已。
关于《尉缭子》的成书时间，自从南宋陈振孙提出似非先秦兵书的意见后，在明清两代就有很多人认为它是伪书。但一九七二年《尉缭子》残简在银雀山出土，其内容与今本大致符合，足以证明成书之年应在战国时代，并非秦汉以后所伪造。至于究竟在何时、真正作者为谁、是否经过编撰整理，都还是无从定论。不过以书中所含有的思想而论，可以显示其曾受儒家、道家、法家及其他兵书的影响，由此可以断言成书之时应在战国末期。因为其思想的庞杂，也可能构成班固将其列入杂家的理由。于是更进一步推测，其原始作者也似乎不可能是梁惠王时人（战国中期）。
今《尉缭子》本足以武经七书为原始，共分五卷二十四篇，约九千余字，要算是一本篇幅很长的古书。各篇皆有其主题，其所牵涉的范围相当广泛，从大战略以至于小战术。全书的编排尚且合理，但其思想并不能像孙子那样构成完整体系。各篇之间也不一定有逻辑上的关系。简言之，在这本书中可以发现相当丰富的战略思想，但这些思想又不免乱杂，并不能构成完整体系。尽管如此，这本书对于研究战略思想的学者而言，仍然应列为必读。它不仅可以大致代表战国末期的战略思想，而且书中也的确还有若干值得重视的特殊观念。今本共二十四篇，其内容深浅不一，若干篇中含有颇具价值的战略观念，但大部分所讨论者均为层次较低，或缺乏足够重要性的问题。现在就逐篇说明其概括内容，并提出其中值得重视的部分：
“天官第一”。 尉缭子在其第一篇中即用与梁惠王问答（可能是虚构）方式来说明一项重要观念：
梁患王问尉缭子曰：黄帝刑德，可以百胜，有之乎？尉缭子对曰：刑以伐之，德以守之，非所谓天官，时日，阴阳，向背也。黄帝者，人事而已矣。
接者他就引史例来解释“天官时日，不若人事”的道理，其最后结论为：“黄帝曰：先神先鬼，先稽我智，谓之天时，人事而已。”为什么《尉缭子》第一篇就要提出人事重于天命的观念，这可以暗示下述三点意义：（一）代表战略家（兵家）的正统思想，重视人的思考能力（智），而不信鬼神，（二）表示这本书作者曾受儒家荀子的影响，（三）证明这本书是战国末期的产品，因为在那个时候，阴阳家的势力已经相当强大，在兵学领域中产生严重冲击。所以尉缭子的反阴阳，正像孟子的拒杨墨一样，那是正统对异端所采取的自卫行动。
“兵谈第二”。 这一篇以论建国建军之道为主题，具有相当客观的态度：
量土地肥境而立邑，建城称地，以城称人，以人称粟，三相称则内可以固守，外可以战胜，战胜于外，备主于内，胜备相应，犹合符节。
其意即谓必须在内政方面完成必要的准备，然后始可向外追求胜利。
禁舍开塞，民流者亲之，地不任者任之。夫土广而任则国富，民众而治则国治。富治者，民不发轫，车不暴出，而威制天下，故曰兵胜于朝廷。不暴甲而胜者主胜也，陈而胜者将胜也。兵起非可以忿也，见胜则舆，不见胜则止。
这一段话是与孙子所主张的“不战而屈人之兵”，“胜兵先胜而后求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在意义上几乎完全相同。
“制谈第三”。 在篇首说明兵制之重要：“凡兵制必先定，制先定则士不乱，士不乱则刑乃明。”不过，最值得注意的是下述的话：
修吾号令，明吾刑赏，使天下非农无所得食，非战无所得爵，使民扬臂争出农战而天下无敌矣。
在先秦兵书中如此明确地提出“农战”观念，只有《尉缭子》一家，可以反证“缭为商君学”之说并非无据，至少可以指明这本书受法家的影响很大。
“战威第四”。 在全书中这是最重要的一篇，因为其中含有真正具有创造性的新观念：
凡兵有以道胜，有以威胜，有以力胜。讲武料敌，使敌之气失而师散，虽形全而不为之用，此道胜也。审法制，明赏罚，使器用，使民有必战之心，此威胜也。破军杀将，乘闉发机，溃众夺地，成功乃返，此力胜也。
虽然在思想上还是与孙子很接近，但“道胜”、“威胜”，“力胜”却是尉缭子所首创。如何始能三胜，其先决条件为信心。
未有不信其心而能得其力者，未有不得其力而能致其死战者也。故国必有礼信亲爱之义，则可以饥易饱，国必有孝慈廉耻之俗，则可以无易生。古者率民必先礼信而后爵禄，先廉耻而后刑罚，先亲爱而后律其身，故战者必本乎率身以励众士，如心之使四支也，志不励则士不死节，士不死节则众不战。
这几乎可以说完全是儒家的思想。其结论为：
故曰：举贤任能，不时日而事利，明法审令，不卜筮而事吉，贵功养劳，不祷祠而得福。又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圣人所贵人事而已。
“攻权第五”。 本篇综论攻击。首先强调“集中”的原则：“兵以静胜，国以专胜，力分者弱，心疑者背”。其次，重视事前的计划，不求幸胜；“战不必胜不可以言战，攻不必拔不可以言攻”。所以必须“权敌审将而后举兵”。
“守权第六”。 论述守城的方法，纯属战术的问题。
“十二陵第七”。 综述治军处事的基本原则，近似教条，正反各十二条。
“武议第八”。 这一篇内容很丰富，并有相当新奇的观念。首先指出：
凡兵不攻无过之城，不杀无罪之人。夫杀人之父兄，利人之货财，臣妾人之子女，此皆盗也。故兵者所以除暴乱禁不义也。
这又是儒家的传统思想。本篇中有一特殊观念即主张政府应管理商业以来扩张财源；“夫出不足战，入不足守者，治之以市，市者所以给战守也。”这似乎又要比单纯的重农主义较有进步。此外，还有下述的一段也值得引述：
故兵者凶器也，争者逆德也，将者死官也，故不得已而用之……胜兵似水，夫水柔弱者也，然所触丘陵必为之崩，无异也，性专而触诚也。
任何人都可以看出这几乎是照抄老子的文章，又足以证明《尉缭子》是一本比较晚出的书。
“将理第九”。 首先说明“凡将理官也”，即认为必须重视管理，不可偏私。然后论如何作公平的治理，必须做到“虽有尧舜之智不能关一言，虽有万金不能用一铢”。换言之，应摆脱一切关说和贿赂。
“原官第十”。 说明国家分官设职的重要，以及君臣分工施政的原则。
“治本第十一”。 说明耕织为立国之本，并提出“往世不可及，来世不可待”的警告，即既不可迷恋过去，复不可期待未来，而必须重视当前的现实。
“战权第十二”。 说明在战争中权谋的重要。
“重刑令第十三”。 说明重刑的观念，其结论为“故先王明制度于前，重威刑于后；刑重则内畏，内畏则外坚矣”。这又是法家的思想。
“伍制令第十四”。 说明“五人为伍，伍伍相保”的连保连坐，这也是秦国自商鞅变法之后即早已实施的制度。
“分塞令第十五”。 说明军中营区划分的原则。
“束伍令第十六”。 说明军律之执行细则，及各级军官的赏罚权限。
“经卒令第十七”。 说明战斗组织划分的原则及其重要。
“勒卒令第十八”。 说明金、鼓、铃、旗四种指挥工具的作用和使用方法。此外也提出“早决先敌”的原则，因为“计不先定，虑不早决，则进退不定，疑生必败”。换言之，必须先有周密计划，然后部队行动始能听从指挥而不至于丧失控制。
“将令第十九”。 说明将军的权威及将令的尊严：“军无二令，二令者诛，留令者诛，失令者诛”。
“踵军令第二十”。 大致说明战前动员的步骤，其结论为“欲战先安内也。”
“兵教上第二十一”。 说明军事教育的概括原则，并解释：“兵教所以开封疆，守社稷，除患害，威武德也”。
“兵教下第二十二”。 首先说明“人君有必胜之道”，并列举十二项因素。本篇最精彩部分则为：
伐国必因其变，示之财以观其穷，示之弊以观其病，上乖者下离，若此之类，是伐之因也。凡兴师必审内外之权，以计其去。兵有备阙，粮食有余不足，校所出入之路，然后兴师伐乱，必能入之。
简言之，必须他国有弱点始可伐之，而且事先对于各种权力因素必须作审慎的评估。
“兵令上第二十三”。 主要观念为：
兵者以武为植，以文为种。武为表，文为里。能审此二者，知胜败矣。文所以观利害，辨安危，武所以犯强敌，力攻守也。专一则胜，离散则败。
此种认为文事（政治）武备（军事）必须密切配合的观念在《尉缭子》中曾一再受到强调。
“兵令下第二十四”。 本篇为最后一篇，重申组织和军律的重要，认为关键在于循名责实：
军之利害在国之名实。今名在官而实在家，官不得其实，家不得其名。聚卒为军，有空名而无实。外不足以御敌，内不足以守国。
于是提出三项措施：
以法止逃归，禁亡军，是兵之一胜也。什伍相联，及战斗则卒吏相救，是兵之二胜也。将能立威，卒能节制，号令明信，攻守皆得，是兵之三胜也。
最后主张严刑峻罚以来使士卒用命，甚至于认为：
古之善用兵者，能杀卒之半，其次杀其十三，其下杀其十一。能杀其半者，威加海内，杀十三者力加诸侯，杀十一者，令行士卒。
这种残酷的观念，令人毛骨悚然，当然是受到法家的影响，实不足为训。
综观《尉缭子》全书可以感觉到其内容的庞杂，多而不精，以学术水准而言，不足以与孙子相比。不过，书中又还是有若干值得介绍的观点。大致说来，可以显示战国末期战略思想演进的趋势。
五、六韬
《六韬》是著名古代兵书，也是武经七书中之一种。虽然隋书经籍志题“周文王师吕望撰”，但诚如章学诚所云：“古未尝有著述之事”， [ 注：章学诚：文史通义，诗教上。 ] 显系托名，其真正作者已不可考。因此，该书成于何时，以及是否为先秦古籍，也就引起很多猜测。北宋何去非首先表示怀疑，南宋叶适遂断定其为伪书。后世学者也大都认为它是伪书，应无疑义，但究竟伪在何时又还是有各种不同意见。直到七十年代初，在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与河北定县汉墓中掘出有关《六韬》和“太公”的竹简后，始真象大白。
两地汉简都有《六韬》之文，均不见《六韬》之名，说明西汉时，大概署名太公的书均称“太公”，而尚未有《六韬》之称。两地汉简均有与今本相同的篇题和内容，又有许多不见于今本的篇题和内容，显示今本并非全佚，只是汉代本的一部分。 [ 注：《中国兵书通览》，p．83。 ]
据专家考证，汉墓的埋葬时间可能在秦楚之际或汉初，简书书写年代应在埋葬之先，而成书年代又自必在书写年代之前。所以，《六韬》应该不是秦汉以后的伪造品，而是先秦时代的遗留物。至于是在先秦那个时代，则还是尚待研究。不过从书的内容上来分析，则似乎认定其为战国后期的产品比较合理。主要理由是该书有对儒、道、法、墨诸家思想兼收并蓄的趋势，足以显示其成书颇晚，在各家之后。 [ 注：《中国兵书通览》，p．118。 ]
关于《六韬》的著录，以往认为汉志无《六韬》，隋志始加以著录；又或谓汉志儒家类的“周史《六韬》即今本《六韬》。这都是不正确的。事实上，汉志著录有《六韬》而无《六韬》之名，即包括在道家类“太公二百三十七篇”之中，即其中的“兵八十五篇”。《六韬》内容多道家言，汉志将其列入道家类也非无理。史记称“太公兵法”，汉志称“太公兵八十五篇”，两地出土之汉简上也均未见《六韬》之名。最早记载《六韬》书名的文献是三国志，由此可知东汉之后，《六韬》之名才开始流行。到唐魏征等修隋志时，始首次在书目中著录为“太公六韬”，遂沿用至今。
关于《六韬》的篇目，汉志著录为八十五篇，今本（即武经本）则为六十篇，二者相差二十五篇。现在所看到的两种汉简本，和唐写本残卷中的篇题和内容有与今本相同者，也有不同者。后者可能是属于另外的三十五篇，其全部内容已在流传过程中丧失，又或为宋代颁定武经时所删除。不过，就现存部分而言，《六韬》的内容还要算是相当完整，其价值也比那些残书较高。
今本《六韬》共分六卷，即一韬为一卷，每卷篇数多少不一，共为六十篇。兹分述下：
（一）文韬： 文师第一，盈虚第二，国务第三，大礼第四，明传第五，六守第六，守土第七，守国第八，上贤第九，举贤第十，赏罚第十一。
（二）武韬： 发启第十二，文启第十三，文伐第十四，顺启第十五，兵道第十六，三疑第十七。
（三）龙韬： 王翼第十八，论将第十九，选将第二十，主将第二十一，将威第二十二，励军第二十三，阴符第二十四，阴书第二十五，军势第二十六，奇兵第二十七，五音第二十八，兵征第二十九，农器第三十。
（四）虎韬： 军用第三十一，三阵第三十二，疾战第三十三，必出第三十四，军略第三十五，临境第三十六，动静第三十七，金鼓第三十八，绝道第三十九，略地第四十，火战第四十一，垒虚第四十二。
（五）豹韬： 林战第四十三，突战第四十四，敌强第四十五，敌武第四十六，鸟云山兵第四十七，鸟云泽兵第四十八，少众第四十九，分险第五十。
（六）犬韬： 分合第五十一，武锋第五十二，练士第五十二，教战第五十四，均兵第五十五，武军第五十六，武骑第五十七，战车第五十八，战骑第五十九，战步第六十。
从其编目上来观察，即可发现《六韬》是一本内容非常复杂的书。清朱墉认为这本书是“规模阔大，本末兼该”似乎也非过誉。 [ 注：朱墉：武经七书汇解。 ] 全书组织也很合逻辑，从治国平天下的大战略，一直说到战术战斗的细节。每一卷“韬”都有一个概括性的主题，而卷中各篇又都有一明确的子题，即讨论某一特殊问题。从现代的眼光来看，它可以算是一部军事百科全书，把战国时代所有的一切军事知识都包括在内。各卷的主要内容可概述如下：
（一）文韬： 讨论治国用人的平时大战略。
（二）武韬： 以战争准备和军事战略为主题。
（三）龙韬： 着重军事组织，包括人事、情报在内。
（四）虎韬： 讨论各种天候地形条件之下的战术。
（五）豹韬： 讨论各种不同的特殊战术。
（六）犬韬： 讨论各种部队的指挥与训练。
基于以上的概略分析，可以了解《六韬》中的后三卷完全是属于战术层次，对于战略思想的研究，几乎没有什么关系，所以大可存而不论。至于前两卷则显然属于战略层次，而第三卷（龙韬）也与战略有相当关联，换言之，在这三卷中可以找到若干有价值的资料。
在文韬的第一篇（文师）中，对于政治的原理，作了一种开宗明义的宣布：
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天有时，地有财，能与人共之者仁也，仁之所在天下归之。免人之死，解人之难，救人之患，济人之急者德也，德之所在天下归之。与人同忧，同乐，同好，同恶者义也，义之所在天下赴之。凡人恶死而乐生，好德而归利，能生利者道也，道之所在天下归之。
这是一种光明正大的民本主义，文中提到仁、义、德、道、利五种观念，可以显示这本书在思想上是同时受到儒家、道家、墨家的影响。
第二篇（盈虚）说明君主治国之道：
文王问太公曰：天下熙熙，一盈一虚，一治一乱，所以然者何也？其君贤不肖不等乎？其天时变化自然乎？太公曰：君不肖则国危而民乱，君贤圣则国安而民治。祸福在君，不在天时。
可见《六韬》的基本观念与《尉缭子》颇为相似，即重人事而不重天命，这也可以想见其成书之时也许很接近。至于贤君之德又应如何：
其自奉也甚薄，其赋役也甚寡，故万民富乐而无饥寒之色，百姓戴其君如日月，亲其君如父母。文王曰：大哉贤君之德也。
第三篇（国务）说明国之大务：
文王问太公曰：愿闻为国之大务，欲使主尊人安，为之奈何？太公曰：爱民而已。文王曰：爱民奈何？太公曰：利而勿害，成而勿败，生而勿杀，与而勿夺，乐而勿苦，喜而勿怒。
此种爱民主义显然是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而假使这本书是成于战国末期，也就适足以表示其为对法家思想的反弹。本篇又云：
善为国者驭民如父母之爱子，如兄之爱弟，见其饥寒则为之忧，见其劳苦则为之悲，赏罚如加于身，赋敛如取己物，此爱民之道也。
以上的描述与当时诸国的实际情形可说是恰好成强烈对比，足以显示作者愤世嫉俗，无限感慨的心情。
第四篇（大礼）中更提出为政应尊重民意，俯察舆情的要求：
大王曰：主明如何？太公曰：目贵明，耳贵聪，心贵智。以天下之日视，则无不见也，以天下之耳听则无不闻也，以天下之心虑则无不知也。辐凑并进则明不蔽矣。
第五篇（明传）虚构文王寝疾时，希望能师至道之言，以明传之子孙：
太公曰：王何所问？文王曰：先圣之道其所止，其所起，可得闻乎？太公曰：见善而怠，时至而疑，知非而处，此三者道之所止也。柔而静，恭而敬，强而弱，忍而刚，此四者道之所起也。故义胜欲则昌，欲胜义则亡，敬胜怠则吉，怠胜敬则灭。
这一段被原作者视为重要的“至道”，显然是出于道家的思想。
第六篇（六守）提出两项观念，即“六守”与“三宝”，并说明失国之理由：
文王问太公曰：君国主民者，其所以失之者何也？太公曰：不慎所与也。人君有六守三宝。文王曰：六守何也？太公曰：一曰仁、二曰义、三曰忠、四曰信、五曰勇、六曰谋，是谓六守。……文王曰：敢问三宝？太公曰：大农，大工，大商，谓之三宝。农一其乡则谷足，工一其乡则器足，商一其乡则货足……六守长则君昌，三宝完则国安。
所谓“六守”也就是用人的六种标准，不必再解释，但“三宝”却可算是新观念，而且在先秦其他古籍中也无与此相同的说法，在经济方面主张农工商三者并重，似乎是《六韬》的创见，比荀子和尉缭子还要更进步，因为他们只主张重农而不轻商，而《六韬》则主张农工商三者并重，尤其是重工的观念更是前所未有。这又可以暗示《六韬》是成书于工商业已经相当发达的环境中。
第七篇（守土）有两个观念值得注意。其一是强调一切行动都必须乘早，迟了就会来不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原则，法国现代战略大师薄富尔将军对此曾一再强调，他说：“过去一切失败经验可归纳为一字，太迟……战略的要义是预防而非治疗。” [ 注：钮先钟：战略研究与战略思想，p．174。 ] 《六韬》则用比喻来说明：“涓涓不塞，将为江河，荧荧不救，炎炎奈何？两叶不去，将用斧柯。”其次，又指出：“人君必从事于富，不富无以为仁。”这在战国时代是一种独树一帜的见解。几乎所有的书都只确认富国为强兵的基础。但《六韬》中并无强兵之论，反而强调不富无以为仁。这也就是认为仁政应以均富为基础，代表儒家的传统思想。
“文韬”（第一卷）实为《六韬》精华之所在，其所论均为为政之道，也就是平时安邦定国的大战略。严格说来，是超出一般所谓兵书的范围之外，这也正是这本书的特点。第一卷还有其余的四篇，因无太多重要性，在此不拟加以分析。
《六韬》第二卷为“武韬”，一共只有六篇，比其他各卷都较少，似乎其内容是有佚散。而“兵道”一篇在武经本中原列在第一卷内。但《中国兵书通览》则将其列入第二卷。以逻辑而言，该篇列入第二卷比较合理，今从之。 [ 注：《中国兵书通览》，p119。 ]
在第二卷中比较值得重视的部分可简述如下：
第十二篇（发启）是代表典型的道家思想：
大智不智，大谋不谋，大勇不勇，大利不利。利天下者天下启之，害天者天下闭之。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
这也和孙子所谓“无智名，无勇功”的观念有所暗合。
故道在不可见，事在不可闻，胜在不可知，微哉微哉，鸷鸟将击，卑飞敛翼，猛兽将搏，弭耳俯伏，圣人将动，必有愚色。
这也可能是导源于孙子所谓“鸷鸟之击，至于毁折者，节也”的观念。
第十三篇（文启）中又有：
天有常形，民有常生，与天下共其生而天下静矣。太上因之，其次化之。夫民化而从政是以天无为而成事，民无与而自富，此圣人之德也。
以上所述都含有浓厚的道家色彩。
第十四篇“文伐”在《六韬》中是具有特殊重要性的一篇。“文伐”是《六韬》所首创的名词，其意义为用各种不同的非军事性手段来打击敌国。孙子所谓“伐谋”，“伐交”，事实上都可以算是“文伐”。这一篇对于“文伐”的方法曾作详细的讨论，共分十二节。概括地说也就是使用各种阴谋来减弱敌方的国力，破坏其团结，妨害其政务。对于十二节的内容不必细述，因为那都是世俗所熟知的方法，例如贿赂、美人计等。但这种观念的本身却值得重视，因为所谓大战略的运用本来就是以非军事因素为主。如能以非军事手段达到目的，则又何必使用武力。进一步说，“文伐”也可作为发动战争的准备，“文伐”若已奏效，则也就能够“胜于易胜”：
十二节备，乃成武事。所谓上察天，下察地，徵已见，乃伐之。
第十五篇“顺启”可略而不论，但第十六篇（兵道）则有值得研究的部分：
凡兵之道，莫过乎一，一者能独往独来。黄帝曰；一者阶于道，几于神，用之在于机，显之在于势，成之在于君，故圣王号兵为凶器，不得已而用之。
这一段中最难懂的就是“一”字，用现代术语来解释，即为“主动”。简言之，用兵必须保持主动，然后始能独往独来，“致人而不致于人”。在此提到“黄帝”，也说“兵为凶器”，可以证明《六韬》与《尉缭子》在思想上有相当的渊源，很可能为同一时代。
本篇最后，说到“外乱而内整，示饥而实饱”，这也就是孙子所说的“诡道”，至于“兵胜之术，密察敌人之机，而速乘其利，复疾击其不意”，无异于照抄孙子的“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成也”。（九地）
《六韬》除第一、第二两卷外，其他四卷对于战略思想所能提供的资料非常有限。唯第三卷（龙韬）中有两篇值得分析。其一为“论将第十九”。在此篇中提出“五材十过”之说：
所谓五材者：勇、智、仁、信、忠。勇则不可犯，智则不可乱，仁则爱人，信则不欺，忠则无二心。所谓十过者：有勇而轻死者，有急而心速者，有贪而好利者，有仁而不忍人者，有智而心怯者，有信而喜信人者，有廉洁而不爱人者，有智而心缓者，有刚毅而自用者，有懦而喜任人者。
《六韬》论将虽与《孙子》只小有出入，但似乎比《孙子》还更较精密。其最显著的差异为《六韬》把“忠”列为必要条件之一。这也可以暗示时代的差异，到战国末期，各国多用客卿，所以“忠”当然成为一个重要条件。本篇结语说：
故兵者国之大事，存亡之道，命在于将，将者国之辅，先王之所重也。故置将不可不察也。
很容易看出来这又是抄袭《孙子》。
其次为“军势第二十六”。其中有云：
故善战者不待张军，善除患者理于未生，善胜敌者胜于无形。上战无与战，故争胜于白刀之前者，非良将也，设备于已失之备者，非上圣也。智与众同，非国师也，技与众同，非国工也。
就思想而言，这又还是出于《孙子》，但值得注意的是最后一句，这可能是古代兵书首次提到“技术”，而且还有所谓“国工”之称。
善战者居之不挠，见胜则起，不胜则止。故曰：无恐惧，无犹豫。用兵之害，犹豫最大，三军之灾，莫过狐疑。善者见利不失，遇时不疑，失利后时，反受其秧。
非常有趣味，《六韬》不仅模仿《孙子》，而且还照抄《吴子》。这又可以证明这本书成书较晚。
总结言之，《尉缭子》和《六韬》都可以作为战国末期战略思想代表。他们都受到前代或同时著作的影响。比较言之，《尉缭子》受法家影响较大，而《六韬》则受道家和儒家影响较多。《尉缭子》比较偏重军事，《六韬》虽然大部分内容也是属于军事方面，但其对于为政之道（平时的大战略）所发表的意见。则代表民本主义的正统儒家思想，可谓曲高和寡，有超时代的意义，非常值得推崇。诚然，这两部书的真正作者为谁，迄今仍无定论，但其在战略思想史中的地位仍应获得肯定。
六、孙膑兵法
依据史记的记载，孙膑是齐人，为孙武之后世子孙。其真名不详，因膑脚故，遂被称为“孙膑”。其生卒年也不可考，约与商鞅、孟轲同时，其著名的事迹为以军师的身分帮助齐国击败魏国，先后赢得两次重要的会战：桂陵之战（353 B．C．）及马陵之战（341 B．C．）。因此，“名显天下，世传其兵法”。 [ 注：史记孙吴列传。 ]
《孙膑兵法》又称“齐孙子”，而“孙子十三篇”则称“吴孙子”，以示二者有别。汉书艺文志著录有“齐孙子”八十九篇，汉书陈汤传曾引用其中原文：“客倍而主人半，然后敌”，足以证明在西汉时，该书尚在流行。但自东汉以后即全部失传。此后遂开始引起各种不同的猜测。有人认为孙膑与孙武为一人，也有人认为《孙膑兵法》即“孙子兵法”。简言之，即否定“齐孙子”之存在。一九七二年，在山东临沂银雀山的西汉古墓中发现《孙膑兵法》和“孙子兵法”两种不同的残简。于是终于解决了此一疑案，确定《孙膑兵法》是确有其书。
银雀山出土的《孙膑兵法》竹简，由于年代久远和发掘时的破坏，已经残缺不全，非常可惜。经过专家整理，共得残简三六四枚，约一一、〇〇〇字，将其分为三十篇，又编为上下两编，每编十五篇。每篇所残留的字数也有很大的差异，最多的达到七八七字（十阵），最少的只剩一字，例如未编入的“起师”篇只存一个“王”字。由此推测，原书可能不只三十篇，字数也多于一万余。
整理出来的竹简《孙膑兵法》中，上编记载孙膑言论时，常用“孙子曰”，或“威王问”，“田忌问”等为引语，其文体风格与“孙子十三篇”不相类似，可以证明应该属于《孙膑兵法》，实无疑问。换言之，那也应该就是汉志所谓“齐孙子”的残存部分。至于下编各篇都无“孙子曰”的引语，整理者最初是根据内容和文体而假定其为孙膑兵法之一部分。此后，即有人提出下编似非孙膑之书的疑问。
大陆文物出版社在一九七五年所出版的《孙膑兵法》分上下二编，共三十篇。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在一九八五年重新编订“银雀山汉墓竹简（壹）孙膑兵法”出版时，将下编全部移出，不再视其为《孙膑兵法》之一部分。原上编十五篇的文字也有不少变动，并增加“五教法”一篇。至于原有的下编则全部移入第二辑“佚书丛残”中。但在“银雀山汉墓竹简（壹）”的编辑说明中又指出：“这样处理也并不排斥其中有一些仍是孙书的可能性”。
因为现有《孙膑兵法》是以残简为基础而编辑成书，其完整性当然很低。各篇体裁也不尽相同，有记叙体、有问答体、有论说体，各篇之间也无逻辑上的关系。严格说来，不能算是一本书，而只是一种杂录，可以断言其非出于一人主手，也许是孙膑的门弟子合编而成，这当然只是一种假定。各篇的字数多少不一，有若干篇尚勉强可以看出其主旨之所在，其他的则乱杂无章，又或脱落太多，无法了解。简言之，这不仅是一本残书，而且残缺程度也极为巨大。
为了让读者便于了解其内容，现在根据文物出版社的一九七五年版本，将残简的篇目和内文概述如下（各篇顺序也是由整理者所编定并非根据原文）：
（一）擒庞涓。 记述孙膑用诱敌之计赢得桂陵之战的经过，内容所强调者为田忌先败，后听孙膑之言始反败为胜。
（二）“见威王”（简上原无篇名，篇名为编者所加）。 记述孙膑见齐威王时，对于战争所发表的概括意见：
夫兵者，非士（恃）恒势也，此先王之传道也。战胜则所以在（存）亡国而继绝世也，战不胜则所以削地而危社稷也，是故兵者不可不察。然夫乐兵者亡，而利胜者辱。兵非所乐也，而胜非所利也。事备而后动，故城小而守固者，有委（积）也，卒寡而兵强者，有义也。失守而无委，战而无义，天下旡能以固且强者……故曰：德不若五帝，而能不及三王，智不若周公，曰战将欲责仁义，式礼乐，垂衣裳，以禁争夺。此尧舜非弗欲也，不可得，故举兵绳之。
这一篇在全书中要算是最完整的，可以显示孙膑也像其乃祖（？）一样，对战争采取慎重态度，同时又认为不可空谈仁义而忽视战争。这可算是基本观念。
（三）威王问。 这是很长的一篇，分为两段。前段为孙膑与威王之间的问答，就敌我双方兵力对比的不同情况，说明不同的战法。后段为孙膑与田忌之间的问答，其要旨为“必攻不守，兵之急者也”。有人认为这是孙膑思想的特点，实不免言之过甚，因为强调攻重于守，本是常事，并非孙膑所首创的观念。
（四）陈忌问垒。 简文残缺。现存部分主要说明在未筑垒时应如何部署兵力。
（五）篡卒。 本篇讨论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
孙子曰：兵之胜在于篡卒（选卒），其勇在于制，其巧在于势，其利在于信，其德在于道，其富在于亟归，其强在于休民，其伤在数战……孙子曰：恒胜有五：得主专制胜，知道胜，得众胜，左右和胜，量敌计险胜。孙子曰；恒不胜有五；御将不胜，不知道不胜，乖将不胜，不用间不胜，不得众不胜。
（六）月战。 本篇讨论战争与日、月、星的关系，不无迷信之嫌，不过在篇首又仍强调“间于天地之间，莫贵于人”。
（七）八阵。 本篇前段说明“王者之将”所应具备的条件：
上知天之道，下知地之理，内得其民之心，外知敌之情，阵则知八阵之经，见胜而战，弗见而诤，此王者之将也。
后段则论用“八阵”时，应根据敌情和地形来部署兵力。
（八）地葆。 论地形在战争中的利用，并牵涉到五行之说。
（九）势备。 本篇以剑、弓弩、舟车、长兵为比喻，说明阵、势、变、权四种因素在战争中的作用。
（十）“兵精”（篇名为编者所加）。 以矢、弩、发分别比喻士卒、将领、君主。认为必须三者都合要求，始能战胜。本篇亦可能为前篇的后段。
（十一）行篡。 本篇大致论述如何使军民在战争中为政府尽力，因篇中有“篡贤取良”之语，故篇名“行篡”。
（十二）杀士。 内容残缺，大意为严刑峻罚。
（十三）延气。 本篇列举激气、利气、厉气、断气、延气五事，强调激励士气之重要。
（十四）官一。 本篇残缺过甚，很难了解，大致为论述各种阵法。
（十五）“强兵”（篇名为编者所加）。 内容颇有疑问，主旨似为强调富国为强兵之本。
下编虽已被疑为非孙膑之书，但由于内容和文体与上编类似，尽管编首已无“孙子曰”的引语，所以仍在此对其中各篇作简单的介绍：
（十六）十阵。 说用十种阵法的特点和应用。
（十七）十间。 用问答方式检讨十种不同情况和战术。
（十八）略甲。 简文残缺，无法了解内容。
（十九）客主人分。 说明兵有客主之分，并强调“胜有道”，道即战争法则，“故有道之将必先口”（应为胜字）。
（二十）善者。 指出善战者能掌握主动而使敌陷于被动，即《孙子》所谓“致人而不致于人”。
（二一）五名五恭。 本为两段，整理者将其合为一篇。前段说明“兵有五名”，后段说明“兵有五恭、五暴”，其内容均为分析敌军的性质及应敌之道。
（二二）“兵失”（篇题后加）。 分析导致失败的各种因素。
（二三）将义。 指出将必备义、仁、德、信、智五种品质，其分类与《孙子》略有不同。
（二四）“将德”（篇题后加）。 内容不完整，大致说明将军所应有的德行。
（二五）将败。 说明足以导致失败的弱点。应为二十项，但原文缺五项，故仅余十五项。
（二六）“将失”（篇题后加）。 说明足以导致战败的各种情况，可分三十二项。
（二七）“雄牝城”（篇题后加）。 说明城有雄牝之分。前者不可攻而后者可击。
（二八）“五度九夺”（篇题后加）。 说明作战时应避免的不利条件（五度），以及应夺取的目标（九夺）。
（二九）“积疏”（篇名后加）。 说明六种不同的相对观念，即积疏、盈虚、径行、疾徐、众寡、佚劳。
（三十）奇正。 本篇阐明奇正的关系和变化，大致脱胎于《孙子》，但也受到道家思想的影响。
一九八五年新增的“五教法”则以训练问题为主题，可不用论述。
《孙膑兵法》残简的发现和整理出版，就考古的观点来看，的确颇有意义。证明了《孙膑兵法》（齐孙子）的确存在，而且也极可能为先秦时代的遗物。但就学术观点而言，其价值实颇有限，尤其从战略思想史的观点来看更是如此。因为这部由今人所编成的书实在过分残缺，根本不可能表现完整的思想。
七、阴符经
《阴符经》又称“黄帝阴符经”，旧题黄帝撰。此书出现于唐朝，最早著录为新唐书艺文志。其为伪书自无疑问，但作者为谁及成书时代则有各种不同的猜测。梁启超认为是战国末期伪托之作，似颇合理。 [ 注：梁启超：“古书真伪及其年代。阴符经”。 ] 因为该书是以黄老之说为理论基础，同时也受到阴阳家的影响。此种复杂的思想背景是只有在战国末期始可能形成。
这本书的基本思想可以从其书名上显示出来。据唐代首先为其作注的李筌解释：“阴，暗也；符，合也。天机暗合于行事之机，故曰阴符”。 [ 注：李筌：阴符经疏。 ] 也就是说一切计划行动都必须暗合天道。全书一卷分三章：
（一）神仙抱一演道章。 说明天道与人事的关系。
（二）富国安民演法章。 强调法自然即可富国安民。
（三）强兵战胜演术章。 以讨论与战争有关问题为主。
这是一本很肤浅的书，内容多来自抄袭，并无认真和深入的研究。虽然主张人应法自然之理，但在方法方面则又认为处理政事、指挥作战，都必须仰观天象，掌握日月星辰的运行规律。换言之，把物质世界中的天象与哲学境界中的天道混为一谈，这显然是受阴阳家的影响。就战略思想史的观点来看，除可以认为这本书足以作为例证，以来显示在战国末期，兵家著作深受道家和阴阳家的影响以外，似乎即更无其他的意义。不过，又有一点值得注意，那就是像这一类的兵书在后代仍继续出现，对于正常兵学研究产生负面影响，实属憾事。
八、先秦时代的总结
先秦时代为我国战略思想史中的黄金时代，在此时代中，尤其是较后阶段，战略思想有非常蓬勃的发展，其多彩多姿，可谓叹为观止。概括言之，可以从多方面显示我国先贤智慧的高深，和思想的宏伟。
首先应指出我国古代虽无“大战略”这样的名词，但事实上，从过去的记录中可以发现大战略的观念在我国古人言行中几乎到处都存在。这也可以说是民族的光荣，因为在西方古代，战略思想是远不如我国这样博大精深。
我国古代战略思想又从未以战争或军事为限，所以，不仅儒、墨、道、法各大学派都有其战略思想，而且所谓兵家之书，内容也非仅限于用兵，经常达到为政（大战略）的阶层。
由于时间的久远，许多思想遗产都已佚失，十分可惜，但即以现存文献而论，也还是极为珍贵，并足以激励后世学人见贤思齐的意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