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第二十
作者：钮先钟 ·中国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帝俄时代
从彼得大帝（Peter the Great，1688–1725）在位之时开始，俄罗斯即已是欧洲大国，而以后更逐渐发展成为世界巨强，其军事实力也随之增大。不过在19世纪的欧洲，尽管战争理论和军事著作有蓬勃的发展，但俄国却是例外。俄国不曾产生一位克劳塞维茨，或约米尼，虽然他们二人都曾在俄军中服务，而约米尼还始终挂着俄国将军的头衔。
直到19世纪中期为止，俄国的知识分子都以从军报国为荣，陆军在国家政治中享有很大的势力。1855年以后，俄国社会情况变得日益复杂，陆军对于上层阶级的吸引力也随之而降低，但这又并不意味着陆军的重要性已有任何的改变。基于上述的事实，更使我们对于俄国在战略思想领域中的落后现象感到大惑不解。在19世纪的俄国，文学、音乐、科学都有天才出现，但从无一位值得推崇的军事战略思想家。其原因为何不是本章所想要分析的主题，本章所要论述的仅为俄国战略思想在过去百余年来的演进轨迹。由于俄国在现实的世界中一直都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所以即令俄国并无伟大的战略思想家值得详细介绍，但其一般的发展仍然还是应该列入本书的范围之内。
大家都常说“俄国与西方”（Russia and the West），这也无异于认为俄国是位于西方文明范围之外。事实上并非如此简单。自从公元988年接受了基督教之后，俄国与西方传统之关系也就变得要比任何其他文明社会都更较密切。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虽然有其差异的存在，但俄罗斯文化的根本还是与欧洲其他国家一样，出于同一最后来源。因为是如此接近，所以俄国人也时常会怀疑，除西方文明以外，是否还有独立的俄罗斯文明的存在？
在18世纪时，俄国尚无独立的军事思想可言，俄国将领们热心仿效菲特烈模式（Frederician model），并且也已获相当的成功。仅在18世纪后期，俄国才有一位伟大的将才出现，他就是苏沃洛夫（Alexander Suvorov，1729–1800）。苏沃洛夫多才好学，精通欧洲大国语言，并对于西方军事著作有深入的研究，而尤其重视法国的文献。他证明18世纪终了时的俄国军事制度能够接受西方的新战术，并具有与西方竞争的能力。不过，苏沃洛夫的贡献还是身教多于言教。他不是一位有系统的战略思想家，或至少他不曾用笔写下他的思想。其最著名的著作，名为《胜利的艺术》（The Art of Victory），不过是一本只有八页长的小册子，其内容为对于下级军官的若干实际指导。尽管他不是理论家，但其作为指挥官的地位在俄国历史中却无人能及，包括在1812年击败拿破仑的库图佐夫（Michael Kutuzov）和戴托利（Michael Barclay de Toily）等人在内。 [ 注：Philip Longworth，The Art of Victory：The Life and Achievements of Generalissimo Suvorov（New York，1965），cha．10． ]
当进入19世纪时，俄国不仅有军事成功的实际经验，而且苏沃洛夫也成为俄罗斯战争艺术的象征。尽管如此，在战略思想领域中还是要继续向西方大师（以约米尼和克劳塞维茨为代表）求教。在尼古拉一世（Nicholas Ⅰ）的朝代（1825–1855），俄国军事之盛达到了高峰，但他对于军事思想还是保持非常保守的态度。一位19世纪后期的俄国军事理论家李耳（G．A．Leer）对于尼古拉斯时代曾作评论如下：
常有人说菲特烈战术早已埋葬在耶纳和奥斯特德。其外表、其形式是的确已经埋葬，但其精神在我们的陆军中，至少在19世纪50年代还继续活着。 [ 注：G．A．Leer，Korennye voprosy（St．Petersburg，1897），p．33．as quoted by Peter H．C．von Wahlde，“Military Thought in Imperial Russia”（Ph．D．diss，Indiana University，1966），p．59． ]
尽管李耳发出如此低调的评论，但在此时代还是有若干其他的意见出现。米登将军（General N．V．Medem）在1837年指出武器和防御技术的改进增加了“精神力”（moral force）在战争中的重要性，这也正是德拉果米罗夫（M．I．Dragomirov）在19世纪末期号召“回到苏沃洛夫”（back to Suvorov）的民族派（nationalist school）的先声。 [ 注：N．V．Medem，Taktika（St．Petersburg，1837），pp．7–8．as cited in von Wahlde．“Military Thought”，p．37． ] 而德拉果米罗夫本人又受到其同时代的卡特索夫上校（Colonel A．P．Kartsov）的影响，后者在19世纪50年代任俄国参谋学院的教授。
民族学派也崇拜俄国的第二位英雄库图佐夫，其最著名的故事即为面对着拿破仑入侵时所采取的战略撤退。接替米登充任参谋学院战略教授的波格丹维奇（M．I．Bogdanovich）曾强调防御在作为减弱敌军攻击力手段时的重要，以及大量常备军的价值，并赞誉库图佐夫能够避免不必要的战斗。 [ 注：N．V．Medem，Taktika（St．Petersburg，1837），pp．7–8．as cited in von Wahlde．“Military Thought”，p．72． ]
克里米亚战争（Crimean War，1854–1856）和尼古拉的死亡给俄国带来新的变局。俄军在此次战争中曾英勇战斗，但结果仍不免战败，足以显示欧洲的军事平衡已经变得对俄国日益不利。武器和技术只是问题中的一部分，而且其解决也并非太困难。到19世纪终了时，俄军的武器装备几乎都已更新，但硬件的支出还是只占军事预算的一部分而已。比较困难的是根本改革，包括人员和物资的动员、运输、组织在内。自从亚历山大二世在1855年继位之后，俄国即进入所谓大改革时期（Era of the Great Reforms）。
负责推行军事改革的人为米留亭（Dmitrii Miliutin），他在 1861年到1881年之间任军政部长。他不仅具有行政才能，而且也是战史大师，他虽不幻想俄国应有其独特的战争艺术，但却同意苏沃洛夫对于精神因素的强调。米留亭指出：
军事艺术有两面，即物质与精神。军队不仅为一种物质力量，由武器来组成，而更是一种人的结合，具有智慧和心灵。在军事领袖的一切考虑和计算中，精神力都居于重要地位。所以，他不能认为军队只是一种机器而已。 [ 注：Forrestt A．Miller，Dmitrii Miliutin and the Reform Era in Russia（Nashville，1968），pp．19–20． ]
米留亭的改革计划共有三个主要目标：（1）改进军事行政结构；（2）改采短期兵役制，以减少常备军人数并同时建立强大的预备兵力；（3）提高军事教育的品质，而尤其着重军官教育。所有这些改革的影响又非仅限于军中，而更具有其广泛的社会含意。米留亭认为俄国若欲确保其大国的地位，则需要改革的将不仅为俄国的陆军，而更应推广及于整个社会。米留亭虽然努力推行其改革政策，但还是遭遇到很多的阻力，直到他在 1881年辞去军政部长之时，成效还是相当有限，而此后则更是有名无实，所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俄国陆军的素质似乎还是殊少改进，并且在所有欧洲大国之中也是居于殿后的地位。
在19世纪后期的俄国，最具有影响力的俄国军事思想家是德拉果米罗夫，他曾任高级指挥官和参谋学院院长，他所写的《战术学》（Uchebnik taktiki）出版于1879年，在此后30年间成为俄国的标准教科书。他的特点是认为刺刀要比火器重要，并强调士气（精神）的价值。即令有了日俄战争的经验，也还是不能改变其立场。简言之，其基本观念始终是确信战争中的真正重要因素即为人员的战斗意志。
不过，俄国也有人反对德拉果米罗夫的思想，他就是李耳，也是接替德拉果米罗夫出任参谋学院院长的人。李耳是所谓“学术派”（academics）的领袖，与德拉果米罗夫所领导的“民族派”处于对抗的态势。他认为战略的基本要素是永恒的、不变的，而且是以欧洲战争中的名将和研究他们的著作为来源，包括劳易德、拿破仑、约米尼、克劳塞维茨等都在内。不过，他们二人以及所谓两派之间的差异又并非像表面上所显示的那样巨大。李耳也同样强调白刃战的决定重要性。他认为火力是预备，刺刀才是决定，最后的胜利还是以精神力为基础。 [ 注：Walter Pintner，“Russian Military Thought：The Western Model and the Shadow of Suvorov”，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1986），pp．367–368． ]
日俄战争的教训显示现代火力的重要和攻击堑壕阵地的困难，但民族派并不因此而气馁。反而言之，日军的奋勇精神更增强他们坚信精神重于物质的观念。不过，战后又有新的思想出现，其立场大致是介于德拉果米罗夫和李耳之间。战争失败会带来自我检讨本属人情之常，在许多言论之中最值得介绍的是在参谋学院任教的尼兹纳莫夫上校（Colonel A．A．Neznamov）的意见：
仅知基本原则不够，原则虽为永恒，但战斗工具则经常改变，而毫无疑问，方法和形式也会随之而改变。理论的任务就是要正确指明现代的方法和形式，并且甚至于还要向最近的将来展望。在最近的过去又有许多范例可供采用。其中包括具有战略重要性的因素，例如铁路、电报等；具有战术重要性的因素，例如速射武器和电话等。
尼兹纳莫夫认为俄国人在日俄战争中失败的主因，是在现代火力的时代中，他们仍然梦想刺刀的冲锋，期待战争中能产生英雄式的指挥官。于是他坚定地指出“火力决定战斗”（Fire decides battle）。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他曾指出战争的目的仍然是在速战中击毁敌军，但他又承认在其所想象的未来战争中，不可能获致这样的结局。不过，他也不曾预料到堑壕战的僵局，他仍然相信大兵团可以在广大的地面上实施运动战，双方都企图包围对方的侧面，而战争的持续不会超过几个月，所以应该还要算是短期战争。
尼兹纳莫夫崇拜彼得大帝，不过他对于这位大帝的思想所作的解释却和其他的民族主义者有所不同：
彼得大帝以其天才自能了解向外国入学习是利害参半。所以，他说：“今后数十年内，我们还是有模仿欧洲的必要，但过此之后，我们就应转过身来背向着它。”他甚至于梦想“我们能够赶上和超越它”。
于是尼兹纳莫夫又说：
今天历史又已重演，欧洲又已超越我们。所以，我们应该再采取老方法，迅速吸收现成的和最好的东西，然后再把背转过来（turn our backs）。 [ 注：Walter Plainer，“Russian Military Thought：The Western Model and Shadow of 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1986），pp．369–370． ]
尼兹纳莫夫的这一段话含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也代表俄国大多数领袖人物和思想家的共同观点。他们都相信俄国可以也应该借用西方之所长，而不必害怕会因此而丧失其民族特性。这种思想也许一直持续到今天仍不丧失其影响力。
总而言之，从拿破仑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在战略思想的领域中并无太大的成就，而且也不受到其他国家的重视。也许只有布罗赫的著作曾经被译成其他国家的文字，并曾在国外产生相当的影响作用。不过，尽管布罗赫在写作时所用的是俄文，但严格说来，他并不是真正的俄国人，而且与俄国的军事思想传统更毫无关系。 [ 注：参看本书第十三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