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与战略·第十四
作者：钮先钟 ·中国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海权思想的源流
西方文明发源于地中海区域，与海洋有其不可分的关系。若对希腊的战争史作一整体观察，即可发现有一基本战略观念始终穿插于其中，那就是所谓“海权”（sea Power）。据罗辛斯基所云，此一名词原为修昔底德所首创。 [ 注：参看本书第一章，及30页脚注。 ] 但古代西方又不曾产生一位海权思想家，能够把海洋战略当作整体来思考。当然，古代并不乏海军名将，知道在海上如何行动，但从未有人尝试发现和建立有系统的海洋战略思想。同样地，在希腊和罗马所留下的历史著作中虽有很多有关海洋战略的记载，但它们只是提供例证，而并无综合的结论。
当欧洲进入中世纪，即所谓黑暗时代时，海权仍经常是平时繁荣和战时成功的来源，但又还是很少有人对其性质和重要性，以及如何应用，进行理论化的研究。虽然，战争的场地已由地中海扩展到大西洋，战争的工具已由大划船进步为帆船，但海战根本上还是海上进行的陆战，真正的军舰（warship）几乎仍不存在，而且更少有人企图计划或执行一种有组织的海洋战略。
尽管如此，技术（其表现为使用风帆和装置火炮的军舰）不久即迫使欧洲人对于海洋战术和战略引发新的思考。首先发表其思考成果的可能为西班牙人沙维斯（Alonso de Chaves）。他大约在1530年写成《海员宝鉴》（Espejo de Naviagantes，英译名The Mirror of Seamen）。他相信舰队若知道如何行动，就会有较大的成功可能，而且可以合理地指导其趋向于此种目的。他的著作也许是首次企图对于帆船时代的海战建立一套明确的战斗队形和战术原则。 [ 注：J．S．Corbett（ed．），Fighting Instructions，1530–1816（London，1905），pp．3–13． ]
在帆船时代的英国，培根（Sir Francis Bacon）和芮莱（Sir Walter Raleigh）等人也都采取尝试的步骤来逐渐发展适当的海洋战略。培根曾指出：“支配海洋的人享有巨大的自由，他对战争可任意作或多或少的选择。” [ 注：Quoted in H．W．Richmond，The Navy as Instrument of Policy，1558–1727，ed．by E．A．H，Hughes（Cambridge，1953），pp．30–31． ] 芮莱则认为：“只要握有制海权，则英国将永远不会受到征服。” [ 注：Quoted in P．Colombo，Naval Warfare，3rd ed．（London，1899），pp．22–23． ] 而苏特克里福（Mathew Sutcliffe）在1593年曾对海军的战略优点作了非常合理的综述：
海军在平时的用途很大，而在战时则更大。海军能确保友邦之间的交通和贸易得以畅通，并使敌方的运输中断，我方的一切补给都能维持。敌人的海岸会受到侵扰，而我方的海岸则会受到保护。……若无海军则既不能攻击敌方沿海城镇，也不能保护我们自己和朋友。 [ 注：M．Sutcliffe，The Practice，Proceedings and Laws of Armies（London，1593）． ]
至于像德雷克（Sir Francis Drake）、霍金斯（Sir John Hawkins）、孟松（Sir William Monson）等人都是讲求实际的战将而非理论家，他们的言论主要地只是想明确说明海洋战略较优于大陆战略而已。
虽然在伊丽莎白时代（1558–1603）即已经有很多英国人在对海洋战争的问题进行有效的思考，但真正有系统的海战理论还是要等到17世纪末期才开始出现。而最先提出此种理论的人又并非英国人而是一位法国人。
法国的何斯特神甫（Father Paul Hoste，1652–1700）是设立在土仑（Toulon）的法国王家海军学院（Royal Naval College）的数学教授，曾著有《海军演进论》（Traite des Evolutions Navales，1691）和《海军艺术》（L’Art des Armees Navales，1697）二书，并被时人誉为已出版的最佳海军战术著作。何斯特把海战中的杂乱无章情况简化成为几何形式，把那些队形分为“纵队”（la ligne de file）、“横队”（la ligne de front）和“梯队”（la ligne de relevement）三大类，并根据这些队形来设计固定的行动法则。其目的为把舰队变成一个能控制和有纪律的单位。
何斯特算是第一位在帆船时代对海军战术作有系统研究的学者，他指出：
海军队形变换的艺术非常重要，如果没有这种艺术，则一支舰队将变成乌合之众，完全没有秩序，而只是接受机会的支配。于是海军将领对其舰队也就无法作适当的运用。不管在何种行动中，将领都应该是舰队主导精神之所在，正像心脏之于人体一样。 [ 注：Quoted in Cyprian Bridge，“Fleet Evolutions and Fleet Tactics”Journal of the RUSI（1873）． ]
早在英国人之前，法国人即已认清应利用科学来替海军服务，海军军官必须接受专业教育，甚至于船舰也应有特殊的设计。所以，毫不奇怪，他们在海军理论的发展上是居于领先的地位。到18世纪时，法国在海军战术思想领域中又有新的进步。莫罗古斯（Admiral the Vicomte Bigot de Morogues）以其在 1763年所著作的《海军战术》（Tactique Navale）领导第二波的发展。在他之后还有许多其他的海军著作，例如格芮尼（Vicomte de Grenier）在1787年所著的《海战艺术》（L’Art de Ld Guerre sur Mer），拉马屠利（Audibert Ramatuelle）在1802年所著的《海军战术绪论》（Cours Elementaire de Tactique Navale）等。很明显，此种理论基础使法国人在其与英国人之间的海军战争中经常保有战术优势。
不过，法国人对于海战还另有一种不同的观念，这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他们认为击沉敌人的军舰甚至于不一定即为海战的主要目的。反之，他们认为引诱英国人离开某一位置或目标，也许比击毁其兵力还较重要。有时，法国人宁愿放弃攻击较弱或易毁的英国舰队的机会，而不愿放弃其心目中的“远程目的”（ulterior objects）。依照传统观念来看，这似乎是违反了海上战争的基本精神。但此种的避战战略与高度战术技巧的配合，又使英国人经常感到困惑，并引起长达一个世纪的海上游击战。尤其是英国海军的战术准则是坚持保持完整作战线的观念，遂使其更处于不利的地位。为了想改进此种情势，一位爱丁堡的退休商人，克内克（John Clerk，1732–1812）在 1782年发表其第一版的《海军战术论》（Essay on Naval Tactics）。克内克这个人可以说与海洋毫无接触，但他的书不仅能解释法国海军的优点，而且还能对英国海军提出一种革命性的建议，即集中兵力以攻击敌方交战线的一部分。他的理论对于英国海军战术的确曾经产生重大影响，而纳尔逊对他更是非常敬佩，据说纳尔逊很喜欢他的牧师把克内克的著作朗诵给他听。 [ 注：Quoted in Cyprian Bridge，“Fleet Evolutions and Fleet Tactics”Journal of the RUSI（1873）． ]
经过拿破仑战争，英国终于取得海上霸主的地位。海战的典型不仅已经变得比较符合英国的要求，而且也使英国人有了自我陶醉的心态。其所导致的后果为英国海军开始墨守成规，以其一知半解的纳尔逊遗训为其准则的基础，而不再想追求进步，于是再度进入其思想上的黑暗期。
柯隆布兄弟
从1815年开始，世界进入所谓“不列颠和平”（Pax Britannica）的时代，英国人的确已经控制海洋而无人敢向其挑战，全世界都坐视英国海军在世界各大洋上执行警察任务而认为那是理所当然。维多利亚时代（1837–1901）的英国人对于其帝国的前途充满了无比的信心。他们的信心只是偶然地会动摇。一次是在1859年，法国所建造的第一艘铁甲船“光荣”号（La Gloire）下水，使帕麦斯顿（Lord Palmerston）认为汽船“已在海峡中建造了一座桥”。另一次在1866–1871年之间，普鲁士先后击败奥法两国，破坏欧洲的权力平衡，并充分显示其军事潜力。
当工业化和世界贸易使英国的经济发生革命性的变化，蒸汽动力也使海军进入转型期，此时在英国只有一个人对于帝国安危公开表示关切，他就是约翰·柯隆布（John Colombo，1836–1909）。他原服务于英国海军陆战队，1869年以上尉退役，以后40年都从事于国防问题的研究和著作，并同时投身政治，曾任国会议员达20年之久。在英国的战略家之中，可能他是第一位曾经呼吁对于帝国防卫问题必须采取综合和整体的看法。他充分了解战略与世界经济的关系，他擅长分析贸易统计数字。以显示它们对于帝国防卫问题的重要性。当19世纪后期，海军问题日益成为公众注意的焦点时，他的言论也就成为争相传诵的对象，但其前数十年间所作的深入研究却几乎不曾受到任何的奖励。 [ 注：D．M，Shurman，The Education of a Navy：The Development of British Naval Strategy Thought，1867–1914（London，1965），pp．16–35． ]
当普鲁士在欧陆上的胜利激起英国公众对于国防的关切时，其立即反应即为陆军改革，但约翰·柯隆布却提醒他的读者：国防问题的重点并非步枪的品质，而是国力的分配和组织能否配合国家目标。英国的国防问题与欧陆国家完全不同。大英帝国是一个殖民帝国，有三种不同而又互相关联的防卫要求，必须加以协调，那就是岛国的本身、帝国的海上交通和殖民地，尤其是印度。依照他的看法，英国人纷纷谈论入侵的防御和陆军的改革，只是讨论到问题的一方面而已。
约翰·柯隆布是第一位指出下述事实的人：除非英国海军已如此惨败，并丧失其对本国水域的控制，否则不可能面临大规模入侵的危险。而且若真是如此，则也已无入侵的必要。19世纪后期，英国已日益仰赖输入的粮食，到19世纪80年代，已超过其总消费量的一半。所以，英国的问题不是入侵（invasion），而是围困（investment）。此种观念以后也就成为所谓“蓝水学派”（blue–water school）的辩论基础。
不过，约翰·柯隆布又并非狂热的大海军主义者，他对于帝国战略情况所作的分析中指出国防绝非只是海军的问题。必须有全套的海陆军工具，然后始能适应帝国的各种不同防卫需要。他又指出有若干任务是海军所不能胜任的，譬如说，海军不能保卫遥远的殖民地以对抗其他国家的陆上攻击，也不能把战争带进敌国的领土。此时必须有陆军，而陆海两军之间更需要密切的合作与协调。经过一百年的战略辩论，事后看来，其思想的平衡稳健已经受到大多数评论家的肯定，但在当时，却不免曲高和寡，并未获得其所应享受的荣誉。 [ 注：John Colombo，Imperial Defense（London，1871），p．8． ]
知名度较高而环境也较有利，约翰·柯隆布之兄菲立普·柯隆布（Philip Colombo，1831–1899）遂有后来居上之势。菲立普·柯隆布在海军中服务时间很久，到1886年才退役，以后又获升少将（1887）和中将（1892），所以其官运也远较乃弟亨通。退役之后，他才到格林威治海军学院（Greenwich Royal Naval College）充任海军战略及战术讲师（instructor），差不多是与马汉受聘前往新港（Newport）任教同时。从此他才开始其学术和著作生涯。
菲立普在1877年即曾获得英国联合军事学会（Royal United Services Institution）的海军论文奖，其论文名为《大不列颠的海洋权力：如何能有最佳发展》（Great Britain’s Maritime Power： How Best Developed）。他这篇论文曾深受其弟的影响，这也是他本人所完全承认的。该文强调帝国防卫有综合检讨的必要，并分析英国的新粮食问题及其战略后果。他认为英国的主要忧虑不是入侵而是封锁。不过，他的思想似乎比其弟要较单纯，他认为英国海军的任务就是要把敌人封锁在其港内并保护英国的商业和海上交通。这种观念也使他成为“蓝水学派”的最早领导思想家之一。
菲立普·柯隆布的著作有《海防论文集》（Essays on Naval Defense，1893）和《海军战争》（Naval Warfare，Its Ruling Principles and Practice，Historically Treated，1891）二书。他所采取的路线与乃弟有相当差异，约翰·柯隆布重视国防的整体，而他则重视海洋战略。他认为海洋战略一向无人思考，并自以为他能发现其原则。他说：
海军战术科学仍然留在一种极空泛和不满意的状况中，但作者相信并无困难在平时将其置于绝对合理的基础上。……因此需要一种指导以帮助海军军官辨别可能与不可能，慎重与疏忽，智与愚。 [ 注：Philip Colombo，Naval Warfare，Its Ruling Principles and Practice，Historically Treated（London，1891），p．5． ]
由于英国的海上优势已经面临新的挑战，菲立普·柯隆布遂引述历史以唤起英国人对海洋帝国和海上霸权的回忆。在那些岁月中，不列颠的防卫纯粹依赖海军。海洋是它的领土，海上交通线相当于其国内道路，敌国的海岸为其边界。他认为根据审慎的历史研究，假使握有海军优势，则无海岸设防的必要，反之若丧失海军优势，则一切要塞都不能抵抗敌方的攻击。所以，海军战争的惟一目的就是争取制海权，一旦制海权已经获得，则其他一切目的自可得来全不费工夫。 [ 注：Philip Colombo，Essays on Naval Defense（London，1893），p．190． ]
概括言之，柯隆布兄弟在战略思想史中的地位也真可以说是互相伯仲，约翰·柯隆布的观念比较宽广，而菲立普·柯隆布则较深入。他们在那个时代颇具影响力，他们呼唤人们思考海洋战略，也促使英国海军摆脱其僵化的思想。因为菲立普·柯隆布的著作并不仅限于分析有关帝国防卫的特殊问题，所以比较易于引起较广泛的兴趣。他对于当时及后代所产生的冲击都较大，尤其是他唤起海军军官对战史的重视，并承认其为应受尊重的重要课题。
柯隆布兄弟的理念也逐渐获得同时代其他知名人士的认同，有许多人都步其后尘，也纷纷著书立说。劳顿（Sir John Laughton）在1893年创立“海军记录学会”（Navy Record Society），以后成为重要的资讯库；克劳斯（Sir William Laird Clowes）号召大众注意海军的过去以及其未来需要。好学的海军将领，例如布里奇（Admiral Cyprian Bridge）和库士坦（Admiral Reginald Custance），也都通过著书、撰文和演说以宣扬历史研究和战略思考的重要。布里奇在1873年说：“我希望海军战术的研究不久将变成许多人共同努力的目标，而不像目前还只是少数人的专业。”库士坦则倾全力反对所谓“物质派”（material school），指责他们轻视过去，忽视战术和战略的研究，只知注意无思想的装备生产。不过，到1907年，他又很满意地指出，“历史派”（historical school）已经慢慢地迫使物质主义者退回他们的巢穴。 [ 注：Quoted in Ho d’Egville，Imperial Defense and Closer Union（London，1913），p．47． ]
菲立普·柯隆布中将更是功不可没，他在1891年所出版的《海军战争》的确是一本结构完整、系统分明、值得欣赏的好书。但很不幸，这本书的出版是在1891年，恰好比马汉的书《海权对历史的影响》在时间上晚了一年，于是其所应获的荣誉也被抢去了不少。菲立普·柯隆布曾用非常温文有礼的语气向马汉说：
我相信我们所有的海军人士都认为它（指马汉的书而言）是时代的海军杰作，它使人们了解过去所从未了解的东西。 [ 注：Quoted in D．H．Shurman，The Education of a Navy（1965），p．52． ]
实际上，就书论书，菲立普·柯隆布是绝不逊于马汉，甚或犹有过之。但马汉几乎立即享誉国际，而菲立普·柯隆布的书则只有在专业圈中才有人欣赏。尤其是到今天，马汉大名仍垂宇宙，而柯隆布兄弟则几乎已经很少有人知道。其原因之一是马汉出书较早，但另一重要原因是马汉的书比较通俗，书中历史成分较多而技术成分较少，适合于一般大众阅读。不过，若从海军理论本身（per se）来看，则菲立普·柯隆布的书实在是有较优的组织和体系。
马汉
海军之有马汉正像陆军之有克劳塞维茨，提起马汉真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对于写战略思想史的人而言，困难不是资料太少，而是资料太多，多到难以选择和综合的程度。不过，我们有一基本原则必须坚持，那就是思想史的重点即为思想，其他的因素均属次要，尤其像马汉这样世界级的名人，其生平轶事都已有很多的记载，所以，本书对那些部分都比较从略，而把叙述和分析的焦点都放在著作和思想方面。
一、生平与著作
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1840–1914）出生于西点（West Point，New York），其父丹尼斯·马汉（Dennis Hart Mahan，1802–1871）为西点军校的名教授，内战期中南北双方的将领有很多都出其门下。他也是使约米尼的思想流入美国的主要介绍者。马汉12岁时就被送往马利兰的圣詹姆士学校（St．James School）寄宿就读，所以他并无幼承庭训的机会。到1854年进入纽约城的哥伦比亚学院（Columbia College），两年间都住在其叔父米罗（Milo Mahan）的家中。米罗是一位神学教授，对于马汉的宗教信仰有很大的影响，尤其是使他深信历史为神意的表现。 [ 注：有关米罗对马汉的影响，可参看Robert Seager Ⅱ，Alfred Thayer Mahan：The Man and His Letters（Annapolis，1977），pp．39–40，60–70。 ]
在哥伦比亚就读两年后，马汉违背其父的忠告，转入美国海军官校三年级就读。1859年以全班第二名毕业。两年后美国内战发生，马汉虽投入战争但几乎没有任何表现，在此阶段中他曾调回海军官校充任教官，并使他有短时间接受鲁斯（Stephen B．Luce，1827–1917）指挥的机会。他能因此而认识鲁斯，对于马汉的一生是一件极重要的大事，可以说，鲁斯是马汉命中的“贵人”（guardian angel）。
内战结束时，马汉26岁官居少校，阶级已经够高，使他舍不得离开海军。但此后20年却一直都不得意，仅只升到中校而已。1884年马汉正在一艘旧军舰上充任舰长，当他在秘鲁外海巡弋时，突然接到鲁斯的来函，征求其同意前往即将成立的海军战争学院任教。这对于马汉而言，真可以说是天外飞来的喜讯。马汉之所以能入选是因为他在前一年曾经出版了一本小书，书名为《海湾与内陆水道》（The Gulf and Inland Waters），并已被列入海军战史丛书之内。同时，他也只是鲁斯理想中的第三号人选（third choice）。但不管怎样，马汉却欣然同意地回电说：“谨遵台命。”（Yes，I should like to come．）
今天马汉已成历史人物，但鲁斯却已经很少有人知道。事实上，鲁斯是一位杰出的人才，很值得对他作较详细的介绍。不仅马汉的出头完全是由于其提携和指导，而且世界上的第一所海军战争学院也是由他一手创立。他在1877年上书美国海军部长首次提出建立海军战争学院的意见。他说：
因为战略原则经常可以同样地应用于陆海军，所以海军军官也像陆军军官一样地应接受战争艺术的教育。……此种艺术的规律应能应用在海军作战上，而其课程还应包括海军史的研究在内。 [ 注：Albert Gleaves，Life and Letters of Rear Admiral Stephen B．Luce，U．S．Navy，Founder of the Naval War College（New York，1925），p．109． ]
经过鲁斯的不断努力，1884年终于获得美国海军部同意，下令建立一所海军战争学院，并由鲁斯出任第一任院长，负责筹备开学事宜。此时鲁斯已升任海军准将（Commodore），并仍兼任北大西洋支队（North Atlantic Squadron）指挥官。鲁斯在思想上是延续启蒙时代的余绪，他也像杜皮克一样，企图把科学方法应用到尚在婴儿期的海军战争科学之上。他认为一切伟大科学家的成就都有赖于此种观察、累积、归纳、推广、演绎等方法的应用。他又认为比较途径（comparative approach）也是另一种非常重要的工具，鲁斯指出：
所以，我们不仅有比较解剖学、比较生理学，而且还有比较语言学、比较文法、比较宗教、比较文学，然则为什么不可以有比较战争学，或对于陆海军作战的比较研究。 [ 注：Stephen B．Luce，“On the Study of Naval Warfare as Science”，U．S．Naval Institute Proceedings（1886），pp．527–546． ]
鲁斯指出在历史中，海陆军指挥官的角色常由同一人来扮演。因为两个领域是如此密切相关，所以陆战的理论可以引用来发展幼稚的海战科学。他说：
根据历史，那是一种“凭例证来教导的哲学”（philosophy teaching by example），我们应自知我们本身正走向导致建立汽船海战科学的道路，让我们有信心期待伟大的心灵出现，来替此种科学奠定基础，并使所作贡献像约米尼对军事（陆军）科学所已作出的贡献一样的伟大。
若干年后，鲁斯才又补充着说：“他就是美国海军上校马汉。” [ 注：Albert Gleaves，Life and letters of Luce，p．268–296． ]
45岁的马汉正感觉到前途茫茫，鲁斯的提携使其生活发生革命性的改变，并使其从此平步青云，扬名世界。在此以前，他对所要去教的课程并无显著的兴趣，以后他自己说那时的他可以形容为“强烈无知”（profound ignorance）。 [ 注：Alfred T．Mahan，From Sail to Steam：Recollections of Naval Life（London，1907） p．278． ] 虽然他是名父之子，但对于其父的著作几乎毫无认识。 [ 注：同上书，p．237。 ] 他必须一切都从头学起。他在利马（Lima）的英国俱乐部（English Club）中找到一本蒙森的《罗马史》（Mommsen’s History of Rome），在阅读时发现其作者认为罗马的海军优势为汉尼拔战争中的决定因素，不禁深有所感。 [ 注：Alfred T．Mahan，From Sail to Steam：Recollections of Naval Life（London，1907） p．277． ] 由于行程的延误，他没有赶上海军战争学院第一班的开学（1885年9月），马汉被准许留在纽约，到次年8月再到校上课，于是他可以在这段时间中尽量利用纽约城的各大图书馆，以来充实其教学的准备。
鲁斯要求马汉开两门课，一门是海军战术，以现代为主，另一门则为海军史。马汉自认对第一门尚可容易应付，但以后却发现其讲授并不那样叫座。他对于海军史的课则很不放心，因为那需要远较深厚的学术基础。马汉博览群书之后，始决定其课程的大纲和要点。到1886年9月海军战争学院第二学年开始时，他的讲稿也已经完成，那也就是其传世之作《海权对历史的影响》的初稿。
已升上校的马汉在1886年夏季前往新港报到时，鲁斯已奉命下海，于是他变成了新的院长。他出任此一职务的时间是从1886年到1889年，以后又从1892年到1893年。此时的海军战争学院不仅缺乏经费和设施，而且也不受海军部的重视，几乎随时都有停办的可能。马汉除教课以外，还要张罗奔走以使这座学院不至于关门，可谓煞费苦心。在1889年到1892年之间，海军战争学院终于暂时停办，马汉遂利用这段时间准备其著作的出版。其第一本巨著《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1660–1783）出版于1890年，两年之后又出版了其姊妹篇《海权对法国革命及帝国的影响》（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Empire）。从此，马汉成为影响历史的人物。
马汉的著作立即在大西洋两岸都获得好评，而尤以在英国为最，其成功的程度远超过任何人想象之外。1893年，马汉调任“芝加哥”号（USS Chicago）巡洋舰的舰长，他对此新职毫无兴趣，但却令他因祸得福（a blessing in disguise）。他的船在1893年和1894年前往英国访问，使他获得空前热烈的招待和莫大的荣誉。他接受维多利亚女皇的国宴，作陪者除英国政要以外，还有正在英国访问的德皇威廉二世。牛津和剑桥两大学在同一星期中都赠与以荣誉博士学位。仅在此之后，美国哈佛、耶鲁等大学才采取同样的步骤。总结言之，其在英国的成功才使他在本国声名大振。
1896年他从海军退休，此后专以著作为业。他的书不断地出版，而许多期刊也都纷纷向其征文，而这些文章以后又编成论文集出版。总计有书20本，专文137篇。严格来说，马汉是在50岁以后才开始写作，其产量之多令人惊讶，可算是真正的多产作家。 [ 注：John B．Hattendorf and Lynn C．Hattendorf ed．，A Bibliography of the Works of Alfred Thayer Mahan（U．S．Naval War College Press，1986）． ]
1898年美西战争爆发，马汉奉召参加海军战争会议（Naval War Board），这个组织的建立是为了对总统和海军部长充任顾问。1899年又奉派以顾问身份参加出席第一次海牙和平会议的美国代表团。1902年马汉被选为美国历史学会的会长，1906年晋升海军少将。他活到1914年12月1日才逝世，那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爆发。他的死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不无关联，战争爆发后他立即对其发表若干评论，不料在1914年8月6日，美国威尔逊总统下令禁止所有的军官（包括现役和备役都在内）对战争发表任何公开言论。马汉向海军部长抗议无效，使他深感无奈。在一气之下，三个半月后遂以心脏病死于华盛顿海军医院。 [ 注：Philip A．Crowl，“Alfred Thayer Mahan：The Naval Historian”，in 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1986），p．449． ]
马汉著作等身，其主要思想可以分为两个层面来加以研讨。第一个层面是海权的层面，包括他的“海权哲学”（philosophy of sea power）以及其作为“海权先知者”（the evangelist of sea power）的角色，而这又是以历史为基础。第二个层面是比较狭义的战略层面，那也就是他的海军战争理论。就学术价值和影响效力而言，第一层面是远较重要。
二、海权思想
任何思想家都有其时代背景，对于马汉而言，可以概括分为下述五点：
（1）1890年的世界是以欧洲为中心并受欧洲支配，美国只是处于边缘的地位。
（2）内战之后，美国人眼光内向，以西部开发为焦点，而忽视其外交关系和海外利益。
（3）到19世纪末期，工业革命第一阶段已经趋于结束，新的阶段正要开始，蒸汽和电力正在使陆海交通转型。
（4）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都大有进步，尤其是达尔文主义成为国际竞争的精神基础。
（5）欧洲强国都采取扩张政策，纷纷向海外寻求殖民地。帝国主义已成一时风气。
马汉的海权思想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形成。他的最大贡献是他发现并举例证明国家权力（national power）与海洋权力（maritime power）彼此密切相关。 [ 注：J．C．Wylie，“Mahan：Then and Now”in The Influence of History on Mahan ed．John B．Hattendorf（U．S．Naval War College Press，1991）p．38． ]
阐明海权在历史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其重要意义，实为马汉最杰出的成就，诚如他自己所指出，过去虽然也有人谈论制海权的贡献，但那些零碎名言却与他的有系统理论不可同日而语。 [ 注：Alfred T．Mahan，From Sail to Steam，p．276． ] 的确以全部历史为背景来写海军史，并同时又注意到政治和经济因素，马汉实为第一人。
马汉虽曾博览群书，但他又说其“主要灵感”（major inspiration）并非出自那些来源。他说当他仍在船上服役时，在其“内在良知”（inner consciousness）上突然有一线灵光出现，使他认清“海洋的控制是从来不曾受到有系统研究和解释的历史因素”。接着他又说：“一经在意识中形成之后，此种思想即成为我此后 20年一切著作的核心，……而绝非出自任何他人。” [ 注：同上书，pp．275–276。 ] 在其第一本大作中，马汉在其导言中说明其目的就是要阐明“海权对历史过程和国家繁荣的影响”。 [ 注：Alfred T．Mahan，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1660–1783（Boston 1890），p．V，以下均简称Influence。 ] 以后，他又宣称“海权”（sea power）这个名词是他自己所发明，其目的是为了“提醒注意”（to compel attention）。 [ 注：Philip A．Crowl，“Alfred Thayer Mahan”in 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1986），p．451． ] 马汉似乎并不知道修昔底德早已使用过。
反而言之，马汉虽极端强调海权，但不幸，他对这个名词又并未作任何明确的界定。在其著作中这个名词经常呈现两种不同的意义：（1）经由海军优势而获得的制海权（command of the sea）；（2）生产、航运、殖民地（海外市场）的结合，一言以蔽之，即为海权。 [ 注：Influence，p．138，p．71． ] 当然，这两种观念时常重叠，所以，其思想有时也就难免混淆。
概括言之，马汉的两部主要著作只有一个主题，即说明“不列颠的海洋优势”（Maritime Predominance of Great Britain）实为海权运用的最佳例证。其基本论点非常简单：从1688年到拿破仑失败，在英法长期战争中的每一阶段，都是制海权的得失决定胜负。就军事和经济的意识而言，即为拿破仑的最后失败。马汉说：“不用在陆上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而仅凭控制海洋和欧洲以外的世界，英国政治家即能确保其国家的胜利。” [ 注：Alfred T．Mahan，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Empire，1793–1815（Little Brown，1892），vol．Ⅱ，pp．400–402． ] 马汉印象最深的是英国人如何经由海权的获得，而促使其财富与国力的增长。另一方面，他又严厉地批评法国人，由于背向海洋而重视大陆，终于一蹶不振。
两部书合计共达1300页的长度，马汉以如此巨大的篇幅来阐明其心目中所强调的海权对历史的影响，其用力之勤的确令人敬佩。但后世史学家对于其治学方法，仍不免有所批评，主要是由于他的观念有过分简化（oversimplification）之病。例如：（1）在历史中还有若干非海洋帝国的兴起，他都不曾予以考虑；（2）海权因素固然重要，但导致拿破仑失败还有其他因素的存在；（3）英国在17和18两世纪中的成功，海权虽为重要理由，但又并非惟一理由。所以，费希尔（David Hackett Fischer）认为马汉是把一个必要（necessary）理由视为充分（sufficient）理由。 [ 注：David Hackett Fischer，Historian’s：Toward a Logic of Historical Thought（Westport，1968），p．172． ]
事实上，马汉认为英国海军能够单独击败法国的说法未免过分夸张，因为法国是一个巨大富饶的大陆国家，对于海外贸易的依赖程度远不像其所想象的那样重大。此外，他所分析的只是一个特殊时代，其结论能否应用于其他时代也颇有疑问。在帆船时代以前，海洋的重要性就并非那样巨大，而在其以后则更是有争议之余地。总而言之，作为一位史学家，马汉的态度并不十分客观，而深受其宗教信仰的影响，其起点是其“内在良知”上的一线灵光，于是那也就变成一种预定的结论，而所有一切事实都被找来作为例证。罗辛斯基的评论可以算是相当公允：
概括言之，他的确是一位天才，也许要算是美国所曾产生的最伟大思想家之一，而且的确是最具有创见的思想家之一。其眼光的远大，其判断的正确，其直觉的锐利，都异于常人。他能深入巨大和复杂的问题的核心，而对这些问题的剖析也成为其终身事业。更无任何人能像他那样只用一个名词或一句话即能说明问题的全貌。不过，不幸他的天才只到此打住。尽管其心灵是如此渊博，但就本质而言，马汉只是一位机智的思想家（epigrammatic thinker）。他所感兴趣的仅为个别的、具体的史例。对他而言，理论完全附属于历史，他只是根据极少量的概括观念来解释具体的个案，又或引述一大堆史例来证明那些原则。至于从历史中抽出个别观念，并将其整合成为对整个复杂矛盾海战结构的有系统分析，却是他所从未考虑过的问题。 [ 注：Herbert Rosinski，“Mahan and World War Ⅱ”，in The Development of Naval Thought：Essays by Herbert Rosinski，ed．by B．Mitchell Simpson Ⅲ（Naval War College Press，1977），p．21． ]
诚如罗辛斯基所云，在马汉的著作中事实的叙述多于理论的分析，不过，至少在其第一本《海权对历史的影响》的第一章中，曾经列举一套“海权要素”（Elements of Sea Power）。他认为有六种基本因素足以影响海权的发展：（1）地理位置（geographical position），（2）自然形态（physical conformation），（3）领土范围（extent of territory），（4）人口（population），（5）民族性（national character），（6）政府制度（governmental instigation）。这应该算是马汉所首创的理论体系。史普劳特（Margaret T．Sprout）在1942年认为马汉的海权六要素虽需要加以再讨论，但很明显，其基本观念仍然正确。位置、自然形态（包括天然资源和气候）、人民和政府的性质，仍为“影响国家海权的主要条件”。 [ 注：Margaret Tuttle Sprout，“Mahan：Evangelist of Sea Power”in 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1952），p．40． ]
格罗夫（Eric Grove）在《海权的未来》（The Future of Sea Power）一书中指出马汉的思想大致都是以19世纪末期的世界环境为背景，在21世纪的今天，已有许多不合时宜，依照该书的分析，应有一套新的“影响国家海权的主要条件”，那可以列举如下：
（1）经济实力（economic strength）
（2）技术能力（technological prowess）
（3）社会政治文化（social–political culture）
（4）地理位置（geographical position）
（5）海洋依赖程度（sea dependence）
（6）政府政策与认知（government policy and perception） [ 注：EricGrove，The Future of Sea Power（Routledge，1990），p．231． ]
假使以上的观念正确，则可以发现马汉所列举的主要因素至少有一半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而现在被认为最重要的（经济和技术）则又正是马汉所不曾列举的。
不过，对于马汉而言，他之所以那样列举又是别有用心，其目的是为了想要解释英国为何能拥有海洋优势的理由。只要略加思考即可依照此种体系将英国之所以能发展成为拥有强大海权国家的理由列举如下：
（1）地理（不列颠为横越海路的岛屿）
（2）自然形态（拥有良好可用的港埠）
（3）领土（足够供应必要物资，但不大到难于防守的程度）
（4）人口（足够提供航海人员）
（5）民族性（面向海洋）
（6）政府（愿意支持前进的海军政策）
虽然马汉的原意只是解释已有的事实，而并非提供建议，但也暗示任何国家若同样拥有这些特性，则也不难有机会变成伟大的海权国家。
上述六者只是促成海权发展的基本条件，而凭借它们所发展出采的海权，又含有三个必要常数（essential constants），马汉作了下述的解释：
（1）生产（production），连同交换产物的需要。
（2）航业（shipping），也就是交换产物的工具，包括保护此种交易的军舰在内。
（3）殖民地（colonies），便利和扩大航业的运作，并又有增加安全点（points of safety）以来保护航业的趋势，而后者也就是海外基地。
简言之，强盛的海权必须同时握有此三种因素。 [ 注：Clark G．Reynolds，“Mahan，Russia，and the Next 100 Years”in The Influence of History on Mahan，p．199． ]
高教授（Professor Barry M．Gough）认为马汉是故意企图在一个技术转型的时代中界定海权的原则。其著作提出三种考虑来作为测试海洋优势的标准：（1）战争工具（instruments of war），包括基地在内；（2）海运商业（seaborne commerce）；（3）殖民地。马汉的结论是由于英国有此三者，英国才能获得海洋优势。英国不仅拥有战争工具（包括海外基地，以及控制进出欧陆海路的地理位置在内），而且更几乎垄断了海运航业，并占有一大堆殖民地（可以从其中抽取资源，粮食和人力）。反而言之，英国若无海运贸易，若无殖民地，若无有训练的海员和船舰，则英国也就无能为力。所以任何志在强盛的国家，必须同时保有战争工具、海外贸易以及殖民地。这就是马汉海权理论的精华。不过，已有许多学者指出其理论中的错误，这可以分述如下： [ 注：Barry M．Gough，“Maritime Strategy：The Legacies of Mahan and Corbett as Philosophers of Sea Power”，RUSI（winter，1988），p．56． ]
（1）马汉相信国家有集中其战斗单位的必要，必须集中始能赢得战争。任何其他手段都殊少价值，关键在于大打击（big blow）和决定性会战。此种观念实未免太单纯（且留待下节再详细分析）。
（2）马汉相信航海事业可以构成国防的辅助和屏障，民族可以依赖其掩护以来渡过难关，培养实力。在重商主义的时代，英国人的确曾用商船作为预备兵力，并在海战中发挥其效用。到19世纪，他们即已不采取此种措施，但并无损于英国的海军优势。海军是政府的人工创造，并不是从商港和渔民中所自然成长出来的。
（3）说到殖民地的问题，那也许是马汉思想中最弱的一环。他假定英国之所以伟大是因为其握有大量殖民地之故。事实上，国家虽无殖民地也一样能发展强大的海权。
马汉的书固然是以英国历史为其实质内容，但其理想却又是以美国的前途为建言的目标。马汉深感美国自立国以来，一直都缺乏其所谓的基本要素（条件）。美国对欧洲的地理孤立虽能形成岛国特性，但也使其与西方文明和国际商业的中心隔绝。虽然美国拥有许多可供航行的水道和良港，但领土太大，物产丰富，足以阻碍其向海洋的发展。美国人虽然很优秀，但数量还是太少。也许最重要的还是美国政府一向不重视海洋。
不过，马汉又相信到19世纪80年代，这些不利的条件都有改变的希望。西部的开拓已近尾声，欧洲移民大量涌入。对东方贸易的扩张使美国不再处于世界贸易路线的边缘上，而跃居于中央位置。由于此一发展，马汉还认为有修建两洋运河之必要。现在所需要的即为一个能够积极采取海洋政策的政府。果能如此，则美国即能迅速走向世界权力的大道。马汉尤其指责美国政府缺乏远大眼光和长远计划，所以其著书的主要目的即为呼吁美国政府立即改变其政策方向。
总结以上的分析，即可发现马汉的海权思想相当的复杂，有其理论的一面也有其实际的一面，有其历史的一面也有其政策的一面。尤其是他的各种观念散布在其著作中，缺乏有系统的整合，所以更令人难有全面的了解。刘达材用一简单的图解来对马汉的海权思想加以综合而扼要的阐明，深具参考价值。 [ 注：刘达材，江西都昌人，学识经验都极丰富，对于本书之写作曾赐与很多协助。 ] 现在就将其附列如下：
马汉的海权思想体系
三、海军战略
当马汉开始进入学术领域时，即已确定两个治学目标：（1）解释海权对历史的影响；（2）寻求海军战略的基本原则。假使诚如他自己所说在第一方面其灵感的来源是完全出自其内心；则在第二方面，情形就恰好相反。他是完全接受鲁斯的意见，采取所谓“比较法”来进行研究。换言之，即企图把军事（陆军）艺术的已有规律应用到舰队的行动上。
为使其工作比较易于进行，鲁斯和马汉都同样主张利用约米尼所早已建立的基本理论架构，于是约米尼的著作也就成为主要的范本。对于19世纪后期研究军事的学者而言，这又是一种自然的选择，因为诚如何华德所云：《战争艺术》实为19世纪最伟大的军事教科书。此时，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还很少为人所知，而约米尼则毫无疑问为公认的权威。以后，克劳塞维茨虽已后来居上，但甚至于到20世纪后期，约米尼的观念在世界军事思想中仍是一股不可忽视的潜在势力。 [ 注：John B．Hattendorf，“Alfred Thayer Mahan and His Strategic Thought”，in Maritime Strategy and the Balance of Power，ed．by John B．Hattendorf and Robert S．Jordan（St．Martin，1989），p．84． ]
约米尼的《战争艺术》中有三大基本观念：（1）集中的原则，（2）中央位置与内线的战略价值，（3）后勤与战斗之间的密切关系。马汉就是借用这些观念来建构其海军战略体系的。事实上，“体系”二字用在这里并不恰当。和约米尼不一样，马汉并非一位有系统的思想家。他对于战略的观念散布在许多不同的著作中（海军史、传记、杂志文章等等）。不过，就某种程度而言，又是比较集中在其一系列的讲义中（1886年他首次在海军战争学院开讲）。以后经过多次修正，到1911年正式出版，并用了一个非常冗长的书名：《海军战略：与陆上军事行动原则及实践的比较和对比》（Naval Strategy，Compared and Contrasted with the Principles Practice of Military Operation on land）。 [ 注：关于此书及中文译本，可参看刘达材，《重温战略名著（四）马汉著〈海军战略论〉之研析》，p．38。 ]
马汉既以约米尼为范式，所以照想象，他也希望把他的书写得像《战争艺术》一样地简明扼要。但因为此种工作的性质与其个性是如此不配合，结果遂真如他自己所说：“这是我有生以来最草率的作品。”尽管他已经明知这本书可能即为其“遗言”（last word），他还是未能将其许多年来著作的精华纳入书中。因此，似乎足以显示其心灵中是的确缺乏系统的整合能力。 [ 注：Herbert Rosinski，“Mahan and World War Ⅱ”，in The Developments of naval Thought，p．21． ]
马汉认定“集中”为海军战争的支配原则（predominant principle），对于战略或战术都是一样。“中央位置”的价值亦即在此。因为此种位置能使我军便于集中，并同时迫使敌方分散其兵力。不过，中央位置又仅为辅助因素，而非主要因素，至于“内线”则只能使兵力得以较迅速达到某一点而已。海军战争中的惟一决定因素还是战斗舰队（fighting fleet）。而在建造战斗舰（battleship）时，真正目的不是尽量增强单独某一艘船的威力，而是要能使整个舰队发挥其最大的攻击能力。因此，马汉遂有一句常为人引述的名言：“绝勿分散舰队！”（Never divide the fleet！）集中兵力是为了寻求决战，争取制海。战斗舰队即为决战工具，一战而胜则制海即为自然后果。所以无论就战略或战术而言，海军都必须作攻势的使用。
约米尼非常重视后勤，马汉亦复如此，但不知何故，他却选用了一个含意相当模糊的名词，那就是“交通”（communication）。正像对“海权”一样，马汉对“交通”也未能作严格的界定。他说：“交通是一个概括性的名词，表示一个军事实体与国家权力之间经常保持联络的运动线（lines of movement）。” [ 注：Alfred T．Mahan，The Major Operation of the Navaies in the War of American Independence（Boston，1913），p．33． ] 他又说：“交通并不是地理线，如陆军所采取的道路，而是军舰的必需补给。” [ 注：Alfred T．Mahan，Naval Strategy（Boston，1911），p．166． ] 接着他又特定地指出：第一是燃料，其次是弹药，最后才是粮食。因此，适当的基地实为海军战略成功的必要条件，尤其自从采用蒸汽动力之后，基地也就变得更为重要。
以上所云即为马汉海军战略思想的概括内容。不过，严格说来，其思想既不完整又缺乏体系。他几乎完全不曾重视两栖作战以及其在海军战略中的地位。他对于陆海两军在战争中的互赖关系也不曾加以认真的考虑。尤其对于海军战略的防御方面更任意予以抹杀。最后，到20世纪后期，“权力投射”（power rejection）成为海军重要任务之一，马汉对此并无任何预感则似乎更是有愧于“先知”之名。作为海军战略思想家，马汉的成就不能算是太杰出，假使没有约米尼的典型在先，则他也许还不能获得这样的成就。
最后，还有两点应补充说明。第一，马汉虽强调海军的重要，但又同时提醒其读者，必须认清无论海军是如何重要，但它仍是一种“工具”（instrument），而其使用必须在政治家的指导之下。关于这一点，他又还是受到约米尼的影响，因为约米尼在《战争艺术》的第一章中即曾纵论政治与军事的关系。马汉在 1909年致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的信件中曾说明：“从一开始起，约米尼即教我应反对许多人认为外交与军事之间有严格区分的观念。” [ 注：Richard W．Turk，The Ambiguous Relationship：Theodore Roosevelt and Alfred Thayer Mahan（Westport，1987），p．154． ] 另一方面，马汉也曾认为“战争只是一个用暴力的政治活动”，但他的这种观念又似乎并非出于克劳塞维茨，因为他直到1910年才开始阅读《战争论》，而且还只是节译本。 [ 注：Philip A．Crowl，“Alfred Thayer Mahan：the Naval Historian”in 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1986），p．461． ]
其次，马汉认为战争有其普遍的原则，而不受科技进步的影响，这当然又还是因袭约米尼的观念。但约米尼的时代早已成为过去，在他著书时，科技进步相对迟缓，而且对战争的影响也的确不太显著。到马汉著书时，情况已大不相同，尤其以海军而言，则更是恰逢一个转型期——由风帆到蒸汽（这也正是马汉自传的命名）。
马汉对于这个时代的技术革命并非没有认识，但他仍坚持相信其从帆船时代所归纳出来的原则仍继续有效。他从未考虑科技进步会带来威力难以控制的新武器，他仍然说：“战术的上层结构（superstructure）虽常有改变，甚至于完全被推翻，但战略的古老基础仍然安如磐石。” [ 注：Influence，p．88． ] 马汉死于1914年，他未能目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但这次大战足以证明其所认定的战略基础并非安如磐石。李德哈特在其经典名著《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中曾指出英国海军确为最具威力的国家工具，并对同盟国的成功构成决定因素。不过，英国海军在此次战争中虽能达成一切任务，但还是不曾打过一次决定性会战。
然则对于马汉的思想又应如何评价？罗辛斯基的意见似乎仍值得重视：
虽然许多细节已为其不可能预知的发展所推翻或修改，但其著作的核心，对海军战略基本问题的分析，仍经得起时间和反对批评的考验。不过要想从其遗产中获得充分利益，要想辨别永恒与暂时，必要与偶然之间的差异，又需要作第一等的学术努力。 [ 注：Herbert Rosinski，“Mahan and World War Ⅱ”in The Development of Naval Thought，p．40． ]
四、对世界的影响
马汉著作等身，但最能发挥影响力的著作又还是两部《影响》。尤其是第一部更是使他一炮而红，从此成为世界风云人物。第一部书到1900年就已经十五版，到1914年更达到二十四版。第二部书也不差，到1900年已经十一版，到1914年也达到十四版。固然，最出名和最畅销的还是第一本书，一说到所谓《海权论》，所指的就是它，不过，事实上这两部书是姊妹篇，其间有连续关系，而以内容言之，则第二本比较精彩。自从《影响》出版之后，马汉不仅声名大振，变成了美国海军主义（American navalism）的发言人，美国以及许多其他国家的政策和思想都受到他的影响。此种影响不仅非常广泛，而且相当深远。就这一点而言，约米尼和克劳塞维茨都应自叹弗如。
马汉的书不久就译成德、法、日、俄、意、瑞（典）等文，惟一的遗憾就是没有中文。尤其是海军出身的严几道（严复）对此书视若无睹，更令人感到不可思议。 [ 注：钮先钟，《中国战略思想史》，p．555。 ] 中文译本到一百年后始完成，但还只有第一本，至于第二本到现在仍尚未出现。 [ 注：刘达材，《从马汉海权思想看海权对中国历史的影响》，p．24。 ]
第一个受到强烈影响的国家是英国。此时，英国的海洋优势正受到俄法两国所构成的联合威胁，并开始准备扩建其海军，马汉的著作使英国政府获得一种现成的工具来替其政策辩护，并说服其人民接受重整军备的成本。英国海军部长白礼斯弗（Beresford）写信给马汉说：“如果我有权，我将下令英国人每家买一本你的书摆在桌上，每一块殖民地也都要摆一本。”事实上，每一艘英国军舰上至少都已有一本。有人说如果马汉之书不流行，则1889年英国海军改组法案将不可能迅速在国会中通过，1897年有一位英国要人说：“英国之所以能有一支坚强的海军，毋须感谢保守党或自由党，而应感谢马汉上校！” [ 注：葛敦华，《马汉将军生平史略及其对历史之影响》，p．13。 ]
马汉对德国的影响甚至于比对英国还更要巨大。1894年德皇威廉二世写信给《纽约先驱报》（New York Herald）的毕吉罗（Poultney Blgelow）说：
我现在不是正在阅读而是正在吞噬马汉上校的书，并尝试将其牢记在心中。那是一本第一流的书，而且在所有各点上都具有经典的价值。我的军舰上都有这本书，而且也常为我的舰长和军官们所引述。 [ 注：Azar Gat，The Development of Military Thought（Oxford，1992），p．187． ]
诚然，威廉二世和他的海军部长铁毕兹（Alfred von Tirpitz）早已在着手扩建海军，并非由于受到马汉的影响才开始行动。但马汉的著作却成为他们手中的最佳宣传武器。
据马汉本人所说，他的书被译成日文的版本比译成其他语言的版本都多。日本海军学校以马汉著作为教科书，所有各级学校图书馆中也都有收藏。 [ 注：Alfred T．Mahan，From Sail to Steam，p．300． ]
概括言之，马汉不仅刺激欧洲诸国（以及日本）走向海军造舰竞赛的途径，并且更鼓励他们去寻求海外殖民地。换言之，也无异于引诱他们跳入陷阱。所以，英国史学家韦布斯特（Charles Webster）认为马汉本人实为引起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原因之一。 [ 注：Barry M．Gough，“Maritime Strategy”，RUSI，p．56． ]
现在再说到美国本身，在扬名海外之后，马汉才开始受到其国人的尊重。先任海军部次长后又当选美国总统的西奥多·罗斯福不仅为马汉的热烈崇拜者，而且也是其密友。参议员洛奇（Henry C．Lodge）、海军部长戴希（Tracy）和希伯特（Herbert）也都听从其忠告。而在国会中辩论海军政策时，他的理论也常被引用。所有一切的海军主义者都莫不奉其为大宗师。因为他的书使他们获得最有说服力的理论依据。
就实务而言，不仅巴拿马运河的开通曾受到他的鼓吹，而尤其是美国的远东政策更经常受其影响。当晚清末年，列强纷纷侵略中国，瓜分之祸迫在眉睫之际，美国国务卿海约翰（John Hay）发表外交通牒主张对华门户开放（1899），而马汉也立即写了四篇文章为之声援。这些文章以后编辑成书，以《亚洲问题》（The Problem of Asia）为名出版。是时尚在日俄战争之前，马汉认为当前最迫切的问题即为俄国，其在东亚的扩张行动似非日本所能独力制止。他认为满洲必然会被这个斯拉夫大国所吞并，只是时间迟早的问题而已。所以，为阻止俄国的扩张，马汉建议四个“海洋国家”（maritime states），即德、日、英、美四国，应组成同盟以阻止俄国的南下，由于他们的势力位置在亚洲的东面，应能对抗从北面来的攻击。 [ 注：Alfred T．Mahan，The Problem of Asia and Its Effects upon International Policies（Boston，1900），p．6． ]
上述的观念足以显示马汉实为地略（Geopolitics）学思想的先驱，尽管他不曾以地略家自居，也不曾使用那一套专用名词。他的思想虽非系统化的，但在精神上却与后来的地略学家如出一辙。保罗·甘乃迪（Paul Kennedy）认为麦金德（Hanford J．Mackinder）的陆权思想实为马汉海权思想的反映。斯陶兹胡比（Robert Strausz–Hupe）认为豪斯霍夫（Karl Haushofer）曾深受马汉的影响。 [ 注：有关马汉与地略学思想的渊源在本书第十五章中有较详尽的分析。 ]
史普劳特曾明白指出：
很少有人能像马汉一样，在世界大事上留下这样深刻的痕迹，更少有人能像他那样，亲眼看到其著作中的理论如此完满地兑现。当马汉逝世时，其著作已在任何国家的海军部中发生作用，其观念在美洲、欧洲，甚或是远东，对人民思想和公共政策，也都已产生广泛的影响。 [ 注：Margaret T．Sprout，“Malum：Evangelist of Sea Power”，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1952），p．436． ]
事实上，在其身后，马汉的影响仍继续存在。普里斯顿（William D．Puleston）在1939年曾确信：
今天，在美国海军中，任何军官在讨论或准备战争时，都还是遵从马汉的理念，采取他的方法。 [ 注：William D．Puleston，Mahan：The life and Work of Captain Alfred Thayer Mahan（New Haven，1939），p．333． ]
所以无怪其然，在第二次大战期中，任美国军政部长的史汀生（Henry L．Stinson）曾经讽刺地说：
海军有一种特殊的心理，似乎已经从逻辑的领域退入神秘的宗教世界。在其中海王星是上帝，马汉是他的先知者（prophet），而美国海军则是惟一的真教会（true church）。 [ 注：Henry L．Stinson and McGregor Bundy，On Active Service（New York，1948） p．506． ]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已经大变，但在海军界，马汉的大名仍然受到尊敬。在所有一切的海军书刊中，马汉的言论经常受到引述。美国海军战争学院也曾以“核子时代中的马汉”（Mahan in the Nuclear Age）为讲授的主题。当杜勒中将（Vice Admiral Stansfield Turner）任海军战争学院院长时曾宣称：“在这些学员中可能有另一位马汉，我们不可交臂失之。” [ 注：Stansfeld Turner，“Challenge！”，Naval War College Review（September／October 1972），p．2． ]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海军战争学院在1993年曾经举行过一次学术讨论会，其主题为“马汉还不够”（Mahan is not enough），这代表一种新的觉悟，马汉固然不愧为海权的先知，但他的著作并不等于海权思想的全部。在此领域还有其他的思想家，其重要性也许并不亚于马汉。
柯白
柯白（Sir Julian Corbett 1854–1922）出生于富贵之家，在剑桥大学获得第一级法律学位之后，几乎从未从事律师的业务。由于生活富裕，所以他能周游世界，四海为家，到1882年干脆摆脱一切俗务，专心致力于文史著作，并以海军史和海洋战略为主题。他在此领域中的成就可以说是与马汉互相伯仲。马汉为世人所回忆的特点是他能把海军史正确地放在国际关系和经济事务之中，而柯白则被公认为最了解海洋战略运用的人。像马汉一样，他们都是半路出家，都是在中年以后才走上学术的途径。
柯白的第一本著作出版于1898年，名为《德雷克与都铎时代的海军》（Drake and the Tudor Navy）。1900年又出版第二本书，名为《德雷克的继承者》（The Successors of Drake），这两本书对于英国历史中的海上战争和联合作战都曾有卓越的解释，到 1910年他又对英国海军史完成了四部权威著作，其中包括其最佳历史著作《英国在地中海》（England in the Mediterranean）在内。此外，他又替海军记录学会编辑了三套学术性的资料集。其中有1905年出版的《战斗训令》（Fighting Instructions，1530–1816）和1908年出版的《通信与训令》（Signals and Instructions，1776–1794），对帆船战争演进过程的研究都是必要的资料来源。
柯白重视海战对国家的贡献，分析制海权的获得如何能够确保国家利益，并指出英国海军不仅能保障不列颠三岛的安全，而且还能阻止欧陆受到任何某一国家的控制。柯白的观念也是以地理因素为基础，但很奇怪，他却和马汉不同，并不重视海洋与经济的关系。柯白在研究伊丽莎白时代的历史时，又发现联合作战的重要，换言之，陆海两军必须合作始能对国家利益作最有效的贡献。
柯白在1902年才受聘为战略讲师（strategic lecturer），到格林威治海军学院讲授海军战争课程（Naval War Course）。这是其新事业的开始。其班主任（Director of the War Course）梅上校（Captain W．J．May）允许柯白自由选择教材，但必须以战术和战略为焦点。梅上校认为“课程内容必须现代化，以使从其中所归纳出来的教训可以应用于今天的战争”。柯白从事于此种工作直到1914年为止，在英国海军中有许多高级军官都曾受其教诲，真可谓桃李满天下。其讲稿累经修改后，终于在1911年出版，那就是其经典名著《海洋战略原则》（Some Principles of Maritime Strategy）。美国海军学会在1987年还曾有新版问世。
这是一本值得详细介绍的著作。其原始为一项称为“战略注释”（Notes on Strategy）的文件，又常称为《绿色小册》（The Green Pamphlet）。那是一本手册，由于斯雷德上校（Captain Edmond Slade）的坚持和指导，才得以出版。自从梅上校逝世后，斯雷德即接任其职务，他在英国海军部中是一颗正在上升的新星，海军情报和教育改革都受其影响。斯雷德与费歇尔上将（Admiral Fisher）关系极为密切，也像柯白一样，对于联合作战深感兴趣。他促使费歇尔扩大战争班的工作，并提升柯白的地位。斯雷德认为只让柯白去教四五十个学员，那实在是大材小用，他应该协助海军参谋总长（First Sea Lord）建立一个咨询机构，其任务为对于一切的战争问题作有系统的独立思考，而不受海军部例行公事的干涉。 [ 注：Barry M．Gough，“Maritime Strategy”，RUSI，p．58． ]
《绿色小册》最初原名《海军史讲义中所用的战略名词和定义》（Strategic Terms and Definitions Used in Lectures on Naval History），但实际上是对战略的基本解释。它反映柯白和斯雷德两人对于两栖战争和克劳塞维茨理论的兴趣。它强调海军战略仅为战争艺术的一个整合部分。战争是一种政治关系，武力只是用来达到外交政策的目的，换言之，舰队的调度只是手段而非目的。 [ 注：Barry D．Hunt，“The Strategic Thought of Sir Julian S．Corbett”，Maritime Strategy and the Balance of Power，p．115． ]
柯白把战略分为两大类：大战略（major strategy）和小战略（minor strategy）。前者也就是战争的目的，包括国际关系、经济功能都在内，现在通用的名词是“grand strategy”。后者为战争的特殊部分，包括陆军、海军，以及联合作战的计划作为。他说：
海军战略（Naval Strategy）或舰队战略（Fleet Strategy）只是战略的一个次分类（subdivision），所以，不可仅从海军作战的观点来研究战略。 [ 注：柯白，《绿色小册》，原书，p．4。 ]
然后柯白又把战略分为两种不同的态势（posture），即攻势与守势。发挥影响或达到目的为攻，阻止敌方达到其目的为守。在比较攻守优劣之后，他似乎也像时人一样相信攻击享有天然的优势。他说：
攻势，具有积极目的，自然是比较有效的战争形式。而作为一种规律，较强的方面应该采用它。 [ 注：再版《绿色小册》，即《战略注释》（Notes on Strategy），p．40。 ]
不过，柯白又很微妙地说明守势自有其特殊重要性，对海权国家来说，更是如此：
在海上我们固然很少有机会用守势作为全面计划，但并无理由忽视其研究。由于我们自己轻视守势，遂经常使我们忽视其对敌人的贡献。在我们的海军史中充满了由于敌方在海上采取守势以支援其在陆上的攻势，遂使我们如何受到欺骗和挫折的故事。我们在应付这种态势时很少成功，而只有研究守势才会有成功的希望。 [ 注：再版《绿色小册》，即《战略注释》（Notes on Strategy），p．6。 ]
《绿色小册》分为两篇。第一篇用来解释定义，第二篇用来讨论海军战略，他特别指出：
海洋战略从来不被认为是依赖在交通之上，但事实上，它比陆上战略（Land Strategy）的依赖程度还更大。……所有的海军战略问题都可以简化成为“水道和交通”（passage and communications），而这也许即为最佳的解题方法。 [ 注：同上书，p．10。 ]
于是柯白遂又转而论及制海的观念：
这与占领领土的陆军观念有相当大的差异，因为海洋不可能成为政治主权的标的。我们不可能在其上取得给养（像陆军在征服地区上那样），也不能不准中立国进入。在世界政治体系之中，海洋的价值在于作为一种国家与其部分之间的交通工具。所以，“制海”的意义即为交通的控制。除非是在一个纯粹海洋战争中，否则制海永远不可能像占领领土一样，成为战争的最终目的。 [ 注：同上。 ]
柯白认为交通的控制只有在战时才能存在，就性质而言，又可分为全面（general）或局部（local），长期（permanent）或暂时（temporary）。至于说到确保控制的方法，他认为必须采取决定性的舰队行动，始能赢得“长期全面控制”，不过其他的行动也还是可以获得局部及暂时控制，其中又包括各种不同方式的封锁在内。
《海洋战略原则》是《绿色小册》的最后修正版，也是柯白传世之作。全书共分三篇：第一篇为最近欧洲有关一般战争理论著作的概观（overview）；第二篇为海军理论的分析；第三篇为海军作战的讨论。当然，最值得重视的还是第一篇。
柯白首先表示他不同意战略有陆海两派之说，他认为海洋战略只是大陆战略的延伸，而并非彼此对立。他认为克劳塞维茨为领先的现代理论家（还有约米尼，不过略逊一筹），他想要将其未完成的著作推广到其所未曾研究过的海洋方面：
站在克劳塞维茨和约米尼所已经达到的终点上，我们的确只是站在这个问题的门槛上而已。我们必须从他们离开的地点开始起步，并探求对于世界现状（海洋在其中已经变成一个直接而重要的因素）他们的意见又是怎样。 [ 注：J．S．Corbett，Some Princeples of Maritime Strategy（London，1911），p．48． ]
柯白首先承认克劳塞维茨和约米尼的著作使他获益良多，然后又说明他的意见与他们的陆军门徒有所不同。同时又表示，他不是极端的海军主义者，并深知海陆军的功能各自有其限度。柯白指出海上战争与陆上战争都同为整个战争现象的一个分支。他主张应用海洋战争这个名词而不用海军战争，因为无论就手段和目的而言，它都超出海军行动范围之外，而且与陆上行动的发展有密切不可分的关系。最后就全局而言，海上战争的地位的确较次于陆上战争。柯白对此曾分析如下：
战争几乎不可能仅凭海军行动来决定胜负。若无协助，海军的压力只可能用消耗方式来发挥作用。其效果必然很迟缓，而且也会使我方及中立国的商业受到严重损失。所以一般的趋势往往都是接受并不具有决定性的和平条件了事。若欲决胜则必须使用较迅速而猛烈的压力。因为人是生活在陆上而非在海上，所以除极少的例外，都是采取两种方式来决定战争胜负：其一是陆军进占敌国领土，其次是海军使陆军有此可能。 [ 注：J．S．Corbett，Some Princeples of Maritime Strategy（London，1911），p．15． ]
柯白说即令以陆上战略而言，军事理论家也都有过分强调总体战争的趋势。甚至于克劳塞维茨也是经过了相当时间，才认清其自己的错误，然后才提出有限战争的观念。柯白对于 19世纪军事理论和克劳塞维茨思想所作的解释，即令以今天的标准来衡量，也都应算是非常杰出。 [ 注：同上书，pp．19–27。 ]
除对战争理论提出精辟分析以外，柯白对于若干公认的军事教条也发表了与时人完全相反的意见：
（1）他强调防御的利益。他虽并未完全照抄克劳塞维茨的文章，认为防御是一种较强的形势，但他却同意毛奇的意见，认为战略攻势配合以战术守势实为最有效的战争形式。 [ 注：同上书，pp．72–74。 ]
（2）柯白虽然明白表示，他并非提倡复古，回到18世纪的旧路，同时也不贬抑战斗和大会战在战争中的重要性。不过，他同时又警告其读者应知“认为战争是完全由会战所组成”的观念实乃谬误。其原因为忽视了下述事实：会战只是一种能真正结束战争的手段。他说既然会战只是一种手段，则其他手段在某些情况中也可能同样有效。尤其是在陆上通常还可以强迫敌军接受战斗，但在海上敌方舰队常可躲在港内，所以要想击败它势必要使用其他的手段。 [ 注：J．S．Corbett，Some Princeples of Maritime Strategy（London，1911），p．76，86，97，155． ]
（3）柯白对于兵力集中的观念也表示怀疑，而那也正是19世纪战争思想中的基本原则。他指出过分强调集中忽视了古老的战争经验；若不分散兵力，则根本无战略组合（strategic combination）可言。若我方兵力能保持有弹性的分散，则敌方就很难知道我方的意图和实力，而且也比较易于引诱其进入毁灭的陷阱。 [ 注：同上书，p．152。 ]
尽管柯白在表达其意见时，所采取的都是低调的姿态，但这些观念之具有革命性则仍为人所共认。概括地说，《海洋战略原则》这本书的确已把海军思想带到了高度艺术的水平，而且也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到今天仍然要算是一本经典名著。因此，当该书出版时，在大西洋两岸都曾获得很多的好评。不过，这当然并不意味着柯白的思想没有缺失。事后看来，至少有下述几点：
（1）柯白未曾预料敌方潜艇在战争中所能扮演的角色。他相信商船有较高的速度而也不那样易毁，所以对于潜艇战的价值作了错误的低估。
（2）他有轻视巡洋舰战（cruiser warfare）的趋势，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德国巡洋舰在袭击商船的活动中，所能获致的效果远超过其期待。
（3）他不像马汉，不认为有采取护航（convoy）制的必要。在传统的大海战时代（1256–1815），英国人使用护航措施曾获广泛的成功，这是一项不应忘记的重大教训，尤其对于一位伟大的海权学者，此种失误更令人感到不可思议。
（4）柯白的“最大失败”（greatest failure）也许是他造成了一种印象（其实并不能完全怪他），使人相信舰队若能凭借其存在和地理优势来确保制海权，即无与敌交战之必要。这一点在战后曾引起极大的争论，且留待下文再说。
柯白自任教海军战争学院之时起，即与费歇尔交好，以后也就成为英国海军部的高级顾问，不过其对于官方政策究竟有多大的影响力又还是很难断言。日德兰之战后，邱吉尔撰文替他自己在战争初期所采取的海军政策辩护（当时邱吉尔为海军部长，费歇尔为海军参谋总长），就引用柯白的著作来作为根据，于是在英国海军内部引起严重争论，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仍继续不断。这样遂使柯白很难于置身事外。他在晚年虽仍受聘为英国海军撰写战史，但在其书出版时，海军部务会议（Admiralty Board）却发表声明指出其中所提倡的若干原则与官方意见直接冲突。不过，柯白已在两星期前逝世（1922年9月），所以他并未受到任何影响。
作为海军战略家中“历史学派”（historical school）的创始者，柯白与马汉有很多类似之处。他们都是在中年以后才开始认真治学。他们都同样强调历史对海军教育的贡献。若以著作而论，在数量上是马汉领先，但在质量上则柯白可能后来居上。柯白出版第一本主要著作时差不多比马汉晚了10年，所以马汉的著作对他当然曾经产生相当的启发和示范作用。柯白治学态度远较严谨，所用的均为原始资料，而马汉则几乎完全依赖第二手资料。他们二人之间有惺惺相惜之感：马汉虽早已成名，但对柯白颇表尊重；而柯白也从不公开和直接批评马汉的著作，至少在其有生之年是如此。在著作之中，马汉的书以最早的两本《影响》最具不朽价值，而柯白则以《战略原则》名垂青史。马汉深受约米尼的影响，而对于柯白，则克劳塞维茨的影响远过于约米尼。最后再说到他们二人对当时和后世的影响，则马汉实居于遥遥领先的地位。不仅当时美国以及其他国家的政策都受到他的影响，而且即令到今天，他也仍然还是“蓝水学派”的祖师爷。反而言之，柯白对于当时英国海军政策虽不无影响，但到今天可能除研究海洋战略的学者以外，几乎已经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大名了。
欧陆国家
在19世纪的西方世界中，海洋战略思想的发展固然是以英美两国为重心，但几乎在所有其他的国家中，只要有海军的存在，则也常有海权思想的著作出现，甚至于连小国也不例外。当然，比较值得重视的还是欧陆大国。
普鲁士是一个内陆国家，一向与海洋隔绝，在克劳塞维茨的全部《战争论》中，几乎从未提到海洋方面。不过到19世纪末期，德意志的海军已经是一个不可轻视的国际权力因素。马汉主义者的思想对德国产生了极大的冲击。从19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德国就有很多海军著作出现。最重要的作家为马特查恩中将（Vice Admiral Curt von Maltzahn），在1895到1905年间曾任基尔（Kiel）海军官校校长。在其所著《海军战争》（Naval Warfare）一书中，特别强调海洋对德国的重要。其理由为：现在所有文明大国都必须仰赖全球性的商业，而且即令是大陆国家也已日益暴露在海战的威胁之下。 [ 注：Curt von Maltzahn，Naval Warfare（London，1908），p．109，p．130． ]
马特查恩认为巡洋舰战的效力被过分的夸张，事实上，在 1805年以后即已被证明对于英国是绝对无效。而且只有以安全的制海权为基础时，此种战法始可能生效。反而言之，为争取制海权而战，实为海战中的决定性因素。因为制海权能适应所有一切的目的，包括保护贸易，对海岸作战等等都在内，所以“无论何时何地，或为何种目的，制海权本身都值得一战”。他相信：海战实为海军战争整个系统的基石（key stone）。 [ 注：同上书，p．121，p．137。 ]
当威廉二世和铁毕兹大建海军时，马特查恩的著作也就成为其国内的思想基础，若说他就是德国的马汉，也似乎并非言过其实。不过，德国在海洋战略领域中究竟又只能算是后起之秀。至于法国的地位则完全不同。尽管在长达百年之久的英英法海洋争霸战中，法国人终于落败，但就海洋战略思想的发展而言，法国似乎比英国人较为领先。甚至于到19世纪后期，不列颠海权达到全盛阶段时，法国的海军思想在欧陆上仍然是一枝独秀。
格拉维上将（Admiral Jurien de la Graviere，1812–1892）对法国海军思想贡献极大。在海洋历史领域中他是一位多产作家，同时对于法国人所谓的“大战”（La Guerre Grande）观念也是早期的提倡者。他在1874年这样写道：“海军的目的即为占领和维持海洋交通。海洋的占领即令只是暂时的，也仍能产生非常重要的后果，甚至于在纯粹大陆战争中也都如此。”他又指出：“除非能首先击败敌人，以获致制海权，否则对商船的掠夺战能否成功也都不免大有疑问。” [ 注：Quote in Geoffrey Till，Maritime Strategy in the Nuclear Age（London．1982），p．24． ]
在其下一代，此种传统由达流斯（Admiral Gabriel Darrieus，1859–1931）和达维鲁（Rene Daveluy，1863–1938）所承继。达流斯在1907年出版《海上战争：战略与战术》（War on the Sea： Strategy and Tactics），并同时在新成立的海军最高学院（Ecole Superieure de Marine）中教授海洋战略。达维鲁对海军战争曾著书八种，历史和理论都有，其中最著名者为1902年的《海军战争精义》（L’Esprit de la Guerre Navale）和1905年的《海军战略》（Strategic Navale）。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正统法国海军界，他们两人可以算是最佳的代表。
他们都是优良的技术专家，对于鱼雷和潜艇都很内行，有资格评估这些新发明对海洋战略所可能产生的冲击。他们和马汉及柯隆布兄弟生活在同一时代，所以在思想上有其共同的趋势。他们都潜心于历史的研究，企图证明海权的永久重要性，并发现海战的基本原则。他们都认为获致海洋胜利的最佳途径不是对商船的战争，而是攻势战略和决定性海战。达维鲁说：“歼灭敌人则也就能一举而获得一切的结果。” [ 注：Rene Daveluy，L’Esprit de la Guerre Navale（Paris，1902），vol．Ⅰ，p．8． ]
就某种限度而言，他们的著作似乎也是一种对异端（heretics）的答辩。那些人拒绝接受马汉、柯隆布等人的正统思想。举例来说，在英国有詹氏（Fred T．Jane），他也就是《詹氏海军年鉴》（Jane’s Fighting Ships）的创办人。他认为海权可以依照情况的需要拼凑形成，对于海洋战略有无永恒原则表示怀疑，也不相信海军必须制海始能对陆地进行有效的作战，尤其是对商船的作战。他更认为攻击基地要比攻击舰队较能获得决定性结果。 [ 注：F．T．Jane，Heresies of Sea Power（London，1906）． ] 就某种程度而言，柯白也多少含有异端的气味。不过提倡异端思想最激烈的又还是法国的“少壮派”（Jeune Ecole）。他们在19世纪80年代初期出现于法国海军之中。
少壮派的思想背景是18世纪法英两国的长期对抗，而其基本观念则出于1854–1871年之间的战争，那也是工业时代新武器的第一次试验。法国在1871年败于普鲁士之手，而后者根本没有海军。于是许多法国人开始认为海军在欧洲大国之间的关系上，最多只能扮演次要的角色。只要军人还在准备速战速决，则海权在欧洲军事思想中也就只能居于附庸的地位。 [ 注：Theodora，“Continental Doctrines of Sea Power”，Makers of Strategy（1952），p．446． ]
少壮派的开山大师为格里维（Baron Richard Grivet），他在 1869年所出版的《海洋战争》（De La Guerre Maritime）已成该派的经典。格里维对于正统理论可谓家学渊深，其父在1837年曾出版一本经典性正统理论著作。 [ 注：Vice Admiral Jean Grivet，De La Marine Militare（Paris，1837）． ] 但他认为法国若欲对抗英国，则正统理论完全不适当。他指出：“商业战对于最劣势的舰队也是最经济的手段，而且也最能重建和平，因为它直接打击在敌方繁荣的根源上。” [ 注：Richard，Grivet，De La Guerre Maritime（Paris，1869），p．50． ]
自从1874年之后，此种思想又受到奥比（Admiral Theophile Aube）、沙美斯（Gabriel Charmes）、傅丁（Commander Paul Fontin）、维格纳（Lieutenant J．H．Vignot）等人的发扬和提倡。1886年奥比出任海军部长，少壮派的势力也就达到了最高峰。他立即中止战斗舰建造计划，在比塞大（Bizerta）成立潜艇研发中心，并开始高速建造巡洋舰和鱼雷快艇，企图在一年半的时间内使理想变成现实。此种理想本早已存在，但直到19世纪的最后阶段，技术的发展才使其终有兑现的希望。鱼雷、水雷、潜艇，使战舰日益变得脆弱易毁，于是以巨舰为基础的海洋战略已趋没落。沙美斯说：
在任何地方侏儒都曾杀死巨人。有远见的海军人士早已预料在未来海战中，威胁铁甲船的最大危险是许多小船分别从各方面同时向它发动突击。这些小船是非常灵活而不易被击中。 [ 注：Quoted in Geoffery Till，Maritime Strategy in the Nuclear Age，p．25． ]
此种理论还有一附带优点，因为法国也像其他国家一样，海军经常是受到大船的支配，所以在小船上的青年军官也就特别拥护少壮派的理论。
奥比说，假使战斗舰真是如此易毁，则整个制海权的观念也就变得毫无意义。英国海军将不再能把法国海军封锁在港内。大船顾虑其本身的安全，遂使其攻击威力大大减弱。反之，小船的威力则相对增强。他计划用鱼雷艇来攻击英国港内停泊的商船，以及其在法国水域中的封锁舰队。巡洋舰则用来在海路上捉捕商船，少数其他的军舰则用来保护本国水域。而雷维里（Admiral Revillere）认为这样的作战足以使英国经济发生危机，造成极大的扰乱和恐慌，而使英国的真正主人，商人和工业家，强迫其政府求和。
此种思想的传播在法国引起巨大的争论，几达20年之久。每当海军部长易人时海军政策也随之摇摆不定。其他国家也受影响，在其最高潮时，奥、俄、德等国也都有主张放弃建造战舰计划的意见出现。至于英国人对此种趋势所感到的忧虑远超过其所愿意公开承认的程度。不过，少壮派的声势不久又开始减弱，1901年法国恢复其战舰的建造，这与思想本身并无太多关系，主要原因是战略环境的改变。英国已经逐渐变成法国的同盟国而不再是其敌国，少壮派的中心观念是以英国为假想敌，到此时其基础已完全崩溃。
不过，少壮派的真正弱点还是其所建议的那种海军，除对英国以外几乎毫无用处。法国也可能与俄国、德国或意大利发生战争，而且也还有一个世界帝国需要维持和扩张。所以，它仍然需要一支具有相当实力的正规海军，能够争夺制海权，与敌方战斗舰队交战，以及攻击其海岸。甚至于少壮派巨子格里维也不能不承认，除对英国以外，法国若对其他国家作战，都需要一种能击败对方战斗舰队的海军。 [ 注：Quoted in Geoffery Till，Maritime Strategy in the Nuclear Age，p．27． ]
少壮派固然思想偏激，但仍代表一种勇敢的新企图，其目的为想对历史难题提供解答，那就是劣势海权应用何种战略去对抗优势海权。因为古往今来，有许多国家都会发现其本身是面临这样的情况，所以，法国少壮派所提出的观念在不同的时代中也都还是可能一再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