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学派·第十二
作者：钮先钟 ·中国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19世纪前期
自从1815年拿破仑惨遭滑铁卢，欧洲恢复国际和平与权力平衡之后，西方战略思想的发展即暂时陷入停滞的状况。这本是大战之后所常见的现象，在波旁王朝（Bourbons）复辟之后的法国，此种趋势尤其明显。法国军人在革命战争和拿破仑战争中已经赢得他们的声誉，现在也就产生了一种自我陶醉的心情。他们似乎认为一切的智慧都已包括在拿破仑的经验中，而约米尼的著作也已经将其充分理论化。那些著作早已成为法国军人的必读书，所以，任何进一步的研究也就无异于画蛇添足。事实上，不仅是法国如此，在19世纪前期，整个西方世界，包括英美两国在内，也都莫不尊重约米尼的权威。
19世纪法国的政局一直不太安定，统治者更换频繁，其经过可以表列如下：
1814–1824 路易十八（Louis ⅩⅧ，）
1824–1830 查理十世（Charles Ⅹ）
1830–1848 路易·菲立浦（Louis Philippe）
1848–1852 路易·拿破仑（第二共和总统）（Louis Napoléon）
1852–1870 拿破仑三世（第二帝国皇帝）（Napoléon Ⅲ）
在此种情况之下，安内当然重于攘外；所以在1850年以前，法国几乎很少用兵，而军事学术的研发也自然不会受到重视。仅在拿破仑三世即位之后，法国才开始表现出其欧洲强国的姿态，除海外的殖民活动之外，在欧洲也曾参加两次大规模的战争：克里米亚战争（Crimea，1854–1856）和伦巴第战争（Lombardy，1859）。
但拿破仑三世帝国的强盛又只是虚有其表。到1866年普鲁士赢得普奥战争，遂使法国人对于世局的发展感到忧惧。于是有人提出依照普鲁士的模式厉行改革，但又还是受到许多的阻力，结果还是殊少成效。一般说来，伟大的军事著作的出现都是一种对重大挑战或刺激的反应，在当时的法国有一位低级军官写了一本书，这本书虽然最初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但终于被公认为可以算是经典。那就是杜皮克（Ardant du Picq，1821–1870）的《战斗研究》（Battle Studies，法文原名为 Etudes sur Le Combat）。
杜皮克1844年毕业于圣西尔军校，曾参加克里米亚战争以及在叙利亚（1860–1861）和阿尔及利亚（1864–1866）的殖民地战争，颇具战功，官至上校。普法战争爆发时，他以团长身份在麦兹（Metz）附近负伤不治逝世。他的一生相当平凡，但他的思想和著作却都不平凡。也像所有其他军事学家一样，杜皮克承认军事思想的主流是以启蒙运动为根源，但他的思想途径却与众不同。他不尊重传统的看法，并认为已有的理论都未免太机械化，太物质化，太受数学推理的支配。他引述沙克斯元帅的名言，指出人心为研究一切有关战争问题时的起点。他相信战斗表现是以个人和集体心理学中的最原始本能（直觉）为根本。杜皮克认为人心是战争中的常数（constant），他说：
多少世纪都不曾改变人性，……在最低层还是那同样的人……工业和科学的进步，固然已使战争艺术发生很多改变，但惟一不变者即为人心。 [ 注：Ardant Du Picq，Battle Studies：Ancient and Modern Battle，trans．by John N．Greely and Robert C．Cotton（New York，1921），p．100． ]
杜皮克又指出：
我曾听到某些思想家受到谴责，因为他们只研究一般的人类，而忽视种族、国家、时代的差异，以至于其研究缺乏真正的社会和政治价值。对于所有一切国家的军人也可作相反的批评，……他们不曾考虑人面对危险时的问题。 [ 注：同上。 ]
杜皮克认为许多军事理论家不仅遗失了战争中的主要因素，而且由于他们只知偏重大战略，从而忽视了真正重要的数据。他认为战争中的实际细节要比伟大理论家的著作、古今名将的计划都更值得研究。只有此种有关实际战斗的基层资讯才能对战争的真正科学研究提供基础。所以，必须首先搜集大量的数据，再加以审慎的分析，然后才能建立真正的军事科学。他相信对于军人在过去的真实行为若能获得充分的证据，则也就能够了解其未来的行为。他认为在他那个时代，理论与实践之间已经呈现重大差距，所以研究必须慎重。
杜皮克从古代开始其研究，他认为波里比亚和恺撒的记载具有足够的明确性，可以提供必要的资料。其研究的结果即为（古代战斗）（Ancient Battle，法文原名Etude du combat d’adres I’antique）。那是一本小书，完成于1868年，并未公开发行，只供私人赠阅。接着他就继续从事近代战斗的研究，但不幸在其有生之日并未能完成此项研究。他认为在研究近代战争时专凭他人的记录还不够，于是他设计了一套非常别致的问卷调查，分发给其同僚（包括各种不同阶级的军官）请他们详细作答。在他那个时代采取这样的研究方法真可以说是开风气之先。这种问卷答案回收率并不高，但多少能提供一些可靠的第一手资料。他就这样埋头进行其个人的研究直到1870年战死时尚未完成。其所留下的遗稿由他人编为《近代战斗》（Modern Battle），与《古代战斗》合并称为《战斗研究），也就是杜皮克能在军事思想史中得占一席之地位的惟一著作。
杜皮克的基本观念为人类有一种自保（self–preservation）的本能，其表现即为畏惧（fear）。所以，人在战斗中的第一考虑就是苟全性命，除非万不得已，他不会挺身而斗。换言之，一般军人都并不希望用殊死搏斗以来争取胜利，他们所希望的是尽可能避免前者而又能获致后者。野蛮人几乎很少面对面战斗，他们经常使用埋伏的手段以来狙击敌人。如果受到攻击，他们会立即逃跑而不反击。只在文明社会中才会产生长时间的缠斗，因为在此种社会中才有所谓责任和组织的存在。这也是纪律和战术的功能。但它们又还是不能改变人性，所以即令是正规部队也还是有溃散的可能。不过，纪律和战术愈佳，则战斗效率也就会愈高。 [ 注：Ardant Du Picq，Battle Studies：Ancient and Modern Battle，trans．by John N．Greely and Robert C．Cotton（New York，1921），pp．47–49． ]
杜皮克从对古代战斗的研究中发现罗马兵团之所以常能战胜，其原因即在此。他指出：“战斗的成败是精神问题。在战斗中：互相冲突的是两个精神力量（moral forces），而非两个物质力量。”所以他认为“战斗”（battle）不可以与“决斗”（dual）相提并论，这一点很值得注意，因为那与克劳塞维茨的观念恰好相反。杜皮克认为在决斗中物质力量（体力）较强者则一定胜利，在战斗中则并非尽然。战斗是两个对立意志（Will）之间的冲突。意志为精神而非物质。仅当其能影响敌方精神时，武器才算是有效。 [ 注：Stefan T．Possony and Etienne Mantoux，“Du Picq and Foch：The French School”，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1952），p．210． ]
杜皮克之所以首先研究古代战斗，其目的是希望经由此种途径来了解人类的本性，以及如何始能使其挺身而斗的根本原因。有了此种了解之后，他才能更进一步去研究近代战斗，尽管近代战斗与古代战斗之间还是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尤其是火器的发明和改进已经带来若干重大改变。杜皮克发现若干值得注意的事实，例如火器的杀伤力虽高，但近代战斗中的死伤率反而比古代战斗中较低。同时，由于双方距离拉长，遂使摆脱接触或撤退的行动变得比较容易。总而言之，如何维持纪律，控制分散的兵员，并使他们战斗，已经比过去变得更为困难。
最迫切的问题即为在新式后镗来复枪的时代中找到适当的战术，此种火器射程远而命中率高。杜皮克认为密集队形已经过时，今后必须采取疏开的队形。他又指出速射火器对防御有利，在敌火之下前进几乎已不可能。也许只有疯人才会对此表示怀疑。所以，要想发动攻击，惟一的方法就是寻找有利的时机，采取侧面迂回的行动，或引诱敌人离开其所据守的阵地。 [ 注：Ardant Du Picq，Battle Studies，pp．155–162． ]
于是最大的疑问即为当人员面对近代战场上的恐怖现象，而又分散在有效控制之外的地区中，他是否还愿意战斗，又或有什么方法能使其继续战斗。杜皮克认为在近代战场上，有许多人员实际上是根本就不曾战斗，其惟一的考虑即为如何逃命。所以，在近代战场上，要比过去更需要可以信赖的精兵。要想养成这样的精锐部队，必须依赖纪律、训练和团队精神（esprit de corps）。根据普奥战争的经验，杜皮克认为普鲁士的军事改革不仅合理，而且也已成功。他指出在沙多华获得胜利的普军能够团结一致，严守纪律，要养成这样的军人大约需要三四年的时间。普鲁士陆军绝非乌合之众。“除非是从社会制度中发展出来的，否则一支军队不可能真正地强。” [ 注：Ardant Du Picq，Battle Studies，p．222． ]
自从启蒙时代开始，军事思想家即已知道军事制度与社会制度之间具有不可分的关系，所以，杜皮克的观念并非创见，在其他欧洲国家中也有人表示类似的看法。他认为传统的贵族社会具有尚武、好战的趋势。当社会进步，民主思想日益发扬时，军事精神也就会随之而消失。法国的情形就是这样。由于法国是在贵族社会（普、奥、俄等国）的包围中，所以在军事上居于不利地位。不过，杜皮克又深信民主是一种普遍化而不会停止的历史潮流，因此，他对于前途仍然保持乐观的态度，他说：“俄国人、奥国人、普国人，也终于会像我们一样，变成民主社会，那只不过是时间问题而已。” [ 注：同上书，p．221。 ]
杜皮克的确是一位奇才，他的思想和方法都是超时代的，但不幸曲高和寡，无论在其有生之日以及其逝世之后的30年内，对于西方军事思想的演进都可以说是不曾产生任何有意义的影响。他的遗著到1880年才正式出版，但几乎不曾引起任何人的注意，在以后的20年内，许多法国军事学者在讲学或著作时，从来没有人曾经引述杜皮克的遗言。但自从其书在 1903年再版时，情况却突然发生重大改变。它开始变成一本非常畅销的书。不过，其原因又真是令人感到啼笑皆非，如果杜皮克地下有知，则更不知将作何感想。此时攻势崇拜已经发展到了高潮，由于杜皮克的书强调精神力量，所以也就被用来作为支持此种潮流的理论基础。事实上，杜皮克认为近代武器的发展比较有利于防御（已见前述），与那些无条件崇拜攻势的少壮派（Young Turks）背道而驰。但不管怎样，他的书从此就变成了经典，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已经卖完了五版，而且所有的法国军事作家无人不引述他的文章。
除杜皮克以外，在1870年以前，法国军事思想的发展真可以说是乏善可陈。直到普法战争爆发，才开始造成新的冲击。
普法战争的冲击
拿破仑三世一向以拿破仑一世的继承人自居，在其统治之下，法国也的确曾经呈现出强盛繁荣的假象，哪知道在普法战争（1870–1871）中却遭到可耻的失败。皇帝本人成为战俘，国家改制后仍然被迫接受严苛的和平条件，不仅要割让亚洛二省（Alsace–Lorraine），而且还要付出大量赔偿。尤其是在政治上和军事上，法国从此开始丧失其作为欧洲第一强国的传统地位。新成立的德意志帝国已经雄踞中欧，而法国则显然居于劣势。
这场战争虽清楚地显示出德国的军事优势，但造成此种痛苦事实的理由则尚待探讨。1871年战败后，法国的第一项反应即为以普鲁士为模范实施军事改革。改革的重点是放在组织方面，例如成立新的参谋本部（1874）和参谋学院（1876–1878），实施新的兵役法（1872）。1880年参谋学院又更名为高级战争学院（Ecole suprerieure de guerre），并被视为训练军事人才的最高学府。从1874年开始，法国人又沿着其东面边界大规模构筑要塞以增强防御能力。
紧跟着制度改革之后，法国人又开始努力提高其军事学术水准。在普法战争之前，法国陆军具有强烈的反智趋势，麦克马洪元帅（Marshal MacMahon）曾一再宜称，假使他发现任何军官的姓名在一本书的封面上出现，他就会立即将这位军官从升迁名单中剔除。拿破仑三世虽曾尝试鼓励军人好学，但却受到普遍的反对。法国陆军仍然保持其革命时代的传统，军官中的大部分人都是行伍出身，他们的知识水准最多只是略识之无而已。所以在普法战争时，双方官兵的知识和专业水准真是相去太远。战后检讨得失时，这也就被视为必须改进的项目之一。其步骤为创建各级军事院校，发行多种军事期刊，并鼓励军人研究和写作。 [ 注：David Ralston，The Army of the Repüblic：The Place of the Military in the Political Evolution of France，1871–1914（Cambridge，1967），p．87． ]
最杰出的新作家为李华尔（Jules–Lewis Lewal），他在1870年以前为旧参谋本部中的史政统计局长，一向即以敢于批评朝政著称。战后（1871）曾编著《陆军改革》（La Reforme de l’armee）丛书。以后他也是战争学院的创办人（1877–1880），并在1885年出任军政部长。在新的《战争研究》（Etudes de guerre，1873–1890）丛书中，法国军事作家开始再度踏入战略思想和作战理论的领域，这也是过去长久受到忽视的领域，他们的思想基础可以分为两方面，其一是当时支配法国学术界的实证主义（positivism），其次是从启蒙时代遗留下来的军事理论传统。
李华尔认为战争已经变成一种实证科学（positivist science），一切军事组织都是以若干实证原则为基础。他在所著《战略实证部分导论》（Introduction to the Positive Part of Strategy，1892）一书中，遵照启蒙的传统，把战争分为两部分：一为推断（speculative）的部分，另一为实证（positive）的部分，那是以原则为基础的。在战略领域中，后者又是以拿破仑、约米尼的作战理论为根本。 [ 注：J．L．Lewal，Introduction a la partie positive de la stratégie（Paris，1892），pp．49–53． ] 其他的法国军事作家大致也都是采取同样的观点，其中值得一提的为荣格（Theodore Jung）所著的《战争与社会》（War and Society，1889）一书。他认为战争的研究是方兴未艾的社会科学中的一部分，可以从较成熟的数理或自然科学中寻找例证。像数学、物理学、生物学一样，它探求因果关系，并形成简明扼要的定律。 [ 注：Theodors Jüg，La Guerre et la Societe（Paris，1898），pp．1–5． ]
从19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又有一个新因素出现。普法战争中战败之后，法国人最初所重视的仅为德国的军事制度，以后才逐渐知道重视德国的军事思想。布鲁门的《战略》，高尔兹的《全民皆兵论》到1884年都已有法文译本。从这些德国军事著作中，法国人才开始知道他们的思想又可以回溯到另一位大师的著作，即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首先发现克劳塞维茨的人可能是卡多特（Lucien Cardot），1884年他还是法国参谋本部情报局中的一位少校，曾在战争学院以普鲁士军事思想为题作了三次演讲，对于克劳塞维茨作了简明扼要的介绍。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在1886–1887年又完成了新的法文译本。著名军事评论家吉贝特（Georges Gilbert，1851–1901）曾发表一篇颇有见地的评论（1887）。
吉贝特认为克劳塞维茨所表达的是拿破仑战争的精神，并给予毛奇以灵感。要想了解在18和19两世纪之间的战争演变，则必须研究其著作。这一部富有哲学意味的著作显示出战争与社会、经济、政治之间的关系。他又指出克劳塞维茨的战争理论有一个惟一的目标，那就是采取拿破仑会战的形式来击毁敌军。简言之，他所认知的克劳塞维茨实为拿破仑的代言人。 [ 注：Georges Gilbert，“Etude sur Clausewitz”，La Nouvelle Revue，（47），1 and 15 Aug．1887，pp．540–546． ]
到1892年，李华尔也把克劳塞维茨的大名列入其书中，并认为其权威并不亚于沙克斯、吉贝特、查理大公、约米尼等人。此种推崇克劳塞维茨的运动毫无疑问地又是以战争学院为其大本营，最主要的人物为波纳尔（Henri Bonnal），他支配这所学校和法国战略思想达20年之久。他在1885年以少校身份到战争学院服务，到20世纪初期升任院长。他是一位卓越的军事史学家和思想家，有不少的著作。对于拿破仑和克劳塞维茨的研究在当时实为领导权威。
在波纳尔指导之下，其同僚对于克劳塞维茨的研究日益深入。他们发现克劳塞维茨的观念对于拿破仑的战略事实上只是一种简化的模式，而且克劳塞维茨对于拿破仑战略的认知似乎是粗糙得令人惊讶，尤其在某些基本方面，更是完全不适当。有人认为此种对克劳塞维茨的批判只是民族情感的发泄，实际上并非如此。波纳尔等人对于克劳塞维茨观念的优劣得失，到此时的确已有相当合理的评估，而不像早期那样的盲目崇拜。
不过，法国战略家所面对的重要问题，又非拿破仑战争和克劳塞维茨思想的理论研究，而是如何进行未来战争的实际考虑。波纳尔认为法国应采取一种真正拿破仑式的弹性防御（flexible defense）战略。所有的兵力在行动上必须有充分的协调，以击败敌军主力为目的。
从1875年到1886年，法国一共有7个战争计划，其编号为1到7（Plans 1–7）都是具有守势构想。不过，到1886年之后，由于东欧局势的发展增强了俄法合作的可能性，于是第8号（1887）和第9号（1888）计划，尽管在兵力部署上并无太多改变，但却改采攻势构想。到19世纪90年代，法国战争计划第 10号到第13号（1889–1895）又趋向于一种较积极的防御形式，即所谓攻势防御战略（defensive–offensive strategy）。当波纳尔奉派草拟第14号计划（1898）时，此种趋势也就达到其顶点。在第15号（1903）和第16号（1909）计划中，其原则依然维持不变。所设计的整个防御系统具有高度的弹性，在统一指挥之下，能乘有利时机，向任何方向发动反攻。 [ 注：Samuel Williamson，The Politics of Grand Strategy：Britain and France Prepare for War，1904–1914（Cambridge，1969），p．117． ]
法国战争学院的创造力和影响力，到19世纪90年代的后半期发展到其最高点。所谓新的法国军事学派已经形成。这一批军事学者好像是属于同一教会的传教师，所传布的是同一种福音，并且不久又培育了其下一代。在此一学派中有一位名垂青史的伟大人物，那就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出任联军最高统帅的福煦（Fedinand Foch，1851–1929）。
福煦在1885年以学员身份进入战争学院，其时法国军事思想的新潮流正在开始发展。10年之后，他在1895年重回母校充任助理教授，一年后始升任教授。到1901年又调任他职而离开战争学院。福煦在战争学院任教的时间并不太长，其地位不过是一般的教授，并不能算是新学派中的领袖人物。假使第一次世界大战不在1914年爆发，则福煦应在1915年满64岁时退役。如果是这样，则到今天可能已经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大名。作为一位军事思想家，福煦不仅缺乏深厚的学术基础，而且也无特殊的创新观念。大致说来，其思想有两项来源：其一是德国人的军事著作，福煦是高尔兹的忠实读者，也可以算是克劳塞维茨的私淑弟子；其次，在作战层面（operational level），他又完全遵从波纳尔等人所提倡的新拿破仑主义教条。强调行动自由，主张快速集中兵力以来发动决定性打击。 [ 注：Azar Gat，The Development of Military Thought（Oxford，1992），p．133． ]
福煦在1903年和1905年分别出版了两本书，前者为《战争原则》（Des princeples de la guerre，英文名The Principles of War）；后者为《战争指导》（La Conduite de la Gurre，英文名The Conduct of War）。这两本书都是利用其在战争学院的讲义编辑而成。前者比较受到重视，也被视为其代表作。由于福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功高望重，所以他的著作也就颇受重视，甚至于有人称之为法国陆军的“新约”。事实上，从学术观点上来看，福煦的书固然可以表现当时法国军事思想的一般趋势以及福煦个人的某些特殊见解，但似乎不能与克劳塞维茨或约米尼相提并论，而被列入不朽巨著之林。
在战争原则的第一章中，福煦一开始就驳斥一种古老的传统观念，即所谓“以战教战”。他认为这完全是欺人之谈，因为在战场上人只能应用其已知的理论，所以根本上无研究或学习之可能。不过，在战场上即令只能做得很少，但又必须知道得很多，而且还必须知道得很好。这就是普鲁士成功的秘诀。该国在1815年以后并无战争经验，但其军人受过严格学校教育之后，遂能在1866年击败奥军，尽管后者在1859年曾经获有实际战争经验。1870年的法军更是一个非常恰当的例子。 [ 注：Ferdinand Foch，The Princeples of War．trans．by Hilaire Belloc（New York，1920），p．5． ]
因此，福煦认为用明确史例来教授战争理论是不仅可行而且必要。他很谦逊地说他的书不能算是一本讨论战争艺术的有系统著作，形容他的《原则》为：“在风雨交加的海岸上，牧羊人所燃烧的火炬对于拿不稳方向的海员，也还是可以提供指引。”尽管如此，他又指出其书还是讨论了如何领导部队的若干要点，尤其是指导军人在任何环境中，应如何设想一条至少是合理的行动路线。 [ 注：同上书，p．Ⅴ。 ]
福煦相信具有永恒价值的战争原则的确存在，但他又说当把这种原则应用在特殊个案上时，则又必须加以有条件的限制。因为“在战争中除特殊个案之外，即更无其他的东西；任何事件都有其个性，而且任何事件也都不会自动重演”。这就是其思想的核心，他认为在固定和永恒的原则与千变万化的战争艺术条件之间，必须作成适当的协调。 [ 注：同上书，p．11。 ]
福煦在其书中曾引述一个生动的例证如下：“当1866年费罗斯将军（General Verdy du Vernois）来到纳巧德（Nachod）战场上，面对着困难时，他就从记忆中寻找某种准则（教条），以作为其行动的指导。结果他发现没有任何东西能刺激其灵感，于是他说，“让历史和原则都滚开！究竟，问题是什么？” [ 注：同上书，p．14。 ]
“问题是什么？”（De quoi s’agitil？英译what is the problem？）从此也就成为福煦的名言。这暗示一切战略科学的最后秘密可能即为常识。这也正是福煦的一大特长，表示其心灵具有相当的弹性，他知道经常有摆脱理论枷锁之必要。福煦以拿破仑为例，他指出那位大皇帝从未有一个事先拟定的作战计划（plan of operation），但这并不表示他不知道他是正在朝着哪个方向走。他只有一个战争计划（plan of war）和一个最后目的，然后他就一路走，一路依照眼前的环境去寻找能够达到此种目的的手段。 [ 注：Ferdinand Foch，La Conduite de la Guerre（Paris，1905），p．478． ]
总结言之，福煦的思想大致徘徊于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之间。他似乎认为把一般原则用来解决个案即为战略的秘诀。基于以上的分析，可以发现福煦最崇拜的战略家还是拿破仑，而在思想方面又同时受到约米尼和克劳塞维茨的影响。至于其本人的观念似乎是折中于二者之间。概括地说，其理论虽无特殊过人之处，但也相当平正合理，不过有一点却常为人所诟病，那就是他对精神因素（意志）有过分强调的趋势。
福煦写了一个公式，足以表示精神因素在其思想中的重要地位：
Victoire ＝ Volonte
译成英文则为 Victory ＝ Will
再译成中文则为 胜利 ＝ 意志
福煦又解释如下：
战争 ＝ 精神力的领域
胜利 ＝ 胜利者的精神优势
战斗 ＝ 两个意志之间的斗争
于是他指出：“征服的意志即为胜利的首要条件，也是任何军人的首要任务。指挥官不仅要有必胜的决心，而且还要把此种精神贯彻到每一个士兵的灵魂之中。” [ 注：Ferdinand Foch，The Princeples of War，p．287． ]
福煦既以《战争原则》为其书名，他对于所谓“原则”又是采取何种分类，似乎是一个很有趣味的问题，值得加以探讨。他在其书的卷首曾作下述的列举：
兵力经济的原则。
行动自由的原则。
兵力自由运用的原则。
安全的原则，等等。
值得注意的第一件事就是“等等”（etc．）。那似乎暗示福煦并非认为战争原则就只有这四条，而应该还有其他的原则，不过他未曾予以列举而已。但从其全书中又还是找不到“等等”究竟是什么，这也许可以算是一个哑谜。
其次，更值得注意的是他虽然列举了四条原则，但严格说来，实际上仅为一条原则，即行动自由的原则（the principle of freedom of action）。这可以简单解释如下：必须对兵力作合于经济原则的支配，始能获得行动自由，有了行动自由则兵力始可自由运用，而安全则为确保行动自由的必要条件。所以，福煦的整套战争原则（也可以说是其全部战略思想）实际上都已包括在行动自由的观念之内。
不过，行动自由的观念又是古已有之，至少我国《孙子》所云“致人而不致于人”即为对此种观念的最佳表达。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法国当代战略大师，薄富尔将军提倡行动战略（Strategy of Action），于是行动自由的观念又受到新的重视。薄富尔在其书中特别提出福煦的观念，好像暗示此种原则是福煦所发明，这只是代表一种狭隘的民族意识，连薄富尔也还是未能免俗而已。
因为福煦在其晚年变成了世界级的伟大人物，于是有许多事情也自然会被扯到他的头上，这也可以说是有幸有不幸。至少有两件事应在此略加以说明。一般人常以为福煦是新法国学派的开山大师，实际上，那是一种夸张不实的说法，他不过是此一学派中的成员之一，而在19世纪末期，其影响力也并非特别巨大。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福煦和他的著作才受到过度的尊重。此外，又常有人（尤其是美国人）以为福煦在思想上的灵感是来自杜皮克的著作。 [ 注：Stefan T．Possony and Etienne Mantoux，“Du Piq and Foch：The French School”，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1952），p．218． ] 这也只是想当然，而绝非事实。杜皮克的《战斗研究》是在1880年初版，几乎不曾引起任何人的注意。福煦的《战争原则》是出版于1903年，在其书中不曾提到杜皮克也不曾对其文章作任何 引述。杜皮克的书也在1903年再版，此次再版之后，逐渐开始风行，但福煦在其《战争指导》（1905）一书中仍未提到杜皮克的著作，似乎可以显示他的思想与杜皮克几乎毫无关连。
攻势崇拜
从1871年到1901年，整整30年间，法国的军事思想已有多次的演变，从弹性防御到攻势防御，而终至于全面攻势（offensive a outrance）。此种攻势土义的思想到20世纪初期发展到其最高点，甚至于已经变成一种盲目的攻势崇拜（the cult of the offensive）。其结果是终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使法军受到惨重的损失，并使法国元气大伤，从此一蹶不振。由于战略思想的误入迷途而导致如此空前巨大的灾难，在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
在古今中外的战略思想史中，可以明显地发现攻势所受到重视的程度一向是远超过守势。诚如克劳塞维茨所云，防御虽是较强的战争形式，但不能达到积极目标，所以攻击具有必要性。尤其是一般职业军人所受的教育几乎都是强调攻击精神，所以对于攻击有所偏好实乃事理之常。甚至于头脑非常冷静的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每逢讨论到有关攻击的问题时，也都不免会使用激情的文字。
对于此种偏重攻势的共同思想趋势至少可以提出两点解释：（1）在无政府的国际环境中，几乎每个国家都会认为其邻国具有敌意，所以先下手为强的意念，也就自然相当强烈，而且也认为在战时必须彻底击败敌方，然后始有安全的保障；（2）从计划作为的观点上来看，攻击计划要比防御计划较易于拟定。诚如波森（Banrry Posen）所云：“采取攻势，发挥主动，实为建构会战的方法。” [ 注：Jack Snyder，“Civil–Military Relations and the Cult of the Offensive”，International Security（Summer，1984），p．119． ] 反而言之，守势是被动的、消极的、不易确定其目标，也就难于计划。所以诚如孙子所云：“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简言之，采取攻势计划，至少可以令人对于前途感觉到比较有确实的把握。
军人重视攻势作战，强调攻击精神，不仅已成共同趋势，而且也无可厚非。事实上，在20世纪初期的欧洲，几乎任何国家的参谋本部和军事院校都是有志一同，所以，实不必苛责法国军人，不过，他们的攻势崇拜却达到了走火入魔的程度，形成一种不寻常的特殊现象，因此，值得加以较深入地检讨。
攻势思想在19世纪90年代固然已经逐渐在法国抬头，但仍在合理限度之内，尚未发展到疯狂或盲目的程度。最显著的证据即为官方的战争计划所采取的战略观念仍为攻势防御。甚至于后来被公认为法国新学派掌门人的福煦，在其著作中虽强调精神因素的重要，但也并未完全忽视防御，他把“安全”（security）列为原则之一，即可为明证。不过，到20世纪初期，攻势崇拜的风气开始形成，而且一发不可收拾。
发动此种风潮的人以所谓“少壮派”（Young Turks）的优秀中级军官为主力，其领导者为最著名的格南德梅森少校（Major de Grandmaison）和库尔曼上尉（Captain Frederic Culmann）等人。他们在南非（1899–1902）和日俄（1904–1905）战争之后，指出面对着现代武器的强大威力，必须有极伟大的精神力量，始能驱使军人进攻。于是必须采取“全面攻势”的准则（doctrine），始能培养此种精神。法国现有的防御攻势思想最后必然会退化成为纯粹守势。
格南德梅森毕业于法国战争学院，为福煦之爱徒，在1906年曾著一书来宣扬此种思想，书名为《步兵训练与攻势战斗》（Dressage de l’infanterie en vue du combat offensif）。他首先分析战术领域中的新发展，并指出攻击者现在有许多新手段可以使用。例如，可以利用地形和黑夜的掩蔽，依赖炮兵的密切支援，采取化整为零的队形等等。所以，面对着意志坚决、武器良好的敌军，正面冲突最后必然难以避免。采取这种行动时必须像野蛮人一样的拼死前进，不惜一切牺牲，不计一切利害。他利用杜皮克和福煦的理论来作为其思想号召的基础的。其最终的结论即为平时必须加强训练，以养成全面攻势的精神（the spirit of all–out offensive）。 [ 注：F．J．L．L．de Grandmaison，Dressage de l’infanterie en vue du combat offensif（Paris，1906），p．68． ]
在格南德梅森领导之下，一群法国青年军官在陆军中逐渐形成一股强大的势力。这个所谓少壮派的集团深信他们的理念完全正确，并宣称决心倾全力来实现其理想，而不顾一切的反对。1908年，格南德梅森出任法国参谋本部中主管作战的第三局局长，于是他开始进入陆军组织的权力核心，并握有草拟和修改战争计划的大权。
1911年在内部权力斗争暂获解决之后，一位地位比较中立而且也非战争学院毕业的霞飞将军（General Joffre）接任参谋总长的职务。霞飞采取无为而治的作风，一切都听从少壮派的主张，于是在三年之内，法国陆军的战略准则和战争计划都开始作了彻底的改变。霞飞上台之后，法国参谋本部即着手进行两项重要工作：（1）修改各种教范（Regulations）；（2）拟定新的战争计划。
在教范方面有1913年10月28日颁发的《大部队指导教范》（Regulations of Large Formations）；1913年12月2日颁发的《野战勤务教范》（Field Service Regulations）；1914年4月20日颁发的《步兵野战教范》（Infantry Field Regulations）等。这些教范即为攻势崇拜思想的实体代表。其中所用词句都极端强调攻势精神的决定性价值，例如：“法国陆军已经回到其传统，今后除攻击以外将不承认任何其他的法则”。这些文件表现出强烈的卫道热诚，指责防御观念为必须扑灭的思想异端。除一再确认“只有攻击能导致积极结果”以外，几乎完全不考虑物质因素，而只强调精神的重要。
过去15年间，法国的战争计划（从第14号到第16号）都是以攻势防御的战略观念为基础。现在所草拟的第17号计划（Plan 17）则完全改变了旧有的观念，而以发动全面攻势为目的。全部计划于1913年4月完成，5月间未经任何讨论，即由最高战争会议予以通过，并议决从1914年4月15日正式生效。在此以前的几个月中，法国参谋本部应依照新计划调整其一切部署。事实上，到1914年2月，法国对于第17号计划的执行可以说是已经完成了一切必要准备。 [ 注：有关霞飞出任法国参谋总长及法国改变战争计划的详细经过，可参看钮先钟《第一次世界大战史》，pp．161–170。 ]
攻势崇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固然也是一种普遍现象，而所有其他欧洲大国也都莫不受到其影响，但影响最深远，后果最严重者又还是法国。为什么20世纪初期，法国军人会如此沉溺在此种思想潮流中而不能自拔？其原因是很值得探讨，概括言之，似乎可以分为下述五点：
（1）法国人在普法战争之后，努力寻求战败的原因，于是很自然地把德国的军事思想视为学习的对象。但很可惜，他们的研究并不深入，所以也就很容易发生误解。尤其是像高尔兹等人的著作中本来就含有高度的攻势色彩，他们对于克劳塞维茨或毛奇的思想也缺乏正确的了解。因此，普德学派的著作对法国军人造成了强烈的误导作用。
（2）由于民族意识的作祟，法国军人对于拿破仑有其传统的崇拜心理，克劳塞维茨思想的输入，杜皮克著作的发现，又都与此种传统相结合，共同形成一种特别强调精神，而相对轻视物质的偏见。
（3）第三共和时代的法国在政治和社会层面上经常动荡不安，使军事组织的内部团结也受到不利的影响，尤其是1894年杜列弗事件（Dreyfus Affair）的发生，在法国造成极大的震撼，使军队在士气上受到严重的损害。于是军事当局为了振奋士气，维持团结，也就更有提倡攻击精神的必要。 [ 注：杜列弗（Alfred Dreyfus）为一犹太祖籍的低级军官，受到泄漏军机的不实指控，因而判刑下狱。此一事件在法国引起严重的政治危机。最后冤狱虽得平反，但对于军队士气造成极大伤害，并使全国上下付出重大的社会成本。 ]
（4）从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期，德国的国力日益增强，使法国在权力平衡上的劣势日益明显。面对着此种不利的形势，法国的确感到非常无奈，于是为了逃避物质的现实，只好投入精神的幻想。曾任军政部长的梅希米（Adolphe Messimy）说：“我们所需要的陆军应能以军事素质来抵消数量弱点。数量和机器并不能决定胜利，决定胜利的是军队的素质。我所谓素质者，其意义即为优越的攻击力。” [ 注：Douglas Porch，The March to the Marne：The French Army，1815–1848（Cambridge，1981），p．227． ]
（5）法国军事思想深受当时在法国流行的哲学思想的影响，那也就是所谓“柏格逊主义”（Bergsonism）。柏格逊（Henri Bergson）为法国哲学大师，反对实证主义，认为其观点流于机械化，而忽视了人性的尊严。他相信只有直觉才能掌握人生的奥秘，并创造了所谓的“生气”（élan vital）。此种近似神秘主义的哲学思想足以助长军人重精神而轻物质的趋势。 [ 注：John Bowditch，“The Concept of ?lan Vital：A Rationalization of Weakness”，in E．M．Earle（ed．） Modern France（Princeton，1951），pp．32–43． ]
殖民战争
法国战略思想除以杜皮克、李华尔、波纳尔、福煦、格南德梅森等人为代表的主流以外，还有一条不太为人所注意的支流，那就是法国的殖民战争理论。殖民战争（colonial warfare）与欧陆战争（continental warfare）在性质上有很大的差异。此种战争发生在两个不同的文明层面之间，也是质与量之间的对抗。其战场是在遥远的海外，其敌人不是欧洲民族。
法国人对于殖民事业有其悠久的历史，也有其惊人的成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其殖民地的总面积约为460万方公里，人口接近6500万，散布在世界各地。此种征服过程长达百余年，以1830年攻占阿尔及尔（Algiers）为起点，以1934年平定摩洛哥南部叛乱为终点。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法国本土虽沦陷，但因尚有殖民地在，使其在同盟大战略中仍能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甚至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法国的殖民遗产也仍然成为国际关系中的一项重要因素。
曾经有人指出：建立不列颠帝国的人是商人，建立法兰西帝国的人是军人。前者的目的是赚钱，后者的目的是找刺激。此种说法虽未免过分简化，但至少还是可以显示法国军人对于殖民帝国的建立功不可没。殖民战争对于军人而言，又不仅是一种刺激，而更是一种挑战。那是一种非传统战争，不仅要使用不同的手段，而且也有不同的目的。简言之，目的不是毁灭敌人，而是要把所征服的人民和土地加以组织和控制。所以，问题不是在决定性会战中击毁敌军，而是用最低成本来征服当地人民，然后再设法维持长期的平安。
在最初的阶段，法国军人对于殖民战争的特性并无充分认识，差不多花了半个世纪的时间，才终于确定了其原则和方法。此种特殊战略思想的演进可以分为三大阶段，而每一阶段都可以一位元帅作为代表：布高德（T．R．Bugeaud，1784–1849），加里埃尼（Joseph Gallièni，1849–1916），刘易特（Hubert Lyauty，1854–1934）。他们的重要性又非仅限于其个人的成就，而尤其重要的是他们传授了许多门徒，并成立了一个新的学派，即所谓“殖民学派”（colonial school）。
一、布高德
1830年6月，法国派兵37000人在阿尔及尔附近的北非海岸上登陆，这也就是其新殖民扩张行动的开始。但法军虽装备精良，但进展却很迟缓，损失也很重大。在最初10年间，法军在北非的作战经验实在颇令人失望。1840年，布高德奉派出任阿尔及利亚总督兼驻军总司令。在6年之间他完成了征服任务的大部分，但他所使用的却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方法。
布高德充分认清土著部落的最大优点即为他们的机动性。所以，他必须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于是他决定采取古罗马人在非洲所曾使用的战略。布高德首先简化其部队的装备，减轻他们的后勤包袱，并尽量鼓励他们在作战地区就地取食，以增强兵力的机动。然后组成若干快速纵队（大致为6000人和 1200匹马）在全国境内实施威力扫荡。换言之，法军从土著民族学会了殖民战争的方法，战争形式变成有弹性的运动战。当地人民发现其所擅长的手段已不管用，于是有许多部落纷纷投降。在已征服地区中，法军的次一步骤即为建立碉堡网以来控制道路交通，并以其为基地来支持轻快纵队继续向内陆深入。
布高德又深知殖民战争并不是单纯的军事问题。所以，必须同时用政治手段减弱敌人的抵抗意志，用经济手段破坏其战争潜力。换言之，布高德不仅改进了战术和战略，而且更深知大战略的重要。他在阿尔及利亚的成功经验对于其后辈成为一种宝贵的教训，而这些教训也是传统的欧洲军事教育所不能提供的。所以，在海外战场上，法国军官才开始了解克劳塞维茨思想的真谛：战争并非独立现象，而是政策使用不同手段的延续。 [ 注：Jean Gottmann，“Bugeaud，Gallièni，Lyautey：The Development of French Colonial Warfare”，in 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1952），pp．234–238． ]
二、加里埃尼
加里埃尼之所以能垂名青史，其主因是由于他在1914年对于马恩河会战所作的重大贡献。但以其毕生事业而论，则加里埃尼实在是一位伟大的帝国建造者。他出生于1840年，曾参加普法战争，1871年之后，法国军人在欧洲已无用武之地，只能到殖民地去求发展。加里埃尼在其最初20年的殖民战役和行政中获得了许多有价值的经验。到1892年，他已经官至上校，奉派前往印度支那（越南）的东京区（Tonkin）出任地区指挥官。他在此有机会充分发挥其作为野战指挥官和殖民地行政官的卓越天才。1896年他离开远东，前往马达加斯加（Madagascar）大岛出任总督，在当时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职位。
东京阶段对于加里埃尼的思想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尤其是他找到了一个同伴，那就是刘易特。他们两人虽有不同的背景，但彼此能合作无间。刘易特在1894年来到越南充当加里埃尼的参谋长，加里埃尼和他初见面时，就告诉他停止阅读一切有关军事理论的书籍，把一切时间用来研究现实问题。根据刘易特的观察，加里埃尼是一位现实主义者，也是一位重视行动的人。但他又并非没有崇高的理想，他认为法国陆军在殖民地的任务就是应力求进步，改进现有的生活和文明条件。简言之，即为维持和平，避免流血。一方面提高当地的文化和物质水准，另一方面增强母国的尊严和威望。
当加里埃尼升任马达加斯加总督时，刘易特继续充当他的参谋长。1898年，他们在马达加斯加发布了一项综合训示，那也可以算是法国殖民战略的基本指导，其中要点可以简述如下：
要想在殖民地中维护和平，其最佳手段即为武力与政治的联合使用。必须记着在殖民地的斗争中，毁灭只是一种最后手段，同时也是较佳重建的一种准备步骤。对于殖民地的人民和家园，必须爱护备至。毁灭必须减到最低限度，否则无异于自增重建的成本。政治行动远比军事行动重要，而政治权力的来源即为当地居民和组织。
当绥靖行动（pacification）推进顺利时，地方就会变得较文明，市场会再度开放，贸易也会重建。于是军人所扮演的角色就变为次要，而行政的活动也就开始进行。换言之，殖民工作必须军民合作，文武兼施。 [ 注：Jean Gottmann，“Bugeaud，Gallièni，Lyautey：The Development of French Colonial Warfare”，in 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1952），p．243． ]
此种思想，严格说来，早已越出所谓战争的范围之外。把军人的任务界定为和平行动（pacification），而非单纯的战斗，似乎与传统的军事思想背道而驰，所以殖民学派在法国也就有被人视为异端的趋势。
三、刘易特
刘易特与加里埃尼是老伙伴，他们的活动和思想几乎都不可分；不过刘易特却是一位颇有文才的儒将，他们二人在殖民活动中所获得的经验和教训都是透过刘易特的文笔才传留至今。1900年刘易特曾以《陆军的殖民角色》（Colonial Role of the Army）为题撰写了一篇论文，以综述法国陆军在此领域中的长期经验和基本观念。到此时，法国海外领土大致都已平定，而殖民学派的理论也已有相当的发展。刘易特指出殖民战争与其他各种军事行动之间的主要差异是：它不是要把死亡带进作战地区，而是要在其中创造生命。 [ 注：同上书，p．246。 ]
加里埃尼在其一生的最后阶段，有机会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成为巴黎的救主，马恩河会战的英雄，但刘易特的遭遇则和他不一样。1910年刘易特已位至中将，奉命从阿尔及利亚返回法国接任第十军的军长。但到1912年又被派前往摩洛哥充当总督，他在那里一直停留到1925年为止。虽然在法国殖民史中完成了不朽的杰作，但却丧失了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机会。所以，他一生的军事活动都未超出殖民地的范围。
当刘易特来到摩洛哥时，该国正陷于全面叛乱之中。刘易特花了两年的时间才使局势渐趋于稳定。但不幸，第一次世界大战在1914年爆发，法国殖民地驻军都被抽调用来增援欧陆的战事，于是刘易特只剩下极少量的兵力，在非洲作孤军苦斗，但他还是能够守住最后的据点，以待大战的结束。战后，他仍继续进行他的工作直到退休时为止，他是三位元帅中的最后一位，也象征法国殖民战争史的完结篇。
概括言之，就某些方面来看，法国人的殖民战争实无异于现代总体战争的缩影。在此种战争中，和平与战争不可分，武力与政治相结合。甚至于所有一切权力因素都受到考虑或被使用。尽管法国殖民地战争的观念和方法，都只是采取通信、训令、报告、讲词、杂志论文等方式，来作分散的发表，而未能综合编成一部有完整体系的理论著作，但对于现代总体战略思想又至少还是可以视为一种先驱，而且对于后世也能产生相当重大的启发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