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德学派·第十一
作者：钮先钟 ·中国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新时代的来临
从法国革命开始到维也纳会议为止，欧洲一直陷于战争之中。1815年象征着新时代的来临，从1815年到1914年，这一百年之间，欧洲虽然还是有战争发生，但概括言之，19世纪仍应算是一个和平的世纪。在此百年间，西方文明有极大的进步，包括政治、经济、社会、科技等方面都在内。同样地，在战略思想的演进上也当然受到环境的影响，并反映出时代精神。最值得重视的现象有下述五点；（1）就观念而言，战略开始从军事层面升到大战略层面；（2）就地理而言，国际关系开始从欧洲推展到全世界；（3）战略已非军人专利，文人战略家开始出现；（4）海洋开始变成一个新的战略领域；（5）工业革命和科技发展对战略造成前所未有的重大冲击。
大致说来，拿破仑战争结束之时，欧洲各国都已饱经祸乱，眼前最迫切的工作即为复兴重建。换言之，安内重于攘外，因此，至少到19世纪50年代为止，欧洲继续维持维也纳会议所建立的权力平衡，各国之间都能相安无事。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战略思想也自然会出现停滞现象而缺乏重大的进展。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出版于1832年，约米尼的《战争艺术》出版于1838年，这象征从启蒙时代遗传下来的传统战略思想已经登峰造极，除非受到新的重大冲击，否则很难有更上层楼的可能。
果然如此，克劳塞维茨的书虽然很少有人问津，但约米尼的书却垄断西方战略思想将近50年之久。在这个阶段中虽也有若干新人和新书出现，但实际上他们都是约米尼的门徒，只是替祖师爷布道而已。但同时工业革命所带来的新产品，包括来复后镗枪炮、蒸汽机、电报等，已在开始改变战争的形态，而当战争形态改变时，战略思想也就自然很难维持不变。所以，到19世纪中期，即可以发现那些约米尼的门徒，无论在哪一个国家都面对同一问题，那就是来复枪和铁路给战略和战术带来了革命性的威胁。
尽管约米尼的末代弟子，普鲁士的鲁斯陶（Wilhelm Rüstow，1821–1878）在其所著《步兵史》（1857）中仍然宣称战争艺术的原则具有永恒性，改变的仅为其形式而已。来复枪并不能对战术产生根本改变，至于战略则更是如此，在战略中没有任何东西能够超越拿破仑的原则。 [ 注：Wihelm Rüstow，Geschichic der infanterie（Gotha，1857）．英文译名History of infantry． ] 就是在同一年，毛奇代理普鲁士的参谋总长，在其指导之下，普鲁士的陆军在19世纪60年代中三战三胜，建立了统一的德意志帝国，而在战略思想领域也结束了约米尼所保持的启蒙传统。
丹麦战争（1864）、普奥战争（1866）、普法战争（1870–1871），合称日耳曼统一战争（The German Wars of Unification），改变了欧洲的政治和军事地图。法国的欧洲第一强国的地位遂由新兴的德意志帝国所取而代之。德国的陆军成为全球的模范。其参谋本部、军事教育、动员体系等均成为他国摹仿和学习的对象。而在强大的军事实力的背后，又有普德军事学派（The Prusso–German Military School）的出现。在19世纪后期，此一学派对于军事思想、理论和历史都曾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普德学派又自有其悠久的源流。其源头固然可以回溯到菲特烈大帝，但此一学派的大宗师却是毛奇（Helmuth Carl Bernard von Moltke，1800–1891）。很明显可以看出，毛奇的一生是与19世纪相终始。所以，概括言之，19世纪的军事思想几乎是完全处于他的影响之下。毛奇不仅是西方历史中最成功的职业军人，也是西方历史中最伟大的参谋总长。他不仅是名将而且也是福将。除早年不得志外，一生都一帆风顺。他每战必胜，从未败北，为任何其他名将所不及。他不仅位极人臣，而且也克享大年，真所谓富贵寿考兼而有之。
毛奇不仅功业盖世，且道德文章也为后人景仰。我国古人谓立德、立功、立言为三不朽，但想要兼此三者实在是极难。在古今中外的职业军人中可能就只有毛奇能达此种标准。古德里安（Heinz Guderian）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德国名将，也是最后一位伟大的德国陆军参谋总长，对于毛奇曾作下述的评论，现在就引用它来作为介绍：
毛奇是德国陆军参谋本部的一位最重要的参谋总长。作为思想家和计划家，他举世闻名，在作战的指挥中也已证明他是天才。仪表不凡，天性沉默，深思熟虑为其特色。他有伟大的影响力，不仅是伟大的军人，而且也是高贵的绅士，杰出的作家和对国事有充分研究的观察家。 [ 注：Heinz Guderian，Panzer Leader（Dutton，1952），p．456． ]
毛奇的生平
毛奇出生于1800年，其父本为普鲁士军官，后移居丹麦并归化为丹麦公民。所以毛奇出身于丹麦陆军，并在1819年初任尉官。他在1822年申请返回普鲁士服役。普鲁士陆军对于这位志愿投效的青年尉官待遇很苛刻，要他通过极严格的考试，然后再从最低阶级爬起。一年之后，他侥幸地被准许进入战争学院。当时的院长就是克劳塞维茨。不过，克劳塞维茨根本不授课，所以毛奇也就不曾亲聆其教诲。固然，他以后曾宣称其思想曾受克劳塞维茨的影响，但那可能都是从书中读来的。简言之，毛奇与克劳塞维茨只是徒有师生之名而已。
战争学院的课程使毛奇获益匪浅。像地理、物理、军事史等课程都教得很好，所以也使毛奇对于这些学科产生了持久的兴趣。1826年毕业后他返回其团部服务，但大部分时间都是充任军官在职教育的教官。1828年毛奇被指派进入参谋本部工作。此后60多年他都不曾离开参谋本部。除在丹麦和普鲁士陆军中当过5年中尉以外，毛奇就不曾充任任何队职。当他 65岁时在普奥战争中实际指挥作战以前，他从来不曾指挥一个连级以上的单位。不过，在1835年到1839年之间，他曾被派往土耳其充任军事顾问，使他有机会获得若干实际战争经验。
在1820年到1830年间，毛奇的生活相当贫困，但他仍能安贫乐道，并专心致力于学术研究。他早年对地理最有兴趣，以后又曾对历史作深入研究。当他在战争学院毕业时，已通晓德、丹、法三国语言，以后又自修英、饿、意三国语言。等到在土耳其充任军事顾问时，又学会了土耳其语。这足以显示其天才与好学都异于常人。他的英语造诣颇佳，曾用两年时间翻译吉朋的《罗马帝国衰亡史》来赚取稿费，贴补生活。其学识基础和表达能力都随着年龄而扩大，毛奇终于成为德国杰出作家之一，专凭其文章亦足以享誉千秋。
毛奇不曾变成政治家或有创见的政治思想家。他是克劳塞维茨的信徒，深知政治与军事之间的互动关系。但他却坚持职业军人不干涉政治的原则，并诚意服从政治家的指导，尽管他有时会从战略观点向政府当局提出政策性的建议。毛奇是一位非常谦恭的君子，虽然热心工作，但却淡于名利。他沉默寡言，与世无争。诚如施利芬对他所作的赞扬：“极大的成就，极小的表现，质胜于文。”由于毛奇能以身作则，遂使此种作风也终于变成德国参谋本部的传统。 [ 注：Heinz Guderian，Panzer Leader（Dutton，1952），p．456． ]
毛奇在1855年奉派为菲特烈威廉亲王（Prince Frederick William）的侍从武官，因此认识了这位亲王的父亲，那也就是未来的德皇威廉一世（William Ⅰ）。他对毛奇可谓一见倾心，从此也就决定了毛奇后半生的命运。次年毛奇升少将。1857年，威廉出任普鲁士的摄政王，他上台之后所任命的第一批人事中就有派毛奇代理参谋总长一项。次年威廉正式即王位，从此时开始，毛奇就一直在此位置上到1888年为止。
威廉即位之后，其眼前最重要的问题是安内，而在军事方面，最重要的工作则为政治性和技术性的改组，所以，军政部长罗恩（Albrecht von Roon）远比参谋总长有权势。在1866年普奥战争之前，毛奇几乎还是一位不知名和坐冷板凳的人物，但毛奇并不以为侮。从1857年到1866年，他利用此种与世无争的机会，一心埋头从事于未来战争的准备，遂终于能一鸣惊人。
毛奇突然变成第一号要人和举世皆知的英雄，似乎是出人意料之外，但事实上，则为水到渠成，实至名归，并不足怪。普法战争之后，毛奇在军事史中的地位也就达到了最高点。此后，他还继续做了18年的参谋总长。在这个阶段中，其主要工作是替新成立的德意志帝国建立适当的军事基础，拟定未来战争计划，加强参谋本部的组织和教育后辈。他到1888年才退休，1891年逝世，享年91岁。
毛奇的思想
毛奇实在是一位博学多才的思想家，但因为其在功业方面的成就太大，遂令一般人反而忽视了其在学术领域中的贡献。毛奇对于战争的研究渊博而精深。他是一位精力过人的奇士，读书极多，接触面也极广。即以学界而言，像他那样渊博的人都很少见，而在职业军人中则更是有如风毛麟角。他对于拿破仑的经验和克劳塞维茨的理论都有深入的了解，但又并非他们的盲从者，因为他的心灵具有高度弹性，随时都能通古今之变。
毛奇虽非专业作家，但其著作的数量却多得惊人。在其逝世之后，由德国参谋本部将其遗稿整编出版，共分为两大类：（1）为其一般文件及信件，共为8卷；（2）为其军事著作共为17卷。因为那是由后人所编辑，所以也就缺乏完整体系，据说还有若干稿件被遗漏不曾纳入。至于毛奇本人对于其战略思想则只作了两种简略的概述：（1）在普奥战争与普法战争之间所写的《对高级部队指挥官的训示》（Instruction for Superior Commanders of Troops，1869）；（2）在普法战争后所写的《论战略》（On Strategy，1871）。这两种著作也都已收入其全集之中。 [ 注：Helmuth von Moltke，Gesammelte Schriffen und Denkwürdigketen（8 vols；Berlin 1891–1893）；Milit?rische Werke（17 vols；Berlin，1892–1912）． ]
虽然这两项文件可以作为毛奇思想的代表，但他的全部思想还是散布在许多战史研究和备忘录中，真可以说是博大精深，所以要对其作综合的概述，实在很不容易。毛奇是于学无所不窥，其思想有其多方面的来源。他从拿破仑处学会了运动为战争的灵魂，所以铁路也就变成其战略中的最重要因素。他又从克劳塞维茨处学会了政策与战略密切相关，所以也对政治、外交深感兴趣，而从不采取所谓纯军事观点。毛奇非常特殊：一方面能作抽象的思考，另一方面又从不忽视现实。他具有惊人的分析和综合能力。在其一生之中，毛奇都保持一种特殊习惯：把他所面对的问题逐条写在纸上，对它们作精密的分析，并一再加以组合重写，直到他对答案感到满意时为止。 [ 注：J．F．C．Fuller，The Conduct of War（Rutgers，1961），p．114． ]
几乎所有的传统战略家都莫不重视历史的研究，毛奇更是如此。他认为只有历史的研究始能使未来的将领得以认清战争的复杂性。在其领导之下，军事史的研究成为普鲁士参谋本部的主要任务之一。此种研究工作是由参谋总长亲自督导，而并非委之于低级人员。毛奇本人曾经写过不少的研究报告，能对其部下提供示范作用，同时在德国参谋本部中养成一种重视史政的传统，而不像其他国家把史政单位视为安插冗员的场所。毛奇认为只要所采取的观点正确，则历史研究对于战略就会有重大贡献。他本人的成就似乎可以作为证明。 [ 注：Hajo Holborn，“The Prusso–German School：Moltke and the Rise of General Staff”，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Princeton，1986），p．289． ]
除重视历史研究之外，毛奇在思想方面还有另一最大特点，那就是对技术因素极为敏感。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职业军人中可以说是十分难能可贵。一般来说，凡是职业军人都常有守旧而不求新的趋势，但毛奇却是一种罕见的例外。据说在日耳曼境内尚未修建第一条铁路线之前，毛奇即已开始研究与铁路有关的问题，所以他在这一方面的确是开风气之先。
毛奇发现铁路可以提供新的战略机会。利用铁路来运输部队，可以比拿破仑时代的行军速度快6倍。所以作为一切战略基础的时空因素都必须作新的计算。国家若有高度发达的铁路运输系统，则在战时将可获致重大的战略利益，甚至于足以决定战争的胜负。军队的动员和集中速度已成战略计算中的必要因素。事实上，参谋本部的战略计划作为现在应以动员和集中的时间表为其核心。
除铁路之外，毛奇又主张利用稠密的道路网来加速部队的运动。甚至于在1805年，拿破仑即曾尝试采取“分进合击”的战术。不过由于把行军队形改变成为战斗队形要花费很多时间，所以必须在会战之前几天即开始集中兵力。但在1815年之后，随着工业革命，欧洲道路情况又有相当改善，于是新战术也就有了较大的可行性。毛奇认为军事单位的体型愈大，则机动性也就愈低。所以在运动时必须将兵力分散，并利用不同的道路，但在会战时必须能够将兵力集中在决定点上。 [ 注：Hajo Holborn，“The Prusso–German School：Moltke and the Rise of General Staff”，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Princeton，1986），p．287． ]
也许毛奇早已考虑到在战场上集中兵力的可能，于是他才敢于舍弃拿破仑的“先集中后会战”原则。沙多华会战（Battle of Sadowa）为普奥战争中的决定性会战，战胜之后，毛奇曾将其观感综述如下：
假使在会战之日，兵力能从各点上分别直接进入战场，则甚至于还要更好。对于作战若能作这样的指导，则必能获得较佳的结果。不过，任何远见都不能保证此种作战的成功，那多少受到机会和命运的支配。但在战争中若不冒大险则又很难成大功。 [ 注：Hajo Holborn，“The Prusso–German 5chool：Moltke and the Rise of the General Staff”，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Princeton，1986），p．288． ]
这最后一句话可以显示毛奇的战争哲学。他是克劳塞维茨的门徒，完全了解机会与天才在战争中的交相为用。他固然也像其老师一样，认为战争与商业颇为类似：兵力为投资，而胜利则为利润。因此，对于一切因素都应作精密合理的计算。但他又深知战争的问题并非仅凭计算即能解决。毛奇虽主张指挥官对于军事行动应有完全的决定权，但他又明了战争仅为政策的工具，而变化莫测的政治环境往往会迫使军人必须随时准备调整其原有的战略计划。
尽管政策对战略的影响将使军事领袖经常面对不确实情况，但毛奇认为动员和最初的集中还是可以计算，因为那些行动是在平时即可作充分的准备。他曾指出：“军队原始集中时若犯错误，则在战役的全部过程中都很难矫正。”所以，平时即应作周详的考虑，以使部队对战争有适当准备，交通有适当组织，于是一声动员令下，战争机器即能迅速顺利地发动，这也就无异于对未来的胜利奠定了初步基础。
但超过这个阶段，战争就开始变成果断与计算的综合。毛奇有一段名言如下：
当实际作战已经开始时，我方的意志不久即将面对着敌方的独立意志。诚然，假使我方有准备并决心采取主动，则应可限制敌方的意志；但除非凭借战术，换言之，也就是透过会战，否则仍不可能粉碎其意志。任何较大规模的战斗都会产生巨大的物质和精神后果，而这也会造成一种新情况，并构成下一步新措施的基础。任何作战计划对于超过第一次与敌方主力交手之后的情况，都不可能作任何精确的预测。所以指挥官在整个战役中，都将被迫根据不可预测的情况来作决定。在战争中的一切后续行动都并非预定计划的执行，而必然为随机应变的措施。因此，仅凭理论知识还不够，到此时，性格和心智的力量也就会自动作最高度的发挥。 [ 注：Helmuth von Moltke，“Instruction for Superior Commander of Troops”，in Milit?rische Werke（Berlin，1900），vol．Ⅴ，p．172． ]
毛奇不认为战略是一种科学，有一定的原则可以遵循。他在其《论战略》一文中曾这样指出：
战略是一种随机应变的系统（a system of expediencies）。它不仅限于知识，而是知识对实际生活的应用。它是一种具有创造性的观念，随着不断改变的环境而发展。它是在最困难条件压迫之下的行动艺术。 [ 注：Helmuth von Moltke，“On Strategy”，in Milit?rische Werke（Berlin，1900），vol．Ⅱ，p．219． ]
因此，毛奇非常重视指挥组织的效率。他认为指挥权必须统一，切忌一国三公的现象。战争不可能用会议的方式来指导。即令是恶劣的计划，如能彻底执行，也还是胜于折中性的方案。反而言之，即令有最好的计划，也还是不能预测战争中的摩擦，所以个别的战术决定必须在现场作成。若对作战计划作刻板的执行，实乃不可饶恕的罪行。对于所有的指挥官，不分高低，都必须鼓励其发挥主动精神，所以，上级对下级的命令是愈少愈好，愈简单愈好。换言之，统帅不应干涉战术性的安排。毛奇甚至于容许其部下擅自改变作战计划。只要能获重大战术成功，则准其将功折罪。他幽默地说：“只要战术能获胜利，战略可以让步。”
在毛奇领导之下，德国陆军发展成功一套举世无双的特殊指挥系统，德文原名为“Auftragstaktik”，英文的最佳翻译为“mission oriented command system”，中文则可译为“任务导向指挥系统”。在此种系统之下，各级指挥官必须养成习惯，只告诉其部下应该做什么（what to do），而不管他们怎样去做（how to do）。简言之，在整体架构之内，给予各级指挥官以非常宽广的行动自由。当然此种制度的实行并不容易，最重要的条件为全军上下必须有彻底的互信。必须如此，始能保证思想的一致和行动的可靠。 [ 注：Martin von Creveld，Fighting Power（Greenwood，1982），p．36． ]
毛奇一生事业中最令人羡慕者是他在思想、计划、行动三方面都有杰出的成就，在古今中外的战略家中，几乎没有人能和他比拟。自从1857年出任参谋总长以来，毛奇就一直在从事未来战争研究。不过，其所考虑的问题又非仅以军事为限。他深通大战略，其一切计划和行动都能与俾斯麦的政策配合，并给予以最有力的支持。他在1860年曾对普奥战争的展望提出一项备忘录。富勒认为那是足以代表他逻辑推理能力的杰作，可以算是大战略计划的模范。由于全文太长，在此只能简述其要点：
（1）普奥战争将影响所有欧洲国家。若某一方面能获相当成功则将会结束日耳曼的现有分裂状况，并在欧洲中央建立一个统一国家，其权力和影响将优于其任何邻国，或至少与其相等。
（2）在大国之中，英国在欧陆上最需要强大的同盟国，而最能符合其利益者即为统一的德国，因为后者永远不可能要求制海权。不过，英国也可能想维持旧秩序而反对欧洲的政治重划，于是也就有与德国为敌的可能。
（3）法国最不希望有一个人口7000万的德意志帝国出现。但就眼前而言，它却可能希望从这场战争中获致最大利益——兼并比利时、荷兰等地区。如果战争旷日持久，普鲁士主力被陷在战场中，则法国必然会乘机而动。
（4）俄国因为想夺取君士坦丁堡，可能帮助普鲁士，但此种援助对于普鲁士又有二害：假使太慢将赶不上时机，而徒劳无益；假使太强，则喧宾夺主，反使俄国坐享其成。 [ 注：“Moltke’s Projects for the Campaign of 1866 against Austria”，translated and Précised for the General Staff，War Office（London，1907），pp．4–6． ]
于是毛奇的结论为普鲁士必须完全不依赖外援，速战速决，并使欧洲秩序不受重大破坏，然后胜乃可全。毛奇的此种战略思考代表高度的智慧，而与俾斯麦的外交政策之配合也恰到好处，所以普鲁士在其统一战争中的确是有如孙子所云：“胜兵先胜而后求战。”（有关俾斯麦的部分，可参看本书第十四章。）
对丹麦的战争（1864）只能算是牛刀小试，因为众寡悬殊，仅凭数量即足以决定胜负。但由于在这一次战争中，普奥两军是联合作战，遂使毛奇有机会发现奥军的两大弱点：（1）其参谋作业的水准极低；（2）其步兵所用的还是旧式的前镗枪。此种步枪要比普军所用的后镗枪远较落伍，不仅射速缓慢，而且也使步兵在射击时无法利用地形的掩护。
普奥战争（1866）对于毛奇的将道才是一次真正的考验，在其一生事业中也是最大的考验。当时的奥军被人誉为欧洲最佳陆军之一，其兵员是服役七年的常备兵，其骑兵受过高度训练，野炮比普军较优，双方兵力大致相等，而毛奇所需要克服的地理和政治问题则相当困难。但他仍能在六星期之内赢得决定性胜利。
最初，威廉一世不想开战，尽管俾斯麦终于还是把他推入战争。在此阶段战略问题变得非常微妙。实际上，普军的动员是远在奥军之后。毛奇一方面支持俾斯麦，力劝国王早下决心；另一方面，又尽量使政治问题不受军事措施的牵制。简言之，其战略计划保持高度弹性，使政府的行动自由不受任何限制。毛奇之所以能大获全胜，其主因不外下述两点：
（1）毛奇利用近代交通工具（铁路）提高部队的行动速度，所以能后人发而先人至。换言之，他证明了时间可以征服空间，并粉碎了“内线”的神话。
（2）普军的后镗枪产生极大的杀伤力，使奥军的士气为之崩溃。在沙多华会战时，奥军虽享有3：2的优势，而且大致还是采取防御态势，但死伤数字反为普军之一倍。
关于这两点，毛奇本人曾作精辟的评论。他指出：
仅当保有足够的空间时，始能认为内线具有毫无疑问的优点，如果空间已经缩小，则内线不但不能发挥将敌军各个击破的功效，反而会陷入包围之中，于是战略之利反而将变成战术之害。 [ 注：Hajo Holborn，“The Prusso–German School：Moltke and the Rise of the General Staff”，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Princeton，1986），p．295． ]
不过，这并非表示毛奇是绝对拥护外线而反对内线。事实上，他在普奥战争中虽采取外线，但在普法战争第一阶段（1870年）还是采取内线。换言之，他对两种观念并无主观的好恶，而且都能作成功的运用。毛奇战略的最大优点就是能发挥高度弹性，他似乎完全了解孙子所谓“兵形象水”的至理。 [ 注：Gunther E．Rothenberg，“Moltke，Schriffen，and the Doctrine of Strategic Envelopment”，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Princeton，1986），p．300． ]
根据普奥战争的经验，毛奇在1869年所颁发的《对高级部队指挥官的训示》一文中曾指出：
由于后镗枪可以卧倒发射，遂使防御者占有地利。所以，我方应尽可能占领这样的阵地，而让敌军来向其进攻。在发动攻势之前先利用防御的优点似乎是完全合理。 [ 注：Cited by J．F．C．Fuller，The Conduct of War，p．118． ]
根据同一经验，毛奇又确信后镗枪已使防御变成较强的战争形式。所以若欲发动决定性的攻击，则必须采取包围（envelopment）的途径。他说：
单纯的正面攻击只能期待少许的成功，但非常可能遭受重大的损失。所以，我们必须趋向敌军阵地的侧面。 [ 注：同上书，p．118。 ]
普法战争虽然时间较长，规模较大，但就毛奇的战略而言，与普奥战争并无太多的差异。在1868–1869年之间的冬季，普鲁士参谋本部即已完成其战争计划。有六条铁路线可以用来把北日耳曼邦联（North German Confederation）的兵力送往莱茵地区。三个星期之内可运送总数300000人。假使奥国同意中立而南日耳曼诸国也能出兵，则总数将可达484000人。估计法军最大兵力，包括一切预备人员在内，约为343000人，但能编成野战军的兵力可能仅为250000人。不过，另有一种可能，即法军将仅以其平时兵力150000人发动快速攻击，以来破坏普鲁士的动员。假使是这样，则普军将在莱茵河右岸下火车，并集中优势兵力来迎击法军。否则，普军将渡过莱茵河在巴拉丁（Palatinate）境内集中。第一军团在惠特里赫（Wittlich）附近，第二军团在洪堡（Homburg）附近，第三军团在南道（Landau）附近，第四军团为总预备队，以后并入第二军团作战。各军团都有若干个军，每个军都有指定的铁路线。铁路运输时间表都早已拟定。每个单位都知道应在何时到达何地。简言之，只要一声令下，军队就都能依照计划顺利进行其动员和部署。反过来看，法军在战前几乎是毫无计划可言。所以，胜败之分实在是早已决定。 [ 注：Michael Howard，The Franco–Prussian War（Methuen，1981），p．44． ]
诚如何华德所云，参谋本部（General Staff）也许即为19世纪的伟大军事创新（the great military innovation）。普鲁士参谋本部的创建固应归功于沙恩霍斯特和赖希劳，但使此种制度得以发扬光大，并成为世界楷模的人还是毛奇。到今天，世界各国只要有参谋本部的存在，则无不奉毛奇为大宗师。仅凭这一点，他也就已经有资格取得历史中的不朽地位。 [ 注：Michael Howard，War in European History（Oxford，1976），p．100． ]
普法战争结束，统一的德国成为欧洲最强国家，但建国后的最初20年中在俾斯麦执政之下，它也是一个现状国家，对欧洲和平尚不至于构成任何威胁。不过，继续担负参谋总长重任的毛奇却感到必须居安思危。当他在国会中为政府军事预算辩护时，虽一再宣称德国对欧洲现状应感到满意，而且领土的扩张将危害种族的完整，对德国有害无益，但同时又强调德国有其特殊地理位置，遂使其面对着其所独有的安全问题。毛奇说：
我们的位置在欧洲大国的中央。我们的东西邻国都只有一面受敌，而我们则处于腹背受敌的状况中。 [ 注：Cited by Azar Gat，The Development of Military Thought（Oxford，1992），p．58． ]
毛奇所最感忧虑的情况即为“斯拉夫的东方与罗马的西方缔结同盟，而把日耳曼夹杀在中央”。自从1871年之后，此种忧虑也就一直成为德国战争计划中的核心观念。
1890年，也就是其逝世之前一年，毛奇还在德国国会发表演说，其中有一段值得注意的名言：
假使战争爆发，则无人能预知它会打多久和如何结束。欧洲各大国的军备已经达到空前未有的强度，现在正要进入彼此决斗的战场。没有任何国家会在一次甚或两次战役中被完全击败，并被迫投降。任何国家都能再起，甚至于仅在一年之后，又继续斗争。各位议员先生，那可能是七年战争，也可能是三十年战争。那个放火把欧洲付之一炬的人，那个首先把火柴丢进火药桶的人，真是罪该万死！ [ 注：Cited by Azar Gat，The Development of Military Thought（Oxford，1992），p．63． ]
这一段常为人所引述的话，不仅充满了预言的意味，而且也是对后世的严厉警告。
施利芬计划
当毛奇在德国国会中发表其临别赠言时，德国的政局也已经发生了划时代的改变。1888年威廉一世逝世，他的儿子继位三个月后也随之而逝世，于是其29岁的孙子做了德意志帝国的皇帝兼普鲁士国王，上尊号为威廉二世。1890年3月，俾斯麦遂被免职，于是德意志建国时的伟大人物都已成为过去。毛奇退休后，继位者为瓦德西（Alfred von Waldersee），到1891年他的位置又由施利芬伯爵所接替。
施利芬伯爵（Graf Alfred von Schriffen，1833–1913）出生于贵族之家。其个性、体格和智慧都似乎像学者而不像将军，高度近视使他几乎不能成为职业军人。不过自从1861年名列前茅毕业于战争学院之后，就已经受到上级的注意，并被暗中预定为未来参谋总长的候选人。从1883年开始，到1906年退休时为止，施利芬24年不曾离开参谋本部。首先是在毛奇之下充任幕僚，以后又做瓦德西的副手。最后出任参谋总长长达 16年之久。自从普法战争之后，德国参谋本部的地位已经升高到无人敢向其挑战的程度。所以，当施利芬出任参谋总长时，真可以说是位尊望重，但他一生都不曾获得指导战争的机会，作为战略家的才能始终不曾受过实际考验，对于他个人而言，可以说是大幸也可以说是不幸。
一说到施利芬，马上就会令人联想到“施利芬计划”（Schriffen Plan）。甚至于可以说若无施利芬计划的存在，到今天也许就很少有人还会记得有施利芬其人了。从战略思想史的观点来看，施利芬与其计划已经不可分。所谓施利芬计划又是一个词意相当含混的名词，施利芬任参谋总长达16年之久，其主要任务即为拟定计划，其所曾拟定的计划当然不只一个。就逻辑而言，在其任内所拟定的计划都可以称之为施利芬计划，但其性质和内容前后又常有不同，然则所谓施利芬计划究竟是指何者而言？
事实上，所谓计划者，其所采取的形式也很特殊，并不像一般制式化的作战计划，原有的名称为“备忘录”（memorandum，现在又有人译为“说帖”），内容很像未来学家所作的“剧情排演”（scenario），即对未来战争的发展作成一种假想的描述。这样的备忘录非常多，每一份又可以有多份草稿（draft），有些出自施利芬本人的手笔，有些则由其僚属起草，再经过他本人的改正。这整套文件，包括施利芬亲笔手稿在内，即所谓施利芬计划，一直被视为密件，保存在德国政府的波茨坦档案室中，外人根本无法得见其真面目。尽管研究战略和战史的人都知道施利芬计划的存在，但几乎很少有人曾读过其全文。直到1945年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并为联军所占领，这些档案才被当作战利品运往华盛顿。在华盛顿它们又被封存，于是再到 1953年，一位德国的历史学家李特尔（Gerhard Ritter）教授发现了施利芬计划的行踪，经过一番交涉，在1956年终于获得美国政府同意，又把这些文件原封未动地归还德国。
李特尔遂成为第一位曾经研读施利芬计划全部文件的当代史学家。他根据其整理的结果在1957年编成一书出版，书名即为《施利芬计划》，次年又有英文译本分别在美英两国出版，并由李德哈特为之作序。此书对于战略思想的研究有重大贡献，若干旧有的传说、疑问、误解都因此而获澄清，可以说在战略思想史中了结了一场重大公案。 [ 注：Gerhard Ritter，The Schriffen Plan（Praeger，1958）． ]
施利芬在1891年就任参谋总长之后，不久即发表其第一号备忘录，他提出疑问：“法国边境要塞是否足以构成重大障碍而使西线攻势变为不可能？”他的答案是：“可以假道比利时来加以迂回。”此即为施利芬计划的起点，同时也显示他完全从军事观点来考虑战略问题，对于破坏比利时中立的政治问题从未注意。 [ 注：同上书，p．23。 ]
施利芬在1892年提出其第二号备忘录，确认在两面战争中，较大的威胁还是法国；德国必须先击败较危险的敌人，所以应在西线上速战速决。不过甚至于在1892年之后，他还是不曾作成其最后决定。直到1894年，才提出一项新的第三号备忘录，确定东守西攻的基本原则。 [ 注：同上书，p．38。 ]
当俾斯麦执政时，德国是一个维持现状的国家，所以毛奇的两面战争计划根本上是防御性的。毛奇也不相信有速战速决的可能。所以他的计划是大致把兵力平均分配在东西两线上，并准备在东线发动有限的攻势作战，其目的是希望能获致有利的和谈。即令是瓦德西，虽主张发动预防战争（preventive War），他也还是视其为一种防御措施。但到威廉二世的时代，德国开始走向扩张主义的路线，施利芬计划也就必须在军事上配合此种政策，于是遂改以追求全面胜利为目的。 [ 注：Azar Gat，The Development of Military Thought（Oxford，1992），p．97． ]
所谓施利芬计划的立案重点大致都已包括在第三号备忘录之内，以后虽仍有多次备忘录继续提出，但根本上并无太多改变，只不过是对原案的修正和扩大而已。在第三号备忘录中，施利芬曾指出：“要想赢得胜利则在接触点上必须较强，所以惟一希望为对行动作自由选择而不可消极待敌。”简言之，主动即为致胜之钥。尤其令人惊异的是他曾作下述预言：假使西线形成僵局，而东线又旷日持久，则结果将使英国变成欧洲的仲裁者。 [ 注：Gerhard Ritter，The Schlieffen Plan，p．38． ]
概括言之，从1894年到1905年，施利芬的基本观念已无改变，尽管对于所应采取的攻击方式则仍在继续不断地作各种不同的考虑。世人所称的施利芬计划通常都是指这位老元帅在其参谋总长任内所提出的最后一个备忘录而言。那也可算是他的遗嘱，完成于1905年12月，在次年（1906）2月由他亲手郑重地交给其后任小毛奇。但事实上，这又并非其最后贡献，因为他在退休之后，仍继续检讨和修正其计划，直到1912年为止。这些文件都曾提供后任参考，并收入波茨坦档案室中。
从本书的观点来看，我们所注意的焦点是施利芬的思想，为方便起见，可以归纳成为下述三个子题：（1）施利芬与克劳塞维茨；（2）坎尼模式；（3）计划的批判。现在就分别讨论如下：
一、施利芬与克劳塞维茨
毛奇是克劳塞维茨的及门弟子，而施利芬则只能算是再传弟子，但他对于克劳塞维茨的推崇是绝不逊于毛奇。当1905年《战争论》第五版问世时，他以参谋总长身份为之作序，序中有云：
其思想的精深完美可谓前无古人。其思想中的许多原则都已纳入我们的教范，今天任何人若欲教战，则必须以其思想为源头。 [ 注：R．Ernest Dupuy and Trevor N．Dupuy，Military Heritage of America（McGraw–Hill，1956），p．188． ]
这样对克劳塞维茨推崇备至绝非官样文章，因为从《战争论》中，的确可以发现施利芬计划的思想根源。
《战争论》第八篇第九章是全书最后一章，也是最长的一章。其章名也相当冗长：“设计导致敌军完全失败的战争计划。”克劳塞维茨一向不赞成用任何原则来作为行动的指导，但在此章中却一反常态，一开始就提出两项原则：（1）在行动时对于目标和兵力都必须尽量保持集中；（2）在行动时必须采取最大速度。 [ 注：克劳塞维茨，《战争论》中译本，p．971。 ]
只要略加思考即可发现施利芬计划正是以此原则来作为其观念架构的基础。克劳塞维茨又说：“当同时要打两个分别的战争时，必须视某一方面为主战场，与之大部分资源，……最好只在主战场中采取攻势，而在其他方面采取守势。”很明显，这正是施利芬计划分配兵力的原则。 [ 注：同上书，p．951。 ]
不过，最有意义的还是下面这一段话；
法国的重心在于其武装部队和巴黎。所以联军的目的是必须在一次或多次大规模会战中击败法军，占领巴黎，把其残部赶过罗亚尔（Loire）河。法国最易毁地区是在巴黎与布鲁塞尔之间，那里的国界距离其首都仅为150里。 [ 注：克劳塞维茨，《战争论》中译本，p．996。 ]
即令是心灵最不敏感的人，看了这几段话也一定会恍然大悟。原来施利芬简直是照抄其太老师的杰作。尽管如此，施利芬对于克劳塞维茨著作的研究又并不深入，他似乎只是断章取义，而并未能真正了解其思想的精髓。至少有三点可以显示其思想是与其所崇拜的太老师背道而驰。
第一，克劳塞维茨确认战争乃政治现象，战争为政治目的而进行，也产生政治后果。他曾明确地指出：
战争并非独立现象而是政策使用不同手段的延续。所以，任何大规模战略计划的主要路线都是政治性的。……基于此种观点，不可能对一重大战略问题作纯粹军事研判，也不可能用纯军事计划去求解。…… [ 注：同上书，p．39。 ]
施利芬是一个标准的职业军人，代表19世纪后期的专业精神。他一生所考虑的仅为军事问题，其伟大计划是在政治真空中作成的。特别值得提出的是侵犯比利时中立的问题。克劳塞维茨写《战争论》时所假定的情况为，当普鲁士进攻法国时，英、荷、比三国均为其同盟国，而俄国则守中立。等到施利芬拟计划时，法俄已结同盟，荷比已成中立国，而英国的态度则决定于比利时的中立是否受到侵犯。在这样的新形势之下，施利芬仍照抄克劳塞维茨的旧文章，真令人啼笑皆非。
其次，克劳塞维茨一方面强调防御是战争的较强形势，另一方面又指出防御只能达到消极目的，要想达到积极目的还是必须发动攻击。所以，他的思想客观而平衡，对于攻守的利弊得失并无任何偏见。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克劳塞维茨非常了解近代国家的防御潜力，他指出：
政府必须永远不假定国家的命运，整体的生存是寄托在单独一次会战的结果上，姑无论它是如何具有决定性。即令在一次失败之后，国家还是经常有时来运转的可能。……不管一个国家与其敌国比较是如何弱小，它仍不应放弃最后的努力，否则就应认为其灵魂早已死亡。 [ 注：克劳塞维茨，《战争论》中译本，p．763。 ]
对于后世，这一段话既是忠告也是预言。施利芬对太老师的遗训显然不予尊重。他不仅崇拜攻势，甚至于更迷信攻势。他常说：“攻击是最佳防御，攻势为保证胜利的惟一方法。”他准备把国家的命运孤注一掷地寄托在一次“大”会战之上。
最后，克劳塞维茨在战争领域中有一重大发现，那就是他明确指出，在现实战争中有摩擦的存在。他更强调：“摩擦是区别真实战争与纸上战争的惟一观念”，“摩擦是一种理论永远不能完全确定的力量”，“除非已有战争经验，否则那是难以想象”。 [ 注：同上书，pp．177–180。 ] 有讽刺意味的是，正如克劳塞维茨所云，施利芬就是一位没有战争经验的人。在其计划中几乎从未考虑会有摩擦的存在。施利芬的确做了一件前无古人的事情：他对于未来的战役拟定了一套完整的计划。毛奇曾说：“只有外行才相信能事先对战役全部过程作详细规划，并能坚持原始观念到底而不作任何改变。” [ 注：Hajo Holborn，“Moltke and Schlieffen”，in Modern Strategy（Princeton，1952），p．179． ] 施利芬似乎真是如此外行，至少他是视事过易。他好像不承认敌人有“独立意志”，而一心相信他自己的计划可以贯彻到底。
二、坎尼模式
施利芬计划与坎尼会战之间的关系究竟是怎样，曾引起很多争论，而且也似乎很难定论。首先必须确定的是时间的先后。施利芬接任参谋总长之后，即开始其计划作为，而其最后的计划在1905年完成。至于他何时开始研究坎尼会战虽已不可考，但其《坎尼研究》（Cannae Studies）的著作则是在退休之后才发表。因此，至少不能肯定地说，施利芬计划的灵感最初是来自坎尼会战。
严格说来，施利芬并非历史学家，其对坎尼的研究是以戴布流克的《战争艺术史》为根据。其第一卷出版于1900年，施利芬所用的模式即采自该书。他的研究并不深入，而且有一种简化事实的趋势。他会很自然地把现代战略观念投入历史之中，甚至于只想利用历史来证明其固有观念的合理。因此，他有时不惜扭曲真相，尤其令人惊异的是对于战术与战略之间的区别也时常混淆不清。
施利芬认为历史中所有一切伟大指挥官都是以坎尼为模式。菲特烈虽无足够兵力来完成歼灭战，但其重要胜利仍为不完全的坎尼模式。拿破仑在其全盛时期曾表现出汉尼拔的风格，而其失败也是其敌人采取坎尼模式的结果。对于毛奇的两次重要会战，沙多华会战和色当会战，施利芬也一律归之于坎尼模式，并认为色当会战是一个真正的坎尼模式。施利芬深信包围会战，尤其是两翼包围，实为战略领域中的最高成就，而其他的方法则仅能获得平凡的胜利。对于施利芬而言，侧面攻击已成一种教条。他说：“侧面攻击为全部战史的精华”，“大包围为万无一失的手段”。施利芬常以克劳塞维茨和毛奇的传人自居，像这样武断的观念，那两位已故大师若地下有知，真不知会作何感想。 [ 注：Gerhard Ritter，The Schliffen Plan（Praeger，1958），pp．50–51． ]
不过，又必须指出，这些言论都是施利芬的晚年产品，也是在其大计划已经交卷之后，事实上，施利芬虽早已强调侧面攻击的重要，但其计划本身又未采取真正的坎尼模式。标准的坎尼模式为两翼包围，而施利芬计划的构想则仅为一翼包围。所以富勒认为那只是菲特烈鲁腾会战的放大。 [ 注：J．F．C．Fuller，The Conduct of War（Rutgers，1961），p．155． ] 不过，照施利芬的解释，鲁腾会战也应该算是不完全的坎尼模式。至于施利芬之所以采取一翼包围的形式，主要理由是他自认兵力不够。他曾亲口说：“对于这样伟大的事业，我们的兵力是太弱。” [ 注：Gerhard Ritter，The Schliffen Plan，p．66． ] 令人不解的是施利芬既然明知兵力不够，但在他任参谋总长的16年间，他并未曾作必要的努力以使德国陆军的数量能够符合其计划的要求。
薄富尔说：“施利芬梦想他的大包围可以与坎尼会战中的汉尼拔比美，但他并未认清运动距离上的差异。坎尼会战时只有几百米，而在施利芬计划中则长达二百里。” [ 注：André Beaufre，“Marshal Ferdinand Foch”in The War Lords（Weidenfeld and Nicolson，1976），p．125． ] 甚至于他本人也曾进行兵棋推演，以证明敌人若利用铁路运输，则有击败其战略计划的可能。 [ 注：Jack Snyder，“Civil–Military Relations and the Gulf of the Offensive”，International Security（Summer，1984），p．109． ] 尽管如此，施利芬对其计划的胜算仍坚信不移，尤其是到了晚年，其头脑也就似乎更趋于僵化，于是坎尼模式与攻势崇拜的结合遂使施利芬计划升入神话的境界。
不过，这又并非说施利芬已经完全丧失现实感，沉醉在其坎尼梦境之中。他在《坎尼研究》中说了这样一段具有深意的结语：
一个完全的坎尼会战在历史中很少见。要想达到这个目的，则一方面需要一位汉尼拔，另一方面需要一位法罗。他们合作始能达到此种伟大目的。……历史中的将领都只能具有汉尼拔所具有素质中的少许部分，尽管在所有的历史时代中，都不乏法罗的存在。 [ 注：Cited by Military Heritage of America，p．189． ]
三、计划的批判
从文献上看来，施利芬在1905年以前似乎还不那样坚定，决心孤注一掷，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西线的大包围作战之上。他在此时还提醒其部下应该慎重小心。但到1905年，他的态度就变得空前地坚定，而在兵力分配上也使东西之间达到1：8的悬殊比例，其原因何在很值得推敲。也许是由于俄军在日俄战争中的失败，再加上圣彼得堡又在1905年1月发生俄国有史以来的第一次革命，遂使施利芬断定至少在最近的将来，俄国已经不能对德国构成重要威胁。所以，他才敢于把德国兵力的极大部分用于西线。 [ 注：Gunther E．Rothenberg，“Moltke，Schlieffen，and the Doctrine of Strategic Envelopment”，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Princeton，1986），p．317． ]
对于这样的兵力分配，施利芬引述菲特烈之语来作为解释：“宁可牺牲一省，而不可分散必须用于求胜的兵力。” [ 注：Gerhard Ritter，The Schliffen Plan，p．77． ] 至于西线上南北两翼之间的兵力分配也是同样悬殊。大致说来，右翼占总兵力的7／8，只留1／8的兵力在左翼上来抵挡法军可能发动的攻击。李德哈特曾赞誉说，这是一种可与拿破仑媲美的勇敢观念，并且指出这是像旋转门一样的运作，当法军在左翼方面愈深入时，则德军从右翼方面旋回过来的兵力打击在其背上的重量也就愈大。 [ 注：同上书，p．6。 ]
整个计划的核心即为通过比利时中部的大迂回运动，其兵力右端将在里尔（Lille）附近进入法国。施利芬在兵棋推演时曾向其部下说：“当你们进入法国时，让右翼最末端一人的袖子擦过英吉利海峡。” [ 注：Barbara Tuchman，The Gun of August（Dell，1970），p．41． ] 这样即可迫使法军的东南撤退，而德军则可打击其侧背而将其歼灭，并同时攻占巴黎，这也正是克劳塞维茨所说的两个重心。施利芬所想象的作战是像火车时间表一样准确。估计从动员后第17天开始行动，到第36天至第40天之间，即应结束全部战役。
施利芬计划要求在执行时必须保持极高度的准确性，这也显示其与毛奇在思想上的最大差异。毛奇认为战略要旨在于随机应变，其战争指导是充满弹性；施利芬则要求德军在前进时应像“营方阵”（battalion square）一样地整齐。所以，他特别强调思想的统一。他说：“所有各军团司令都必须完全了解最高指挥官的计划，只应有一个思想贯彻于全军之中。” [ 注：Hajo Holborn，“Moltke and Schlieffen”，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1952），p．195． ]
毛奇认为敌人有其独立意志，所以也就有其选择自由。施利芬则相信从一开始就应迫使敌人居于被动挨打的地位，于是他就不能发挥主动，换言之，也就能使其没有选择自由。就理论而言，此种观念并非不合理，但困难在于实行。施利芬欲求实现此种理想，也就对于当时的科技寄以厚望。他相信利用现代技术工具，最高统帅能在后方大本营中控制整个战场和全部战役。他甚至于近似幻想地说：
现代的总司令并非立马高岗上的拿破仑。即令用最佳的望远镜，他也还是看不到好远，而他的白马则恰好构成敌军炮兵的良好目标。总司令现在是位置在遥远后方的总部中，那里有电报、电话和其他各种通信工具，整队的汽车和机车都随时待命准备作长途旅行。面对着大办公桌，坐在安乐椅上，现代亚历山大从地图上俯瞰整个战场。他在总部中用电话发出其指示，并接受各军团司令、军长以及气球和飞艇的报告，后者监视敌军的行动并发现其位置。 [ 注：同上书，p．194。 ]
总结言之，施利芬对技术因素的敏感在当时可以说是很少见，他的思想的确具有未来导向。任何人都能欣赏其观念的雄伟，精神的勇敢，但专就其计划而言，则又似乎只是一种纯理论的研究，对于许多现实因素都缺乏足够的考虑。也许施利芬本人已有自知之明，因为在某一次演习中，他曾经指出那是一种“纯学术”（purely academic）的观念。 [ 注：Gerhard Ritter，The Schliffen Plan，p．46． ]
基于以上的分析，我们对于施利芬计划实不应给予以过高的评价。尤其是他明知兵力不够，却不曾采取任何有效补救措施，更令人难以谅解。当时施利芬只有两条路线可以采取：（1）要求政府对资源作合理的再分配，停止浪费的海军造舰竞赛，而增强陆军的兵力；（2）也许更重要的是应向德皇提出警告，说明德国国力有限，不宜冒战争危险来从事扩张活动，而应面对现实，采取维持现状的外交政策。但在其长达16年的参谋总长任期中，施利芬对于这些问题几乎从未考虑。所以，严格说来，他实在不能算是一位“大”战略家。
大战前夕
当施利芬在1905年达到73高龄时，德皇威廉二世决定请他退休，并派小毛奇继任，小毛奇是毛奇之侄，与乃叔同名（Helmuth）。过去写历史的人都把小毛奇说得一钱不值，根据后来所发现的比较可信的资料，足以显示小毛奇是一个很有头脑的人，而他的失败也并非只应完全归咎于其一人。所以，我们实应还他一个公道。
小毛奇在1906年接任参谋总长之后，他就向德皇这样警告着说：
我们已经过了30年太平日子，我相信我们的思想都已变成平时的看法。对于我们建立的大陆军，能否用统一指挥来控制，以及应该如何做法，无人能事先知道。 [ 注：Hew Strachan，European Armies and the Conduct of War（George Allen and Unuin，1983），p．129． ]
他更近似预言地说：
那是一种民族战争，不是一次决定性会战所能解决。必须经过长期苦战把全部国力都耗尽，否则任何国家都不会屈服。而在这样的战争中，即令能获胜利也还是得不偿失。 [ 注：Barbara Tuchman，The Guns of August（Dell，1970），p．38． ]
从1905年到1914年，整整10年间，德国表面上是强盛繁荣，实际上则外强中干。威廉二世好大喜功，一方面使德国在国际事务中日益陷于孤立，另一方面对于国力也未作合理的分配与利用。在这样的环境之中，小毛奇还是曾经倾其全力以来提升德国陆军的战斗力。尤其是他能打破施利芬消极无为的往例，积极促成1912年新兵役法的通过，使陆军常备兵力由 624000人增到650000人。
小毛奇修改施利芬计划的行为常为人所指责，但后任有权修改前任所留下的计划，实无可非议。何况他所面临的情况又已发生变化，英国已经加入协约（Entente），俄国的实力正在迅速增强，所以，修改旧计划不仅是他的权力而更是他的责任。他实无任何理由应受1905年12月旧观念的拘束。
小毛奇对于战略问题有其全面的了解，对于德国的处境也比施利芬有较深入的认识。也许恰如拿破仑所云，他是那种“看得太多”（saw too much）的将军，他不愿意把一切的赌注都押在一张牌上，而企图保持较有弹性的选择。其基本观念与毛奇和施利芬并无任何差异，都是希望速战速决。歼灭性会战仍为其主要目标，但他却愿意在行动上保持较大的自由。他曾宣称：“通过比利时的行动本身并非目的，而只是一种达到目的的手段。” [ 注：Gunther E．Rothenberg，“Moltke，Schliffen，and the Doctrine of Strategic Envelopment”，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1986），p．322． ]
鲁登道夫（Erich Ludendorff）当时是参谋本部作战处长，在小毛奇指导之下，着手修改计划，其主旨即为增强中央兵力，使其能牵制敌军并发动反攻，以造成两面包围的态势，如果能这样，那才可算是真正的“坎尼模式”。同时，增强中央兵力又还可以消除法军深入莱茵地区和直趋比利时境内德军右翼后方的威胁。一般的批评都认为这样的兵力调整减弱了施利芬计划中原定的右翼兵力。实际上并非如此。右翼兵力仍为54个师，至于中央和左翼兵力之所以能获增强，那是由于已有新编的部队可供使用。尤其是小毛奇把原有通过荷兰南部的计划完全删除，使右翼方面的正面缩短，减少了应付荷军抵抗的麻烦，更是值得称赞。所以，小毛奇的计划是一个新的计划，虽然容纳了施利芬的主要观念，但并非施利芬计划的修正版。
当战争终于在1914年8月来临时，小毛奇及其计划也随之而成为马恩河德军战败的代罪羔羊。事实上，这次失败的原因非常复杂，包括有关作战和技术的许多细节在内，至少不能完全归罪于计划的错误，尤其不能证明包围战略在基本观念上有何种缺失。（有关马恩河会战的分析已经不属于战略思想史的范围，所以本书不拟论述。）
德国参谋本部及其历任首长固然可作为普德学派的代表，但除此以外，德国在此时代中也还有若干军事著作，其内容和观念也应在此略作介绍并以之为本章的结束。
在1870年以前，日耳曼军事思想家中有威尔逊（Wilhelm von Willisen，1790），著有《大战理论》（Theory of Great War，1840）；鲁斯陶，著有《步兵史》（History of Infantry，1857）等书。概括言之，他们都是约米尼的门徒，不能算是属于普德学派。
在毛奇之后，位至二级上将的布鲁门（Wilhelm von Blume）曾著有《战略》（Strategie，1882），那是以他在战争学院中的讲义为基础写成的。波古斯拉夫斯基（Albrecht von Boguslawski）中将所著书名定为《战争对国家与人民的真意》（War in its True Significance to the State and People，1892）。他认为：“战争为自然法则，18世纪哲学家所提倡的永久和平不仅为梦想，而且更有害。”
比较著名而且成为国际畅销书的则为高尔兹（Colmar von der Goltz）所著的《全民皆兵论》（The Nation in Arms，1883）。高尔兹著书时为少校，以后官至元帅，这本书到1989年即已五版，并译成各国文字。他说：“战争是人类的命运，任何民族都不可能避免。”最后还有贝恩哈地（Friederich von Bemhardi），他曾经是施利芬的史政处长，但彼此思想并不一致。贝恩哈地著有《德国与下次战争》（Germany and the Next War，1912）以及《我们的未来）（Our Future，1912）等书。在《德国与下次战争》书中，其所讨论的主要项目为：“战争的权利”、“战争的义务”、“德国的历史使命”，以及“世界霸权或衰亡”。
总而言之，所有这些德国军人都是以克劳塞维茨和毛奇的弟子自居，但他们除了发表一些好战言论以外，对于真正的军事思想和理论几乎可以说是毫无贡献可言。他们在思想方面又都有其共同的信仰，那就是所谓攻势崇拜，其所导致的结果即为1914年的浩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