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劳塞维茨·第十
作者：钮先钟 ·中国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启蒙的反动
在阅读启蒙时代任何军事思想家的著作时，可以获得一个最显著的印象，那就是其理论观点大致相同。当然，他们在著作内容上还是有很多的差异，但却有一共同目标，即寻求一种对战争的基本理论。他们都认为战争像其他一切自然和人事活动一样，可以对其进行综合性和系统性的理论研究。其中一部分可以简化成为具有通用性的规律和原则，这也就是其科学的部分。不过，战争还是有其艺术的部分，随着环境而变化，受到意外或偶然因素的影响，其应用必须有赖于天才。
大致说来，此种观点发源于17世纪后期，一直维持到18世纪90年代结束时，几乎都毫无改变。但自从贝仑霍斯特（Georg Heinrich von Berenhorst，1733–1814）所著的《战争艺术的省思》（Reflections on the Art of War，德文原名Betrachtungen über die Kriegskunst）在1796–1799年出版后，此种思想上的团结一致就开始出现了一道裂痕。这又并非表示启蒙思想已经开始丧失其影响力。事实上，在19世纪初期，毕罗、查理、约米尼还曾把此种思想发展到最高潮，而且在整个19世纪中，全球军事思想仍然还是以启蒙学派为主流。不过，由于贝仑霍斯特的发难，启蒙学派的绝对权威开始动摇。接着在几年之后，克劳塞维茨即异军突起，在军事思想领域中开启古所未有的新境界，并替新日耳曼军事学派奠定深厚的基础。
日耳曼新军事思想的兴起又是以欧洲学术思想在18世纪后期和19世纪初期的全面发展为背景。简言之，军事思想只是文化潮流中的一部分。此种新潮流又是非常复杂，有其不同的方向和名称。概括地说，可以分为两大派：第一派可以称之为“反启蒙”（Counter–Enlightenment）运动，事实上，这一派的人大致都出身于启蒙学派，以后中途变节成为反动分子。第二派则受到日耳曼民族主义的影响，具有强烈的反法兰西情绪，故可称之为“日耳曼运动”（German Movement）。由于启蒙思想以法国为发展中心，所以反启蒙与反法国两种运动也就合而为一，尽管其间又还有若干差异的存在。
此种新潮流在日耳曼分两波出现：第一波出现于18世纪 70年代，也正是启蒙运动在日耳曼发展到顶点的时候。第二波在世纪交替时出现于全欧洲，那是受到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战争的刺激。此种潮流把浪漫主义、民族主义、理想主义三种趋势合而为一，而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则在其中发挥其个人的巨大影响力。康德本是日耳曼启蒙运动的巨子，但他的批判哲学却对于启蒙学派的中心思想和基本信念构成重大的挑战。同时也替反启蒙运动提供了最具权威的理论基础。
启蒙学派的世界观是以自然律为基础，认为复杂的经验世界是受到相当少数原则的管制，这些原则简单明确，具有根本性和普遍性。牛顿力学的三大定律即为最佳的例证。反启蒙的思想家则认为此种观念完全荒谬，至少也是过分夸张。他们认为世界根本不简单，而具有高度复杂性，包括着无限多的独特因素，并经常在流动中。换言之，牛顿式的科学并不能解决现实问题。所谓原则和观念架构都过分人工化和表面化。他们虽然并不否定自然科学的进步，但却相信这样的方法并不能用来了解复杂的世界，尤其是人与社会的关系。
诚如康德在写《实践理性批判》（Critique of Practical Reason）一书时（1788）所云，其目的是要建立人类灵魂的自主权（autonomy），使其不像自然一样地受到规则（regularity）的支配。所以，反启蒙运动人士认为每一种文化都是一种独特的历史实体，那是发源于不同时间和空间所构成的特殊环境和经验，并表现出其价值意识、生活方式、思想、制度以及创造艺术。他们重视直接和具体的人类经验，认为真正的知识经常即为独特个案的知识，而依照所谓万有定律（universal law）来作教条式研究只会妨碍真正了解。
日耳曼是一个文化落后地区，一向在思想上受到法国启蒙学派的支配，所以对于此种思想帝国主义发生反抗心理，实乃事理之常，而在思想上具有明显亲法倾向的菲特烈大帝也就自然成为众矢之的。此种反法情绪又与日益兴起的民族意识相结合而蔚成一股强大力量。法国革命和拿破仑称霸更带来新的刺激，并使此种思想运动蒙上了一层浓厚的政治色彩。
大凡每有一种思想存在时，必然就会有其他的思想出现来与之对抗，此乃常理，并不足怪。所以反启蒙运动几乎是和启蒙运动的本身同时作平行的发展。不过，过去的反对者大致都是学术界之外的传统主义者和保守分子，他们既无共同的立场，更无密切的合作。现在的情况却不一样，新的反启蒙运动是由学界精英所发动，是吃启蒙奶水长大，并用同一语言来发动挑战。
此种现象也就同样出现于军事思想领域之中，首先在此领域中发动新反启蒙运动的人即为贝仑霍斯特，他本为启蒙儿女（Child of the Enlightenment），但由于受到康德批判哲学的影响，遂决心把此种新趋势带入军事领域。贝仑霍斯特在其《自白》（Confessions）中曾说明他是如何钻研康德的理论并终于恍然大悟。他认为康德拯救了自由意志（free will），并建立了人类知识的疆界，而他自己的著作，就某种程度而言，也就是要把康德式的批判（Kantian critique）应用到军事理论之上。 [ 注：Georg Heinrich von Berenhorst，“Selbsbekenntnisse” in aus Nachlasse（Dessau，184s），vol ，pp．14–16． ]
贝仑霍斯特为安哈特狄沙亲王利奥波德一世（Prince Leopold Ⅰ of Anhalf–Dessau）的私生子，其父为菲特烈大帝的得力助手。他15岁即开始从军，曾参加七年战争中的多次战役。以后，又转任外交官，直到1790年退休之后，才开始其学术生涯。
他的巨著《战争艺术的省思》在1796年出版第一卷，在 1798年出第二卷及第一卷的修订版，在1799年完成第三卷。依据当时的说法，没有任何其他的书会比他的书保有更多的读者。
贝仑霍斯特在其书中对于战争科学和艺术的发展史作了一个非常简明扼要的总检讨。从希腊罗马到中世纪以迄18世纪，都有相当精辟的论断。从其书中内容上看来，可以发现启蒙时代的军事思想著作对他大有裨益。不过，他的结论却认为军事科学和艺术在性质上与启蒙时代军事思想家所假定者有所不同。战争艺术并非以不变法则为基础，而与许多未知而无法控制的因素有关，并且是在充满意志力和感情的环境中运作。
他很幽默地以七年战争为例。他说假使卜希古能坐在气球上观察某次会战的全局，他一定会说：“依照原则我判断普军必败。”但事实恰好相反。尽管违反战争艺术的原则，仅凭军队的精神和盲目的机会，普军还是赢得了胜利。 [ 注：Georg Heinrich von Berenhorst，Betrachtungen über die Kriegskunst über ihre Fortschritte，ihre Widersprüche und ihre Zuverl?ssigheit（3rd．edn；Leipzig，1827），pp．66–67． ]
贝仑霍斯特认为精神力能够对部队产生激励作用，所以是战争中的主要因素。部队并非机器人，可以刺激其发挥猛烈的战斗精神，尤其是爱国热忱可以产生强烈动机。因此，他对于菲特烈所首创的普鲁士军事制度发出了非常尖锐的批评。他指出佣兵部队、无情纪律、机械操练、横线战术，凡此一切都足以压制精神力使其不能发扬。
其结论为战争与数学和天文学不一样，不能将其变成一种先验科学。他强调他也爱好和相信科学，但却提醒批评他的人应注意在军事史中有太多的例证，足以显示仅凭天然的勇气，虽然不知战争艺术，也还是能够获得胜利。反而言之，又有许多例证足以显示所谓原则者，不是无用就是不适当。规律和原则有抽象化、人工化、教条化的趋势。
贝仑霍斯特在思想上可以算是克劳塞维茨的前辈，但对他似乎只有间接的影响而无直接的影响。对克劳塞维茨一生影响最大的人是沙恩霍斯特（Gerhard Johann David Scharnhorst，1755–1813）。沙恩霍斯特发现了克劳塞维茨这位旷代奇才，指导他发展，提拔他上进，对于其思想的形成发挥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所以，克劳塞维茨称沙恩霍斯特为“我精神上的父亲和朋友”（the father and friend of my spirit）。 [ 注：见克劳塞维茨致其未婚妻的信（1807年1月28日）由Azar Gat，The Origins of Military Thought引述，p．156。 ]
沙恩霍斯特出生于汉诺威（Hanover），其父为陆军退役士官，母为富农之女，不具备贵族身份。18岁时进入威廉伯爵（Count Wilhelm）所创办的军校。这位伯爵是启蒙学派的军事学家，所以沙恩霍斯特很早就受到启蒙思想的熏陶。1778年他正式进入部队，但对军事教育仍保持高度兴趣。1782年充任新成立的汉诺威炮兵学校教官。在这个阶段中，他参加广泛的学术活动，在军事学术界不久就成为知名之士。
从1782年（27岁）开始，沙恩霍斯特即曾创办一系列的军事期刊，并著作两本军事书籍。其一为《军官手册》（The Handbook for Officers on the Applied Parts of the Science of War），另一为《野战指南》（Military Pocketbook for Use in the Field）。这两本书的内容都切合实际，包括有极丰富的实用资讯，所以非常畅销，再版多次。沙恩霍斯特著作颇丰，有些尚未出版，而且也无全集，实在非常可惜。不过，从其现存著作中还是可以获知其思想的梗概。
沙恩霍斯特认为军事知识和理论都有其需要和价值。理论以规律和原则为基础，并能对于古今名将的成功提供解释。假使仅凭经验即能提供足够的训练，则老士官也就都可以做将军。军事理论的性质为何？其所教的正确内容又是什么？沙恩霍斯特的答案为军事理论提供“正确观念”（correct concepts），而此种观念又是以“事物的性质或经验”为基础。所以，理论与现实之间存在着一种固有的依赖关系。
首先需要明确观念和原则，这样始能澄清战争中部分与全体之间的联系。这些观念和原则又必须以事物的性质为基础，而若无这些观念和原则，也就无知识可言。其次，必须了解这些观念和原则在行动中的实际运作，因为仅凭理性不足以发展现实。观念和原则对现实的应用需要判断，而又只有经验和经常练习始能磨练判断力，其主要工具即为历史研究。所以，教育青年军官的适当方法为，首先向他们提供“正确理论”，然后再鼓励他们独立思考并澄清其观念。这也就能为经验的分析创造一种健全的基础。
可以看出沙恩霍斯特的理论观点大致还是与启蒙学派的正统不相违背，但显然他的思想还有其他的渊源。至少有三位大师对他曾产生相当重大的影响：（1）他重视理论与现实的关系，战争中部分与全体的联系，足以显示他与蒙丘可利颇为类似。（2）他的理论架构曾受康德知识论的增强，强调观念的解释任务，以及心灵与经验之间的互相依赖。（3）他认为理论不仅应以“经验”为基础，而且还有“事物的性质”，这又证明他深受孟德斯鸠的影响。 [ 注：Rudolf Stadelmann，Scharnhorst，Schickal und geistige Welt ein Fragment（Wiesbaden，1952），p．92． ]
概括言之，沙恩霍斯特不但不反启蒙，而且更代表启蒙的正统。他曾重申典型的启蒙观念架构如下：
战争艺术，像绘画和其他的艺术一样，有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机械化的，适合于理论研究；另一部分是环境化的（Cinumstantial），受创造天才和经验的支配。 [ 注：Neues Militarisches Journal，Ⅻ（1804）。此为沙恩霍斯特所编《新军事杂志》。 ]
不过，他却反对19世纪初期某些新启蒙观念，并认为那背离了18世纪的传统。那些观念的代表即为毕罗和约米尼等人。对于此种立场，克劳塞维茨也深表赞同。
沙恩霍斯特对于克劳塞维茨影响之大，几乎是无法形容。他启迪其思想，塑造其人格，决定其一生的成就。克劳塞维茨的全部理论都是以沙恩霍斯特已发展的架构为基础。
不过，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克劳塞维茨的思想体系虽发源于其师，但其气象的雄伟，分析的深入，又远非其师所能及。这当然又与个人的天才和环境都有微妙关系。但无论如何，若无沙恩霍斯特的教诲和提携，克劳塞维茨的一生将会有不同的发展。
克劳塞维茨在西方战略思想史中的地位，几乎是与孙子在我国战略思想史中地位大致相当，他们都同样地是空前绝后，古今一人。不过，综述和评论克劳塞维茨的思想又比较困难，不仅是因为其著作浩繁，而且其内容也的确更难了解。本章只能概观其大略，而无法深入其细节，尚祈读者见谅。异日若有机缘，当试以克劳塞维茨为主题另写一专书，来作更详尽的分析。
克劳塞维茨的生平
克劳塞维茨（Carl Philip Gottlieb von Clausewitz）出生于1780年，比约米尼小一岁。其家世勉强可以算是普鲁士小贵族阶级，甚至于不无冒牌之嫌。概括说来，其祖先都是文人，从事宗教和教育事业，不过其父曾参加七年战争并以尉官退役。克劳塞维茨为家中幼子，性情内向孤僻，好学不倦，严格说来，就家世和个性而言，他应该是文人而非军人。
12岁的克劳塞维茨在1792年进入陆军成为步兵士官。从 1793年到1795年，他参加对抗法国革命的第一次联盟战争。在以后六年的和平阶段中，这位年轻的尉官都一直驻防在一个名为新鲁平（Neuruppin）的小镇中。那里有菲特烈大王之弟亨利亲王（Prince Henry）所创设的图书馆，藏书极丰，使这位好学的青年获益匪浅。克劳塞维茨对于学问具有多方面的兴趣，不仅限于其本行（军事），更把哲学、政治、艺术、教育等方面都包括在内，所以其学术基础相当宽广。直到1801年他才离开这个小镇，因为他获准到柏林进入新开办的“战争学院”（War College）进修。
这是一所由沙恩霍斯特所主持的学校，克劳塞维茨此时 19岁，进入该校，实为其一生事业的真正起点。沙恩霍斯特在德意志建国史中是一位关键人物，他把作为思想家、政治家和军人的三种优异成就汇集于一身。他对于政治改革和军事改革都有重大贡献，但从战略思想史的观点来看，其最大的贡献就是他发现和培养了克劳塞维茨。
克劳塞维茨在沙恩霍斯特培育之下过了三年学校生活，对于他来说真是受益无穷。他和沙恩霍斯特建立了极亲密的师生关系，吸收其思想，并且也变成其事业上的重要伙伴。同时，克劳塞维茨的学识也变得更渊博，眼界也变得更开阔。在 1803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后，他就开始踏上走向军事和政治核心的旅途。对未来抱着满怀希望的克劳塞维茨，真是雄姿英发，哪知造物弄人，其前途的坎坷出人意料。
1804年克劳塞维茨奉派为奥古斯特亲王（Prince August）的侍从官，由于此种关系遂认识布流尔伯爵（Count von Brühl）的女公子玛丽（Marie），她是一位有良好教养的女孩，深受路易王后（Queen Louise）的宠爱。两人一见钟情，但由于克劳塞维茨的家世比不上女家，而他本人又受到职务的牵制，直到七年后始结婚。这一门亲事对于克劳塞维茨有非常重大的贡献，因为他的著作都是由玛丽，在其身后为其出版，否则今天我们也许就无法得知其思想的全貌。此外，在他们别离的阶段中，克劳塞维茨写给她的信不仅成为写其传记时的重要资料来源，而且克劳塞维茨的某些理论观念也只有从这些信件中才能找到其如何形成或发展的线索。
从1803年到1805年，克劳塞维茨在柏林与沙恩霍斯特过从甚密，他已成军事改革集团中核心人物之一，并且也认识了许多精英分子，其中有一人就是赖希劳（August von Gneisenau），克劳塞维茨一生中与他的关系也极为重要，也许只仅次于沙恩霍斯特。沙恩霍斯特又把克劳塞维茨介绍给著名的军事期刊主编，使其第一篇文章在1805年得以刊出。文章以批评毕罗的战略理论为主题。虽然克劳塞维茨一向喜欢舞文弄墨，但这是他第一次正式发表自己的著作。 [ 注：Carl von Clausewitz，“Bemerkungen über die reine und angewandte Strategie des Herrn von Bülow”，Neue Bellona，vol．9，No．3（1805），p．271。 ]
当时毕罗是大名鼎鼎的军事学家，但克劳塞维茨却表现出初生之犊不畏虎的勇气，毫不客气地批评毕罗在思想上的混乱和错误。他在其论文中提出三点主要批评：（1）毕罗的治学方法有瑕疵，其对战略和战术所作的界定都不适当；（2）毕罗的战争观念缺乏现实感，其分析仅以地理和数学为基础，而忽视敌方的行动和心理因素；（3）毕罗的理论并未能把与战争有关的一切重要因素都包括在内，凡不能利用数学分析来处理的因素，例如部队的士气、将帅的决心，都一律避而不谈。此文发表后，克劳塞维茨的声名也随之而大噪，他这第一炮总算是打响了，这固然表示他已学有所成，但仍应感谢沙恩霍斯特提携之力。此外，这篇文章的论点和风格上也暗示出克劳塞维茨在其以后著作中所将采取的途径。
1806年在普鲁士国王菲特烈威廉三世（Frederick WilliamⅢ）委曲求全的努力终告失败之后，普鲁士与法国之间的战争又起。克劳塞维茨像其他青年军官一样，怀着迫不及待的心情走向战场，但一切都不理想，战争并未能替他带来好运和荣誉。他以上尉官阶陪同他的营长（奥古斯特亲王），参加奥斯特德会战（Battle of Auerst?dt）。在普军惨败之后，他与他的营长同时为法军所俘。他们被送往法国收容，虽备受礼遇，但直到1807年底才被释放回国，所以克劳塞维茨也就来不及和沙恩霍斯特同享普军在艾劳战役（Eylau compaign）中获胜的喜悦。这一次耻辱的经验使他终身难忘，并强化了他对于一切与法国有关事物的仇恨心理。
返国之后，他立即与沙恩霍斯特恢复合作，在此后四年中，他都是沙恩霍斯特的得力助手，帮助他推动军事改革的工作。1810年，他升任少校，并在新军校中充任教官，10月间又充任王世子（Crown Prince）的军事侍讲，其所用的讲义以后编印成书，即所谓《战争原则》（Principle of War）。 [ 注：Carl von Clausewitz，Principle of War，trans．and ed．H．Gatzke（Harrisburg，1942）． ] 几个月之后，他又奉派参加草拟陆军新教范的编辑委员会。所以，这几年应该是他最忙碌和最得意的阶段。他的工作也使他对于战略领域获得全面的了解，包括教育、技术、组织、政治等方面都在内。
沙恩霍斯特等人之所以如此努力从事军事改革，其惟一目的即为击败法军以雪国耻。不料在1812年，普王居然同意与法国缔结同盟，并派兵参加拿破仑征俄之役。这种政策对于克劳塞维茨而言，真乃“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他与三十几位其他的军官一同辞去军职，前往俄国向俄皇亚历山大一世投效。这也是克劳塞维茨第二次与其妻别离。
克劳塞维茨虽不通俄语，但仍能以其所长在俄军大本营中从事于各种顾问性的任务。他曾参加布罗地诺（Borodino）会战，并曾亲眼看到法军在柏也及纳河上的撤退，而且非常巧合，约米尼也正在其对方参加这次撤退行动的指挥工作。1813年春季，普王终于背弃拿破仑，回到反法的阵线，于是克劳塞维茨也返回柏林，再行加入沙恩霍斯特的集团。
当1813年战役开始时，克劳塞维茨非常希望能够获得一个指挥官的职务。但国王对于其投效俄国的行为始终不谅解，不肯恢复其军职。所以在莱比锡（Leipzig）战役时，克劳塞维茨还是只好穿着俄国的军服，替普军总司令布吕歇尔元帅充当顾问。到1814年克劳塞维茨才终于被准许恢复普鲁士的军籍，但仍然受到歧视，被派驻防德国北部，与在法国的主战场完全隔离。直到1815年才被准许再加入普鲁士参谋本部，并奉派为第三军（Ⅲ Army Corps）的参谋长，其军长为提尔曼将军（General von Thielmann）。
在最后阶段的战役中，第三军位置在联军战线的极左端，面对着法军的强大压力苦战到底，对联军的胜利颇有贡献。但从一般人眼中看来，胜利是由威灵顿和布吕歇尔在滑铁卢所赢得。所以，克劳塞维茨感觉到他这一次又只好认命了。同时，他也无法参加对敌军的追击，因此，其在战场上赢得荣誉的最后希望终于化为泡影。
此时，克劳塞维茨的恩师早已逝世（沙恩霍斯特在1813年的鲁腾会战中负伤丧命），普鲁士军事改革派的领袖由赖希劳继承，他现在也就成为克劳塞维茨的惟一靠山。战后普鲁士沿着莱茵河获得了一些领土，赖希劳奉派为在此地区中的驻军司令，克劳塞维茨就做了他的参谋长，他们把司令部设在科布伦茨（Koblenz），相处甚欢。但这样的好景没有维持太久，因为在柏林的中央政府现在完全控制在保守派的手中，对于代表激进派的领袖人物具有高度的不信任感，所以赖希劳不久即被召回柏林。不过，克劳塞维茨仍在科布伦茨留任原职达两年之久。
1818年，克劳塞维茨38岁，奉调接任战争学院（旧称陆军大学）的院长，也就是沙恩霍斯特曾经担任的职务，并晋升少将。他对于此一新职并不感到高兴，因为现在院长只管行政，对于普鲁士军官团的思想几乎毫无影响作用可言。他就职之始也曾提出改革的建议，但在未经获准之后，也就心安理得地墨守成规，不作任何非分之想。这样的冷板凳一坐就是12年之久，可以说是毫无建树。但历史却说“不”，因为还有《战争论》在。
克劳塞维茨的写作生涯开始得很早，最初所写的文章虽不成熟，也未公开发表，但他的若干基本观念在此时即已逐渐形成。其首次公开发表论文是在1805年，已见前述，此后虽然戎马仓皇，但他仍一直不废写作，到1815年，10年间所累积的文稿已达数千页之多，其所触及的范围也非常宽广，包括政治、历史、哲学、战略、战术等方面在内。
拿破仑战争结束之后，克劳塞维茨从1816年起就开始花费大量时间从事研究和写作，此后15年内几乎从未中断，其范围可以大致分为历史和理论两方面。的确，若从著作数量上来衡量，则克劳塞维茨作为史学家的成分应该是多于作为理论家的成分，但他在此一学域中的成就却几乎已为人所遗忘。他从 1819年起才开始写《战争论》，在此后8年之内完成了其所计划要写的8篇中的前6篇，并且也完成了最后两篇的初稿。此时已经是1827年，他突然感觉到他所写成的部分，对于其所持的两项基本观念未能作足够澄清的表达，于是决定要把已经完成的原稿从头到尾再作一次彻底的修改。 [ 注：Carl von Clausewitz，On War，ed．and trans．by Michael Howard and Peter Paret（Princeton，1976）．“Note of 10 July 1827”，p．60． ]
不过，他并未立即开始工作，反而把大部分时间用在战史研究方面，这一方面的文稿已收容在其全集之中，全部达1500页之多。他之所以这样做，也许是想从历史中为其新理论架构寻求证明。结果使他对《战争论》只修改了少数几章，而他自认已经可以完全定稿者则更只有第一篇第一章而已。这样就到了1830年，克劳塞维茨也许是以为来日方长，所以，他似乎并不紧张，也不感到有时间压力的存在。
不料外在环境却开始发生改变，克劳塞维茨调任西里西亚炮兵总监（Inspector General of the Silesian Artillery），新职迫使他必须暂时放下其修改《战争论》的工作。当他刚刚到差时，1830年的法国革命又带来另一项新变化。他的老友赖希劳奉命恢复现役，出任普鲁士所动员兵力的指挥官，于是赖希劳遂邀请克劳塞维茨再度充当他的参谋长。不久由于法国新政权采取谨慎温和的外交政策，而波兰又对俄国发动反抗行动，所以危机遂由西面移向东面，赖希劳军团的兵力也就开始沿着东普鲁士的边界部署，以来防止波兰人的越界行动，以及东欧霍乱病疫的蔓延。第一个任务是很容易执行，但第二个任务却不是战略家所能解决。此种传染病继续流行，1831年8月，赖希劳变成其受害人之一。在克劳塞维茨回到其原职不久后，11月16日，他也不幸突然病逝在布里斯劳（Breslau）任所，享年仅51岁，其死因可能是由于轻微的霍乱感染而引起的心脏衰竭。
约米尼比克劳塞维茨大一岁，却以90岁高龄活到1869年，相形之下，克劳塞维茨真可以说是不幸英年早逝。就功业而言，他们两人的成就都不足道，但所幸都有名著可以传世，而克劳塞维茨则更有后来居上之势。他似乎有预感，早就知道其著作将会在身后由其夫人出版。果然到1832年，其夫人在亲友协助之下，终于将其遗著出版，全集共分10卷，而《战争论》则为其前三卷。但事实上，还有若干著作佚失或未被纳入，所以，直到今天，世界上还是没有真正的克劳塞维茨全集。 [ 注：现有全集原名为Hinterlassene Werke des Generals Carl von Clausewitz über Krieg and Kriegführung，10 vols，（Berlin，1832–1837）。 ]
思想的演进
克劳塞维茨的著作虽多，但真正足以代表其思想精华并具有不朽价值的书只有一本，那就是他本人所认为尚未完成，仍待修改的《战争论》。所以要想了解克劳塞维茨的思想，则必须从《战争论》的研究入手，其他的著作和他人的评论只能供参考而已。
《战争论》是一部大书，共为125章，分为8篇（books）。各篇的内容可以简述如下：
第一篇：论战争性质（On the Nature of War）。其内容为界定战争的通性，并列举其要素。
第二篇：论战争理论（On the Theory of War）。说明理论的用途和限制，也可以算是所谓“方法学”。
第三篇：战略通论（On Strategy in General）。包括各种战略要素的讨论，尤其着重精神因素。
第四篇：战斗（The Engagement）。以会战为讨论主题，并确认军队以战斗为主的观念。
第五篇：兵力（Military Forces）。包括有关兵力组织、部署、行动等方面的讨论。就层次而言，已接近战术。
第六篇：防御（Defense）。为全书中最冗长的一篇，包括许多传统观念在内。克劳塞维茨写完这一篇才感觉到其所写完的部分有修改之必要。
第七篇：攻击（Attack）。这一篇只是初稿，内容与前一篇形成相对关系，足以暗示其二元论的趋势。
第八篇：战争计划（War Plans）。这一篇虽也只是初稿，但非常重要，因为它代表全书的总结，与第一篇遥遥相对，一首一尾，互相呼应，尽管语焉不详，但全书中的主要观念都已汇集于此。
概括地说，《战争论》就其整体而言，有其完整的思想架构，就其篇章的安排而言，也大致合乎逻辑的顺序。全书的组织是由合而分，然后再由分而重归于合。所以，全书似可概分为三大段：第一和第二两篇构成第一段，为全书的绪论，提出作者写书的目的，并说明其所用的方法。这应该是全书中的最重要部分。因为若不明了其目的为何，则又何以读此书？若不明了其方法则也就无法了解此书。第三篇到第七篇构成第二段，所讨论的是本书的原始主题，即为战略与军事行动（作战）的指导。克劳塞维茨本是职业军人，军事战略是他的本行，也是其半生戎马的阶段中所最重视的问题，所以，大致代表其思想中的纯军事部分。而他也只是直到晚年才开始扩大其思想范围，并越出纯军事的境界。第八篇单独构成全书的第三段，它不仅是全书的总结，与第一篇首尾呼应，而且也充分表示战争与政治的不可分。从全书架构上来看，《战争论》与我国《孙子》13篇颇有类似之处，《孙子》以“始计”为起点，以“用间”为终点，《战争论》以“战争性质”为起点，以“战争计划”为终点，都是首尾呼应，使全书在理论体系上形成一个整体。
《战争论》不像沙克斯元帅的《梦想》，是在13个夜晚所一气呵成的。其写作过程长达10年以上，至于其思想的萌芽则可能更是开始于克劳塞维茨的青年时期，譬如说书中所用的战略和战术定义就是他在24岁时所拟定的。这也是其书之所以如此不易了解的原因之一。必须首先明了克劳塞维茨本人思想的演进过程，然后才能了解《战争论》中若干似乎很难解释的部分。从内容上观察可以发现《战争论》的第一段所反映的是其思想发展中的最后阶段，第二段所反映的是其最早阶段的思想，而第三段（第八篇）在时间上则处于前后两阶段之间。简言之，若对于克劳塞维茨的构想和写作过程缺乏认识，则在研读《战争论》时也就注定了会产生误解。
一、早期
刚刚满20岁时，克劳塞维茨即已开始记录其最早的思考和心得，从那些观察和结论上看来，即能显示出他具有现实感，并对当时流行理论保持怀疑态度。虽然这些笔记大致都只是一种孤立的意见，但还是能够暗示其思想已经具有某种程度的一贯性。不过在最早的阶段，克劳塞维茨并无任何明师指引，而只是个人自修，其心得都是出自暗中摸索，当然不免显得有些杂乱无章。
任何思想家都会受到环境的影响，此时日耳曼的文化环境已经开始对法国启蒙思想发动反攻，年轻的克劳塞维茨自然也会受到流行风气所感染。当他在1801年进入柏林军校时，开始接受沙恩霍斯特的教诲，知识的范围逐渐扩大，于是克劳塞维茨不再是吴下阿蒙，在良师益友熏陶之下，其思想遂有更上层楼的趋势。
启蒙时代的军事理论虽同时以规律和天才两个观念为基础，但认为规律是出于自然，所以天才只能发现规律和应用规律，而并不能发明规律和创造规律。自从有康德的思想出现，此种观念即受到重大的挑战。康德认为天才是一切艺术创造的惟一来源，天才本身不受任何规律的规范，而且也给予艺术以规律。 [ 注：Immanuel Kant，The Critique of Judgment（Oxford，1961），p．168． ] 克劳塞维茨很早就认为，一般的艺术理论可以对于战争艺术的理论提供一种具有高度暗示性的模式，所以他采取康德的理论以来批评启蒙思想家的著作。1805年发射其第一炮，目标即为毕罗。
克劳塞维茨对于规律与天才之间关系的看法始终维持不变，在《战争论》中可以找到很多证据，例如他在第二篇第二章中说：
应知对于战争艺术根本不可能建造一套模式，足以当作一种框架，好让指挥官在任何时候都可依赖其支持。每当他必须凭借其天赋、才智时，他就会发现他自己位于模式之外，并且与其冲突。不管规律是如何多变，情况仍经常会导致我们所早已暗示的后果：才智和天才是在规律之外运作，而理论则与实践相冲突。（p．204）
克劳塞维茨很早就把他的思考重点从规律转移到天才之上，这也诚如巴芮特（Peter Paret）所云，构成他与沙恩霍斯特在观点上的显著差异。老师仍为启蒙学派的末代传人，而弟子则为反启蒙学派的开山大师。所以，他们之间自然有其代沟的存在。 [ 注：Peter Paret，Clausewitz and the State（Princeton，1976），p．166． ]
克劳塞维茨对于天才这个名词是采取一种广义的解释，把一切有关个人性格的因素都包括在内（读者可自阅《战争论》即能明了）。他在1804年曾写了一篇有关战略的文章，其中有云：“战略计划纯粹是（主将）思考和感觉态度的表示，而几乎从来就不是自由考虑所选择的路线。”他又引马基雅维里之名言为证：“费宾之所以对迦太基人采取延迟行动，并非由于此种战法最适合环境，而是因为他有延迟的天性。” [ 注：Carl von Clausewitz，“Strategie”（1804）in Hahiweg（ed．），Ventreute Kleine Schriffen，p．10． ]
克劳塞维茨指出历史研究常重视物质力量的数学层面，而忽视战争中的主观力量，但最具有决定性的却正是此种力量。他又说，固然应注意敌人可以（can）做什么，但更应注意敌人想要（will）做什么。对于战略而言，这要比作战线之间的角度更值得思考。 [ 注：Carl von Clausewitz，“Gustav Adolphs Feldzüge von 1630–1632”，Hinterlassene Werke（全集），vol．Ⅸ．，p．46． ]
克劳塞维茨不仅重视将领的性格、感情和动机，同时也强调精神力（或心理因素）所扮演的决定性角色。事实上，启蒙学派的思想家也并未忽视精神力的重要性。不过，就其全体而言，他们却认为精神力太微妙，属于战争的超然部分。因为他们的兴趣放在理性的控制方面，所以也就不想对精神力作深入的研究。克劳塞维茨则认为，精神力固然的确很难决定和控制，但要想构成真实的战争观念，了解战争理论的性质，则又必须如此。同时，他又认为精神力也并非完全不能加以理论化的处理。不过，通常它们不能被分类或计算，但它们还是能够被看见或感觉。（p．274）
精神力的作用加上战争的二元性遂又使战争中充满了未知和偶然因素，并且也在计划与实践之间造成一道鸿沟。这也正足以显示克劳塞维茨与启蒙学派之间的巨大差异。启蒙思想家也完全知道不确定（uncertainty）因素的存在，但他们却把焦点放在他们所认为能够理性思考的因素之上。克劳塞维茨则认为他们的态度是武断并与现实脱节的，他认为应建立一种包罗万象的理论（all–encompassing theory）。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曾对以约米尼为主流的启蒙思想作总评如下：
（1）他们是以固定值为目标，但在战争中一切事情都是不确定的，而一切计算都必须以变数为之。
（2）他们的研究完全指向物质力量，但所有一切军事行动都与心理力量及其效果交织在一起。
（3）他们只考虑单方面的行动，但战争却是由敌对双方之间的一种连续互动所构成。（p．199）
由此更进一步，克劳塞维茨就开始把心理力量的分析视为战争研究的核心。依照康德哲学的理沦，他认为尽管某些事物是我们还不能充分了解的，但并不能因此而就以为它们应该被忽视。 [ 注：Peter Paret，“Clausewitz”，in 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1986），p．204． ]
克劳塞维茨要求理论应能充分表示现实的多样性，这又与他的历史观念有密切关系。他追随着沙恩霍斯特的脚步，强调理论必以具体历史经验为基础。历史经验实为一切知识的来源，所以也就比任何其他的学术研究都更重要。在其教授王储的军事学讲义中（即《战争原则》），他也曾强调说明此种观念。
概括言之，克劳塞维茨在此早期中的思想大致与反启蒙运动的主流相符合，即反对启蒙学派的抽象原则，强调历史的多样性，以及政治和社会的复杂性。最初，他几乎是集中全力来批评当代其他军事思想家的著作，但以后又逐渐改变方向，开始把注意力焦点放在比较积极的问题上。克劳塞维茨最初认为历史为理论的基础，由于缺乏适当的理论，所以历史研究成为军事教育的惟一可能途径。但以后又相信理论若能有新的发展则可以产生极大的利益，一方面可以有助于青年学子的教育，另一方面更可以促进艺术本身的发展。诚如巴芮特所云，这足以表示其观念上的进步。 [ 注：Peter Parer，Clausewitz and the State（Princeton，1976），p．156． ]
事实上，在1807年到1809年之间，克劳塞维茨即已开始发展一种把历史经验与抽象思考合而为一的思想结构，以来替他的战争理论奠定基础。他在《论战略抽象原则》（On Abstract Principles of Strategy）文中曾检讨自三十年战争以来，战争表面上所曾发生的变化，其结论为军事理论实际上不过是反映改变中的战争面貌而已，所以此种理论也就经常由于新历史经验的出现而失效。此种改变是如此迅速和深远，以至于有关战争的书经常出版得太迟，而所描述的往往都是过去的事情。假使是这样，发展一种普遍的战争理论是否仍然可能呢？克劳塞维茨认为仍有可能，因为在历史经验的多样性和每个时代的改变之外，仍然有一种经常不变因素的存在，那也就是理论的真正目标。所以，理论应以“战争永恒精神”（lasting spirit of war）为目标，克劳塞维茨在其1804年的笔记中即曾提出此一观念。他认为战争艺术的形式固然会随着时代而改变，但战争精神则仍然不变，这是不容忽视的事实。 [ 注：Carl von Clausewitz，“Strategie”（1808），in Hahlweg（ed．），Verstreute Kleine Schriffen，p．47． ]
二、中期
在1810年到1812年之间的阶段，克劳塞维茨一方面任教于战争学院，另一方面又兼任王储的军事教师。此种职务毫无疑问足以刺激他研究战争理论的努力。但不幸从1812年开始，他的生活受到世局变化的影响变得非常不安定，于是此种努力遂不得不被迫中断。直到1815年拿破仑战争结束，和平时代终于来临时，克劳塞维茨的一生才达到一个最重要的转捩点。从此，他可以开始专心致力于学问的研究，并以写一部战争理论著作为其努力目标。就其思想演进而言，我们似乎可以把1816年定为其中期的起点。
克劳塞维茨在科布伦茨的三年中（1816–1818），即已开始着手写一本简明扼要的理论著作，这是他第一次企图写一本真正有系统的书，同时也是导致写作《战争论》的全部过程中的第一步。非常可惜，这一部处女作的原稿今天已经不存在，不过所幸是有两项似乎是他为该书所写的序文和评论的文件仍被保存在其《全集》之中。根据这些文件，我们对于其写书的动机和书中的理论架构，始能多少有所了解。 [ 注：这两项文件分别以“作者原序”（Author’s Preface）和“作者评论”（Author’s Comment）为名列入《战争论》的英译本（pp．61–63），中译本（pp．89–94）。 ]
诚如何华德所指出的，克劳塞维茨的身份为职业军人，也是普鲁士军官团之一员，他所写的书是准备供其同僚研读，而并非想在所谓学术界中占一席之地。今天许多文人学者都在研究克劳塞维茨和他的思想著作真可以说是完全出乎其意料。 [ 注：Michael Howard，Clausewitz（Oxford，1983），p．2． ]
克劳塞维茨在其始终不曾出版，而现在也早已佚失的新著序文中非常明白地作了下述几点表示。事实上，这些观念不仅是为他的第一本书而写的，对于其传世之作也同样适用：
（1）这本书就形式而言，不是非常的系统，也非一种完全的理论，而只是对此种理论提供资料。
（2）其目的在于企图研究战争现象的要素，并说明此种现象与其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
（3）不避免任何合于逻辑的结论，但每当线索变得太细时，就宁愿将其切断而回到适当的经验现象。
（4）分析与观察，理论与经验，必须永远不互相排斥，反言之，应彼此支持。
（5）也许根本不可能写成一部有系统的战争理论，使其充满智慧和实质，与现在所有一切理论的陈腔滥调都大不相同。
（6）许多年来对战争的思考，与许多了解战争的能人之间的交游，以及对战争的大量个人经验，已使作者获得若干观念和信念。
（7）作者宁愿用压缩的形式将这些观念呈现出来，像纯金属的小块（small nuggets of pure metal）。本书各章就是这样形成，在表面上只是暂时的连接，但却希望有其内在的一贯性。
（8）也许一个较伟大的心灵不久将会出现，能够用单一整体（single whole）来代替这些个别金属小块，那个整体是由固体金属所铸成，而不含有任何杂质。（pp．89–91）
为什么要花这样多的篇幅来把这篇序的内容扼要抄录下来？因为这非常重要，对于他在开始从事理论著作时，所具有的动机和态度作了明白的说明。首先可以看出他当时虽还只是踏出第一步，但在内心中却早已隐藏着一种非常伟大的雄心，换言之，其最终目的是要创出空前未有的完整理论体系，也就是要把那些金属小块铸成一个整体。
其次，克劳塞维茨也明知其所想做的事非常困难，而且也确有力不从心之感。他甚至于有一点悲观，自认其理想不易实现，但他仍然表现出“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气。
最后，他说明了其所拟采取的途径。他准备将其许多年来所已累积的心得分别纳入书中，即令在形式上不能构成完整体系也在所不惜。同时也不想过分抽象化，而要求永远不与现实脱节。
克劳塞维茨所写的第一本书是在何时完成，其详细内容怎样，我们都无法知道，不过，根据“作者评论”来分析，还是可以获得若干概括的认知（据英译本编者考据，此项评论大致是在 1818年写的）：
（1）书中所陈述是他所认为的“战略主要因素”（major elements of strategy）。
（2）他写此书时事先并无任何预定计划，但他的确很想以孟德斯鸠为模范。
（3）最初他只想写一本简明扼要的书，其所假定的读者是对此主题早已熟悉的专家。
（4）最后他的文笔完全脱离了其控制，于是就尽可能作详尽的发挥，到此时也就假想读者为对此主题并不熟悉的人。
（5）当他愈受分析精神支配时，也就愈回到系统化的途径。他有意最后要将其全部内容再修改一次，使其能组成一个合理的整体。
（6）他要不惜一切成本以来避免一切老生常谈，那也就是显然已被人说过一百次而且也为人所共信的东西。
（7）他的雄心是想写一本不至于两三年后即被遗忘的书，而是对此主题深感兴趣的人可能会一再拿出来研读的书。（pp．93–84）
基于以上的分析，我们至少可以获得下述几点结论：
（1）直到他这本书初稿完成时，他还是相信战略（作战的指导）为理论的真正主题，也就是说在1818年他还不曾考虑到应该研究“战争的性质”。换言之，在基本观念上与启蒙时代的军事思想冢（尤其是约米尼）并无太多差异。
（2）虽然他自称并无预定计划，但最初他还是有若干基本假定，例如以孟德斯鸠为模范，以职业专家为对象等，但在写作过程中却发现他无法控制其自己的思想和文笔。
（3）他对于其作品几乎总是感到不满意，第一本小书是如此，最后的大书也是如此，这可能是由于他内心中有一种无法克服的矛盾，在此暂不深论。虽然他已说明要对第一本书初稿作全面修改，但很可能因为后来感觉到改无可改，遂干脆放弃而从头再另外写一本新书。
（4）他明白宣示了他的雄心，而且可以想象他自认其第一本书不足以达到这个标准，这样也自然促使他决心作第二次尝试。总算是天从人愿，其未完成的杰作，直到今天仍未被人遗忘，成为不朽的经典。
克劳塞维茨何时开始写《战争论》，虽然并无确实记录，但照合理的推断，应该是1819年。此时他已入主战争学院，并且也已知其改革的建议不被采纳，于是遂甘心接受投闲置散的安排，并以治学著书来消磨岁月。当他这次再度写书时，比上一次较有计划和准备，至少对于所谓军事理论的性质和范围已有确定的认识。他仍然相信作战的指导为理论的真正主题，而这也是启蒙学派的军事思想家所不曾发现的。由于深受沙恩霍斯特和康德的影响，他又相信对于战争指导不可能有绝对性的教条（doctrines），任何规律或原则都不能完全适应现实的多样性和不同的行动要求。
既然实用的规律和原则不能视为战争理论的本身，所以必须向其他方面去寻找。这些规律只能算是从具体行动到抽象理论之间的桥梁。真正的理论不是“行动教范”（manual of action），只能研究而不能灌输。因此，启蒙学派根本没有找到主题——战争的性质及其永恒精神。然则战争理论又有何用？那是可以用来分析战争的组成要素，那是一种普遍真理，不能仅从个案中来加以解释。简言之，克劳塞维茨在其所要写的新书中是以探求理论为目的。这种理论足以反映永恒的战争性质，超越一切过去经验，具有普遍的效力。 [ 注：有关理论性质的讨论都已纳入《战争论》的第二章。 ]
克劳塞维茨自认“对战争艺术构成一套科学化理论是一种非常困难的任务。有许多人曾作此企图都已失败，大多数人认为那是不可能的事，因为其所考虑的问题无常规可循。” [ 注：引自未注明日期的笔记（中译本104页），可以证明克劳塞维茨到写完6篇时仍未改变寻求理论的决心。 ] 尽管如此，他在开始写《战争论》时还是信心十足，相信这是一条可以行得通的路线。他从1819年开始工作，到1827年一共已经写完了其所计划的8篇中的前6篇，并且已将原稿都清缮完毕，但不料在此时却突然遇到难关，于是在其思想演进的过程中也就随之而进入最后一个阶段。
三、晚期
几乎是从他有思想时开始，一直到他著手写《战争论》时为止，克劳塞维茨对战争性质的基本认知就是他在《战争论》第一章第一页上所说的话：“战争不过是一种较大规模的决斗而已。”简言之，战争的手段就是战斗，目的就是歼灭敌人。其一切思想都是以此种观念为核心，而这也反映拿破仑的经验对其思想所产生的巨大冲击。此种战争性质的观念可以简述如下：“就本质而言，战争就是战斗，因为在通常称为战争的多方面活动中，战斗是惟一的有效原则。”他又指出武器的发展虽能改变战斗的形式，但并不能改变战斗的观念。（p．185）
从其尚未修正的《战争论》原稿中很容易发现此种观念经常出现，最明白的综述见于其第四篇第十一章。它指出：（1）敌军兵力的毁灭为战争的首要原则；（2）通常必须用战斗始能毁灭敌军；（3）只有大规模战斗始能导致大规模成功；（4）仅当一切战斗汇合成为大会战时，始能获致最大成功。（p．403）
克劳塞维茨的此种理念是以其本人对拿破仑战争所获得的印象为基础的。他在研究历史时曾获得一个结论，即认为每一个时代都应有其不同的战争理论，现在却又相信从拿破仑时代经验中所导出的观念具有普遍的适用性，这也就不免自相矛盾。但在他写《战争论》的过程中，差不多经过10年的时间，他都似乎不曾发现此种矛盾的存在。直到1827年快要写完第六篇（防御）时，他才发现他对战争的观点有问题。这又并非偶然的发现。因为防御的目的是保持现状，防御者可能选择迟滞、撤退以及其他避免冲突的手段，这也就可能导致克劳塞维茨所谓的“观望战争”（war of observation）。他指出：
无可否认，大部分战争和战役都多为一种互相观望的状况，而非生死的决斗。……也许可以预测大多数战争将会有重返观望形态的趋势。理论若欲有任何实用价值，则必须容许那样的可能性。（p．772）
接着他进一步指出：
古今中外的战史显示，不仅大多数战役都属于此种类型，而且由于所占多数是如此具有压倒性，以至于所有其他的战役似乎反而变成了规则的例外。（p．794）
这种说法真令人感到十分惊讶，很显然，克劳塞维茨内心里已经感到震撼，并开始承认他原有的理论有漏洞而必须彻底修补，一项最重要的文献即为他在1827年7月10日所写的笔记，因为它详细说明了他将如何进行修改工作的计划。
我认为早已清稿的前六篇仅为一种相当无定形的质量，必须加以彻底整理。这次修改应在每一点上都要对两种类型的战争作较透彻的解释。……战争可分两类，其目的或为打倒敌人，……又或仅只占领若干敌方边界地区。……两类战争的区别是一种实际事实问题。但同样现实的是也必须绝对表明另外一点的重要性，那就是战争不过是政策用其他手段的延续。（p．101）
简言之，克劳塞维茨已公开宣布其修改《战争论》的意图是以两个主要观念为基础：（1）战争有两种类型，即全面战争与有限战争；（2）战争为政策用其他手段的延续。
在以后三年（1827–1830）中，他是怎样工作，并无详细可靠的记录，不过依照他本人在两项笔记中所作的说明，似乎可以大致推定如下：他首先继续完成第七篇《攻击》，他自称其中各章都已完成初稿，并应视为第六篇的相对部分。只要把上述观点加入，即不需要再修改，并可对前六篇的修改提供一种标准。
接着他要完成第八篇《战争计划》，这是一项比较艰巨的工作，他说：
第八篇将讨论作为一个整体的战争的组织问题。其中有几章也早已草拟，但都不能算是定稿。实际上只是对原料的初步整理。在工作时我将把努力指向真正问题的所在，……主要观念将是应用上述两大原则，并精炼和简化其一切内容。（p．102）
在第八篇完成之后，克劳塞维茨才着手修改其前六篇，他说：
假使第八篇的完成能产生澄清我自己的心灵和真正建构战争主要特征的两种结果，则我也就可以比较容易把同样的标准应用在前六篇中。（p．102）
他又说明：“那种修改将在前六篇中删除大量浮滥资料，填补大小漏洞，并使若干概括之论在思想和形式上都变得较精确。”（p·102）
基于以上的分析，似乎可以断言克劳塞维茨对第七篇和第八篇的内容至少已经暂时感到满意，尤其是他在写第八篇时可能曾遭遇很多困难，花费了不少时间。究竟他在何时才开始进行对前六篇的修改工作，我们无从查考，不过可以断言的是此种工作并未完成。也许诚如他自己所说的：“只有第一篇第一章是我认为已经定稿。它至少可以指出我在全书其他部分所想采取的方向。”（p．103）
除第一篇第一章以外，是否还有其他的修改呢？根据其夫人所写的序，在整理遗稿过程中还曾发现若干修正的片断，已经分别插入第一篇中的有关部分（预定位置）。此外即更无其他的修正。（p．98）。因此也就可以作一总结论如下：第七篇和第八篇是克劳塞维茨认为已毋需修改者，至少暂时如此。第一篇第一章是经过修改后并已被认为定稿者。对于第一篇其他各章，他曾作若干修正，但并未正式定稿，在身后始由遗著编者插入，究竟是哪些部分我们也无法知道。最后，从第二篇到第六篇则可以断定是完全不曾经过修改，也就是并未将其所自认为是新的观念加入进去。所以，诚如他自己所云：“所留下的著作只是尚未成形的概念，并会受到无穷的误解。”（p．102）
论战争性质
《战争论》第一篇的标题为“论战争性质”（On the Nature of War），其第一章也就是克劳塞维茨所认为已修改完成的一章，标题则为“什么是战争？”（What is the War？）。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事实，但很少为人所注意。这样的标题说明了克劳塞维茨所想讨论的主题即为战争的本身（itself），这也正是他与任何其他军事思想家之间的最大差异。
古今中外的军事学术著作几乎都有一共同目标，即为教读者怎样打仗，至于战争的本质为何，则可以说无人研究，也许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为惟一例外。这又正是其书之所以被人认为难解的主因。因为他所教的也许是读者所不想学的，而读者所想学的又是他不重视或不想教的。《战争论》是一部冗长的大书，其中内容并非全部都与其真正的主题有必要关系。也许他若不早逝，则其最后完成的杰作将是一本与现存的《战争论》大不相同的书。仅凭想象即可断言那将是一本像第一章那样简洁而有条理的书。
一、基本认知
克劳塞维茨在其第一章中曾对战争的性质作了三种不同层次的阐明，这足以代表其思想的精华。他首先指出：“战争不过是一种较大规模的决斗（dual，德文为Zweitkampf），……一种强迫敌人遵从我方意志的行动。”（p．110）战争是一种互动（interaction），其发展不是某一方面所能单独决定的，而必然是互动的结果。
克劳塞维茨认为依照抽象的逻辑，战争的成本和努力都应无限升高，但这又与人类经验相违背，因为行动经常会受到某种限制。所以无限（绝对）战争只能存在于抽象情况中，真实战争一定会受到环境的限制。因此，他作出三点结论：（1）战争从来不是孤立的行动，（2）战争不仅为单独短促的打击，（3）在战争中结果从来不是最后的。（pp．115–118）
克劳塞维茨所最重视的环境因素为政治情况，并认为那必须慎重考虑。他指出：“同一政治目的可以对不同的人引起不同的反应，甚至于在不同的时候对于同一人而言也是如此。”（p．119）克劳塞维茨如此重视政治情况的变化，使他与其他理论家大异其趣，因为他们所重视的往往都是可以量化的因素。对于政治环境的思考又使他对于战争产生第二种认知，那也就是其经常被人引述的名言：“战争不过是政策（治）用其他手段的延续。”（p．129）
他认为战争永无自主地位，经常为政策的工具（手段），用以达到政治目的。不过，他又指出：
政治目的并非暴君，必须使其本身能适应其所选择的工具，而这更可能使其本身发生彻底改变，但政治目的仍为第一考虑。（p．129）
此种目的与手段之间的关系又显然不是固定的，而有极大的弹性。尤其是彼此之间经常形成一种互动或回馈，这也正是其最微妙的性质。于是克劳塞维茨遂由此而又获得其对战争性质的第三种认知，这也是最复杂的一种，并构成其第一章的总结。他说：
战争不仅像一只真正的变色蜥蜴（chameleon），轻微改变其特性以适应某种特定情况。作为一种总体现象，其主要趋势又经常使战争呈现一种显著的“三位一体”（trinity）的特点，包括：（1）原始暴力、仇恨和敌意，那都可视为一种盲目的自然力；（2）机会和几率的作用，而创造精神在其中自由活动；（3）以及作为一种政策工具，战争的服从要素使其仅受理性的支配。（p．131）
最后，他又综合地指出：
此三方面的第一面主要是和人民发生关系，第二面为指挥官及其部队，第三面则为政府。……理论若忽视三方面的任何一面，或企图在其间固定一种武断的关系，则将与现实冲突。……所以，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发展一种在此三种趋势之间维持平衡的理论，好像一个悬空位于三块磁石之间的东西一样。（p．132）
以上所云即为克劳塞维茨对于战争性质的三点基本认知。此三者之间不仅彼此关连，而且还代表三个不同的层次：（1）最低为原始暴力的层次，（2）其次为目的与手段的层次，（3）最高为三位一体的层次。但无论哪一层次，战争又都是一种互动，暴力都会受到限制。无限战争只能存在于纯粹幻想之中，现实战争一定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
从《战争论》中可以发现克劳塞维茨喜用比喻（metaphor）。这也不稀奇，中国古书，尤其是佛经，也常用此种方法。其原因为所谓哲理有时的确很难解释，不如打一比喻让读者自己去领会。因此，读其书也就必须深思，否则很难了解其真意。从其所用比喻中又可发现其在治学方法领域中的特点：
（1）他的思想是动态的而非静态的。当时或以前的军事思想家常喜用几何学名词或图形来解释战争理论，他极不以为然，尤其反对把战略变得较科学化的企图。他说：“综合性战争理论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要破除此种谬论。”（p．326）
（2）他对于当时的“高科技”（high–tech）很有研究，尤以数理科学为然，所以他常用科学名词，例如摩擦、几率等。这也是使其著作对于某些缺乏科学素养的读者变得难以了解的原因之一。
（3）一般学者都有追求简化（simplification）的意愿，也就是希望能把复杂的事情简化成为法则、规律或原则（law，rule or principle），这也就是所谓科学化。克劳塞维茨则不作此想，他不但不求简，反而有使其研究变得愈来愈复杂的趋势。这也是使其著作变得非常冗长的原因。
（4）一般学者都企图找到一个常态（normality），而把任何不合于常态的东西都视为例外。克劳塞维茨不承认有所谓例外之存在，而认为例外本来就是正常。战争性质本来就是这样复杂，所以在其领域中也就不可能有法则之存在。
他这种宁繁勿简，宁缺勿滥的精神似乎与我国孔子所指示的“毋欲速，毋见小利”的观念颇有暗合之处。于是遂又导致其所特有的治学方法，即所谓“精密分析”（critical analysis，德文原名kritik）。克劳塞维茨说：“最重要的就是分析每一件事物直到其基本因素，直到无可争论的真理（象）为止。”（p·229）此种治学方法可谓前无古人，非常值得欣赏。何华德认为他的结论对于任何当代战略思想家而言都是一个良好的起点。 [ 注：Michael Howard，Clausewitz（Oxford，1983），p．73． ]
二、摩擦与机会
克劳塞维茨从对战争的最基本认知（决斗）中发现了战争的互动性。于是他指出：
战争并非一种对无生命物质的意志使用。……在战争中，意志指向有反作用的有生命目标。很明显，在艺术和科学中所使用的一切方法对此种活动均不适用。（p．219）
尤其是军事行动所产生的又非单一（single）或单纯（simple）的反应，而是非常复杂的互动。所以，他说：
军事行动的特征为必须期待积极反应（positive reaction），于是也就会产生互动的程序。在此我们所关心的不是如何计算这种反应的问题，而是此种互动的本质将使其变得不可预测（unpredictable）的事实。（p．204）
最后，他又断言：
战争也像广泛的人生一样，全体与部分都彼此相连。不管原因是如何渺小，其所产生的效果必然影响尔后的一切行动，并对其最后结果产生某种程度的改变。同样地，一切手段也都必然影响最后目的。（p．233）
克劳塞维茨认为任何理论的主要目的就是澄清观念和理想，以免其混淆不清。他又确信理论只是一种手段而非目的，所以，不可为理论而理论，尤其不可因墨守理论而牺牲现实。战争并不等于下棋，双方毋需遵守同一规律，而且也可随时改变其规律。简言之，战争中根本无规律之存在，战争是由非常复杂的互动所组成，随时都在变，恰如克劳塞维茨所形容，是一只真正的变色蜥蝎。
战争之所以不可预测，其原因又非仅由于互动关系，克劳塞维茨透过其精密分析又找到第二个关键因素，那就是无所不在的“摩擦”（friction）。他认为真实战争与纸上战争的惟一区别即在于此。摩擦本是物理学名词，在此为一种借用，其通常的意义就是所谓“麦菲定律”（Murphy’s Law）：凡是可以出差错的事情终究还是一定会出差错，而且往往是在最坏的时候。 [ 注：Alan Beyerchen：“Clausewitz，Nonlinearity，and the Unpredictability of War”，International Security（Winter 1992／1993），p．75． ] 这也就暗示完全不出差错是不正常，而出差错反是正常。换言之，摩擦实为战争中的正常现象。克劳塞维茨说：
战争中一切事情都很简单，但最简单的事情也就是困难的事情。这些困难累积起来遂终于产生摩擦。除非已有战争经验的人，否则很难想象。……军事机器本是非常简单，似乎易于管理。但必须记着其组件都不是整片的，每个部分都是由个人所组成，而每个人都有其潜在的摩擦，……即令最不重要的人也有机会铸成大错。……此种巨大摩擦并不能像力学中那样将其归纳在几个点上，而是随时随地都有机会产生不可量度的效果。（pp．177–178）
克劳塞维茨又发现有两种不同的摩擦交相为用。第一种是自然的抗力，他举例说：
战争中的行动好像在有抗力的物质中运动一样。正好像最简单和最自然的运动（步行）在水中不易表演一样。所以在战争中，仅凭正常的努力难以达到平凡的成绩。（p．179）
其次，摩擦还有第二种意义，即现代资讯理论中所谓的“噪音”（noise）。即令是比较原始化的战争也还是少不了“指管通情”（C3I）。战争规模愈巨大，则此种系统也就愈复杂，于是其所产生的噪音（摩擦）也就愈能对正常的运作（行动）产生严重的干扰。克劳塞维茨说：
战争中许多情报是矛盾的，甚至于还有许多是虚伪的，而极大多数都是不确实的。……指挥官必须信任自己的判断，像岩石一样挺立在惊涛骇浪之中，而这绝非易事。（pp．175–176）
由于第一种摩擦（抗力）的存在所以在战争中所付出的努力（成本）往往得不到成比例的报酬，而且更有报酬递减的趋势。第二种摩擦（噪音）则会形成所谓“战争之雾”（the fog of war）。简言之，在战争中一切似乎都像雾中看花，真相几乎永远不会大白。克劳塞维茨指出：
没有任何其他的人类活动是如此连续地或普遍地和机会（chance）连在一起。于是透过机会因素，猜想和运气遂在战争中扮演重要角色。（p．126）
即令是最不重要的小人物，极小的意外事件，都可以造成意想不到的巨大冲击。尤其最令人无奈的是无法事先知道会在何时何地出差错。
战争是一种不确定的境界，构成不确定性的因素至少有四点：（1）危险，（2）体力，（3）情报（资讯），（4）机会。在战争中死亡是经常存在的威胁，每个人都处于疲劳和紧张状况之下，所有的资讯都可能有疑问，而机会更不知何时会出现，所以，一切思考和行动都受到突然的冲击，其结果也会与平时或正常情况之下大有差异。 [ 注：Katherine L．Herbing，“Chance and Uncertainty in On War”，The journal of Strategic（June/September，1986），pp．95–115． ]
19世纪末期的法国数学家潘卡里（Henri Poincare）曾指出所谓机会可分为三种，在《战争论》中对此三种机会都有相当精辟的讨论。 [ 注：Henri Poincare，“Chance”in Science and Method，reprinted in，b Foundation of Science，trans．George Bruce Halsted（1913）（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1982），pp．400–406． ]
第一种机会是统计学中的观念即为可算出的几率（probability）。克劳塞维茨时常提到几率在指挥官的计算中所扮演的角色。不过，他又指出：“在人类一切活动中，战争最接近一场纸牌赌博。”（p．126）此种比喻暗示不仅需要计算几率的能力，而且还需要人类心理学的知识，然后始能猜透对方的心事。换言之，仅凭一般的计算并不能应付机会所带来的复杂性（complexity）。他说：
拿破仑在这一方面说得很正确：总司令所面临的许多决定很像值得需要一位牛顿或欧勒那样的天才始能解决的数学问题。（p．169）
因为军事指挥官并非天才数学家，所以当他们作决定时就必须依赖以直觉、常识、经验为基础的判断。仅凭统计方法绝对不够，因为精神因素经常进入真实战争。
潘卡里认为第二种形式的机会是微小原因的扩大（amplification of a microcause）。克劳塞维茨对此有深刻认识，在分析机会与摩擦的关系时，他指出不为人所注意的小原因可以受到不成比例的放大。决定性结果往往由于特殊因素，而其详情只有当时在场的人才知道。要想解释因果关系时经常会感到精确资料的缺乏：
战争中事实的真相很少完全为人所知，幕后动机则更是如此。它们可能为指挥官所故意隐瞒，又或假使它们只是临时或偶然的，则历史也就可能根本不曾记录。（p．230）
对于战争中已知的结果，可能很难找到其最初的起因。许多复杂的互动能把微小之因放大成为意想不到的巨大之果（macro effect）。互动会产生何种效果，事先无法预测，所以，第二种形式的机会所带来的不可预测性也就无可避免。
潘卡里的机会理论还有其更高深的一层，他说第三种机会是由于我们不能把宇宙视为一个连续整体而引起的结果。他指出：
我们的弱点禁止我们考虑整个宇宙，而把它切成碎片，碎片之间常会相互发生作用，我们遂认为此种相互作用的效果是由于机会所引起。 [ 注：Henri Poincare，“Chance”in Science and Method，reprinted in The Foundation of Science，trans．George Bruce Halsed（1913）（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1982），p．403． ]
简言之，此种机会是分析法所必然带来的副产品。克劳塞维茨对此有同样的认识。他曾一再指出其同时代其他理论家所犯的错误，他们都是坚持要把战争中所呈现的各种问题先孤立起来，然后再个别地加此分析。《战争论》有云：
有人想用原则、规律甚或体系来装备战争指导。此种努力的确表示一种积极目的。但对其所涉及的无限复杂性未能给予以适当注意。……战争指导几乎是朝着所有一切方向伸展，而且毫无固定极限。但任何体系、任何模式又都有其极限。此种类型的理论与实际行动之间存在着无可协调的冲突。（p．196）
克劳塞维茨并非不想为战争指导找到一套原则。不过，他深知那固然是可期待的目标，但也是无法达到的目标。
克劳塞维茨对于战争性质的研究可以说既渊博又深入，不过，似乎还是有一点小漏洞。他虽然注意到战争中同时有摩擦和机会的存在，但并未明白说明二者在敌我双方之间的互动关系。
在战争中只要有行动就会有摩擦，那是任何方面都无法避免的。但若无敌人之存在，则摩擦只会减低行动的效率，而不至于产生严重的影响。但由于战争有敌对双方，于是导致另一种互动关系，那却是克劳塞维茨所未说明的。简言之，甲方的摩擦会对乙方构成一种可供利用的机会，反之亦然。更进一步说，当甲方发生摩擦，本已对乙方提供可利用的机会，但由于乙方也有摩擦，遂可能产生抵消作用，并使其坐失良机而不能利用。因此，在双方的摩擦与机会之间也就会形成一种非常复杂而微妙的互动关系。
很奇怪，克劳塞维茨虽曾提到小因可以致大果，但并未对此种关系作明确的讨论。反观我国的孙子却曾明白指出：“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 [ 注：《孙子》军形篇第四。 ] 所谓“先为不可胜”就是尽量设法减低我方的摩擦，不让敌方获致可利用的机会。所谓“待敌之可胜”就是等待敌方的摩擦对我方呈现可供利用的机会。孙子之语简明扼要，并把摩擦与机会之间的互动关系表达无遗。克劳塞维茨对于军事天才曾作非常详尽的讨论，但很可惜，他并未指出天才（孙子所谓善战者）的意义就是能够了解并善于利用摩擦与机会之间的互动关系，能够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
政治与战争
在其晚年，克劳塞维茨的思想是一直都在政治与战争之间的关系中徘徊。这又是从他写作和修改《战争论》的过程中所引申出来的。概括言之，其晚年思想的演变和发展可以分为两方面来加以探讨：（1）有限战争与绝对战争；（2）战争为政策的工具。
一、有限战争与绝对战争
克劳塞维茨把战争分为有限与绝对两类的观念是现代政治和战略思想家最感兴趣的，但对此种观念的来源和形成却很少有人加以较深入的探索。事实上，克劳塞维茨在其早年还只有24岁时，即已有把战争分为两类的看法，他认为一种是取消对方政治独立的战争，另一种则是获致有利和平条件的战争。但以后这个观念似乎就不再被提及，直到23年之后（1827），当他已经写完了《战争论》前六篇时，这个观念才突然受到极大的重视。他曾明白宣布：“应在每一点上都要对两种类型的战争加比较透彻的解释。”（p．101）
为什么战争应分为两类，克劳塞维茨曾提出三种不同的解释。第一种解释是以历史经验为基础。战争有其不同的时代背景，每个时代都有其特殊的战争种类、特殊的限制条件，以及其特殊的先决条件。简言之，政治（文化）环境决定战争是否为总体或有限，假使是有限，则所受的又是何种限制。举例言之，在18世纪时，战争的形态都是有限的，但法国革命的爆发对比产生了极大的改变。克劳塞维茨说：
突然地战争又变成人民的事务——一共有3000万人民，都认为他们自己是公民，……于是整个民族（国家）的全部重量都放在天平上，而不像过去仅限于政府和军队。现在可以动用的资源和努力超越了一切传统极限，现在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挡锐不可当的战争冲力。（p．931）
根据这样的历史分析，克劳塞维茨遂认为在拿破仑时代战争呈现总体性实乃理所当然。然则在拿破仑败亡之后，对于未来又应作何种判断呢？是否有限战争将再度出现？克劳塞维茨认为这个问题很难答复，不过他却从理论的观点作了一个结论如下：
我们只能说，交战者所采取的目的和所使用的资源，必须受到其本身地位特性的支配。但此种目的又必须符合时代精神及其一般性格。最后，又必须经常受到从战争本质中所抽出的概括结论的管制。（p．934）
从上述最后一句话，也就可以引到克劳塞维茨的第二种解释。他在其书的第一篇第一章就提出“绝对战争”的观念，并说它是一种“理想”（ideal）的战争，所谓“理想”的意义就是说那是合乎逻辑、合乎自然的战争。战争的固有性质是总体的，“战争是一种力的行动，而对于那种力的应用并无任何逻辑上的限制”。（p．112）但在现实世界中，所有的战争都达不到此种绝对理想，其原因是战争并非一种孤立的活动，而受到许多外在因素的影响。所以，交战双方的意图以及战争发展的方向都不可能完全合于理想或逻辑。因此，现实战争也必然为有限战争。
除了外来的限制，战争本身还隐藏着一种内在的限制，此种内在的限制就是克劳塞维茨所强调的“摩擦”。于是遂构成有限战争的第三种解释。他发现在战争中几乎一切的行动都不能完全达到计划中的理想目标，经常会产生无力感而使行动陷于停顿。诚如俗语所云：构成战争的是九分烦恼（boredom）加上一分害怕（fear）。 [ 注：Miclmel Howard，Clausewitz（Oxford，1983），p．51． ] 依照这种解释即可以发现，即令抽象的战争性质是绝对的，但在现实世界中，环境和摩擦又还是会使战争受到各种限制，而永远达不到理想的绝对标准。
克劳塞维茨是在写到《战争论》第六篇将近结束时，才确认毁灭性的战争（war of destruction）并非惟一的战争形式。而此种认知又恰好与其原有的战争性质观念有所冲突。因此，他也就必须设计一种新的思想结构来融合两种观念。不过最初，他虽然承认两种战争的存在，但却又宣称毁灭性战争表现战争性质，所以居于优先地位；而面对有限战争，全面战争往往稳操胜券。所以绝对战争才是真正（true）的战争。
当他写到第八篇时对于这个问题又作较深入的讨论：
此种非导电的媒体，此种阻止充分放电的障碍，又是什么？为什么理论观念还不够？此种障碍包括一大堆因素，其中有无限曲折，那是逻辑推理所不能贯通……这也就是战争为何会变得如此不一贯和如此不完全的原因。（p．914）
因为理论不能漠视现实，所以他说：
今后10年中，甚至于还可能有其他种类的战争出现。我们的理论虽然严格地合于逻辑，但并不一定能适应现实。所以，必须准备发展真实战争的观念，那不是以纯粹定义为基础，而是对于各种不同外来事物都留有余地。（p．915）
不过，在这一章（第八篇第二章：《绝对战争与真实战争》）的结论中，克劳塞维茨这样说：
理论必须承认上述的一切分析，但它却有责任把优先给予战争的绝对形式，并使那种形式成为一种普遍的参考点，以使从理论学习的人能惯于保持那种观点，用它来衡量一切的希望和恐惧，并在可能或必要时，尽量与它接近。（p·916）
二、战争是政策的工具
“战争是政策的工具”（War is an Instrument of Policy）本是《战争论》第八篇的六章（B）的标题，而这也正是克劳塞维茨思想中的最基本观念之一。我们甚至于可以说一直等到他写到这里时，他才算是真正彻底觉悟了。他不再主张绝对战争应居于优先地位，他也不再高谈“会战的特性就是屠杀，其代价就是鲜血”。（p．405）所以，这一章特别值得重视，也是克劳塞维茨留给后世的永恒教训。以下我们就尽量引述《战争论》的原文以来说明此种观念的精义。
战争仅为政治关系的延续，加上其他的手段（with the addition of other means）。……战争本身并不中止政治关系或将其变为某种完全不同的东西。不管其所使用的是何种手段，就本质而言，此种关系仍继续存在。（p．952）
战争并不像理论所要求，会残酷无情地向绝对境界前进。……战争不能遵照其本身的法则，而必须视为某种整体的一部分，这个整体的名称即为政策。（p．953）
政策的目的为统一协调国内行政和精神价值的各方面，……我们在此只能把政策当作一切社会（国家）利益的代表。（p．854）
战争非他，不过是政策本身的表达而已。把政治观点置于军事观点之下，实乃荒谬不合理，因为创造战争者即为政策。政策是指导的智慧，而战争则仅为工具，二者的地位不可本末倒置。所以必须把军事观点放在政治观点之下，而无其他的选择。（p．855）
任何战争的可能性格以及一般形状，主要地都应根据政治因素和条件来评估。战争应设想为一有机整体，其中各部分都不可分立，每一个别行动都对整体有所贡献，而其本身则发源于中心观念。所以非常明白而确实，战争指导的最高立足点，也就是决定其主要行动路线的观点，必然即为政策的观点。（p．955）
简言之，在最高阶层战争艺术也就变成了政策，但那却是一种以战斗来进行的政策，而不是以外交来进行的政策。（p．955）
若认为重大军事发展或其计划应为纯军事问题，实乃不可接受和可能有害的观念。许多政府在计划战争时，常要求其军人提出纯军事性的忠告，也同样不合理。尤其不合理的是理论家认为，一切可用军事资源都应交给指挥官自由运用，好让他可用其为基础，对战争或战役拟定纯军事计划。……尽管近代战争已有多种不同的种类和发展，但其主要路线还是由政府来决定的。换言之，那是由纯政治而非军事的团体来决定的。（p．956）
若对政治因素无知，则不可能对战争作成其所需要的任何重大建议。当人们谈论政治影响妨害战争管理时，实际上是不知所云。他们所争论的应该是政策的本身而不是其影响。假使政策是正确的，则其对战争指导所产生的任何有意影响只可能有益无损。假使产生了相反的作用，则错误的应为政策本身。（p．956）
仅当政治家希望军事行动产生不合于其本身性质的效果时，政策决定才会对作战产生不利影响。正好像对外国语尚未精通的人有时会词不达意，政治家也可能下达足以破坏其目的的命令。此种现象常会出现，足以显示主管全面政策的人对于军事具有某种程度的了解，实至关重要。（p．956）
于是克劳塞维茨遂转而论及军政配合的实际问题：
假使要想使战争充分配合政治目的，而政策也能适应战争中可用的工具，则除了政治家和军人能合于一身以外，惟一合理的安排即为使总司令成为内阁（政府）之一员，以便内阁能参与其活动中的重大方面。不过，这又仅当政府位置在战区附近时才具有可行性，这样才可使在作决定时不至于受到严重的耽搁。（p．957）
最危险的安排就是容许总司令以外的任何军人在内阁中发挥影响作用。那很少能导致合理的行动。（p。957）
1976年英译本编者曾作注释如下：克劳塞维茨所强调的是内阁参与军事决定而不是军人参与政治决定。《战争论》的第二版（1853）恰好把他的原意弄反了。在第二版所作的数百处窜改中，这也许是最严重的一个。 [ 注：见《战争论》英译本，p．608，中译本，p．957。 ]
克劳塞维茨在对战争与政治的互动关系作了如此深入的分析之后，又作了若干历史性的观察来作为“本章”的结束。其最后的结论如下：
所以，战争艺术的转变是政治转变的结果。这种改变不但不表示二者可以分离，并且对于其间的不可分关系构成强有力的证明。（p．959）
再重述一遍：战争是政策的工具。战争必须带有政策的性格，并用其标准来衡量。战争指导即为政策的本身，政策虽用剑来代替笔，但并不因此而在思考上不依照其本身的法则。（p．959）
第八篇是克劳塞维茨在其思想上已经获得新灵感之后才写的，也是他所认为尚称满意的一篇。在这一篇完成之后，他才着手修改前六篇，而在修改过程中他自认为已经完成的则仅为第一篇第一章。因此，在这一章中所说的话似乎可算是其最后的意见。他在这一章结尾处指出：
第一，战争永远不应视为某种有自主权的东西，而经常应视为一种政策的工具，否则全部战史都会和我们矛盾。只有采取此种途径我们才能对问题获得透彻的了解。第二，此种对战争的看法将向我们显示战争如何必须随着其动机的性质，以及引起战争的情况而变化。（p．131）
政治家和指挥官所必须作的第一个、最高的、而影响也最大的判断就是要确定其所将从事的战争的种类；既不把它误认为，又不尝试把它变成某种违反其本性的东西。这是所有一切战略问题中最重要的。（p．131）
最后，在提出战争三位一体观念时，他又指出：“作为一种政策工具，战争的服从要素使其仅受理性支配。”（p．131）
富勒将军曾作解释如下：
因为大战略的要义就是战争对政策的服从，所以姑无论政策为何，其执行都必须在战略权力所能达到的范围之内。 [ 注：J．F．C．Fuller，The Conduct of War，1789–1961（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61），p．66． ]
由此可见克劳塞维茨虽未使用“大战略”这样的名词，但他对于大战略的涵义则早已有明确的了解。
缺失与影响
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虽是一部为世人所公认的不朽名著，但它也是一部不完全的书，其原因又不仅是因为他未能将全书修改定稿，更是因为其书中还是存在着若干漏洞和缺点。
首先应指出的是他的注意力焦点放在战争的较高层面上，也就是所谓政策、战略、作战指导、战略计划等。至于技术、行政、组织等因素并未给予以适当的重视，甚至认为这些因素对于战略问题并不能产生重要的影响，所以也就可以存而不论。何华德指出战略应有四维（dimension，亦可译向度），即为作战、后勤、技术、社会。克劳塞维茨所界定的战略实际上仅为“作战战略”（operational strategy），不过他也是注意到战争有社会层面的第一位大思想家。但对于战争的另外两个向度，后勤与技术，则几乎完全予以漠视。 [ 注：Michael Howard，“The Forgotten Dimension of Strategy”，Foreign Affairs（Summer，1979），pp．979–986． ]
克劳塞维茨对于战争的海洋方面也几乎完全不曾讨论，这也是常为人所诟病的一项事实。克劳塞维茨是一位内陆国家的陆军职业军官，他可能一生都不曾有过航海的经验，所以，他的书不曾给予海洋因素以任何注意，实乃事理之常，毫不足怪。但有一点必须指出，他的书虽并未公开讨论海洋战争或海军战略，但这并不意味着其所发展的概括性理论和观念不能够应用到陆地以外的战争范围。事实上，他的基本观念，例如机会与摩擦，攻守之间的互动，战争为政策工具等都可以普遍地应用，而不受任何时空因素的限制。
实际上，20世纪初期的两位海洋战略大师，美国的马汉、英国的柯白（Julian Corbett），就是分别从约米尼和克劳塞维茨的著作中找到其所需要的灵感，从而建立他们的海洋战略思想体系的。固然克劳塞维茨和其书中所引述的史例都是他所最熟悉和最感兴趣的陆上战争，但我们并不能因此而就以为其理论架构不完全，或不能适用于陆地以外的战略环境。
与一般人的想象并不完全一致，克劳塞维茨并非不重视经济因素在战争中所扮演的角色。他在《战争论》第八篇中讨论 18世纪的战争性质时，曾明白指出“军事组织以金钱和人力为基础”。（p．926）依照他的看法，国家的经济资源，与其地理和社会政治条件结合，即足以决定其军事政策。不过，经济、地理、社会、政治等对于战争或战略都只是一种先决条件，而并非其理论架构中所要分析的重点。
最后还有人批评克劳塞维茨在其《战争论》中完全忽视了伦理学（ethics），譬如说，他并不曾深入讨论战争的起因，也不曾追问导致战争的政策究竟是善还是恶。这些意见的确曾经引起争论，而其主因是对克劳塞维茨著书的本意缺乏认知。克劳塞维茨的意图是对战争的性质作深入的研究，并借此而建立一套完整的战争理论，至于有关战争的道德（morality）问题，那是应该属于政治伦理学（political ethics）的范围，而与战争理论无关。战争是一种社会行动，至于是否应从事战争的决定则完全与战争本身无关。即令此种决定是受到军事领袖的影响，甚至于完全是由他们作主，但上述的观念并无改变，那只是表示军人分享或掌握政治权威而已。
诉之于战争时所持的道德理由虽然可能对战争的行动发生影响作用，但假使影响所及是交战国家的政府或国际社会，则那还是在战争理论的范围之外。至于其对实际参加战争的军人所可能产生的冲击，克劳塞维茨实际上是已经将其分别纳入其对士气、忠诚、心理等方面的讨论中。
总而言之，任何人所创立的理论，所著作的书籍，都不可能尽善尽美，毫无缺点。他会受到批评，尤其是误解，更是在所难免。何况，克劳塞维茨的著作并未完成，而其理论又是那样复杂，其文字又是那样晦涩，所以似乎有如其所预料：
假使我不幸早死而结束了我的工作，则所留下来的著作当然只能算是一大堆尚未成形的概念，那将会受到无穷的误解，并成为许多不成熟批评的目标。（p．102）
现在再来分析影响的问题。这个问题又应分为两个方面：（1）克劳塞维茨所受到的影响；（2）他所产生的影响。现在分别讨论如下：
任何一位思想家在思想史中都一定是居于承先启后的地位，他不可能是真正独来独往，尤其是其思想必然有其来源。克劳塞维茨自幼好学，在其成长过程中曾经博览群书，其范围尤其广泛，包括哲学、科学、历史、政治、文学、美学等方面都在内，并非仅限于军事。这样多的知识和观念都先后纳入其思想架构之中，并产生整合效果。所以，实在很难明白指出其在思想上究竟受到了哪些因素的影响。同时，这也是一个范围过分庞大的问题，也许详细的分析的确需要写一本专著。尽管如此，我们至少还是能够列举出几位对克劳塞维茨的确具有重大影响力的思想家，并对于此一问题作若干较深入的分析。
第一位在思想上对克劳塞维茨产生重大影响的人即为康德。克劳塞维茨的军事理论观念以康德的艺术理论为根源。康德的弟子，哲学家柯亨（Hermann Cohen），在1883年首先明确地指出此项重要事实。自此之后，这种观念也就为所有解释克劳塞维茨思想的学者们所共同承认。 [ 注：Hermann Coben，von Kants Einfluss auf die deutsche Kultur（Berlin，1883），pp．31–32． ] 虽然并无直接证据显示克劳塞维茨曾饱读康德的著作，但我们却确知当克劳塞维茨在战争学院受训时，曾听过季斯维特（Johann Gotffried Kiesewetter）的讲授，而后者则为最著名的康德思想传播者，所以，也许可以说克劳塞维茨实为康德的再传或私淑弟子。
像启蒙学派的军事思想家一样，克劳塞维茨从艺术理论中对战争“艺术”的理论找到一种具有高度暗示性的模式。从其早期的著作到《战争论》，他都采用康德的艺术理论来批评启蒙军事思想家的著作，并进一步发展自己的战争理论观念。巴芮特认为：“他在1806年以前对康德哲学的研究，至少给予他以解决疑问时所需的一部分治学工具。” [ 注：Peter Paret，“The Genesis of On War”，Introductory Essays of On War，p．14（中译本，p．48）。 ]
其次，就要说到沙恩霍斯特。对青年时期的克劳塞维茨，沙恩霍斯特影响之重大几乎是无法形容。甚至可以说在其一生之中，无论在哪一方面都无不受到其恩师的影响。专就思想领域而言，也许可以勉强地分为下述四点：
（1）他接受了沙恩霍斯特的这一观念：理论必须具体并适合环境，必须考虑构成现实的一切复杂条件，并且必须不与历史经验脱节。
（2）沙恩霍斯特又把另一重要观念传授给他的弟子：理论必须反映部分与整体之间的关系，而且必须以事物的本性为基础。这不仅代表一种深远的理念，而且此种理念也在克劳塞维茨的思想中扮演决定性的角色。
（3）虽然军事思想家无不重视历史经验，但沙恩霍斯特却特别强调对历史个案应作详细、具体、综合的“重建”（reconstruction）。克劳塞维茨对此有极深刻的印象，他在其《战争原则》中曾说明：
军事史学家是发明（invent）历史，而不是写历史。……少数个别战斗的详细知识要比许多战役的概括知识有用。……沙恩霍斯特将军对1794年梅宁（Menin）防御战的描述即可为最佳的例证。此一记载可以作为例证向殿下说明如何写军事史。 [ 注：Carl von Clausewitz，Principle of War（Harrisburg，1942），pp．68–69． ]
事实上，克劳塞维茨对历史所作的一切研究都是采取此种沙恩霍斯特模式，他在《战争论》第二篇第六章（论史例）中，又曾推崇沙恩霍斯特所写的教范是空前未有的佳作。（p．251）
（4）沙恩霍斯特在思想上颇受蒙丘可利、康德、孟德斯鸠的影响，已见前述。除蒙丘可利外，其余二人对克劳塞维茨也同样具有重大影响。是否由于师弟相传因无确证，但至少可以显示师弟二人具有平行的思想。
于是现在就要进而分析孟德斯鸠的问题。不管是直接地还是间接地，克劳塞维茨在思想上曾受孟德斯鸠相当重大的影响，实为不争之事实。他自己曾明确地指出当他最初准备写理论专著时，内心里是想以孟德斯鸠的《法意》（Spirit of Law）为模范。（p．93）虽然他以后发现此种模式对他的著作并不适当，但从作者的性格和著作的特征上来看，还是可以显示在这两位不同时代的大思想家之间，又的确存在着“心有灵犀一点通”的趋势。在《法意》的导言中，孟德斯鸠曾有下述这样一段话：
我要求读者不要在顷刻之间来判断20年辛苦工作的价值。请接受或拒绝这一整本书，而非其中少数章句。假使读者想要寻求作者的真意，则只有从全书的结构中始能发现。 [ 注：Peter Paret，“The Genesis of On War”，Introductory Essays of On War，p．14（中译本，p．56）。 ]
假使不是已经事先说明，则读者也就非常可能会以为这是克劳塞维茨所说的话。
克劳塞维茨与马基雅维里可谓神交已久，他在1804年所写的文章中即曾引述马基雅维里之言，同时又称赞马基雅维里对于军事问题有非常合理的判断，尽管他还批评马基雅维里有“食古不化”之嫌。 [ 注：参看本书第五章。 ] 克劳塞维茨在心理上对于马基雅维里可能有一种同病相怜之感。因为虽然时代不同，但当时的普鲁士与过去的意大利在政治环境上却颇为类似，他们二人都同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而且也都有报国无门之感。此外，由于日耳曼在那时也正掀起一股对马基雅维里思想感到兴趣的风气，所以克劳塞维茨也恰好躬逢其盛。
克劳塞维茨认为马基雅维里在《君主论》中所提倡的观念，对于已经进入法治层面的国内政治虽不再能适用，但在外交关系的领域中，却还是能够提供很多有价值的启示。简言之，若用现代国际关系学领域的名词来表示，他们两人都可以算是属于所谓的现实学派（realists），尽管在他们那个时代，所谓国际关系的学科尚不存在。因此，他们在学术思想史中都是超时代的先知者。 [ 注：P．Savigear，“European Political Philosophy and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in Approaches and Theor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ed．by Trevor Taylor（Longman，1978），pp．19–31． ]
最后，最足以引起争论的问题还是黑格尔对克劳塞维茨的影响，这也是一直到今天尚难定论的问题。诚如巴芮特所指出，克劳塞维茨不是一位专业哲学家，他只是那个时代中受过一般教育的人的典型代表而已。简言之，他仅从公认的经典著作中吸取若干片断知识，而对于任何学说都并无深入研究。 [ 注：Helmuth von Moltke，“On Strategy”，in Milit?rische Werke（Berlin，1900），vol．Ⅱ，p．219． ] 事实上，他在《战争论》中曾明白地提出警告：“任何理论家……都不应钻进心理学和哲学的牛角尖。”（p．201）简言之，他的目的是想建立一套现实主义者的军事理论，并以历史经验和战争性质为其基础。他与理想主义者的玄学（idealistic mataphysics）可以说是毫无关连。
不过，到1826年和1827年之交时，情况却发生了戏剧化的改变。克劳塞维茨发现他的基本理论观念与历史经验并不完全符合，于是被迫必须设法使二者能够协调，否则就要面临鱼与熊掌，二者不可得兼的矛盾。而同时在这一年的柏林，黑格尔思想的影响力也恰好发展到了其最高潮，而此种思想的最大特点是认为一切的对立和矛盾实际上都是一个单独整体的不同方面。根据此种思想，克劳塞维茨的矛盾也就自可迎刃而解，他不再需要放弃其两个对立观念中的任何一个，而可以采取一种较高的观点，把两个观念同时保留，并分别视其为整体的不同部分。无可否认，克劳塞维茨的确就是这样想通了，其战争理论开始走向此种二元路线。
然则克劳塞维茨是否已成黑格尔的门徒？黑格尔对他究竟有多大的影响？自从《战争论》出版之后，这些问题就一直成为推测和争议的对象。克鲁齐格（Paul Creuzinger）在1911年出版了一本名为《黑格尔对克劳塞维茨的影响》的书（Hegel’s Influence on Clausewitz），确认克劳塞维茨的一切思想，从战术到战略，无不受到黑格尔的影响。以后列宁公开宣称克劳塞维茨是黑格尔的门徒，那很可能是读克鲁齐格之书以后才产生出来的印象。克鲁齐格似乎应该知道，仅只从1820年开始，克劳塞维茨才可能受到黑格尔的影响，因为在此以前，黑格尔在哲学家之中还只能算是无名小卒。反言之，由于克鲁齐格只读过《战争论》，所以他不知道许多被他认为曾受黑格尔影响的观念，实际上在克劳塞维茨早期著作中即已经存在。 [ 注：Paul Creuzinger，Hegels Einfluss auf Clausewitz（Berlin，1911）． ]
比较晚出的学者，包括阿洪和巴芮特等人在内，则认为黑格尔虽对克劳塞维茨不无影响，但克劳塞维茨却绝非黑格尔的信徒。巴芮特曾指出：
这是一种辩证法，不过那只是就特殊意识而言。诚然，他并未采取形式化、高度结构化的态度。黑格尔的正、反、合，照克劳塞维茨的看法，也还是像任何其他系统同样不适当。……但他却时常采取一种改良形式的辩证来发展其个人的思想。（p．50）
从《战争论》中并不能发现其与黑格尔的玄学、理想主义、历史意识有任何关连，但却可以发现其曾受黑格尔政治及社会思想的直接影响。因此，我们可以作一总结论如下：克劳塞维茨绝非黑格尔主义者，尽管在其早期著作中即可发现有若干观念是与黑格尔不谋而合，而到晚年（1827年之后），其观念和方法又都曾的确受到黑格尔的相当影响。
分析克劳塞维茨所受其他思想家的影响固然已经很难，但要想分析克劳塞维茨对于后世的影响则似乎还要更难。诚如大家所熟悉的说法，知道克劳塞维茨的大名和偶然引述其一两句名言的人固然很多，但真正读过其巨著的人却很少，而了解或同意其意见的人则更是少之又少。
诚如克劳塞维茨本人所预感，他遗著是由他的遗孀在其身后出版。其第一版在1832年出现，一共只印了1500部，卖了 20年都没有卖完，于是出版商决定发行第二版。第一版的内容是完全照克劳塞维茨生前所亲手封存的原稿排印，不曾增减一字，所以也可以说是代表《战争论》的原文，但第二版（1856）却由其内弟布吕歇尔负责校正，而他却曾乘机在原稿上作了一些修改。这真是非常不幸，因为其修改有很多地方都改变了原意，使克劳塞维茨的思想受到误解，真是误尽苍生。
可以说是非常讽刺，原始的第一版不仅不畅销，甚至于也不为人所重视，但经过窜改的第二版却风行全球，几乎变成军事学领域中的圣经。这似乎是一个奇迹，但又并非不可解释。克劳塞维茨的高足老毛奇做了普鲁士的参谋总长，三战三胜，建立了德意志帝国，成为不可一世的英雄人物。老毛奇倒是一个不忘本的人，他公开宣称他的思想是深受《战争论》的影响。于是一言九鼎，《战争论》也随之而洛阳纸贵了。假使克劳塞维茨地下有知，一定会感到啼笑皆非。天下事往往如此，可以暗示人类是如何浅薄。
从此，《战争论》就继续不断地再版，但都是以这个已被窜改的第二版为依据，至于克劳塞维茨夫人所出版的原始本（第一版）已经不再为人所注意，甚至于很少有人知道这两种版本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自19世纪后期起，《战争论》又开始被译成他国文字。最早的英译本是在1874年出现，法文译本则迟到1886年才出版。我国的最早译本出现于1905年，是由日文转译而成。编译者为保定军官学堂学生潘毅等，书名为《大战学理》，那也是日本人所用的书名。 [ 注：钮先钟，《中国战略思想史》，p．546。 ]
不过，又有两点应补充说明：（1）所有的再版和翻译都是以第二版为依据，直到1952年，西德发行第16版的《战争论》时，才又终于把克劳塞维茨的原文一字不改地再度呈现在世人的面前。接着在1976年始有何华德和巴芮特两人合译的新英译本问世。（2）克劳塞维茨的全集共为10卷，而《战争论》仅为其前3卷，所以尽管《战争论》是其代表作，但研究克劳塞维茨的人却不应仅只取材于《战争论》。可惜那些《战争论》以外的著作只有极小部分在最近才被译成英文，甚至于原始的德文本也大都束之高阁，很少有人问津。
《战争论》出版于1832年，约米尼的《战争艺术》则出版于 1838年，在时间上相距不过6年，但其遭遇却大不相同。《战争论》出版后几乎可以说是不曾受到重视，至少是不畅销；而《战争艺术》却立即受到重视，被译成各国文字，畅销欧美，历久不衰。诚如何华德所云，成为19世纪最伟大的军事教科书。甚至于到19世纪70年代以后，当克劳塞维茨的思想和著作已经开始日益受到重视时，对于一般军人而言，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仍然是一本很难了解的天书，而欧美各国的军事学校则仍然继续采取约米尼的路线。
克劳塞维茨的书为什么那样不受欢迎，它真是那样难读吗？这可以解释如下。《战争论》是有史以来第一本以研究战争性质为主题的书，仅凭这一点，这一本书就已经足够具有不朽的价值。但令人感到遗憾的是他所独有的观念真所谓曲高和寡，并不能获得西方社会的认同，甚至于到今天都可能如此。西方学术界过去从未把战争的本身视为一种学问（discipline）来研究，即令到今天，虽然已有许多大学设有与战争研究（war studies）有关的系所，但仍有人对此表示反对或质疑。在19世纪后期，欧洲社会还是处于文武隔离的状态。尽管克劳塞维茨博学深思，但从学界人士眼中看来，仍然是非我族类，对于他的著作更是有不屑一顾之感。反而言之，尽管克劳塞维茨是职业军人，但一般军人对他却不免抱着敬而远之的态度。他所写的主题，从他们眼中看来，的确是太抽象化，太理论化，甚至于可以说不伦不类。他们所需要的是简单和具体的准则，可以对行动提供立即可用的指导，而且在应用时也不必花费太多的思考。但克劳塞维茨却坦白地告诉他们：“战争艺术根本不可能建造一套模式，足以当作框架，让指挥官在任何时候都能依赖其支持。理论的……意义即为教育未来指挥官的心灵，……但不陪伴他走入战场。”（p．206）尤其是这最后的一句话的确会使大多数军人感到失望。
照克劳塞维茨的想法，战争本来就是一种非常复杂的事情，不可能将其简化成一套法则或教训，而且只有天才始能了解。所以，一般读者也就会自惭形秽，感觉到我们既非天才，又何必读《战争论》。又或他们根本不了解克劳塞维茨的用意，而把《战争论》当作一般教范来研读，结果是徒然枉费精力而一无所获。更有一种自作聪明的人，对于《战争论》采取选读的方式，换言之，只读他自认为有价值的部分，其结果是可能比不读还要坏。此种断章取义的方式正是引起无穷误解的主因。当然，最糟的是随便引用《战争论》中的片断以来作为辩论理由或举证，那才更是误己误人。所以，结论还是老话，真正了解《战争论》的人相当少，但断章取义，随意引述的人却很多。
基于以上的分析，就很容易了解要想判断克劳塞维茨对后世的影响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尽管有许多将军、政治家、学者都曾读过《战争论》，但《战争论》对于他们的思想行为究竟已经产生了何种影响，又不可一概而论。不过，我们在此又只能作概括之论，因此，首先把问题分为两大类：（1）对思想（尤其是军事思想家的思想）的影响；（2）对行动（包括军人和政治家）的影响。
就第一点而言，许多思想家虽都曾读过《战争论》，但很难断定哪些人真正了解《战争论》。反言之，却有证据足以显示某些颇负盛名的思想家对于克劳塞维茨不是误解，就是不同意，最显著的例子即为英国的李德哈特。此外，也有某些人虽很欣赏《战争论》，但还是不能确认其思想的发展是深受克劳塞维茨的影响。再反而言之，还有某些人似乎并不曾读过《战争论》，但其思想中的基本观念却和克劳塞维茨非常相似。概括言之，凡是读过《战争论》的人，无论其反应为正为负，在思想上都一定会受到若干影响，但并无确实例证足以证明克劳塞维茨对于后世某一思想家的思想曾具有决定性作用。
再说到第二点，假使对《战争论》以后的重要战争作一全面研讨，则似乎很难找到证据表明有任何指挥官和政府曾经实际应用克劳塞维茨的理论，即令其高足老毛奇也不例外。因此，的确很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战争论》对于战争并无任何实质贡献。
结论
这是本书最长的一章，写到这里也应该作结论了。克劳塞维茨已经是150年前的古人，但其对战争理论研究的贡献仍然还是无人能及。有人将他与亚当·斯密（Adam Smith）相提并论。亚当·斯密虽然被人认为是近代经济研究的奠基者，但在他以后，经济理论有很多新的发展，所以亚当·斯密在经济学领域中早已不是一枝独秀，更不能算是空前绝后。但克劳塞维茨则不然。至少到今天为止，全世界上还不曾有一部能够超越《战争论》的战争理论著作。所以，他现在的地位的确还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当然，诚如约米尼所云，在太阳底下没有哪一样东西是尽善尽美的。克劳塞维茨的著作虽然是如此伟大，如此不朽，但概括言之，而尤其是自今日观之，还是有其显著的弱点，并应予以补充和矫正：
（1）科技的发展给战争带来了新因素，那是他无法预知的，当然也无从考虑。
（2）在他那个时代非常简单的问题到今天可能已经变得非常复杂，而他的书对于这些问题都不曾给予以应有的重视。
（3）某些主题被他认为与战争指导无关，例如战争的起因、道德伦理、经济因素等，但在现代战争理论中都已成为众所关切的部分。
（4）克劳塞维茨在其书中所作的观察，或所引述的资料也不免偶然会有错误而应予以校正。
不过，尽管内容庞杂，瑜瑕互见，但就其全体而言，《战争论》仍然是一种“吾道一以贯之”的完整战争理论，我们随时可以发现其思想基础的雄厚，分析能力的精辟，令人叹为观止。也许我们可以引用克劳塞维茨自己所说的话采作为一个总评：
《战争论》尽管在形式上有其一切缺点，但事实上仍含有许多年来对战争深入思考和勤奋研究的成果。甚至于可能发现其中含有足以使战争理论发生革命的基本观念。（p．1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