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米尼·第九
作者：钮先钟 ·中国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启蒙的延续
从16世纪到18世纪，欧洲历史脱离了黑暗期，进入启蒙时代，西方战略思想也随之而有蓬勃的新发展，尤其是到18世纪后期更是人才辈出，著述风行，可谓极一时之盛。不过，概观此一阶段中的战略思想著作，又可以发现都有一种共同的趋势，即认为战争也像其他的科学一样，有其不变的规律和原则，而此种规则的探求和应用则又有赖于天才。所以必须才学（genius and study）并重。实际上，这也正是时代精神的表现。
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战争对欧洲的历史和思想都带来重大的改变，在此种冲击之下，战略思想呈现出分道扬镳的两种趋势：其一可概称为启蒙的延续，其二可概称为启蒙的反动。前者继续采取启蒙时代的治学精神和方法，并相信它们对于新的环境也仍能适用。后者则否定启蒙运动，并主张应另觅新的途径。这两大趋势的代表者即为号称19世纪前期两大师的约米尼和克劳塞维茨。他们二人生活在同一时代，其思想必然有其共同的背景，但他们又各立门户，自成一家之言。此种同中有异，异中又有同的现象真是多彩多姿，相映成趣，令人叹为观止，也可以说是战略思想史中少见的盛事。本章以约米尼为主题，下一章则以克劳塞维茨为主题。
约米尼在思想上是启蒙的延续，同时也可以说是集此种思想之大成，而成为此一学派的最后宗师。但在他之前有许多的军事思想家，都曾对他具有相当的影响作用。其中比较重要的都已在第七章加以论列，在此不必赘述。不过，与约米尼同一时代而略早者还有奥国的查理大公（Archduke Charles，1771–1847），他在思想上与约米尼有相当微妙的渊源，因此，必须在此略作简明的补充叙述。
查理大公是奥皇利奥波德二世（Leopold Ⅱ）之子，法兰西斯一世（Francis Ⅰ）之弟。他在1793年参加对革命法国的战争，1796年曾在德国南部两次击败法军，不过次年却为拿破仑所击败，到1799年又大败约尔丹（Jourdan）所指挥的法军。虽然在整个战争期间，奥国军队的表现可能在各国之中最差劲，但他还是被公认为奥国的最佳将才。
查理大公在1800年又受任于败军之际，负责奥国的军事改革，但因为他是皇弟，深为其兄所畏忌，所以经常受到宫廷政治的牵制而无法得展其雄才。最后终于解除兵柄，并且不再过问国事，尽管如此，其高风亮节以及在战争中的纪录仍然受到世人的尊重。他有很多著作，包括历史的回顾和理论的分析在内，其传世之作《战略原则》（Principles of Strategy），在1814年首次公开发行，并迅速被译为法文（1817）和意大利文（1819）。其全部著作以后又编成全集保存。 [ 注：Archduke Charles（Carl von Oesterreich），Ausgewahlte Schriffen，F．K．Malcher（ed．）（Vienna，1893–1894）． ]
从其著作中可以发现查理大公的思想受到三条不同路线的影响：（1）是启蒙时代的传统路线，（2）是劳易德和邓培霍夫的作战线观念，（3）是毕罗所提倡的几何分析。其第一本理论著作，名为《高级战争艺术原理》（Principles of the Higher Art of War）完成于1806年，书中结论为：
战争科学的原则只有少数几条而且永远不变，但其应用则千变万化，永远不会相同。每逢军事情况发生改变，包括武器、兵力、位置、新发明等，则这些规律也就会有不同的应用。 [ 注：Archduke Charles（Carl von Oesterreich），Ausgewahlte Schriffen，F．X．Malcher（ed．Vienna，1893–1894，vol．Ⅰ），p．50． ]
所以，他认为战争的原则虽以数学化的明显真理为基础，但其应用则必须有赖于判断，而判断力的养成则必须以历史研究和军事教育为基础。所以，天才与经验又必须用科学原则和历史研究来增强。 [ 注：同上书，vol．Ⅰ，p．231。 ]
查理大公认为无论在攻势战争或守势战争中，下述主要规律都同样有效：
在替我方主力选择作战线或位置时，必须永远不让敌军接近我方的交通线和补给来源。攻击者应企图进入敌国以求切断其补给来源，而防御者则应保护其本身的交通并争取时间。 [ 注：同上书，vol．Ⅰ，p．7。 ]
基于以上的引述，即可显示查理大公深受劳易德和毕罗的影响。他对于战争采取谨慎的态度，也不认为会战即为战争的焦点。他在其《战略原则》一书中指出：
一切的部署和运动都必须能对下述各项提供充分的安全保障，包括有后方的要害（key to the country behind），储积补给的作战基地（base of operations），与这些补给之间的交通，以及我军所选择从其基地向其所作战目标（objective of operations）前进的作战线（line of operations）。 [ 注：Archduke Charles（Carl von Oesterreich），Ausgewahlte Schriffen，F．X．Maleher（ed．Vienna，1893–1894，vol．Ⅰ），p．237． ]
以名词而言，“作战线”是劳易德所首创，至于“基地”、“目标”等则都是出于毕罗，不过“战略要害”（strategic key–points）的观念则应算是查理大公的贡献。所谓“要害”者即为能支配基地、交通和目标之点，构成“对国家的锁链”（key to the country）。所以，在作战计划中的首要考虑即应为确定和争取此种要害。
当《战略原则》在1814年出版时，立即受到广泛的好评，这当然与查理大公的皇室地位和战时威望不无关系。此种现象也使当时已负盛名的约米尼感到震惊。约米尼一向恃才傲物，对于其他军事思想家都无好评，但对于天汉贵胄的查理大公又还是不敢掉以轻心。所以当查理大公要求他将《战略原则》译成法文时，约米尼欣然同意，同时由于该书的出版，遂又促使约米尼想要写一本更完善的理论著作，以来达到后来居上的目的。其结果即为他的《战争艺术》。事实上，他们两人在思想上有彼此影响之处，约米尼在他的书上曾收容查理大公的观念，而查理所列举的原则有一部分也可能是曾受约米尼的影响，例如把兵力集中在决定点上的原则。
克劳塞维茨对于其他思想家的批评也一向是非常锋利，而且贬多于褒，但他在《战争论》中却说查理大公是“一位正确的历史学家，一位敏锐的批评家，而尤其是一位良将”。 [ 注：von Clausewitz，On War，vol．Ⅺ，Chap．16，p．123． ] 不过在其较早期的论文中还是对查理大公作了毫不客气的批评：
第一，他缺乏求胜的企图。第二，其判断虽大致良好，但其基本战略观念则完全错误。在战争中应以毁灭敌军兵力为主要目的，但他所追求的成功仅为占领某些阵地和地区而已。 [ 注：“Die Feldzüge von 1799 in halien und in der Sehweiz”，in Chausewitz，Himterlassene Werke（Berlin，1832–1837），vol．Ⅴ，p·152． ]
当查理大公著书立说之时，奥国在欧洲还是领袖国家之一，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由奥国首相梅特涅主持，即可作为象征。但曾几何时，奥国即已降级为二等国家。军事思想的重心通常都是随着军事权力的盛衰而移转。拿破仑虽败但其余威犹存，所以在19世纪前期，作为拿破仑战略思想解释者的约米尼遂能确保其权威地位。普法战争（1870）之后，德国变成欧洲第一强国，于是克劳塞维茨开始变成受到广泛崇拜的新偶像。至于查理大公的著作则已无人问津，学术思想界居然也是如此势利，真是令人不胜感慨。
概括言之，查理大公与约米尼采取的是同一路线，其基本观念几乎是大同小异。他们所代表的即为启蒙时代的延续。
约米尼的生平
约米尼（Antoine Henri Jomini）出生于1779年，其故乡培恩（Payerne）属于瑞士的法语地区。他是真正的中产阶级出身，青年时在巴黎的银行中充当小职员。受到法国革命刺激，1798年回到瑞士利用人事关系，在法国的附庸希维提共和国（Helvetlc Republic）充任其军政部长的秘书，并取得“少校”（chef de bataillon，即营长）的官阶。1801年他又返回巴黎从事旧业，并开始对军事学术的研究发生极大的兴趣。 [ 注：约米尼虽有多种不同的传记，但其记载并不完全可靠，有些资料是出自其晚年的回忆，更无法查证。此外，传记作者对他的认知和毁誉也颇有差异，本书以思想为主题，对于思想家的生平只作简要的介绍，而不作深入的考证。 ]
1802年约米尼在遍读启蒙时代法国思想家的著作之后，开始写作其第一本书，其内容为列举一套格言（maxims）。这本书受到拿破仑手下大将赖伊（Michael Ney）的欣赏，他邀请约米尼加入其幕僚，但只是没有正式官阶的约聘人员。此时，约米尼才发现劳易德和毕罗著作的法文译本。他们的思想对约米尼产生了莫大的冲击，因此他决定要把其原有的著作烧掉而再写一本新书。这一部新著即为第一部扬名天下的书，中文译名为《大军作战论》，其法文原名为 Traite des grandes operations militaires，而英文译名则为Treatise On Grand Military operations。在西方著作中常简称为Treatise，本书以下叙述及注释中将简称其为《作战论》。这部书的主题为讨论菲特烈大王的战役以及法国革命战争。其最初两卷是在1804到1805年间出版，以后又续成三卷，全书第一版是在1809到1810年间完成。 [ 注：《大军作战论》自首次出版之后，又多次再版和修改，本书将以下述英译本为引述根据：Jomini，Treatise on Grand Military Operations（2 vols；New York，1865）。 ]
约米尼以赖伊幕僚的身份参与1805年的战役，并乘机将其新著呈送拿破仑御览。据说拿破仑看了几页之后就惊叫着说：“什么！这是一位年轻的少校，一位瑞士人，他所讲的是我的教官所从来不曾对我讲过的，而且可能也只有极少数将领能够了解。”他再读下去就更紧张，他说：“为什么军政部居然准许这样的书出版？它把我的全套战法都告诉了敌人，这本书应立即禁止发行！”但过了一会他又恢复冷静然后说：“我实在不必庸人自扰，那些敌方老将根本不读书，而读书的青年军官又还不够资格有指挥权。不过，这样的书今后必须经过我亲自批准始得出版。”接着拿破仑就命令将约米尼列入晋升上校的名单。 [ 注：R．Ernest Dupuy and Trevor N．Dupuy，Military Heritage of America（McGraw–Hill，1956），p．178． ]
1806年9月，拿破仑在梅因兹（Msinz）召见约米尼，此时拿破仑正准备进攻普鲁士，因认为约米尼对菲特烈战役有研究，故调他到大本营服务以备咨询。
由于约米尼必须返回赖伊军部作必要的交代，于是就问拿破仑，是否四天之后应在班堡（Bamberg）与其会合。拿破仑反问：“谁告诉你我要前往班堡？”当他说这话时是一半惊讶，一半恼怒，因为那是其心中的机密，似乎不可能泄漏。
约米尼不慌不忙地回答：“陛下，日耳曼的地图、马仑哥（Marengo）和乌尔姆两次战役告诉我的。”拿破仑遂叮嘱他绝对保密，连参谋长贝塞尔都不要让他知道。这一件事曾使拿破仑获得极深刻的印象，以后他在圣海伦岛上过着放逐生活时还曾追述此事。 [ 注：同上书，p．179。 ]
以上的故事固然传为美谈，但约米尼与拿破仑的关系还是有很多疑问。即令拿破仑对于约米尼的才学是相当欣赏，但他始终末获重用则又为事实。其主因似与约米尼本人的性格有微妙的关系。约米尼一向恃才傲物，文人气息极重，与那些老粗出身的军人经常发生冲突，而拿破仑的参谋长贝塞尔元帅更是其头号敌人。他一共曾辞职达15次之多，虽都获慰留，但仍可以反证其人际关系之恶劣。
1812年征俄战役时，约米尼已升任准将，颇有贡献，尤其当法军撤退时，能够安全地渡过柏也及纳河（Beresina），而幸免于全军覆没，实应归功于其思想敏捷，行动迅速。但他本人则因积劳成疾，几乎送命。据说拿破仑事后曾表示若非约米尼久病不愈，否则他在那时可能升他为元帅（此说似不太可靠）。 [ 注：R．Ernest Dupuy and Trevor N．Dupuy，Military Heritage of America（McGraw–Hill，1956），p．181． ]
1813年约米尼病愈又回任旧职（赖伊的参谋长），但他所受到的排挤却日益增强，最后遂不得不自动求去。他向俄皇亚历山大表示愿到俄国服务，后者即欣然接受并待以客卿之礼。此时约米尼34岁，但早已是国际知名的战略学者。关于他的投奔俄国有很多的评论，但大致都对他表示同情，其理由可分下述三点：（1）他是瑞士人而非法国公民，所以不能算叛国；（2）当时法国已与同盟国休战，根据欧洲惯例，军人在此时可以投奔另一国家；（3）约米尼在法军阵营中已无法再留，不走将有杀身之祸。
在1815年以后的和平时代中，约米尼才开始交好运。他继续充任俄皇的高级顾问，帮助他进行军事改革，此后56年他始终被列在俄国将官名单内。不过，他大部分时间仍生活在巴黎，并从事于其著作生涯。他的名望随着寿命而升高。等到他在1869年（刚刚过90大庆之后）逝世时，更是已被公认为独步全球，一时无二的兵学大师。真可谓实至名归，生荣死哀。此时他的著作早已风行世界，成为各国军事学校的基本教材，全球军人都对他敬若神明。这位半路出家的高僧，在其圆寂时，应该感觉到心满意足而无遗憾。
著作与思想
像大多数军事作家一样，约米尼的著作可概分为两类：（1）战史，（2）战争理论。但这又非绝对性的分类，因为在其历史著作中，约米尼还是经常寻求基本原则，以作为解释为何及如何行动的基础。反而言之，他在其军事理论的研究中，又从不采取玄想的方式，而经常以史实来作为依据。
他的战史全部共达27卷之多，包括菲特烈、法国革命、拿破仑三阶段的战争都在内，从1756年到1815年，真可谓洋洋大观。但令人感到困惑的是他对于七年战争和革命战争的研究极为详尽，对于拿破仑在1799年以后的战役则远较简略。也许他有一点“为亲者讳”的态度，所以不愿对拿破仑多作批评，就只好存而不论。约米尼的文笔有如行云流水，其战史虽冗长但并不枯燥。其内容详细、明晰，大体正确，任何研究那个时代的军事史学者，甚至于到今天仍应视其为必备之参考书。不过，自今日视之，则多少已经过时，除供专家参考以外，一般人可能已经不知道这些著作的存在。 [ 注：Crane Brinton，Gordon A．Craig ，and Felix Gilbert，“Jomini”，in 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Princeton，1952），p．83． ]
但在约米尼的理论著作中则不乏有真正不朽价值的书，百余年来仍继续成为从事战略研究者的必读书之一。其第一本理论著作即为《作战论》，已见前述。那是约米尼思想的最原始表达。这部书完成时，约米尼是一位28岁的校官。在此之后直到1838年，他才出版了其最后一本理论著作，即《战争艺术》（Precis de l’Art de la Guerre，英译Summary of the Art of War）。西方著作通常简称之为Summary。这是其传世之作也是不朽之作。此时他是一位58岁的将官，而同时也是名满天下的兵学大师。但值得注意的是在30年间，其基本观念几乎没有任何改变，尤其令人不解的是从1838年到他在1869年逝世为止，其间的30年他不曾再有任何著作问世。
约米尼之所以要写《战争艺术》这本书可能是受到两个人的刺激。其一是查理大公，他的《战略原则》在1814年出版，不仅使约米尼感到震惊，而且更激发其斗志。其二是克劳塞维茨，他的巨著《战争论》已在1832年由其遗孀出版。书中对于约米尼有很多批评，所以，约米尼也就感觉到不能再等了，所以《战争艺术》终于在1838年与世人见面。事实上，他在1830年即曾由于俄皇尼古拉一世的建议，将其过去所写有关战争理论的文章综合编成一书，名为《战争艺术的概括分析》（Tableau analytique des principales combinaisons de la guerre，英译Synoptic Analysis of the Art of War），《战争艺术》即为此书的扩大和改编。《战争艺术》最初分为两卷，以后曾多次再版，并译为各国文字，而且也一再经过后人整理删节，所以也就有多种不同的版本。美国在1971年尚有新版问世。 [ 注：Baron de Jomini，The Art of War（Greenwood Press，1971）． ] 中文译本出版于1954年。 [ 注：钮先钟译，《战争艺术》（台北，军事译粹社）。凡取自中译本的引述，均将页数记在文后，不再列入注释。 ] 约米尼本人对于《战争艺术》的期待极高，他在序言中说：“我深信这一本书对于国王和政治家都是一本极适当的教科书。”（作者原序，p．7）而当代战史大师何华德（Michael Howard）则认为那是“19世纪最伟大的军事教科书”。 [ 注：Michael Howard，“Jomini and the Classical Tradition in Military Thought”，in Studies in War and Peace（Viking Press，1971），p．31． ]
约米尼曾自称其基本观念在18岁时即已建立，这固然并无证据，但却可以发现《作战论》和《战争艺术》两书中的基本观念至少是大致相同，足以显示约米尼的思想的确是持续而稳定的。他在前书中说：
作为战争中一切良好组合基础的基本原则经常存在……这些原则不变，不受所用武器性质、时间、地点的影响。……三千年来，多少名将均因应用这些原则而获致成功。……华格南（Wagram）、法沙利亚（Pharsalia）、坎尼（Cannae）等会战的胜利都是由于同一原因。
天才对于成功有重大贡献，因为它决定公认规律的应用，并掌握一切有利机会。但无论在何种情况中，天才的行动又绝对不会违背这些规律。 [ 注：《作战论》（英译本），pp．445–470。 ]
以后约米尼在《战争艺术》中又说：
战争的确有几条基本原则，虽然在不同环境中，有时应作必要的修改，但一般说来，在战争的混乱和动荡中，却可以当作主将的指南针。真正的天才毫无疑问自能应用这些原则而毋需研究理论。但这些简单理论对天才还是有补助作用，可以使其信心更加坚定。（原序，p．6）
基于以上的引述，可以发现约米尼的思想不仅持续不变，而且也与其前辈几乎毫无差异，足以证明他的确代表启蒙的延续，并成为此一学派的最后宗师。不过，他究竟还是有其特点，那就是其思想的重点已由战术转变为战略。
启蒙时代的军事思想家重视战术远过于战略，甚至于战略这个名词和观念也都未获普遍接受。约米尼最初所使用的也还是“大战术”和“作战”等传统名词，仅在读过毕罗的著作之后，他才开始使用“战略”这个名词。不过，他在思想领域中却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而这也成为19世纪和20世纪所共同承认的途径。他认为战略可以简化成为普遍的原则，而战术则很难规范，并暴露在经常改变之下。早在其《作战论》中，约米尼即曾将其基本观念条列如下：
战略为战争的关键（key）。
一切战略都受制于不变而科学化的原则。
假使战略欲导致胜利，则这些原则要求在攻势行动中集中兵力在某一决定点上打击较弱的敌方兵力。 [ 注：John Shy，“Jomini”in Makers of Strategy（Princeton，1986），p．146． ]
当其经验日益丰富之后，约米尼更确认战术不能简化为固定的模式，并相信18世纪的旧观念的确已经落伍。只有战略似乎还是不变。拿破仑曾指出战术每十年就得改变一次，可以显示二人所见略同。 [ 注：Azar Gat，The Origins of Military Thought（Oxford，1989），p．113． ]
约米尼对于战争理论的研究以七年战争为起点，劳易德和邓培霍夫的著作形成其研究的基础，不过由于站在他们的肩上（standing on their shoulders），约米尼的眼光当然比较远大。约米尼并不讳言他在思想上深受劳易德的影响。“最有利作战线的选择”为约米尼的核心观念，但“作战线”却是劳易德所首创的名词。
在另一方面，约米尼虽也采取毕罗的几何观念，但他对于毕罗却有很不客气的批评：毕罗认为凡是反对战争三角观念的人都是蠢材，但其本人的理论虽自命具有科学基础，在拿破仑战争中却经不起考验，最后只是曲解事实而已。 [ 注：Crane Bfinton， et．al．“Jomini”，in 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1952），p．50． ]
约米尼固然反对毕罗过分科学化的观念，但同时又指控克劳塞维茨是想使一切的军事科学都变为不可能。事实上，他对于克劳塞维茨所采取的敌视态度是远过于其对毕罗的程度。固然，文人相轻，自古而然，但毕罗是约米尼的前辈，而克劳塞维茨则与其同一时代，并且更曾在其书中批评他，所以无怪乎约米尼要反唇相讥：
任何人都不能否认克劳塞维茨将军是饱学之士，而且还有如椽的巨笔。不过，他的笔法有时不免太玄妙，……其所持怀疑态度似乎未免过火。
他又说：
1831年普鲁士的克劳塞维茨将军逝世，其著作由其遗孀出版，曾轰动一时。但令我深感遗憾的是该书作者在写作之前没有机会看到我这本书，否则对他一定会大有裨益。（原序，p．5）
从约米尼对于毕罗和克劳塞维茨的批评上即可以发现他本人的治学途径是折中于二者之间。毕罗的过度理性主义提醒他认为18世纪的传统观念有修正之必要。但从他对克劳塞维茨的讥评上看来，又可以暗示约米尼还是启蒙时代的继承人，不可能完全放弃此种传统。
约米尼自称他从菲特烈和拿破仑的战役中发现战略领域内确有原则的存在，而那也是一切战争科学的锁链。然后在《战争艺术》中明确地定为下述四条：
（1）利用战略行动，将我军兵力的大部分连续地投掷在战区中的决定点上，并尽可能打击敌方的交通，而不危及我方的交通。
（2）调动兵力使我方兵力的大部分面对敌军的一部分，即以大吃小。
（3）在会战中，利用战术行动，将我军大部分兵力集中在战场中的决定点上，或敌线的最重要部分。
（4）应作如此安排使兵力不仅集中在决定点上，而且还能迅速同时发动攻击。（中译本，p．43）
可以明显地看出约米尼的战略观念并无任何新意，他不过是把前人的意见加以综合陈述而已。惟一可以算是创见者也许即为“中央位置”（central position）和“内线”（interior lines）的观念。他认为这是他研究七年战争时所获得的最重要教训，而且也在拿破仑的战略中获得了明确的证实。的确他的大名与此种观念是有相当的因果关系，而对于后世也曾产生相当重大的影响。此外，他对于“作战线”又作了很详细的分类，创立若干新名词并分别界定其意义（pp．65–66）。这固然令人有耳目一新之感，但诚如何华德所批评，这些标奇立异的军语是非常不幸，因为它们可能使约米尼留给未来军事思想家的最重要遗产反而变得模糊不清。 [ 注：Michael Howard，“Jomini and the Classical Tradition in Military Thought”，in Studies in War and Peace，p．34． ]
约米尼在《战争艺术》的卷首即明确指出：
战争艺术包括五种纯粹军事性的部分：战略、大战术、后勤、工程、战术。另外还有第六种学问，而为一般人所不认识，似乎可称为“外交与战争的关系”。虽然那是与政治家的关系要比与军人的较深，……但高级将领又必须了解这些知识。（p．1）
旧有的中译本将第一章（politique de la guerre）的章名译为“政略”，那是当时流行的日本名词，现在似乎应译为“大战略”较适当。其书第二章（politique militaire）所论内容为军事政策的国内问题，何华德认为对当前的时代颇有价值，值得特别注意。 [ 注：同上书，pp．31–32。 ] 照原书的排列，约米尼似乎是先论外交，后论内政，这两章合为一体而形成一个独立的单元。
除这两章以外，全书所论都是军事问题。约米尼对于最后两部分（工程与小战术）几乎完全省略。在其理论体系中，战略始终居于中心地位，不过在他那个时代，所谓战略者，其涵义要比今天较为狭窄，严格说来，仅以“作战的指导”为范围，而那又与所谓“大战术”很难划清界限。若用现在的术语来表示，即西方所谓的“作战”。
约米尼对于抽象的哲学观念毫无兴趣，他所注意的均为实际问题。他非常重视战略、战术、后勤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多兵种的联合作战。他对于这些方面的分析都表现出其思想的切合实际，而且也似乎比克劳塞维茨的眼界较为宽阔。
约米尼对于“后勤”（logistics）的重视实为其思想的一大特点，在其书中对于后勤问题有很详细而深入的讨论，并曾有警语如下：“拿破仑的作战固然是以明智的战略为基础，但其执行则毫无疑问为后勤的杰作（a masterpiece of logistics）。” [ 注：Michael Howard，“Jomini and the Classical Tradition in Military”，in Studies in War and Peace，pp．32–33． ]
约米尼把后勤界定为“调动军队的实际艺术”，但给予它以较宽广和深入的意义。他指出“旧有的‘logistiqu’范围非常有限”，但现在战争和后勤都已变得比较复杂。所以，后勤所包括的不仅为“发动军事行动的一切必要物质准备”，而且还有“拟定战略战术计划的一切工具和安排”。因此，就其最后意识而言，后勤也就是“应用一切可能的军事知识的科学。” [ 注：George C．Thorpe，Pure Logistics（U．S．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Press，1987），p．9． ]
约米尼的书受到广泛的阅读，主要是因为其中所含有的战略或战术观念，至于他对于后勤的界定和分析虽如此精辟，但在19世纪的军事文献中并未能获得任何认同。尤其克劳塞维茨是既未使用这个名词，也从未把后勤问题视为战争中的重要考虑。
就军事方面而言，《大军作战论》与《战争艺术》，在出版时间上虽相差30年，但两书中的基本观念几乎没有什么差异。不过，后者却增加了一个政治方面，而前者虽有时也触及政治方面，但只是东鳞西爪，并未构成完整体系。《战争艺术》的第一和第二两章，自成一独立单元，也似乎可以代表约米尼晚年对战争的新认知，而且其中也的确有不少的至理名言，很值得重视。
第一章的法文原名为”politique de la guerre”，直译应为“战争的政治（策）”，此处应补充说明，法文也像德文一样，“politique”与“politik”都同样含有“政治”（politics）和“政策”（policy）的双重意义。因为约米尼曾说明这一章的内容似乎可称为，“外交对战争的关系”（The Relation of Diplomacy to War），所以英译本遂多以此为章名。其内容“所要讨论的是根据那些考虑，政治家始能决定战争是否正当，适合时机，或尤可避免，以及决定采取何种行动以来达到战争目的。”（p．2）约米尼接着就讨论国家之所以进入战争的理由，并一共列举了九种不同的战争典型，并分析其利害得失。尤其是他对于“思想战争”和“民族战争”都有亲身的体验，所以其分析也最为精彩。此外，他又提出一项具有永恒价值的警告：“千万不要同时进行两个大规模的战争。”
第二章原名“politique militaire”，英译“military policy”，中译“军事政策”，都无任何疑义。其内容包括：
有关军事行动的一切政治考虑……人民的战斗精神他们的武器装备，财力资源，其对政府和体制的效忠，……最后还有可能遭遇的各种抵抗和障碍。（p．20）
这一章也许要算是全书中最精彩的部分，其中有许多至理名言可谓永垂不朽。现在就采要节录如下：
假使在一个国家里，牺牲生命、健康、幸福来保卫国家的勇士们，其社会地位反不如大腹贾，则这个国家的败亡也就一点都不冤枉。（p．36）
民选的立法代表，其中大多数都不是伟大的政治家，为争取人民拥护，不惜以经济为借口而让辛苦建立起来的强大军事权力逐渐衰颓，或对和平寄与幻想，觉得提倡和平比准备战争更能获得选民的欢心。（p．25）
平时应使部队习于艰苦疲劳的生活。柔软无力为罗马兵团衰败之主因。那些军人过去在非洲烈日之下作战都一点不感疲倦，现在在日耳曼和高卢的凉爽天气之下，反觉得甲胄太重，所以，罗马帝国的末日也就快到了。（p．37）
历史告诉我们，最富的国家不一定最强，更不是最快乐。从军事的天秤上来衡量，钢铁至少是和黄金一样重。伟大的国家不仅需要良好的财政制度，而还要有明智的军事政策。（p．29）
以上条列者不过是举例而已，但也可显示约米尼在其晚年，思想上有很大的进步，他已经不再局限在纯军事领域之内，而开始变成一位真正的大战略家。
有人认为约米尼之所以要写这两章，主要是受到克劳塞维茨的影响或刺激。这种评论似乎有商榷之余地。事实上，他在 1830年写《战争艺术的概括分析》时，即已经把这些观念列入书中，而当时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尚未出版。甚至于此种理论架构的建立可能还要更早，因为在1818年《大军作战论》三版时，约米尼曾在其结论中发表下述的言论：
我们毋需提醒读者，在此所论的原则仅以与战争艺术纯军事部分有关者为限。……此外还有其他的组合也同样重要，那与政治的关系较多，与军事的关系较少。……要在大业中获致成功，则必须考虑资源、……国内条件、……与邻国的关系、……人民的精神等等，……简言之，了解含有政治、行政、战争、混合物的科学绝对必要，而此种科学的基础已如此良好地由孟德斯鸠所奠定。 [ 注：《作战论》（英译本），pp．460–461。 ]
由此观之，可以发现约米尼不仅很早就已了解军事与政治的互动关系，而且也正像吉贝特和劳易德一样，企图把孟德斯鸠的思想传统应用到军事领域之中。
最后，还有两点必须郑重地提出，因为这两点正是约米尼在思想上对克劳塞维茨所享有的压倒性优势：
第一点，克劳塞维茨的著作有一重大的缺点，那就是完全不曾谈到战争的海洋方面，也许可以开玩笑地说，《战争论》实应改名为“陆战论”。这当然与作者个人背景有关，普鲁士是一个内陆国家，克劳塞维茨可能一生都不曾航海。反而言之，约米尼对于海权的重要却有远较适当的认识，他说：
海洋的控制十分重要，假使一个国家拥有较长的海岸线，而又享有制海权，或能与享有海权的国家缔结同盟，则其抵抗力可以增加数倍以上。因为一方面，海洋可使补给来源永不匮竭；另一方面，利用制海权的弹性，可以到处袭击敌人，使其备多力分。（p．15）
这对于拿破仑战争时英国海权所作的贡献可以算是非常恰当的描述，但在克劳塞维茨的著作中却找不到这样的议论。
第二点，约米尼对于科技和武器的问题有很多超时代的远见，例如他曾这样指出：
武器的优越可能增加战争胜利的机会，虽然武器本身并不能获得胜利，但却是胜利的重要因素之一。武器的发展日新月异，所以在这一方面领先的国家也就可以占有不少的利益。
最近20年的新发明似乎已使军队的组织、装备、战术都有发生革命性变化的可能。……作战的物质必须优良，数量必须充足，平时应妥善储备。应尽量采他国之长补本国之短，……不可故步自封，不求长进。……对于军事科技的研发应给予奖励，……科学人才应受到尊重。（pp．27–28）
在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中却很难找到同样的言论，因为他似乎是把技术视为不变因素，并且认为双方大致平等，可以互相抵消。
约米尼不仅重视科技，而且对于未来的趋势更有惊人的预知。他说：
毁灭的工具正以惊人的速度趋向于完美的标准。……假使各国政府若不能召开一次会议来限制毁灭工具的发明，则惟一的对策即为将全部陆军之一半改为装甲骑兵，以便能用快速的方法夺取这些机器。而步兵也要用中世纪的装甲，否则在未与敌人接触之前即将被毁灭。将来无论人马，也许都应有装甲保护。姑无论这是否是一种荒唐的幻想，但由于炮兵的进步，对于纵深的观念一定会有所改变。（p．27）
诚然，他的预言与日后的事实还是有很大的差距，但他在19世纪前期即能提出装甲的观念，也还是令人佩服。
不过，他还是坚持其战略不变的观念，他说：
惟一不变的东西只有战略，从希皮奥、恺撒、菲特烈，以至拿破仑，时代虽有不同，但战略原则还是一样，因为它们不受武器性质和军事组织的影响。（p．27）
但事实上，工业革命的冲击却日益增大，其所及的层面也已非仅限于战术。到约米尼的晚年，他已经看到其全部理论体系正面对着新的挑战。不过他仍然认为铁路的军事用途虽日益扩大，但还是不能改变其战略原则。 [ 注：Ferdinand Lecomte，Le General Jomini（3rd．edn．1894）中有此记载。 ]
约米尼是启蒙思想的真正传人，他虽然承认其原则的应用必须有赖于天才，而且也可依照环境来作必要调整，但就其根本而言，他还是坚持其原则永远有效，而不受时空因素的影响。事实上，与约米尼同时代的人也都大致认同此种由启蒙时代军事思想家所共同建立，一脉相传的基本观点。约米尼的最大成就即为当拿破仑带来一种新型战争时，他能立即提供解释。他的观念架构是如此简单明了，足以帮助其同时代的人了解拿破仑战争的真相。甚至于以后凡是研究拿破仑战争的人也都无不以其观念为基础。
批评与影响
古今伟大人物经常都是名满天下，谤亦随之，约米尼似乎也不例外。约米尼本人才气纵横，目无余子，对于前辈和同时的思想家都多所讥评，想不到在成名之后，旁人也会以其之道还治其人。他对于一般的批评并不太重视，因为那多半只是挑剔细节，而无伤大雅。但对于克劳塞维茨的言论则不能等闲视之。
克劳塞维茨根本否定启蒙时代的一切军事传统，所以，也就无异于彻底否定了约米尼理论途径的合法（理）性。克劳塞维茨并不否认约米尼思想中有其高度实用价值的部分，甚至于他本人也像约米尼一样地重视中央位置和内线作战，但他却又认为这都不是重要问题。《战争论》的主旨即为说明战争的指导不可能简化成为通用的原则。战争受到无限多因素的影响，其中最主要的即为政治条件和精神力量。战争中充满了未知和无法计算的因素，并且随着历史而改变。所以，当约米尼宣称他已从拿破仑和菲特烈的作战中蒸馏出战争的普遍原则时，克劳塞维茨就会不客气地直斥之为荒谬（absurd）。他认为约米尼的抽象原则忽视了战争的现实，精神力量的作用，以及个案的特殊条件。 [ 注：《战争论》（中译本），导论（一），p．43。 ]
由于克劳塞维茨的登高一呼，于是应者四起，批评约米尼的人遂日益增多，大致都是认为其思想教条化、机械化、几何化。约米尼对于这些批评是深感怒恼，因为他相信这些指控都是无中生有，极尽曲解之能事。他在《战争艺术》的序文中曾作总答复如下：
许多作者对于我所列举的原则都并无真正的了解，有些把它们加以胡乱的应用，有些人更从中引出想入非非的观念，那是我从来不曾梦想的。因为像我这样一个人，曾经身任将官，有参与十余次战役的经验，当然应该知道战争实在是一幕伟大的戏剧，有一千种不同的精神和物质因素都与它有关，那是不可能简化成为数学计算的。（p．6）
接着约米尼又明确说明他自己的观念：
一切战争艺术的理论都以战史的研究为其惟一合理基础，它固然有一定数目的原则和规律，但仍容许真正的天才在对战争的全面指导中，保有极大限度的行动自由。
反而言之，最戕贼天才和最贻误事机的则莫过于书卷气过重的理论。其基础是一种错误观念，即认为战争是一种“真正”的科学，一切行动都可用计算方式来取决。
最后，少数学者的玄学观和怀疑论也不足以使人确信战争是毫无规律，因为他们的著作并不能推翻这些规律，甚至于他们自己也相信这些规律。（p．7）
于是约米尼再作总结论如下：
我希望在发表上述声明之后，大家不应再指控我是想把此种艺术变成机械化的例行公事，同时更非认为只要读过本书某一章之后，即能豁然贯通，获得指挥大军的一切才能。（p．7）
尽管约米尼的思想并非没有缺点，但概括言之，他所受到的评论又还是誉多于毁。至少可以说他的书非常成功，其对后世的影响也非常重大。若用现代商业用语来解释，约米尼对于行销术（salesmanship）似乎颇有研究，他的书是为读者而写的，换言之，有浓厚的市场导向。他知道读者所期待的是什么，而尽量投其所好。他的文字非常流畅，简单明了，要言不烦。他的理论有系统而不深奥，他的思想切合实际而不抽象，与克劳塞维茨的书恰好成为强烈的对比。假使说《战争论》的确是一本很难读的“天书”，则《战争艺术》就真只能算一本相当轻松的读物。他的书符合当时军人所惯于接受的风格和体裁，而且他也有推陈出新的能力。他时常会变换一点新花样，使用有系统的图解和少许数学公式，但这种“科学化”手段的应用又自有其限度，只是适可而止，绝对不重蹈毕罗的覆辙。
所以，《战争艺术》出版之后真是到处畅销，一时间洛阳纸贵，若与《战争论》初版20年后，1500本都还没有卖完相比较，真乃不可同日而语。何华德称其为“19世纪最伟大的军事教科书”绝非过誉，其对西方军事思想影响之大自可不言而喻。概括地说，在19世纪前期，拿破仑仍为西方军人所崇拜的最高偶像，而作为拿破仑思想主要解释者的约米尼在军事学术界的地位也一直屹立不动。
约米尼逝世于1869年，从其国际声誉的观点上来看，似可谓死得其时。因为在其晚年，他已经没有任何对手，查理大公、克劳塞维茨，甚至于拿破仑，都已先后辞世，只留下他一个人独享大名。后生晚辈，包括法、德、英、美等国的著名军事学家在内，都莫不对他敬若神明。但假使他再不死，就会跟看着由于毛奇赢得普法战争，而使克劳塞维茨的声名死后复活。反而言之，他自己过去所享有的权威地位也就会因此开始滑落。
不过，实际情况的发展又并非如想象中那样悲观。虽然法国人在普法战争之后，纷纷开始向克劳塞维茨的著作中去寻找德军战胜的秘密，但约米尼在英美两国所享有的声誉仍不少衰。第一次大战前夕时，英国牛津大学首席军事史教授魏金森（Spenser Wilkinson）曾宣称：自从约米尼之后，军事科学几乎很少进步。约米尼已经形成军事研究中所用的基本原则。 [ 注：Spener Wilkinson，The French Army Before Napoleon（Oxford，1915），p．15． ]
约米尼在美国的影响力也许要比在英国还更大。从法国把约米尼思想引进美国的人可能应首推老马汉（Dennis H．Ma hah），他是西点军校的名教授，美国内战时（1861–1865）南北双方的军官有许多都是出其门下，据说他们对于《战争艺术》几乎都是人手一册。老马汉的儿子小马汉（Alfred T．Mahan），是近代海权理论的创始者，在思想上也深受约米尼的影响。20世纪初期，小马汉的著作轰动全球，约米尼的思想也随之而受到新的重视。
甚至于在德国，也还是有很多人以约米尼的私塾弟子自居。曾在1840年出版《大战理论》（Theorie des grossen krieges）一书的威尔逊（Wilhelm von Willisen）即曾自称是约米尼的忠实信徒。反而言之，甚至于到1867年，普鲁士著名军事作家罗斯陶（Wilhelm Rüstow）在其所著《19世纪的战争艺术》（Die Feldherrkunst des neunzehnten Jahrhunderts）中还明白指出克劳塞维茨虽负盛名，但他的书却很少有人读。
也许可以说，从1815年（滑铁卢）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一百年之间，约米尼是支配着整个西方军事思想领域，甚至于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其残余势力也还是相当强大。像富勒、李德哈特、戴高乐、巴顿、古德里安等人，都无不受其影响。
结论
约米尼在战略思想史中可算是一位奇人。他是真正的无师自通，独来独往。他不曾受过任何正规军事教育，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文人战略家”。他的许多著作和观念随着时代的演进，可能逐渐为人所忘记，甚至于也的确不免过时落伍。但这并不影响其不朽地位。其最大贡献并非在著作方面，而是在精神方面。诚如何华德所言，他可以算是军事科学领域中的“牛顿”（Newton）。他对基本观念曾作澄清的解释，对基本原则曾作客观的分析，他把科学研究的精神和方法带入这个一向被认为不能“科学化”的神秘领域，尤其是他使其同时代的人认清智慧在战争中的地位。 [ 注：Michael Howard，“Jomini and the Classical Tradition in Military Thought”，in Studies in War and Peace（Viking Press，1971），p．29． ]
约米尼并不轻视经验，但他却认为仅凭经验学习还不够。他很幽默地引述菲特烈的名言说：“一匹在尤金亲王帐下服务的骡，虽曾历经21次战役，但仍不能变成优秀的战略家。”所以，他认为经验与思考必须互相配合，理论与实践必须互相印证。他说：
以正确原则来形成正确理论，而以实战经验和战史研究为背景，即可当作最好的学校来训练优良将才。假使还不能造就真正伟大的人物，但至少能产生相当杰出的将领，使其地位仅次于战争艺术中的真正天才。（p．199）
这也正是说明战略学可以研究，战略家可以培养的道理。
约米尼到晚年也像牛顿一样虚怀若谷，牛顿自比是在海边弄潮的小孩，偶然捡到几颗贝壳，约米尼也以同样谦虚心情作结论说：
今天决不可以说战争艺术的发展已尽善尽美，不可能再有进步。太阳底下没有任何东西尽善尽美。即令把古今名将会集一堂来研究这个问题，他们也还是不能制定一套完善、绝对、不变的理论。（p．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