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破仑·第八
作者:钮先钟 ·中国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革命的遗产
18世纪后期，也就是在七年战争之后，欧洲大致可以说是太平无事，但到了最后10年，欧洲的基本架构却发生了巨大的动摇，包括社会、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都在内。那是法国革命（1789）所造成的后果。法国由古老的旧王朝摇身一变而成为革命的共和国。诚如克劳塞维茨所认识的，战争并非独立的实体，而是国家政策的表现，当国家的性质改变了，其战争也会随之而改变。 [ 注：Michael Howard，War in European History（Oxford，1976），P·76． ] 拿破仑战争为法国革命的延续和扩大，拿破仑（Napoléon Bonaparte，1769–1821）不仅接受了革命的遗产，而且也变成革命的人格化代表，所以，克劳塞维茨称其为“革命皇帝”（Emperor of the Revolution），的确很有深意。 [ 注：Carl von Clausewitz，On War（Princeton，1984），p．518． ]
革命所带来的第一项重大改变即为征兵制的采用。对于欧洲旧王朝政府而言，维持巨大数量的常备军，的确是一种沉重的负担，但革命政府并不那样吃力。1793年8月23日，法国革命政府宣布：“自即日起，到敌军完全被逐出共和国领土时为止，所有法国公民都有服兵役的义务。”结果在一年之内，法国境内即已无敌踪，但征兵制则仍继续执行达20年之久。
18世纪，法国人口有稳定的增长，到1800年，人口总数已达2700万，平均每7个欧洲人之中就有1个法国人，除俄国以外（约4000万人），法国是欧洲人口最多的国家。此一巨大数量构成其军事权力的主要基础。到1794年底，法国陆军总数已超过100万人。 [ 注：Harold and Margaret Sprout，Foundation of National Power（Van Nostrand，1955）．p．111． ]
兵员数量的巨大增加使法军在任何战场上几乎都能获得压倒性的数量优势，所以也使法国指挥官敢于打硬仗。诚如当时的法国军政部长卡罗特（Lazare Carnot）所云：“不再需要任何军事艺术，而只需要火力、钢铁和爱国心！”此种“全民皆兵”（nation in arms）的观念和制度遂使拿破仑坐享其利。 [ 注：Michael Howard，War in European History（Oxford，1976），p．90． ]
拿破仑的大军团（grande arme）是靠征兵制才能建立起来的，那是罗马兵团之后在欧洲的最大兵力。当其征俄时，兵力总数已接近50万人。有此巨大兵力，拿破仑遂能纵横欧洲，所向无敌，至少在其早期的确是这样。人民既可征召入伍，则国家资源也自可动员。革命政府建立史无前例的统制经济，人民消费被压低到最小限度，一切工业都收归国有，以应战争需要，所以，也就能支持较大的战争消耗。
“全民皆兵”意味着军队是人民的军队。革命之前，军队是国王的私人武力，为其王朝的目标和荣誉而战，与老百姓毫无关系。现在至少就理论而言，大军团是为自由、平等、博爱而战，不是为波旁王朝，甚至于也不是为拿破仑打天下。革命之前，只有贵族才能出任高官；革命之后，有才能的人都有出头的机会。尤其是拿破仑的大将有很多都是出身微贱，更足以鼓励士气，所谓每一名士兵的背包中都藏有一根元帅权杖之说虽不免夸大其词，但也的确代表一般的趋势。总之，革命产生一种精神威力远较强大的军队，那是旧欧洲所未有的。法军之所以勇敢善战，是以其新的社会结构为精神基础。克劳塞维茨对此早有认识，他说：“很明显，法国革命在国外所产生的重大影响，由于新军事方法和观念的程度，远不如由于政策和行政的彻底改变、政府的新性质、法国人民生活条件的改变等等因素的程度那样巨大。” [ 注：Carl von Clausewitz，On War（Princeton，1984），p．609． ]
话虽如此，又并非暗示“新的军事方法和观念”不重要。事实上，那些方法和观念对于拿破仑的胜利也同样具有重大贡献。它们一部分是革命的产品，另外有一部分虽早已发源于旧时代，但仅因革命发生才使其有彻底付诸实践的可能。概括言之，在军事组织、战术、技术等方面的创新可归纳为下述四点：一、师的编制，二、轻步兵，三、野战炮兵，四、攻击纵队。
一、师的编制
师（division）已成常用军语，大家也许早已忘记这个名词的来源。大约在17世纪末期，由于燧发式步枪和刺刀的普遍使用，使步兵获得较强的独立战斗能力。于是在作战时步兵可以不必完全集中，而分派小部分步兵充任前卫、后卫或侧卫，也就变成一种很普遍的措施。法国包色特将军（Pierre–Joseph de Bourcet，1700–1780）首先主张把兵力分为独立的“师”（“division”的原意就是“分”），其中包括各种不同兵种在内。每个师可采取不同的路线行动，并彼此互相支援，这样可以获得较大的速度和弹性。 [ 注：James Narshall–Cornwall，Napoléon as Military Commander（London，1967），p．17． ]
此种观念虽发源于包色特，但到拿破仑时代始发展成熟，其原因有三：（1）假使数量不大，也自无划分之必要。仅当实行征兵制之后，军队人数大量增加，此种组织方式始有重大价值；（2）武器的进步，尤其是火炮，使小单位的独立战斗能力得以大增；（3）18世纪后期的欧洲，道路系统有显著的改进，耕地面积也随之增加，于是部队在行军路线上也就可有较多的选择。上述第三点又导致一种新的战略计算。过去部队人数少、行动也慢，所以其所需补给可从后方用“补给纵列”（supply train）源源不断地送往前方而不虞匮乏。现在部队数量大增，此种老办法已经行不通，于是惟一的办法即为就地征发，这也就是所谓“以战养战”（la guerre nourrit la guerre）。拿破仑曾经说过：“知道如何从占领地区抽取各种补给，即为战争艺术的精华。” [ 注：Peter Paret，“Napoleon and the Revolution in War”，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1986），p．125． ]
此种“因粮于敌”的系统构成拿破仑战略的基础。其大军团分成许多个师，每个师都由步、骑、炮三兵种以及其他支援单位所混合组成。在师之上他又加上“军”（corp）的组织。这些大单位在战役中都采取不同的道路，负责其自己的地区，但仍能相互支援，这样不仅使他们的行动都能比较迅速而有弹性，同时也使统帅在战略上能有较大的选择自由。自从法国首创此种模式之后，不久也就为其他国家所陆续采用。不过严格说来，拿破仑并未创新，只是把前人的思想遗产加以充分利用而已。
二、轻步兵
直到菲特烈的时代为止，欧洲军队在战场上都还是采取密集的横线队形，在军官监视之下进行战斗。但在许多特殊环境中，例如山地、森林、村落等，此种战术即很难适应。在那些情况中必须使用自由运动、自由射击的“散兵”（skirmishers）。在巴尔于半岛和北美洲，此种轻步兵都已有很好的表现。到法国革命前夕，欧洲各国都已有轻步兵，但却仍只被视为一种辅助兵力。革命带来新的改变：（1）革命军人数大增但又缺乏严格训练，不能适应传统的横线战术；（2）革命军为自由人，为保卫自由而战，他们以受军官监视为耻，以各自为战为荣；（3）火力的增强使密集队形的损失太大，迫使欧洲的正规（regular）军也不得不采用过去所谓“非正规”（irregular）的战术。
三、野战炮兵
炮兵与拿破仑有重要的渊源，值得较深入的分析。七年战争时，奥普两国的炮兵在技术和训练上都远优于法国，但战后法国急起直追，在格里包发将军（General de Gfibeauval）指导之下，法国炮兵在18世纪60年代达到了标准化、机动化、精密化的要求。此后杜特兄弟（Chevalier Jean du Teil and Baron Joseph du Teil）又对炮兵战术提出了很多新观念，而他们也正是拿破仑的恩师。1778年大杜特在其所著《战役中新炮兵的使用》（De l’usage de l’artillerie nouvelle dans guerre de campagne）一书中指出：在攻城战中所常用的观念是如何可以应用在野战中，尤其是如何集中炮兵火力以在敌军战线上造成裂口并加以扩张。他也强调火力与运动互赖，斜射优于直射等战术观念，但又仍然一再回到集中努力的需要。他说：
我们必须把最大量的部队和较大量的炮兵集中在我们想要突破敌线之点上，……我们在足以决胜的攻击点上必须增强炮兵，……明智和大量的使用，炮兵即能带来决定性结果。 [ 注：Michael Howard，War in European History，p．78 ]
法国革命时，许多贵族出身的军官纷纷逃亡，但以中产阶级为主的炮兵军官则效忠革命政府，并变成军事组织中的主力，拿破仑即为其中之一，而他也正是杜特兄弟的入室弟子，在思想上深受他们的影响。拿破仑执政后，炮兵更成为其宠儿。炮兵已不再是辅助兵力而升格为与步兵和骑兵平等的基本兵种。法国炮兵在全欧洲不仅效率最高，而且机动性也最强。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步兵在各种不同的战斗中都能获得野战炮兵的密切支援，于是使法军的打击力大增。
四、攻击纵队
最后的一种战术革命是在攻击中用纵队来代替横队，换言之，所强调的是攻击冲力（offensive shock）而非防御火力（defensive fire）。此种思想又是以吉贝特的《战术通论》为源头。革命后的法军所采取的正常攻击队形为密集纵队，而以一群散兵为掩护和前导。他们以高速前进，直扑敌军并企图以白刃决胜负，此种队形不能充分发挥步兵火力，而且损失有时也很重大（但不一定比密集横队较高），其优点则为军官容易掌握部队，并让训练不足的新兵可以保持信心和团结。
综合言之，法国革命带来战争革命，此种革命又是以新的政治、经济、社会、心理、军事、技术因素为其基础。拿破仑不仅能充分认清此种革命的巨大潜力，并且还能发现如何将各种不同因素加以整合运用的秘诀。诚如克劳塞维茨所云：他改正那些创新的技术弱点，使其效力得以充分发挥，把法国的全部资源用来替一种新系统服务，所以也就能够一度获得绝对优势。 [ 注：Carl von Clausewitz，On War（1984），p．592． ]
天才与思想
基于前节的分析，可以确认革命的遗产实为拿破仑的最大资本，甚至可说是赌本。但其伟大胜利又非唾手可得。事实上，若无他那样的天才，则革命的潜力还是不能充分发挥的。至少，应该说，拿破仑的天才与法国革命的遗产是彼此配合，相得益彰。
拿破仑被公认为自亚历山大以来，西方世界中的最伟大的军事天才，他所打过的会战次数要比亚历山大、恺撒、菲特烈三人的总和还要多。天才固已成定论，但他是何种天才则又还是有很多不同的意见。拿破仑是一种天生的领袖，其心思和体力都有一点异于常人。卡莱在《英雄与英雄崇拜》（Heroes and Hero worship）一书中说：“他敢做敢为，自然应该为王，人人都认为他应如此。”米尼伐（Menévál）说：“他不仅在思想上居于主动，而且事必躬亲，他有超人的精力，好像能有充分的时间来管理一切事务。”考兰柯特（Coulaincourt）则认为：“很少有人能像他那样在同一时间内专心致力于一种思考或一种行动。”这两人都追随拿破仑很久，其意见足以代表长期的体验。 [ 注：J．F．C．Fuller，The Conduct of War，1789–1961（Rutgers，1961），pp．43–44． ]
拿破仑在1812年出发征俄时，他自己说：“我感觉我是受到某种力量驱使而向一种我所不知道的目标前进。”他像一位艺术家一样有一种创造的狂热。又诚如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所云：“拿破仑的一生是无限的劳苦，不是为他自己，不是为法兰西，而是为未来。” [ 注：J．F．C．Fuller，The Conduct of War，1789–1961（Rutgers，1961），pp．43–44． ]
一般人所尊重和分析的都只是拿破仑的军事天才，但戴布流克却认为尽管拿破仑具有战略眼光和指挥会战的天才，但其真正的才能是政治多于军事。他并非把战争当作一种最后手段和用它来补救外交的失败，战争只是其外交政策中的一个中心因素。而且除非为环境所迫，否则他也从不用不适当的军事资源去追求重要的政策目标。 [ 注：Hans Delbrück，History of the Art of War（Greenwood，1985），vol．Ⅳ，p．494． ]
拿破仑身兼国家元首和最高统帅达15年之久，几乎无人能限制其行动自由，所以能使政治与战争密切整合，尤其能迅速作成决定并迅速予以执行。其外交手段有惊人弹性，能适应军事情况的变化。反而言之，其战略又经常有明白的政治目标。因此，政治目标支配战略计划，而计划的要旨又即为找到敌军战线上的决定点，然后再集中全力向其发动打击。拿破仑从其老师（杜特兄弟）思想中学会了下述秘诀：“战略计划像攻城战一样，集中火力对准单独一点，只要打开一个缺口则敌军就会随之崩溃。” [ 注：Yorck von Wartenberg，Napoléon as War Lord（London，1902），vol．Ⅰ，p．38． ]
拿破仑不喜用“战略计划”（strategic plan）这个名词，他认为那具有一成不变的涵义，所以宁愿用“战略准备”（strategic preparation）。在他那个时代，战略要比今天更具有在不确实领域中思考和行动的意义，这又暗示必须考虑各种不同情况，包括最坏的在内。所以，他说：“除非计算，否则在战争中将一无所获。”这也正是孙子所云：“多算胜，少算不胜。”他又说：“我的习惯是采取多种预防措施，而不把任何事物委之于机会。” [ 注：J．F．C．Fuller，The Conduct of War，1789–1961，p．47． ]
实际上，他的战略有许多都是出自他人的思想，或至少并无特殊过人之处。柯林（Jean Colin）为20世纪前期研究拿破仑的权威，他曾指出：“假使把最卓越的拿破仑计划拿来与其对手的计划作一比较，我们将很难发现其间有太大的差异。”诚如拿破仑自己所云：“战争艺术很简单，一切都不过是执行的问题。” [ 注：Jean Colin，The Transformations of War（London，1912），p．432． ]
拿破仑虽强调计划和准备，但实际上，有时也不免采取临时拼凑的应急手段。不过，他有一项中心观念始终不变，即寻求决定性会战。他总是尽可能把优势兵力集中在决定点上，甚至于宁愿让次要的基地或交通线留在无保护的状况之下。由此遂导致一项最重要的原则，那就是“指挥的统一”（unity of command）。拿破仑对于此一原则提出过不少的格言（Maxims），甚至于到今天仍常为人所引述，不过，很讽刺，统一的指挥固然是其许多辉煌胜利的基础，但也正是其最后失败的根源。
在其早年（1796），拿破仑曾上书当时的执政指出：“政府必须对其将领有完全信心，容许他有广大的权限，而只需将其所应达到的目的告诉他。”这与孙子所谓“将能而君不御”的观念完全符合。只要环境许可，指挥的统一要求在一位单独的将领之下，将所有能用的兵力都集中在主战场之内。而无知或脆弱的政府则有一种把兵力分散用来掩护一切要害的共同趋势。
1806年拿破仑曾写信给他的长兄约瑟夫（Joseph Bonaparte，King of Naples）警告说；“假使你想保护你的王国中所有各点，则动用法国的全部兵力也都还不够。”这又与孙子所云“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的警语如出一辙。 [ 注：J．F．C．Fuller，The Conduct of War，1789–1961，p．45 ]
拿破仑非常重视人的因素。他说：“在战争中许多人轻若鸿毛，而有一人重如泰山。”他又说：“一位坏的将军要比两位好的将军还要好一点。”拿破仑自视颇高，目无余子，他说：“我之所以为我者，是意志、性格、勇气所使然。”然后他又反而言之：“由一头鹿领导的狮军（an army of lions），根本上就不是狮军。”拿破仑非常重视将道，在这一方面他有很多的名言：“将军的必要素质即为决断（resolution）。”“战争的成功有赖于慧眼（coup d’oeil），必须能察觉会战中的心理关键时刻。在奥斯特里兹，假使我提早6小时发动攻击，则我应已失败。” [ 注：同上书，pp．45–46。 ]
拿破仑对于心理问题有深入的了解，他有一句名言：“在战争中精神之于物质是三比一。”他经常使用各种手段来激励士气，他深知“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的道理。他的劲敌威灵顿曾指出，拿破仑给予军人以特殊奖赏，任何军人甚至于二等兵都有封侯拜将的机会。不过，他又认清仅凭物质奖励还不够，因为“英勇不是用金钱可以买到的”，他的秘诀是诉之于荣誉感。他了解人之所以愿意牺牲生命，往往是由于其本身所并不了解的原因。他深知心灵感应之微妙，经常与其部下保持个人接触，他说：“人员对我有信心，精神力往往比数量更能决定胜利。”他个人的魅力和信心对于其部下和敌人都能产生重大的精神冲击。威灵顿认为拿破仑个人的出现可以相当于四万人的大军，在一片“皇帝万岁”（Vive l’Empereur！）的欢呼声中，法国部队就会赴汤蹈火，万死不辞。克劳塞维茨对此也深有认识，他曾剀切指出任何战争理论若不考虑官兵的心理则根本毫无意义。 [ 注：Peter Paret，“Napoleon and the Revolution in War”，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1986），p．134． ]
从战略思想史的观点来看，最令人感到遗憾的事实即为拿破仑对于他自己的思想始终未能作一种有系统的综合阐述。据其部将圣西尔元帅在其回忆录中所云，拿破仑曾经向他说过：“假使有一天我能找到时间，我会写一本书。在书中我将对战争的原则作明确的阐述，使所有的军人都能了解，于是战争就可以很容易当作科学来学习。” [ 注：J．F．C．Fuller，The Conduct of War，1789–1961，p．49． ] 不过，他似乎永远找不到他所需要的时间，所以这本书也就永远不曾写成。不过，所幸他还是留下了大量的文件，以及口述的遗言。专以《拿破仑文件》（Correspondance de Napoléon Ⅰ）一书而言，即有32卷之多，这也可以说是一座宝山，足够后人来作深入的掘发。富勒将军认为若能研究其战役的经过和他所留下的文献，则可以显示拿破仑心目中的战争原则似乎可分为下述五点：
（一）攻势（Offensive）
拿破仑经常采取攻势，甚至于在战略上采取守势时（1813–1814），也仍然在战场上一再发动攻击。他几乎永远保持主动，他说：“我的想法和菲特烈一样，必须经常先攻击，容许自己受攻击实乃大错。”他又说：
像亚历山大、汉尼拔、恺撒、古斯塔夫、屠云尼、尤金、菲特烈等人一样地发动攻势战争，……以他们为模范，那是成为名将和了解战争艺术秘诀的惟一途径。
不过，拿破仑又非像查理十二世（Charles Ⅻ）那样有勇无谋，他说：“是否应该进攻必须事先慎重考虑，但一经发动攻势之后就必须坚持到底。”于是他又说：“决心入侵某一国家时，不可害怕决战，必须到处寻觅敌人而将其歼灭，”此外，他也强调追击的重要，他指出不应让敌人有喘息和重组的时间。
（二）机动（Mobility）
拿破仑深明“兵贵神速”的古训。他说：“在战争艺术中也像在力学中一样，时间是力量与重量之间的决定因素。”他又说：“在战争中时间的损失无可补救，任何解释都没有用，因为迟误即为作战失败的主因。”在乌尔姆（Ulm）战役中，他的部下们说：“皇帝已经发明了一种新的战争方法，他所利用的是我们的双腿而不是刺刀。”因此，拿破仑又说：“最好的兵不是会打仗而是会走路。”“军人的首要素质即为忍苦耐劳，而勇敢尚在其次。”反之，他又非常重视人员的健康，他说：“疾病是最危险的敌人。”“宁可让部队去从事流血最多的战斗，而不可让他们留在不卫生的环境中。”
（三）奇袭（Surprise）
除在战场上做出乎敌方意料之外的兵力集中之外，拿破仑的奇袭几乎都是战略性的，而很少是战术性的。其著名的会战，例如马仑哥（1800）、乌尔姆（1805）、耶纳（1806）等都足以提供证明。他曾经指出：“战略就是运用时间和空间的艺术。我是比较重视前者。空间丧失了还可收回，时间则一去永不回。”
（四）集中（Concentration）
为进行决定性会战，拿破仑缩减一切次要任务，以便能集中最大的兵力。柯林曾引述其言如下：“军队必须集合，而最大兵力应尽可能集中在战场上。”在此对于“集合”（assembly）和“集中”（concentration）两个名词应略加解释。拿破仑曾在致其兄长约瑟夫的信件中解释如下：“分布部队的艺术即为战争艺术。对于部队应作这样的分布，使之在几天之内即能集合，而不管敌人采取何种行动。”简言之，前者是军或师等大单位在战区中的分布；后者则专指在战场以内的兵力集中。所以，若能作正确的集合，则即令是劣势兵力也还是能在战场中的决定点上集中局部优势的兵力。
（五）保护（Protection）
拿破仑几乎一生都不曾打过纯粹防御战。即令采取战略守势时，也还是经常作迅速的运动和猛烈的攻击。尽管如此，当他在采取攻势行动时还是以保护的原则为基础。他说：“全部的战争艺术即为首先建立一道相当合理的周边防线，然后继之以快速而猛烈的攻击。”概括言之，拿破仑与中国唐代李卫公（靖）的看法颇为类似。拿破仑说：“防御战之不可无攻击正像攻击战之不可无防御完全一样。”李卫公的话似乎更微妙：“攻是守之机，守是攻之策，同归乎胜而已矣。” [ 注：有关拿破仑战争原则的分析均引自J．F．C，Fuller，The Conduct of War，pp．45–52．李卫公之语见钮先钟，《中国战略思想史》，p．382。 ]
对后世的影响
拿破仑虽未著书但已立说，他所留下来的文件和遗言，几乎到处都能显示其思想的精华。不过，像菲特烈一样，其对后世的最大贡献不是“言教”而是“身教”。他不仅以身作则来教导后人应如何追求成功，更重要的是他也在教导后人应如何避免失败。尽管他的天才是毫无疑问，尽管他在全盛时期能赢得辉煌的胜利，但最后又终于难免失败。其原因何在？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深思的问题，而同是也能对后世提供最重要的警告或教训。
本来是拿破仑手下元帅之一，以后又背叛他而成为瑞典国王的贝纳多提（Charles Bernadotte）曾作评论如下：
拿破仑不是为他人所击败，在我们所有这些人之中他是最伟大的。但因为他只依赖自己的才智，所以上帝才会惩罚他。他把才智用到其最大限度，遂终于难以为继。任何东西最后总还是会破裂。 [ 注：James Marshall–Cornwall，Napoleon as Military Commander（1967），p．296． ]
首先从军事因素说起，拿破仑的最大本钱即为其素质和数量都远占优势的兵力。但战争旷日持久之后，在这两方面也就日益难于保持原有的优势。法国部队连年征战，损失重大，新兵的素质逐渐低落。而其敌方（普鲁士、奥地利、俄罗斯）也都已开始实施征兵制，或设法动员其庞大人力，并厉行军事改革。所以，到后来拿破仑也就不能赢得会战，于是其整个战略也就开始破产。
拿破仑一向坚持由他一人指挥，但当他的大军人数到达6位数时，这种办法也就开始行不通。战场的辽阔，单位的众多，已经无法再由他一人控制。简言之，拿破仑未能建立一套适当而有效的指管通情系统（C3I），实为其最后失败主因之一。拿破仑对于手下的大将只要求他们服从，而并不容许他们有行动自由。诚如他的参谋长贝塞尔（Louis–Alexandre Berthier）所云：“无人知道他的思想，我们的职责就是服从。” [ 注：J．F．C．Fuller，The Conduct of War，pp．53–55． ] 这也正是古今独裁者的通病，对于奇才异能之士往往不敢重用，而庸才却能获得信任。拿破仑在圣海伦岛（St．Helena）上曾经这样感慨地说：“假使有一个像屠云尼那样的人在战役中做我的副手，则我应该已经是世界的主人。” [ 注：同上书，p．47。 ] 事实的真相并非如此，当时，甚至于在其帐下，也并非没有可用的人才，只是他并不重视而已。反而言之，即令有屠云尼那样的人才，他也还是不会完全信任，结果也还是不能发挥辅弼的功效。从这一点来评估，拿破仑实不如汉高祖刘邦。
拿破仑的最大弱点也许还不是在军事方面，而是他未能从大战略的观点来思考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他虽是法国革命的儿女，但并不了解工业革命的含意。他只想推翻旧王朝，建立新秩序，但却完全忽视“权力平衡”的运作。他知进而不知退，能发而不能收。好大喜功而不知持盈保泰。到最后终于丧失了平衡合理的战略意识，将其国家资源和部队战力消耗殆尽，而走向败亡的不归路。
尽管其在陆战方面的成就有目共睹，虽败犹荣，但他却缺乏全球性的眼光。他的战略始终仅以欧陆为范围，对海权几乎毫无了解。他企图用所谓“欧陆体系”（continental system）来封锁英国以使其经济崩溃，实近似妄想，因为英国握有海权，仍可继续与全世界维持经贸关系，而且同时也仍能利用财力和外交手段，一再组成反法同盟。反而言之，由于他企图严格执行封锁禁令，遂终于导致征俄战役，并敲响其大陆帝国的第一声丧钟。他在圣海伦岛上曾经这样指出：“俄国是英国的最后资源，整个世界的和平都寄托在俄国身上。但不幸！英国的黄金已经证明要比我的计划更强。”这可以显示他终于已有这样的觉悟，独恨其不早耳。 [ 注：J．F．C．Fuller，The Conduct of War，p．57． ]
拿破仑虽然所向有功，但他使用的工具并无任何异人之处。法国部队的武器装备与其他国家的几乎完全一样，至少不曾占有任何显著的优势。正因如此，所以其伟大的天才也就更分外受到世人的崇敬。但反而言之，此种事实又适足以显示其心灵上的另一项重大弱点。他很守旧，对于武器和技术的进步经常表现出排斥或忽视的态度。他在1799年解散法国已有的气球单位（balloonists）。假使他曾保留此种单位并善于利用，则在1815年李格尼（Ligny）会战之后，他也许就能发现布吕歇尔（von Blücher）的退却方向，于是他也就能事先获得预警，知道在滑铁卢所遭遇的敌人除威灵顿的英军以外，还可能会有布吕歇尔的普军。此外，有一位英国的上校在1808年即曾发明了榴霰弹（shrapnel，因发明人的姓而命名），但拿破仑从未使用它，否则这种炮弹就能够很快地击溃威灵顿在滑铁卢的步兵方阵。 [ 注：Richard A．Preston，Men in Arms（Praeger，1956），p．184． ] 忽视技术因素本为战略家的通病，但以天才如拿破仑者而言，则似乎不应如此。
从现代战略研究的观点来看，战略的范围早已不仅限于军事或战争。不过，过去研究拿破仑的人，无论为军人或文人，其研究重点又几乎都还是放在纯军事方面。许多人都企图发现拿破仑的胜利秘诀，并希望此种发现能对未来战争的准备有所贡献。从19世纪开始，拿破仑即已成为欧洲战略思潮的新源头。欧洲军人中的精英分子对他都无不推崇备至。拿破仑的功业和言论对于尔后军事思想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是至深且巨，实可不言而喻，甚至于到今天，此种影响力仍继续存在。一位德国将军在第一次大战前夕写了一本书，名为《拿破仑的将道以及其对我们这个时代的意义》（Hugo von Freytag–Lor–in–ghoven，Die Heerführung Napoleons in ihrer Bedeutung für unsere Zeit）。书中有云：
虽然拿破仑的时代到现在已经很远，但拿破仑战争的研究对我们还是有其重大价值。因为这些战争的教训构成今日军事思想的基础。
在法国方面，柯林在其所著《战争的演变》（Transformations of War）一书中也这样地指出：
虽然我们不能照抄拿破仑的模式，但他还是能赐予我们以很多的灵感。对于拿破仑战争若能作反省的思考，则所获得的理念可以应用于20世纪。 [ 注：均引自Peter Paret，“Napoleon and the Revolution in War”，Makers of Modem Strategy（1986），p．139。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