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世纪·第七
作者：钮先钟 ·中国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启蒙时代
18世纪的欧洲在思想史的范畴中常被称为“启蒙时代”（The Enlishtenment）。在此时代中，所有一切的思想家，尽管各有其不同的兴趣和专精，但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或多或少都受到某种基本假定的影响。简言之，他们虽可能各有其不同的分析方法和不同的研究成果，但却有一个共同的起点。
也许最足以显示此种基本假定者即为18世纪法国理性主义者的著作。这些人都受到17世纪的科学方法的影响，主张用数学推理来作为寻求真理的手段，并认为此种方法不受所谓神意的支配。这些学者的最大贡献即为发展了一种系统哲学（Systematic Philosophy），而其基础又是古典的希腊观念，相信人是理性动物，知道如何推理。诚如笛卡儿（Rene Descartes，1596–1650）所云：“自然的控制和掌握是可能的。”而笛卡儿又是受到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的影响，后者是马基雅维里的信徒，认为通过政治的运作，人可以增大其控制命运或自然的可能性。 [ 注：Mark V．Kauppi and Paul R．Viotti，The Global Philosophers（Lexington，1992），p．184． ]
18世纪的学者虽然也像17世纪的学者同样地重视理性，但他们对于理性的观念还是有不同的认知。在17世纪时，理性是被视为一种不变的法则，也可以说是人类知识中的最高级和最完全的部分。所以理性本身是永恒的，也是人类探求的对象。在18世纪时，理性则常被认为是人类的一种天赋能力。由于人类能赖此以发掘万事万物的奥秘，知识始能日益进步，生活始能日益改善，因此，17世纪的理性主义者所重视的是逻辑法则，完整的观念，并企图建立抽象的体系。18世纪的学者则企图通过分析、比较、排列、综合，从而发现事实的真相，所以，他们的态度比较客观，而其心灵也具有较高度的弹性。
在此一世纪中，不仅自然科学的研究蔚为风气，历史哲学的探讨也开受到重视。伏尔泰（Francois Voltaire，1694–1778）认为应研究全人类成功和失败的历史，以寻求前进的途径。狄德罗（Denis Diderot，1713–1784）认为在研究某一思想家的学说时，必先明了其时代背景。孟德斯鸠（Charles de Montesquieu，1689–1755）也非常重视历史，并相信政治与法律的根基实深植于历史之中。
概括言之，启蒙时代的特殊时代精神即所谓系统精神（Esprit Systemantique，英译Systematic Spirit）。卡赛尔（Ernst Cassirer）在所著《启蒙哲学》（The Philosophy of the Enlightenment）一书中曾明确指出：“启蒙时代要求哲学应有自由活动的能力，而在此无所不在的活动之中，哲学即能发现现实的基本形式，包括所有一切自然和人文都在内。”他又说：“对于启蒙时代而言，哲学并非一种特殊的知识领域，而是一种包罗万象的媒体，一切的原理（principles）都是在其中形成、发展和建立。” [ 注：Ernst Cassirer，The Philosophy of the Enlightenment，English translation（Princeton，1952），p．197． ]
启蒙时代的学者不仅心胸开阔，不持门户之见，而且也秉性乐观，充满自信。他们认为通过理智的运用，即能克服迷信、偏见和传统，从而了解管治自然的法则，而尤其重要的还有管治人事的法则。这种法则被认为是普遍性的，尤其是合理性的，所以也就能适用于所有的人类。
由狄德罗和达朗贝（Diderot and D’Alembert）所主编的《百科全书》（Encyclopédie）在1751年首次出版，可以作为时代精神的象征。换言之，它象征所有人类文化和自然现象都是在理智支配之下。所以，战争也自不例外。
这部《百科全书》中载有“战争”（Guerre）一条，撰稿人为李布龙（Le Blond）。他是大致这样叙述的：战争理论以发源于不同时代经验中的规律和原则为基础。军事理论由古代作家所建立，再由近代军事思想家来作进一步的发展。除最著名的蒙丘可利以外，还有一系列较晚近的作家，其中大多数都是法国人。 [ 注：Diderot and D’Alembert（ed．），Encyclopédie（Paris，1257），vol．Ⅶ，pp．823–826． ]
概括地说，当启蒙运动在法国达到其最高潮时，军事思想家也就开始把此种时代精神引入军事领域。他们首先指出，战争一向都是受到武断的、传统和盲目的偏见所控制，现在应该使用精密的分析、系统的综合来建立一套完整的法则。而大致说来，此种法则应不受环境差异和历史变迁的影响。简言之，军事组织和战争指导都应变成一种正规的学问，有其明确的理论架构。
启蒙时代的军事思想家认为战争艺术也是同样地应具有此种系统化的格式，而其基础即为古今名将在多次战役中所累积的经验。从此种经验中即能归纳出若干具有普遍效力的规律和原则。不过，他们又并不认为战争艺术可以全面公式化。规律和原则的应用经常必须适应环境的要求，而如何始能作最佳的适应，则指挥作战的将领必须要能发挥其创造天才。
法国军事思想家
自从17世纪后期开始，法国政府即锐意推行军政改革，使其陆军在欧洲始终保持着首席的地位。其军事思想家在范邦领导之下，开始把系统科学的精神和原则应用到要塞战的领域中。所以，到18世纪时，在启蒙时代精神的冲击之下，法国军事思想也就自然会随之而产生强烈的反应。其显著的证明即为到18世纪中叶时，法国出版的军事著作数量迅速增加。而且此种现象也更从法国向其他欧洲国家蔓延。本书篇幅有限，自不可能作详细的介绍，在此只能对少数几位最重要的思想家及其著作加以简要的述评。
一、卜希古
卜希古（Jacques–Francois de Chastenet，Marquis de Puysegur，1655–1743）为路易十四世时期的名将之一，曾参加多次战争，并官至法兰西元帅（Marshal of France）。他所著的书名为《有原则和规律的战争艺术》（Art dela guerre par principes et par régles，英译Art of War by Principles and Rules），出版于1748年，此时他已逝世。这也是第一本对战争理论提出新观念的书，曾经被广泛传阅，并且译成多国语言出版。
他似乎是响应蒙丘可利的呼声，指出战争虽是一种最重要的科学和艺术，但一直都缺乏有系统的理论研究，大家所依赖的都只是传统和个人经验。当他在寻求战争理论时，曾遍读古今军事著作，但发现并无能令他感到满意的综合理论。于是他才决心由他自己来创建一套完整的理论。
他也像蒙丘可利一样，相信从历史的研究中可以归纳出一套普遍性的战争理论，他在书中指出，由于火器的发明，遂使某些人相信古代的军事理论已经不再有用，这是莫大的错误。不管武器如何改变，战争的科学和艺术仍然不变。历史中所有名将的成功都是坚持战争通用规律的结果。所以，他认为历史经验即为军事理论之根源。
卜希古的主要目的是想对于军队的运动和部署发展出一套有系统的理论。对于此种目的，古人的理想和实践是的确有其相当价值。他不仅曾经引述很多古人的著作，而且还对于古今的重要战役进行比较分析。最后他才提出他自己所设计的系统，并以一个假想战役来作为示范和说明。
卜希古的治学固然是以历史途径为本位，但同时又暗藏着一个更伟大的理想。由于有范邦的先例在，卜希古也就迫切希望能步其后尘。范邦既然能把科学方法，也就是所谓几何精神，应用在要塞战的领域中，从而获得伟大的成功和万人的景仰，则对于战争的其他方面，又为何不可以作此同样的尝试？而这也正是卜希古所作的企图，至少也是他所提倡的理想。
卜希古是想在野战（field warfare）领域中获得与范邦相当的成就，但事实上，那却是比较困难。基于此种理念，他遂认为必须重视地理学和几何学的研究，以及这两种科学对战争艺术的应用。因为军队是在空间中行动，地理学对于空间提供具体知识；而几何学则提供一种精密工具来分析和管制军队在空间中的运动。启蒙时代的军事思想家几乎无人不具有这样的理念，而卜希古则是他们的前导。 [ 注：Azar Gat，The Origins of Military Thought（Oxford，1989），pp．33–36． ]
二、傅纳德
傅纳德（Jean–Charles，Chevalier de Folard，1669–1752）在他那个时代中也许是最具有影响力的军事作家。他15岁时就从家里逃入军中，不久即以勇敢著名。他曾先后服务于法国和瑞典的陆军，颇有战功。但因为性情暴躁，不善处理人际关系，所以只能以校官终其身。不过，他却能以立言来代替立功，他的两部书：第一部是《有关战争的新发现》（Nouvelles Decouverts sur la Guerre，英译New Discoveries Concerning War）；第二部是《波里比亚史论）（Histoire de Polybeaoec un Commentaire，英译History of Polybius with a Commentary）。这两部书都曾风行一时，尤其是后者可以算是其传世之作。全书共分7卷，从1724年到1730年才分卷完成出版，而作者在其有生之年又曾加以数次修正和增补。
傅纳德认为若欲真正精通战争艺术，则经验与学识都同样需要，他主张应通过史例来学习，他的书中充满对史事的精密分析，但那只是一种用来说明其战术观念的手段。他主张以马其顿方阵为模范，采用一种重纵队（heavy column）来作为战斗队形。此种新观念在当时虽曾引起广泛的兴趣，但未能获得测试的机会。不过，以后在拿破仑战争时却终于在法国的战术中出现。 [ 注：John R．Elting，The Super–Strategists（Charles Scribner’s son，1985），pp．82–83． ]
傅纳德可谓才高见忌，一生中都不得意。他的文笔非常犀利，以至于经常引起笔战而争论不休。尽管如此，他的书在许多年后还是继续有人研读，并为他博得不朽之名。此外，还有一件值得一提的事实：在所有知名的军事思想家之中，只有傅纳德一人对于马基雅维里的战争艺术曾予以毫不保留的否定（已见第五章）。
三、沙克斯
沙克斯（Maurice de Saxe，1696–1750）曾经一度受教于傅纳德，至少可以说傅纳德对他的关系是介乎师友之间，但沙克斯不仅功名远过于其师，而且在思想方面也令人有青出于蓝之感。沙克斯是撒克逊（Saxony）国君奥古斯都（Frederick Augustus，后为波兰国王）的私生子。沙克斯的一生可以说是多彩多姿。他12岁即开始戎马生涯，曾经是马尔波罗（Marlborough）和尤金亲王（Prince of Eugene）的部下。1720年转入法国陆军，那时已经是少将（marechal de camp），到1743年就升到法兰西元帅的官阶。最后在奥地利继承权战争（War of the Austrian Succession，1740–1748）中更曾获得法国全军统帅（Marshal General of All the Armies of France）的荣衔，而整个欧洲也都公认他是那个时代中最伟大的将才。 [ 注：沙克斯的私生活也同样地富有传奇意味，其风流多情也不亚于乃父，有关他的传记至少在20本以上，但很可惜对于其一生的事迹仍然缺乏现代化的学术性研究。 ]
从沙克斯自己所说的话来推断，他似乎并不太重视立言，但他所写的书仍然流传后世，并使他得以在战略思想史中占有一席之地。他的书命名为《我的梦想》（Mes reveries，英译名为 My Reveries on the Art of War），写于1732年，但到其死后始在1756年出版。 [ 注：这本书在当时即已有两种英译本。近代节译本载于Roots of Strategy（ed．Thomas R．Philips）书中（The Military Service Publishing Co．，1940）。本书以下的引述均取自该书。 ]
沙克斯在其书中告诉他的读者说：“我在13个晚上写完这本书，当时我正在病中，所以非常可能，它会显示我的发烧状况。这也使我对于书中体裁的缺乏规律，文字的缺乏修饰，有了辩解的理由。我是以军人身份来写此书，并用它来排遣我的烦恼。” [ 注：同上书，p．300。 ] 沙克斯很遗憾地指出：
战争是一种在阴影掩盖之下的科学，在其隐蔽中不可能用踏实的步伐行动。惯例和偏见，无知的自然结果，即为其基础和支撑。所有一切的科学都有原则和规律，战争则无。 [ 注：同上书，p．189。 ]
他虽然对此种情况表示遗憾，但他又似乎无意改变它，至少他是自认力有未逮。他在书中明确宣称：“我写这本书并非由于想要对战争艺术建立一种新体系（new system）。我之著书只是聊以自娱并教育自己。” [ 注：同上书，p．189。 ]
沙克斯又感慨地指出，伟大的将军并未留下有启发性的原则，史学家仅根据其想象来写战争。古斯塔夫在军事组织方面曾创建一套为许多人所遵行的方法，而蒙丘可利则是惟一曾经详细研讨军事问题的人。不过，自从古斯塔夫之后，就有每况愈下之感。他说：
我们只是学习他的形式，而忽视原则……除习惯外即更无他物，我们不知什么是原则。傅纳德可能是惟一敢于超越此种偏见的人。不过，最后他也还是错了。 [ 注：这本书在当时即已有两种英译本。近代节译本载于Roots of Strategy（ed．Thomas R．Philips）书中（The Military Service Publishing Co．，1940）。本书以下的引述均取自该书，pp．189–190。 ]
有人批评沙克斯的书是只知注意细节而忽视大体。事实上，他也并非没有理由，他指出对于基本原则的知识正是天才行动的先决条件。因此，他首先详论战争中的若干基本问题，并认为这也正是对战争研究做出综合结论的基础。
他对组织、训练、战斗、装备、补给等方面都曾提出新的观念，有些在当时看来，的确有一点近似梦想，不过大致说来，他的建议仍然是近情合理。他反对募兵制，主张采取普遍的征兵制，认为每个公民在20岁到30岁之间都应服役5年。他认为军队应有合理的服装，适当的给养，优厚的俸饷，一切升迁都应有公平标准而不考虑人员的出身。他又主张军队在平时必须勤加训练，而尤其要锻炼体力，并指出“所有一切的运动和战斗都是要靠两条腿”。事实上，他是和马基雅维里一样，这些观念都是以罗马历史为来源。他甚至于还建议学习罗马人，把醋加在饮水中以产生净化作用，以及在行军时应吹奏军乐，因为那可以使动作迅速整齐。 [ 注：Roots of Strategy，p．194，p．185． ]
沙克斯主张法国应将其步兵改组成为“兵团”（legions），由轻重步兵、骑兵和轻炮兵所混合组成，换言之，与现代的步兵师很类似。至于说到战略方面，就理论而言，他是主张采取避战的战略（Strategy of evasion）。他说：
我不赞成双方展开一场旗鼓相当的会战（pitched battles），尤其是在战争开始的时候，而我也深信一位智将在其一生的战争中都不至于被迫进入这样的会战。 [ 注：这本书在当时即已有两种英译本。近代节译本载于Roots of Strategy（ed．Thomas R．Philippe）书中（The Military Service Publishing Co．，1940）。本书以下的引述均取自该书，p．298。 ]
但实际上，只要他发现一有能够击败敌军的机会，则从不放过，而且更主张对于已经被击败的敌军必须穷追不舍，直到将其完全歼灭时为止。
在沙克斯的思想中，最值得称赞的是他对于心理因素的重视和了解。他主张对于一般士兵应备加爱护，给予以公平合理的待遇，但对于军官则必须保持严格的要求，否则他们也就不能任劳任怨，恪尽职守。他对于军队的士气（精神）问题曾经提出若干疑问：为什么得胜之师会突然变得不堪一击？为什么某些部队在攻击时经常能获成功，而在防御却会变得不可信赖？将军如何能使其人员保持良好的精神？沙克斯对此一问题所提出的总答案有如下述：
关键在于人心（human hearts），而这正也是我们所应深入研究的。对于战争的行业，这是一个最重要、最深奥和最需要学识的问题，但从来没有人曾有所论著。若缺乏对人心的知识，则只好依赖运气，而那又是多变无常的。 [ 注：Roots of Strategy，pp．190–191． ]
在古今中外的许多兵学著作中，似乎都很少有人像他这样强调心理因素的重要。仅凭这一点，沙克斯的思想即可以永垂不朽。
四、梅齐乐
梅齐乐（Paul Gideon Joly de Maizeroy，1719–1780）在战争史中并不出名，但在战略思想史中却有不朽的地位，因为我们现在通用的“战略”这个名词是他所首创。1766年他还是法国陆军的一位中校，可以说官运很不亨通，但在那一年却出版了其名为《战术教程，理论，实务与历史》（Cours de tactique，theoretique，practique，et historique）的大著中的第一和第二两卷。以后在1767年和1773年又陆续出版了第三和第四两卷。最后到1777年又出版了《战争理论》（Theorie de la guerre）一书。他的书很畅销，曾一再重印，并被译成德文和英文。
梅齐乐并不宣称他自己是军事科学的创建者，他认为那是早已存在的学问。不过，他说战争艺术在法国的发展一向都是采取一种懒惰而盲目的路线，所幸“在一个启蒙和好学的时代中，已经有许多人的眼睛都用来发现在各种科学和艺术领域中的错误，而战争也像其他领域一样有其观察者。” [ 注：P．C．Joly de Maizeroy，Cours de tactique，theoretique，practique，et hisorique（Pails，1785），vol．Ⅰ，p．357． ]
梅齐乐深信历史研究是军事理论的基础。在当时他也是研究古代战争的权威专家。他不仅对希腊和罗马的战争进行深入的分析，而且更将古今战史作对比的研究。同时他在 1770年又把拜占庭利奥六世的Tactica译为法文出版，而那本书又是以毛里斯的Stategicon为基础。 [ 注：有关这两本拜占庭经典名著的内容，可参看本书第三章。 ] 梅齐乐相信只要认真研究历史，则一定能够获得明确的教训。同时他也相信战争艺术的根本不会受到任何改变的影响。
虽然火药以及其他新武器的发明曾经在战争的机械部分（mechanism of war）中产生若干改变，但我们不相信对于那种科学的根本部分，或大动作（great manoeuvres）会有任何重大影响。指导大行动（operations）的艺术仍然如故。 [ 注：P．C．Joly de Maizeroy Cours de tactique，vol．Ⅰ，p．Ⅷ．
在梅齐乐的思想架构中，战争分为两个部分：
其一是机械的（mechanical）部分，所包括者为部队的组成和秩序，以及宿营、行军、运动、战斗等等，……这可以从原则中演绎出来，并用规律来教育。另一部分则相当高深（sublime），而只能存在于将军的头脑中，随着时间、地点和其他环境而经常变化，所以在所有各方面都永远不可能完全一样。 [ 注：同上书，vol．Ⅱ，p．353． ]
军队的结构和他们的战斗准则也就构成“战术”（tactics）的领域。这个观念出自希腊，在18世纪以前很少有人使用。在傅纳德提倡之下，启蒙时代的军事思想家开始普遍使用这个名词。最初是照希腊原意解释，即为一种陆军组织和战斗队形的体系。不过，到18世纪60年代，而尤其是在18世纪70年代，它更被认为是军事理论的核心，同时“战术”也被用作一种概括名词，把全部战争艺术都包括在内。所以，梅齐乐著作中的最初目的即为寻求完善的战术体系。
战争艺术还有第二个领域，那就是作战的指导（the conduct of operations）。梅齐乐对这个领域提供了一个新名词，即为“战略”（Strategy）。1777年梅齐乐在其所著《战争理论》书中首次使用此一名词，其灵感的来源是出自拜占庭毛里斯皇帝的书名（Stategicon）。这个名词慢慢地变成法国的军语，而到19世纪开始时，英国人几乎还完全不知道有这个名词的存在。 [ 注：Charles James，New and Enlarged Military Dictionary（1802）中尚无“Strategy”一字之存在。 ] 相反梅齐乐的书在日耳曼（德国）却有很多的读者，所以这个名词也就很快地被接受。到19世纪时，“战略”在欧洲遂已成通用名词。
梅齐乐在其书中曾对战略与战术的差异作了比较分析如下：
战略是属于心灵的最崇高的部分，也就是属于理性的领域。战术很容易简化成为固定的规律，因为它像要塞一样是完全几何性的。战略则似乎很难如此，因为它是有赖于各种不同的环境，包括物质、政治、精神等在内，那从来就不会完全一样，而完全是属于天才的领域。尽管如此，又还是有若干概括规律的存在，可以安全地加以确定，并视为不变。 [ 注：P．G．Joly de Maizeroy，Theorie dela guerre（Nancy，1777），pp·LⅩⅩⅩⅤ–LⅩⅩⅩ Ⅵ． ]
梅齐乐对于此种战略规律又称之为“军事辩证法”（military dialectic），并曾列举如下：
不要做敌方似乎希望的事情（投其所好）；发现敌方的主要目的，以免为其欺骗行动所误导；经常准备破坏敌方的主动，并不受其支配；对于未来的计划和可能发生的情况，维持相对的行动自由；当敌人采取冒险行动和处于紧急关头时，应乘机打击敌人；必须选择适当时间和地点以控制战斗；不可偏离自己的主要目标，并确保交通线的安全。…… [ 注：P．C．Joly de Maizeroy，Theorie dela guerre（Nancy，1777），pp．LⅩⅩⅩⅤ–LⅩⅩⅩⅥ．，pp．304–305． ]
梅齐乐所列举的战略原则似乎只是一种孤立的教条，并不能构成完整的体系。不过，在18世纪后期，军事思想家的努力大致都集中在战术方面，梅齐乐首创“战略”名词，并在这一方面从事初步的研究，仍然要算是开风气之先，应予以高度的肯定。
五、吉贝特
吉贝特（Jacques Antoine Hippolyte Comte de Guibert，1743–1790）出身于贵族名门，他的父亲在七年战争时为布罗吉利元帅（Marshal Broglie）的得力助手，战后又助其进行军事改革。吉贝特受其父的影响，少年时加入陆军，26岁即已获上校官阶。1772年他出版了《战术通论》（Essai general de tactique，英译A General Essay on Tactics），立即在军事领域中造成极大的震撼。事实上，他这本书也的确成为18世纪中最具有影响力的军事名著之一。
吉贝特在著书时即已立下宏愿，要写一部不朽的杰作。他真正是一个启蒙时代出生的军人，在他的思想中到处都可以感觉到此种时代精神的存在。他对古今许多军事思想家的著作都多有讥评，并认为在战争的科学中，有若干根本观念是完全错误的。在吉贝特的书中，“战术”这个名词采取一种非常广义的解释，即包括所有一切的军事科学在内。他认为军事科学的研究必须采用科学方法。牛顿、莱布尼茨（Leibnitz）的著作可以作为模范。军事理论之所以失败，不应归咎于主题本身，而应归咎于错误的方法。换言之，他的目的是想建立一套由不变原则所构成的战术体系。他说：
战术是一种对任何时代，任何地方，任何武器都能适用的科学。即令未来发生任何不可预知的革命，它仍然毋需改变。 [ 注：J．A．H．Guibert，A General Essay on Tactics（London，1781），p．99． ]
概括言之，吉贝特在其书中曾提出两点实际性的建议：其一为建立民兵制，即所谓公民军（citizen army）；其二为采取运动战（a war of movement）。
启蒙时代的法国学者大致都赞成采取民兵制，包括孟德斯鸠、卢梭等人在内，所以吉贝特随声附和实乃理所当然。他认为当时欧洲诸国都是采取君主专制的政体，不能获得人民的支持，人民也不愿为政府而战。反而言之，政府对于军事科学也并无真正的兴趣。即令是普鲁士，虽以尚武著称，但其纪律也只是徒有其表，人民大多数都与军事无关，而青年也未曾接受斯巴达式的教育。至于法国，因为国王不是军人，所以情况就更松懈。简言之，所有的欧洲国家，人民都很软（soft），政府都很弱（weak）。于是吉贝特接着说：
假使在欧洲有这样一个民族兴起，在精神、政府和所使用的手段上都强烈旺盛，若再组成全民皆兵的军队，采取既定的侵略计划，则我们将会看到那个民族征服其邻国，压倒我们的脆弱社会，正像狂风之扫落叶一样。 [ 注：J．A．H Guibert，A Generak Essay on Tactics（London，1781），p．23． ]
这一段话以后曾常为人所引述，来作为对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战争的预言。实际上，吉贝特只是提倡改革而并不主张革命，所以对于他而言，应该说是不幸而言中。
吉贝特所提倡的第二种基本观念即为运动战。他认为军事组织应简化以使战争可以具有较大的机动性和决定性。他感觉到当时的陆军太笨重，太重视炮兵、要塞和补给仓库。他说，欧洲人已经缺少精神力，只知重视物质和数字；缺乏勇气而依赖金钱。他建议应学罗马兵团的模式，部队应该装备轻便，因粮于敌，以战养战。这样的兵力才能获致较大的机动性，较大的行动距离，以及较好的奇袭效果。
吉贝特认为自从范邦之时起，要塞的价值已经受到过高的评估。要塞的目的本是用来保护军队的笨重后勤系统，军事组织若能简化，则此种保护的需要也就会随之而减低。建筑要塞防线实乃劳民伤财，而把部队分散用来驻守要塞，则更使兵力的数量作不必要的增大。同时，使军事行动变成一系列的要塞攻防战，更会使战争的时间无限制延长。所以，他认为要塞的数量必须尽量减少，并以完全配合战略行动为原则。
总结言之，吉贝特所主张是要建立一种新型陆军，能够发挥高度机动性并可作弹性化的运用。有了这样的部队之后，旧式的阵地战（war of position）就会为新式的运动战（war of movement）所取代，他用一种充满幻想的语气描述如下：
一位能够摆脱一切传统偏见的将军将使其敌人感到惊慌失措，将使其没有喘息的机会，将迫使他一路败退到完全崩溃为止。不过，这样的将军又必须有其自己所建立的军队，那与我们今天的军队大有差异，只有这样才能执行这种新式的作战。 [ 注：J．A．H Guibert，A General Essay Tactics（London，1781），p．249． ]
的确如其所料，法国革命终于产生了这样的新军队，而其想象中的那位将军就是拿破仑。但十分令人感叹的是，吉贝特本人也死在大革命的动乱之中。
法国之外
18世纪欧洲军事思想的发展固然是以法国为重心，但此种发展也自然会向其他欧洲国家延伸，而在法国之外，我们要进一步检讨的即为普鲁士，它也可以算是整个日耳曼地区的代表。尽管此时日耳曼尚未统一，不过为了方便起见，我们仍将其简称为德国。德国的启蒙运动（Aufklarung）比之法国较晚，所以其军事思想亦复如此，仅到18世纪70年代之后始有较蓬勃的发展。虽然就文化环境而言，法德两国颇为类似，而德国的军事思想家也的确曾受其法国前辈的影响。不过，德国人的思想又有其独立的根源，而且经过一段成长期之后，德国思想也就开始与法国思想分道扬镳，并在18从世纪结束时走向新的方向。而此种趋势对于原有的启蒙理念也构成普遍的反动。不过，有一基本观念又仍然继续维持不变，那就是对普遍战争理论的寻求。
对于18世纪的重要德国军事思想家，本节所要讨论者只限于下述三人：（1）菲特烈二世，（2）劳易德，（3）毕罗。而其中劳易德虽非德国人，但因其研究的对象与德国关系密切，所以也被列入。
一、菲特烈二世
拥有“大帝”（the Great）尊称的菲特烈二世（Frederick Ⅱ）是西方历史中头号大人物之一，我们对于他的生平和背景必须要先作简要的说明。菲特烈生于1712年，死于1786年，即位于 1740年，其一生都是在18世纪之内，换言之，其功业和思想都是以此时代为背景，并与时代精神有其密切不可分的关系。普鲁士的正式建国是在17世纪，他是第三代国王，在他即位时，普鲁士在欧陆四强中还是居于最后的位置（其他三强为法、奥、俄）。若照个性来判断，菲特烈二世应该是一位与中国历史中的李后主或宋徽宗颇为类似的皇帝，但事实却完全相反。在其青年时期，菲特烈虽然放浪不羁，崇尚法兰西的文明和生活方式，但即位之后，就立即显示出他在军事上和政治上都有过人的天才。英国文豪卡莱（Thomas Carlyle）称为他“国王中的最后一位”（the last of the kings）。事实上，他是另一种新型的国王，也似乎正是马基雅维里理想中的君主（the Prince）。 [ 注：J．F．C．Fuller，A Military History of the Western World，vol．Ⅱ，p．192． ]
当其及位之初，普鲁士的战略地位相当脆弱，既无天然疆界，又为强邻所包围，因此，他遂认为普鲁士若欲保持强固的地位则必须扩张，于是他立即抓着奥地利继承权战争的机会，在 1740年12月进军西里西亚（Silesia），这也就是他踏上征途的第一步。翌年圣诞节时，普奥两国签订和约，菲特烈赢得了一些领土和人口，就迅速退出战争，尽管那场战争还继续拖了3年才全面结束。由此可以看出菲特烈的机智。他像赢了钱就退出赌场的赌徒一样，暂时养精蓄锐，等候有利机会再下场捞一票。
到1756年，菲特烈遂又发动七年战争（Seven Years War，1756–1763），这也是他一生中最大的一次战争。他在罗斯巴赫会战（Battle of Rossbach，1757年11月）中以22000人击败法军50000，而普军死伤仅为300人，诚可谓杰作。接着在同年 12月5日，又在鲁腾会战（Battle of Leuthen）中大败奥军，而这一战也被战史家视之为菲特烈的代表作。拿破仑曾评论如下：“鲁腾会战是机动和决断的杰作。仅凭此一战即可使菲特烈留名青史而成为最伟大将才之一。”他以残破之军击强大之敌，不仅大获全胜而损失也远较敌军轻微。对于攻势、机动、奇袭、节约、集中等原则的应用，鲁腾会战都足以构成典型。 [ 注：R．Ernest Dupuy and Trevor N．Dupuy，Military Heritage of America（McGraw–Hill．1956），p．68． ]
鲁腾会战也使其最负盛名的“斜行序列”（oblique order）作了一次最完美的表演。对于此一名词，菲特烈本人所作的解释可以简述如下：
你把对着敌人的一翼缩回，并同时增强准备用来进攻的另一翼。你尽量利用后者从侧面攻击敌人的某一翼。10万人的兵力若遇到3万人的侧击，都很可能在短时间内被击败……此种安排的优点为：（1）小型兵力可与远较强大的敌军交战；（2）能在决定点上攻击敌军；（3）假使攻击失败，那也只是一部分兵力受挫，而你还有3／4的兵力可用来掩护撤退。 [ 注：J．F．C．Fuller，A Military History of the Western World，vol．Ⅱ，pp．195–196． ]
事实上，此种观念并非菲特烈所发明，而是古已有之。公元前371年，底比斯国王艾巴米仑达斯在劳克特拉之战中就是用这种部署来击败斯巴达的强大兵力的。 [ 注：可参看本书第一章。 ] 此后，其他的将领也常作类似的部署，但并不一定能保证成功。要想获胜则攻者必须有优越的机动性而守者又恰好相反。所以，拿破仑曾指出：“菲特烈的斜行序列仅在面对一支不能运动的部队时，始能保证成功。” [ 注：J．F．C．Fuller，A Military History of the Western World，vol．Ⅱ，p．196． ]
菲特烈之所以能战胜，其主因可能还是由于其部队素质较佳。从其早期的战役中，他认清了当时的战术是如何的刻板，行动是如何的迟缓；于是他立即决定要用苦练的方法来改进普鲁士陆军的战斗力（fighting power），使其步伐较快，能迅速变换队形，尤其能发射较快和较准的火力。所以在以后的会战中，部队的行动能那样整齐精确，实乃当年苦练的结果。他尤其重视军官的素质。他说：“勇敢的校官是胜利的前提，在危机时，一位校官的决定足以影响国家的命运。” [ 注：R．R．Palmer，“Frederick the Great，Guihert，Bulow：From Dynastic to National War”，in Makers of Strategy（Princeton，1986），p．97． ]
伟人的范例常受后世的盲目摹仿，鲁腾一战成名之后，斜行序列也是如此，甚至于菲特烈本人也都不免一再想重演一回。今天事后回顾，却可以发现菲特烈的将道精华是远较奥妙，而非仅限于此种形式化的外表。菲特烈的最大特点就是他能突破18世纪的环境限制，发挥攻势精神。这可以从拿破仑对他的评论中获得印证：
他在最紧急时也最伟大，这是对他所能作的最高称赞。……其最杰出的表现不是其调动部队的技巧而是其大胆，他曾做许多我绝不敢做的事情。 [ 注：J．F．C．Fuller，A Military History of the Western World，vol．Ⅱ，p．194． ]
“鲁腾会战”之后，战争又拖了5年才终告结束。在这个阶段中，菲特烈凭其超人的毅力、机智和勇气，始能度过重重难关。七年战争不仅确定了普鲁士作为欧洲强国的地位，同时也使菲特烈有资格列入古今名将传中而无愧色。但更令人佩服者是他深明“持盈保泰”的哲理。在七年战争之后，菲特烈即开始偃武修文，一心从事复兴重建的工作，而不再作任何扩张的企图。这一点应该是拿破仑所望尘莫及。
七年战争结束时，菲特烈恰好50岁，他还继续统治普鲁士达24年之久，到1786年才以74岁高龄辞世。他是一位博学多才的人，在治国治军之余，还有许多著作传世，足以证明其精力过人，智慧卓越。及其晚年，思想更趋成熟，而其所言也就更富哲学的意味。
菲特烈的第一部重要军事著作完成于1746年，书名为《一般战争原则》（Principes general de la guerre，英译本名Military Instruction for his Generals），其中所讲述的是其在两次西里西亚战争的经验。这本书是只供其将领阅读的机密文件。到1760年，由于有一位普鲁士将领被法军（或奥军）所俘，于是内容被公开，并立即有各国文字的译本。1752年，菲特烈写成其《政治训词》（Testament politique），供其继承人专用。七年战争结束后，他在1768年又写成一部《军事训词》（Testament militaire）。1771年，他又对其将领颁发《宿营与战术要旨》（Elements de castrametrie et de tactique）。其全部著作生涯长达四十余年之久。他还有很多其他的著作，到20世纪初期才被收入其全集。 [ 注：Die Werks Friedrichs des Grossea，10 vols（Berlin，1912–1914）． ]
菲特烈的著作以及其所建立的军官教育制度都反映出启蒙时代的理念。他的思想与法国军事思想几乎可以说是同出一源。在其《宿营与战术要旨》的开端处，他说：
有人认为将官只要有勇就够了，那实在是自己欺骗自己。毫无疑问，勇是一个必要的素质，但又必须与许多其他的知识相配合……为将者对任何情况都必须要作判断，若无知识则他又如何能判断？ [ 注：Azar Gat，The Origins of Military Thought，p．57． ]
菲特烈又明确指出学习的重要：
任何艺术都有其规律和格言，那必须学习。理论使实务获得便利。人之一生并无足够的时间来使其能获得完善的知识和经验；理论可以有所助益，它可以向青年人提供前人的经验，并使其通过他人的错误而变得更乖巧。在战争中，不遵守规律就会受到敌人的惩罚。 [ 注：同上书，p．58。 ]
菲特烈只是强调理论和学习的重要，但他本人并未提出任何特殊创见。对于后世，菲特烈的贡献是在于身教而不在于言教。他的著作到今天也许已经变成古董，很少有人研读，但他的功业则永垂青史。
二、劳易德
劳易德（Henry Humphrey Evans Lloyd，1718–1783）是一位具有高度传奇性的人物。他的一生非常戏剧化，有许多详情无人知道。他出生于英国的威尔斯（Wales），曾受教于牛津大学。因为家境贫寒，所以浪迹天涯。他曾经替许多国家服务，参加过战争也从事过间谍活动。这些故事都不是我们所要注意的，我们所重视的是他在军事思想领域中的贡献。他深受启蒙时代的思想影响，他利用法国思想家的理论来研究菲特烈的战史，而他也是在富勒和李德哈特之前，惟一能对欧洲军事思想的发展产生影响作用的英国军事思想家。
劳易德的主要著作是《日耳曼最近战争史》（The History of the Late War in Germany between the King of Prussia and the Empress of Germany and her Allies），其第一卷是1766年于伦敦出版的。当该书在1781年再版时，又加上了他所写的——篇《对战争艺术原则的反省》（Reflections on the Principles of the Art of War），通常也被称为《政治军事回忆录》（Political and Military Memoirs）。其第二卷到1784年始付梓，那已在其身后。他的著作曾经译成德文和法文，并有多种版本，风行一时。
在其《战史》第一卷的序文（Preface）中，劳易德曾这样的指出：
大家都公认没有任何艺术或科学会比战争艺术更难，但由于人类心灵中有一种不可解释的矛盾，从事这一行的人却并未认真去研究它。他们似乎以为少量不重要和无用的琐碎知识即能构成伟大的军官。此种意见是如此流行，所以任何陆军几乎都毫无教育可言——此种艺术也像其他的艺术一样，其基础为确定不移的原则，只有其应用可以有变化，而其本身则始终不变。 [ 注：Henry Lloyd，The History of the Late War in Germany（London，1766），vol．Ⅰ，p．5． ]
劳易德此时还只是刚刚开始其研究工作，15年之后当其《回忆录》出版时他的思想已远较成熟。他指出战争艺术可以分为两部分：其一为机械的部分（mechanical part），那是可以学而致的；另一部分则为其应（application），那是不可以学而致的。正像作诗和修词一样，仅知道规律还不够，还必须有天才。战争又非单纯的机械问题，它牵涉到人力，而那又受精神压力和天赋、弱点的影响。所以，他现在不仅只是注意后勤、战术和作战的指导，而对于领导和士气等问题也同样地重视。最后，他又讨论政府政策与军事行动之间的关系，换言之，他完全了解战争是政策的工具，政治考虑是如何影响战争的指导，而他作这样的思考时是在克劳塞维茨《战争论》出版之前的50年。
何华德对于劳易德可谓推崇备至。他认为几乎可以说劳易德已在军事思想中开启了一个新时代。此外战略分析所用词汇也是由劳易德奠定其基础，尤其是他所首创的“作战线”（line of operations）这个名词更是具有历史重要性。所谓“作战线”者，其意义即为一支军队从出发点到最后目的地之间所采取的路线。根据此一观念，劳易德遂列举若干基本原则：（1）作战线应尽量缩短和直接化，（2）在一切计划中保护作战线均为主要考虑，（3）另一主要考虑即为设法切断敌方作战线，（4）作战线的终点必须是某一真正必要的目标，（5）正确作战线的选择可能即足以决定战役的结果。
事实上，名词固然是劳易德所首创，但他所列举的原则在过去名将的战争中又并非没有前例。不过，他的著作还是有其重大贡献，它使此后军事思想家的注意焦点由军事组织方面转移到作战指导方面。何华德认为有明显的两派军事思想家都是以劳易德为其祖师。第一派是追随其传统观念，尝试以地理和后勤数据为基础来建立战略原则；第二派则重视战争的精神和政治方面，并认为战争指导绝非精确科学。前者的代表为毕罗（Heinrich von Bülow），后者的代表为贝仑霍斯特（George von Berenhorst）。再过一代，这两派的代表又分别由约米尼和克劳塞维茨接任，这也正是此后百年间战略思想演进的主要过程。 [ 注：Michael Howard，“Jomini and the Classical Tradition in Military Thought”，in Studies in War and Peace（The Viking Press，1970），pp．21–26． ]
劳易德在其《战史》中对于菲特烈在七年战争中的将道曾作非常严厉的批评，于是在普鲁士引起了极大的反感。一方面固然是民族意识所使然，但另一方面也并非没有理由。很明显，劳易德是有亲奥反普的心态，他对菲特烈的批评不但不公正而且有时也缺乏根据。普鲁士的邓培霍夫将军（George Fridrich von Tempelhoff）在其所著《七年战争史》（Geschichte des siebenj?hrigen Krieges，英译History of the Seven Years War）中曾经提出若干正确的反驳。尽管如此，邓培霍夫本人也是德国启蒙学派成员之一，基本观念与劳易德大致相同，而且也接受其有关作战线的理论。 [ 注：Azar Gat，The Origins of Military Thought，p．76． ]
三、毕罗
毕罗（Adam Heinrich Dietrich von Bülow，1757–1807）在战略思想史上居于新旧交替的关键地位。他一方面是启蒙时代的最后巨子，另一方面也亲眼看到革命时代的来临。他出生于 18世纪中期，15岁时加入普鲁士陆军，1790年以尉官退役，开始改行从事其他的活动，包括旅游、商业、新闻、写作等在内。他曾经生活在法国、荷兰、英国和美国，并在1797年写了其以美洲新共和国为主题的第一本书。在此后不到十年的阶段中，他一共写了十多本书，大部分都是以军事为主题。可以作为其代表作的是他的第二本书，书名为《现代战争体系的精神》（Ceist des neuern Kriegessystems，英译为The Spirit of the Modern System of War），出版于1799年，在此书中他把他的作战观念发展成形，并引起正反两面的强烈反应。
毕罗的作战观念又是直接导源于劳易德和邓培霍夫的理论及历史著作。毕罗认为现代战争是以作战线为基础，而作战线又是把火器引进战争后所带来的产品。火器的引进在战争史中造成最大的革命。一方面使军队数量日益增加，另一方面使补给系统变得日益重要。结果使作战线的安危代替决战而成为战争中的主要考虑。于是他就进一步企图利用几何学的途径来建构其所谓的“现代体系”。事实上，几何式的研究又并非其所首创，法国的卜希古，甚至于还有更早的范邦，早就作过这样的尝试。
毕罗假定有一支攻击军进入敌境直趋其目标（object），这个目标的假定位置在一个三角形的顶点上（参看附图）。攻击军的补给是来自其后方的补给系统，那可用三角形的底线来表示。防御方面的野战军或要塞部队将会穿越三角形的边线趋
毕罗作战观念图解
向攻击军的后方，以威胁其补给来源并迫使其撤退。双方的胜负可以从三角形的形状上来判断。简言之，顶角愈窄（底线愈短），垂线（即攻方作战线）愈长，则守方愈易于切断攻方的补给。毕罗认为关键在于目标（顶）角的大小：若小于90°则对攻方不利；若大于90°则对攻方有利，所以90°也就是一个临界值（critical value）。 [ 注：Adam von Bülow，The Spirit of the Modern System of War（London，1806），pp．36–38． ]
假使真是这样，则毕罗也就自可宣称他已经发现战略的奥秘，并把它建构成为一种科学。他说：
战争将不再被称为一种艺术，而是一种科学。……于是任何人都能了解和应用；不是此种艺术本身将变成科学，就是它会丧失在科学之内。 [ 注：同上书，pp．228–229。 ]
启蒙时代的其他军事思想家虽热烈追求战争的科学部分，但同时也承认战争不能完全简化为规律和原则，而仍然需要创造性的天才。现在毕罗却大言不惭地说：“军事天才的领域变得如此狭窄，将使聪明才智之士不再愿意从事于此种没有前途的行业。” [ 注：同上书，p．228。 ]
毕罗不仅断言战争的艺术将会消灭，甚至于连战争本身也会如此。在其《现代战争体系的精神》书中的第二篇，毕罗曾分析新军事科学对欧洲国际体系的影响，并获得结论如下：欧洲将会分成若干个大国，彼此间能够保持永久和平（perpetual peace）。其理由可以分为两方面：一方面，大国有较大的基地，所以经常能吞并小国，其结果将使欧洲只剩下若干个势均力敌的大国。另一方面，任何国家的攻击力均与其攻击距离的平方成反比，所以自然有其一定的军事活动范围，不可能越雷池一步。 [ 注：Adam von Bülow，The Spirit of the Modern System of War（London，1806），pp．272–286． ] 因此，毕罗不仅已提出一种几何化的战略科学，而且又已提出一种数学化的政治科学。20世纪的地略学家甚至于还认为毕罗在思想上可以算是他们的前辈。 [ 注：Robert Strausz–Hupe，Geopolitics：The Struggle for Space Power（New York，1942），pp．14–21． ]
正当毕罗在1799年兴高采烈地提出其作战科学之际，法国革命和拿破仑也已经带来了新型的战争。此种新型战争与传统的战争理论经常不相配合，于是在德国也就开始引起激烈的辩论。辩论的焦点有二：（1）法国革命军的弹性战术与菲特烈的硬性横线战术之间的比较；（2）法国征兵制所产生的公民军与旧王朝的职业常备军之间的优劣。
毕罗很快就变成新型战争的热烈提倡者，并且对于菲特烈的旧制发出强烈的批评。在其所著《1800年战役，军事与政治的检讨》（Der Feldzug on 1800，militarisch–politisch betrachtet，英译为The Campaign of 1800，Militarily and politically Considered）中，他一方面仍企图用他自己的理论来解释法国的成功，另一方面则更进一步指出必须从社会和政治的层次中始能找到其根本原因。革命已经废除封建制度，使法国能征集远比其敌国强大的兵力，并获得新精神的鼓舞。大量人力加上强烈精神力即为法国国力的根源。
但此种现象又使毕罗的科学理论受到严重打击。第一，其理论的基础是“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但革命军却能“因粮于敌，重地则掠”，换言之，不受后勤的限制。第二，毕罗认为作战线的目标并非敌军而是其后勤基础，拿破仑凭借其巨大的资源和较有弹性的军事工具，则经常以决定性会战为其战略的核心。简言之，毕罗志在避战，而拿破仑则志在求战。因此，毕罗经常面对着严重的矛盾：一方面不愿意放弃自己的理论，另一方面又不能不承认拿破仑的成功。
毕罗的著作虽然引起很大的回响，但其提倡改革，甚至于可以说是革命，则又深为普鲁士当局所厌恶。在其所著《1805年战役》（The Campaign of 1805）中，毕罗毫不客气地指出普鲁士若欲图存则必须作全面的改革。同时，他又对拿破仑推崇备至，甚至于把奥斯特里兹（Austerlitz）之战形容为当代的艾克提门（Actium）之战，并预测法国将称霸欧洲。此种言论终于使普鲁亡政府无法容忍，将其拘捕并宣称其神经不正常，到1807年瘐死狱中。
毕罗的不幸遇遭与吉贝特颇相类似，他的“体系”也像吉贝特的一样，同为17世纪的遗产，不能算是发明。不过，他对于“战略”、“战术”、“作战线”、“作战基地”等军语的界定和使用，在战略思想史中又仍应算是一种具有重要价值的贡献。随着毕罗的死，王朝战争遂已落幕，而新的民族战争则还只是刚刚开场。
就西方文明发展史的观点来看，18世纪是一个多彩多姿的世纪，现代西方文明是在这个世纪中奠定其基础，然后才有连续两百年的进步。战略思想本是社会文化之一部分，必然受到现实环境和时代精神的影响，并且也因此而呈现出其特有的风格。
18世纪是启蒙时代的顶点，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都在此世纪中发展到最高峰。所有的战略思想家及其著作都受到同样的影响，所以其基本观念常有大同小异之感。概括言之，几乎都呈现出下述四点共同基本观念：
（1）战争领域中有规律和原则的存在。
（2）原则不变但应用千变万化。
（3）原则的应用有赖于天才。
（4）研究战争必须以历史经验为基础。
这四点实可以代表启蒙时代战略思想的精华，并也能对后代的进步构成坚实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