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占庭·第三
作者：钮先钟 ·中国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东罗马的兴起
拜占庭（Byzantium）即所谓东罗马（Eastern Roman）帝国，其起点为公元330年，君士坦丁大帝在名为拜占庭的旧希腊殖民地上建立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城作为罗马帝国的陪都。以后到364年，罗马世界分裂成为东西两个帝国。到476年，西罗马沦亡，而东罗马则一枝独秀，仍能继续维持其生存。直到1453年始亡于土耳其人之手。若从364年算起，则这个帝国一共经历1089年。千年帝国之称的确当之无愧。
拜占庭帝国不仅寿命特长，而且更有不少光荣成就，其强盛和繁荣有时令人难以相信，并曾一再渡过难关，起死回生，似乎更可说是奇迹。当代法国战略大师薄富尔将军（General Boaufre）有云：“拜占庭证明扫荡罗马帝国的洪流可以被控制达千年之久，所以一切事情都是由人的意志和智慧来决定的。” [ 注：André Boaufre，The Suer Expedition，1956（New York，Praeger，1967），p．145． ]
拜占庭虽发源于罗马，但代表一种独立文明，并非旧帝国的偏安残局，而是新时代的开启。拜占庭在政治上保有若干东方规范，与罗马的体制风格有所不同；文化上所包括的不仅为拉丁传统，而尚有希腊传统，此种混合文化比较宏观而有弹性；宗教上，在东方流行的希腊正教也与罗马正教不同，其与政治关系较密切而构成一种新国教。政治、文化、宗教的三结合遂产生新的民族精神，可以作为立国之本。 [ 注：Richard A．Preston，Men in Arms（New York，Praeger，1956），p．49． ]
从地缘战略观点来看，国家的强弱贫富与地理背景有微妙关系。拜占庭的战略重心为其首都君士坦丁堡，该城位于欧亚两洲的交点上，控制着小亚细亚与巴尔干之间的东西交通，以及来往于地中海与黑海之间的海运，其军事和经济价值都非常重要。这个都城的形势不仅对其本身防卫极为有利，而且对整个帝国也能提供适当的战略掩护；不仅构成完整国防体系的核心，而且对各地区的防务更能发挥统筹协调的功效。
君士坦丁堡呈三角形状，三面均有高墙环绕，除沿海部分外，护城河宽达60尺，防御工事极为强固，有天下第一要塞之称。千余年来曾抗拒多次猛烈攻击。据统计，在617年到1453年之间，曾受到25次围攻，而被敌攻入的次数则仅为3次。其中又有两次是十字军的“顺手牵羊”，严格说来只有最后一次（1453年）始真正为土耳其人所攻陷。 [ 注：Colin S．Gray，The Leverage of Sea Power（New York，Free Press，1992），pp．121–123． ] 戴布流克曾指出：
这个帝国之所以长寿的主因是由于其都城能抗拒一切攻击，并一再构成帝国重建的基础。而每当其敌人呈现弱点时，这个都城甚至于还能领导帝国再度走向胜利和征服的途径。 [ 注：Hans Debrück，History of the Art of War（Greenwood，1982），vol．Ⅲ，p．195． ]
拜占庭的地理位置在经济上也带来莫大的利益。东部在旧帝国时代即早已成为最繁荣的地区，不仅垄断地中海贸易，而且也与波斯建立了商务关系。当西方衰败之后，东方则相对日益昌盛。许多城市纷纷出现，拜占庭的人口几乎有一半均为城市居民。农业方面也有相当发展。埃及、小亚细亚、叙利亚等省区都有丰富农产足以供养都市人口而有余。所以，拜占庭有其健全平衡的经济发展，并能形成稳定的国力基础。
富国固为强兵之本，但若无适当的军事力量，则巨大财富之累积，对于国家可能不但无益，反而有害。拜占庭的战略环境颇不安全，必须在军事方面付出极大的努力，否则很难幸存。因此，除君士坦丁堡有极坚固的设防以外，边疆地区也都已建立巨大的防御工事网，各重要城市也都已要塞化。举例来说，在多瑙河上有52座堡垒构成第一道防线，在其南面又有27座堡垒构成第二线。此种规模宏伟的国防体系的建立自非朝夕之功，其执政者必须有远大眼光，坚毅精神，不惜成本，持之以恒，然后始能逐步完成。 [ 注：J．F．C．Fuller，A Military of the Western World（Funk and Wagnalls，1954），vol．Ⅰ，p．510． ]
无论是经济发展或国防建设，又都必须有适当的政治气候与之配合，否则仍难有所成。拜占庭承西罗马的遗风，其宫廷政治时常受到政变阴谋和权力斗争的影响，尤其是未能建立正常合理的继承制度，更是国内政治不易保持长期安定的主因。不过，拜占庭有其组织极佳的文官制度，行政效率颇高，官吏多能奉公守法，尽忠职守，不受政变的影响。贵族阶级（精英分子）都曾受良好教育，对政治具有责任感。尤其是东罗马皇帝之中有不少杰出人才。他们之中有些出身寒微，或用不正当手段夺得帝位，但就政绩而言，又颇为优良。总结言之，这个帝国在政治上固然不无弱点，但无论文治武功又还是常有令人赞赏的成就。
大战略与国防体系
拜占庭建国之初，处于四面皆敌的恶劣环境之中，其统治者以自保为第一优先，在战略上是完全采取守势。直到裘斯提尼安（Justinian，527–565）即帝位后，始企图收复失地，重振帝国雄风。于是在贝里沙流斯（Belisarius）和纳尔西斯（Narses）等名将率领之下，拜占庭部队曾经收复意大利南部和中部，并远征北非。此种胜利并非由于拜占庭享有数量优势，而是武器、战术和将道都比敌人高明，尤其是现在已经不太为人知道的贝里沙流斯，其事迹和思想都值得研究。
根据李德哈特的记述，贝里沙流斯的思想的确与孙子非常近似，尽管他不可能读过《孙子》。他曾经说过：“良将应能从战争中获致和平”，“真正的胜利是能迫使对方放弃其目的，并使我方损失减到最低”，“不让敌人有退路，则必然激起其困兽犹斗的勇气”。这些话几乎好像是出于孙子之口。李德哈特认为贝里沙流斯所发展出来的攻势防御战略（defensive–offensive strategy）以后也就变成拜占庭的传统思想。当西欧正陷于黑暗期时，此种思想在拜占庭仍能发扬光大，持久不衰。 [ 注：B．H．Liddell–Hart，Strategy（Faber and Faber，1967），pp．56–69． ]
不过从大战略的观点来看，裘斯提尼安的胜利和征服不仅只是昙花一现，而且甚至于得不偿失。长期战争使国力受到巨大消耗，在其死后遂使其继承人在军事和经济上都面临难以收拾的残局。接着毛里斯皇帝（Maurice，582–602）遂决心改革，重新确立国家战略的基本观念，而此种观念在此后五个世纪中大致都能维持不变。
毛里斯的基本观念简单而易于了解。以当时的拜占庭而言，其国力是攻则不足而守则有余。国内工商业发达，人民安享高水准生活，对侵略和征服早已丧失兴趣。领土的扩张不仅要付出重大成本，而且在管理上和防守上也会增加无穷的烦恼。所以，拜占庭对于不能消化的领土实无寻求之必要。拜占庭的惟一目的即为确保其现有的领土和财富，并永远过着富强康乐的生活。所以，其战略构想为企图使用各种手段以避免战争，最好是能使敌人知难而退，不敢进犯。此即所谓守势的吓阻战略，换言之，就是用防御手段来达到吓阻目的。大致说来，与现代的瑞士颇为类似。
毛里斯基于此种构想，遂着手建立一套完整的国防体系，其主要目的即所谓“长治久安”：一方面企图用最小的成本来维护最大的安全；另一方面又可预防国内军阀叛乱的危险。概括言之，可分下述四点：（1）健全人事制度，使军事人员的升迁调动之权都直属中央，部队指挥官不得擅专；（2）减少佣兵人数，并对其任务加以严格限制，只用来组成中央战略预备队和充任边防部队的骨干；（3）建立民兵制，并依赖他们来防守边疆，同时建筑要塞网来增强防御；（4）对于民兵采取免税和授田的措施，在边区逐步推行兵农合一的制度。此种制度又与中国唐代府兵制颇为类似。 [ 注：关于唐代府兵制的详情可参看钮先钟，《中国战略思想史》（黎明），pp．364–365。 ]
当然，任何制度的建立都非一蹴可致，以后拜占庭的国防组织又有更进一步的改进，那就是把重要边疆地带划分为若干“军区”（theme）。因为这个帝国几乎可能从任何方向上受到奇袭，假使敌军穿透了帝国的外围，则不设防的内地省区就会受到无情的蹂躏，而中央预备队也可能来不及救援，于是国家元气必将受到严重伤害。设立军区的目的即为保持一种区域性的高度戒备。
7世纪时，拜占庭共设立13个军区，到10世纪时，又增加到30个军区，这也许可以暗示边患有日益严重的趋势。但在此300年间，拜占庭的军队总数并未成比例增加，所以增设军区的真正原因也就似乎很难理解，不过有一种可能，即故意虚张声势以炫耀兵力的强大，借以对异族产生威慑作用。
军区设有司令（strategos）一人，不仅指挥军事，而且兼理民政。通常每个军区的常备兵力都是一个军（thema），每个军下辖两到三个师（turma）。基本战术单位为营（humerus），员额为 300到400人。一个师所辖的营数为5到8个，可见其编制相当具有弹性。在其正常状况时，拜占庭的常备陆军兵总数约在 12万人到15万人之间。以如此少量兵力防守那样辽阔的边区实非易事，其常能完成任务似应归于下述两点理由：（1）有设计极佳的战略防御体系；（2）常备兵力虽少但素质极佳，而且又有民兵的支援。
每个军区都有若干战略据点（要塞），其间有良好的道路交通和相当有效的通信联络（例如烽火台）。另有高度机动化兵力（通常为重骑兵，相当于现代装甲部队）供紧急救援之用。通常入侵的异族都无法攻陷那些据点，因为他们缺乏攻城的能力。同时，由于缺乏适当的后动组织，他们又必须分散兵力去抢夺给养。于是拜占庭的机动兵力就会乘机反击，并把他们逐出界外。因为有要塞的掩护，再加上高速的行动，遂常能以寡敌众，以少胜多。 [ 注：Charles Oman，A History of the Art of War in the Middle Age（London，Methuen，1978），vol．Ⅰ，p．357． ]
拜占庭的陆军在组织上完全像一支现代部队，与当时其他民族比较真是进步得太多了。概括地说，其组织分为战斗和后勤两方面。战斗兵力分为骑、步、炮三兵种，而其精兵则为重骑兵，相当于现代装甲部队，经常构成打击敌人的主力。其人马都曾受过严格训练，能适应各种不同战略情况。又有一特点必须说明：他们并非靠冲击（shock）取胜，而是凭借火力（弓箭）来击败敌人。其射技极佳，几乎百发百中。虽名为重骑兵，但装甲很轻，不准备与敌人作白刃战，遂更能提高其机动性。这一点与蒙古骑兵的战术颇为类似。 [ 注：钮先钟，《中国战略思想史》（黎明），pp．448–449。 ]
步兵分为轻重两类：重步兵在战斗时构成战术基础，其队形兼有希腊方阵和罗马兵团之优点；轻步兵则担负某些次要任务，例如要塞的防守。炮兵使用各种投射武器（弹射机），所发射物体有石块、矢箭、火球等。不过，拜占庭人似乎尚无使用火器的记录。民兵均为轻步兵，除支援常备军以外，也可从事游击战。
后勤方面则更有超时代的高度组织和效率，包括补给、工程、运输、通信、医护等单位在内。尤其值得强调的，古代西方陆军中有编制以内的军医单位者，可能这是惟一的记录。拜占庭陆军的每一个营都配属有军医一人，担架手若干人。因为人是该国最宝贵的资源，所以对于伤患的救护特别重视。这又与蒙古军有其类似之处。 [ 注：同上书，p．451。 ]
拜占庭虽有如此完善的军事组织，但其本国籍兵员的召募又始终为一经常存在的难题。拜占庭未能恢复罗马早期的征兵制，实为国家安全领域中的根本弱点。最初，由于边远地区，例如安纳托利亚（Anatolia）、伊苏里亚（Isauria）、亚美尼亚（Armenia）等地，民风强悍，常能发挥保乡卫国的精神，所以也就成为最重要的军事人力来源。至于大都市和内部富庶地区则很少有人愿意当兵。到其历史后期，由于亚洲省区逐渐丧失，兵源遂日益缺乏，而只好尽量雇用外籍佣兵，其结果即为国势随之而日益衰颓。 [ 注：有关拜占庭军事组织的资料来源分别出自J．F．c．Fuller，A Military History of the Western World（vol Ⅰ，pp．395–397）；Richard A．Preston，Men in Arms（chap，4，pp．49–62）． ]
拜占庭有相当良好的军事教育，其军官的培育也已制度化，足以使优秀人才出头。各军区司令定期轮调，其目的不仅为防止军阀割据，而也可以养成朝气。为提高军官的学识水准和应变能力，拜占庭又有非常优秀的军事教科书。其中最著名者为毛里斯皇帝所著的Strategicon和利奥六世（Leo Ⅵ）所著的 Tactica。前者大约成书于公元580年，后者则约为公元900年。毛里斯著书的目的为造就其国家的将才。将军（即军区司令）的头衔为“strategos”，其书遂定名为“Strategicon”其意义就是“将军之学。”
利奥六世又有“智者”（Leo the Wise）之称，在思想方面不仅继承毛里斯而更能发扬光大。他认为为将者智重于勇，不可轻敌冒险，这与中世纪西欧武士们只知重视匹夫之勇，真乃不可同日而语。他的书对于战争已经作了相当科学化的研究，对各种不同的情况，各种不同的敌人，以及应采取何种战法，都曾作精密的分析。此种规律或范式，遂定名为Tactica，此一名词的来源出于希腊字“Taxis”，其意义为战斗单位，所以利奥之书也就是战斗单位的教范。
这两部书成为拜占庭的军事经典。富勒将军在其《西方世界军事史》中曾指出：“直到19世纪为止，西欧都不曾产生过如此优秀的军事教范，这绝非夸大的评论。” [ 注：J．F．C．Fuller，A Military History of the Western World，vol．Ⅰ，p．395． ] 事实上，直到1770年，这两部书始由梅齐乐（Paul de Maizeroy）译成法文，而他又根据其书名创造出“strategy”和“tactics”两个新名词，并于1777年在其自己所著的《战争理论》（Theorie de la guerre）一书中首次使用。此即为“战略”和“战术”两个现代军语的起源。 [ 注：Azar Gat，The Origins of Military Thought（Oxford，1991），p．46． ]
拜占庭虽有非常优秀的国防组织和军事思想，但其国家安全的第一线又非军事权力，而是在大战略领域中对于各种权力因素的综合运用，包括外交和情报等都在内。由于此种运用的成功，拜占庭始能维持其千年的寿命。拜占庭的基本目的为避免战争，维持和平，所以遂尽可能使用非军事手段。这些手段种类繁多，必须有高度的智慧，在运用时始能得心应手，并产生一种近似神奇的“协力”（synergistic）效果。
拜占庭人可以算是孙子的信徒，他们不仅完全了解“四知”的重要（知彼、知己、知天、知地），而且对于情报也确有高效率的组织和运作。其情报网遍布当时世界各国，其间谍也常在他国政府内活动，并幕后影响其政策。除秘密活动之外，拜占庭在外交领域中也非常活跃，由于拥有巨大财富，遂又能灵活运用“黄金外交”；不仅与他国缔结同盟，并向其提供经济援助，甚至于还可能使用贿赂手段以驱使他国采取有利于拜占庭的行动。此种“以夷制夷”的战略常能获致成功，而让拜占庭坐收其利。例如在5世纪中期，艾铁拉（Attila）因接受拜占庭的贿赂，遂率领其匈奴大军入侵西欧，而不侵犯拜占庭在巴尔干的领土。在6世纪和7世纪，拜占庭为安抚波斯起见，也曾对其输纳“岁币”黄金3万块。 [ 注：Azar Gat，The Origins of Military Thought（Oxford，1991），p．46． ]
拜占庭人不仅经常使用非军事手段，而且更擅长孙子所谓的“诡道”，从笃信基督教义的西方人眼中看来，这似乎是不合乎道德的原则。但从现代国际关系理论的观点来评估，则他们的思想与所谓现实学派的观念若合符节。著名史学家波齐曼（Adda B．Bozeman）曾指出：
拜占庭统治者认为国家至上，国家的行动不受任何法律和道德的限制。在拜占庭的政治传统中并无善恶之分，而只有利害之别。 [ 注：Adda B．Bozeman，Politics and Culture in International Histor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0），p．338． ]
从战略的观点来看，拜占庭人对于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所采取的基本态度实无可非议，而其现实、认真和机警也许还值得称赞。事实上，拜占庭政府在其国际行为上还是自有其规范，例如：对已签订的条约必认真履行，绝不反悔；对使节或谈判代表给予应有的尊重和周密的保护；对于战俘和非战斗人员绝不虐待；在击败勇敢的敌人之后，尽量采取宽大的态度以期化敌为友。凡此种种都表现出高度的智谋，而绝非见利忘义。
拜占庭在大战略层面上的最大成就是对海权和陆权的整合运用，使二者互相补益，相得益彰。罗马在布匿克战争中虽曾凭借海权来获致胜利，但罗马始终还不算是海洋国家。拜占庭则不一样，海权对于这个帝国的兴衰具有非常重大的影响。拜占庭之所以能繁荣强盛，历久不衰，海权的灵活运用实为主因之一。甚至于在裘斯提尼安的时代，拜占庭之所以能远征意大利和北非，收复失地，也都是有赖于海权的支持；否则即令有贝里沙流斯那样的名将，也还是不能立功异域。所以，后世史学家常认为“制海权”实为拜占庭的“国宝”（the most valuable asset）。 [ 注：Steven Runciman，A History of the Crusade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51），vol．Ⅰ，p．20． ]
拜占庭很像18和19两个世纪中的英国，君士坦丁堡也像伦敦一样成为世界商业中心。所以，其海军不仅要保障其国家的安全，而更重要的任务则为确保其财富来源，即工业与贸易。早在7世纪，拜占庭即已在地中海内的战略要害上建立海军基地。到8世纪时，海军也采取军区制，组织更趋完善。平时维持五支舰队：主力为帝国舰队（Imperial Fleet），以君士坦丁堡为基地，负有拱卫首都和支援全局的任务；其他四个省区舰队（Provincial Fleet）则分别以小亚细亚南岸、拉芬纳（Ravenna）、西西里，以及爱琴海中若干岛屿为基地，其维持费用和补给也都由各省区负责提供。此种颇具弹性的组织不仅使兵力可相互支援，而也容许拜占庭在当时的地中海世界中长期保持相当完整的制海权。 [ 注：Richard A．Preston，Men in Arms，p．54． ]
海权不仅对国家经济有重大贡献，而且又能与陆权相辅相成，合作无间，构成其国家战略的第二根支柱。由于有海军配合，陆军的战略机动性也随之而更为增强，于是整个帝国的防卫遂能发挥高度的韧性。拜占庭的敌人，例如柔然人（Avars）、阿拉伯人、土耳其人，都逐渐认清除非他们也有一支第一流的海军，否则在战略上即无法和拜占庭竞争。因此，在千余年的历史中，曾一再出现激烈的海军军备竞赛和制海权争夺战。
早在6世纪，拜占庭即已建立海军使其得以向北非、意大利、西班牙投射权力。7和8两世纪时，拜占庭又大建海军以来应付柔然人、波斯人、阿拉伯人的进攻。9和10两世纪时，拜占庭又收复塞浦路斯、克里特、罗德斯、西西里等曾经一度丧失的岛屿，并用它们来作为保护海洋贸易的基地。甚至于到 11和12两世纪时，拜占庭国势已日益衰颓，但其海军仍能同时应付东西两面的威胁，使这个老大帝国尚能苟延残喘达相当长久时间，足以证明海权为拜占庭国宝之说信而有征。 [ 注：Archibald R．Lewis and Timothy J．Runyan，European Naval and Maritime History（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5）．第二章对于拜占庭的海权史有详细的论述。 ]
拜占庭不仅有完整的海军基地网，强大的舰队，优秀的海员，而且还控制着建立大海权所必需的工业和材料，而其他国家对这些资源则常感缺乏，所以在竞赛中自非其对手。此外，拜占庭还有一种秘密武器，即具有神秘意味的“希腊火”（Greek fire），通常也称为“海火”（Sea fire）或“湿火”（Wet fire）。其成分在当时是一种高度机密，今天更无人知道。据现代专家推测，可能是一种易燃的流质物，用喷射方式洒在海面上，引起燃烧以焚毁敌船。公元673年，当阿拉伯舰队企图通过鞑靼尼尔海峡时，拜占庭人即曾使用此种防御武器而使其受到重创。虽然“希腊火”的真相还是一个谜，但至少可以暗示拜占庭在那个时代享有战术优势。 [ 注：Richard A．Preston，Men in Arms，p．55． ]
拜占庭与阿拉伯之间的战争起自7世纪初期，终于8世纪中期，在此长期战争中，海权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战后，拜占庭恢复和平与繁荣，仍继续成为地中海的贸易中心。其政府对贸易采取管制政策，其设计当然是对其经济有利，但后来却产生反作用，甚至于加速帝国的衰颓。拜占庭以意大利城市为主要贸易伙伴，结果使那些城市的财力也日益成长，并自建商船来和拜占庭竞争。到10世纪，拜占庭的海运业已出现显著的衰落现象，而这又对海军产生严重的影响，因为海军必须从讨海为生的人口中抽调有经验的人力。所以，海洋商业的不振常导致海军实力的减弱，而这又会形成恶性循环：海军的减弱会使海洋商业由于缺乏保护之故而难有蓬勃发展。结果是军事与经济俱受其害，于是当新的回教（土耳其）海权兴起时，拜占庭也就感到难以自保。 [ 注：有关拜占庭海权与贸易的关系，可参看Archibald R．Lewis，Naval Power and Trade in the Mediterranea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1）。 ]
千年帝国的衰亡
拜占庭开国于4世纪（364），亡国于15世纪（1453）。在此长达千余年的过程中，起伏兴衰，悲欢离合，实非本书所能尽述。现在仅将关键大事简述如下，以来显示其与战略思想演进的关系。
东罗马建国之后，经过百余年的休息，裘斯提尼安（6世纪）始发动其收复失地的战争（527年–565年）。虽有善战的良将，加上海权的支援，能够获胜于一时，但长期消耗使国家元气大伤，实属得不偿失。在他死后，毛里斯（582年–602年）改采守势战略并建立完整的国防体系，始渡过难关并奠定长治久安的基础。此时，拜占庭处于腹背受敌的困境，巴尔干方面受到柔然人和斯拉夫人的威胁，亚洲方面则面对着波斯人的压迫。610年，希拉克流斯（Heraclius）继位，先后经过6次战役，始击败波斯。当双方都已筋疲力竭之际，阿拉伯人复乘机而起，在此后200年间成为拜占庭的大患。到8世纪开始时，拜占庭的衰颓即已达其有史以来的最低点。幸有英主利奥三世（Leo Ⅲ，717–740）在位，能够凭借海权击败阿拉伯人对君士坦丁堡的围攻（718），使这个帝国起死回生，并再延长700年的寿命。
此后，拜占庭仍能大致维持繁盛，但由于始终未有一套帝位继承的法则，以至于内乱和政变时常发生，不仅动摇国本，而也使国家一再陷于无政府状况。到9世纪，巴西尔一世（Basil Ⅰ，867–886）继位才使拜占庭再度获得安定，其所建立的“马其顿王朝”（Macedonian dynasty）不仅使帝国获得长达100年的繁荣，而且还延续达200年之长。（他出身寒微，本为马其顿农家子，故因此得名。）
到巴西尔二世（Basil Ⅱ，976–1025）时，拜占庭的军事可谓盛极一时，他征服了保加利亚，并使其获得“保加利亚屠夫”（Slayer of Bulgerians）的恶名。但不幸，其强盛也像裘斯提尼安一样，只是昙花一现而已，并给国家带来盛极而衰的危机。此后，表面上似乎太平无事，但国家却日益腐化。政权开始落入宦官嬖幸之手，文官制度逐渐破坏。奢华之风日盛，经济和财政情况日益恶劣，交通和边防缺乏维修。农村人口减少，以至兵源更加短缺，遂不得不大量雇用外籍佣兵。其结果为士气日益低落，叛乱时常发生。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罗马拉斯四世（Romanus Ⅳ，1068–1071）才会在“曼齐克特之战”（the Battle of Manzikert，1071）为塞尔柱土耳其人（Seljuk Turks）所击败。有人说他之惨败是由于忽视了利奥六世的基本战术准则，但富勒将军对此则有其较深入的分析：
即令在1071年，拜占庭的军事组织仍像巴西尔二世时代一样的完整，但40年来的宫廷政治却使士气消沉。他们所缺乏的不是勇气、组织和战技，而是纪律、精神和信心。拜占庭陆军已经变成一个有高度组织的真空，像内部已经腐化的臭蛋，只剩下表面完整的硬壳。 [ 注：J．F．C．Fuller，A Military History of the Western World，vol．Ⅰ，p．397． ]
曼齐克特之战替千年帝国敲响了第一声丧钟，拜占庭的危亡已指日可待。此后虽又拖了382年，但只是苟延残喘。当东罗马末代皇帝君士坦丁十一（Constantine Ⅺ，Dragaes）在1449年即位时，拜占庭的领土只剩下君士坦丁堡孤城一座。富勒将军对于孤城落日的景象曾有令人不胜感慨的描述：
这个民族已毫无生气，既无主动精神也无求生意志。上则暴虐压榨，下则民怨沸腾。到处都充满伪善虚文，政治和社会同样腐化。 [ 注：同上书，vol．Ⅰ，p．504。 ]
当土耳其苏丹穆罕默德二世（Mahomet Ⅱ）在1453年亲领 20万大军，海陆并进，杀到城边时，拜占庭城外已无寸土，城内只有少量佣兵。虽然居民百万，适合服役的男子有25万人之多，但皇帝下诏召募自动投效的壮丁时，应召者只有4973人，加上西欧所派来的少数援军，一共只有守军8000人，所以城墙上有许多地段几乎无人防守。当攻城战达到高潮时，一片杀声震天，城内居民除祈祷奇迹出现以外，就只好束手待毙。如此国家若不灭亡，实无天理！最后，由于内在的弱点，外援的缺乏，再加上火炮的轰击（土耳其人所用火炮有许多都是西方所制造），终于在1453年5月30日宣告拜占庭的死亡。
拜占庭之兴是由于有完美的战略思想和优良的国防制度，及其衰也，则制度逐渐崩溃，思想日益僵化。于是内忧外患纷至沓来。千年帝国终于灭亡。揆其主因，则由于内忧者或十之八九，而出于外患者不过十之二三。简言之，国犹人也，死亡的原因多由于体内的疾病，而外伤致命的机会则远较渺小。
拜占庭在其最后阶段，内部出现很多弱点，遂使国势日衰，难以自保。概括言之，可分下述七项：
（1）缺乏健全的继承制度，导致非常紊乱的宫廷政治，使中央常陷于无政府状态。
（2）维持帝国团结的文官制度终于完全破坏，于是中央丧失控制，地方形成割据之局，使外敌有乘虚而入的机会。
（3）人力基础日益薄弱，遂不得不增加佣兵的数量。佣兵又往往作乱，造成政治不安。以后由于领土缩小，经济衰落，遂不仅无可用之兵，而也无可筹之饷。
（4）以商业贸易为经济基础固然可以富国，但商业发展过度而农业不能与之平衡，结果遂为不仅不能强兵，而更可能动摇国本。
（5）宗教信仰的分歧产生非常严重的后果。一方面影响拜占庭与西欧国家的外交关系；另一方面增强其内部的离心力，使信仰不同的人民不效忠政府，甚至于引导外敌入寇。
（6）海权与陆权密切合作，弹性运用，本为拜占庭大战略的基础。制海权的丧失对于军事和经济都造成莫大的伤害。
（7）拜占庭的战略思想本以“持盈保泰”为其核心观念，但其君主之中又还是不乏好大喜功之徒，遂不免对国力作过度的耗损，因而加速国家的衰亡。
拜占庭千年古国，其兴亡更是古老的历史，但诚如李德哈特在《为何不向历史学习？》书中所云：“历史可以指示我们应该避免什么，即令并不能指导我们应该做什么。” [ 注：B．H．Liddell–Hart，Why Don’t We Learn from History（Hawthorn Books Inc．1971），p．1． ] 从此种观点来看，则战略思想史的研究应能使学者获得温故而知新的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