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缘起·八十年回顾·第十四

作者：钮先钟 ·中国

出自————《历史与战略》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引言

　　 80年前，也就是1914年的7月，欧洲正处于和战之间的平衡点上，但不幸战祸终于发生，它给整个世界带来难以估算的灾难。究竟第一次世界大战(World WarI)是为何爆发的，这个问题曾经引起诸多的争论，可以说甚至到今天还没有完全定案。尤其是根据战后80年来所发现的新资料，翻案文章的出现更是层出不穷。此种研究不仅具有学术上的意义，也具有相当重要的实际价值。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人类进入核子时代，战争的威胁变得比过去更可怕，于是“危机处理”(crisis management)成为一门新兴的热门课题。要想阻止未来战争的发生，则对于过去战争的缘起(origins)实有深入探讨之必要。尽管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是80年前的旧事，但在今天冷战虽已结束，而巴尔干的战火又再度燃起的环境中，对于1914年“七月危机”(July Crisis)的分析，还是能够帮助我们加深对和战问题的了解。所以，本文之作，不仅具有抚今追昔的纪念意义，更有激发读者温故知新的教育目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从东欧开始的，但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历史学家对于当时东欧的情况反而多未给予应有的注意。此种现象似不足怪，因为战争结束之后，德国成为公认的罪魁祸首，于是原来放火的人反而被忽视了。不过，最近的研究发现，东欧国家在战前的决策和行为对于战祸的爆发具有重大的影响，这方面的史料也是我们研究战争史的学人感到比较缺乏者，所以本文把分析重点放在这一方面，敬祈读者注意。

　　 战争的远因

　　 研究战争史的人，往往遵从修昔底德的传统，把战争的起因分为远因与近因两大类，虽然此种分类在最近所有的历史著作中仍然存在，但我们对于战争起因的认知已有很大的改变，即发现许多因素都有复杂的互动关系而很难予以硬性地划分。从1911年起，欧洲在同盟关系、军事计划、政府形态、民族意识等方面，都已发生巨变，而这在当时并不为人所重视。

　　 1912年，所谓三国协约(Triple Entente)和三国同盟(Triple Alliance)都已形成。前者为俄、英、法三国，并协同塞尔维亚；后者为德、奥、意三国，而德国又与罗马尼亚秘密结盟。因此，欧洲已经形成两大权力集团，在基本问题上彼此针锋相对，虽然有时也会出现暂时的合作或和解。

　　 从1912年到大战前夕，双方都在增强其内部的团结。法国的行动最为积极，它一方面加强与英国的军事合作，另一方面向俄国投资协助其发展铁路交通，以便能加速俄军的行动，同时采取三年期的兵役制来增加其现役人数。

　　 俄国则加强其在东欧的活动。1912年春季，俄国策划建立了一个所谓“巴尔干联盟”(Balkam League)，来共同对抗奥斯曼帝国(土耳其)和奥匈帝国，其成员为希腊、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和门的内哥罗四国，结果导致了1912、1913年间的两次巴尔干战争。虽然那只是一种短期局部战争，但可视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序曲，没有任何其他的事件更足以引起1914年的浩劫，因为它破坏了原有的权力平衡。

　　 俄奥两国关系变得日益恶化，因为奥匈帝国认为俄国对于权力平衡的破坏实应直接负责。反而言之，塞尔维亚因战胜而态度日益骄横，更想向奥匈帝国在波黑二省(Bosnia and Herzegovina)的统治挑战。这自然引起奥匈帝国的强烈反应，并认为在外交上绝对不能让步，否则，其帝国威望将会受到严重打击。

　　 各国的决策者中，再没有人比军事首长对于这种新形势的反应更较迅速而强烈。所谓“攻势崇拜”(cult of the offensive)和“速战速决”(short war and quick decision)的军事思想几乎在所有的国家中都已成官方的教条。法国人在1911年后修改其战争计划，来配合这种教条。德、英、奥、俄等国也部分别拟定其攻势作战计划，并深信其攻势能迅速获致成功。在各国军人之中，从未有人敢向这种教条挑战，更无人提出如果不能速战速决，则又将何以善其后的问题。此时各国都已有相当规模的情报组织，对于假想敌的人力、装备和一般意图都能获致足够的信息，所不能完全确定者仅为兵力部署的位置和开战的时机。很少有人考虑到僵持(stalement)也可能是攻势作战的结果，尽管老毛奇(Helmuth C. B. Moltke)在1890年就曾提出预言式的警告：“假使战争爆发，则谁都不能预知它会打多久，或如何结束……它可能是七年战争，也可能是三十年战争。那个首先引燃欧洲火药库的人是死有余辜的。”

　　 在各国参谋本部中，那些被视为军中最优秀的人才自认已经算无遗策，尤其对于动员更是有精密计划，但他们从未考虑其本国的动员对于他国的意义是什么，他国又会有何种反应。简言之，他们都是明察秋毫而不见舆薪，换言之，根本不懂大战略。

　　 各国之中，又以奥匈帝国将领在1912年之后所面对的问题最为严峻。南面的塞尔维亚为其劲敌，该国在巴尔干战争中有良好的战绩，其领土和人口几乎已增加一倍。罗马尼亚在战时可能倒向对方，而使奥匈帝国增加一条需要防守的边界。保加利亚在第二次巴尔干战争中的失败，使其丧失了牵制塞尔维亚或罗马尼亚的能力。从柏林传来的情报更令人忧虑：俄国正在设法将其动员时间表缩短5天到7天。这对于施利芬－小毛奇计划(Schlieffen－Mohke Plan)的执行构成压力，并使德国强烈希望奥匈帝国能在东线对俄国作较大的牵制。1914年5月，奥匈帝国的参谋总长康拉德(general Franz Conrad)与德国参谋总长小毛奇会商如何应付俄国威胁日益增大的问题。康拉德要求德国把较多兵力留在东线，而小毛奇则要求奥军应立即用主力对抗俄军，并视塞尔维亚为次要的战场，结果二人未能达成协议。康拉德希望迅速击败塞尔维亚，但他又不能忽视俄国的威胁，对此两难问题他始终无法解决。

　　 1912年之后，欧洲各大国的陆海军当局对欧洲的前途似乎都不看好，因为从统计数字来看，各国的陆军人数都在增加，而海军造舰计划也都在加速推进。军人遂一再向其政治领袖提出警告，要他们重视军备竞赛落后的危险。军备竞赛不仅劳民伤财，而且更能产生恶性循环，结果是军力愈强，则愈缺乏安全感；反而言之，军备竞赛本身若已形成一种动力，也就很难加以制止，就像吸毒者一样，上了瘾就很难戒绝。这是一个严重的历史教训，值得警惕。

　　 与军备竞赛具有密切关系的还有另一种战争远因，那就是帝国主义(imperialism)，而它又受到所谓社会达尔文主义和种族主义(racism)的加强。一般研究者只注意到帝国主义在亚洲或非洲的侵略，而忽视了其在东欧所产生的影响。1911年俄国开始争取土耳其海峡的控制权，于是与德国在该国的势力发生冲突。1912年德意两国计划对小亚细亚划定双方的势力范围，英法两国也同样企图对正在崩溃中的奥斯曼帝国开展趁火打劫的行动。最值得注意的还是波黑两省的问题。它们本是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在1908年为奥匈帝国所兼并，但现在又成为南斯拉夫主义或大塞尔维亚主义的煽动焦点。当然，奥匈帝国皇帝约瑟夫(Franz Joseph)自然不会同意放弃这两省，于是民族主义(nationalism)遂又与帝国主义发生了严重冲突。

　　 民族主义在20世纪本是一股极强大的力量，德、英、俄、法等国莫不利用民族主义来作为一种加强政治团结的向心力。但对于由10个不同民族混合组成的奥匈帝国，民族主义不仅是一种破坏团结的离心力，而且更与外来的威胁互相呼应。最危险的地区是其南疆，由于巴尔干国家在对土耳其的战争中获致胜利，遂使奥匈帝国境内的南斯拉夫人对于民族的前途满怀信心，他们的政治领袖甚至公开谈论大南斯拉夫的统一建国，而这也得到以大斯拉夫主义(Pan－Slavicism)为号召的俄国的幕后支持。

　　 奥匈帝国对于这种发展当然感到非常忧虑，并认为塞尔维亚应负直接责任，而这也确有真凭实据。塞尔维亚不仅发动宣传，而且资助分离运动，更恶劣的是还组成一个号称“黑手”(Black Hand)的秘密组织从事暗杀以及其他的非法暴力活动。所以，奥匈帝国自然视塞尔维亚为头号敌人，因为它不仅威胁国家安全，更威胁皇室生存。

　　 此时，奥皇约瑟夫已经是80多岁风烛残年的老人，所以对于奥匈帝国在其逝世后的前途，国际社会早已有人做出各种不同的评估。约瑟夫的继承人为其侄子斐迪南大公(Archduke Franz Ferdinand)，他自然成为一身系天下安危的人物。斐迪南是一位颇有才华的人，一心只想努力使其帝国能够维持生存，并且相信若采取亲俄的政策则也许有助于目标的达成。他所代表的是一股寻求和平的力量，因此在国内受到强硬派的反对。1914年6月28日，斐迪南在萨拉热窝(Sarajevo)遇刺丧命，他的死使维也纳不再有主和的呼声，并且对第三次巴尔干战争的发动决定提供了一个合理的借口。

　　 七月危机

　　 所谓“七月危机”早已成为历史名词，有关这一复杂主题的著作可以说是不胜枚举，而且见仁见智，仍有许多争论无法解决。以本文的篇幅而言，自不可能作详尽的分析。为了便于综合判断，只拟选择在7月全部过程中所作的若干关键性决定作为分析焦点。大致说来，每一个决定导致下一个决定，如果这一系列的决定中缺少了任何一个决定，则危机也许即能化解。当然对于本文所作的选择，也许有人还会表示不同的意见，但整合许多著作的观点之后，作者仍认为本文所讨论的决定在走向战争的道路上，足以代表最重要的里程碑。

　　 走向战争的第一步在维也纳开始。斐迪南的遇刺使奥匈帝国的外长贝希托尔德(Leopold Berchtold)以及其他内阁成员都大感震惊，他们要求立即对塞尔维亚采取行动。参谋总长康拉德和军政部长亚历山大也都表示支持。所以，7月初，早在德国表示强烈支持之前，奥匈帝国政府即已计划惩罚塞尔维亚，只有一个人不表赞同，那就是匈牙利首相蒂萨(Istvan Tisza)。

　　 在说服了奥皇(兼匈牙利国王)同意采取报复政策之后，贝希托尔德在奥匈帝国政府中已无任何反对者。7月3日奥皇正式宣布有采取行动之必要，因为萨拉热窝的审讯已经确定凶手属于黑手组织，与塞尔维亚政府有密切关系。简言之，维也纳是自动做出这个决定的，并未受到来自柏林的任何压力。

　　 “七月危机”中的第二步，为德国决定支持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采取军事行动。德皇威廉二世(Wilhelm Ⅱ)及其首相贝特曼(Bethman Hallweg)都真诚地对斐迪南的死深表悲痛，并要求应对塞尔维亚采取行动。7月5日，德国通知奥匈帝国保证支持其行动。贝希托尔德遂认为德国的保证将足以威慑俄国的可能干涉。

　　 德国为何要支持奥匈帝国的行动？传统的解释为对同盟的忠诚、个人的情感以及国际威望。不过，也许还有恐吓三国协约和彻底解决巴尔干问题的意图。不管怎样，德国的决定遂又引起许多不幸的后果。

　　 若无柏林的保证，维也纳也许还不会悍然发动战争。现在由于柏林已经表示赞成，于是维也纳更无顾虑，其结果却把德国卷入危机之中。

　　 虽然7月6日维也纳即已获柏林保证支持的承诺，但又拖了两个多星期，维也纳才在7月23日向贝尔格莱德(Belgrad)发出最后通牒。有人认为奥国人做事一向拖拖拉拉，所以才会延误这样久的时间，此说并不恰当。实际上，这一事实另有合理的解释，概括言之，可分下述三点。

　　 第一，奥匈帝国军方有一种放“助割”(Harvest)假的传统政策，准许士兵在农忙时回乡助割。当萨拉热窝事件发生时，大量士兵正散布在各地度假。假使立即下令停止休假，则会使整个欧洲都知道军事行动已迫在眉睫，同时也会扰乱农业生产，甚至还会使铁路的动员计划发生混乱。所以，康拉德决定不立即收假，只是不再放假，直到收假时间7月21日或22日，大多数士兵才能回营。这也是军方给予外交部的时间表。

　　 第二，因为匈牙利首相蒂萨仍继续反对军事行动，在未获其同意之前暂不能有任何动作。7月7日蒂萨在奥匈两国内阁联席会议上仍坚持其立场，稍后又直接向奥皇(匈王)陈诉，而后者则表示他强烈主张行动，于是蒂萨的态度始略软化。贝希托尔德在说服蒂萨时，除强调德国已同意支持其行动外，更指出若不严惩塞尔维亚，则罗马尼亚将起而效尤，向特兰西瓦尼亚(Trunsylvania)地区施压，直接受害者将为匈牙利。7月15日，这位匈牙利首相始同意对塞尔维亚采取行动，其所提出的惟一要求是应先向塞尔维亚发出最后通牒，并说明保证不兼并任何斯拉夫领土。

　　 第三，还有一个更偶然的理由。法国总统普恩加来(Poincare’)和总理维维亚尼(Viviani)恰好预定在7月20日至23日到俄国访问。贝希托尔德当然不想当他们正在圣彼得堡时发出最后通牒。所以，最后通牒在7月23日下午6时发出，而此时法国领袖正在返国的航行途中。

　　 虽然拖了半个月，但贝希托尔德仍能利用这一段时间来掩饰其意图。7月12日以后，他开始封锁新闻，并限制媒体评论塞尔维亚问题。康拉德已去登山，奥皇留在郊外的离宫中，其他的官员则照常办公，维也纳似乎已经恢复常态。贝希托尔德采取此种欺敌手段还另有动机。他发现德国外交部在7月11日曾致电其驻意大利大使，告知奥匈帝国有对塞尔维亚用武的可能，而后者又将其转告意大利外交部。这一事件使贝希托尔德对于德国的不能保密深感不满，此后他也就不再让德国人事先知道其计划的详细内容，甚至连最后通牒的全文，也是在最后一分钟才通知德国。

　　 7月19日，奥匈两国内阁在维也纳举行秘密会议对最后通牒作最后的讨论。虽然与会者并无一人相信塞尔维亚会接受最后通牒中所列举的条件，但还是一致通过发出，同时也接受了蒂萨的建议不要求兼并任何领土，仅要求在胜利后对边界作少许战略性调整。不过，康拉德在散会时带有讽刺意味地说：“我们走着瞧吧！在巴尔干战争之前，各国也是高谈维持现状，战后却不再有人提它了。”他的话足以暗示奥匈帝国对战争的期待。总而言之，1914年7月，奥匈帝国的确是想对塞尔维亚发动战争，并且不惜冒与俄国冲突的危险，但又希望，甚至相信，德国的支持足以威慑俄国。

　　 当奥匈帝国的最后通牒送达之后，塞尔维亚的首都贝尔格莱德也就变成新的焦点。虽然以帕希茨(Pasic)为首揆的塞尔维亚政府并未保有详细记录，但从最近公开发表的战前文件上看，该国政府早已知道“黑手”是受军事情报单位的控制，并曾企图阻止暗杀事件的发生。不过文人政府对于骄横的军人感到无可奈何，于是斐迪南终于遇刺身死。此后，帕希茨不得不隐瞒真相，硬说其政府对此事件毫无所知，当然更不能把幕后的真凶交给奥匈帝国处理。

　　 不过有一点可以断定，塞尔维亚在此事件发生之后，其人民反奥情绪仍然高涨，所以任何最后通牒只要内容对于其主权有极轻微的损害，都绝对不可能被接受。7月18日，帕希茨可能是从意大利驻塞尔维亚公使馆获知奥方的意图，于是他立即发表一份备忘录明白宣示不容许该国主权受到任何侵犯。以后在接到最后通牒时，其政府在7月24日和25日曾作冗长的讨论，此种原则仍一再为发言者所坚持。因此，事实与过去流行的解释相反。塞尔维亚并非由于已经获得俄国的支持，态度始趋于强硬，而是早在奥匈帝国发出最后通牒之前，即已主动表示其坚定立场。当然，在采取这种立场时，帕希茨和他的同僚又显然确信俄国会给予援助。简言之，在1914年7月间，塞尔维亚政府从未考虑用妥协方式来委曲求全。这种生硬的态度当然足以导致危机的升级。

　　 基于上述背景，则法国总统和总理的访问俄国遂又显示出新的重要意义。当意大利政府将奥匈帝国可能对塞尔维亚用武的消息通告其驻外使馆时，其驻圣彼得堡的使馆当然也会收到通报，因为情报单位通常都会破解外国使馆的密电码。所以，法国领袖在俄国访问期间，他们与俄国当局必然曾就此事进行讨论。7月21日，法国总统接见奥匈帝国驻俄大使时，曾很不寻常地当面向其提出警告，表示法国反对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采取任何行动，并将给予后者坚决支持。在整个危机中，法俄两国所采取的一系列行动都足以暗示双方是以先知的情报作为协调政策的基础。无论这些假定是否正确，但很明显，法国从未劝告俄国应慎重并对塞尔维亚加以约束。俄国从7月25日起即开始进行军事上的准备，这又可以显示该国对于法国的支持具有足够的信心。此种信心，很可能是出自法俄两国领袖在圣彼得堡所秘密举行的会谈。简言之，俄国此后所采取的一切行动都是事先已获法国的同意。

　　 7月23日下午6时，奥匈帝国驻贝尔格莱德的公使把最后通牒送交塞尔维亚政府，并说明限48小时答复。次日，该国即将答复送到奥匈帝国使馆，其速度之快令奥国人感到惊讶，而其内容更令他们啼笑皆非。从表面上看，帕希茨的态度非常恭顺，他接受了奥方要求的大部分，于是也就赢得了欧洲诸国的同情，但他对于最重要的要求却采取非常巧妙的回避方式而毫不妥协。最重要的一点即为不同意奥匈帝国派员参加调查工作，除此以外，塞尔维亚人表现得楚楚可怜，好像他们已经受尽了委屈。不管怎样，奥国人在心理上也早有准备，对此表态自然无动于衷，他们对这种答复不仅立即予以拒绝，并同时宣布与塞尔维亚断绝邦交。7月25日，奥匈帝国政府下令局部动员，并从7月28日开始执行。

　　 俄国的高级人员7月24日和25日也在会商该国所应作的选择。非常荒谬，在知道塞尔维亚是如何回答以及奥匈帝国是如何反应之前，他们即已作成其决定。经过沙皇批准后，俄国政府即开始采取一系列的动员准备措施(ple－mobilization measures)，例如军校学生提前毕业、沿着边界加强防御工事、驻东方的军队奉命准备向西方调动，等等。从7月25日到30日，塞尔维亚驻俄武官每天都把俄国军事措施的详情向本国提出报告，并直称之为局部动员。简言之，俄国比任何其他大国都更早采取一系列的军事措施，而奥匈帝国的局部动员反而迟一步。

　　 这些措施实际上即相当于局部动员，并对危机的升高产生加速作用。过去史学家都认为俄国是在7月29日始下达局部动员令的，实际上并非如此。奥德两国都认定俄国在危机时的行为经常是老成持重，这一次却让他们跌破了眼镜。于是两国的预定时间表都受到扰乱，而有手忙脚乱之感。这当然也使他们感到心理上和时间上的压力，在决策时难以作较周详的考虑。

　　 最后阶段

　　 奥匈帝国于7月28日向塞尔维亚宣战并于同日夜间对贝尔格莱德城作漫无目标的零星炮击。此后数日内更无进一步的敌对行动，但双方从未表示有进行谈判的意愿，或考虑折中的措施。虽有人主张奥匈帝国应以“到贝尔格莱德为止”(Haltin Belgrad)为军事目标，但遭到康拉德的反对，他要求和塞尔维亚结一次总账。过去反对行动的蒂萨现在却强烈要求应迅速行动，因为他们害怕若旷日持久，则罗马尼亚将乘机向匈牙利的领土发动攻击。不管怎样，奥匈帝国既已对塞尔维亚交战，迟早要面临战争扩大的危险。

　　 当“七月危机”发展到这个阶段时，外交活动突然从东欧转向西欧，现在该轮到德英两国来共同努力阻止战争的升级了。威廉二世还是像往常一样地轻浮，他从北海度假归来，看到塞尔维亚对奥匈帝国最后通牒的答复不禁赞不绝口，并且认为只要大国出面调解，两国之间的纠纷还是很容易解决的。的确，德国曾一度向奥匈帝国施加压力，要求其适可而止，但德国还是不能舍弃其惟一的忠实盟友，并宣布收回其支持奥匈帝国一切行动的诺言，所以对于奥匈帝国也就不能产生威慑作用。

　　 英国外相格雷(Edward Grey)也同样帮不上忙。是否英国若能采取较明确的政策，则对于危机的控制即能产生决定性影响，长久以来一直是许多史学家深感兴趣的问题。也许可以说危机的发展实在太快，以至于外交家的努力赶不上变化，尤其是当时的通信工具还相当原始化，一封电报的传送往往需要几个小时。不过事后回顾，格雷在整个危机处理过程中还是犯了一项严重错误，那就是未曾认清想要战争的是维也纳而非柏林。英国人一向视奥匈帝国为德国的附庸，并相信德国能够控制奥匈帝国。但事实上，奥匈帝国是欧洲大陆上的第三大国，人口超过5000万，有其古老的光荣传统，有其独立的国家政策。格雷对于东欧的情况似乎并不太了解，尤其不曾认清此次危机与过去的危机在性质上有很大的差异。这种认知上的错误，严重地减弱了英国调处争端并达成和平解决的能力。事实上，自8月1日之后，英国所采取的一切行动都似乎只具有防御性，而缺乏积极进取的精神。因此，其被迫陷于被动而不能突破困境，正像俄国的行动使德国不得不投入战争，而德国的入侵比利时也同样使英国不得不投入战争一样。

　　 在7月将近终了之时，俄国的总动员终使危机的控制变为不可能。史学家无不重视俄国在7月30日所下达的总动员令，并认为这是问题的一个关键。于是有人不禁要问：在第一次巴尔干战争时，俄国只下局部动员令，为什么这次不一样呢？根据上文所述的事实，俄国政府在7月25日所采取的措施，完全属于局部动员，所以不可能再下局部动员令。现在剩下来的就只有最后一步，那就是总动员。沙皇尼古拉二世(Nicholas Ⅱ)在7月29日本已同意采取这一步骤，但由于他收到德皇威廉二世的一封来函，临时收回成命。最后，俄国外长萨宗诺夫(Sazonov)和参谋总长雅鲁希克维区(Yanushkevich)一再请求，到7月30日终于获得沙皇同意正式发出总动员令。据说参谋本部在下达命令后立即切断电话线以免再生枝节。当俄国总动员之后，德国立即被迫面对两面作战的两难问题。德皇威廉二世及其文武大臣此时不可能作任何其他的选择，而只好如法炮制发动其自身的动员机器。于是“动员的意义即为战争”(mobilization means war)之语也就不幸而言中。

　　 几乎所有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人，在战争计划方面都是把注意力集中在德国的计划上，即所谓施利芬计划，而对奥匈帝国的计划则无人问津。康拉德的计划是以攻击塞尔维亚为主题，在北面沿着俄国的边界上，他计划只留下极少量的防御兵力，尽管已有充分的证据足以确定俄国决不会坐视，但他仍然坚持其观念，不愿做任何改变。虽然两个月前，他曾与小毛奇会商德奥两国之间的战略协调问题，并明知德国的战略是东守西攻，不可能给予奥匈帝国以太多的支援，而当时来自圣彼得堡的情报更已明白显示俄国正在准备动员，但康拉德似乎冥顽不灵，依然坚持其原有的南攻北守计划。这种心态好像很难解释，但也并非不可解释。康拉德自1908年发生波士尼亚问题以来，就一直主张武力解决争端，他对于战争的确是盼望已久，而且相信，最直截了当的方法就是挥军南下，速战速决；等到后来发现俄军已经深入奥地利境内时，遂又不得不把已经南下的兵力调回北线，来阻挡俄军的攻势。毫不足怪，当这些奥军在加里西亚(Galicia)面对俄军时都已疲惫不堪。

　　 康拉德如此的求战心切使他在“七月危机”中所扮演的角色变得与众不同。其他的人都心存戒惧，而他则一心盼望危机的升级。这位奥匈帝国的参谋总长在决策过程中实处举足轻重的地位，只要他向奥皇或外长说“No”，则战争可能不会爆发，而危机也会获得和平的解决。康拉德的反常心态又可能与女人有关，这也不足怪，因为古今中外的战争与女人有关的例证实在太多了。他正在热恋着一位名为吉纳(Gina von Reininghaus)的女人但却不能与她结婚，因为她已婚并且是6个孩子的母亲。从1907年到1915年，他写了几千封情书给她，其中的要点经常为“假使战争发生，我成为英雄，我就可以和你结婚”。但他必须先有一个战争。1914年他终于如愿以偿。

　　 当康拉德仍在迷恋着他的南进计划和他的吉纳时，德国人正忙于应付俄国的总动员，于是“七月危机”也就将近尾声。面对着两面战争的威胁，德国终于要求俄法两国停止他们对战争的准备，但两国都不曾接受其要求。此时德国参谋本部指出，已有确实的证据，足以显示俄国正在对其兵力进行全面的调动和部署，要求依照既定计划开始行动。8月1日，德国才正式下达动员令并向俄国宣战。8月2日，在距离萨拉热窝非常遥远的西欧，德军进入卢森堡，次日又进入比利时。当德国破坏比利时的中立之后，英国也就不得不投入战争。于是诚如格雷所云，“欧洲明灯已经熄灭”，第三次巴尔干战争终于变成第一次世界大战。

　　 结论

　　 从历史记录来看，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是长远原因与短程决定二者联合造成的结果。虽然危机处理在不同的国家有其不同的过程，但为什么那些政策作为者都感到力不从心，认真分析还是可以解释的。同盟关系的束缚，官僚体系的压力，认知的差异，个人的动机，都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而这许多复杂因素的交相为用，遂使和平的机会在1914年的7月底到8月初这一阶段中变得日益渺茫。

　　 就战争的起因和预防的理论而言，“七月危机”又能提供何种概括性的结论呢？至少有几点值得强调，尽管那的确是老生常谈。第一，民族主义和种族意识的力量绝对不容低估。第二，国家威望和生存的考虑，经常构成沉重的压力，使决策者难以保持其应有的理性。第三，军事计划本身非常复杂，且具有高度的隐秘性，所以政治家不仅对军事缺乏了解，而且也难以否定军人的要求。第四，攻势崇拜的战略思想已经成为公认的教条，这使政治领袖不但不敢对其表示疑惑，而且根本没有时间来作任何其他的再考虑。

　　 同盟与协约两大权力集团的对立，于各国的行动曾产生重大的影响。诚然，同盟的目的本是要保护缔约国的安全，而结果却可能适得其反。某国可能因有同盟的支持遂敢于冒险，奥匈帝国是也；某国又可能因受同盟的拖累而被卷入危机，德国是也。概括地说，同盟关系愈强固、愈密切，则对和平的威胁也就愈大。反而言之，比较宽松模糊的同盟关系将使同盟国在采取行动之前必须先行协商，因而对危机足以产生冷却作用。

　　 我们从对危机的处理中也可以获得两点教训。第一，政治家在决策过程中往往由于心理和时间的压力，只能作反应性的决定(reactive decisions)，而不能作冷静的深思熟虑，以寻求最佳的选择(best option)。所谓“成本效益分析”(cost－benefit analysis)只是一种理论，在危机中很难应用。第二，情况的研究判断深受认知(perception)的影响，而认知又是以过去的经验为基础的。政治家和将军经常由于他们对未来感到忧惧而做出孤注一掷的决定。

　　 对于前途最缺乏信心者莫过于奥匈帝国当局，巴尔干战争、塞尔维亚的扩张、斐迪南的遇刺，都在心理上对他们构成重大打击。他们迫切地想要控制未来，而不愿受到世局的控制。内忧外患迫使他们铤而走险，于是在其认知中战争也就成为合理的选择。

　　 当奥匈帝国为挽救其垂危的国运而不惜诉诸武力时，欧洲各国便立即产生反应。1914年的战争开始还只是一个局部冲突，不过它却具有国际性的联系，而这种联系遂又终于将其变成一场浩劫。因此，“七月危机”一个最深远的教训即为：局部冲突并非经常仅为局部问题。此即所谓“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切武装冲突都必须避免，因为只要和平的界线一经突破，想用外交手段来恢复和平或阻止战争的炉火都会非常困难。要想维持和平必须对外交不丧失信心，永远不关闭谈判之门。兵凶战危，古有明训，认为战争能够带来真正的和平，实属荒谬的幻想。80年后再来回顾第一次世界大战，我们最大的感想就是即令到今天，仍有许多人还不曾吸取它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