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拿破仑的成败·第十三

作者：钮先钟 ·中国

出自————《历史与战略》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引言

　　 想写一篇关于拿破仑的文章，真是一件费力不讨好的工作。世界上有关拿破仑的文献真是汗牛充栋，不可胜数。要想阅读那样多的资料，一位学者即令穷毕生的精力仍会感到非常困难。以我个人而言，曾经阅读的书最多也不过一二十种，严格说来，实在没有资格写这样的文章。

　　 拿破仑，其个人和事业，战争与时代，若加在一起，那会构成一个非常巨大的研究范围。其中有许多问题都值得精密分析，而且前人已经做过的研究也着实不少。尤其是拿破仑的成就是立功多于立言，他自己从来不曾有一本完整的著作，其思想的表达多分散在许多不同的文件中。所以，研究者的结论也就时常见仁见智，甚至互相矛盾，于是更使后学者有莫衷一是之感。

　　 我现在想要分析的只限于一个主题，那就是探索拿破仑先胜后败的理由。这虽然是一个单纯的主题，但其牵涉的因素依然相当复杂。坦白地说，我并无特殊的创见，而只是把西方若干名家的意见加以综合并作成扼要的结论而已。

　　 革命的遗产

　　 本文首先分析拿破仑早期几乎战无不胜的理由，这又可以分为两个方面来说：第一是客观因素，包括时代背景和物质条件；第二是主观因素，那就是拿破仑个人所具有的特质。现在就从第一方面说起。

　　 克劳塞维茨是一位亲身经历拿破仑战争的人，他称拿破仑为“革命皇帝”(Emperor of the Revolution)，这个称呼有其非常微妙的含义而值得详细解释。

　　 18世纪最后10年间，欧洲社会架构，包括社会、经济、政治、军事方面在内，发生了根本动摇。那就是法国革命(French Revolution)造成的后果。法国由一个古老的王朝变成革命的共和国。诚如克劳塞维茨所指出的，战争并非独立的实体，而是国家政策的表现。当国家的性质改变了，其政策会随之改变，而其战争也会同样地改变。

　　 拿破仑战争为法国革命的延续和扩张。拿破仑不仅接受了革命的遗产，而且也变成革命的人格化代表。所以，克劳塞维茨称其为“革命皇帝”，的确是有其深刻的意义。

　　 革命带来的第一项重大改变就是征兵制的采用。欧洲旧王朝(ancient régime)政府对于军事预算无一不精打细算，因为在平时要维持巨大数量的常备军(由职业军人组成)，对于国家财政是一种沉重负担。但是革命政府却采取完全不同的政策和制度。

　　 1792年革命战争开始，到1793年，志愿从军的人已经日益减少，于是在当年8月23日，革命政府宣布：“自即日起到敌军完全被逐出共和国领土时为止，所有法国公民都有服兵役的义务。”结果在1年之内，法国境内已无敌踪，但征兵制却继续执行达20年之久。

　　 18世纪，法国人口有稳定的增长，到1800年，人口总数已达2700万，每7个欧洲人中就有1个法国人。除俄罗斯以外(约4000万人)，法国是欧洲人口最多的国家。这个巨大数量也就构成其军事权力的主要基础。所以到1794年底，法国陆军总数已超过100万人。

　　 兵员数量的大幅增加使法军在任何战场上几乎都能获得压倒性的数量优势，使法国指挥官敢于打硬仗。诚如当时的军政部长卡诺(Lazare Carnot)所云：“不再需要什么军事艺术，而只需要火力、钢铁和爱国心！”此种“全国皆兵”(the nation in arms)的观念和制度以后也使拿破仑坐享其利。

　　 拿破仑的“大军团”(grande armee)是靠征兵制建立起来的。那是自罗马兵团(Roman Legions)之后的欧洲最大兵力。其征俄时所统率的兵力接近50万人。有了这样巨大的兵力，拿破仑始能纵横欧洲，所向无敌——至少在其早期的确如此。

　　 人民既然可以征召入伍，而国家的资源也就自然可以动员。革命政府以严刑峻罚(其象征就是断头台)为基础建立了一种史无前例的统制经济。人民的消费被压低到最小限度，一切工业生产都被收为国有，以应战争的需要。

　　 这也是科技首次对战争作全国规模的应用。法国的科学家被迫对冶金、炸药、弹道以及其他与战争有关的问题从事研究制造工作。革命军与18世纪的旧皇军不一样，他们尝试把科学知识用在军事方面。也有人指出，拿破仑是第一位企图利用科学家才智的指挥官，实际上，他不过是把革命时代的传统加以发扬光大而已。

　　 “全国皆兵”意味着拿破仑的军队是人民的军队。革命之前，只有贵族才有资格任高级军官；革命之后，军队也变得像其他行业一样，有才能的人都可出头。革命之前，军队是国王的私人武力，为他的目标和荣誉而战；大军团，至少就理论而言，是为自由、平等、博爱和法兰西而战——不是为波旁(Bourbon)王室，甚至也不是为拿破仑个人。

　　 革命产生一种威力远较强大的军队，那是旧欧洲所未有者。法国军队的勇敢善战、视死如归是以法国的社会、政治、经济改变为精神基础的。克劳塞维茨对此深有认识，他说：“很明显，法国革命在国外所产生的重大影响，由于新军事方法和观念的程度远不如由于政策和行政的彻底改变、政府的新特点、法国人民生活条件的改变等等因素的程度那样巨大。”

　　 尽管如此，又并非暗示“新军事方法和观念”不重要。事实上，那些方法和观念对于拿破仑的胜利同样具有重大贡献，它们一部分正是革命的产品，另外有一部分虽然早已发源于革命以前的时代，但仅因为有了革命发生，然后才会彻底地付诸实行。概括言之，在军事组织、战术、技术等方面的创新可以归纳为下述四点。

　　 1、师(division)的编制。

　　 2、轻步兵。

　　 3、野战炮兵。

　　 4、攻击纵队。

　　 现在分别讨论如下。

　　 “师”在今天已经成为常用的军语，大家也许已经忘记了它的演进经过。首先应指出，此种组织上的创新与步兵武器的进步有密切的关系。大致在17世纪末叶，由于燧发式步枪(Flintlock musket)和刺刀的使用，个别步兵获得了远较巨大的独立战斗能力。于是步兵在作战时可以不必完全集中在一起，而把一小部分步兵从主力中分派出来，充任前卫、后卫或侧卫，也就变成一种很普遍的措施。

　　 七年战争(1756－1763)之后，法国包色特(Pierre de Bourcet)将军首先主张把整个陆军(军团)照这种方式加以划分，这就是“师”的观念之起源。“division”这个词的原意就是“分”。包色特在1775年所著的《山地战原则》(Principles de la Guerre des Montagnes)中这样建议：把兵力分为独立的“师”，其中包括所有不同的兵器。每个师沿着自己的路线运动，彼此互相支援，但每个师又都能持续地行动。这不仅可以获得远较巨大的运动速度，更可以获得新的调度弹性。

　　 包色特的这种观念到拿破仑时代才完全发展成熟。其原因又可以分述如下。

　　 1、假使兵力数量不大，这种划分也就没有太多的意义。等到实行征兵制之后，军队的人数急遽增加，于是这种组织方式遂具有重大价值。

　　 2、武器的进步尤其是火炮，增强较小型单位的独立战斗能力(关于这一点下文中还要详细分析)。

　　 3、欧洲在18世纪后期，道路系统有显著的改进，而耕地的面积也随之增加，于是部队在行军路线上有较多的选择机会。

　　 从上述第三点遂又导致一种新的战略计算。过去，部队的人数很少，行动也很慢，所以其所需要的补给可以从后方用所谓“补给序列”(supply train)源源送达战场而不虞匮乏。等到部队数量增多时，这个老办法就行不通了。于是惟一的办法就是就地征收，亦即所谓“以战养战”(la guerre nourrit la guerre)。拿破仑在其全盛时期曾经这样说：“知道如何从你所占领的国家抽取各种补给，构成战争艺术的大部分。”

　　 这种“因粮于敌”的系统构成了拿破仑战略的基础。拿破仑的大军团分成许多个师，每个师都由步、骑、炮三兵种以及其他支援单位联合组成。在师以上，他更有“军”(Corps)的组织。在战役中，这些大单位通常采取不同的道路，负责自己的地区，但能互相支援。这样则每个单位行动都能较迅速而有弹性，同时也使统帅有较多的战略选择。从1792年(法国革命战争)到1815年(滑铁卢会战)，法国人首创的这种模式也逐渐为他国所采用，而且在整个19世纪，甚至于以后，仍被继续采用。但严格说来，拿破仑并未创新，而只是把前人的思想遗产加以充分利用。

　　 直到腓特烈大帝时代，欧洲军队在战场上还是采取密集的横线队形，他们在军官的监视之下战斗。但在许多特殊的环境中，这种战术却相当不适当，例如在山地、森林和村落中。在这些情况中必须使用一种自由运动，自由射击的“散兵”(skirmishers)。在巴尔干半岛和北美洲，这种轻步兵都曾有很好的表现。所以到法国革命的前夕，几乎所有欧洲国家都有这种部队，但只被视为一种辅助兵力。

　　 到法国革命时，遂产生新的改变：(1)革命军人数众多，但缺乏严格训练，不能适应要求严格的横线战术；(2)革命军是自由人，为保卫自由而战，他们以受军官监视为耻，以各自为战为荣；(3)军队火力的增强，尤其是炮兵，已使密集队形的损失太大，遂迫使欧洲的”正规(Regular)军”也不得不尽量采取过去所谓的“非正规”(Irregular)战术。

　　 炮兵与拿破仑有极微妙的渊源，值得作较深入的分析。在七年战争时，奥普两国的炮兵技术和训练都远优于法国，但战后法国急起直追，在格里包发尔(General de Gribeauval)将军指导之下，法国炮兵在1760年代达到了标准化、机动化和精确化的要求。此后又有杜特(Du Teil)兄弟对于炮兵战术作了很多改进。法国革命时，许多贵族出身的军官纷纷逃亡，但以中产阶级为主的炮兵军官则效忠革命政府，并变成军事组织中的主力，拿破仑即为其中之一人，而他也正是杜特兄弟的入室弟子，在思想上深受他们的影响。

　　 在拿破仑执政之后，炮兵更成为他的宠儿。法国炮兵在全欧洲不仅效率最高，而且机动性也最强。这也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步兵在各不同的战斗阶段都能获得野战炮兵的密切支援，于是也使法军的打击力获得巨大增强。

　　 最后一种战术革命就是在攻击中用纵队来代替横队，换言之，所强调的是攻击冲力(offensive shock)而非守势火力(defensive fire)。这种思想是以吉贝特(Count de Guibert)的《战术概论》(Essai general de tactique)为源头(该书出版于1772年)。

　　 革命后的法军所采取的正常攻击队形为密集纵队而以一群散兵为掩护和前导。他们以高速前进，直扑敌军并企图用白刃来决胜负。这种攻击队形不能充分发挥步兵火力，而且有时损失也很惨重(不一定比密集横队高)，但其优点则为军官容易掌握部队，并让训练不足的新兵可以保持信心和团结。

　　 综合言之，法国革命带来战争的革命，此种革命把政治、经济、社会、心理、军事、技术等方面都包括在内。拿破仑不仅能充分认清此种革命的巨大潜力，还能发现将其中各种不同因素加以整合运用的秘诀。诚如克劳塞维茨所云：他把那些创新中的弱点都改正了，于是效力遂能充分发挥。把法国的全部资源用来替一种新系统服务，所以也就能够一度获得绝对优势。

　　 拿破仑的天才

　　 根据前一节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法国革命的遗产实为拿破仑手中的最大资本，甚至可以说是赌本。其中最主要的因素即为数量优势。诚如法国大文豪伏尔泰(Voltaire)所云：“上帝经常站在最大兵力的一边。”(God is alwarys on the side of the biggest battalions)不过话虽如此，拿破仑的伟大胜利又并非唾手可得。事实上，若无他那样的天才，则革命的潜力还是不能充分发挥。至少应该说，拿破仑的天才与法国革命的遗产是彼此配合，相得益彰。

　　 拿破仑被公认为自亚历山大大帝以来，西方世界中最伟大的军事天才。他打过的会战的次数要比亚历山大、恺撒及腓特烈三人的总和还要多，他所打的战争是大规模的征服战争，自查理曼(Charlemagne)以来，在欧洲也无前例。

　　 拿破仑是天才虽已成定论，但他是哪一类的天才，天才本身又应怎样界定，却是一个经常引起辩论的课题。在此为篇幅所限，无法列举各种见解，只能解释若干名家之言来作一综合说明。

　　 拿破仑是一个天生的领袖，其心灵和体力都有一点异于常人。英国大文豪卡莱尔在《英雄与英雄崇拜》(Heroes and Heroworship)一书中说：“他是一个敢作敢为的人。他自然应该为王。所有的人都认为他是如此。”

　　 梅纳瓦尔(Meneval)说：“他不仅在思想上居于主动，而且事必躬亲。他有超人的精力，好像有充分的时间来管理一切事务。”科兰古(Caulaincourt)则认为：“很少有人能像他那样在同一时间内完全专心于一个思想或一个行动。”这两位发言人都曾在拿破仑手下工作很久，其意见代表他们长期的经验。

　　 拿破仑在1812年出发征俄时曾说：“我感觉到我是被某种力量驱使着向一种我所不知道的目的前进。”他像一位艺术家有一种创作的狂热。诚如斯彭格勒(Oswald Spengler)所云：“拿破仑的生活是一种无限的劳苦，不是为他自己，不是为法兰西，而是为未来。”

　　 一般人所尊重和分析的都是拿破仑的军事天才方面，但德国伟大史学家德尔布吕克却认为，尽管拿破仑具有战略眼光和指挥会战的天才，但其真正的才能却是政治多于军事。他并非把战争当做一种最后手段和用它来补救外交的失败，战争是其外交政策中的一个中心因素。而且除非为环境所迫，否则他也从不用不适当的军事资源去追求重要的政策目标。

　　 拿破仑身兼国家元首和最高统帅达15年之久，很少有人能限制其行动自由，所以他的确做到政治与战争的密切整合。集军政大权于一身，他可以消除组织上的摩擦，尤其是能够迅速做出决定和迅速加以执行。其外交手段也有惊人的弹性，能适应军事情况的变化。反而言之，其战略又经常有一个明白的政治目标。

　　 因此，政治目标支配战略计划，而战略计划的要旨即为找到敌军位置上的决定点，然后再以雷霆万钧的力量向它发动打击。拿破仑从他的老师(杜特兄弟)思想中学会了下述的秘诀。他说：“战略计划像攻城战(Sieges)一样。集中火力对准一个单独的点。只要打开一个缺口则敌军就会随之全部崩溃。”

　　 拿破仑不大喜欢战略计划(strategic Plan)这个名词，他认为那具有一种固定和不变的含义，所以他宁愿用“战略准备”(strategic preparation)。战略在他那个时代要比今天更具有在不确实领域中思想和行动的意义。这又表示必须考虑各种不同的情况，包括最坏的在内。所以，拿破仑说：“除非计算，否则在战争中将一无所获。”正像我国孙子所说：“多算胜，少算不胜。”拿破仑又说：“我的习惯是要作多种预防措施，而不把任何事委之于机会。”

　　 实际上，拿破仑使用的都是当时已经存在的制度和方法，所以，他的战略有许多也是出自他人的思想。柯林为20世纪前期研究拿破仑的权威，他曾这样指出：“假使把拿破仑最卓越的计划拿来与其对手的相当计划作一比较，我们将很难发现其间有太多的差异。”但拿破仑的特点却是能把军政大权都控制在手中，并能充分发挥战争革命的潜力。他始终相信：“战争艺术很简单，一切都只是执行的问题。”

　　 拿破仑虽然强调计划和准备的重要，但实际上，有时也不免采取临时拼凑(improvization)的办法。不过他有一个中心思想始终不变，即寻求决定性会战。他总是尽可能把优势兵力集中在决定点上，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甚至宁愿让次要的基地或交通线暂时居于无保护状况之下。

　　 由此遂导致另一个最重要的原则，那就是“指挥统一”(unity of command)。拿破仑在这一方面说过的“格言”(maxims)非常多，甚至到今天也仍然常被引用。但很具讽刺意味，“指挥统一”一方面是拿破仑辉煌胜利的基础，另一方面也正是其最后失败的根源。(其说词见后)

　　 拿破仑说：“在战争中许多人是轻若鸿毛，而一个人则重如泰山。”他又说：“一位坏将军要比两位好将军还较好一点。”拿破仑自视颇高，目无余子。他说：“我之所以为我者就是意志、性格、勇气所使然。”然后他又反而言之：“由一头鹿所领导的狮军(an army of lions)根本上不是狮军。”

　　 自法国革命以来，法军在组织上分成若干大单位，这虽然带来了作战的弹性，但也使各单位之间缺乏协调，各自为战。拿破仑决心要矫正这种毛病，实施严密的集中控制，因为必须如此，始能把优势兵力集中在决定点上。

　　 拿破仑经常采取攻势，甚至在战略上采取守势时(1813－1814)，他仍然在战场上发动攻击。他几乎永远保持主动，他曾经这样说：“我的想法和腓特烈一样，必须经常先攻击，容许自己受攻击实乃大错。”他又说：“像亚历山大、汉尼拔、恺撒、古斯塔夫斯、屠云尼、尤金、腓特烈等人一样地发动攻势战争，把他们当做模范，那是成为名将和了解战争艺术秘密的惟一途径。”

　　 不过，他并非有勇无谋，像查理十二世(Charles Ⅻ)那样。他说：“是否应该进攻，必须事先慎重考虑，但一经决定发动攻势就必须坚持到底。”他还说：“当决心入侵一个国家时，不可害怕决战，必须到处寻觅敌人而将其歼灭。”

　　 攻势作战必须要求旺盛的精神和士气，拿破仑在这方面有其惊人的成就。他有一句留传千古的名言就是：“在战争中精神之于物质是三比一。”他个人的魅力和信心对于他的部下和敌人同样能够产生重大的精神冲击。诚如他的劲敌威灵顿所说，拿破仑个人的出现相当于4万大军。克劳塞维茨对此也深有认识，他曾剀切地指出任何战争理论若不考虑指挥官和部队的心理则毫无意义。

　　 拿破仑对于心理问题有非常深入的了解，他善于用种种方法来激励士气。他深知“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的道理，威灵顿对于这一点有非常生动的描述：

　　 “拿破仑是国家元首也是最高统帅，其国家的组织建立在军事基础上。一切制度都是为了发扬其军队的攻击精神，国家对军人给予特殊奖赏。任何军人，甚至一个二等兵，都有封王拜将的机会。”

　　 但仅凭物质奖励还是不够，拿破仑说：“英勇不是用金钱可以买到的。”所以他的秘诀是诉之于“荣誉”(la Gloire)。他了解人之所以愿意牺牲生命，往往是由于一种其本身并不了解的原因。他深知心灵感应的微妙，经常与部下保持个人接触。他说：“官兵对我有信心，精神力量往往比人的数量更能决定胜利。”

　　 拿破仑的失败

　　 尽管如此，拿破仑最终还是不免失败。其原因安在？这也是一个永远争论不休的问题。曾经是拿破仑手下大将、以后又背叛他的贝纳多特(Bernadotte)说过一句公道话：“拿破仑不曾为他人所击败，但因为他只依赖自己的才智，所以上帝才会惩罚他。他把他的才智用到最大限度遂终于难以为继。任何东西最后总还是会破裂的。”

　　 首先从军事方面来看。拿破仑的最大本钱就是他有素质和数量都远较优越的兵力。但当战争旷日持久之后，这两方面都难于继续保持优势。法国部队连年征战，损失重大，新兵的素质逐渐低落。而其敌方(普鲁士、奥匈帝国、俄罗斯)也已经实施征兵制，并厉行军事改革，所以到了后来，拿破仑也就不能赢得会战，于是其整个战略开始破产。

　　 拿破仑一向坚持由他一人指挥，但当他的大军人数多到了6位数字时，这种办法也就开始行不通了，战场的辽阔、单位的众多，已经无法再由他一人控制。简言之，拿破仑未能建立一套适当的C3I系统(指挥、管制、通信、情报)，实为其失败的主因之一。

　　 拿破仑对他手下的大将(元帅)只要求他们服从，而不要求他们指挥，诚如他的参谋长贝尔蒂埃(Berthier)所云：“无人知道他的思想，我们的职责就是服从。”这也正是古今独裁者的通病，对于奇才异能之士往往不敢重用，而庸才却能获得信任。

　　 拿破仑的最大弱点也许还不是在军事方面，而是他未能从大战略的层面上来考虑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他是法国革命的儿女，但他并不了解工业革命的意义。他只想推翻旧秩序，却完全忽视“权力平衡”(balance of powers)的原则，尤其是他缺乏全球性的眼光，他的战略始终是以欧陆为范围。到最后，他丧失了平衡的战略意识，也用尽了其国家资源和部队精力，遂终于难免败亡。

　　 拿破仑在陆军或陆战方面的成就固然有目共睹，但他对于海权(sea power)却几乎毫无了解。他想用所谓“欧陆体系”(continental system)来封锁英国使其经济崩溃，那完全是幻想，因为英国握有海权可以继续与全世界维持贸易关系。反而言之，由于他企图严格执行其封锁禁令，遂终于导致入侵俄罗斯，从而敲响了其大陆帝国的丧钟。

　　 结论

　　 以上分析的是拿破仑为什么在其全盛时期能够赢得辉煌的胜利，而最后又终于不免败亡的原因。虽然这种分析很简略，但至少都是以西方名家的著作为依据的。

　　 从现代战略研究的观点来看，战略的范围早已不仅限于纯粹军事领域。不过，以往研究拿破仑的人，无论为军人或文人，其重点几乎还是放在纯军事方面。许多人都企图发现拿破仑在战略思想和作战技术方面的秘密，并希望这对于未来战争的准备有所贡献。

　　 拿破仑的丰功伟业对于欧洲，甚至全世界，都已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而其晚年的失败也未降低其在后人心目中的地位。因此，从19世纪开始，一个拿破仑传统学派遂终于发展形成，直到今天仍继续保持相当巨大的影响力。

　　 欧洲参谋本部的精英分子，无论是德国人还是法国人，都同样地对拿破仑推崇备至，他们的言论可以摘要引述如下：

　　 “虽然拿破仑时代距现在已经很远，但拿破仑战争的研究对我们还是有重大价值，因为这些战争的教训构成今日军事思想的基础。”

　　 “虽然我们不能照抄拿破仑的模式，但它还是能够给予我们很多的启示。对于拿破仑战争若能作反省的思考，则所产生的理念是可以应用于20世纪的。”

　　 在此，对于所谓“启示”和“影响”应有辨别之必要。前者只是一种暗示，它是属于心理方面的，后者则比较具有实质的意义，那就是认为拿破仑的战略与后世的战略，其间有一脉相传的关系。关于后述这一点，似乎有存疑之余地。

　　 法国当代大师阿宏(Raymond Aron)有一句传诵一时的名言：“战略思想是在每个世纪中，又或，在历史的每一阶段中，从事件本身所提供的问题内吸收其灵感。”简言之，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战略。诚然，战略思想都有其历史背景，但更重要的是战略若欲成功则对于当时的政治、经济、社会、技术条件必须能作适当的运用并适应它。

　　 我们时常会发现有某种战略要比其当时的现实情况落后甚远。所谓将军们老是在准备打上一次的战争，那不仅是一种讽刺，而且也是一种悲剧。拿破仑的最大成就也许就是他最初充分了解当时的现实条件，并能发展一套战略来加以利用。但是等到后来条件改变了，他却未能作有弹性的适应，遂终于不免失败。

　　 现在还是引述克劳塞维茨说的一段话来作为结论的结论：

　　 “应知对于战争艺术根本不可能建造一套模式，足以当做鹰架，好让指挥官在任何时候都可依赖它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