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三大战略思想家·第七

作者：钮先钟 ·中国

出自————《历史与战略》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引言

　　 明朝在我国历史中不能算是一个光荣的时代。明太祖朱元璋虽然能够驱除鞑靼，重光禹奠，但他建立的帝国，无论开国规模或以后的政绩，都不如汉唐远甚。概括言之，自从中期起，明帝国即已日益走向衰颓的道路。宫廷政治腐败，无论在陆上或海上，边患始终不绝。虽然其统治勉强维持了将近300年，但实际上，不过是苟延残喘而已。

　　 尽管如此，国势的衰颓却对中国读书人(精英分子)在思想上产生很大的冲击。他们目睹时艰且怀有慨然以天下为己任的心态。其影响所及即为研究兵学的人非常多，而兵学著作以数量而论则更是居历代之冠。

　　 尤其从明末到清初，外有异族的入侵，内有流寇的肆虐，对于中华民族而言，更是一个艰难困苦的阶段，但同时也有许多精英分子潜心于兵学的研究，希望能从学术报国的途径来对民族前途作永恒的贡献。这些先贤不仅志节堪嘉，而其在学术思想史中的地位也应获充分的肯定。

　　 我国历史中最伟大的军事百科全书——茅元仪的《武备志》，最伟大的军事地理著作——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都是这个时代的产物。一直到今天，凡研究中国兵学的学者，这些巨著仍然是必备的参考古籍。不过，除此以外在同一时代中，还有若干其他的兵学著作，其中也有非常有价值却不太为人所知者。

　　 本文的目的是要介绍三位不太为人所知的战略思想家以及他们的著作。简记，即为(1)王余佑的《乾坤大略》，(2)何守法的《投笔肤谈》，(3)唐甄的《潜书》。他们三人中除唐甄外，其他二人生平都已不详，不过，都是属于明末清初这个时代中的人。他们的著作侥幸能完整地保存，而且也都含有其特殊的创见。对于我国古代战略思想的研究，这三部著作是值得重视和分析的。

　　 王余佑与《乾坤大略》

　　 王余佑，字介棋，自号五公山人，河北献县人。生卒年已不可考，大约为明末清初。早年受业于孙奇逢，学习兵法并随之征战。明亡后又从孙奇逢讲性命之学，并隐居五公山授徒讲学，五公山人之名即由此而来。他曾著作兵书数种，而足以显示其战略思想特点的代表作即为《乾坤大略》。

　　 《乾坤大略》全书共十卷，外加补遗一卷，其卷目如下：

　　 卷一：兵起先知所向。

　　 卷二：兵进必有奇道。

　　 卷三：初起之兵遇敌以决战为上。

　　 卷四：决战之道在于出奇设伏。

　　 卷五：乘胜略地莫过于招降。

　　 卷六：攻取必于要害。

　　 卷七：据守必审形胜。

　　 卷八：立国在有规模。

　　 卷九：兵聚必资屯田。

　　 卷十：克敌在勿欲速。

　　 补遗：佐胜之著，编中未录者，偶记于此。

　　 王余佑对其著作此书的动机和书中的内容曾自作说明。他在总序中指出，该书主旨为：“熟览天下之大势，推求古今帝王得失成败之机。”他又进一步解释：“此非谈兵也，谈略也。兵则千百端而不尽，略则三数端而已明矣。”(跋)简言之，他是以分析历代成败得失的因果关系为目的。但他所重视者又非实质问题，而是抽象的原则。所谓“乾坤大略”即为“一般原则”(general principles)之意，所以他这部书也可以说是以提出“战争原则”(Principles of War)为目的。他做这样的尝试就时间而言又是远在西方学者之前，因为西方之有所谓“战争原则”是始自克劳塞维茨。

　　 当然，这就难免有教条主义的趋势，不过作者早已考虑到这一点。他指出，这些原则是“其为机也甚活，其为用也甚广，其为体也甚约”。所以“此定局亦活局也，然须先识活局而后始识定局也，此又非解者不辨也”(跋)。简言之，他认为必须先从应用上去了解各种变化(活局)，然后始能认清原则的永恒性(定局)。但这并不容易，因此他才说：“此又非解者不辨也。”

　　 王余佑说：“十卷挨次而进，各有深意。”(跋)也就是自认为其书有合理的逻辑顺序，能够构成完整的思想体系。在每一卷之前都有“自序”足以表达其创见。虽然全书的绝大部分都是史例的叙述，但那只是对原则活用的示范而已，并非其主要部分。现在就依照其卷目的顺序来简介其精华。

　　 一、兵起先知所向

　　 王余佑的这部书每一卷都有一句卷名(卷首语)，那是其全章的主旨，也就是现代军语所说的“战争原则”。所以严格说来，读他这部书的时候只要了解他那十句话的意义也就够了。而这十句话看起来似乎很简单，但诚如克劳塞维茨所言，简单并非意味着容易。若真能了解这套原则并能作弹性的运用，则亦可以为名将矣。

　　 为何一起兵必先知所向？王余佑认为起兵“贵进取，贵疾速”、“进取则势张，疾速则机得”，这就足以决定成败，其中关键又在选择进兵的正确方向。方向如何选择又是以敌之强弱为准。所以，“敌弱或可直冲其腹，敌强断宜旁剪其支”。用李德哈特的理论来解释，即敌弱时可采取直接路线，而敌强时则必须采取间接路线。其理安在？那就是“避实而击虚，乘势而趋利”。

　　 这两句话原本出自孙子的思想，但王余佑曾作进一步的解释。他说：“避实击虚则敌骇不及图，如自天而下；乘势趋利则我义声先大振而远近向风。”简言之，前者足以对敌产生奇袭作用，而后者则更扩大其心理影响作用。这也正如李德哈特所云，间接路线的意义不仅为地理性的，而更是心理性的。

　　 二、兵进必有奇道

　　 这一条可以说是前一条的补充或延伸。王余估认为，既已决定了方向，则正道之存在自不待言，但“不得奇道以佐之，则不能取胜”。因为“一阵有一阵之奇道，一国有一国之奇道，天下有天下之奇道，即有时正可为奇，奇亦可为正”，所以敢于断言其“必有奇道”。因此，他作结论曰：“进兵而不识奇道者，愚生也，黯将也，名之曰弃师。”

　　 此种思想大致与孙子所见略同，孙子主张以迂为直，后人发先人至，要想达到此种理想，则必须采取“奇道”。李德哈特也认为，虽然同时有直接和间接路线之存在，但善用兵者必然会尽量采取间接路线。

　　 三、初起之兵遇敌以决战为上

　　 进兵固然应尽量蹈隙乘虚，出奇制胜，但不可不与敌军遭遇，当与敌第一次遭遇时，必须主动寻求决战。其理由是“非我乐战也，不得已而与敌遇，非战无以却之”。盖兵已深入，若不猛战疾斗，一为敌所乘则无可救，反而言之，若能出其不意，一战而胜，则敌军丧胆，我军士气大振。这也正是“古所谓一战而定天下”的道理。简言之，应乘初起锐气，寻求决战，否则师老兵疲将无以善其后。“速战速决”本是孙子的基本观念，王余佑不过是予以再强调而已。

　　 四、决战之道在于出奇设伏

　　 这一卷所论者是会战时的战术问题。虽然必须寻求决战，但又不可逞匹夫之勇，所以王余佑说：“战固无疑矣，然不得其道，祸更深于无战。”在战术领域中所应重视的基本观念“出奇设伏”，其目的为“用寡以覆众，因弱而为强”。

　　 五、乘胜略地莫过于招降

　　 王余佑主张用心理战来为军事战扩大战果，这要算一种颇富创意的观念。因为乘着战胜之余威，招降自易于成功，于是也就可以较迅速地结束战事。反而言之，若一定要赶尽杀绝，则只会促使残敌作困兽之斗，徒然消耗兵力，甚至引起不利结果而使前功尽弃。此种观念在大战略层面上也同样适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因为同盟国坚持“无条件投降”，遂使战争丧失可能提早结束的机会，即可为一例。

　　 六、攻取必于要害

　　 攻击必须以要害之地为目标。因为“要害之地，我不得此则进退不能如意”，于是行动易受敌方控制。王余佑警告说：“古恒有军既全胜，而一城扼险制吾首尾，几覆大业者，皆由于谋之不早也。”

　　 七、据守必审形胜

　　 防御也像攻击一样，必须根据地理形势来拟订作战计划。所以，“能取非难，取而能守之为难，泛守非难，守而得其要之为难。昔项羽委敖仓而不守，弃关中而不居，而率使汉之以收天下，此最彰明较著者也”。

　　 八、立国在有规模

　　 从卷一到卷七，所论者都是不出军事战略的范围，但这一卷所论者则层次较高，其重点为说明立国之初，政府必须有远大的战略眼光。只有如此，始能“崇大体，立宏纲，破因循之旧格，布简快之新条”。简言之，任何国家(朝代)的前途都与其开国规模具有密切关系。所以在开国时对国家的未来发展必须作深谋远虑，然后始能长治久安。

　　 关于这一点，古今中外的历史所能提供的例证真可以说是不胜枚举。但我国旧有兵学著作中却很少提到这一问题，所以五公山人的确是一位颇有远见和创意的思想家。

　　 九、兵聚必资屯田

　　 从较广义的观点来解释，此卷的核心观念为说明后勤的战略重要性。自古以来，谈战略者往往只注意其作战方面而忽视其后勤方面。王余佑能把后勤也列于其“原则”之内，实属不可多得而值得钦佩。

　　 在农业社会的时代，主要的资源即为粮食。有粮则兴，无粮则亡。“古所谓百万之众，无食不可一日支”良有以也。王余佑认为屯田是“以人力补天工”，实为解决后勤问题的要诀。

　　 十、克敌在勿欲速

　　 前面九条都是积极的训示，而这最后一条则为消极的警告。同时也是全书的总结论。欲求成大业则必须有宏伟的理想，长远的计划，而切忌贪近利，求速效。孔子日：“毋欲速，毋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这是所有的战略家必须遵守的最后一条原则。

　　 《乾坤大略》在我国古代兵书中要算是独创一格，其基本观念可谓要言不烦。其所以定名为“乾坤”也就是暗示这套原则具有永恒性，不受时间和空间的影响。虽然不免有教条的意味，但仍不失为好书。

　　 何守法与《投笔肤谈》

　　 何守法，浙江人，其生平及生卒时间均不详，大约生活于明嘉靖至万历年间。他曾注解《武经七书》颇有创见，而这本《投笔肤谈》在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陈汝忠所刻印的《音注武经七书》中以附录形式出现。原书在引言后署名为“西湖逸士”，但在卷首又记为“浙江解元钟吴何守法撰音点注”。所以，陈汝忠遂断定该书为何守法所著，“西湖逸士”为其笔名。不过从战略研究的观点来看，作者是谁并非重要问题，因为值得重视的是书中的思想。然则其思想是否值得介绍，答案应该是肯定的。

　　 书名中的“投笔”二字表示作者为文人而有从戎报国之志。“肤谈”者，浅谈也，这是谦虚的措辞。作者非常推崇孙子，他指出：“七书之中惟孙子纯粹，书仅十三篇，而用兵之法悉备。”所以，他不仅仿效《孙子》的体例，而且也大致接受《孙子》的思想。但其书又绝非抄袭而确有若干创见。他自己也声明“篇名虽与孙子相参，文义则有别”。事实上，这是一本完整的书，各篇排列有其逻辑顺序，前后连贯自成体系。其内容虽多为孙子思想的引申，但也有若干观点越出孙子之范围而自成一家之言。每篇之前有题解，说明本篇内容及与前篇之关系；正文之后又有注解，除解释文义外，有时还引述史例以供参证。凡这一切都可以显示作者写书时的确曾下功夫而非拾人牙慧。

　　 《投笔肤谈》分上下两卷，共十三篇。其篇名列举如下：(1)本谋；(2)家计；(3)达权；(4)持衡；(5)谍间；(6)敌情；(7)军势；(8)兵机；(9)战形；(10)方术；(11)物略；(12)地纪；(13)天经。前六篇为上卷，后七篇为下卷，但实际上，此种划分几无意义。若照逻辑来看，该书似可分成四段：第一到第四为第一段，是一总论；第五和第六为第二段，分析情报和敌情；第七到第九为第三段，专论作战；第十到第十三为第四段，讨论工具与环境。以现代眼光来看，第一段最有价值，其次为第三段，再其次为第二段，至于第四段则由于时代的进步，已无太多价值，可不予置评。以下即为对其中七篇的剖析。

　　 本谋第一

　　 “本谋”的意义即为“以谋为本”。“谋乃行师之本，无谋无以制胜于万全，故以为第一篇。”这一篇又分两节，前节解释“兵兴有害”，后节则主张“尚谋以免害”。必须先知害、知危、知亡然后始能知利、知安、知存。所以，“得胜算者不先料敌而料己”。故“国不富不可以兴兵，民不和不可以合战”。是以“不难于杀敌，而难于不贻患于国”。必须以谋为本，始能富国利民。

　　 家计第二

　　 所谓“家计”者即“保自家之计”。“用兵之道难保其必胜，而可保其必不败。不立于不败之地而欲求以胜人者，此侥幸之道也，而非得算之多也。”进一步说，“敌若有衅栈不可失，则警吾之备而乘之，兵佣未警不先从敌，此得算之多也”。总之，必先自保然后始可图敌。

　　 达权第三

　　 “达权者通达权变也。家计既立则凡军中之事，备之周密，已不败矣。然欲求胜，犹须见微知著，随机转移，以通达夫权变而不可胶结袭辙也。故以达权为第三。”“但不可以听谣言，不可信谶纬，不可拘风占，不可惑物异。”“知兵者必先自备其虞，然后能乘人之不备……兵贵乘人，不贵人所乘也。”所以“惟善与敌相持者，识众寡之用，明刚柔之用，达进退之机，知顺逆之势”。

　　 持衡第四

　　 “持衡者，持攻守而校其优劣，如衡之低昂无差也。”攻守各有利害，“不能悉其利害，妄于攻，怯于守，则未有不败者，必察形审机行之”。全篇都是在分析攻守之相对利害，而“善用兵者，违其葘(害)而乘其利，用之以攻则守无术，用之于守则攻无策，此之谓持衡也”。最后“攻守实要于无形也。攻者攻其心，守者守其气，则不滞于形而神于机变，此持衡之主要也”。此处所谓“攻心”者，即使敌人在心理上丧失平衡；所谓“守气”者，即保持我方之士气，此即所谓“要于无形”。

　　 以上这四卷可谓全书之精华，对于战略理论能提供一种合于逻辑的架构以及思考的步骤，在古代兵书中颇为罕见，很值得赞赏。以下两篇(谍间第五及敌情第六)另成一段，分别讨论获知敌情的手段，以及研究判断敌情的方法。大致说来，是属于较低层次的实用问题，所以不拟评述。接着第七、第八、第九三篇又自成体系，主旨为分析作战层次上如何制胜的问题，颇有创见，值得加以较详细的介绍。

　　 军势第七

　　 “军势者三军之体势也”，体强则势实，体弱则势虚。虚实虽无形，强弱则有迹，欲知虚实，先观强弱。虚实由强弱而生，胜败因虚实而决。必须注意此处所谓虚实是指“军势”而言，与战道无关。简言之，军队必须保持强大实力，然后始能求胜。如何能体强势实，关键则在于将，所以将才非常重要，必须慎重选择。将又可分三类：儒将、武将、大将。儒将者决胜庙堂者也(例如张良)，武将者折冲千里者也(例如韩信)，大将者深明天地，兼资文武者也。换言之，“大将”即今之所谓大战略家。最后，结论为“养兵者主，治兵者将也。兵之权不握于主而握于将，然后将得以尽其才”。

　　 兵机第八

　　 “凡用兵之法，主客无常态，战守无常形……出没变化，敌不可测。”“惟无常则运用之妙存于心矣，故曰机。”简言之，用兵之道必须随机应变，并无一定模式。故善用兵者首先必须保持强势(立于不败之地)，然后乘机制胜(不失敌之败也)。

　　 战形第九

　　 “战形者临敌合战之形也。”“知战之形(有形之形)非难，而能知所以战之形(无形之形)为难。能知以战之形，则能因形以措胜，因形以措胜者上智也。”本篇又分别指出，“战有必胜之形者五”和“战有必败之形者五”。前五项为：(1)得天之时，(2)得地之利，(3)得敌之情，(4)得士之心，(5)得事之机。后五项为：(1)谋人而使人知者，(2)诈人而使人识者，(3)间人而使人反者，(4)乘人而使人觉者，(5)攻人则使人袭者。所以，“明则胜可先知，不明则败可立待”。

　　 《投笔肤谈》最后四篇已无多大价值，可以存而不论。综观全书可以认为，其在古代兵书中要算是颇有价值的一部书。尤其是该书在编排上虽采取孙子模式，但其思想又非完全受制于孙子，而有其特殊的创见，更是值得称赞。

　　 唐甄与《潜书》

　　 唐甄，字铸万，四川夔州人，生于明崇祯三年，卒于清康熙四十三年(1630－1704)。其著作现存《潜书》97篇，原名《衡书》。据他自称，积30年而成，分上下两篇。下篇谈政治，成书似较早，上篇论学术，成书则反较后。其书之所以改名，据其友人王远闻说：“衡者志在权衡天下也，后以连蹇不遇，更名潜书。”(《铸万行略》)唐甄自负颇高，以周秦诸子自居，但他又很少引用天经之语，其文“独抒己见，无所蹈袭”，换言之，他是一位独来独往、自成一格的思想家。

　　 唐甄的哲学和政治思想不是本文的主题，本文所要介绍的是他的战略思想，从他的著作中可以发现，他对所谓“兵”者有其非常特殊的见解，值得深入分析。

　　 唐甄首先提出一种前无古人的新观念：“学者善独身，居平世，仁义足矣，而非全学也。全学犹鼎也，仁一也，义一也，兵一也，不知兵则仁义无用而国亡。”(《全学篇》)简言之，兵与仁义三合一，始为“全学”。他认为兵事即人事，不知兵学即不知人事。所以儒生谈兵不但不足怪，而且不知兵正是儒者之耻。他说：“凡世之论将者，谓戎事尚力，使儒生御敌，如以卵投石也，是未明乎用兵之道也……所贵乎勇者，不过登城、冲阵、先犯、间出，是大将之所使，而不可为大将也。……孙子十三篇，智通微妙，然知除疾而未知养体也。夫将者，智足于军未善也，军不可偏也；智足于战未善也，战不可渎也；智足于破敌未善也，破一敌又有一敌也。善军者使天下不烦军，善战者使天下不欲战，善破敌者使天下不立敌……兵以力胜，力以谋胜，谋以德胜，非学不可。”(《全学篇》)

　　 他这一段话除驳斥世俗之见以外，更有一特点，即对孙子的批评，具有高深的含义，值得详细分析。自秦汉以来，我国治兵学者对孙子的推崇可说是至矣尽矣，而且几乎达到盲目崇拜的程度。唐甄不仅敢于批评，而且还正确地指出孙子在思想上有一大弱点，这不仅表示他有超人的勇气和智慧，而且也的确代表一种创见，言前人之所未言。同时又使人联想到现代战略大师，法国博弗尔将军的观念，更足以显示唐甄的思想真是超时代，与300年后的西方战略大师在思想上若合符节。

　　 博弗尔认为，战略家像医师一样，应该重视如何教人卫生保健，而不是仅以治疗疾病为任务。这也就是唐甄所说的“养体”与“除疾”的差异。若能养体保健自无须除疾。所以若只知除疾而不知养体，实乃舍本逐末，非善之善者也。孙子虽然强调“不战而屈人之兵”和“全国为上”，但纵观其全书，分析重点还是放在用兵(作战)方面，对于大战略则未作深入讨论。所以唐甄批评为“知除疾而未知养体”并非没有理由。也许说孙子“未知养体”不免过分，但其书未讲养体而只讲除疾则似为事实。过去论孙子者几全是有褒无贬，唐甄能如此明白地指出其弱点，实属难能可贵。

　　 唐甄又非只高谈仁义，他对“用兵”也有很多高见，他提出基本观念如下：“善用兵者，有进无退，虽退所以成进；有先无后，虽后所以成先；有速无迟，虽迟所以成速；有战无守，虽守所以成战；有全无半，虽半所以成全。”(《五形篇》)

　　 这段话相当难懂。他首先提出用兵的五项原则，即进、先、速、战、全；而在理论上绝对不可退、后、迟、守、半。但事实上，所有的观念都是相对而非绝对的，于是善用兵者有时必须用后五项为手段以使前五项在不可能的情况下变为可能。若用李德哈特的观念来解释，即为用间接路线来达到直接目的。这是一种相当微妙的战略运用，过去很少有人论及。

　　 唐甄对于心理因素有深入了解，认为使对方心理丧失平衡即制胜之秘诀。他说：“人之情，始则惊，久则定。惊者可挠，定者不可犯。善用者乘惊为先。敌之方惊，千里非远，重关非阻，百万非众。人怀干面，马囊蒸菽，倍道而进，兼夜而趋，如飘疾雷，乘其一而九自溃。”(《五形篇》)这段话对于蒙古人的武功和德国人的闪电战，都是极佳的解释。

　　 欲产生奇袭效果，其先决条件即为“得机”。唐甄对机会因素的重要有极深刻之认识，比之克劳塞维茨似有过而无不及。他说：“凡用兵之道，莫神于得机。离朱之未烛，孟贲之甘枕，此机之时也。侗射惊准，伺射突免，先后不容瞬，远近不容分，此用机之形也。机者不再……时当食时，投箸而起，食毕则失；时当卧时，披衣而起，结袜则失……机者天人之会，成败之决也。”(《五形篇》)其最后一句，“机者天人之会，成败之决也”，真是千古名言，比其他任何学者的话都更有力。

　　 克劳塞维茨曾认为，若所有其他因素相等时，则数量决定胜负。但这实在是一种抽象的假设，因为在实际情况中，不可能除数量以外，其他因素都完全相等。唐甄则采取一种反面的推理方式，似乎要比克劳塞维茨的想法更有意义。他首先假定双方数量相等，然后再来分析制胜之道。此种分析远较复杂而更具有实用价值。

　　 “彼以十万之众来，我以十万之众往，众相如也。彼怯我勇，则勇者胜。彼实我诈，则诈者胜。彼诈而我知之，我诈而彼不知，则知者胜。彼知而发之疑，我知而发之决，则决者胜。彼决而攻不善，我决而攻善，则善者胜。若自料不如，未可可胜，则固守封疆，俟衅而动。此所谓自然之理而非神也。”(《全学篇》)

　　 以上分析的是一种正常的情况，但他又进一步指出，仅凭双方的差距还是不够，如欲获致胜利还必须有赖于“三奇”。“三奇”的观念就内容而言虽非创见，但把它们合并构成一名词，则是古所未有。何谓“三奇”？现在分述如下：

　　 1、“正道之上，我之所往，敌之所来，战之所争，敌之所御，不可以就功。善用兵者不出所当出，出所不当出。无屯之谷，无候之径，无城之地，可以利趋，能趋之者胜。”

　　 2、“必攻之地常固，必攻之城常坚，必攻之时常警，不可以就功。善用兵者不攻所当，攻所不当攻，欲取其东，必击其西，欲取其后，必击其前，能误之者胜。”

　　 3、“我有众，敌亦有众，不可以就功。善用兵者不专主乎一军。正兵之处有用，无兵之处皆兵。有游兵以扰之，有缀兵以牵之，有形兵以疑其目，有声兵以疑其耳，所以挠其势也，能挠之者胜。此三奇者必胜之兵也。”(《五形篇》)简言之，能超之者胜，能误之者胜，能挠之者胜，此所谓“三奇”，必能用此“三奇”，然后始握必胜之算。

　　 唐甄也像孙子一样，非常重视情报。他对于情报与反情报之间的相对关系尤有独到的体认。他说：“谍者，军之耳也。有以谍胜，有以谍败。敌有愚将，可专任谍；敌有智将，不可专任谍。我有巧谍，彼乃故表其形，故声其令，故泄其隙，以诱我。吾闻之，善用谍者用敌人之谍，不可不察也。知敌之情者，重险如门庭；不知敌之情者，目前如万里。”(《五形篇》)

　　 唐甄虽是一介书生，但他深知战争并非纸上谈兵，所以认为实际的生活和经验至少像理论一样重要。他对于为将之道曾做这样的忠告：“士卒未安不先寝，未食不先食，草食不甘食，疾病必视药，赏赐俘财，尽以分赐，曰烹牛豕，飨众亲之，如此士卒爱之如父母矣。”(《审知篇》)

　　 必须首先获得全军爱戴，上下一心，然后可以“变化从心，合而不扭，散而不乱，进而不兆，退而不先，隐而不惑，危而不慑。我可以挠敌，敌不可以挠我；我可以入敌，敌不可以入我”(《审知篇》)。

　　 唐甄对于战略曾作深入研究，体认其复杂多变的本质，所以他说：“善用兵者，即显即隐，即常即变，使敌莫之所从，莫知所避，斯为神矣！”(《五形篇》)于是他对于战略思考提出七项原则：“立谋尚诡，临危尚决，取事尚短，制事尚长，出言戒易，谋功戒贪，图成戒幸。”(《审知篇》)前四项是积极的，后三项是消极的。换言之，必须尽量做到前四者，并同时尽量避免后三者。这又显示唐甄在思想上与博弗尔非常接近，因为博弗尔曾指出，战略本身即为一种思想方法，必须先知如何思考，然后始可言战略。

　　 这也就达到最根本的观念，唐甄又像孙子一样，特别强调“智”之重要(事实上，所有的战略思想家莫不皆然)。他具有强烈的“唯智主义”(intellectudism)倾向，他说：“三德(仁、义、礼)之修皆从智人，三德之功皆从智出。”(《性才篇》)智而后能虑(思考)，战略实为智虑的结晶。

　　 唐甄在我国战略思想史上真可以算是一匹黑马。他的著作一向很少有人注意，而他的战略思想又分散在他的著作中，人们对其更缺乏系统的分析。当代首先发现唐甄和他的战略思想者是侯外庐先生，在其所著的《近代中国思想学说史》中曾以一节的篇幅专论《17世纪的政论家唐铸万》，并誉之为“天才”。侯先生之书是在抗战期间(1944年)出版于重庆。目前在台湾地区已很难见到。幸淡江大学李子弋教授从内地找到一部，本文所引用的资料即以此为来源，特此说明，并向李教授致谢。

　　 结论

　　 对于从事战略研究的学者来说，我国的古书真可以说是一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思想宝库。只要你肯用心，则随时随地都可以发现前人所未想到的新观念和新解释。诚然，时代在进步，今天的环境已经与过去大不相同，但就战略思想的研究而言，古人的著作和思想有许多到今天仍值得重视。甚至其价值不但没有减低，反而更有增高的趋势。

　　 本文介绍的三位战略思想家和他们的著作都可以说是“冷门货”。但用现代的治学方法加以整理和分析之后，即能提供很多有益的启示，并且增进不少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