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论西方名将的将道·第十五

作者：钮先钟 ·中国

出自————《战略家》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引言

　　 人类自有历史就有战争，甚至可以说在没有历史记录之前，即已有战争的存在。在这个地球上又以欧洲所曾经历的战祸最为惨重，诚如英国当代战史名家霍华德(Michael Howard)所云：“欧洲是从战争的洪炉中所锻炼出来的。”翻开史籍一看，在这个世界上最小的一个洲内，以及其周边地区中(即所谓西方世界)，真是不知道曾经打过多少次战争、战役和会战。由于战事的频繁，所以也就名将辈出。今天我们要想开列一张西方世界古今名将的名单，可能会感到有不胜枚举的困难。大大小小也许会有几百人之多，而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的也不下数十人。

　　 研究战史的人通常都尊亚历山大(Alexander the Great)为西方世界中的第一名将，也可以算是这个行业中的祖师爷。从他开始往下数，遂有人把汉尼拔(Hannibal)、恺撒(Julies Caesar)和拿破仑四人并称为西方四大名将。实际上，在长达两千年的西方历史中还是有许多其他名将，例如我们可以随便指出：英国马尔波罗(Marlborough)、普鲁士的腓特烈(Frederick the Great)、瑞典的查理士十二世(Charles Ⅻ)、美国的华盛顿。在拿破仑之后，世界开始进入近代史的阶段，战争的规模和范围日益扩大，于是所谓名将的人数也随之而成几何级数式地增加。我们也许可以说，在20世纪中，尤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够得上名将资格的西方军人人数，可能要超过有史以来到19世纪为止的总和。

　　 究竟何谓名将(Great Captain)？所谓名将者有无一种公定的或客观的标准？对这些问题，大致说来，似乎人人都有一种概括的认识，似是要提出精确的答案却可能很困难。首先应指明的是，对名将的评判必须以其“将道”(Generalship)为根据，而不可以成败论英雄。因为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非常地复杂繁多，而将道不过是其中之一种而已。在某种情况之下，即令亚历山大复生，也还是不能够打胜仗。不过，将道的优劣又仍然可作定评，甚至于可以说，愈是在危难的环境中则愈能显出将道的伟大价值。隆美尔在北非战役后期的表现即为一个现成的例证。

　　 将道与战略并非同义词，尽管战略这个名词的语根是出自前者。将道就是为将之道，也就是将军的艺术(the art of general)；战略(照传统意义解释)则为战争艺术(the art of war)中的一部分。一位名将当然应该精通战略，又或推而广之，更应精通战争艺术的其余部分(包括战术、后勤等都在内)。但仅凭这一点还是不足以成为名将。将道的范围是远较广泛，包括领导、组织等方面在内，而且也牵涉到人性和心理的问题。换言之，将道的境界是比战略(或战争艺术)更高一层，而其内涵也远较复杂微妙。

　　 必须将道够水准的人始有资格列入名将之林，用围棋或柔道的术语来表示，也就是必须已达“高段”的标准。在此又必须指出名将与战略军事思想家之间的差异。所谓战略的含义是可分为三个阶段，即思想、计划与行动。凡是在这三阶段中能有特殊成就的人都可以称之为战略家，但是只有在行动方面能作特殊表现的人始能算是名将。诚然在名将之内也还是有思想家的存在，一个最显著的例证就是老毛奇，但概括言之，名将与思想家究竟是两种不同的典型：前者是长于行动，后者是长于思考，前者的成就是立功，后者的成就是立言。虽然二者可以得而兼，但彼此之间并无必要的关系。

　　 名将的身份是由将道来决定，但将道这个名词又应作何解释？综合地说，就是作为一位名将所需要的一切素质(quality)。然则又应包括哪些素质？古今中外讨论将道的著作中曾有各种不同的分类或列等，在此无法尽述，而且古今中外的标准也不完全相同。本文所采取的标准是把孙子和克劳塞维茨的观念合为一体，并且给予一种现代化的解释。

　　 孙子在《始计》篇中说：“将者，智、信，仁、勇、严也。”这五个字是够有弹性，若能加以现代化的解释，似乎即可把所有一切构成将道的必要素质都包括在内，不过本章在以下的讨论中却不准备依照孙子的原定顺序，而参照克劳塞维茨的思想，另行排列如下：勇、智、信、仁、严。现在就分别以这五个字为核心来讨论将道的要旨，并且随时以西方名将的事迹为例，读者如欲作更深入的研究，则必须博览史籍，始可有成。

　　 勇

　　 孙子论将把智列为第一位，克劳塞维茨则认为勇是军人的第一项要求。将即令官阶再高，仍属军人范围之内，所以照克氏的观点，勇还是第一项要求。这也正显示军人与文人不同的地方，军人必须在危险的环境下工作，同时将军毕竟是一种“行动的人”(man of action)，他必须采取行动而不是纸上谈兵。

　　 克氏认为勇气可分为两大类：(一)肉体勇气(physical courage)，简言之，就是不怕死；(二)精神勇气，是一种较高级的勇气，必须详加解释。首先要对名词的翻译作一些澄清。克氏在《战争论》中所用的原文是法语“courage d’esprit”，应译为“精神勇气”是毫无疑问；不过译成英语之后就变成“moral courage”，而“moral”一字却有“道德”和“精神”两种含意，于是在许多英译中的文件里遂被误译为“道德勇气”，这是必须加以矫正的。

　　 何谓精神勇气？克氏解释为一种承当责任的勇气，一种面临精神威胁的勇气。不怕死(危险)对于军人而言只是一种起码的要求，而且阶级愈高则对于肉体勇气的需要也就愈低。反而言之，对精神勇气的需要则相对增高。分别言之，精神勇气似乎又可分为四种：(一)自信的勇气；(二)决断的勇气；(三)冒险的勇气；(四)坚持的勇气。现在分述如下：

　　 (一)将军对自己的意见、计划、判断都必须有充分的信心，而不受外来的无理干扰。但这并不是刚愎自用，为将者仍然需要弹性的心灵和从善如流的雅量，但却不可以耳朵软和骨头软。换言之，要能不为众议浮言所惑，并敢于抗拒不合理的干涉。孙子说“君命有所不受”，这充分表示将军绝不可以唯唯诺诺(yes man)。古今名将中表现这种风度的实在太多，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古德里安、隆美尔、蒙哥马利都可以作为例证。

　　 (二)将军必须有当机立断的勇气，而不可以犹豫不决。当然决断是有其理智的基础，此所谓“慎谋善断”。但克氏却指出单独的智不是勇。我们常见绝顶聪明的人反而缺乏决断，阶级愈高，责任愈重，则决断也就愈难。一个最佳的例证就是艾森豪威尔在诺曼底登陆前夕所作的决定，他虽然只说了两个字“Let’s go”，但却象征着无比的勇气。

　　 (三)诚如克氏所指出的，战争毕竟还是一种赌博，危险与机会不可分。为将者必须敢于投机，敢于冒险，在历史中冒险成功的例证不胜枚举，也许麦帅的仁川登陆可以算是一个最近的杰作。当作决定时，麦帅曾经这样说：“即令只有五千分之一的机会，我都还要赌一下。”如此的勇敢实不可及。

　　 (四)战争是一种考验耐力的游戏。一场会战要打很多天，一次战役要打几个月，一个战争要打好几年，如果缺乏苦撑到底的勇气，则根本不能成为名将。拿破仑常说“胜负决定于最后五分钟”，西方的谚语说“最后一根稻草可以压断骆驼背”，这都足以说明坚持的重要。在西方历史中最足以表示此种勇气的人莫过于普鲁士的腓特烈，在七年战争中他的处境是极为恶劣，但仍能获得最后的成功。

　　 智

　　 智慧的基础是知识，所以孔子说“好学近乎智”。虽然我国古语中云：“享高年者不服丸散，为大将者不读兵书。”但此种说法只不过是强调天才的重要，和警告军人不可以变成书呆子而已。克氏也有同样的见解，他说：“那些在规律的纸堆中爬行的军人们很可怜，因为这些规律对于天才不仅是不够好，而且也是天才所可以忽视或嘲笑的。”尽管如此，事实上并非所有的名将都是天才，而大体来说，则古今名将几乎无不好学。亚历山大可以算是一位真正的天才，却文武兼备。他是希腊大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高足，在战争中只要一有余暇就以读书自娱。当他东征时也是带着一个庞大的科学顾问团一起走。拿破仑在远征埃及时也采取同样的措施。老毛奇更是以博学多才著称，他的著作之多，文辞之美远在一般学者之上。

　　 智慧是出于知识但不限于知识，严格地说，智慧对于名将而言比知识更重要，而接近于天才的境界。这也就是拿破仑所谓的“慧眼”(Coup d’oeil)。克氏解释如下：“第一，一种理智，即令在最黑暗的时候，仍能使趋向真相的内在光线继续保持若干光辉；第二，一种追随此种微弱光线的勇气，而不管它向哪里走。前者就是慧眼，而后者即为决心。”

　　 在这里也就可以显示名将之可贵，以及他与学者或思想家的区别：他是在一种极端困难、危险、紧张、不确实的环境中工作，而所负的责任又极其重大，所感受的精神压力也非常沉重。我们读历史的人，事后看来也许会觉得那些名将的决定很自然，行动也很顺利，所以往往都是有惊无险地过关。但这只是后见之明，当时的情形绝非如想像中的那样轻松。

　　 智与勇虽然是两种不同的素质，但彼此不仅相辅相成，而且其间也有非常密切微妙的配合。一位名将大致都是智勇双全，当然在二者配合的比例上可能有若干差异，但绝对不会是有智无勇，或有勇无智。智与勇的配合适当也就构成天才，克氏认为在战争中到处充满了摩擦，也到处充满了机会。甲方的摩擦对于乙方则构成机会，反而言之亦然。为将者必须智勇兼备，然后才能克服本身的摩擦和抓到敌人的机会，若能如此即可谓军事天才。

　　 信

　　 什么叫作“信”？本文所采取的解释是与过去注孙子的诸家都不相同，严格地说，只是借用此一名词而已。克氏曾经指出在战争中一切的事情都很简单，但简单并不一定容易。为什么不容易？主因是战争要由人来进行。所谓“战争机器”(war machine)者只是一种形容，事实上，这部机器不是由齿轮或螺丝钉所组成，而是由活人所组成。因此，将军的工作是比工程师远为困难的。后者所管理的是死机器，而前者所指挥的是活机器。将军除了会打仗以外，还要会带兵，而后者又是前者的基础。

　　 简言之，名将不仅要精通战争艺术，而且还要具有领导和组织的才能。战争是一种集体性的努力，仅凭主将一个人，即令是三头六臂也不中用，而到了近代，由于战争范围日益扩大，所用兵力日益众多，技术因素日益复杂，领导与组织也就更加重要。以下所列举的三个因素——信、仁、严都与这二者有关，现在就分别加以讨沦。

　　 如何能够将许多外人组织起来。并领导他们进行生死存亡的决斗，其首要的关键就是这个“信”字。概括地说，又可分为三点：一是自信；二是互信；三是共信。此三者又互相支持而结为一体。军人都应有自信，而阶级愈高，则自信也应愈坚定，各阶层、各单位、各个人之间都要有互信，同时全军上下又要有一种共信，必须如此，然后始能同生死，共患难。在整个军事组织中，主将的信心也就构成全军信心的焦点，换言之，全军都是信赖他的领导，然后始能同心协力，争取胜利。

　　 然则主将又如何能获得全军的信赖呢？克氏对此曾提出一种观念，那就是所谓“心灵的常态”(presence of mind)，如果意译即为镇静或沉着。为大将者必须能够临危不乱，然后始能履险如夷。克氏指出构成战争气氛的有四个因素：危险、劳苦、不确实、机会。所以在此重重障碍之下，欲作安全和成功的进展，必须有高度坚忍的心灵和性格。新闻记者和战史家也曾用下列各种名词来形容：毅力、坚定、坚忍、感情平衡、性格力量，等等。

　　 一位伟大的指挥官在战场上就好像是暴风雨之夜中的灯塔一样，所有在海上漂泊的船只只要看到它就会有一种安全感。在这种紧要关头上，一切都是依赖他一个人的意志。只有他才能维系人心，保持控制。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兴登堡是一个最好的例证。坦能堡(Tannenberg)会战前夕，鲁登道夫午夜徘徊，不能入睡，但兴登堡却照样准时就寝，鼻息如雷。当鲁登道夫已经感到沉不住气时，兴登堡却毅然冒险到底，决不中途变卦。最后当德国战败时，又还是依赖兴登堡的领导才终于走向复兴的道路。从表面上来看，兴登堡是一个碌碌无奇的庸才，也许只能恭维他是福将，但事实并非如此简单，兴登堡不仅是大智若愚，而且更有其特别伟大的性格，那就是在任何危难之中都能不改常态，所以才能获得全军甚至于全国的信赖。

　　 仁

　　 “仁”字照中国文字学的原始解释是“象人偶也”。简言之，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战争的主体是人，军队是由人组成，所以为将者必须精通如何处理人际关系的艺术。这也正是所谓领导学和组织学的重要基础。因为彼此都是人，所以也就会产生同情心和同类意识，亦即所谓人情和人性。必须有这样的心理基础，然后才能发挥领导和组织的作用。

　　 所谓精神感召也就是同情心的升华。为什么军人会在主将领导之下，不惜出生入死，冒险犯难去追求共同的目标(胜利)，其主因是由于内心里感觉到他和指挥官在精神上已经是合而为一，这是一种高度的艺术，似乎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不过。实际上，主将又常常可以其一言一行来表达他的这种情感。譬如亚历山大就有下述的一段轶事：

　　 “他从不要求部下做他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当他向印度前进时，发现军中的车辆都塞满了私人的赃物，于是他首先命令将其自己车辆中的不必要物件焚毁，然方例及于其将领。他总是把人员的需要放在自己的前面。某次行军时大家都感到口渴，有一个士兵在一个水穴中发现有一点水，赶紧用头盔装着，将其献给国王。他接受之后，首先向献水者致谢，然后在全部人员的眼前，将水倒在地上。此一行动使全军为之感动，可以说无异于每个人都领了他所倒出来的水。”(见钮先钟译《亚历山大新传》，军事译粹社出版)

　　 几乎所有的名将都有这一类的戏剧化表演，我们万不可以鄙之为矫揉造作，沽名钓誉，诚如富勒将军在《亚历山大新传》中所作的按语：“像这一类的小事都足以使其人员与他自己之间有了一种无形的和不会破裂的精神联系。他把他的大无畏精神灌注在他们的身上，在他的领导下，他们不惜置生死于度外，向天涯海角前进！”

　　 严

　　 “严”字在近代战争中的意义也是必须采取广泛的解释。这里所谓的“严”，不仅只是“律己以严”，而尤其不是“严刑峻罚”。那是说在军事领域中必须要有严格的组织，然后才能克敌制胜。当战争在时间和空间中的限度日益扩大，所包括的人员和物资日益增多，组织的重要性也就自然相应提高。

　　 在古代的战争中，将领的指挥往往都是个人的、现场的和直接的。到了近代，高级将领也就不太可能再有这样跃马挥戈的机会。换言之，军阶愈高，其与战场的关系也就愈遥远，愈间接。甚至于在拿破仑战争的后期，那位伟大的皇帝就已经感到无法由他一个人控制全局。近代战争的规模比之当时不知道已经扩大了多少倍，所以若无严格的组织，则根本无法行动。

　　 若说战争已经企业化，将军已经变成了总经理，管理科学代替了指挥艺术，那未免有一点过甚其辞，但组织能力的重要是绝对不可否认的。组织固然是有其科学的基础，但其运用还是一种艺术。穷其究竟，组织的对象还是人，所以，为将者必须精通组织之道，然后才能运转这种巨大无比、精密惊人的战争机器。

　　 结论

　　 以上是采用孙子所说的五个字，来概述西方名将所表现出来的将道精华。当然，那么多的名将，其间必然有许多的差异，而绝对不可能是完全属于一种典型，但是若作综合的研究，则可以归纳出这些因素，并可大致指出几乎每一位名将都多多少少具有这些素质：

　　 上述五种因素之间的关系是相乘而不是相加，所以它们配合之后，其作用也就会倍增；反而言之，绝不能有一个因素等于零，否则其乘积也会等于零，这也就是说，名将的性格是平衡的，五种武德都兼备，虽然在成分上是有强弱之差，但绝对不会完全缺乏某一种素质，又或某一种素质太差，以至于会成为一种拖累，而使其他的优点也都发挥不出来。

　　 当然，名将之所以为名将，一部分的确是由于天才，名将之可贵也就在此，诚如拿破仑所云：

　　将领的个性必不可少。他是头脑，也是全军。高卢不是罗马兵团征服的，而是恺撒征服的，使罗马感到战栗的不是迦太基的军队，而是汉尼拔。侵入印度的不是马其顿的方阵，而是亚历山大。达到威悉河和莱茵河的不是法兰西陆军，而是屠云尼。在七年战争中，普鲁士面对欧洲三大强国而仍能自保者，不应归功于普鲁士的军人，而应归功于腓特烈大帝。

　　 不过天才是可遇而不可求，而且除了第一流的天才以外(那是非常稀少)，一般所谓天才者，实际上与一般中智以上的人，其间最多只有程度上的差异，而并无种类上的差异。换言之，只要资质是相当优秀，如能加以培养和磨练，则虽也许不能成为第一流的名将，但置身于名将之林应该是有此可能的。英国名将之一的魏菲尔(Lord Wavell)曾经说过：“良将和诗人不同，他是人为的而不是天生的。”

　　 然则假定你已有足够优秀的资质，又如何可以使你终于变成一位名将呢？还是请听拿破仑的忠告吧：

　　学习亚历山大、汉尼拔、恺撒、古斯塔夫、屠云尼、尤金亲王和腓特烈；一再研读他们八十三次战役的历史；把他们当做你自己的模范；此乃成为名将和精通将道之秘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