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勒·装甲兵之父·第十三

作者：钮先钟 ·中国

出自————《战略家》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引言

　　 英国的富勒少将(Major－General J．F．C．Fuller)和李德·哈特上尉(Captain B．H．Liddell Hart)要算是20世纪前期西方世界中两位最伟大的军事思想家。他们二人可以说是一时瑜亮，在学术地位上是各有千秋，但是国人对李德·哈特似乎比较熟悉，而对富勒比较陌生。本章的主旨是要简述富勒的生平、著作、思想，以及其与李德·哈特之比较。

　　 富勒生于1878年，要比李德·哈特大十七岁，后者生于1895年。他是正规军人出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即已官居上校，任英国惟一的战车兵团的参谋长。1917年11月20日的“康布莱会战”(The Battle of Cambrai)的计划就是由他负责。那一战虽然是虎头蛇尾，并无决定性，但对于战车应如何使用却是一次成功的示范。对富勒本人而言，这一次试验也就奠定了其后思想发展的基础。

　　 1918年，富勒曾奉命草拟规模更大的装甲兵会战计划，准备在1919年付之实施，但由于战争结束之故遂未获一显身手的机会。在20年代，富勒倾全力提倡军事改革，力主创建机械化部队，但曲高和寡，受到守旧派的激烈反对，结果也就使他在英国陆军中无处容身，终于在1930年以少将官阶退休。

　　 退休之后。富勒仍继续用他的口和笔作孤军苦斗，但是到处碰钉子，英国的政府和民间都无人听信他的忠告。最后他愤而加入莫斯里(Oswald Mosley)所领导的英国法西斯联盟(British Union or Fascists)。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希望能改革政府和社会，以确保大英帝国的生存和发展。

　　 富勒在军事思想方面虽然是一代大师，但是其政治思想却很幼稚，而且秉性偏激，不能容物，所以人缘很差。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莫斯里和他的重要党羽都被英国政府监禁，但富勒未受牵连，仍能保持自由。这又可以证明英国政府还是休休有容，尤其是对学术界人士很能尊重。

　　 富勒晚年埋首著作，不问世事，他一生的著作有专著四十五部，至于论文和讲稿则更多得无法计算，真可谓著作等身。他在1963年和李德·哈特一同接受英国三军学会所颁赠的齐斯雷金质奖章(Chesney Gold Medal)。再过三年，即1966年，富勒逝世，享年八十八岁。

　　 在富勒的著作中只有下述四种已经译成中文：(一)《西洋世界军事史》(A Military History of the Western World)，(二)《战争指导》(The Conduct of war，1789－1961)，(三)《亚历山大新传》(The Generalship of Alexander The Great)，(四)《第二次世界大战》(The Second World War)。

　　 也许比较重要的是《西洋世界军事史》和《战争指导》，因为这两本书可以算是富勒的代表作，具有不朽的价值。凡是研究西方军事史和军事思想的人，这两本书都必须列入必读的范围。

　　 主要著作

　　 富勒和李德·哈特一样，他们的治学都是采取传统战略家的典型路线，也就是把历史的研究视为战略研究的基础。但他们二人之间又多少有一点差异，那就是富勒是一位比较纯正的战史家，他晚年的研究是以历史为主，而战略思想几乎仅为其副产品。反而言之，李德·哈特在晚年虽也继续研究历史(他的最后遗著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但其思想和著作重点却是放在战略方面。假使照我们在大学中的惯例来说：富勒是主修战史而以战略为辅系，李德·哈特则恰好相反。

　　 富勒的《西洋世界军事史》共三卷，约一百五十万言(以中文计算)，其所论述内容自远古以迄现代，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为止，真可谓洋洋大观，他的写法是以“决定性会战”(decisive battle)为核心，然后用“大事记”(chronicle)将那些会战连贯起来而成为一个连续的整体。照富勒自己的想像，这本书好像是一个波涛起伏的海面：由会战所构成的各章有如海浪的高潮，而大事记则为两个高潮之间的低潮，这样起伏相连就构成三千五百年来的战争全景。这本书不仅对重要的会战以及其在历史上的影响有精辟的分析，而且对战争、战役和会战的前因后果都有扼要的论断。据书评家的看法，在古今许多战史中，似乎无出其右者。

　　 富勒自称从1923年他就开始搜集资料，在1939年到1940年之间，才出版了两卷以决定性会战为主题的书。但他对所著并不感到满意，所以以后由于德军的轰炸而使存书全毁时，他对此也不介意，反而认为这是一个使他可以重写的机会。于是他又花费十年的光阴，把原书由两卷扩充为三卷，并且将原有的二十九章改写了二十八章，删去了一章，另增加二十三章，所有大事记和导言也是新写的。所以诚如他本人所云，这是一本新书，而非修订版。第一卷在1954年问世，等到三卷出齐时已经是1956年。

　　 比起《西洋世界军事史》，《战争指导》是一本较小的书(出版于1961年)，但其价值并不因为篇幅较小而有所减低。这一本书也可以算是《西洋世界军事史》的补篇，其主要内容为分析法国革命、工业革命、俄国革命对战争及其指导所产生的冲击。这本书也是以历史为基础，但其所讨论的对象却是偏重在思想方面，对史实则不加以详述。所以最好是先读军事史然后再读此书，始可收融会贯通之效。

　　 富勒不曾写过一本以战略为题的书，但他的战略思想却可以从其对历史的分析中反映出来。尤其是在这本《战争指导》中更是如此。换言之，要想了解富勒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看法，必须精读此书。他的意见不仅能对当前世局的研判提供有价值的参考，甚至于还能帮助我们预测未来。

　　 蒋百里先生曾经说过：“战争是艺术，真正的名将是一种艺术家，他们的特性是独到，是偏。”实际上，此种说法对于任何天才型的人物都可以适用。富勒是一个才气纵横的人，他固然有其独到的见解，但有时却不免偏激。诚如哈克特中将(Heut．General John Hackett)在1963年英国三军学会颁奖致辞时所说的：“并非所有的人都同意其政治结论或接受其历史解释，对于一位如此具有挑战性的作者而言，那是不可能的。但无人会否认其结论的有力和解释的深入。”

　　 思想的精华

　　 富勒的著作极多，其思想的范围也极广，从大战略以至小战术无所不包，因此在研读其著作时必须首先了解其思想的基础，也就是其所谓的“军事发展律”(the law of military development)，事实上，即为达尔文进化论的延伸。富勒认为国家和军事组织一定要能适应环境，只有适者始能生存。此种原则所能适用的范围可大可小，所能适用的层面也可高可低，他认为思想必须有弹性，随着时代和环境而改变，而万不可僵化。他公开承认他是一位军人中的马丁·路德(Military Luther)，因为他曾经撕毁战争的旧约(Old Testament of War)。

　　 富勒非常重视技术因素。他说文明改变了，武器也会随之而改变，所以任何军事技术发展，若能善加利用，即可获得胜利。不过从长程的观点来看，技术并不能垂之永恒．不要多久的时间，又会恢复平衡的状态。所以每当不平衡时就会带来机会和危险，而平衡时就会产生僵持和险阻。

　　 富勒认为武器对战争的影响总是双方面的，因为战斗是意志和直觉的乘积。意志鼓励人接近敌人并将其毁灭；直觉促使人远离敌人以使其本身不被毁灭。所以一切武器的发展，基本原则都很简单，那就是剑与盾，象征着攻击与防御。所以一切将道的基础，即为以小心来节制大胆。简言之，攻击与防御是密切配合，结为一体的，好像一位拳击手的左右手一样。富勒认为攻守的密切配合为一切战争艺术中的一个常在因素。

　　 他在20年代即开始提倡机械化(Mechanization)的思想，他说：“当前的时代已大致为一个机械化的时代，所以在这个时代中的陆军必须走机械化的路线，因为军事组织是跟在社会组织后面的。”因为他认为：(一)一切战场上的车辆都必须是履带和装甲的，而最后飞机或火箭将变成武器中的王牌；(二)一切战略的目的，都是要使敌军指挥系统发生脱节和瘫痪。

　　 富勒又说：“现在是1920年，我们不要老是回头看1914年，我们的思想应该走在时代的前面，我们的眼睛应该向1930年看，否则我们将会成为时代的落伍者。对于科学而言，没有任何太神奇的东西——我们军人必须抓着魔术师的魔杖，并且强迫未来服从我们。”

　　 富勒在20年代即已认清只有机械化才能对两大战略问题提供答案：(一)避免僵持堑壕战的重演，那是旷日持久，劳民伤财，会使任何国家都元气大伤，无以善其后的；(二)尽量利用工业技术优势以确保不列颠及其帝国的安全，而不依赖大陆军。

　　 毫无疑问，在1917年到1918年之间的战车战术都是富勒的思想结晶，而英国战车兵团的建立也大体都应归功于他。但在战后他却才高见忌，一筹莫展。不过作为一位先知者，这样的遭遇又几乎可以说是命中注定。说起来也真很讽刺，他所著的《装甲战》(Armoured Warfare)一书在英国出版时只卖掉了五百本，而俄国人却译印了三万本分发给红军干部研读。

　　 富勒早年的著作是以提倡机械化和研究装甲战术为主。他对机械化不仅深具信心，而且近似狂热，他自己也说他是一位传教士，以宣扬装甲福音为己任。他认为机械化将在陆上战争的历史中带来空前未有的伟大革命，此种革命效果的惊人可以与火器的采用相提并论。

　　 到了晚年，富勒的思想和研究范畴才开始扩大。他的心灵已经比较成熟，而功力也已经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尤其是在《战争指导》这本书中有许多非常精辟的见解，足以发人深省。现在就略举数例如下：

　　(一)战争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具有有限的政治目的，另一类具有无限的政治目的，但对胜利者有利的往往是前者而不是后者。

　　(二)在战争中切莫让自己受到绝对观念的束缚，决不可作无可挽回的承诺或决定。战争像一种机会性的竞赛，没有预定的终点。在战争中，行动必须适应环境，而环境则是经常变动。

　　(三)野蛮的行为在战争中很少产生良好的效果，这是很少例外的真理。另一条真理是绝对不要逼迫你的敌人作困兽之斗，虽然你可能赢得战争，但必然会使战争作不必要的延长，并产生不利的后果。

　　(四)在战争的历史中可以发现，敌与友会时常交换。所以，当你击倒你的敌人时，应该迅速地扶持他再站起来，很可能下次你将需要他的帮助。

　　(五)尽管战争已经变得远较复杂，但战争依然还是战争，所以克劳塞维茨的名言“战争是国家政策的一种混合其他手段的延续”仍然有效。

　　(六)所有战争的目的，都必须是以最低的成本来建立较好的和平。

　　 从这些名言中我们可以体会到富勒的大战略思想与李德·哈特的非常接近，尽管他很少高谈大战略，而仅以《战争指导》为其书名(那是一个比较陈旧的名词)。

　　 与李德·哈特之比较

　　 富勒之于李德·哈特，其关系可以说是介乎师友之间。李德·哈特在1914年投笔从戎时，还是一位大学尚未毕业的青年(他在剑桥读近代史)，但他的确是个天才，其最初的表现是才优于学。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即因对步兵战术的研究受到英国陆军当局的赏识。但是他对于战略、战史，尤其是装甲战和机械化的问题，在当时还只能算是外行。他之所以能够走上学术研究的道路，实在是由于深受富勒的提携和指导之故。在20年代初期，正当富勒曲高和寡之时，李德·哈特也许可以算是其惟一的知音。

　　 李德·哈特非常人也。他虽然是由于富勒的指导，在学问和思考上才能更上层楼，进入新境界，但最后他还是能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另立宗派。李德·哈特在思想上虽以富勒为源头，但并不受其限制，他有其独立的路线，于是终成一代大师，取得与富勒分庭抗礼的地位。所以他们二人之间的关系的确可以算是学术史上的佳话。

　　 研究西方军事思想的人往往认为富勒和李德·哈特是同属一个宗派，所以他们的思想似乎是大同小异。此种意见大体而言是相当正确的。甚至于连英国三军学会也是同时颁奖给他们两位。在接受奖章时，李德·哈特在答辞中曾指出他们二人即令有任何观点上的差异，但彼此合作无间达四十余年之久。他说：“我们在追求军事进步之十字军中的合作实为一种最愉快的经验！”

　　 话虽如此，但是用功的读者还是可以从他们二人的著作中发现一些很重要的差异，此种比较性的分析不仅很有趣味而且也颇具学术上的价值。现在就列举几项如下：

　　 一、李德·哈特对克劳塞维茨的思想不仅不太重视而且颇有误解。譬如说，他称克劳塞维茨为“数量教主”(Mahdi of Mass)，实在是未之思也。他在其著作中对克劳塞维茨原文的引用往往断章取义，似乎是并未把原文看懂。总结言之，李德·哈特对克劳塞维茨思想所作的描述是歪曲的、不正确的和不公平的。又因为李德·哈特在他的时代也许是英语世界中读者最多的军事作家，所以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此种描述还是被许多人信以为真。

　　 在另一方面，富勒不仅对克劳塞维茨有较正确的认识，而且也对他推崇备至。在其《战争指导》的序文中，富勒曾尊称克劳塞维茨为“现代战争之父”，并且指出《战争指导》中论克劳塞维茨的那一章(第四章)是全书中最重要的一章。富勒又说在真正了解“战争是属于社会生活领域”的少数几个人当中，克劳塞维茨是第一人。有许多军人、政客及其他的人都经常引述、批评克劳塞维茨的理论，但在这些人当中真正曾经精读其伟大著作者可能百不获一。当我们在读富勒的著作时，尤其他所特别指出的那一章，似乎可以发现他对克劳塞维茨思想的了解和分析都远胜于李德·哈特。

　　 二、富勒的思想要比李德。哈特更科学化，他对技术因素的重视即为证明。富勒认为有一种“战争科学”(A Science of War)的存在，那是受到原则和定律的支配。富勒很重视所谓“战争原则”(The Principles of War)。在他的著作中曾经一再加以引用。反而言之，李德·哈特则认为战争原则是一种过分简化的观念(over－simplification)，他在《战略论》中曾经这样说：“近代的趋势是企图用一个字(指英文而言，在中文则为两个字)来表示某一原则——然后又需要用几千字来加以解释。即令如此，这些原则还是如此的抽象化，以至于对不同的人可以具有不同的意义，假使说它们还有任何价值的话，则完全有赖于个人本身对战争的了解。”

　　 三、在富勒的思想中，“决定性会战”是一个主要因素，而在李德·哈特的思想中，却有要求尽可能避免会战的趋势。李德·哈特重视战略(照传统意义解释)过于战术，而富勒的想法却和他恰好相反。富勒对野战战略(field strategy)很少讨论，那并非他缺乏思想的深度，而是他认为战略是一种实用科学，以若干不变的原则为基础，只要建立那些原则之后，也就无需再作较深入的研究。

　　 富勒认为拿破仑式的决定性会战应为一切军事活动的焦点。不过他又指出最重要的战争形式是使敌人精神崩溃(demoralization)，而不一定需要毁灭(destruction)敌人。于是他把战术分为两类：(1)大战术(grand tactics)的目的是使敌人组织瓦解(disorganization)和精神崩溃；(2)小战术(minor tactics)则以实际毁灭为目的。富勒于是又指出战车的威力是在精神方面，所以装甲战只会造成少量的毁灭，也是一种比较文明的战争形式。

　　 李德·哈特的中心战略观念，就是他的“间接路线”(Indirect Approach)。但富勒对此种观念却有所批评，他在1929年致书李德·哈特时，曾提出下述的警告：“若认为间接路线为万灵丹，那才是一种错误的想法。目的是要击败敌人，如果可以用直接路线来达到此种目的，那是再好也没有。间接路线只是一种不得已的下策。应采取何种路线，完全要由武器的威力来决定，假使当我遇到一个歹徒时，我有一把手枪而他没有，则我应采取直接路线，但假使双方都只带着短刀，则我也许就必须采取间接路线。”

　　 以上所云为富勒与李德·哈特在思想上的若干差异，不过总结言之，他们之间虽然有差异，却未妨碍他们的友谊与合作。

　　 富勒与李德·哈特均已先后辞世(李德·哈特死于1970年)，他们在学术上的成就也已盖棺论定，而其著作则已成为人类的共同遗产。今天距离他们两人的时代已经越来越远，但是他们的思想对我们还是有很多贡献的。孔子说“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假使我们想要在战略研究这一门学问中“出师”，则这些不朽的著作仍然值得我们认真研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