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明清三代战略思想简述·第七

作者：钮先钟 ·中国

出自————《战略家》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引言

　　 公元1276年，蒙古大军在伯颜指挥之下，攻入南宋首都临安(今杭县)，南宋遂亡，于是蒙古人正式入主中国，这也就是元代的开始。蒙古人是第一个在中国版图上建立统一帝国的少数民族。在此以前，中国虽有分有合，但概括言之，始终还是以汉人的统治为正统，而且少数民族也从未有能统一全国者。

　　 自从元代破了先例，在其后的两代中，最后的清代又是少数民族，只有夹在中间的明代给汉人扳回一城。在共长六百七十一年的三代中，明代仅二百九十四年，而元清两代合计为三百七十七年(元一百零九年，清二百六十八年)占半数以上。三代中就有两代是少数民族统治，可谓我国历史中所未有的创格。

　　 从战略思想史的观点来看，这三代也各有其特点，尤其是与在此以前的衰颓期比较，更是有显著的差异。本章拟照时间顺序来简略分析元明清三代中战略思想的特点，以及其演进过程，以供读者参考。

　　 元代

　　 元代以少数民族统一中国，开创从古未有的先例，已见前述。但元不仅统一中国，而且还在中国版图之外建立了更大的分立汗国，那虽然不属于我国历史系统之内，然就战略或战争的观点来看，则又还是联合成为一体。所以对其研究遂又不能仅以中国为限。

　　 因此，元史的研究也就非常困难，不仅牵涉范围非常广大，而且还有语文上的困难，尤其是人名、地名的翻译也不统一。明代修元史不仅资料不够完备，而且受到种族偏见的影响，记载和评论有时也欠公正。尤其是以军事方面而言，西征的部分在中国几乎没有记录，中国历史中只有南征的部分。

　　 蒙古武功之盛前无古人，就整个世界而言，都是如此。蒙古人口很少，据多方考证，在成吉思汗逝世时约为一百万人，其真正的蒙古军不超过十三万人。以如此渺小武力，而能攻无不胜，袭卷大半个欧亚大陆，真可算是奇迹。尤其蒙古人的征服高潮是在尚未入主中国之前。自成吉思汗即位起到忽必烈(世祖)灭宋，凡历五世，共七十八年。此后，蒙古人的国势就开始衰颓，不能再继续发展其先人的雄风。

　　 关于蒙古人远征作战的经过，固然已有相当完整的记载，甚至于蒙古的军制和武器也都已有若干深入的研究，但令人感到遗憾的是在战略思想领域中却缺乏适当的资料，而前人所作的研究也非常稀少。主要的原因是蒙古虽不乏杰出的战略家(例如速不台)，但他们本身都无著作，而且由于语文上的隔阂，后人也无任何记录。所以，要想分析蒙古人的战略思想，实在是相当困难，惟一的途径只能就其战迹来加以推断。

　　 首先应综合说明蒙古军事组织的优点和弱点：

　　 一、蒙古军事组织非常良好，其本身的人力虽不多，但却能发挥高度战斗效率，而且更善于利用少数民族的人力。蒙古的军制非常简单，从上到下都采取十进制，易于指挥、控制和重组。蒙古人本是天生的战士，几乎所有的男人都擅长骑射，勇敢团结，能忍受一切劳苦，在良好的组织之下，自然所向无敌。蒙古军虽以其本族人为主力，但又还是包含着许多其他民族在内。最主要的为色目人和汉人。所谓色目人大都是中亚(西域)的种族，因为眼睛蓝色，故有这样的名称。这些民族或为降军，或为自动投效的外籍兵团。在组织上也有两种方式：或以补充兵形式，直接编入蒙古军中；或编成独立单位与蒙古部队比肩作战(这与西方古罗马军制颇为相似，当时常为一个罗马兵团配属一个同盟兵团)。蒙古人有一极大特点，即几无种族歧视观念，外籍军与蒙古军待遇上完全平等，有功必赏，所以那些降军和外族都乐为效死。

　　 二、蒙古军的机动力极强，能发挥高度的行动自由。蒙古的精兵以骑兵为主力，其最大本钱为其马匹的攻击力和速度。马为蒙占军最基本和最重要的战斗工具，故以马的肥瘦决定用兵的时间，秋高马肥即为发动远征的理想时机。

　　 三、蒙古军善于运用火力，以机动冲力与密集火力相配合，投向敌人要害，足以构成致命的打击。所谓火力者又分为两种武器：弓箭与火炮。以作战而言，前者比后者远较重要。蒙古精兵以轻骑兵为主力，其所用武器以弓箭为主，不仅贯穿力强，射程亦远。据考证，蒙古人有四种弓和五种箭，性能各有不同，可以依照战术情况选择并联合使用。西方人的记载也说：“蒙古军弓强弩大，其轻箭镞小而锐，用以远射，重箭镞大而宽，可以破甲穿臂，断敌弓弦。”至于火炮则仅用于攻城。13世纪时，火器尚在萌芽阶段，其威力颇为有限，但精神震撼作用还是很大。此外，蒙古人在攻城时也使用发弩机、投石机等投射工具，其攻城序列(siege train)在当时要算是最优秀的。蒙古的炮兵、工兵等技术兵种都是由非蒙古人员编成，至于武器的制造则更是利用各国的尖端科技人才，元史有记载说“集中天下巧匠于燕京，大事制造回回炮”可为佐证。

　　 四、蒙古军在远征时，对敌情的侦察，效率极高，经常能找到敌方兵力部署上的弱点，然后以实击虚，发挥巨大的奇袭作用，真有如孙子所云：“兵之所加如以碫投卵者。”反而言之，其在行军宿营时都戒备严密，而且有良好的通信体系，所以不会受到敌人奇袭，能够确保安全。

　　 以上所云为蒙古军之主要优点，至于其弱点也可以分别简述如下：

　　 一、蒙古最初兴起时，兵力很小，作战区域也不太大，其部队机动力强，易于因粮于敌，因此，似无重视后勤之必要。但以后兵力数量逐渐增大，行动距离也日益伸长，于是后勤组织的简陋遂成为其最大弱点。所以，也使其原有的作战弹性大受影响，并且不能持久。不过，在后勤方面蒙古军又还有一特点，值得一提，但很少为人所注意。蒙古军有非常有效的军医组织，所谓“蒙古大夫”绝非开玩笑的说法，而的确有相当高明的医术，尤以外科为然。所以，蒙古军的伤患存活率颇高，对士气的维持有很大贡献(在西方历史中，只有拜占庭有如此类似的经验)。

　　 二、蒙古人生长于漠北寒冷气候中，不能适应炎热潮湿的天气，在热带地区作战时，其战斗效率遂不免大打折扣，尤其严重的是蒙古马要比人更难适应气候的改变，一到气候湿热的地方，马就很容易倒毙，这对蒙古军构成真正的致命伤。所以，在较后阶段的作战中，蒙古军的进度和战绩都比较差。例如远征占城、安南、八百媳妇时，曾屡次失利无功而还。

　　 三、蒙古人是纯粹的大陆民族，对海洋生活完全缺乏经验，所以，对海洋作战不仅缺乏准备，而且更心存畏惧，缺乏信心。其结果为两次远征日本都遭到失败，以及远征占城劳师无功。

　　 四、蒙古人虽能迅速地征服广大地区，但却缺乏统治能力，其所建立的汗国都很快地自动衰亡，只有在中国大陆上所建立的元朝，能维持较久的时间，那是应归功于汉人的合作。蒙古军在征服过程中也广泛地采取恐怖手段，凡拒绝投降的国家和城市都会受到极大的破坏。此种恐怖主义的心理效果虽能收效于一时，减弱抵抗，并加速其进度，但其后遗症则为增长其战后重建的困难。关于这一点，比较起来又只有在中国要算是例外。

　　 在战略思想领域中，因为缺乏原始资料，所以只能以前人的研究为依据而作综合阐述。

　　 蒙古人的辉煌战绩固应归功于其军事组织优良，和将士用命，但其战略的高明也是一个重大原因。明代学者顾祖禹(1631一1692)可能是世界上第一位研究蒙古战略思想的人。他根据蒙古军征服中国的用兵经过，再以其独到的地略学眼光来加以分析，认为蒙古人的确有其独特的战略观念，所以在其所著《读史方舆纪要》中曾经一再加以分析和赞赏。现在就择要略述如下：

　　 一、“吾尝于南宋奔亡之余，而反复三叹焉。蒙古之用兵也，纵横弛突，大异前代。临安未陷，两粤已为之破残……”

　　 二、“吾观从古用兵，出没恍忽，不可端倪者，无如蒙古忽必烈之灭大理也。”

　　 三、“吾尝考蒙古之用兵，奇变恍忽，其所出之道皆师心独往，所向无前，故其武略比往古为高。”

　　 基于以上的引述，可以说顾祖禹对蒙古战略思想真是佩服备至了。西方研究蒙古战略的学者也颇不乏人，他们的研究大致都是以西征为对象而不包括中国部分在内，所以可以与国人的研究互相参证，而收相得益彰之效。

　　 20世纪前期的西方战略大师李德·哈特，在其所著《战略论》中曾极端推崇蒙古人的战略思想。他说：“在中世纪时，最佳的战略范例不是来自西方而是来自东方。”他指出：“在规模上和素质上，在奇袭上和机动上，在战略性和战术性的间接路线(indirect approach)上，蒙古人的用兵在历史上都可以说无出其右者。”

　　 李德·哈特又说，他早年所著《不知名的名将》(Great Captains Unveiled)一书中，对蒙古人的战略和战术曾有较充分的讨论。而英国在1927年首次试验机械化部队(mechanized force)时，这本书曾被选为教材。

　　 李德·哈特的推崇蒙古战略思想，与顾祖禹可以说是无独有偶。李德·哈特认为蒙古人的思想和他所提倡的“间接路线”若合符节。但事实上，与其说蒙古人的战略所走的是间接路线，毋宁说蒙古人是对《孙子兵法》的精义，有深切了解。虽然并无任何证据足以证明蒙古将领曾经研读《孙子兵法》，但其行动之能够符合孙子的观念，却是确有事实的证明。

　　 孙子说：“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孙子主张“以迂为直，以患为利”，这也就是李德·哈特所提倡的间接路线。孙子认为：“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而在打击敌人时，又必须“势险节短”，这样才能像激水之漂石，鸷鸟之毁折。

　　 蒙古军的作战，几乎就是与孙子所说的完全一样”怪不得顾祖禹要说：“其武略比往古为高！”

　　 明代

　　 明代为汉族之复兴，但其文治武功在中国历史上都不能算是第一流，其领土也比元清两朝都小，而且边患始终不绝，最后又还是给于少数民族卷土重来的机会。

　　 但就战略思想的研究而言，明代却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时代。不仅所保存的资料比元代远为丰富，而且更有其前无古人的特点。为了简便起见，本文对明代战略思想的分析仅以下列三个问题为重点：

　　 一、开国阶段

　　 明之开国利用民族主义的力量，驱逐少数民族并不太困难。其战争的主要部分反而是以同时起事诸雄(张士诚、陈友谅等)为对象。就战略思想而言，有下述三点值得提出：

　　 一、明太祖(朱元璋)本人似乎颇有大战略头脑。他曾经这样说：“士诚恃富，友谅恃强，吾独无所恃，惟不嗜杀人，布信义，行节俭以与百姓共求复苏而已。”这一段话可以暗示他了解战略是不仅限于经济和军事，而政治和心理也许还更重要。

　　 二、有宿老朱升年八十余，明太祖亲访之于山林道院中。朱升告之争天下九字诀：“高筑墙，广积粮，晚称王。”这一段故事近似传说，但含有深意。“高筑墙”就是巩固战略基地，也就是孙子所云“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广积粮”即重视战略与经济之间的关系。在农业经济的时代，粮食是最重要的资源，不仅民以食为天，而且军无委积则亡。“晚称王”在政治战略方面更是一种非常微妙的原则。

　　 朱升的故事曾分别见于魏汝霖《中国军事思想史》(页一四四)及徐培根《中国国防思想史》(页六四〇)，但两书均未说明其资料来源。据《明史》卷一三六《朱升傅》，朱升之语为“缓称王”而非“晚称王”，“缓称王”有其战略意义。朱元璋在羽翼未丰之前暂缓称王，则可以不至于树敌过多，并获得自由发展的机会。

　　 三、明太祖在初起时颇能礼贤下士，争取人才，但在其政府中似乎并无真正第一流的战略家，这也就引起刘伯温(基)之谜。依照民间传说，刘基是明太祖的“军师”，换言之，他是张良、诸葛亮一流的奇人。事实上，从他所著的书(《郁离子》二卷)来看，他的思想是属于道家。他似乎并不擅长军事，甚至于更不会神机妙算(他是一个反阴阳五行之说的人)，现在流行的兵书《百战奇略》极可能是伪书。

　　 二、明代与海权

　　 就战略思想观点来看，明代的最大特点就是其与海洋的关系。对这方面研究的人也较少，所以特别值得在此作较详尽的探讨。

　　 概括言之，中华民族是一个大陆性的民族，民族的发展是由西到东，虽然很早就达到了海岸线，但几乎从未进一步向海洋作大规模或有计划的开拓。中国的外患来源主要地是在北面(包括东北和西北)，而海疆在明代前则都是最太平的边界。我国历史中的战争与海洋有关者少之又少，至于在战略思想领域中，海洋因素更是很少有人曾经给予注意。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从14世纪到17世纪的明代也就显得异常奇特。明代中国曾经是“世界上最强的海权国家”，所以，这一个时代在中国历史中真是令人刮目相看，但很遗憾，过去却很少有人研究，尤其是很少有人从海洋战略的观点来看这段历史。这里的分析是依照时代的先后分为三段：

　　 (一)郑和下西洋

　　 明太祖开国时虽然能光复中原把蒙古人逐出塞外，但后者的残存势力仍然相当完整，所以，也就使明廷不能不重视北疆的边防。另一方面，东南沿海地区的方国珍、张士诚等虽已败亡，但其余党逃入海中，对安全构成隐患。此外，日本倭寇也开始侵扰，在这样面对陆海双重威胁的环境中，政府在战略上也就必须作一选择。明太祖在权衡轻重之余，并吸取元代用兵海外失败的教训，遂决定重陆轻海的基本原则。他所采取的国防政策是：陆上用诸王将重兵守边，海上除设置卫所外，更禁止人民与外人接触以策安全。这也就是“明祖定训，片板不许入海”的禁海政策。

　　 明太祖死后，其第四子燕王朱棣起兵“靖难”，赶走了惠帝(太祖孙)，取得帝位，即为明成祖(永乐帝)。他的战略思想比起乃父是远为勇敢进取，陆上迁都北京，由“诸王守边”改为“天子守边”，并且亲率重兵五次入漠，以攻为守。海上在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首先恢复浙江、福建、广东三省舶司，放松海禁，接着在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六月，命宦官郑和率副使王景弘等出使西洋。所谓“西洋”大体是指印度洋而言，因为舰队向西航行，故称为西洋。郑和不仅负有外交和经贸任务，而且还率领着一支巨大的远洋舰队，执行国史中最大规模的权力投射(power projection)。

　　 郑和的舰队在当时世界上可以算是最大的海军兵力。据《明史》记载，其第一次出使时有“将士卒二万七千八百余人……造大船，修四十四丈，广十八丈者六十二”。据近人研究，除这六十二艘大舰外，整个舰队的大小船舶共约两百艘。郑和通常是由苏州刘家港出海，先到福建，等候冬季信风，再从福建沿中国海岸线向南航行。其巡弋范围遍历南海及印度洋周边各国，分遣队最远曾达到非洲东岸的木骨都束(Magadiso，即现在的摩加迪沙)。前后出使七次，每次往返约需二年，每次的行动规模和人船数量都大致差不多。

　　 郑和的兵力虽然非常强大，但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的次数却很少，其目的通常为剿平海盗，维护海路安全，协助友好国家平定内乱或抵抗侵略，其结果为“海道由是而清宁，番人赖之以安业”以及“自是海外诸番益服天子威德，贡使载道”。除此以外，郑和远航的大部分时间都是用来执行和平的任务，包括立碑、搜奇、贸易等在内。

　　 根据记载，郑和舰队所经过的国家有三十余国，但从不曾挟大国兵威强取豪夺，而只寻求发展与各国之间的友好、贸易、文化交流关系。而推动贸易时也完全遵守各国的习俗，他们和平地执行国家政策，非不得已决不使用武力，与后来的西方海权国家的血腥行为大不相同，这更足以表现我国文化中的王道精神。

　　 从战略思想观点来看，郑和出使更有值得深入分析的价值。第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是明成祖派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明史·郑和传》说：“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假使真是如此，则未免小题大做，所以，应有更深入的战略构想，否则实不必如此劳师动众。

　　 元朝灭亡不久之后，其裔帖木儿在中亚和西亚建立了一个新的蒙兀尔(Mogul)大帝国。靖难之变时，帖木儿获知中国内战的消息，遂决定出兵东向，企图重建蒙古人在中国的统冶。他的确曾在永乐二年(公元1404年)集中兵力四五十万人，准备攻明。这个情报可能使明成祖必须立即寻求对策，于是遂决定采取间接路线，派郑和出使西洋，其目的为联合印度洋周边国家共同围堵帖木儿的扩张，或至少牵制其由陆路进攻中国的行动。哪知道帖木儿在公元1405年病逝(即郑和奉命出使的同一年)，威胁遂自然解除。事后看来，由于郑和尔后的卓越表现，足以暗示大明帝国的确有机会建立世界史上规模最大的海洋同盟，并执行最早也是范围最广的围堵战略。

　　 帖木儿死后，帝国分裂，解除了对明朝的压力，郑和出使的战略意图也因而不显。不过，蒙兀尔帝国的继续存在仍使中国与西方的陆上交通受阻。因此，郑和从海上打开一条通道，在中国交通史上，仍不失为一种贡献。

　　 郑和的行动从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到宣宗宣德八年(公元1433年)，前后历时二十八年之久，充分象征中国海权思想的发扬。但非常可惜，在郑和最后一次远征之后，此种行动就突然中止。政府又重申海禁，其大舰队不久也化为乌有。此后不久，中国沿海即不断受到倭寇和海盗的侵扰，而最后更无力对抗西方帝国主义者的攻击。中国未能继续维持郑和所开创的海权优势，实为近代国史的最大憾事，深值得我们反省和探讨。尽管如此，郑和又还是给中华民族带来若干远程利益。中国政府虽从未鼓励海外移民，但由于郑和下西洋之故，而自动扩大了中国人的活动空间。从此海外华人到处建立其经济势力，连后来的西方海权也无法赶走他们。探本溯源，还应归功于郑和的七下西洋。

　　 (二)倭寇与海盗

　　 倭寇出现于中国沿海由来已久。明初，太祖严加防范，成祖大建海权，所以倭寇对中国最多只能构成治安上的骚扰，尚不至于成为国防问题。明代中期，内政日益腐化，军备日益废弛，海防问题也随之出现。倭寇最严重的时代是世宗嘉靖年间(1522－1566年)，沿海数千里同时告警，生命财产损失难以估计。所谓倭寇者又并非全是海盗，真倭不过十之二三，大多数都是中国人，所以严格地说，倭寇是一种介乎内乱外患之间的威胁。

　　 倭寇的长期侵扰在战略思想领域中形成一种刺激。我国古代的兵书几乎很少有以海洋战争为主题的。海洋战略思想萌芽可以说受倭寇之赐。最早的书可能是郑若曾所著的《筹海图编》，全书共十三卷，图一百七十二幅，约二十六万字。对于中国沿海地理、海防战略、武器设施等都有详尽的论述。

　　 其最大的特点是提出海防战略的三大原则，即所谓“御海洋，固海岸，严城守”。其中最值得重视的又是“御海洋”的观念。它认为海防必须防之于海，主张“哨贼于远洋，击贼于近洋”。用现代语来解释，“御”的意义就是“制”，“御海洋”也就是“制海”。因此，可以肯定地说，“制海”观念在中国战略思想中的出现是远比西方要早。

　　 顾祖禹也有类似想法，但分析则较深入。他说海防有三策：“拒之于海外，毋使入港为上策，却之于沿海，毋使登陆为中策；迨至登陆而围歼之为下策。”这与现代海军战略思想，尤其是反登陆战的原则，完全吻合。亦即所渭“鏖战于海岸，不如邀击于海外”。

　　 倭寇之患终获解除，其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现在略论如下：

　　 一、明朝经由俞大猷、戚继光等名将的合作努力，并付出相当重大成本，终于将倭寇扑灭。在此过程中又都是以陆战为主，这也正是“下策”，不仅战斗极为艰苦，而且沿海富饶之区也备受蹂躏，对于国力产生极大的消耗，加速明朝的衰亡。

　　 二、倭患的逐渐消灭又与日本国内政情有关。丰臣秀吉时代(1583－1603)为实现其征服东亚的野心，曾有一连串禁止海盗的措施，目的为转化民间武力为正规海军。以后两次侵韩失败，倭寇来源更受影响而减少。

　　 三、最后还有一个有趣的原因，那就是本来与倭寇合作的中国海盗势力日益壮大，逐渐与倭寇冲突，并使后者的生存空间日益缩小。在官军与海盗的双重压力之下，倭寇遂终于被迫出局。

　　 16世纪中叶以后，代替明朝海军和倭寇而主宰中国海域的主力为本国海盗。这种海盗有严密的组织、优秀的舰队，近似“独立王国”。其实力最大者不仅控制海上交通线，而且更垄断海上贸易的实际利益(一般商船都要向他们交纳保护费，而他们自己也兼营贸易)，而成为明代海上活动的真正主角。虽然此时西方海权的先头部队，例如葡萄牙、荷兰的船只已经来到，但还只能算是配角而巳。

　　 海盗的存在几乎与明代相终始。明亡时，更变成爱国志士企图复国的主要凭借。这样也就要谈到第三个故事：明郑与台湾。

　　 (三)明郑与台湾

　　 明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清兵入关，同年明宗室福王即位南部，史称南明。直到1683年，清军进入台湾，明代始正式结束。这最后四十年可以称之为“烈士时代”，中华民族的精英分子为了维护民族文化所作的牺牲真是壮烈无比，而其中最杰出的代表即为郑成功父子(史称明郑)，明郑是继郑和之后再次出现海权特征时代，尤其难能可贵的是明郑海权几乎改变了历史，并为未来的海洋中国提供惟一的经验。

　　 郑成功之父芝龙本是闽海最大海盗，受抚后仍保持独立态势。清军南下，芝龙迎降，而成功则独举义师，纵横海上，成为历史上伟大的民族英雄。他凭借海权优势，取金厦两岛为基地(公元1650年)并北伐南京(公元1659年)。这十年是明郑的黄金时代。北伐是明郑兴衰的关键，郑军“众十余万，戈船数千”为我国历史中最远程、最庞大的两栖作战。可惜功败垂成，明郑从此元气大伤，除仍能制海外，陆上已难有所作为。

　　 此后，成功遂击败荷兰人，收复台湾来作复兴基地(公元1661年)。可惜次年(公元1662年)成功即病死，其复国事业由其子郑经继承。这个海上政权一直维持到1683年(清康熙二十二年)始结束，为篇幅所限，对这段历史无法细述，只能对战略思想扼要分析如下：

　　 郑成功矢志复国，不计成败以寡敌众，其忠忱勇气都值得后世景仰，但从战略观点来看，则至少是瑜瑕互见。最可惜的是郑经退守台湾之后，有一段长达十年的冷和阶段(1663－1672)，他不曾努力开发台湾，和拓展国际经贸关系，以厚植国力，尤其不曾乘机向东南亚发展，以扩大其复国基地(当时，他有机会攻取菲律宾但不曾认真考虑)。当然郑氏父子的心情可以谅解，他们肩负着反清复明的历史使命，遂无法集中全力来建设海洋中国。结果，陆上行动的失败又影响海权的发展。最后，海上优势逐渐丧失，并终于难免败亡的命运。这一段往事实在是值得后人深深省思。

　　 三、明代战略著作

　　 有明一代战略著作颇多，无法一一列举，但至少有两部巨著应特别提出介绍，因为它们的确可说在我国战略思想史上大放异彩。

　　 一、茅元仪(1594－1644)所著的《武备志》。全书共二百四十卷约二百余万字，其篇幅之巨打破兵书的历史记录，尤其是以个人力量编成一部如此完整的军事百科全书，也可能已打破世界历史记录。他著书共花了十五年时间，其所包括范围真是包罗万象。全书分五大部分：(1)兵诀评。(2)战略考。(3)陈练制。(4)军资乘。(5)占度载。当然，我们不能以现代眼光来批评古人，但以当时的情况言，应算是了不起的成就，甚至于今天研究我国古代军事战略时仍应视为重要参考书之一。

　　 顾祖禹(1631－1692)所著的《读史方舆纪要》、全书共一百三十卷，约二百八十万字，所引用地名有三万个之多，为世界历史中最伟大的军事(战略)地理著作，诚可谓民族之光。顾氏从二十九岁时开始著书，二十年间十易其稿，到五十岁时才完成，其治学的精神和努力都深值后人景仰。此书虽以地理为主体，但著者有高深的战略修养，其在战略方面所作的论述都含有高度智慧，具有永恒价值。

　　 此外，在海权思想方面，郑若曾所著的《筹海图编》已见前文，故不赘述。总结言之，明代的文治武功虽不算第一流，但在战略思想上却有超时代的成就。

　　 清代

　　 清代入主中国建立我国历史上第二个少数民族统治，其文治武功之盛比元不足但比明则有余。不过，从战略思想观点看清朝，则成就似乎很乎凡，尤其是在太平天国与鸦片战争之前，更是乏善可陈。

　　 以太平大国为起点的长期内乱，加上欧风东渐，外患日趋严重，遂自然对中国精英分子思想构成强烈冲击。太平盛世的美梦开始觉醒，而忧患意识也随之产生。

　　 所谓中兴名臣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等，都有相当卓越的战略思想，虽不能形成完整体系。四人之中，胡林翼曾著有《读史兵略》(正编四十六卷，续编二十八卷)，虽无特殊高深见解，仍不失为一家之言。曾国藩虽无著作，但从其日记、书信、奏议等资料中可以发现他有战略天才，并曾提出若干颇有创意的战略观念。例如其在创练湘军时所提出的建军原则：“营官二百两，长夫一百八十人。”表示他对组织和后勤的确有超时代认识。

　　 海防与塞防之争为清代同(治)光(绪)年间一次重要的战略大辩论，对此后我国的国家安全有极深远的影响。在此争议中双方主角即为左宗棠和李鸿章。至于参加辩论的精英分子则更多，有沈葆桢、郭嵩焘、张之洞等，无法一一列举。他们所持的论点，自今日视之也许不足为奇，但我们不应用现代眼光来苛责古人，因为任何人的思想都必然受到时代与环境的限制。所以，尽管有人认为左宗棠误用“骑射时代”的思想于“炮舰时代”，李鸿章“但知有洋务，不知有国务”，实均非持平之论。事实上，当时知识分子爱国心切，言论激昂，不仅切中时弊，而且也开风气之先，可供后人楷模。其意义实极深长，其影响亦复久远。

　　 西欧海权与俄罗斯陆权同时进向东亚，形成李鸿章所谓“千古未有之巨变”，但揭开变局序幕者又是鸦片战争(公元1840年)。鸦片战争是我国有史以来所受到的第一次大规模海上攻击，西方船坚炮利的战略优势对一向以“天朝”自居的中国士大夫产生强烈的震撼，于是他们纷纷提出意见，但真能高瞻远瞩，有资格算是战略思想者则少之又少。惟一值得介绍的可能仅为林则徐(1785－1850)和魏源(1794－1857)。

　　 林则徐是鸦片战争中中国方面的主角，他很早即对英人野心和世界情况有相当了解，他也曾对海防提出最原始化的战略构想，主张弃大洋，守内河，并主张“能守而后能战，能战而后能和”的基本原则。最后，他还提出“以夷制夷”的观念和以贸易为手段。他说：“驭夷不外操纵二端，而操纵便在贸易一事。”

　　 不过，从战略思想观点来看，林氏只能算是先驱者，真正能够提出有系统理论的人则为他的友人魏源(默深)。后者固然深受林则徐的影响，但能著书立说，成一家之言，实可谓青出于蓝。

　　 魏源常被后世学者誉为中国的马汉(A．T．Mahan)，其实他的时代要比马汉早半个世纪。其传世之作《海国图志》，不仅是我国最早的世界政治地理著作，也象征现代海洋战略思想在中国的萌芽。其卷二《筹海篇》中含有很多的创新观念，并与以后马汉在《海权对历史的影响》一书中所提出的基本观念不乏吻合之处。这也是两人常被相提并论的理由，甚至于还有人认为马汉可能曾受魏源影响，但并无确证，不过，《海国图志》曾被译为日文则为事实。

　　 虽然，以魏源为起点，清代精英分子虽多主张“师夷之长技”，但他们似乎仅知重视武器技术，并无人尝试引进西方战略思想。直到民前六年，清廷始设立陆军学堂(为三军大学的最早前身)，西方军事思想才开始从日本间接引入。克劳塞维茨的最早译本也可能是在此阶段产生。海军引入西方技术虽较早，但思想方面反而落后，最令人不解者是海军出身的严复(几道)虽以翻译西方名著出名，但从不曾介绍西方的战略思想，他与马汉差不多同时，应该看过马汉的著作，但很具讽刺意味，马汉的《海权对历史的影响》是直到1990年才有中译本。

　　 结论

　　 辛亥革命结束了满清王朝，也结束了中国战略史的近代，此后历史进入现代。如何融合中西思想而在我国战略史中开创新纪元，将是我们这一代研究战略学者所应完成的光荣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