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与诸葛亮：比较研究·第五

作者：钮先钟 ·中国

出自————《战略家》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引言

　　 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曹操和诸葛亮也许要算是知名度最高的历史人物。诸葛亮被尊称为三代之后惟一“完人”，尤其是作为“军师”的地位更是受到后世的普遍肯定。反而言之，曹操却很不幸，被后人贬抑为千古“奸臣”的代表，几乎已经没有人记得他的优点。于是在中国文化中，他们两人已经变成两种对立的典型，从京剧演员的脸谱上即可以获得这样的认知。

　　 诸葛亮是好人，似乎从来没有人提出反对意见，但他是否真如一般人所想像，那样足智多谋、神通广大？曹操是坏人，即令是如一般人所认定，但他是否除了奸诈险恶以外，就一无是处呢？这是一个很有趣也很有意义的问题，但从来很少有人对他们两人作一比较研究。

　　 当然要比较历史中同时代的两位风云人物，是一件很困难的工作，尤其是基于不同的观点，又可能会得到不同的结论。本章所采取的观点是战略研究观点，但也触及历史本身的研究，希望能从此种比较来对历史人物作若干新的评估。

　　 时代与生平

　　 曹操(155－220)比诸葛亮(181－234)早生二十六年，早死十四年，他们大致都是属于三国时代。所谓“三国”是一个含义模糊的名词。严格说来，要到曹丕篡汉称帝，历史才正式进入三国时代，那是公元220年，即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同时也是魏文帝黄初元年。刘备称帝是在公元221年，而孙权称帝则更迟到公元229年。但事实上，赤壁之战后(公元208年)天下三分之势即已形成，所以从战略观点来看，把这一年定为三国时代的起点似乎比较适当。在此以前还应该算是汉朝的末期。

　　 黄巾之乱后(公元184年)，东汉王朝的统治已摇摇欲坠，宦官外戚争权夺利。中平六年(公元189年)汉灵帝死，外戚何进拥立其甥刘辩，是为少帝。何进企图专政，与袁绍等密谋，召并州牧董卓入京，准备将宦官一网打尽。不料事机不密，宦官抢先杀了何进。袁绍等发动反攻，尽诛宦官二千余人，结束了外戚宦官的互斗。接着董卓领兵进入洛阳，废少帝并改立其弟刘协，是为献帝。

　　 董卓专政引起朝野上下不满。初平元年(公元190年)关东各州郡组成联军，推袁绍为盟主，共讨董卓。袁绍不仅有“四世三公”的背景，而且兵力也最雄厚，其被推为盟主实乃理所当然，至于曹操在联盟中只能算是小人物，他不仅没有自己的地盘，甚至于五千人的兵力都是七拼八凑而来。但他却已经开始表现出惊人的机智和勇敢，令人刮目相看。

　　 董卓被消灭后，中原变成权力真空，接着就是军阀混战。在此长达十余年的混战中，曹操终于扫平群雄，逐渐掌握中原的控制权。最后的惟一劲敌仍为袁绍，曹操又还是能够以少胜多，终于在官渡之战中彻底击败袁绍(公元200年)，并建立统一中国的初步基础。

　　 曹操对袁绍的胜利真可谓得来不易。其理由安在？诸葛亮在其《隆中对》中曾提供非常合理的解释：“曹操比于袁绍，则名微而众寡，然操遂终能克绍，以弱为强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诸葛亮所说的“人谋”，其意义即为“战略”。

　　 战略是现代名词，又可分为两个层面，即为军事战略和大战略。我国古代所用名词，例如计谋都含有战略的意义，至于“用兵”则是专指军事战略而言。三国时代可谓人才辈出，但以军事战略而言，又还是无人能及曹操。诸葛亮在其《后出师表》中所云：“曹操智计，殊绝于人，其用兵也，仿佛孙吴。”足以显示他对曹操的善于用兵，推崇备至。

　　 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七月，曹操大举南征，荆州顺手而下，接着即为“赤壁之战”。在孙、刘协力抵抗之下，他输掉了这场会战。从此曹操不再有进一步的发展，鼎足之势也终于形成。

　　 赤壁之战的前一年(公元207年)，刘备三顾茅庐请出了诸葛亮。他那时只有二十六岁，要比刘备小二十岁：诸葛亮对刘备的贡献是尽人皆知，在此不必细述。总而言之，他是历史小说中最伟大的人物。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根据正史的记载，可以发现小说(《三国演义》)的描述有很多夸大不实之处，并且使后世产生了很多的错误认知。

　　 首先应指出，陈寿的《三国志》是一部合格的史书，尤其是其对诸葛亮的评论不仅是公正客观，而且更可以说是推崇备至。陈寿在《诸葛亮传》中所作的总评指出：

　　亮才子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于优于将略。而所对敌或值人杰，加值众寡不侔，攻守异体，故虽连年动众，未能有克。昔萧何荐韩信，管仲举王子城，皆忖己之长未能兼有故也：亮之器能政理抑亦管萧之亚匹也，而时之名将无城父，韩信，故使功业陵迟，大义不及邪？盖天命有归，不可以智力争也。

　　 陈寿的评论值得深入分析，可以分为下述四点：

　　 一、大战略与军事战略是两个不同的层面，长于前者不定长于后者。

　　 二、战争是一个相对性的问题，对方指挥官的水准，数量的差距，攻守异势都足以影响胜负，孔明固然是天下奇才，但司马懿也非弱者。

　　 三、诸葛亮并非不知良将之重要，但蜀国是一个落后小国，他无法找到适当的人才，此即俗语所谓“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

　　 四、战争的确是会受到天命的影响，所以并非完全可以凭借智力来决定胜负。

　　 陈寿把诸葛亮列于和管仲、萧何平等的地位，可以说是非常得体，因为他们都是良相而非良将。在此又不禁令人想到西方历史的类似故事，假使俾斯麦没有老毛奇来与他配合，则他也还是不能三战三胜，完成德国的统一大业。

　　 尽管如此，但后世还有人对陈寿不谅解，认为他不应批评诸葛亮“奇谋为短”。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其原因是小说和民间的传说把诸葛亮形容成一个“完人”，所以大家都不愿意看到他们心目中的完人形象受到破坏。事实上，人一定会有弱点和犯错误，即令是完人也在所难免。

　　 清代学者章学诚在《丙辰剳记》书中指出：“凡衍义之书如列国志……金瓶梅之类，全凭虚构，皆无伤也。惟三国演义则七分实事，三分虚构，以致观者往往为所惑乱。”历史所要求者为“真实”(truth)，假使书中有三分虚构的小说居然被大家视之为真实，则所造成的伤害的确是太大了。诸葛亮是小说所塑造的第一尊完人偶像，所以关于他的事实也就受到非常多的歪曲和误解。

　　 首先从“军师”说起，它只是一种官衔，而并不具有全军之师的意义。诸葛亮最初是与庞统并为“军师中郎将”(见《庞统法正传》)，到曹丕称帝后，刘备的幕僚上书劝进，领衔的人是太傅许靖，军师将军诸葛亮则名列第三。可以证明“军师”只是一种头衔而并非职务(见《先主传》)。

　　 刘备在世的时候，诸葛亮的贡献似乎都是在外交内政方面，至于用兵作战，刘备常自有主张，并不一定尊重他的意见，甚至于也不征询他的意见。“成都平，以亮为军师将军。先生外出亮常镇守成都，足食足兵。”由此可见陈寿将其与萧何相比，实在是很恰当。

　　 刘备反而比较尊重法正的意见，《先主传》上说，他以诸葛亮为股肱，法正为谋主。所谓谋主就是现代语中的参谋长。建安二十三年(公元217年)刘备接受法正的建议，进兵汉中，这一次汉中战役打到建安二十四年才结束，刘备赢得一次光荣的胜利，也就是京剧中《定军山》这幕戏的来源。当曹操得知那是法正之谋，曾经这样说：“吾故知玄德不办有此，必为人所教也。”

　　 很可惜，法正在次年就死了，年仅四十五，刘备为之流涕累日，诸葛亮与法正虽好尚不同，以公义相取。亮每奇正智术。当刘备决心东征以复关羽之耻，群臣多谏不从，以后大败而归，诸葛亮叹曰：“法孝直若在，则能制主上，令不东行；就复东行，必不倾危矣。”由此可知孔明也自知刘备对他的信服是不如对法正的(以上均见《庞统法正传》)。

　　 诸葛亮是在刘备称帝后始出任丞相，到刘备死后才正式接管国政，至于亲自指挥作战则更是只限于“六出祁山”那个阶段(227－234)。虽然受到各种客观因素的限制，但他没有赢得战争又确为事实。因此陈寿的评语并非毫无根据。

　　 官渡与赤壁

　　 在战争研究的领域中，通常是分成三个层面。最高的层面为战争(War)，中间的层面为战役(Campaign)，最低的层面为会战(Battle)。战争可能依照空间或时间而划分成为几个战役，而一个战役之中又可能有几个会战。假使某一会战对于整个战争的结果产生决定性作用，则史学家称之为“决定性会战”(decisive battle)。古代的战争规模都不大，所以战役与会战几乎不可分，这样也就更增加了会战的决定性。所谓一战定江山，诚非虚语。我国古书一向对于“役”字和“战”字不加区别，混合使用，但时至今日，学者最好是用“XX之战”来表示会战，而不再用“XX之役”，以免混淆。

　　 并非所有的会战都具有决定性，实际上，历史中的决定性会战并不多。以三国时代而论，只有两次会战可以算是决定性会战。第一次是“官渡之战”(公元200年)，第二次是“赤壁之战”(公元208年)。这两次会战的主角都是曹操，前者使曹操稳定了其霸业基础，统治了全国的中央部分，解除了后顾之忧，后者使曹操统一中国的雄心受到严重的挫折，于是诚如诸葛亮所预测“鼎足之形成矣”。赤壁一战使统一的汉朝终于变成分裂的三国，对于历史而言，其为决定性会战应无疑问。

　　 建安五年(公元200)二月，袁绍亲率大军进逼黎阳，派大将颜良渡黄河围攻白马，曹操用声东击西之计，解白马之围并斩颜良。接着遂向延津撤退，袁绍派另一大将文丑追击，曹操又用诱敌之计，大败追兵，并斩文丑。曹操赢得两次序战之后，仍继续诱敌深入，主动撤回到官渡(黄河渡口)，于是双方相持达一段时间：

　　 十月，袁绍遣将淳于琼运粮，屯于鸟巢(在其大营以北四十里处)。曹操获得情报，立即亲率精锐五千人夜袭鸟巢，并放火烧粮。袁绍得知后，除派兵救援鸟巢外，更亲率大军进攻曹操的官渡大本营。虽情势颇为危急但曹操不为所动，终将鸟巢屯粮全部烧毁，始回师官渡。

　　 由于屯粮尽失，生命线被切断，袁军在心理上受到重大打击，甚至于自相惊怵，不战自溃。曹军乘势全面出击，大败袁军，歼敌七万余人，袁绍仅率八百骑逃回河北，从此一蹶不振。

　　 官渡的胜利还只是第一步，此后几年内，曹操乘胜北进，消灭了袁家残余势力，夺取了幽、冀、青、并四州之地。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又亲率大军出庐龙塞(今喜峰口)，击败与袁军残部勾结的乌桓部落，终于完成统一北方的工作。

　　 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七月曹操开始南征，他本以为可以获得一次轻松的胜利，顺利地完成其统一中国的大业，哪知事与愿违，真是有如诸葛亮所云“夫难平者事也”。曹操的计算照理说来应该是没有错。荆州的刘表懦弱无能，几乎可以说是毫无抵抗能力。而江东的孙权，在曹操眼中看来，只能算是乳臭未干的小孩。南征失败后，曹操才感慨地说“生子当如孙仲谋”，可以证明他始终把孙权当做晚辈看待。

　　 关于荆州的部分的确如其所料。本已多病的刘表在八月间忧郁而死，九月曹军兵临新野，刘表幼子刘琮迎降。寄居樊城的刘备在撤退途中也在长阪为曹军追兵所击败(长阪为地名，并无坡字)。不过，很侥幸，刘备还是保留了若干残余实力，与在夏口的关羽、刘琦部队会合，还有两万余人。这对于后事的发展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因为还有这点本钱，诸葛亮才敢于建议：“事急矣，请奉命求救于孙将军。”

　　 曹操进占荆州之后，立即对孙权展开招降工作，吴下群臣多主张投降，而只有周瑜、鲁肃等少数人主战。孙权本人也感到犹豫不决，幸亏诸葛亮此时到达，他的说辞非常锋利，直指孙权的心理弱点，才使他决心一战。

　　 孙权之所以不决，主要是由于兵力不足的考虑，当周瑜希望能获五万精兵时，孙权只能同意暂时给他三万人。所以刘备的两万人对于孙权和周瑜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有了这点兵力，遂能使孙权下定决心，使周瑜能完成其作战部署，尤其是更使刘备对孙权取得平等的同盟地位。

　　 赤壁之战的史料非常贫乏，严格说来，我们实在不知道它是怎样打的，甚至于也不知道其正确时间和地点。根据历史记录，可以勉强获得下述几点认知：

　　 一、双方兵力：联军方面很容易确定，周瑜有三万人，刘备有二万人，合计为五万人。但曹军的数量则较难估计，八十万当然是夸大其辞。周瑜认为总数不过二十万，其余部分为荆州降军，不可信赖，素质也差。其北方部队不但不服水土，而且也不善水战。诸葛亮的估计与周瑜大致相同，不过有两点必须说明：(1)总兵力与会战兵力，并不相等。曹军南来，对于后方若干城镇必须留下驻军，所以投入会战的兵力必然比总数少，也许相对于联军只是略占优势。(2)水战是一重要因素，这个战场很特殊，两军主力相隔一道大江，因此，不善水战的部队必然居于劣势。

　　 二、时间地点：曹操九月进入荆州，接着他要接收地盘、调整部署并等候东吴对招降的回答，花掉一个月的时间，似乎是很正常。所以，会战发生的时间应该是在十一月，假使此种推断正确，则又可以获得两点结论：(1)曹军确已成强弩之末，此时北方部队早已归心似箭；(2)长江流域十一月号称小阳春，吹东风是常事，所以孔明也就不必“借”了。地点也是一个谜，现在大家都认为是在湖北嘉鱼县西南，赤壁是一座山，位于长江右岸，周瑜的主力位置在此。对岸为乌林，也就是曹军的集中地。所以，一般人说“火烧赤壁”是完全不对的，烧的是乌林而不是赤壁。

　　 三、会战经过：历史对这次会战的经过记载得非常简略，而也很模糊。我们对双方“战斗序列”完全不知道。只有两个因素可以确定，那就是“欺骗”(deception)和“奇袭”(surprise)。黄盖诈降使曹操受骗，于是产生了奇袭作用，终使北军大败。有人认为曹操那样精明的人怎么会受骗，似乎不可思议。实在很容易解释，当时东吴群臣，尤其是老一辈，想降曹的人很多，所以黄盖真想投降并非不可能。“火攻”在古代很普遍，《孙子》列有专篇(第十二篇)，为何曹操不曾注意，也许是孙子虽曾说“凡火攻有五”但并不曾把“火船”列入。最后还有一点必须指出，由于受到小说夸大描写的影响，许多人以为曹军是一把火烧垮的。事实上绝非如此，火攻只是会战的序幕，假使联军不发动突击，则曹军不会自动崩溃。

　　 四、刘备的贡献：于是又引到另外一个疑问：刘备在会战中扮演何种角色？照历史和小说的记载，这场会战好像是周瑜一个人打的，刘备只是旁观而已。事实上绝对不可能如此。联军一共只有五万人，刘备所部占了两万，在决定性会战中居然不参加，岂非怪事。刘备参战，另有一项旁证，后来发生荆州主权争论时，关羽曾指出：“乌林之役，左将军身在行间，寝不脱介，自力破魏，岂将徒劳而无块壤？”因此似乎可以假定在会战时，周瑜是从长江南岸直趋北岸，发动正面攻击。在此同时，刘备的精兵就在北岸上打击曹军的背面，与南面登陆的吴军会合，前后夹攻之下，曹军才会全面崩溃。这样的想像可谓入情入理，但可惜历史并无这样的记载。

　　 五、胜负与后果：赤壁之战虽缺乏完整记录，但其胜负与后果却十分明白。曹操的确遭遇到一次惨败，而更重要的是从此他对南征的兴趣已大打折扣，以后他虽曾再度征吴(公元213年)，但只是半途而返。所以三国的时代也就从此真正开启。

　　 此外还有两个问题值得推敲。其一是以曹操那样伟大的战略天才为什么会如此惨败？其次是诸葛亮对于此次会战有何直接贡献？

　　 先从曹操说起。古今中外的名将都曾打过败仗，此所谓胜负乃兵家常事，曹操也自不例外。至于他之所以输掉这次会战，其主因是天时地利人和三种因素都对他不利，而他对于晚一辈的人才周瑜、孙权、诸葛亮等都无认识，并且作了过低的评估。简言之，对酒当歌的曹操到此时已经不免有自满轻敌的趋势。

　　 现在再说到诸葛亮。他在战前说服孙权，使其决心一战，应该算是他的最大贡献，但在会战中，他既不曾借东风，又不曾草船借箭，甚至于他也不曾像刘备那样身在行间。所以总结言之，他对于会战本身并无任何直接贡献。

　　 战略与大战略

　　 曹操不仅天才极高，而且也非常好学。陈寿说他“博览群书，特好兵法”。据说他也写了不少的军事著作，有《孙子略解》一卷、《兵书摘要》十卷、《兵书要略》九卷、《兵法》一卷。但非常可惜，这些书到今天都早已完全散佚。

　　 不过从战略思想的观点来看，曹操的最大贡献又还是他对《孙子》所作的注解。曹操是第一位注解《孙子》的人，而他的注解也的确非常有价值。他不仅能以精练的文字解释孙子思想的重点，而且还常能根据其本身的经验，来对孙子的见解作更进一步的阐明。所以“曹注”是备受后人尊重，并且也替后世注解《孙子》的学者建立一种适当的模式。仅凭此一贡献，即可以奠定曹操在战略思想史中的不朽地位。

　　 曹操不仅精通兵法，而且更善于用兵。诸葛亮称赞“其用兵也，仿佛孙吴”可为定论。简言之，曹操之于孙子，可以说是学以致用。宋代的何去非，毕生研究武学，用现代眼光来看，可以算是一位专业性的战略家，他曾参加《武经七书》的校订工作，并曾任“武学博士”，在我国战略思想史中获有此项荣衔而有文献可考者可能仅有他一人。在其留传的《何博士备论》书中曾有下述的名言：“言兵无若孙武，用兵无若韩信，曹公。”诚可谓要言不烦，足以说明曹操与孙子在思想上的渊源。

　　 诸葛亮在蜀国亡国时还留有很多文件，经过陈寿等人整理，删除重复，编为二十四卷，并在《三国志·诸葛亮传》中列出“诸葛氏集目录”，说明共十万四千一百一十二字。现在原书已不存在，但从所列目录内容看来，大致都是与内政有关，其有关军事的部分不及一半，尤其是对大战略层面更是很少触及。

　　 此外，后世又有若干兵书都题为诸葛亮著，例如《将苑(心书)》、《便宜十六策》等，而清人张澍还编有《诸葛忠武侯文集》。不过那些书是否为诸葛亮所著实在颇有疑问。尤其是若从它们的内容上来看，大致都只是限于用兵的层面，几乎很少能够达到较高的层面。因为我们相信有如陈寿所云，用兵(军事战略)并非诸葛亮所长，所以，这些书即令真是诸葛亮所著，也不一定有太多的价值。

　　 然则又有何种文献足以显示诸葛亮的确是长于大战略，或者他确有高人一等的大战略思想。事实上，不需要多所举例，有两篇几乎是尽人皆知的名文都能充分表现出诸葛亮的大战略天才和特长。

　　 第一篇是《隆中对》，那是诸葛亮在初出茅庐之前与刘备纵谈天下大事的谈话记录。陈寿在《三国志》中有完整的记载，被世人公认为非常重要而可以信赖的资料。《隆中对》可以显示作为大战略家的诸葛亮，眼光是如何高远，思考是如何周密。甚至于可以说，仅凭《隆中对》即可了解诸葛亮的原始大战略构想。这一篇文章与诸葛大名同垂宇宙，其内容值得精密分析。

　　 第二篇是《后出师表》，因为陈寿在《三国志》上只记录《前出师表》全文，而完全不曾提到《后出师表》，此表只见于裴松之注。裴氏说：“此表为亮集所无，出张严默记。”表中有“丧赵云”一语，据考证，赵云死于后主建兴七年，而亮上此表时为六年，不应有此记载，所以后世遂有人认为此表为伪作。黎东方先生在《新三国》书中曾予以辨正，认为仅凭此一时间记载，而无其他旁证，不足以证明此表为伪作。

　　 不管是真是假，本章的目的不在于考据，而是认为从《后出师表》的分析中可以对诸葛亮的大战略思想获得更深入的了解。因此，遂又可以断言该表不可能为伪作。因为只有诸葛亮能写得出这样的文章，而且这篇文章也能充分说明其晚年的处境和思想。

　　 因为二文都相当长，所以不拟全录。好在以本书读者的水准而言，大致都已读过这两篇文章，至少是不难找到其全文。在阅读下文时，请同时参照原始资料。

　　 诸葛亮在与刘备的对话中，首先以曹操能胜袁绍的实例，说明事在人为，成功要靠人谋(战略)的基本道理。接着就作情况分析，并获致四点结论：

　　 　　一、不可与曹操争锋。

　　 　　二、江东可以为援而不可图。

　　 　　三、荆州为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

　　 　　四、益州刘璋软弱，智能之士思得明君。

　　 基于以上的分析，则刘备所应采取的大战略遂至为明显：

　　 　　一、夺取荆益二州，以为霸业基地。

　　 　　二、利用内政外交以巩固权力基础。

　　 　　三、天下有变，始发动钳形攻势，以期一举而兴复汉室。

　　 很明显，诸葛亮所提出的是远程计划，自然没有预定的时间表，其所重视者为总体而非细节，为未来而非现在，其所拟定行动分三阶段是完全合乎逻辑，而其中心观念即为“联吴伐魏”，三个权力集团之中，曹操势力最大，刘备势力最小，刘备若欲击败曹操，则必须与强权结盟，此乃自然之理。所以，在诸葛亮尚未出山之前，即已确认“联吴”为其大战略计划的主轴。诸葛亮在整个计划中所最重视者为第二阶段，必须能“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然后刘备始能立于不败之地。

　　 于是才达到第三阶段，诸葛亮又作一假定：“天下有变。”这一点非常重要，必须天下有变，始能发动最后攻势。但若无变则不可轻举妄动，而只能隐忍以待时。

　　 诸葛亮出山是建安十二年，次年即发生赤壁之战。战后获得机会使其大战略计划的第一阶段得以逐步实现，但等到“跨有荆益”之后，吴蜀关系已日益恶化，于是局势的发展遂有如《后出师表》在结尾处所云：“吴更违盟，关羽毁败，秭归蹉跌，曹丕称帝。”诸葛亮在《隆中对》中的原始大战略构想遂从此不再有实现的可能。

　　 刘备死后，诸葛亮始正式当国(公元223年)，到后主建兴十二年(公元234年)才逝世，所以，这十一年间应可称为“诸葛亮时代”。他的处境非常恶劣，所接管的是一个脆弱而危险的国家。外交上完全处于孤立，内部危机重重，已有分离分子出现，而边区还有南蛮的叛乱。所以，诚如诸葛亮所云：“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

　　 面对这样的环境，诸葛亮又应采取何种大战略？他所作的决定有二：(1)联吴制魏；(2)以攻为守。

　　 “联吴”本是《隆中对》的基本观念，诸葛亮对此深信不疑。过去因为种种原因，以至于未能贯彻，并导致不利的后果，现在再来重谈联吴的老调，当然会遭到更多的困难。但诸葛亮仍能毅然采取与吴结盟的政策，实可充分显示其果断和明智。诸葛亮的联吴要算是相当成功，自他执政之后，双方即能合作无间，使蜀国解除东顾之忧，甚至于在其逝世之后，此种政策仍能继续推行，直到蜀亡时为止。

　　 “以攻为守”是在诸葛亮执政之后才出现的新观念，曾经引起很多的争论和反对。诸葛亮为什么要坚持采取伐魏的行动的确令人感到疑惑，而尤其是他在《隆中对》中认为必须“天下有变”始可发动攻势，现在天下无变，而“益州疲弊”，为什么还要劳师动众，的确令人对孔明的神机妙算，有一点莫测高深。

　　 假使说诸葛亮的目的是只限于防守，则似无一再发动攻势之必要。因为益州险塞，只要凭险固守即能达此目的，于是可保存较多资源以厚植国力。反而言之，以诸葛亮的战略修养，应知天下三分已成定局，如果天下无变，仅凭一州之地，根本不可能收复中原。所以，他的行动似乎已经违反自己的原则。

　　 然则诸葛亮决心伐魏是否真是自有道理？《后出师表》一文实际上即为诸葛亮对其大战略(政策)所作的辩护和解释，这一篇文章值得深入分析，其理由即在此。

　　 诸葛亮当政之初，首先是整理内政，平定南蛮，到建兴五年才领兵进驻汉中，开始伐魏的行动。次年春季，战争正式展开。最初进展颇为顺利，其主因是魏国上下以为“蜀中惟有刘备，备既死，数岁寂然无声，是以略无备预，而卒闻亮出，朝野恐惧，陇右，祁山尤甚，故三郡同时应亮”。但由于诸葛亮误用马谡为前卫指挥官(督诸军在前)遂败于街亭。这次失败对诸葛亮是一严重打击，使国内反战派有了对他大肆攻击的机会。诸葛亮遂不得不杀马谡并自贬以平众怒，但诸葛亮并未改变其决心，到年底(或次年初)又发动第二次攻势，行前发表《后出师表》，其目的即为对具攻势战略作一次总辩护，并解释蜀国此时必须以攻为守的基本理由。

　　 《后出师表》也像《隆中对》一样，足以充分显示其作者的高度智慧和见识。从事战略研究的后世学者，都应视之为思考和写作的典型。现在就将其原文大意分析如下：

　　 诸葛亮首先举出先帝的遗命以说明其政策的合法性，同时提出“然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若伐之”的基本理念。由于首次出师不利，在国内已经引起很多的非议和责难，所以诸葛亮必须列举很多史例和事实，来证明其决策有其充分的理由。他采取反问的形式，一共提出有六点是他无法了解者(此臣之未解)，借以反驳反对者的意见：

　　 一、以高祖为例，说明像高祖那样圣明，也还是必须“陟险被创，危然后安”。所以，怎样能希望“以长策取胜，坐定天下”？

　　 二、以刘繇、王朗为例，说明由于“今岁不战，明年不征”，才使“孙策坐大，遂并江东”。

　　 三、以曹操为例，说明曹操虽善于用兵，但仍遭遇多次危难，始“伪定一时”，自问才不如曹操，又何能“以不危而定之”？

　　 四、仍以曹操为例，说明其计算常有失误，然后特别指出“先帝每以操为能”，以来反衬“况臣驽下，何能必胜”？

　　 以上四点部是以史为例，下列两点则直接进入现实问题。其措词也远较锋利，直指问题的核心，足以使反战者无法反驳。

　　 五、最严重的问题是精锐人员的消耗。诸葛亮提出非常严厉的警告：“若复数年，将何以图敌？”所以采取纯粹的守势，即无异于坐以待亡。

　　 六、最后是从经济观点来立论，“住与行，劳费正等”，所以不可能以一州之地与贼持久。

　　 “以攻为守”是具有高度政治意义的大战略。当时蜀国内部已经人心颓丧，缺乏斗志，必须发动攻势始能团结内部，渡过难关，若仅采取极守势，即无异于自认失败。从外交观点来看，“以攻为守”又与“联吴制魏”有微妙配合。蜀国一再发动攻击，才能使吴国尊重其国力，而愿意与其合作，并且会起而效尤，与魏国交战，发挥制魏的实质效果。

　　 总结言之，只要把《隆中对》和《后出师表》两文详细加以分析，即应能了解诸葛亮在大战略领域中的天才和智慧。

　　 结论

　　 除才智以外，诸葛亮的人格也一向为后世所敬重，几乎可以说没有什么人敢于对他有不利的批评，正因此，小说也就对他作了近似神话式的描述。《三国演义》一共为一百二十回，其中约有七十回都是以诸葛亮为主要描写对象。但很不幸，对诸葛亮的最大优点却很少触及，而对其所短者则作了许多夸大不实的描述，甚至于完全是虚构。其结果遂使诸葛亮在世人心目中变成一位神仙或妖道。所以《三国演义》对于历史和战略的研究都足以构成绊脚石，尤其是有若干记载更是错误的，例如所谓“空城计”不仅是完全虚构，而且当时诸葛亮所面对的敌人也并非司马懿而是张合，真可谓误尽苍生。

　　 反而言之，因为诸葛亮被后世视为完人，于是对比之下，曹操也就变成了所谓“奸雄”，并且成为世俗所唾弃的对象。事实上，直到北宋时，曹操还是受到相当的尊重。唐代大诗人杜甫在赠将军曹霸的诗中曾有诗句如下：“将军魏武之子孙，于今为庶为清门，英雄割据虽已矣，文采风流今尚存”。北宋司马光在编撰《资治通鉴》时以魏为继汉之正统，对曹操并无任何谴责之词。

　　 曹操被视为“奸臣”的观念是在南宋时才开始流行的。其原因可以归之于两点：(一)南宋时秦桧、贾似道、韩托胄等权臣当国，引起国人高度不满，所以用曹操来作为责骂泄恨的代表。(二)南宋偏安江左，于是遂以蜀汉自居，而把割据中原的少数民族视为曹魏。爱国诗人陆游(放翁)有诗曰：“邦命中兴汉，人心大讨曹。”即为此种心理的证明。

　　 《三国演义》的原始作者罗贯中是元末明初人，曾受少数民族统治。有强烈的“思汉”情绪，所以在书中对曹操也常有意地予以丑化，与其对诸葛亮、关羽等人的赞美，恰好成为强烈对比。这样在后世社会民心上所造成的印象，也就不是历史的记载所能改变和纠正的了。

　　 不过，有一点又必须认清，所谓忠奸之辨是属于伦理道德领域的问题，与战略研究几乎毫无关系。从战略观点来比较曹操与诸葛亮的优劣长短，其公正的结论又应该是如何呢？

　　 基于诸葛亮本人以及后世群贤(例如何去非)所作的评论，可以确认曹操在三国时代是首席军事战略家，其善于用兵可以与韩信媲美，其对《孙子》的注解，更是可与孙子同垂不朽。诸葛亮则诚如他自己所承认以及陈寿所评论，军事战略不如曹操，而且也并非其所长。

　　 不过根据文献的证明，又可以确认诸葛亮之所长是在大战略方面。但令人惋惜的是，由于受到种种因素的阻碍和限制，他未能尽其所长，结果遂终如杜甫的诗所云：“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