尉缭子：作者与时代·第三

作者：钮先钟 ·中国

出自————《战略家》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引言

　　 《尉缭子》是我国古代所遗留下来的一部兵书。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年)颁定《武经》时，这部书也被列入，而成为“七书”之一。换言之，自此《尉缭子》即被认定为我国传统武学的标准教科书之一。当宋代颁定《武经》时，七书中有五种(《孙子》、《吴子》、《司马法》、《尉缭子》、《六韬》)被认为是先秦的遗产。这五部书之中独占鳌头、最负盛名者，当然是《孙子》，其次为《吴子》，至于《司马法》和《六韬》也还常有人提及，只有《尉缭子》似乎是一部最不为人所注意的兵书。研究我国古代兵学的著作不多，而这部书甚至连其作为兵书的身份也曾一度被否定，同时还有人鄙之为伪书，认为不值得研究。所以在七书之中，《尉缭子》可以说是备受冷落，遭遇最不幸的一部书。

　　 假使用现代治学的方法来对《武经七书》的价值作一个新的评估，则所获的结论也许会和前人的见解有所差异。概括地说，在此七书中，《孙子》毫无疑问居于第一。但除《孙子》以外，第二部值得重视的书似乎应为《尉缭子》。这部书中含有相当精辟的战略思想，而且内容也相当完整，不像《吴子》和《司马法》都只是断简残篇而已。所以它在中国战略思想史中的地位是应该予以肯定的。

　　 很令人引以为憾的是，今天研究中国古代兵学思想的人，似乎已经把注意力全部集中在《孙子》上面。诚然，《孙子》是值得特别重视，但却不应除《孙子》以外，不注意其他的古代兵家著作。那些著作就整体而言固然不及《孙子》，但其中还是有很多观念值得研究，甚至于某些特殊的见解是《孙子》所不及。

　　 作者与时代

　　 研究一部经典名著时，就治学方法来说，首先要知道的即为其作者的身世和成书的时代。但研究古书时，往往一开始就在这里遭遇困难。很多书都是来历不明，含有许多疑问。关于作者的身世时代常有不同的说法而无定论，于是遂又引起真伪之争，令人无所适从。《尉缭子》正是这样一部书。

　　 该书作者——尉缭究竟是谁，到现在仍无定论。《史记》不曾为其立传，只有在《秦始皇本纪》中有一段与尉缭有关的记载：“大梁人尉缭来说秦王……秦王不从其计……缭曰：‘秦王为人……不可与久游。’乃亡去。秦王觉，固止，以为秦国尉，卒用其计策。”

　　 《汉书·艺文志》把《尉缭子》列入杂家类，并著录为“六国时人”；颜师古注引刘向《别录》，称“缭为商君学”。《隋书·经籍志》则著录为“梁惠王时人”，以后各家书目大多沿袭《隋书》的说法。但也有人提出不同的意见：宋晁公武在《郡斋读书志》中说“未详何人书”；宋施子美《七书讲义》说是“齐人”；明茅元仪《武备志》又说是“魏人”；归有光在《诸子汇函》中则认为“尉缭，司马错也”。

　　 施、茅、归诸人距离战国时代甚远，其说只能算是臆测，所以比较可信的只有两种说法：其一是见梁惠王的尉缭，那是以《尉缭子》书中第一篇为根据；其二是说秦始皇的尉缭。这两个时代相距百余年，不可能是一个人，然则《尉缭子》的作者究竟是谁？

　　 时人许保林在《中国兵书通览》中认为，从全书的人称、语气、内容上考察，似为梁惠王时的尉缭子较合情理。不过，战国时伪托之风早已盛行，仅凭作者自称其见梁惠王，以及书中多次提到吴起等证据，即确认作者是梁惠王时人，其判断未免太草率，至少应说其证据很薄弱。

　　 反之，若细察书中所含有的思想，可以发现其作者曾受儒家、道家、法家及其他兵书(尤其是《孙子》)的影响，而且更曾两度引述孟子所说的“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由此似可认为这位作者应该是战国后期的人，至于他是否即为说秦始皇的尉缭，则又无法断定。

　　 《汉书·艺文志》杂家著录有《尉缭》二十九篇，班固将此书列入杂家也未尝没有理由，因为其中所含有的思想的确相当庞杂。另外，刘歆《七略》中的《兵书略》，根据任宏的分类方法，在兵形势家内也著录有《尉缭》三十一篇。《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都只有杂家《尉缭子》五卷，而兵家不著录。宋神宗时，被列入《武经》，而杂家遂不再著录。我们现在所见的《尉缭子》即为《武经》本，而且也只有这一种版本。

　　 自从南宋陈振孙怀疑《尉缭子》不是先秦产品开始，以后的学者几乎都以伪书视之，也因此而轻视这本书的内容，并指出其抄袭《孙子》、《吴子》、《孟子》、《韩非子》之文颇多。但自1972年《尉缭子》残简在山东省临沂县银雀山西汉古墓中被发掘出土后，伪书之说遂不攻自破。因为残简的内容与今日《武经》本大致相同，而且书写字体隶书中带有明显的篆书风格，可以证明抄写时应为秦汉之际，所以原本成书的年代当然更早；换言之，似应为战国末期。

　　 《尉缭子》过去不受重视的原因之一，就是其内容有若干部分似乎是抄袭他人的著作。根据目前的治学方法来评论，引述他人著作并不受到禁止，只要说明来源即可。古人著作更无像现代这样的规律，自然更不会注明资料来源，所以也就不应苛责。而从另一角度观之，这部书也确有若干独创的见解，若因其局部过失就忽视其全部价值，实为智者所不取。

　　 概论

　　 《尉缭子》自汉以后，历代均有著录，但卷数与篇数不等，有五卷、六卷之分，三十二、三十一、二十九、二十四篇之别。其原因可能有二：一是流传中有佚失；二是分篇方式有改变。概括言之，这算是一部相当完整的古书，即令内容有佚失，分量也不会太多，至少，不至于像《吴子》或《司马法》那样变成一部残书。

　　 现存最早的版本是南宋孝宗、光宗年间所刊印的《武经七书》本。后世所流行的版本都是以此为原始。全书共分五卷二十四篇，约九千余字，以古书而论，篇幅算是很长的。所谓卷者并末标示主题，至于每篇则各有其主题。全书所包括的范围相当广泛，上自大战略，下至小战术，真是无所不谈，古代兵书大致都是如此，并不足为怪。全书的编排也是由上到下，虽尚属合理，但思想不免杂乱，而不能像《孙子》那样前后贯通，构成明显而完整的体系，各篇之间也不一定有逻辑上的关系，甚至于在某一篇之内，也缺乏明显的思想焦点。因此，若与《孙子》相比较，则颇为逊色：

　　 尽管如此，对于研究中国战略思想的学者而言，《尉缭子》仍应列为必读之书。它不仅可以代表战国末期的战略思想，而且书中也确有若干值得重视的特殊观念，甚至可以称之为创见。

　　 今本共二十四篇，各篇内容深浅不一。若干篇中含有颇具深度的战略观念，但大部分所讨论者又多属层次较低或缺乏战略重要性的问题。就一般古代兵书而言，其中层次愈高的部分则愈不会受到时间的淘汰，换言之，在今天仍不致丧失其价值；反之，层次愈低的部分，由于战术和技术改变太大，所以也就不能适应新时代的要求。因此，本章对于《尉缭子》的概述和评论，都是以有关战略思想的部分为其范围，至于层次较低的部分则不拟列入，或仅简略提及，务请读者注意。以下将逐篇说明其概括内容，并提出其中特别值得重视之处。

　　 第一卷

　　 《尉缭子》第一卷共有四篇：《天官》、《兵谈》、《制谈》、《战威》。大致说来，其内容是属于国家(大)战略层面。

　　一、《天官》第一

　　 尉缭子在其第一篇中即用与梁惠王问答(可能是虚构)的方式，来说明一项重要的战略原则：“梁惠王问尉缭子曰：黄帝刑德，可以百胜，有之乎？尉缭子对曰：刑以伐之，德以守之，非所谓天官，时日阴阳向背也。黄帝者，人事而已矣。”接着他又引述史例(武王伐纣和楚将公子心与齐人战)来解释“天官时日，不若人事”的道理。其结论为：“黄帝曰：先神先鬼，先稽我智，谓之天官人事而已。”

　　 为什么《尉缭子》在第一篇就要提出人事重于天命的观念，似乎可以有三点解释：

　　 一、代表战略家(兵家)的正统思想，重视人的思考能力(智)，而不信鬼神，这与《孙子》的思想完全一致。

　　 二、表示《尉缭子》深受儒家荀子思想的影响。

　　 三、可以证明这本书是战国末期的产品，因为在那个时候，阴阳家的势力已经相当强大，在兵学领域中产生严重影响。所以尉缭子的反阴阳，正像孟子的拒杨墨一样，那是正道对异端所采取的自卫行动。

　　二、《兵谈》第二

　　 这一篇以论建国建军之道为主题，具有相当客观的态度，首谓：“量土地肥硗而立邑，建城称地，以城称人，以人称粟，三相称则内可以固守，外可以战胜。战胜于外，备主于内，胜备相应，犹合符节。”简言之，必须在内政方面完成必要的准备，然后始可向外追求胜利。接着就内政与军备作进一步的分析说：“禁舍开塞，民流者亲之，地不治者任之。夫土广而任则国富，民众而制则国治。富治者，民不发轫，甲不出暴，而威制天下，故曰兵胜于朝廷。不暴甲而胜者主胜也，陈而胜者将胜也。兵起非可以忿也，见胜则兴，不见胜则止。”尉缭子认为国必须既富且治，待经济繁荣，政治安定，然后始能不用武力而威制天下。他与孙子的意见几乎完全一样，上面这一段话，包括了孙子所谓的“上兵伐谋”、“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等观念。

　　三、《制谈》第三

　　 在篇首说明兵制之重要：“凡兵制必先定，制先定则士不乱，士不乱则刑乃明。”不过，最值得注意的是下述一段话：“修吾号令，明吾赏罚，使天下非农无所得食，非战无所得爵，使民扬臂，争出农战而天下无敌矣。”在先秦兵书中如此明确地提倡“农战”观念，只有尉缭子一家，可以证明“缭为商君学”的说法并非无据。至少可以显示其受法家思想影响颇大，而且其时代也一定比商鞅稍晚。

　　四、《战威》第四

　　 在全书中这是最重要的一篇，因为其中含有真正具有创意的新观念。首谓：“凡兵有以道胜，有以威胜，有以力胜。讲武料敌，使敌之气失而师散，虽形全而不为之用，此道胜也。审法制，明赏罚，便器用，使民有必战之心，此威胜也。破军杀将，乘(门上西下土)发机，溃众夺地，成功乃返，此力胜也。”虽然在思想上还是与《孙子》非常接近，但“道胜”、“威胜”、“力胜”三观念却是尉缭子所首创。如何能三胜？其先决条件为信心，因此又谓：“未有不信其心而能得其力者，未有不得其力而能致其死战者也。故国必有礼信亲爱之义，则可以饥易饱。国必有孝慈廉耻之俗，则可以死易生。古者率民必先礼信而后爵禄，先廉耻而后刑罚，先亲爱而后律其身。故战者，必本乎率身以励众士，如心之使四肢也。志不励则士不死节，士不死节则众不战。”这几乎完全代表儒家的思想，其根源为孔子所云：“民无信不立。”

　　 这一篇的结论为：“王国富民，霸国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亡国富仓府，所谓上满下漏，患无所救。故曰：举贤任能，不时日而事利……贵功养劳，不祷祠而得福。又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圣人所贵，人事而已。”尉缭子主张藏富于民，重视举贤任能，其思想中含有高度民本主义的观念，非常值得推崇。

　　 第二卷

　　 第二卷的内容大致是属于野战战略的层面，包括作战和战术。这一卷共有五篇：《攻权》、《守权》、《十二陵》、《武议》、《将理》。第二卷的层次虽已降低，不过其中仍有若干观念值得重视，但就整体而言，其价值不如第一卷。

　　一、《攻权》第五

　　 本篇综论攻击战略，“权”就是“权谋”，用现代术语来说，就是战略。尉缭子首先强调“集中”的原则：“兵以静胜，国以专胜。力分者弱，心疑者背。夫力弱，故进退不豪，纵敌不禽。将吏士卒，动静一身，心既疑背，则计决而不动，动决而不禁。”简言之，力量必须集中，意志必须集中。而关键则在于将帅：“将帅者心也，群下者支节也。其心动以诚，则支节必力，其心动以疑，则支节必背。夫将不心制，卒不节动，虽胜幸胜也，非攻权也。”尉缭子认为：将帅必须能控制全局，否则虽胜也只能算是侥幸，而非战略之效。其谓：“夫民无两畏也，畏我侮敌，畏敌侮我，见侮者败，立威者胜。凡将能其道者，吏畏其将也，吏畏其将者，民畏其吏也，民畏其吏者，敌畏其民也。是故知胜败之道者，必先知畏侮之权。夫不爱说其心者，不我用也，不威严其心者，不我举也。爱在下顺，威在上立，爱故不二，威故不犯，故善将者，爱与威而已。”尉缭子亦认为：“战不必胜，不可以言战；攻不必拔，不可以言攻。”所以必须“权敌审将，而后举兵”。所以又说：“兵有胜于朝廷，有胜于原野，有胜于市井。斗则得，服则失，幸以不败，此不意彼惊惧而曲胜之也，曲胜，言非全也，非全胜者，无权名？”其中所谓“非全胜，无权名”，也就是说不能全胜，就不能算是战略。这与孙子所云“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利可全，此谋攻之法也”意义是大致相同的。

　　二、《守权》第六

　　 这一篇与前篇相对，以防御战略为主题。首先指出纯粹防御战并非良好的战略：“凡守者，进不郭圉，退不亭阵，以御战，非善者也。”不过，它还是肯定守的价值，因为守可以利用地形：“夫守者，不失其险者也”，“故为城郭者，非特费于民，聚土壤也，减为守也”。再指出，若有良好的防御部署，亦可以对抗敌军的数量优势：“千丈之城，则万人之守，……攻者不下十余万之众。”最后并提出一项很少为人所注意的理论：“其有必救之军者，则有必守之城；无必救之军者，则无必守之城。”简言之，必须以攻势配合守势，然后守城战始能发挥其战略作用，如果只是困守孤城，则最后仍不免失败。

　　三、《十二陵》第七

　　 这是很简短的一篇，也无任何理论分析，只是列举在领导(指挥与管理)领域中的优点和缺失，以及其形成的原因和要点。分为正负两方面，每一方面又各分为十二点。在正的方面：“威在于不变，惠在于因时，机在于应事，战在于治气，攻在于意表，守在于外饰，无过在于度数，无困在于预备，慎在于畏小，智在于治大，除害在于敢断，得众在于下人。”在负的方面也有十二点：“悔在于任疑，孽在于屠戮，偏在于多私，不祥在于恶闻己过，不度在于竭民财，不明在于受间，不实在于轻发，固陋在于离贤，祸在于好利，害在于亲小人，亡在于无所守，危在于无号令。”以上所云，可谓要言不烦，虽非战略理论，但对于将道的研究，仍具参考价值。

　　四、《武议》第八

　　 在第二卷中，这是最重要的一篇，不仅内容很丰富，而且更有相当惊人的论调，在当时颇有超时代的意味。一开始即指出：“凡兵不攻无过之城，不杀无罪之人。夫杀人之父兄，利人之货财，臣妾人之子女，此皆盗也。故兵者，所以诛暴乱，禁不义也。”这一方面是对战国后期战祸频繁、民不聊生的情况所产生的反应，另一方面也足以显示尉缭子在思想上受儒家的影响相当巨大。

　　 本篇中有一特殊观念，即考虑到政府应管理商业以扩充国家的财源：“夫出不足战，入不足守者，治之以市。市者，所以给战守也。万乘无千乘之助，必有百乘之市。”可以想见在尉缭子的时代，城市商业已经相当发达，所以他才会考虑到应重视并管理商业，这与早期法家重农轻商的观念不仅已有差异，而且也进步很多。

　　 在这一篇中，尉缭子又重申其反对当时流行的阴阳五行之说，并坚持其传统兵家思想，其态度的坚决很值得钦佩：“今世将考孤虚，占咸池，合龟兆，观星辰风云之变，欲以成胜立功，臣以为难。”接着他又解释如下：“夫将者，上不制于天，下不制于地，中不制于人。故兵者，凶器也；争者，逆德也；将者，死官也。故不得已而用之，无天于上，无地于下，无主于后，无敌于前。”这对于指挥官的特征，可以说是给予了最佳的描述。

　　 最后，尉缭子对于所谓“胜兵”，又作了一个综合的结论：“胜兵似水，夫水至柔弱者也，然所触，丘陵必为之崩，无异也，性专而触诚也。今以莫邪之利，犀兕之坚，三军之众，有所奇正，则天下莫当其战矣。”这一段话有很复杂的内涵，值得作较深入的分析。尉缭子说“胜兵似水”，显然是因袭孙子所说的“兵形象水”，但又同时接受老子的观念，所以才说“夫水至柔弱者也，然所触，丘陵必为之崩”。事实上，也就是抄袭老子所说的“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不过，孙子与老子之间却有很大的差异，孙子所强调的是兵应避实击虚，正如水之避高趋下，所以他绝无攻坚之意。反之，老子则主张以柔克刚，以弱胜强，这似乎只是一种哲学观念，在实际的军事行动中很难办到。甚至于老子自己也说：“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尉缭子似乎是徘徊于两家之间，而无明确的认知。尉缭子之缺乏中心思想，也正是他被人视为杂家的最大理由。

　　五、《将理》第九

　　 这一篇内容几乎与这一卷的主题无关，为什么列入实在很难理解，很可能是由于后世编辑整理所引起的错误。全篇除首尾外，所谈的都是审囚决狱的问题。

　　 第一句为“凡将，理官也”。用现代语来解释，将帅也是司法官，必须公正审理一切刑案。尉缭子自称：“今世谚云：千金不死，百金不刑。试听臣之言，行臣之术，虽有尧舜之智，不能关一言，虽有万金，不能用一铢。”他最后指出，有许多良民因受到刑事案件的牵连，而影响到整个国家正常的经济活动，对于国力实为一种重大损耗。所以他提出警告：“兵法曰：十万之师出，日费千金。今良民十万，而联于囹圄，上不能省，臣以为危也。”

　　 第三卷

　　 第三卷共分六篇：《原官》、《治本》、《战权》、《重刑令》、《伍制令分、《分塞令》。前三篇所触及的范围较广，而后三篇则专论部队的组织问题。大致说来，与战略思想关系有限。

　　一、《原官》第十

　　 这一篇说明国家设官分职的目的，以及君臣分工的原则。所以一开始就说：“官者，事之所主，为治之本也；制者，职分四民，治之分也。”而其最高理想则为：“官无事治，上无庆赏，民无狱讼，国无商贾。”这似乎又是受道家“无为而治”观念的影响，不仅是相当肤浅，而且也与其在第一卷和第二卷中所已表达的思想相矛盾。

　　二、《治本》第十一

　　 所谓“治本”者，即治国的根本观念。尉缭子认为：“夫谓治者，使民无私也，民无私则天下为一家，而无私耕私织，共寒其寒，共饥其饥。”这是一种标准的乌托邦主义，与一向崇法务实的兵家思想，几乎背道而驰。不过，他在同一篇中又说：“帝王之君，谁为法则？往世不可及，来也不可待，求己者也。”因此，又还是表示其非常重视现实。

　　三、《战权》第十二

　　 所谓“战权”者，就是争取主动，制敌机先。尉缭子引述古兵法说明：“兵法者，千人而成权，万人而成武，权先加入者，敌不力交；武先加入者，敌无威接。故兵贵先胜于此则胜彼矣，弗胜于此则弗胜彼矣。”所以，其结论为“故知道者必先图”，则“敌国可不战而服”。

　　四、《重刑令》第十三

　　 尉缭子主张用严刑峻罚以制裁战争中不尽职守的人员。其理由为：“使民内畏重刑，则外轻敌，故先王明制度于前，重威刑于后，刑重则内畏，内畏则外坚矣。”

　　五、《伍制令》第十四

　　 “伍制”也就是连坐法。军队组织以“伍”为最低单位；五人为伍，十人为什，五十人为属，百人为闾，同一单位对于单位中人员负有连带责任。简言之：“有干令犯禁者，揭之，免于罪，知而弗揭者，皆与问罪。夫什伍相结，上下相联，无有不得之奸，无有不揭之罪。”

　　六、《分塞令》第十五

　　 “塞”就是营区，在营区之内，各单位的驻地都应有明确的划分，其间的道路非有通行证不得任意通过。他说：“逾分干地者诛之，故内无干令犯禁，则外无不获之奸。”简言之，对营区实施严格管理，是为了确保部队的纪律，并制止敌间的活动。

　　 综观第三卷的内容，可以发现其思想是相当的乱杂，前二篇所谈的是空洞的政治思想，后三篇所谈的则为军事组织方面的实务。只有《战权》一篇，勉强可以说是与战略有关。

　　 第四卷

　　 第四卷共分五篇：《束伍令》、《经卒令》、《勒卒令》、《将令》、《踵军令》。从篇名上看来，可以了解各篇均属于同一性质。其内容主要是讨论战争中的指挥、管制、通信等问题，用现代军语来表达，即所谓C3(command，control and communication)。从表面上看，这似乎都是技术性的问题，与战略的层次相距颇远。不过，就实际情况而言，C3对于战场上的胜负却是关系十分重大。尉缭子对这一方面所应采取的行动，分析得颇为详尽，足以显示其思想的现代化。

　　一、《束伍令》第十六

　　 “束”就是约束，“束伍”的意义，就是如何约束部队。这一篇的内容可说是战时军律的项目和执行细则，并规定各级指挥官的赏罚权限。

　　二、《经卒令》第十七

　　 “经卒者，以经令，分之为三分焉。”也就是用各种不同的符号来标明部队的战斗序列，使其在战斗中不至于发生混乱。主要区分为左、右、中三军，每军都有不同颜色军旗，而士卒也戴着各军不同的颜色的羽毛，同行的人员也各有不同的徽章。简言之，进退先后都井然有序。故曰：“鼓之前，如雷霆，动如风雨，莫敢当其前，莫敢蹑其后，言有经也。”所谓“经”者，也就是一切都有常规的意思。

　　三、《勒卒令》第十八

　　 这一篇说明各种不同通信工具的使用方法：“金、鼓、铃、旗，四者各有法。”凡不听通信工具指挥者，都严惩不贷，这样始能教训“三军之众，有分有合，为大战之法”。教成之后，还要“试之以阅”，“阅”就是检阅。最高效应为：“方亦胜，圆亦胜，错邪亦胜，临险亦胜。敌在山缘而从之，敌在渊没而从之：求敌若求亡子，从之无疑，故能败敌而制其命。”尉缭子又特别强调：“夫早决先定，若计不先定，虑不早决，则进退不定，疑生必败。”

　　四、《将令》第十九

　　 本篇说明将在受命和就职时所应有的各种仪式，其目的为强调将的权威和将令的尊严。所以：“将军受命，君必先谋于庙，行令于廷。君身以斧钺授将曰：左右中军，皆有分职，若逾分而上请者死；军无二令，二令者诛，留令者诛，失令者诛。”

　　五、《踵军令》第二十

　　 本篇说明军队在进入战场之前的编组方式。所谓“踵军”，就是前卫，其行动方式有如下述：“所谓踵军者，去大军百里，期于会地，为三日熟食，前军而行，为战合之表。”在踵军之前又有“兴军”，兴军即为前哨：“兴军者，前踵军而行，合表乃起，去大军一倍其道，去踵军百里，期于会地，为六日熟食，使为战备。”总结言之，第四卷的内容是以军事组织有关问题为范围，虽然所谈的都是古代的情况，但其观念对现代军事仍具有参考价值。

　　 第五卷

　　 这是全书的最后一卷，只有四篇，分别为《兵教上》、《兵教下》、《兵令上》、《兵令下》。前两篇是以国防教育为主题，后两篇则似乎是全书的总结论。

　　一、《兵教上》第二十一

　　 本篇对“兵教”的解释不是狭义的而是广义的，尉缭子认为“兵教所以开封疆、守社稷、除患害、成武德也”。所以，其范围并非仅限于纯粹军事教育，而更推广及于全面国防教育。必须如此，始能“令民背国门之限，决死生之分，教之死而不疑”。

　　二、《兵教下》第二十二

　　 在篇首，尉缭子指出：“臣闻人君有必胜之道，故能兼并广大，以一其制度，则威加天下，有十二焉。”接着他就列举十二种所应教育的项目。这些项目的内容在今天已无太多意义，所以不必细述。其结论为：“此十二者教成，犯令不舍。兵弱能强之，主卑能尊之，令弊能起之，民流能亲之，人众能治之，地大能守之，国军不出于阃，组甲不出于橐，而威服天下矣。”在此篇中，另有一段论“伐国之因”，颇有新意，值得引述：“伐国必因其变，示之财以观其穷，示之弊以观其病，上乖下离，若此之类，是伐之因也。凡兴师必审内外之权，以计其去，兵有备阙，粮食有余，不足，校所出入之路，然后兴师伐乱，必能人之。”简言之，必须对各种权变因素加以审慎评估之后，发现他国有弱点始可伐之。

　　三、《兵令上》第二十三

　　 本篇的主要观念为：“兵者，以武为植，以文为种，武为表，文为里，能审此二者，知胜负矣。文所以视利害，辨安危；武所以犯强敌，力攻守也。”尉缭子此种强调文事(政治)武备(军事)必须密切配合，相辅相成的观念，与克劳塞维茨认为战争是政治的延续，在意义上颇为相似，但尉缭子却可能早了两千年。

　　四、《兵令下》第二十四

　　 本篇为最后一篇，重申组织和纪律的重要，认为．关键在于循名责实：“军之利害在国之名实，今名在官而实在家，官不得其实，家不得其名。聚卒为军，有空名而无实，外不足以御敌，内不足以守国。”于是提出三项具体建议：“以法止逃归，禁亡军，是兵之一胜也。什伍相联，及战斗，则卒吏相救，是兵之二胜也。将能立威，卒能制节，号令明信，攻守皆得，是兵之三胜也。”最后，主张严刑峻罚以迫使士卒用命，甚至认为：“古之善用兵者，能杀士卒之半，其次杀其十三，其下杀其十一。能杀其半者，威加海内；杀十三者，力加诸侯，杀十一者，令行士卒。”如此残酷的观念，令人毛骨悚然。当然是受到法家的影响，实不足为训。

　　 结论

　　 综观《尉缭子》全书，可以感觉到其思想的复杂，内容的宠大。惟多而不精，虽其中不乏创新的见解或惊人的论调，但就逻辑而言，则不仅缺乏中心思想，而且也不能构成完整的体系。甚至于卷与卷、卷与篇、篇与篇之间，以及各篇之内，有时都无组织系统可言。以学术水准而言，实不应给子过高的评价，尤其若与《孙子》相较，则更是不可同日而语。

　　 不过，从战略思想史的观点来看，《尉缭子》仍有其特殊重要性；这部书可以显示我国战争思想在战国末期的演变方向和发展趋势，同时也可以指明所谓兵家在思想上已经不能维持其传统的纯正性，而受到许多不同学派(所谓诸子百家)的直接或间接影响。因此，若无此书，则在战略思想史上将可能留下一片空白。

　　 《尉缭子》最大的弱点，是其作者在思想上虽有兼容并蓄的雅量，但却缺乏综合精练的能力。如果他有此种能力，则这本书的价值将会大增。此外，这部书还有一个缺失，那就是文辞不太流利，有些地方甚至难以了解，这也正是其远不如《孙子》的地方。

　　 但无论如何，这部书还是值得重视，其中有若干部分也的确相当精彩。事实上，我国古书中常含有很多的智慧，对研究战略思想的学者而言，真是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