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后勤的透视·第八

作者：马丁·万·克列威尔德·以色列

出自————《战争与后勤》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回过头来翻阅本书，特别是后面几章，不时让人感到，战争中的后勤不过就是此起彼伏、无穷无尽的一连串困难。问题不断出现、扩大、并合，前传后移，有些得到解决，有些暂时隐没，然后再以不同的形式重新出现。面对着这些通过严肃认真的后勤研究工作揭示     出来的千变万化的困难，人们有时会大惑不解：军队是怎么能够运动的呢？战局是怎样进行的呢？怎么还能打胜仗呢？

　　 说一切战争都是由一连串永无终结的困难和失误所组成，这是老生常谈。克劳塞维茨在谈到战争的“阻力”时，所指的也正是这个意思。但令人奇怪的是，大多数战争史著作对这一点只是空说一通，而不作严肃认真的研究。虽然论述战略战术的书籍在数量上比论述后勤的书籍多几百倍，但是，就连愿对战争这一公认为令人不感兴趣的方面进行研究的少数作者，也常常是从一些先人之见出发，而不是以对客观事物的周密考察为依据。如此轻视后方勤务，是因为没有看到(但也许正是因为看到了)后勤工作占据全部战争事务的十分之九，计算军队运动和补给时所要解决的数学问题，用拿破仑的话说，就是用上一个莱布尼兹或牛顿也是值得的。现代的一位伟大军事家 [ 译者注：指英国将领韦维尔 ] 说过：

　　 “我经历的战争愈多，就愈加认识到战争是如何完全依赖于后勤和运输……你想在何时把你的军队移动到何地，并不需要多大的技艺或想象力；但你若要知道什么地方可以部署你的军队，以及能否在该地维持你的军队，那就要有丰富的知识，要进行艰苦的工作。为将者必须对补给和运动诸因素具有真知灼见，以之作为制定一切计划的依据。只有这样，他才知道在什么时间以及如何去冒有关这些因素的风险，而要打胜仗是非冒风险不可的。”

　　 迄今为止，人们根据两种主要标准把后勤史划分为若干时期。有些作者继承克劳塞维茨和毛奇创立的传统，以军队采用的补给制度为依据，将近代后勤史分为三个性质截然不同的时期：第一是常备军时期，当时的军队是由仓库供养；第二是拿破仑的“掠夺性”战争时期；第三个时期始于一八七零-一八七一年，以从基地实施连续补给的制度为标志。这种划分方法偶尔也产生出变种来，例如有一位权威认为，兵站制度“实际上是十八世纪移动仓库的一种改进”。依照他们的看法，后勤的发展，除十九世纪初有一个短暂的倒退时期外，始终是一个平稳的渐进过程。

　　 另一些作者与此不同，他们研究后勤持续发展的原因时，注意力是集中在军队所用的运输技术手段上，从而把战争史划分为下述几个有明显区别的交替时期，即马车时期、铁路时期、汽车时期。这几种运输方式虽然各有其特点和局限性，但总的发展趋向是输送能力越来越大，速度越来越高。他们认为，除拿破仑的所作所为以外，可以把后勤的发展视为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

　　 从我们对近一个半世纪后勤体制的详细研究来看，上述两种划分方法似乎都不确切。把十八世纪战争描绘成由仓库供养，说军队的运动受其自身补给机构的束缚，这是很错误的。拿破仑决没有倒退到更原始的方法去，事实上是在更大的规模上沿用了前人的通常做法，最后建立起了有史以来最全面的补给系统。对不起毛奇和那些天才将领们！铁路和兵站制度的出现并未在运动战的补给工作中引起革命性的变化，以至于迟至一九一四年德军还是预计要靠就地取给维持部队供应，实际上他们也正是这样做的。从华伦斯坦到施里芬的战争史，整个说来特点是很分明的，那就是大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实行有组织的抢劫。其主要特点首先在于，军队只有在不断的运动中才能维持给养供应。一旦停止运动，如一六九二年的蒙斯包围战或一八七零年的梅斯攻城战，他们就会遇到巨大的困难，并不得不求助于其他的“人为”办法来克服这些困难。直到一九一四年，情况仍然如此，这是包围安特卫普的德军在吃了苦头之后才得到的教训。

　　 如果说这种掠夺终于在一九一四年中止，那并非因为战争突然有了什么人道主义的性质，而是因为随着弹药及其他战争必需品(包括初次出现的汽车燃料)消耗量的巨大增长，军队再也不能依靠就地取给来解决大部分物质需要了。直到一八七零年普法战争时，弹药在全部补给品中仍然只占微不足道的极小部分，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头几个月中，弹药同其他补给品之间的比例就颠倒过来了，而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给养已只占全部补给品的百分之八至十二。新的需要只能依靠源源不断的后方供应来满足。因此，这时的军队在驻止期间较易保障，而军队一旦快速运动时，要对它进行保障几乎就不可能了。理解这种同以往截然相反的情况需要一定的时间，那是不足为奇的。

　　 在由此而产生的问题得到解决之前，战争演变到了这样一种地步：补给品，甚至部队，有时不得不在一地停留数年之久。其原因纯粹在于铁路不能代替马车。大量的补给品(例如一九一六年仅仅为了英军在索姆河上发起进攻，炮弹就有一百五十万发)被送到前方，屯积在铁路终点站，以后就再也不能向前后或左右运输。同十八世纪比较，战略在更大的程度上成了后勤的附庸。机器产品——炮弹、子弹、油料、复杂的工程器材——终于接替农产品成为军队消耗的主要物资。战争这回真的被错综复杂的补给脐带组成的巨大网络束缚起来了，不能移动了，变成了一个规模大得难以想象的相互屠杀的过程。

　　 后来的机器产品——汽车、履带、飞机——是否能使军队解决机械化战争带来的难题呢？这也是一个争论未决的问题。有些人曾以现代的运动战同过去的运动战互相对比，但由于找不到恰当的比较标准，所以结论没有说服力。看来探讨这个问题的一个较有成效的办法是，不以当代军队的实际运动速度同先前的军队作比较，而看一看他们究竟能在多大的程度上实现不同技术手段所决定的最大理论速度，换句话说，就是测量一下“阻力”这个难以捉摸的因素的影响。这样一考察，就会遇到，十八世纪军队的最大持续速度为每小时三英里(士兵徒步行军速度)，而他们有时能一连两三个星期每天行走十五英里之多。而现代的车辆，即便是履带车辆，每小时也能轻而易举地行驶十五英里。但是，无论什么军队，就连在北非追击隆美尔的英国“刀刃部队”和在满洲追击日军的马利诺夫斯基的坦克部队，一次也只能在很少几天内保持每天75英里的速度。

　　 考察这一问题的另一个办法是研究所谓的“极限距离”，亦即运用某种运输手段从基地对军队实施“有效”保障的最大距离。我们已经说过，这个概念本身没有多大作用，因为支配它的偶然因素太多。然而，以它为依据作一番理论的研究，看来仍有意义。假定一辆载重一吨的大车由四匹马曳行，每匹马每天耗用饲料二十磅，则这辆大车在其有效载重全部耗光之前能走的最大距离是：20×2,240÷80=550英里，但实际上能连续行驶的距离大约只有一百二十英里，只有理论数字的22%左右。与此相比较，一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五吨卡车，假定装的全是油料，在其负载用光之前大概至少能跑五千英里。但是，在欧洲战场上，卡车连续行驶的实际距离最多只有五百英里，仅为最大行驶距离的10%。隆美尔比任何别的指挥官都更善于从他的运输车辆榨取最后一英里行程。但就连隆美尔，当他试图把上述数字 [ 译者注：即五百英里 ] 增加一倍时，也陷入了无法解决的困难。从这些事实可以看出，十八世纪军队不仅没有受仓库束缚，其行军速度不仅不低，而且，就其利用运输工具行驶能力的理论极限来看，他们比现代军队还强得多。这是完全合乎情理的，因为无论什么机器——人力的或机械的，其部件越多，则阻力越大，这是报酬递减率的一个极好的例证。

　　 根据上述事实，我们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三十年内，各种运输工具无论有多大的发展，运动战的速度在最近的将来不会有显著的上升。这一点在一九六七年的埃以战争中得到了证明。以军在理想的条件下作战，握有完全的制空权，对一个二流的对手发动了突然袭击，尽管如此，它也未能使每天的进军距离超过40英里。但是，如果由此得出结论，认为一九四四型的军队已经“危险地过时了”，那就是对本世纪后勤的发展情况缺乏正确的理解。事实上，本世纪后勤发展的特点是，新出现的一系列运输工具的速度和行程，大部分(如果不是全部)被“阻力”的巨大增长，特别是被补给品的庞大数量所抵销了。因此，即便明天出现一种崭新的、空前有效的运输工具，它的最大理论效能也只有一小部分能被实际利用，所以它对运动战的速度的影响也将是很有限的。

　　 还有一个更有意义的重要问题，那就是后勤部队同战斗部队的比例问题。这个比例常被看作是大致衡量军队效率的一个标志：比例愈低，效率愈高。然而，这是对后勤部队与战斗部队相互关系的一种误解。撇开那些有着浪漫主义英雄色彩的政治家和雄心勃勃的将军们所能产生的影响不谈，军事组织所追求的目标，不是以最少的后勤部队应付差事，而是要尽可能地造成最大的战斗力。假定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在某个战局中，每个战士之后必须有一百个人泵送油料、驾驶汽车和修建铁路，那么，一百比一就是最佳比例。但是，这个比例从理论上说包含着无数组成因素，因而确定最佳比例是一项极为困难的任务。为此，值得设计一套非常复杂的模型，使用一整套计算机，并由一位数学天才来负责控制。不仅如此，当一切计算都已完成，并据此作好了种种准备时，又很可能因为新的战略需要或政治需要而前功尽弃。

　　 实际上，没有什么证据可以说明二十世纪的大多数作战计划人员，试图解决过后勤人员与战斗人员的最佳比例问题，早先的计划人员更不待言。非但如此，大多数军队在进行作战准备时，看来都是按临时确定的标准尽力而为的。他们花很大的力气(尽管没有协调一致)尽可能多地筹集军用车辆、各种卡车，以及铁道兵等，很少考虑作战部队与后勤部队之间应有怎样的“合乎理想的”比例，才能(从理论上讲)保证军队走出最远的距离。而且，我们已经看到，在这方面所作的唯一一次无所不包的尝试， [ 译者注：指诺曼底登陆作战 ] 也并未给人以多大的鼓舞。尽管(也许正因为)“霸王行动”的计划连对最后一桶油料都作了详细规定，但执行这些计划却成了罕见的因循保守，甚至胆小怕事的大表演。不仅战局的实际发展同计划很少有共同之处，而且后勤机构本身的行动也同原先的估计大不一样。所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一九四四年盟军的胜利，与其说是因为执行了预定的后勤计划，不如说是因为违背了原来的计划。愿不愿意摆脱计划的束缚，能否临机应变和承受风险，这就是最后结局的决定因素。

　　 本书一开头就表示要坚决避免“含糊不清的推测”，而集中注意力于“具体的数字和计算”，在结束的时候，也许应当承认这样一个事实：人的智力，如无其他因素配合，终究不是进行战争，从而也不是认识战争的最好工具。仅仅因为我们除人的智力外没有更好的工具，所以智力在制订计划和执行计划这两个方面才都要起主要作用。但是，谁如果相信单凭人的智力就可以透彻地了解战争，或了解人类行为的任何其他方面，那就证明他同通天塔 [ 译者注：《圣经》说古代巴比伦人企图建造通天塔，比喻无法实现的空想。 ] 建造者们一样地过度自信，因而理应受到同样的惩罚。拿破仑说，在战争中，精神的东西和物质的东西所起的作用，为三与一之比。承认拿破仑这一格言的真理性，这就是研究后勤对运动战之影响的本书归根结底所能提示于我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