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本十一家注孙子·简介
出自————《中国古代历代兵书》
《十一家注孙子》是《孙子兵法》的重要传本之一，通常认为源自《宋史·艺文志》所载吉天保辑《十家孙子会注》。曹操为十一家注《孙子》之首，其以三十余年的统兵作战经验，对十三篇均有阐发、精解，多得《孙子兵法》主旨，开《孙子》注解之先河。之后，又有南朝梁孟氏，唐代李筌、杜佑、杜牧、陈皞、贾林，宋代梅尧臣、王皙、何氏和张预等人，相继注释《孙子》。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十四“兵家类”依次著录曹操、李筌、梅尧臣等十一家注《孙子》，并对诸人注释的特点、主旨分别简要概述。此本则汇十一家注，合而为一，刻成《十一家注孙子》，嘉惠学林，堪称《孙子》注释之集大成者。后世诸家虽有续作，然均无出其右者。
郑友贤，其生平不详，《宋史》无传。其“十家注孙子遗说并序”中云“武之意，不得谓尽于十家之注”，“揆武之微旨而出于十家之不解者，略有数十事，托或者之问，具其应答之义，名曰《十注遗说》。”郑樵《通志·艺文略》“兵家·兵书”中著录“《孙子遗说》一卷，郑友贤撰”。郑樵《通志》成书于高宗绍兴三十年之前，故推测郑友贤之书撰成当不晚于高宗朝。
一九二九年前后，邃雅斋主人董金榜（会卿）从陕西购得《十一家注孙子》，一九三零年六月，傅增湘曾以道藏本校勘《十一家注孙子遗说》。一九三一年，周叔弢通过王晋卿购得此书，入藏自庄严堪。此本正文前有“十一家注孙子目录”，首列“孙子本传”，次列上、中、下三卷篇目，疑初刻本“孙子本传”位于卷上之首。卷端题“十一家注孙子卷上”。
然此本正文中“孙子本传”与《孙子遗说》合刻一册。“孙子本传”末尾次行即接“十家注孙子遗说并序”，次行题“荥阳郑友贤撰”。此本钤有“钟溪鉴赏”、“高山流水”、“周暹”等印记，卷首另钤有“岳飞之章”、“戎马书生”，疑伪。“孙子遗说篇终”钤有“承德堂”朱色白文牌记。书中“慎”字两出，皆缺末笔；“廓”字一出，不讳；另，书中未见光宗赵惇名讳。由此推测此本当于孝宗即位之后、宁宗即位之前付梓行世。
宋刻《十一家注孙子》现存三部。周叔弢旧藏为足本。国家图书馆另藏有一部残本，与此本同版，惜仅存卷一。此残卷曾经陈揆、翁同龢翁斌孙祖孙收藏，书中钤有“稽瑞楼”、“文端文勤两世手泽同龢敬守”、“常熟翁同龢藏本”、“翁斌孙印”诸印。
上海图书馆亦藏有一部，为天禄琳琅旧藏，钤有“昆山徐氏家藏”、“季印振宜”、“沧苇”、“袁埈”、“袁氏珍藏图书”、“长宜子孙”、“天禄继鉴”、“乾隆御览之宝”等印记。
天禄琳琅旧藏本中“廓”字避讳，知其为南宋宁宗（赵扩）即位之后的刻本。而周叔弢旧藏本避讳至“慎”字止，“廓”字不讳。因知，周叔弢旧藏本当是在宁宗即位之前刊刻行世，疑即尤袤《遂初堂书目》著录之本，早于上海图书馆藏天禄琳琅本。
孙子集注序
欧阳文忠公撰《四库书目》，言《孙子》注二十余家。予所见仅此：汉有曹操，唐有杜牧、李筌、陈皥、孟氏、贾林、杜佑，宋有张预、梅尧臣、王晢、何氏，诸家多托之空言，而曺操则见之行事者也。操甞创为《新书》，诸将征伐，即以《新书》授之。者胜，违者负。今《新书》不传，而见扵《李肃公问答》者，机权应变，寔夲之《孙子》。其注多隐辞，引而不彂——操之所以如鬼也。杜牧自序云：“孙武死后凡千岁，将兵者有成有败，勘其事迹，皆与武所著书一一相拞当，犹印圈模刻，一不差跌。予觧犹盘中走丸，横斜曲直，计扵临时，不可尽知。其必可知者，知丸之不能出扵盘也。”牧未甞用兵。观其与时宰论兵二书，谓尚古兵柄本出儒术，援古证今，若绳裁刀，觧使其言用，山东不足平矣。陈皥注多指謪杜之谬误，人各有见，未必为樊川病也。李筌注依《太乙遁甲》，杂引诸史，以证《太乙遁甲》，与今所存书往往不同意。古书散逸乆矣。孟氏、贾林、杜佑，即唐纪爕所集者。岐公相业足称，而文章议论亦炳焕杰出，其注即里居时撰，见《通典》。张预承历代名将，用兵制胜有合扵孙子者，编次为传，扵孙子多所发眀。梅尭臣注，文忠公谓其当与三家并传，晦翁有定论矣。孟氏、贾林、王晢、何氏，虽言人人殊，而皆扵观者有所禆益。此注之所以集也。
夫兵，凶器也，不得已而用之者也。然不素习扵承平之时，而姑试于有事之日，吾不知其可也。故生而悬弧，长而习射，冬而讲武，凡人之所当知者也。诗云：“文武吉甫，万邦为宪。”孔子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备”，又曰：“戚战则克”。圣人之所以敎者也。余夙有四方之志，每渉猎群书而尤嗜《孙子》。《孙子》上谋而后攻，修道而保法，论将则曰仁智信勇严，与孔子合。至扵战守攻围之道，批抗捣虚之术，山林险阻之势，料敌用间之谋，靡不毕具。其它韬钤机略，孰能过之。然其言约而该，近而逺，未易窥测。今观诸家所注，或本隐以之显，或由粗而识精，或援史而证之以事，或因言而实之以人，扵是《孙子》之微词奥义，彰彰眀矣。故曰《孙子》十三篇，不惟武人根本，攵士亦当尽心焉旨哉！言乎予奉命督军虔台，进武弁及生儒，问之，无有知是书者，故授之以梓，以广其传。
嘉靖乙卯春正月榖日，锡山谈恺，书于虔台之思归轩
曹操等注家介绍
曹操 字孟德，沛国谯（今安徽省毫州市 ）人，东汉末年政治家、军事家，今存传本《 孙子兵法》的核定人。曹氏在《孙子略解》序中写道：“吾见兵书战策多矣，孙武所著深矣。审计重举，明画深图，可相诬，而但世人未之深亮，训说况文烦富，行于世者失其旨要，故撰为略解焉。”曹操时代，《孙子兵法》传本大约仍然较多，为之作注解训释者，亦大有人在，然而人们对 孙武之书并无深刻透彻的理解（“末之深亮”），故对《孙子兵法》的解说、比拟之文（即“况文”）， 如同汉末儒家烦琐注经的文字一样，均太烦琐而不得其要， 故曹氏一概屏弃，而另撰《孙子略解》。曹氏注文确是简明扼要，又切实际。依清孙星衍《平津馆丛书》 刊《孙吴司马法》本，《孙子》十三篇本文约 6000余字，而曹氏之注，仅312条，3082字，仅及《孙子》 本文的一半稍多一点。较之当时“说五字之文 ，至于二三万言”的烦琐注经，实有天壤之别。曹氏之注， 清新简明，切合实用，故深受世人欢迎，曹注 一出，前此“训说、况文烦富”的注解，即刻被世人抛弃，唯曹注独行。故其后注家无不以曹注为“ 参照系”，而《孙子》十三篇之本文，也随曹氏定本而独传 。宋刊《武经七书》时，独《孙子》附曹氏之注，也是对曹氏情有独钟。在曹注中曾有：“若主弱客强，操所以倍兵围 下邳生擒吕也”（《谋攻篇》“十则围之” 注）一语，曹操擒吕布时在建安三年(198年)，故曹 注《孙子》，必成书于公元198年之后。
孟氏 生平不详。《隋书·经籍志》兵家类中于“《钞孙子兵法》一卷”下注曰：“梁有《孙子兵法》二卷，孟氏解诂。”由此知孟氏为南朝梁代人。唐宋时期，其注曾被收入《纪燮集注孙子》及《五注孙子》等书中。孟氏之注，偏重于文字解诂 。《孙子十家注》中计存孟氏注68条。
李筌 正史无传，约生活于唐玄宗至唐代宗时代，号达观子。以居少室山，自称“少室书生”或“少室达观子”。少室山即今河南登封之嵩山。所撰《阃外春秋》于天宝二年六月十三日上之，其时李筌尚为布衣。后撰《太白阴经》于乾元二年四月二十八日上表时，李筌已署“正议大夫、持节幽州军州事、幽州刺史并本州防御史、上柱国”，又有《太白阴经序》，末署“唐永泰四年秋，河东节度使、都虞侯臣李筌撰”。天宝二年、乾元二年、永泰四年，分别为公元743、759、768年，这一时段，大致是李筌著作的旺盛时期。另有他书记载，李筌曾任荆南节度副使、仙州刺史等职。此人虽多有将略，然在安史之乱时，似未获重任。李筌注《孙子》，初见《新唐书·艺文志》， 著录为二卷。《通志·艺文略》、《宋史·艺文志》均作一卷。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著录“李筌注孙子三卷”，曰：“右唐李筌注。以魏武所解多误，约历代史，依《遁甲》，注成三卷。”（《郡斋读书志》卷十四）李筌之注显然是在曹注基础上有所补正：一是注意到孙武十三篇的系统性，整体性，并对 其篇目排序，有所交代。二是多有史例引入，即晁氏称“约历代史”。三是对曹氏之注有所纠补，如《虚实》篇“饱能、饥之”句，曹注曰：“绝粮道以饥之”，李筌则日：“饥敌之术，非止绝粮道”，并以隋 高颍所献平陈之策（“误农时…‘焚积储”等）以证之。其四是引入《太一遁甲》，乃使其注增加了神秘色彩。据现存《宋本十一家注孙子》，李筌注有364条，是“十家注”中分量较大的一家。
贾林 中唐名将李抱真的门客，正史无传 。旧、新《唐书》的《王武俊传》中，均言及贾林作为李抱真的辩客，于唐德宗建中四年(783年)受李抱真之遣诈降叛将王武俊，并以“传诏”之名说服王武俊归顺朝廷。此行，机谋与辩才并显，欧阳修为之赞曰：“贾林以一语寤武俊，轧兵相仇，折幽蓟之锐，洮失其朋，不出孤城，终底覆夷。”（《新唐书》，卷二百一十一）对贾林以口舌平叛之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贾林注《孙子》，《新唐书·艺文志》、《通志·艺文略》等，均著录为一卷。《郡斋读书志》未单独著录，然有《纪燮注孙子》三卷，自注曰： “唐纪燮集唐孟氏、贾林、杜佑三家所解。” 据于汝波《孙子学文献提要》统计，《宋本十一家注孙子》中计存贾林注140条，其特点是简明，且思虑较周全、平稳。如对将德“智、信、仁、勇、严”注曰： 专任智则贼，偏施仁则懦，固守信则愚，恃勇力则暴，令过严则残。五者兼备，各适其用，则可为将帅。”所注比较务实，更注意了其整体的相互关联，要言不烦，风格颇近于曹操。大约正是这一特点，使他能跻身于“十家注”之列。又，贾林对孙子本文的校勘、是正也有所顾及，也是贾林注的重要特色。
由于《宋史·艺文志》所录《五家注孙子》的“自注”中，将“五家”列为：“魏武帝、杜牧、陈皞、贾隐林、孟氏”。有人就认为“贾林”是“贾隐林”之误，或以二者为一人。这一判断是错误的，是由《宋史》“自注”之疏误所引起的。“贾隐林”， 在旧、新《唐书》中都有传，此人以护卫皇帝之功，封为武威郡王，并未注《孙子》。
杜佑 字君卿，京兆万年（今陕西省长安县）人。中唐名相。杜佑一生做官，从县丞做到宰相，历经德宗、顺宗、宪宗三朝，外官数任节度使，多次掌管钱米财物，积累了丰富的政治经验与治国方略。此人虽“位极将相”却“手不释卷”，“质明视事 ，接对宾客，夜则灯下读书，孜孜不怠”（《 旧唐书·杜佑传》）。既是高官，又是学者。此人的志向，并不在于兵书的注疏，而是要对经国理政的典章进行系统的梳理与研究。前此，有刘秩撰《政典》三十五卷，颇为时贤称赏，而杜佑看后，则认为其书并非完备，多有缺漏，乃因而广之，扩成二百卷，号日《通典》。此书从大历元年(766年)开始编撰，至贞元十七年(801年)“自淮南使人诣阙献之”（《旧唐书 ·杜佑传>），前后历时三十五年。
《通典》二百卷，分九门，依次是：《食货》十三卷，《选举》六卷，《职官》二十二卷， 《礼》一百卷，《乐》七卷，《兵》十五卷，《刑法》八卷，《州郡》十四卷，《边防》十六卷。由这 一框架分类可以看出，杜佑的基本立足点完全在于安邦治国，其中《礼》一百卷，独占全书之半，尤其引人注目。“兵”作为治国安邦的重要手段，占有十 五卷之内容。
《通典·兵部》十五卷，又称《兵典》，《孙子十家注》中杜佑之注，即取自《兵典》。《 兵典》的编撰，明确以孙武十三篇为纲领。杜佑自言：
语有之日：“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诚谓得兵术之要也。以为孙武所著十三篇， 旨极斯道，故知往昔行师制胜，诚当皆精其理。今辄捃摭与 孙武书之义相协，并颇相类者纂之，庶披卷足 见成败在斯矣。
杜佑既以孙子十三篇为纲领，为指导，故多引 其文并阐释之，《十家注》中的“杜佑日”，即取自《兵典》中对《孙子》引文的阐释。所取其注，并非全部原文照录，而是有选择，有字句改动。据于汝波《孙子学文献提要》统计，《宋本十一家注孙子》录杜佑注160条，颇多引曹注，亦间有“王子 ”等人注解《孙子》的佚文。亦有申释、补充曹注之效果 。
《兵典》既以资料丰富、详备为长，又明确以《孙子兵法》为纲，故《兵典》一书实为解读 《孙子》的重要参考文献之一。
杜牧 字牧之，京兆万年（今陕西省长安县）人，杜佑之孙。牧为晚唐时期著名诗人， 与李商隐并以诗才见称，世人誉之为“小李杜”，几可与“ 大李杜”（李白与杜甫）齐名。
杜牧其人，可谓才华横溢。历官监察御史，殿中侍御史、内供奉，出为湖州刺史，迁中书舍人。杜牧为人“刚直有奇节，不为龊龊小谨，敢论列大事，指陈病利尤切至。”（《新唐书·杜牧传 》）此人既有脱世之才，又有济世之志，故其诗赋文论无不表现了狂傲之情。
宋人晁公武曰：“世谓牧慨然最喜论兵，欲试 而不得。”可见，杜牧之喜兵，乃其志向之所 在，其对孙武的推崇及倾全力以注《孙子》，乃势所必然也 。 杜牧既自视甚高，又喜论兵，故对孙武之 书既有相当深刻的理解，而对注《孙子》之书，又有严苛的要求。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写道：牧以武书大略用仁义，使机权，曹公所注解，十不释一，盖借其所得，自为《新书》尔。因备注之……其学能道春秋、战国时事，甚博而详，知兵者将有取焉。
杜牧以孙武书的要旨在于“用仁义，使机权” ，可谓识其精髓；又以曹公之注“十不释一” ，而将其真切的体验自为《新书》，亦可称切中要害。而杜 牧“备注之”，实欲取曹公而代之，要成为注 解《孙子》的第一大家。据于汝波《孙子学文献提要》统计 ：杜牧之注376条，并认为：“数量多，质量亦较高，故有称其为曹操之后第二大注家者。”其实，杜牧 本意绝不是屈居“第二”。且看其《注孙子序 >所言：予因取孙武书备为其注，曹之所注亦尽存之，分为上中下三卷。后之人有读武书予解 者，因而 学之，犹盘中走丸：丸之走盘，横斜圆直计于临时，不可尽 知；其必可知者，是知丸不能出于盘也。（《 全唐文》卷七百五三）
杜牧既将曹注全部包容其中，又直接与孙武之 书紧紧捆绑在一起，杜牧已把自己所注奉为后 世兵家不可逾越的“圆盘”了。此实自居注家之首位也。《 孙子·九变篇》“城有所不攻”句，杜牧注文 有言：“国家自元和三年至于今三十年间，凡四攻寇。”唐 宪宗元和三年为公元808年，此距杜牧注文之 “今”已30年，知杜牧注《孙子》，当成书于公元838年 ，即唐文宗开成三年。
陈皞 正史无传，其名于《唐书》中仅一见，即《新唐书·艺文志》录：“陈皞注《孙子》 一卷。”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载“陈皞注《 孙子》三卷”，并注曰：“皞以曹公注隐微， 杜牧注阔疏，重为之注云。”由此知陈皞之注当在杜牧之后 ，其意则在于订补曹、杜二注之不足。今刊《 宋本十一家注孙子》中，陈皋注仅113条，数量不多，其对 曹、杜之注，却有明显的补充、彰明之效。如 <谋攻》篇“不战而屈人之兵”句，曹操注曰：“未战而敌自屈服。”杜牧注曰：“以计敌。”陈皞则曰：“韩信用李左车之计，驰咫尺之书，不战而下燕城也。 ”较曹、杜之注，皆更为明朗、准确。又如“ 五则攻之”句，曹操讲“三术为正，二术黾为奇”； 杜牧亦讲我方之兵如何为“三、二”之分，陈皋则曰：“兵既五倍于敌，自是我有余力，彼之势分也。岂 止分为三道以攻敌？”陈皞之注亦明显针对曹 、杜而发。可见，陈注虽不多，确有对曹、杜之订补，并相 得益彰之效。
何延锡 《十家注》称“何氏”。大约吉天保在辑录《十家注》时，对此人尚不了解。 何氏，名延锡。此人本是五代十国中南唐李煜的部将，后周显德三年（公元956年）延锡兵败涡口（今安徽怀远县东北），被周世宗柴荣与赵匡胤斩杀。何氏所注《孙子》，至宋始有流传。
《崇文总目》录为二卷，题“何延锡注”；《通志·艺文略》录为一卷，亦明标“何延锡注”，《郡斋读书志》则称“何氏注《孙子》三卷”。《宋本十一家注孙子》中录存何氏注168条。条数不算太多，其特点是引录了大量的战争史例，大凡讲到具体方略之处，何氏均有相当数量的战争实例引入。这对于理解《孙子》原文及他人的解说，都极为有利。这一特点，也正是何注的优势所在。
王皙 宋初人，约生活于宋太宗至仁宗时代，《宋史》无载。《通志·艺文略》录“王哲注《孙子》三卷”，列梅尧臣之前。“哲”“皙”形近， 二者当是一人。据《宋史·艺文志》载，王哲另有《春秋通义》十二卷，《皇纲论》五卷。
据《宋本十一家注孙子》，王皙注存349条，是数量较多的一家。王皙注文虽然不算太多，也颇有自己的特色：
其一， 比较注重道义，常能着眼于政治大局。如《计》篇对“五事”注曰：“此经之五事也。夫用兵之道，人和为本，天时与地利则其助也。”又曰：“道 ，谓主有道，能得民心也。夫得民之心者，所以得死力；得死力者，所以济患难也。”在言及“诡道”时，王皙又强调说：“诡者，所以求胜敌；御众，必以信也。 ”诡道是在战场上对付敌人的，对自己的部众 ，必以仁信为本。王皙之注凸显了儒家思想的特色，此与《 宋史》所载王哲撰有《春秋通义》，思想倾向 当十分贴合，或可由此认定“哲”“皙”二者就是一人。
其二，与曹注密切配合，是王皙注的又一大特点，或表示赞同，或表示反对，或疏通，或驳斥，或另立新说而两存，均有实例，无须备举。
另外，王皙注中对原文校勘亦很看重，晁公武 《郡斋读书志》曰：“皙以古本校正阙误，又为之注。”有以上之优势，故能并立于“十家”之中。
梅尧臣 北宋名臣，字圣俞，宣州宣城（今安徽省宣州市）人，以工诗知名，欧阳修引为诗友，自以为不及。《宋史·梅尧臣传》言：“赐进士出身，为国子监直讲，累迁尚书都官员外郎。” “宝元、嘉袼中，仁宗有事郊庙，尧臣预祭，辄献歌诗，又尝上书言兵，注《孙子》十三篇。”宝元、嘉祜，均为宋仁宗年号，时在公元1038-1039年及1056—1063年，此二三十年间，尧臣常随侍仁宗。
尧臣既以诗闻名，又撰《唐载记》二十六卷，《毛诗小传》二十卷 等，是宋初著名学人。梅尧臣注《孙子》，《 宋本十一家注孙子》中存录484条，数量仅次于张预。梅尧臣之注，一是文字简洁，二是常能抓住关键之字 、词，切中要义。如《计篇》“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 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诸家之解各有所中，尧臣独抓住一个“危”字大做文章：“危，戾也。主有道则政教行，人心同则危戾去。故主安与安，主危与危。”危，本指高峻，高峻则危险；戾，错乱，错乱则生罪恶。主有道，危戾即可远去，无道，灾难即会降临。由此一字之解，即可使主旨大明。
又，《九地篇》“投之亡地然后存”句，梅氏注：“地虽日亡，力战不亡；地虽曰死，死战不死。故亡 者存之基，死者生之本也。”可谓言简意赅， 一语道破其间的辩证逻辑。宋初，曹操、杜牧、陈皋三家之注为世所重， 欧阳修则曰：梅圣俞之注，当与三家并立而传，甚或胜出三家也。此评或有偏爱梅氏之意。
张预 北宋中期兵学家，宇公立，东光（今河北省东光县）人。曾撰《十七史百将传》，始于太公，终于五代刘词，每传皆取自正史而缩节之，传末断以《孙子兵法》。其序曰：“臣尝读杜牧《注孙子序》，至其所谓‘犹盘中走丸，丸之走盘，横斜圆直，系于临时，不可尽知，其必可知者，丸不能出于盘也。”’臣始谓此言非至论。及观历、代史书 ，上下千余载间，将兵者所以成，所以败，莫不与武之书相符契，由是乃以牧之言为信然。此后，张预即撰辑《百将传》，数年后成书。大约在《百将传》成书后，张预即着手注解《孙子》十三篇。
今刊《宋本十一家注孙子》，计存张预注530条，是十一家中注解条数最多的一家。在十一家中，张预成书最晚，综观其注，大致是在通览了前此诸家注释之后，带有明显的综合与总结性质。首先，张预注意了《孙子》十三篇总体结构的相互关联，每篇篇题之下，张预都注明它何以居于这一位子，与前后篇如何紧密相连，从而使“十三篇”形成一个整体。其次，张预注文堪称详备，几乎所有的关键之处 ，都能看到张预的注解。其注文虽多，但并无冗长累赘之言 ，而且常有与其他注家互动之处。其三，张预之注，征引文献与史例，亦特别丰富。既已撰《十七史百将传》，显然有了丰厚的资料基础。所以，在“ 十家注”中，张预一家亦十分引人注目。今人或称曹操、杜 牧、张预为注《孙子》之三大家，不为过誉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