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世纪的背景·第一
作者：马丁·万·克列威尔德·以色列
出自————《战争与后勤》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残暴的抢劫
1560年至1660年这一时期，被称为“军事革命”时期，其特点，首先在于欧洲各国军队人数的巨大增长。1567年，西班牙阿尔巴公爵镇压尼德兰的叛乱时，只带了3个旅团 [ 松鼠妖注：似从日文版转译 ] ，每个3000人，外加1600名骑兵，但已给人以声势浩大的印象；只过了几十年，西班牙“弗兰德军队”的人数，就动辄以数万计了。16世纪后半叶法国胡格诺战争的一些最重要的交战，双方人数大体上各为10,000至15,000人，而到十七世纪上半叶三十年战争期间，法国、帝国 [ 译者注：帝国指“神圣罗马帝国” ] 和瑞典各以30,000人以上的军队进行的会战就屡见不鲜了。古斯塔夫·阿道夫和华伦斯坦，在其武功达于顶峰的1631-1632年，各自统率的军队已远远超过10万人。及至三十年战争的后期，各国已不能保持这样庞大的军队，但大约在1660年以后，军队人数又继续增长。1643年的罗克洛会战，当时最强大的国家——西班牙王国被仅有22,000人的法国军队打得大败，而30年后，法王路易十四已能动员12万人来对付荷兰了。在路易十四的统治下，法军人数即使在和平时期也很少低于15万人，哈布斯堡王朝的军队比法军略微少些，约14万人左右。这两支军队的战时编制更大得多，法军在其军事活动达到顶峰的1691-1693年，人数达到40万。1709年，在马尔普拉奎特战场上，就已经有8万名法军对11万名英荷联军这样大规模的会战了。还可以引用更多更确切的数字，但都只能证明一个公认的事实，即：1560年至1715年期间(仅1635至1660约25年的时期除外)，欧洲各国的军队逐渐扩大，人数增长了许多倍。
随着军队人数的增长，伴随军队的辎重也大大膨胀起来。与阿尔巴公爵进军荷兰时所率领的精干而组织良好的军队不同，17世纪初期的欧洲军队都是一些臃肿笨重的团体。一支部队，假定为3万人，后面跟着一大群妇女、儿童、仆役和随军商人，其人数相当于部队实力的50-150%。部队无论开往何处，都必须拖着这条巨大的尾巴。当时的军队成员，大都是一些没有根基、军外无家的人，因而他们的行李，特别是军官的行李，占着极大的比重。1610年荷兰拿骚的莫里斯出征时，随军的942辆大车有129辆被指定用来装载参谋人员及其行李，这一数字还不包括可能同样多的“编外”车辆。总而言之，对于这个时期的军队来说，平均每15人摊到1辆大车(每辆大车2-4匹马)是很普遍的事情。在特殊情况下，当有必要尽可能使部队在一个格外长的时期内保持自给能力时，大车的比例可能还要增加一倍。例如在1602年莫里斯的布拉班特战局期间，为伴随其24,000人的部队，竟然集中了多达3000辆的大车。
鉴于这种由兵员、妇女、仆役和马匹组成的游牧部落日益增大，研究其给养补给方法是饶有兴趣的。一般说来，所有国家的军队都是由雇佣兵组成；军队发给士兵的，除军饷外，几乎再无他物，士兵不仅要用饷银购买每天的食物，而且还要购买被服、装具、武器，有时还有火药。当然，他们为此常可得到连长预支款项的帮助。如果国库按时支饷，军官又能老实发放，只要军队能够相对稳定地驻扎在一个人口较多的地区，这种补给制度也能相当正常地发挥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可以组织正规的市场，由军需官管理。军需官对政府负责，而不是对总司令负责，其职责是查明可以供应的物资，掌管做生意用的房舍，并实施价格管理和质量监督。军队同地方居民之间的贸易，一般按自愿的原则进行。如果预计某项物资将发生短缺，就可能需要采取措施防止比较富裕的士兵抢购存货仅供其本身使用。众所周知，这种制度有着无穷无尽的弊病，几乎对任何有关的人都绝无好处。但是笼统地说，在这种制度下也没有什么显然办不到的事情。
然而，一旦军队必须离开其常驻地进行作战，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建立市场需要时间，又不能指望地方农民来保障部队，除非部队行进缓慢，并有长时间的停顿(这也是常有的事)。赚钱的希望可能引诱某些大商人(正确的说法是随军商人)跟随部队行动，但商人及其货车却使军队的“尾巴”更加增大，而且，其存货也不可能用之不竭。如果是在本国或盟国领土行动，有时可派粮秣官打前站，以组织城镇货源，并建立市场。在极少数情况下，如果军队连续几年反复使用同一些行军路线，那么，可以组织常设性兵站，筹办并发售士兵所需的一切物品。另一个在行军中保障军队补给的方法，就是安置士兵到沿途城乡居民家中住宿。除空房、食盐和灯烛外，还可指望居民以收取现金的条件提供其他必需品。当然，这种办法并非经常都有良好效果，士兵们往往既要吃饭，又不付钱，甚至还要拿房东的东西。
另一方面，当时还没有一种后勤制度能够保障一支军队开入敌国领土作战。的确，在进入我们这个时代以前，还未感觉到有这样一种制度的必要。自古以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不过就是让军队掠夺其所需的一切。有组织的抢劫是一种常规做法，而非例外情况。但是，到了17世纪初叶，这个由来已久的“制度”变得不中用了。这时，军队的规模过大，靠抢劫已保障不了。但是，当时又还没有后代那种统计制度和后勤机构，能够把抢劫变成一种有组织的盘剥，以适应军队人数的增长。结果，这个时期的军队可能是历史上供应最糟的，好象成帮结伙的武装匪徒，将他们所经过的农村地区劫掠一空。
即便单纯从军事观点来看，这种情况的后果也是灾难性的。指挥官不能让部队吃饱饭，就无法对军队保持控制和防止士兵逃亡。为了克服这两种现象，同时也为了得到一种比较正规的补给来源，解决就连最彻底的洗劫也解决不了的经常供应问题，到了16世纪的最后20-30年间，指挥官们开始感到有必要由军队给士兵提供至少是最起码的必需品，包括给养、饲料、武器，还有被服。这一点又是靠了随军商人才实现的，办法是同他们签订供应合同，而所花的费用仍从士兵薪饷中扣除。这种新的制度几乎是同时在当时欧洲最大的两个强国——法国和西班牙的军队中开始实行的。这两支军队分别由亨利四世的陆军大臣苏利和西班牙的安布西阿若·斯皮洛拉统率。
一支有正规建制的军队，无论采用何种补给制度，其第一位的需要总是金钱。但是，16世纪后半叶，军队人数的增长大大超出的政府财政能力的增长。就连当时最富的强国——西班牙王国，在1557至1598年间，也曾三次因军费开支过大而破产。在三十年战争期间，欧洲的主要国家，除荷兰外，没有一个养得起自己的军队，结果只得求助于征收特别税的制度。虽然这一制度最后被所有的交战国所采用，但一般认为它的创始人是帝国指挥官华伦斯坦。华伦斯坦不用那种从地方居民征收粮食，付给国库收据的办法，而代之以大量榨取现金。这些现金是交给军队的出纳官，而不是直接发给士兵个人或部队。这种建立在公开勒索基础之上的制度，有两个明显的优点：一方面能保证士兵得到正规的薪饷，另一方面使他们不必为了个人的利益去抢劫。这种制度的意图是要较其前身多一点秩序，因而也就多一点人道，尽管在实践上它是如此可怕，以至于饱受恐怖的欧洲人直到一个半世纪以后还到处在设法防止这种制度复活。
以上是这一时期补给制度的概述。从它对战略的影响来看，最惊人的事实是：如果一支军队不能相对固定地以城镇为基地，那么，为了活命，它就不得不经常处于运动之中。无论采用什么方法，不管是华伦斯坦的“特别税”，还是直接的抢劫，总之，军队及其毫无纪律的随从人群所组成的庞大机体，很快就会把一个地区搞得民穷财尽。这一事态之所以特别不幸，还因为它在时间上与堡垒的推广及改进相重合，这种堡垒使防御迅速地加强起来而不利于进攻。如果说法王查理八世能够长驱直入地征服意大利，那么，到了16世纪后期和17世纪初期，一个强国的力量主要地已不在于它的野战军，而在于坚固筑垒的城镇；一个到处都有坚固筑垒城镇的国家，就是完全没有真正的野战军也能够打仗。在这种条件下，战争主要就是一系列周而复始的围城战，而深入敌国领土的战略进军，通常总是徒劳无功的。
因此，当需要决定围攻哪一个城镇，或解救哪一个城镇时，补给方面的考虑常常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从那个时代的后勤的实际情况来看，一座城镇，若其周围地区已被洗劫一空，一般就不会遭到围攻，对已经被围的则很难前往解救。1586年荷兰人解救恩德霍芬之役的失败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造成这次失败的原因是给养保障困难，但这种困难主要不是发生在这支10,000人的部队前往目的地的50英里行军途中，而是发生在他们已在城外设营之后。一场旷日持久的围城战，将使其周围农村地区的给养资源，不管原来有多少，通通被吃个精光。因此，这样的持久战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可能进行。例如，莫里斯围攻奥斯坦德时，他的军队可以从海上得到补给，但不幸的是，守军也能用同样的方法得到补给，结果这场围城战持续了打破纪录的两年之久。
在野战条件下，吃光一个地方之后可以转移到另一个地方，因而指挥官们认为野战比较容易些。由于军队不是从后方基地得到补给，在很多情况下甚至根本不指望从他们为之战斗的国家得到薪饷，所以交通线对于决定军队的运动方向意义不大。征收特别税的制度，使得华伦斯坦的军队几乎可以自给自足，其他大多数军队的情况也是如此，包括古斯塔夫·阿道夫的军队在内。他从1631年初起，就以同别人并无显著区别的方法，在作战地区大量榨取他所需的补给品，因此，就17世纪的军队而言，除特殊情况外，在战略上不存在什么割断其后方补给的问题，唯一的例外是有时可以割断其同新兵补充地域的联系。以此为目的的战局偶尔有之。这个时期的军队，除受到上面所说的限制以外，可以——而且的确是——服从肚子的需要，自由地到处流动，开往能够提供给养的任何地区，根本不考虑同其并不存在的后方基地的交通联络。在这样的战争中，不但不强调作战的速度，而且也不提倡向着一个明确的方向作持续而有目的的进军。
一方面17世纪的军队似乎具有脱离交通线行动的极大自由，另一方面它的战略机动性却受到河流走向的严重限制。通常这并非因为渡河困难，而是因为随军运行的补给品沿水路输送要比陆上拖运容易得多。尽管这一特殊考虑适用于所有军队，但是，说来矛盾的是，一个指挥官将其补给品筹集工作做得越好，他对水路的依赖性就越大。这既是由于船舶具有比马车大得多的载重能力，也是由于船舶本身不需要什么额外的补给品。17世纪的一位第一流的军事工程师曾经计算过，100拉斯特 [ 译者注：拉斯特，北欧船货重量单位，约2吨。 ] 面粉和300拉斯特饲料，水运只需9艘船舶；如果陆运，仅前一项就需要600辆大车。
在那个时代的所有指挥官当中，没有人能象莫里斯那样善于利用水路的优越性。但反过来说，也没有人象他那样离开了水路就难以作战。他利用马斯河、莱茵河、列克河、瓦尔河这几条大川，迅速地自东向西又自西向东运送炮兵辎重，一次又一次成功地给西班牙人以突然袭击，时而出现在弗兰德，时而又出现在贵尔德兰，常常在西班牙人猝不及防之时就一举攻占他们的要塞。但是，一旦离开了河川，他就一筹莫展了。这一点，从他1602年的战局中可以得到很好的证明。顺便提一句这次战局是当时企图以有目的的战略机动来夺取战争胜利的非常少见的战例之一。
渡过马斯河后，莫里斯打算绕过进军途中的各处要塞，插入布拉班特腹地，诱使西班牙人应战，然后向西转入弗兰德。最终目的是解放这两个省份。为此，他集中了一支庞大的野战军——5,422名骑兵和18,942名步兵，另有13门加农炮，17门臼炮和5门野战炮。但在这些火炮中，仅13门臼炮随军行动，其余均由水路输送，到战场与大军会合。部队预定前10天要自给自足，其伴随的700辆大车载有50拉斯特面粉。另外的50拉斯特由水路输送。虽然作了这些并非无足轻重的准备，但根本没有考虑在战局期间哪怕是尝试一下以正规方式组织部队补给的问题。所有上述措施都只是为了暂时维持一段军需，直到部队能够收割沿途的庄稼，并将谷物加工成面包为止。
实际上，发起这次战局的时间，从农作物季节上看是过早了。莫里斯的部队6月20日渡过马斯河后，立即就发现布拉班特的庄稼还未熟，不能收割。携带的给养也证明不能满足需要，特别是这支大军的英国分遣队耗光了自己分得的给养，需要别人支援。这时，莫里斯写信给国会说，他不知如何继续进行这次战局，他仍将诱使西班牙人投入交战，如不成功，即返回马斯河。大军在刚刚走了一个星期之后，于6月27日停止前进。随后3天，由于“作出了巨大努力”，焙制新鲜面包的工作进展顺利，因而7月2日得以继续进军。但3天后又一次因需焙制面包而中止前进时，莫里斯就坚定地下了决心：如不能在圣特瑞金附近求得一战，他将返回马斯河。7月8日，部队果然抵达圣特瑞金，但又发现原定由水路随大军输送的50拉斯特面粉实际只有16拉斯特。面临饥饿的威胁，莫里斯决定撤退。在将剩余的面粉分配并焙制完毕后，于7月10日开始退兵，但次日就因“天气太热”而被迫停顿。7月12日，英国分遣队又耗光了面包，需要全军帮助摆脱困境。回到马斯河后，7月19日，一大批面包和干酪送抵莫里斯的部队。因此，他决定向弗兰德进军。但国会对他这种漫无目的的运动已经再也不能忍受，断然禁止这次进军。于是，莫里斯扎下营盘，以便围攻格拉伏。据信，西班牙之所以未能征服北尼德兰，是因为那里河川太多；而从荷兰人方面来说，他们未能在比利时取得进展，则是因为那里河川太少。
就连那些不大关心补给状况的指挥官，也对河川有某种程度的依赖性，这是因为那时的火炮重量太大。例如在莫里斯的炮兵中(莫里斯首先是一位炮兵行家)，其最大的火炮——所谓“卡托文”——重约5吨半，必须拆开才能运输。即便如此，每门炮所需的挽马仍不少于30匹，其中，预计每年要累死20-30%。一支由6门臼炮组成的最简陋的炮队，每门炮配备100发炮弹，共需50匹马牵引火炮本身和装载弹丸、火药、工具以及各种工程器材的大车。通常，炮兵行进一个特定距离的时间，较之整个部队要多一倍，无论在进军时或撤退时都造成复杂的行军序列问题。当时有些人不满于这种状态，许多人提出过减轻火炮重量的实际建议，莫里斯的堂兄弟约汉就是其中之一。在这方面作了比较重要的工作的，是古斯塔夫·阿道夫，他对此简直有些着迷。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废弃了超重型火炮——莫布拉克，缩短了炮管，减少了炮管壁的厚度，采用了一系列特别轻的火炮，其中最有名的(如果不是最有效的)就是蒙皮炮。虽然经过这些改革，能够将炮兵的马匹和大车几乎减少一半，但是，我们将看到，这并没有使他摆脱笨重不灵的炮兵对他的战略的限制。而且，这些改革未能持久，在他死后，瑞典又开始铸造较重的加农炮了。
综合起来，17世纪的后勤有三条基本的原则，那时的指挥官们的战略就建立在这三条原则基础之上。第一，为了解决给养，必须经常移动；第二，在确定运动方向时，不必过多地考虑同后方基地保持联系的问题；第三，沿河川行动，尽可能控制河川航线，具有重要意义。这三条原则，都从古斯塔夫·阿道夫的业绩中得到了很好的证明。他的作战行动被公认为较其他大多数人更有目的性，并被用来证明各种各样的理论：从建立基地的重要性，到迂回接敌的优越性。事实上，从他于1630年7月在匹内蒙德登陆时起，就是后勤决定着他的行动方向。诚然，如果不是补给上的困难使得帝国将领康提未能集中优势兵力来对付他，这次登陆可能是完全无法实现的。尽管瑞典国王的军队只有1万人，但他发现在饱经蹂躏的波美拉尼亚仍然无法解决给养问题，因而必须首先扩大补给的基地。为此，他在没有明确的战略目标的情况下，流动于各地，所到之处，夺取城镇，派兵驻守。这样就逐渐扩大了他可以从中得到补给品的地区。但是，事实证明，这里面也包含着对他不利的一面。因为围攻或以其他方式夺取的城镇愈多，把守这些城镇所需的兵力也就愈多。在这种情况下，看到他直到翌年春季才得以聚集一支初具规模的野战军以认真地开始作战行动，就并不感到意外了。
图1 1630-1632年古斯塔夫·阿道夫在德国的作战行动
1630年冬至翌年初，在吃光了波美拉尼亚剩余的粮秣以后，古斯塔夫·阿道夫感到有必要进一步扩大其补给基地。由于炮兵离开了河流无法行动，他能够选择的路线只有两条：或者向西和西南前往易北河，或者沿奥德河南进。他试图走第一条路线，但失败了，于是又出发夺取勃兰登堡，从而又多了一个补给地域。这时，这位瑞典国王本应前往支援马格德堡，因为该城居民在他的诺言鼓动下，掀起了反对西班牙统治的叛乱。但是，他拿不下科斯钦和斯潘道，就无法前往马格德堡，因为那两个城市分别扼守着瓦尔塔河与奥德河、斯普里河与哈韦尔河的会合处。要控制这几条极为重要的河流，必须同选帝侯乔治·威廉谈判。及至他通过谈判控制了上述河流，马格德堡却已陷落。
此时，距瑞典国王在匹内蒙德登陆已近一年。在这段时间内，他同所有其他军队一样，也是依靠就地取给生活。7月18日，他从维尔本营地写信给他的首相奥克森斯梯尔纳说：“我们曾一再将我军的处境通知您，我们全军，都生活在极端的贫穷、困苦和混乱之中，所有仆役均已离开我们，我们被迫靠着毁灭和破坏我们周围地域的一切来进行战争。此刻正是这样，因为除了士兵所能抢到的东西外，我们已别无一物来满足他们的需要。”在另一封信中，他说：“首相先生，虽然是您亲自建议每月给我们发送10万塔勒 [ 译者注：旧时欧州银币名 ] ……但近四个月来，军队连一文钱也没有收到……我们只能靠从城镇榨取的一点面包来养活士兵，但这也是有限度的。对骑兵已无法约束……他们完全靠野蛮的抢劫维持生活。因此，一切都被毁掉了，在城镇和乡村已经找不到什么东西可供士兵食用。”的确，这正是需要再一次扩大军队“基地”地域的关键时刻。9月，布莱吞费尔德大捷为此开辟了道路。
打败梯里之后，古斯塔夫·阿道夫又有两条可供选择的路线，他可以继续沿奥德河行进，从战略上看这似乎是合乎逻辑的，因为敌人的权力中心维也纳就在其东南方向。但他也可以向莱茵河进军。这第二条路线更便于炮兵行动。更重要的是，走这条路线，瑞典人就不是进入波希米亚的荒凉山区，而是进入日耳曼最富裕的部分。结果，后勤方面的考虑又一次被置于战略之上。到11月，瑞典人已经到达美因兹附近，他们用3个月的时间占有了日耳曼中部的大部分地区。姑不论其他好处，单看军队的物质状况，直到它的军容，就可以知道这一决策无疑是正确的。一群侵扰勃兰登堡和萨克森的乞丐，几乎是一夜之间就变成了一支富裕的、配备齐全的部队。当然，这是靠了对沿途城镇进行敲骨吸髓的榨取，对各地的祭司 [ 松鼠妖注：疑似天主教会 ] 和犹太人强征高额特别税才实现的。
1631年的冬季是在维尔次堡-法兰克福-美因兹地区渡过的。此时，古斯塔夫·阿道夫麾下已有10万余人。在准备下一个战局时，他希望将军队人数增加一倍。尽管他的军队现在已能利用半个日耳曼的资源，但是，很明显，如果不进行一些新的征服，要维持这样庞大的军队是不可能的。地理条件又一次决定了行军方向。瑞典人沿多瑙河东进，渡过累赫河，开始在巴伐利亚境内进行敲榨勒索。但是，夏季还未过完他们已经认识到，就连在纽伦堡和奥格斯堡这样的城市榨取的巨额款项也是不够用的。为了防止瓦解，军队不得不继续沿多瑙河“飞进”。向维也纳的进军刚刚开始，就传闻华伦斯坦大军开出波希米亚，侵扰下萨克森地区，威胁着瑞典人至波罗的海的交通线，这次进军即被打断。事实上古斯塔夫·阿道夫确已远离“后方基地”数百英里，他对此感到焦虑(这在当时是少见的)，因而离开多瑙华斯，经过一番行军和反向行军，到达纽伦堡附近的富尔特，在此安营扎寨。随后的两个月，军队即停留此处。古斯塔夫·阿道夫和华伦斯坦互相对峙，双方都想尽力坚持，使对方饿垮。结果证明，华伦斯坦更能适应这种行动。9月初，瑞典国王被迫转入无明确目的的行军。但华伦斯坦的部队，虽然刚刚在阿尔特费斯特赢得了对瑞典人的第一次胜利，也已饥病交加，无法进行追击，这一事实很能说明17世纪补给工作的水平。
回到多瑙河后，古斯塔夫·阿道夫继续其东进巴伐利亚的艰苦行军。10月，他同瑞典的交通线再一次有被切断的危险。于是他带领两万人进军瑙姆堡，以夺取哈里渡口，用27天走了270英里。在这位瑞典国王的所有各次战略行军中，只有这一次他甚至接近了拿破仑的效能，但这是在撤退时完成的，而且经过的地区都是已经占领并已派兵把守的。
古斯塔夫·阿道夫在军事史上的地位，首先是由于他在战术技术方面的创新而获得的。但是，除开那些以5路、甚至7路大军向维也纳实施向心进军的大得不着边际的梦想以外，他的战略，与其说超过了，不如说代表着他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他并非有意地利用其比较精干的野战军自由地流动，而是不能够长时间地停留在一地。他为补给制度所迫，或者说为缺乏补给制度所迫，只能看他的人马的肚子要求何时转移，就在何时转移；要求向哪里进军，就向哪里进军。如果碰到一位当代的君王，瑞典国王很可能对他说，统率大军的并非是他自己，而是给养和饲料。然而，到了下一代，人们就开始致力于使战略摆脱其对后勤的这种特殊依赖关系了。
仓库制度的兴起
法王路易十三的首相黎塞留在其政治遗嘱中写道：“在历史上，由物资匮乏和秩序混乱而毁灭的军队，要比被敌人打败的军队多得多。我亲眼看到，所有在我当政时期着手创办的事业，是如何仅仅由于这一原因而归于消灭的。”这一段话是在三十年战争进入最后阶段，亦即最坏阶段时说的，那时中欧已遭到如此严重的蹂躏，以至于再也不能保障三十年代初期那种大型军队了。这一段话很好地反映了当时的情况，即：自从华伦斯坦和古斯塔夫·阿道夫离开舞台以后，维持稍具规模的军队已逐渐成为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托吞森、班内尔、乌兰格尔都从来没有能力在一地集中15,000人以上的兵力。由于战争逐步退化为一系列以敌人城镇为目标的比较远程的骑兵奔袭，而这些奔袭大都因得不到补给注定要溃败，看起来军事艺术似乎要退回到中世纪去了。其所以终于没有退回到中世纪去，主要亏了两位法国人的努力，即勒·梯里尔和卢弗阿。这父子二人共同致力于建立仓库制度，这种制度被认为在以后的一个半世纪中对战争起了决定性的影响。
当然，仓库从来就不是什么新奇的东西。通观历史，常常需要在贫穷地区或遭过蹂躏的地区进行战争。为了防止战争计划因此而失败，17世纪初期的军事作家们建议他们的读者在位置适宜的城镇和要塞广设仓库。一个设备完善的营地应经常保有15天的应急给养储备。这一原则以及其他原则(例如“不要在一个篮子里装过多的鸡蛋”的原则)，都是和战争本身一样地古老。但是，由于军队规模有限，除极少数情况外，通常没有必要将这些原则付诸实行。
如同仓库一样，从后方基地向前输送补给品的正规车队，也只在特殊情况下才需要。此时，所用的运输车辆并非军队建制所有，而是临时凑集的，有时是按合同使用商车，更多的时候则是就地征用农民大车，付给某种收据，尔后农民凭此收据应能得到补偿。输送补给品，或输送任何别的东西，是一桩危险的事情。17世纪的战争是环绕坚固设防的城镇进行的，很少注意各城镇之间的空隙，通常没有明确的“前线”将敌我分开。因此，派出警卫部队护送补给车队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必需的。有时甚至整支的军队被用来担负这一任务。正规的后方补给系统之所以出现得比较晚，除因为缺乏适宜的财务组织和行政组织外，正是这一因素起了主要的作用。对于不能构成某种绵密的防御战线，甚至不能完全控制一个较大地区的军队来说，正规的后方补给系统是太容易受到骑兵袭击的危害了。
勒·梯里尔于1640年9月3日被任命为意大利军团军需总监后，出发前往土林，他在此渡过了随后的两次战局(1641和1642)，进行改善后勤工作的尝试。除要求更正规地给军队发饷外，他努力同贪污现象作斗争。虽然他还不能摆脱供售商，但他力求使他们改进自己的工作，办法是签订更加严格的合同，在整个冬季随时保留必要的运输工具，以及迫使他们至少经常掌握若干存有物资的仓库，这些措施只是为了更加有效地贯彻原来的制度，而不是建立全新的制度。只是在1643年4月担任陆军大臣之后，勒·梯里尔才得以认真地开始其重建补给勤务的工作。
要建立任何正规的后勤制度，第一个前提条件当然是准确地确定需要量。尽管这完全是不言而喻的最基本的东西，但勒·梯里尔的改革还是得从这一点着手，办法是在条例中规定军队的每一个成员所应领取的给养和其他补给品的数量。从总司令每天100份口粮，到普通步兵每天1份，数字的差别是非常悬殊的。对于供军官及其仆役乘坐和拖运行李的马匹，同样规定了饲料定额，数量多少也是依官阶而定。随后，他改变以前军队补给所依靠的同供售商大量签订单项协议的办法，而代之以签订标准合同。根据标准合同，由陆军部给随军商人支付货款，免除其车队的通过税和其他捐税，并派给警卫部队。到达营地后，保证随军商人有地方从事交易，保护他们不受士兵不法行为的侵扰，必要时补偿他们受到的损失，随军商人则负责按商定的数量将给养送至皇家兵站，在此，由给养总监对货物质量进行检查。从仓库向部队运送给养的责任，也由随军商人承担。他们被授权沿途征用大车，按常例支付车费。将面粉运至部队附近后，随军商人被授权聘用民间面包师(必要时采取强制手段)，并迫使他们“日以续夜”地工作。这样，勒·梯里尔并未背离既有的原则，按照这些原则，他使军队的任务仍然局限于控制和监督。为此目的，他于1643年8月成立了专门的军需部队。他最大的、也是唯一的创造，是建立给养辎重队。这是一种固定性的车队，由专门的军队人员掌握，其主要任务不是从后方前送给养，而是在野战条件下随军行动，作为备有数日储备的移动仓库。
有了这些安排，对仓库的使用就逐渐多起来了。早在1643年，勒·梯里尔即在梅斯、南锡和毛森桥屯积军粮，准备围攻蒂翁维尔，并支援提雷纳沿莱茵河进军。1644年，在参加围攻敦刻尔克时，他建立了给骑兵供应给养的仓库，因为每在一地长期停留时，总是骑兵首先耗光自己的给养。1648年，他又通知格拉摩元帅在阿拉斯和敦刻尔克建立仓库，准备围攻伊普雷。但勒·梯里尔最大的成就是在非常成功的1658年战局中取得的。这次战局进程主要是后勤因素所决定的，因而值得加以比较详细的介绍。提雷纳于5月中旬离开其设在马狄克的冬季营地前往敦刻尔克。关于他在途中如何保证给养供应尚无资料，只知其部队在10天的行军中是自给自足的。到达敦刻尔克后，他包围了该城，几天后，开始从海上得到来自加来仓库的补给。6月25日，敦刻尔克陷落。提雷纳又开往布雷格，于数日后攻破该城。然后，他向内地进军，夺取一座又一座城镇。而他的补给船始终尾随在后。9月初，他到达奥登纳德。同样，这座城池也只守了几天就被攻破。由于手边的给养已经不足，提雷纳不能继续向布鲁塞尔进军。于是，他改取伊普雷。该城于9月13日被围，两周后陷落。这一胜利使他能够进至埃斯科河，并安然在河岸扎下营来。在河上耽搁数周后，他于11月奋力向布鲁塞尔进军，但终于发现季节已经太晚了。于是，提雷纳督促其所夺取之各地筑垒设防，储粮过冬，然后出发前往巴黎。
按照只有依靠水运才能保障一次战局(实际上是一系列的围城战)这一正统的原则，提雷纳是在敦刻尔克开始其一年的工作的，然后由此向内地进军。他的军队无论开往何处，均有装载粮弹的船只跟随；同时，他利用新征服的各地建立广泛的仓库网。军队几乎完全依靠就地取给的物资只有一种，象通常一样，这就是饲料。而每当围城战需要持续较长时间时，确实都曾出现饲料的短缺。事实上，并未发生过因为后勤方面的困难而使一次围城战中途停顿的情况。这说明提雷纳和勒·梯里尔的战局组织工作做得很好。当然，考虑后勤方面是否困难，对于决定应当围攻哪些城镇是起了主要作用的。
勒·梯里尔的改革虽很重要，但无疑仍然属于“部落式军队”的时代，因而具有临时的，权宜的性质。建立仓库，积累储备，只是为了保障这一或那一战局；还不存在建立某种永久性储备的问题。的确，当时还远远谈不上建立永久性储备，以致于每当战局结束时，任何剩余的物资立即就被卖掉。这既是为了“解除国王臣民的负担”，也是为了填满他们主上的腰包。建立第一批永久性仓库的任务，留给了勒·梯里尔的儿子卢弗阿。随着这一改革，我们看到，历史从一个时代进入了另一个时代，即常备军的时代。
事实上，卢弗阿不是建立一种仓库，而是两种。一种用于保障国土的防御，即指定一系列边境城镇和堡垒作为“国王的要塞”，经常为守军储备6个月的给养和2个月的草料，使之有永久性的战备能够抗击敌人的围攻。另一种仓库，即“普通仓库”，更有革命性的意义。这些仓库预定用来保障野战军在法国边境以外发起战局的需要。两种仓库都置于地方长官管辖之下，地方长官的责任就是务使仓库经常有充足的储备。在卢弗阿所写的信件中，很大一部分包含着对地方长官们的告诫，要他们抵制把库存给养用于日常需要的企图。卢弗阿作为陆军大臣，同他的前任们一样，主要是实施监督，而不是作为合同的当事人。他不是直接为国家征购物资，而是同承包商们办交涉，这不仅因为当时没有适宜的行政办事机构，也因为缺少经费。从他的大量信件和备忘录透露的情况看，他的工作程序大体如下：首先，把军队人数乘以战局预计持续天数(一般为180天)，由此算出预期的消耗量，然后，记下他打算为每种物资支付的价款，再加上运输、储存和分配的费用，即得出总的开销数。然后，国家同承包商签订合同，通常是要求赊欠。这一点也许是整个制度中最大的弱点，因为只要卢弗阿不能按时给承包商付款，他就无力对付他们的侵吞掠夺。事实上，此中的弊病一直未能根除，同这项古老的制度共始终。
在从仓库向军营运送给养方面，卢弗阿没有什么创新。成立正规的运输部队，是此后很久才能办到的事情，当时通常仍然是就地征用车辆，有条件时也征用驳船。卢弗阿最重要的改革，可能是在分配制度方面。他第一次把士兵应免费得到每天的基本口粮当作一项原则规定下来。标准的伙食是每天两磅面包，有时以硬饼干代替，这些硬饼干在一个世纪以后成了拿破仑大军纵横驰聘于欧洲大陆的动力。根据情况，在基本口粮之外再加上肉类、豆类或其他含蛋白质的食物。这些食物不算在标准伙食之内，有时免费供应，有时按市价之一半或四分之一收费。“国王的这一恩典”，有时普及全军，有时则仅加之于步兵。卢弗阿虽然关心纪律，但看来并未对给养的消耗实行控制，结果士兵们常常浪费食物，或拿食物换酒喝。
卢弗阿的改革，据说使得军队能有更大的机动自由和更高的运动速度，并且延长了法军、特别是它的骑兵一年中能够在战场停留的时间。这些评价在某种程度上无疑是正确的，完全由卢弗阿组织的第一次战局就证明了这一点。这也是他最成功的一次战局，而且，从很多方面看，标志着战争的一次革命。为进行1672年路易十四反对荷兰人的战争，卢弗阿建立了一支也许是自薛西斯 [ 译者注：薛西斯，Xerxes，公元前五世纪上半叶波斯国王。 ] 以来最庞大的野战军，其兵员来自整个西欧，共12万人之众。由于从南边进入荷兰要受到层层河岸要塞的拦阻，因而决定从东边穿越盖尔德兰发起进攻。军队的补给依靠预先设置的一系列仓库。这些仓库设在法国的盟友科隆选帝侯的领土上，该选帝侯为此指定了他的4座城镇，即：诺伊斯、凯泽斯威斯、波恩和多斯顿。随后，派遣了办事人员进入科隆，他们表面上是为选帝侯服务，实则进行仓库物资的储备。在整个战争中始终遵循的原则是：只有在国外无法筹得的物资才从国内前送(在今天这个“不前送就是死亡”的时代，这样的原则听起来是很奇怪的)因此，那时只有火炮需从法国运往战场，其他一切物资都在国外筹措。火药和弹药甚至来自阿姆斯特丹，依靠的是那里的一个犹太银行家撒多克的各个可靠的办事处，同时，法国在国内北部边界开设的仓库也储足了物资。
战局于5月9日正式揭幕。提雷纳及其23000士兵和30门火炮离开设在沙特列(靠近沙勒罗瓦)的营地，沿桑布尔河向下游进军。他一路上夺取了通格列斯和比尔森，来到迈斯特里齐，并包围了该城。这时，他同孔代的阿登集团军会合，这支军队是沿墨兹河开来此处的。5月19日，联军离开列日前往莱茵河。孔代渡过莱茵河，而提雷纳留在左岸，两支军队沿两岸进军，直到6月11日在艾麦里奇重新会师。6月12日提雷纳渡过莱茵河，至此战争才真正开始。法军仅用一周时间，就到达阿麦斯福特，离艾麦里奇60英里，离阿姆斯特丹约20英里。此时，荷兰人掘开了水坝，由于洪水上涨，战局突然中止。
从沙特列到艾麦里奇，法军主要是在盟邦领土上行军，他们不是离仓库越来越远，事实上，随着每日的推进，他们离仓库越来越近。尽管有这些异常有利的条件，军队在33天内还是只走了约220英里，平均每天不到7英里，但这已是路易十四所有战局中机动性最高的一次了。直到抵达敌国领土之后，行军效能才有所提高。当然，这也由于进军距离短，而且几乎没有遇到什么抵抗。的确，这是一次非常成功的战局，但它的成功也许主要在于组织的周密性，而不是有什么特别高的机动性。
现在，在谈到这种补给制度的局限性时，最重要的是要记住它在当时还是极不完善的。在那个时期，进行战争的通常方法，甚至战争的目的本身，就是取之于敌。卢弗阿自己将这一点写成了几句套话，每当他把即将进行的战争通知军需官们时，总是使用这几句套话：“国王陛下已经聚集一支有相当规模的军队……准备进入天主教国王的领土，并取用其资财保障军需，直到天主教国荷兰总督屈服于国王陛下的要求为止……(军需官)要负责促使西班牙各领地缴纳其所应负担之赋税。”即便在卢弗阿明确表示要“避免加重本国地方负担”的时候，饲料也还是要就地取给。但是通常总是没有地方存放这种“宝货”。即便只是进行一次比较短程的翼侧行军，法国的指挥官们也被告知要“依靠沿途所能找到的一切维持军需”。为此目的，可以象华伦斯坦那样，采取任何残暴手段，包括毁屋抓人，掠夺牲畜和财物。就连在一次战局的最初阶段，尽管军队的需要至少有一部分系由国内仓库保障，但“为(使军队)过得更好”，其必需的资财，仍须取之于敌。这样说是打了很大折扣的，下面的几个数字便是证明。在卢弗阿的时代，一支标准的军队假定有6万人，其骑兵、炮兵和行李辎重共有4万匹马。每人每天消耗2磅面包，共12万磅。另有其他食品和饮料，至少重6万磅。马料日份在不同季节有很大差别，但其重量一般约为士兵口粮的10倍，即每匹马20磅，全军每天80万磅。这样，总消耗量达到每天98万磅之多。其中，仅12万磅，即12%，可以预先存于仓库，或由车队载运。其余的不言而喻只能就地取给。这是因为人的食物不能长久贮藏和保存，马的饲料体积过大简直无法输送。
显然，支配军队运动的，是对近90%无法从后方前送的补给品的需要，而不是那10%。但这一点却被大多数批评家所忽视，从吉伯特到许多现代作者都是如此。前者指责卢弗阿是仓库“迷”，后者响应这种批评，把当时的战争说成是受“补给脐带”“束缚”的。当然，后方补给制度限制了军队运动的事例是存在的，其中最突出的例子大概要算1692年卢森堡的一次遭遇，当时，卢森堡竟然找不到运输工具来在蒙斯和英格亨之间仅16英里的间隙上实施输送。但是，就整体而言，是地方资财的有无，而不是仓库或车队，支配着卢弗阿军队的运动，就象地方资财曾经支配古斯塔夫·阿道夫军队的运动一样。这一点甚至对法王路易十四本身也是适用的。1684年，当路易十四及其军队——一支3000人的特遣队——准备前往参加围攻卢森堡之役时，由于对沿途能否找到给养没有把握，不得不把出发日期推迟了两周。通观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的编年史，正是这个问题发生得最为频繁。例如布尔贡不能前往波恩增援塔拉德，是因为塔拉德的存粮连供其本军食用也不很够，而周围乡村地区的粮草早已吃光。又如豪赛向路易十四指出，其所以不能围攻兰道，是因为其周围地区在前几个交战季节中曾两次被军队占据，因而其资财已既不能保障围攻部队，也不能保障掩护部队了。再如，当路易十四责备匹塞格不该分散军队使其易受敌人攻击时，匹塞格回答说，西属荷兰过于贫穷，如果军队集中在小片地域内，是它所供养不起的。卢弗阿军队的补给制度受到整个欧洲的忌羡，但他同样依赖于就地取给。这一点在他1684年6月写给路易十四的信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当时路易十四对于在蒙斯、阿特和沙勒罗瓦三城中选择下一个进攻目标正感到犹豫不决。夺取蒙斯被认为将构成对荷兰人的“沉重打击”，但因当地无粮草可用，因而将有“不可克服的困难”。既然如此，卢弗阿在其信的最后就向国王指出：“从其他两地中夺取其一，亦可聊胜于无”。
如果路易十四时代的战争在我们看来常常显得规模很小和进取不足，其原因主要不在于军队对其仓库和补给车队的依赖性(这种依赖性被主观地夸大了)。恰恰相反，这是因为当时就连组织得最好的军队，也必须依靠就地取给来解决其实际上是全部的饲料和很大一部分(如果不是大部分)给养。从卢弗阿的信件来看，军队在法国统治地区以外(有时是以内)从一地向另一地行军时，或者靠携行的粮食自给自足，或则被告知“依靠沿途所能找到的一切维持军需”。至于军队在行军中仅仅依靠正规往返于前后方之间的车队来进行补给，这样的例子我在资料中从未见过。有人甚至断言，这种补给行动所包含的复杂数学问题，是那个时代的军事指挥官们所无法解决的。卢弗阿及其同时代人和继承者们所碰到的最困难的后勤问题，自始至终并不是如何给行进中的军队供应给养，而是如何保障固定条件下的军队不致挨饿。正因为如此，马尔波罗公爵才怀着骄傲的心情把他在里尔前方作战时的补给工作记载在布仑汉宫纪胜之碑上。
既然卢弗阿后勤制度的目的是在军队并不运动时(即围城期间)保障军队的需要，那么，以为部队是行动于一条拉得较长的补给线的尽头，在这条补给线上有正规的(尽管是租用或征用的)车辆进行运输——这整套设想是与实际不符的。更确切地说，看来不是只有一条较长的交通线，而是有数条，通常是2-4条较短的交通线通向被围的城镇，每条交通线从一个给养或弹药仓库实施补给。有时也可能设置一个饲料仓库，以补充地方资源之不足，但从来不是完全代替饲料的就地取给。在这样的后勤制度下，军队行动的速度和距离是无关紧要的。成问题的倒是如何隐蔽和分散军队的备战工作(那时和现在一样，分散性是达成突然性的重要手段)；如何随时调整采用不同运输方式实施的军队的运动以及攻城辎重和补给品的输送；如何恰当地遂行指挥，使得每一件物品和每一个人(从沃邦元帅到国王)都能准时到达选定的城镇附近。卢弗阿显示出他能克服当时通信联络、行政管理和运输工具效率很低的困难，在不妨害正常贸易，不引起敌人怀疑的情况下完成全部战备工作，并在可能条件下依靠敌国的而不是本国的资源。他对后勤艺术的贡献就在于此，而不在于徒劳无功地试图从战略上大大扩展军队的运动自由。
线式战时代
有些人说，18世纪的军队要想吃饱肚子就不能大踏步前进，而只能缓慢地行动。他们描绘出一幅图画：仓库虽使军队有了选择运动方向的某种自由，但同时却又限制了军队的运动速度和距离，而且，使军队经常都得关心其有十分重要意义的交通线的防护问题。所有的权威一致认为，这样就使当时的战争成为一种进展缓慢而艰难的战争；少数人甚至称之为谨小慎微和优柔寡断的战争。但是，这种相对缺乏机动性的情况是由后勤制度中的哪些因素造成的呢？又是如何造成的呢？真要对这些问题寻根究底，就会看到他们的看法是何等的混乱。一方面，他们认为18世纪的军队，是依靠后方仓库补充给养的，另一方面，即使是最强调这一点的人，也宣称战争的目的通常是“就食于敌”，甚至连“机动性的鼓吹者”吉伯特自己也把这句话视为天经地义而加以运用。据他们说，一个指挥官不可能离开后方基地50、60或80英里以上(“马车行程极限”)；但是，所有的军队看来又都拖带着一种“累赘”，即所谓“移动仓库”。这个名称如果有什么意义，那么它指的是载有给养的大车。这些大车能使军队在一定时间内自给自足，因此，只要储备尚未耗完，军队就能向任何方向作任何距离的运动。于是，这里说的又同前面说的发生了矛盾，需要加以澄清。
抛开其他一切因素不谈，18世纪战争的性质是直接由其政治目的决定的。当时的战争被视为君主之间的个人争斗。一位君主对其邻邦有某种要求或“宿怨”，就派出一支军队进入邻邦领土，取用其资财维持军队生活，直到邻邦屈服为止。如果这块暂时占据的土地在战后有可能永久占有，那么，就会注意保存自己未来的资源，否则剥削会是残酷无情的。在任何情况下，建立仓库都只是为了保障军队最初的进攻。然后，军队越过边界，进入敌国领土，选定一个易于防守，靠近良好道路或河川的方便位置，扎下营盘，掘壕设防。由此往后的进程，由一位研究18世纪战争的无与伦比的作者，萨克森的莫里斯，作了很好的描写：“军队日用的粮秣是不缺乏的，但要为未来的需要筹措补给品，就得采取某种特殊方法……为达此目的，必须设法从国土的边远部分筹粮筹款……最好的办法是向那些地区发布通告，照知居民缴纳其摊派的份额，违者军法从事”。为收集特别税，通常派出由军官率领的20-30人的小队，如收不到税，则地方官员们的房屋或遭抢劫，或被烧光。
收集钱款后，即采取软硬兼施的办法，按军队军需官适当规定的价格，购买或征用补给品。如附近有敌人，征发工作就会加快，以防备敌人逼近；在通常情况下，则不慌不忙地进行整个工作，在一个地方长驻下去，直到周围地区的资源耗尽用光为止。首先发生短缺的物资总是饲料，一旦饲料短缺，军队就收集尚存的补给品，撤除营地，向另一地区进发。
这种“吃光”战略不需要有很大的后勤组织机构，的确，其所以采用这种战略，正是为了不要后勤也能打仗，但一当围城战的持续时间超过预计，就一定会发生问题。在周围地区资源耗尽之前拿下城镇，是战争的一个根本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采取了一种古怪的，但合乎逻辑的作法，即攻方给予守方的让步，与守方的抵抗时间成反比。但是，就连在18世纪，这样的权变之策也并非经常都能奏效。如其无效，就不得不采取那些被所有后世批评家传为笑柄的规模极大的补给行动。此处仅举一例，但也是最著名的一例。1757年，腓特烈二世被迫撤除了对阿尔木兹的围攻，原因是他那由3000辆大车组成的必不可少的补给车队遭到了奥地利人的截击。因此，在同年晚些时候，他采取了大规模的预防措施来避免再次发生这样的灾难。第一次，他用了1万5千人护送一支从特罗泡到阿尔木兹的车队；第二次，他用了3万人护送另一车队至科尼格拉兹；最后，他用了8千人警卫通到格拉兹的交通线。用克劳塞维茨的话说，“好象普鲁士的整个战争机器都冒险进入了敌国领土，以便为着自己的生存而进行一场防御战。”就事论事，这一次的情形确实如此。但是，由此而认为腓特烈的军队笨重不灵则是不正确的，因为这种情形是围城战的需要造成的，也只有围城战的需要才能造成。
腓特烈二世的军队在需要时能够非常快速地运动，这已为他在战场上的表现所证明。1757年9月，他用13天走了150英里，从德累斯顿到达艾尔富特；两个月后，他用14天走了225英里，从莱比锡到达伯希维兹。1758年9月，他仅用一周走了140英里，从库斯春到达德累斯顿。一年以后，他从萨冈到奥德河上的法兰克福，虽然在路上打了明登之战，还是用一周走了100英里。正如克劳塞维茨本人所指出的，为实施这几次行军，腓特烈甩掉了他的行李辎重和补给车队，本来也不需要拖带这些东西，因为军队从一地向另一地运动时，沿途总是可以找到给养的。
由此我们联想到所谓“五日行程制度”，即补给车队正规往返输送的制度。这一制度被认为对18世纪的战略起了瘫痪作用。按坦佩尔霍夫所述，最大的问题首先是往来于野战面包房和后方仓库之间的面粉车的数量。由于车辆所载面粉每天要吃光九分之一，因而军队离开后方基地的最远距离只能是9÷2=4.5日行程，亦即大约60英里，但是，连坦佩尔霍夫自己也承认这个数字是估计偏低的。因为若把团的给养车也用来运送面粉，与后方基地的最大距离就可再增加40英里，实际上，所谓五日行程制度纯属欺人之谈，出自那些纸上谈兵的战略家们的巧妙杜撰。据说腓特烈二世是试行过“五日行程制度”的唯一指挥官，但就连他也是抓住一切机会使用其他方法筹措给养。必须记住，这个制度甚至在原则上也是不完备的，因为来自后方基地的补给从来只占军队需要量的很小一部分。特别是大量饲料的运输过于困难，因而从后方前送甚至不曾尝试过。
至于行军时军队补给的组织，则即便行军距离很长仍然比较简单，这一点已为1704年马尔波罗从莱茵河至多瑙河的著名行军所证实。按当时的标准而言，这次行军算不上多大一回事，因为公爵仅率领3万人，途中又有1万人加入。行军的具体细节是人所共知的。军队凌晨出发，每天走上12-14英里，中午到达宿营地，骑兵走在步兵前头，炮兵在公爵的兄弟率领下，由于遭遇恶劣天气，远远落后于原订的行军日程。但是，从5月20日至6月26日，全军走了直线距离250英里，实际行军距离接近350英里。经过这一番行军，仍然兵强马壮，受到了尤金亲王的高度赞赏。
这一切是怎样完成的呢？据说“马尔波罗的运输和补给制度的实质，就在于他同某一位所罗门·麦丁那爵士订立了一纸合同，由此人给他提供粮食和粮车”。这样说是过于简单化了。最初公爵曾想建立仓库，并预先配置于战场，以便来一次暗中行军，偷袭敌人。但是荷兰国会没有提供这笔款项，因而计划落空。但这样的仓库充其量也只能保障他进行最初的攻击，因为运输和保管困难，要把仓库给养运出很远几乎是不可能的。结果，马尔波罗便从麦丁那兄弟处筹得粮食，麦丁那兄弟则从周围地区采购，为此无疑利用了当地的代理人。其他一切，预定都由部队用饷银自行购买。为此目的，每个连和团各自同大大小小的随军商人签订合同。这样，我们便可想象出一副美妙的景象：部队每天约在中午到达营地，随军商人们已煮好汤锅迎接他们，当地农民也预先得到通知，并乐于把自己的产品卖给士兵；而士兵们这一次也有钱可付，于是，各人吃个大饱，结清帐款，分头午睡。
实际情况当然并非如此。马尔波罗的军队虽小，但要想单靠沿途购买来解决行军中的给养问题，这支军队仍然是太大了。他必须预先确知沿途已有足够的补给品可供购买。为此目的，公爵常先期发出礼貌周全的信件，例如给美因兹选帝侯的信中说：“烦劳殿下……费心，使我们能沿途找到给养，我们将立即付款。如能……让我预先派出军官安排一切，则既有利于军队，又能防止混乱而有利于地方……”同样，他通知法兰科尼亚议会，他已先期派出军需官筹措给养，并请求给予合作。如果不给予合作，后果可能是灾难性的。对于由此而产生的混乱，马尔波罗会表示“惊奇”，然后通知拒绝合作的城镇，估计他们现在应比以前更愿意接受他的“保护”了。因此他将派出一支分遣队携带命令前往搜索周围地区，筹集一切可供人马食用之物，他客气地请求地方官员对这一任务给予协助。于是，马尔波罗的进军把整个地区扫得精光。因此，就象以前的华伦斯坦和以后的拿破仑一样，他自己也不能再次经过同一地区。由于这一原因，当他在布仑汉获胜，然后回程向西尾追被击败的法兰西-巴伐利亚联军时，他把全军分成了若干分遣队。
至于给养以外的补给品，马尔波罗也是采用同样的筹措办法。他不做积累储备品这种麻烦事，只是碰到什么就买什么，一有可能就雇用运输工具将货物送往营地，必要时全军，或以一部分军队，开往商品制造地取得所需的物资。马尔波罗不设仓库以保障运动战，只有在军队停止运动时才建立仓库。当他从荷兰行军到达巴伐利亚的阿依恰时，他从阿依恰营地写信说：“我们于星期五到达这一营地，一直在筹集可能找到的谷物和粮秣，以便建立仓库，因为我们打算在此留下一支守军……。”以后，他又从设在弗里德贝尔格的另一营地写信说：“我们既然打算在此停留一段时间，请注意建立仓库的问题。”这并不是一些孤立的事件，确切地说，它们构成了战略的一个部分。时值1704年7月底至8月初，当时的战略几乎完全是以后勤方面的考虑为出发点的。
图2 1704年战局
在这一时期，马尔波罗行动的目的，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不让他的敌手——巴伐利亚选帝侯——在其本国得到哪怕是最少的粮食。马尔波罗从西北出击，打败了多瑙华斯选帝侯，并迫使他撤过多瑙河，沿累赫河右岸向南退至奥格斯堡。在此处，选帝侯利用该城的防御工事，使自己安全地站住脚跟。马尔波罗也渡过了多瑙河，然后沿累赫河对岸行军，到达前面提到的弗里德贝尔格营地。他在这样插进了选帝侯和他的国土之间以后，动手洗劫巴伐利亚，派出别动队拿走一切可拿之物，其余的放火焚烧。马尔波罗自己把这一行动有时称为高压性的，有时称为惩罚性的，企图以此或者迫使选帝侯背弃同法国的联盟，或者在他拒绝背盟时加以惩罚。然而，真正的目的是军事性的。面对在数量上占优势的敌人(这时选帝侯已得到塔拉尔所率法军的增援)，马尔波罗希望把他们饿垮，而不是冒险一战。因此，他想向法巴联军补给品的来源地英戈尔施塔德和乌尔姆进军。但是，如果要留下一支部队守卫累赫河，他就感到没有足够的力量来实施这一向敌人北部和西部的进军了。因此，必须找到某种别的方法，使敌人感到采取渡河行动是不值得的。马尔波罗通过洗劫巴伐利亚达到了这一目的。然后，他沿累赫河顺旧路返回多瑙河。但是，塔拉尔和选帝侯不愿继续呆在奥格斯堡眼睁睁看着饥饿的绞索紧紧地套上自己的脖子，他们抢在马尔波罗之前赶到多瑙河，在荷希斯塔德占领强固阵地，挡住了他的去路。现在，不是马尔波罗不让敌人得到补给品，而是他自己一俟取自巴伐利亚的给养耗尽就得挨饿。指望从本国得到援助是不可能的。尽管“向一支已占领有利阵地的人数众多的军队发起攻击是一桩非常危险的事情”，但除冒险外别无他法。这样，就打响了布仑汉会战，并且赢得了胜利。
由于预有周密规划，由于在索取补给品时常常伴以赤裸裸的威胁，马尔波罗终于能够不太困难地为其军队弄到给养。只有当他在一地停留时才发生问题。这时，总是饲料难以筹集。然而，在行军时并不需要有复杂的后勤机构，这就免除了军队的拖累，使之能够卓越地完成行军任务，在水平上几乎不亚于100年后拿破仑的行军。当时这样的行军之所以比较少见，并非因为它难以实现，而是因为在那个时代一国的力量主要寓于要塞之中，因而这种行军作用不大。布仑汉会战终究并未结束对法战争，而马尔波罗和尤金亲王对土伦的进军则完全是徒劳无功的。
在运动中保障军队给养比较容易，这也是不需要建立正规补给部队的原因。有时也有人提出这方面的建议，但得不到响应。那时的统治者们一致认为，利用承包商虽有种种弊病，但比较便宜合算，其主要优点是战争一结束即可予以遣散。但是，承包商从来都只能保障军队需要的一小部分。特别是饲料，每次都必须采取复杂的，全面组织的行动来就地筹集。那时的兵员是“人类的渣滓，为喝酒而应征的”，出外征集粮秣时常发生大量逃亡。正是为了防止士兵逃亡，奥地利军队于1783年建立了第一支补给部队。这支部队并非用来从后方基地前送补给品，它的任务是就地筹措。
以下数字表明，按照欧洲当时的人口密度和农业发展程度，给运动中的军队供应给养是完全可能的。一支军队假定为6万人，每天需要9万日份面包。如焙制率为3:4，则生产1磅面包需要12盎司面粉 [ 投笔从戎注：1磅=16盎司 ] 。设每个日份的面包为2磅，则10天期间所需面粉总量为90,000×2×10×3/4=1,350,000磅或600吨。假定某一地区在农业上是自给自足的，其人口密度为每平方英里45人 [ 注：这个数字至少对西欧来说是太低了，当时西欧人口密度大约在每平方英里35人(普鲁士)到110人(隆巴第)之间。 ] ，4月份(战局通常均在4月开始)应有6个月的存粮，因而此时的面粉实有量每平方英里大约为180×2×45=16,200磅，约7吨。取一个长100英里宽10英里的地带(这就是说，粮秣征集队离开道路两侧无需超过5英里)，其实有面粉总量应为7000吨左右。其中，供军队在10天进军期间食用的不到10%。所以，只有军队须在一地长期停留时，换言之，只有在围城期间，才会发生短缺。
饲料的供应较为困难，但本质上并无两样，即使按最保守的估计，每英亩青饲料也足供50匹马一日食用。这样，一支军队的4万匹马每天需要800英亩青饲料。如果用10天通过一片宽10英里长100英里的地带，军队的马匹将吃光长在8,000英亩土地上的饲料，亦即占该地带总面积的八十分之一 [ 注：一平方英里等于640英亩。 ] 。但是实际用来种植饲料的土地面积要大得多。要证明这一点是很容易的，因为8,000英亩饲料仅能在一年中饲养4,000匹马 [ 注：设想居民利用饲料种植面积的有效程度比军队高一倍。 ] 。这一数字同居民数字比起来是太低了 [ 注：我未能找到这一时期马匹和人的比例数字，但是，根据1812年法尔将军的计算，在俄国西部的贫瘠地区，这一比例为1:3。 ] 。由于缺乏准确的数据，无法说明一支军队究竟能在一个地域停留多长时间。我们只知道每当进军围城战或屯兵久驻时，饲料总是最先耗尽的物资。
由于供人马食用的粮秣只有一小部分是成品，所以，每当在一地长期停留时，军队实质上就变成一台食品加工机：磨粉、砍柴、烤面包、割饲草。上述工作每过几天就必须重复进行一次，显而易见，它与军队的正常任务是有很大矛盾的。实际上，为了执行后勤职能，完全可能使军队的军事职能在较长期间全部停顿下来。需要收割饲草时尤其如此。这时还必须格外加强警戒，以防敌人突然袭击。
我们在从上述事实中引出结论之前，还要简单谈谈法国大革命以前两个世纪的战争中弹药消耗的问题。这方面的数据很难找到，这一事实本身就说明弹药消耗问题不是很重要的。直到1870年普法战争之后很久，弹药供应同给养供应相比仍然是无足轻重的。的确，弹药需要量是如此之小，以至于军队通常可以一次带足供整个战局使用的弹药。从后方基地实施再补给的情况是比较少的。如果需要，当然，大都是在攻城期间。17世纪上半叶，军队出征时，装填火药的炮弹基本携运量为每炮100发。这是不足为奇的，因为就连在攻城期间，预计每门炮每天最多也只发射5次。17世纪后期，根据沃邦的计算，平均每炮每天只用4发炮弹。所以，同粮秣相比，弹药消耗量仍然是微不足道的。 [ 注：沃邦(1633-1707)，法国军事工程师。根据1828年出版的沃邦所著《论围城战与阵地进攻战》一书的计算，要在一个月内夺取一座“坚固”要塞，须消耗6万发枪弹和1万6千发炮弹，其中，炮弹是由130门各种口径的火炮发射的。如果枪弹每12发为1磅，炮弹平均每发为12磅，则弹药总重量(包括按所耗炮弹重量50%计算的火药)为132吨。沃邦没有解释他所说的那支军队实力多大。但是，1692年路易十四围攻蒙斯是用了6万人和151门火炮，另有6万人的部队配置在一定距离之外以阻挡援兵。假定拥有沃邦所说的130门火炮的部队为4万人(这是很普通的)，那么，一个月围城战中的给养消耗为1600吨，超过弹药重量的10倍。这样一支部队一般可能有2万匹马，如果再加上饲料需要量，则弹药所占的比例将下降到2%以下。 ] 野战条件下的消耗数字更低。在1636-1638年的两次战斗中，巴伐利亚炮兵在8小时内每门炮仅发射7次。当然，这些数字是被作为最低纪录，因而才保存下来的。腓特烈二世非常重视炮兵，他出发作战时，通常每门炮也仅带炮弹180发。因弹药不足而迫使他改变计划的事例，仅在攻城期间发生过。此外，没有证据能说明弹药补给问题对作战行动的实施有什么影响，就连那些最强烈地坚持仓库是作战取胜之“必要条件”的18世纪战争研究者们，也从未提到过这样的问题。
有一条“补给脐带”吗？
17世纪后期和18世纪的战略，常被说成在战争史上占有特殊地位。这个时期的战略究竟有哪些特殊，对此有各种各样的看法。有些人认为这是一个“文明”时期，启蒙运动的思潮和宗教的衰落，作为一种推动力，使得若干人道主义的因素被引进了战争的事业。另一些人认为，这是一个“有限战争”和“消耗战略”的时期，这两个概念意味着战争的目的被认为大都不是为了彻底打倒敌人，而是为了达成一定的政治经济目的，办法是让敌人感到继续作战的耗费要比作出让步更大。还有一派认为，这一时期战争的限度不是出自选择，而是出自必然，在决定战争限度的诸因素中，通常认为占首要地位的是后勤。
假定在这一时期内果真是所谓“补给镣铐”和“后勤专政”对战略起了巨大的影响，人们就会奇怪，对这个时期军队补给方法和运动方法的研究，为什么现在同150-200年前已知的东西相比仍无很大进展。我们看到，是坦佩尔霍夫杜撰了所谓“五日行程制度” [ 译者注：所谓“五日行程制度”，是指“作战军队距离仓库不得超过五日行程，只有建好新的仓库以后，军队才能继续前进”。见克劳塞维茨著《战争论》第二卷741页注释。 ] ，它实际上成了后来研究这个题目的每一本书嘲笑的对象；是克劳塞维茨，比任何人都更加强调拿破仑的后勤与其前人的后勤之间的差别。直到今天仍被大家接受的关于18世纪军队运动和补给的观点，就是由这两位作者提出来的。
但是，只要对18世纪的后勤保障方法作一番详细的考察，我们就可看到，这两位作者描绘的一切，是绝对没有根据的。对不起坦佩尔霍夫！甚至腓特烈二世也并没有采用“五日行程制度”，除非在七年战争之前三年也许用过，但就在那时，由于当时的技术限制，从后方前送的补给品也不可能超过军队需要量的10%。不管克劳塞维茨怎么说，18世纪军队确系依靠就地取给维持军需，并以此作为当然之理，其中至少有一支军队——特别谨小慎微的哈布斯堡军队，还专门为此目的而组建了一支特别补给队。正因为如此，18世纪军队的行军状态之好，比公认的水平还要高得多 [ 注：尤金亲王、马尔波罗和腓特烈二世的行军上文均已述及。尽管他们全都不受仓库体系的束缚，但尤金和马尔波罗在向土伦开进时，却被法国将领提西所超越。其他法国指挥官在从斯特拉斯堡向巴伐利亚进军时，其速度也决不亚于马尔波罗。 ]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些行军中有的就是克劳塞维茨本人曾经介绍过的。至于说军队运动通常每天不超过10英里，这是确实的；但是，在未铺路面的道路上用双脚行走，又有什么部队能走得更多呢？
许多现代的军事史著作的作者们，看来很乐于计算路易十四或腓特烈二世的军队需要多大的后勤“尾巴”来保障供应，但是，同这些著作给人的印象相反，在那个时代的材料中很少有这方面的叙述。携带行李的标准，特别是军官们的行李标准，公认是很宽的，但这同军队是否需要从后方供应毫无关系。指挥官当真把他不能实施某一作战行动归因于补给纵队过大，这样的事例我只发现过一次，即1705年豪赛对路易十四说，如果要围攻兰道，所需的辎重队可能长达54英里。但这也并非因为豪赛的心肠太软，或是不愿意就地取给，而是因为在前两年兰道已经两次遭到围攻(1703年被塔拉尔围攻，1704年被马尔波罗围攻)，因而其周围地区的资源已经彻底耗尽了。
至于在野战条件下随军行动的补给车队，当时的文献中很少有材料能说明它们的存在必然对军队的运动起束缚作用，也很少有材料能说明这样的车队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无法摆脱的。总之，主要是在进行围城战时才需要这样的车队，也只有在这时才可能有一个从后方实施定期补给的问题。在其他情况下，18世纪的军队都是依靠就地取给解决其大部分需要。18世纪以前的军队从来就是这样做的，18世纪以后的军队也注定要这样做，直到(并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初几个星期，都是如此。
要说18世纪的军队同以后的军队比起来对于就地取给的艺术不大在行，这是确实的。但这并非因为有什么过多的人道主义。问题在于当时没有专门的后勤机构来负责野战条件下军队的给养保障。结果，征集粮秣要靠部队自己进行。人们合理地认为，这样会造成大量逃亡，因而为此必须采取复杂的，有严密组织的行动。为了免除这种麻烦，指挥官们通常同意让承包商来进行就地筹措工作，而承包商们的强盗行为使得军队甚至在最富裕的地区也要挨饿。
为什么长途快速行军比较少见？为什么军事评论家们坚持认为实施任何战局都必须以经过长期准备的仓库为基地？这不是因为不能够——更不必说不愿意——就地取给，而是因为17世纪后期和18世纪的战争主要是一些围城战。为什么主要是围城战？一则因为，从当时的军事制度(常备军制度)说，养兵费用太大，不能轻易把兵拿到战斗中去冒险；再则因为按照那时的观念，战争不过是达成特定具体目标的政治经济手段(不同于精神的或思想意识的手段)；三则因为敌人若不下决心实行决战，深入敌境的战略行军就会白费力气。再加上从守方来看，荷兰筑城专家柯霍恩式或法国筑城专家沃邦式筑垒设防的城镇具有非凡的防御力，从攻方来看，则要塞是无法逃跑的，这样，围城战之所以如此频繁，而快速行军之所以比较少见，其原因就一清二楚了。
假定一支军队有10万人，它在战局期间(通常按180天计算)所需的补给品全部须从后方前送，那么，由此而加给运输系统的负担就会大得使整个战争根本不可能进行。在这种情况下，需要量究竟有多大。有时也确曾有人作过计算，但没有材料可以说明这种计算除作为一种理论演算外还有什么别的意义。10万人的军队有6万匹马，其所需饲料若全部从后方前送，数量之大就连想一想也是近乎荒唐的。
说后勤对17、18世纪的战争有影响，这当然是正确的，但这种影响同有些人想象中的限制军队运动的所谓“补给脐带”毫无关系。确切地说，从三十年战争起，指挥官们面临的问题就在于军队及其成群的随从已经膨胀得过大，因而不能在任何一个地方长久停留。就象那个漂流的荷兰水手 [ 译者注：西欧传说中的人物，他永远要在海上漂流，直到上帝的最后审判日。 ] 一样，他们注定了要从一个驻地到另一个驻地永远不断地浪游。在这样的情况下，那个时代的某些最著名的行军，特别是1701年尤金亲王从泰罗尔经威尼斯到隆巴第的行军，确实是由一系列“快速推进”组成的。其所以要实施这些行军，无非是由于得不到经费设置仓库，因而不可能再呆在一地不动了。此外，这些情况使得当时的每一次围城战都成了同时间的竞赛。正是为了解决保障围城战的问题，而不是为了提高运动能力，勒·梯里尔和卢弗阿才首次建立了他们的补给仓库体系。在这一点上，他们是成功的。但我们看到，仓库所储存的，以及它所能够储存的，充其量不过是军队需要的一小部分，所以法国军队在行军中自然而然地仍要依靠就地取给。
最后，从某种意义上说，从后方进行补给的概念完全是同当时的时代精神相违背的，当时总是强调以尽可能少的耗费来进行战争。的确，在那个时代，仅仅为了让军队不靠本国而靠邻国的资材维持生活，就可以发动一场战争。以为吝啬如腓特烈二世的统治者们肯从自己的国家拿出一块钱来，尽管这一块钱也可能是从别人那里偷来的，那就不仅是不懂得18世纪的战争，而且是不懂得战争这一残忍而野蛮的事业本身。这个事实，对于纠正错误意见，包括关于“启蒙运动”的那一派意见，到目前为止已经起了很大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