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上的问题及回答·第八

作者：罗伯特·奥尼尔·澳

　　布尔教授和辛诺特海军上将在结论中已经谈了与自己专长的领域有关的重要题目。前一位提醒我们说，战略是为政策服务的，他要求我们对大国态度的现行趋势是否明智提出疑问；后一位概要地论述了应该考虑的主要因素和战略计划制订人为对付80年代预期的挑战而正在采用的若干方法。现在由我对各撰稿人探讨的主要问题以及可能用来解决这些问题的技术上的重要趋向作一个概述。

　　 全球性问题

　　从以上的分析看，有两个世界意义的特殊问题显得很突出，一是80年代国际关系的性质看来肯定会比70年代更加严峻；二是虽然有这样的趋势，超级大国避免彼此交战的劲头仍象过去一样足。80年代日益紧张的国际局势，不只是苏联入侵阿富汗造成的后果，而且更是因为两个超级大国根深蒂固的敌对而引起的。阿富汗问题加剧了它们的竞争，但这个问题的解决对于缓解它们之间更基本的分歧不会起什么作用，这种分歧只有通过东西方谈判才能处理。尽管各方在未来几年内将继续认为必须与对方抗衡，但有迹象表明，双方都知道无节制的对抗只能导致它们之间的均势越来越不易控制。同样，不论是核战争还是常规战，军事理论和力量结构不相称的情况应予承认，其原因要搞清楚，不相称的范围应缩小，以利世界和平。

　　 地区性因素对超级大国的影响

　　尽管在武器技术和战略力量方面超级大国与国际社会的其余成员之间的差距在增大，但双方将不得不对各自的盟友和不结盟国家的观点给予比70年代更多的注意。苏美之间的战略僵持常常为其他国家，如英国和印度提供机会，使它们能获得某种起缓和作用的影响。其他国家的主动行动虽然不总是为超级大国所欢迎，但能起到重要的建设性作用。

　　正如T·B·米勒博士提醒我们的，随着军事上不很强大的成员国在政治和经济上的重要性的增长并且对其主要的盟国引导的方向更加感到不安，联盟的性质正在发生变化。这种趋向长期以来在北约内部是显而易见的。对罗马尼亚表现出来的独立性和新近在波兰发生的事件，苏联认为还是不进行军事上干预比较明智，这些都突出地说明在华约内部也存在着实际的合作问题。两个联盟系统中的欧洲国家很可能在处理东西方关系中比过去任何时候起到更大的作用。它们作出贡献的机会，如象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这样的机会，也将可能增大。欧洲仍然是对立的军事部队集中得最多的地区，对于世界上其他地区来说，至关重要的是永远不应该让这些部队用来执行它们的主要使命。幸好，欧洲国家有最强烈的动机使这些部队彼此不应发生对抗，它们将根据这一动机积极行动。

　　在世界各地的其他国家变得越来越自信了。特别是中国、印度和日本在国际关系上正在发挥比过去更大的作用，尤其是在战略方面。尽管它们看问题的角度有着很大的不同，但它们利益相同的地方却越来越多了。三国都认为需要增加自己的战略力量和独立性。中国和日本，也许还有印度，它们所关心的是苏联增强其军事实力的速度，尤其是它在远东地区部署常规部队。中国和日本对美国在紧急情况下是否有能力和愿意部署对抗部队，也是有怀疑的。

　　自1976年以来，中国的政策发生了180度的变化；日本最近宣布愿意长期增强其防务能力，这些都预示着80年代将发生更大的变化。这些变化很可能会以实现新政策的形式，而不是以对政策给予极端扩大化的形式出现；两国都承认在发展战略力量的速度上受到严重的限制。尽管如此，全世界的战略问题思想家对这些新的势力中心将不得不给予更多的注意。虽然印度80年代在甘地夫人领导下的政策与其70年代的政策不会有很大的不同，但拉奥教授指出，在同样的领导下，印度在印度洋使用海上力量的能力正在日益增强。看来印度很可能会增强其实力以改善自身的战略环境。

　　其他不结盟国家，特别是掌握着重要资源或处于主要战略势力地位的国家，似乎非常可能在决定超级大国及其盟国的地区性和全球性政策时，既要求有发言权又能听到回音。由于第三世界国家加强了其政治决心、经济力量和军事能力，外国将比70年代时更难于轻视或支配第三世界国家了。同样，它们的支援和合作将更为重要。特别是中东和非洲国家，尽管被内部的分歧，在许多情况下是被外部力量同国内危机四伏的政府的分歧搞得四分五裂，但它们仍将在世界事务中起更大的作用。因此它们可能为超级大国提供干涉的机会，这种机会尽管从短期看对超级大国来说是具有吸引力，但一旦利用上了，从长远看可能是不合算的甚至很有害的。

　　 80年代的冲突样式

　　在这种情况下，所有四种公认的冲突样式在80年代看来将仍然是适用的，虽然与70年代相比，重点有所不同。在未来的十年里，核对抗、广泛地展开常规部队、有限战争和暴乱战都将继续发生，这是由更富竞争性的国际政治气候和出现更加多的潜在行动者促成的，但会受到对避免一场超级大国直接冲突的日益增强的关注所制约。

　　在核战争方面，不能因为卡特总统1980年批准的有限核战争理论得到传播就对避免冲突的前景持过于乐观的态度。目前，苏联人没有表示有选择这种有限核战争的意向，他们要依靠全面的核报复来阻遏美国人采取这样的步骤。然而，由于苏联人的核技术在继续发展，他们可能获得与美国人相似的可以实施准确的有限打击的手段。有了这种手段就很可能会产生一种相类似的理论体系，从而使得从超级大国的观点看来有限核战争显得是越来越可行了。这场只有一个大国搞的战争游戏要长久地打下去而不使另一个大国升级到全面攻击，那是极端困难的。这样的冲突会走向何方，对升级如何又加以防止，情况完全不清楚。然而，如果这样的冲突成了两个超级大国实际的选择，而不是象现在这样只是一个大国的选择，那末它们就将是必须立即进行研究的问题了。正如莱博教授提醒的那样，西方如在阿富汗危机之后在战略领域内采取重大主动行动必将产生复杂的影响。一方增加军事力量和发展新的军事理论，可以造成另一方采取抵销性的改革措施，结果只会使维持稳定的世界秩序变复杂了。

　　在重大的常规战争领域内，我们面临着虽然不太引人注目但性质却是相似的问题。亨特准将指出，技术改革将迅速地继续下去的概率是很大的。这一趋势将以不同的方式对不同的国家带来影响，对某些现有的战略均势的稳定性有所改善，而对另一些战略均势的稳定性则有所削弱。在这方面需要特别关注的地区仍然是中东和非洲，那里快速的政治和经济变革既促使了军事力量的发展，又加剧了各该地区各国之间和内部的敌意。在大部分发展中国家里，军事能力在提高，这些国家的政府或许还要进一步发展这种能力，不过这种变化对地区的稳定性来说，既可以有积极的又可以有消极的影响。所有这些事态的发展更使一些外部国家，特别是超级大国可以找到途径施加令人讨厌的影响。因此至关重要的是，第三世界国家应该维护基础牢固的政治独立，以防世界日益向两极分化。尽管情况错综复杂，但由于保持了多样化的力量结构，对大多数国家和人民来说世界是处于更加令人放心的状况之中。

　　有限战争战略，如科尔柯维茨教授提醒我们的那样，在80年代对所有的大国来说可能仍然是适宜的。它们被卷入第三世界局部性争端的可能性非常之大，以致它们必然会面临“下一步怎么办？”的问题。新的常规武器的杀伤力在提高，这就使得对于外部的大国来说不过是场局部战争，而对于地区性的参与者来说却是生死存亡的斗争这样一种更严峻的前景了。在发生利害冲突时，不管谁当美国总统，苏联会不会按科尔柯维茨的预测首先不予理睬，尚待分晓。他的看法是苏联人会发展一种有限骚乱战略，借此可以达到与有限战争相似的目的，但风险和代价都比较小，他的这种看法也许对80年代的世界来说实用意义更大。

　　在80年代，暴乱与反暴乱技术对世界事务来说，不象在70年代那样重要。美国在80年代看来不可能卷入与越南战争相似的形势之中，虽然它可能给以间接的支持。美国不直接介入，其他西方国家就不可能自己直接参与了。与之相比，古巴人和东德人并没有表露他们不愿意代表他们心目中的第三世界“进步势力”去进行干预，而俄国人自己在阿富汗却遇到了困境。但难以相信俄国人会从这样的介入——不管是亲自参加还是通过盟友——中得到任何重大的长远的好处。如果他们没法使沙特政权发生动摇，或者在南部非洲制造混乱，那么，这样的判断就得修改，但至今这两种前景出现的可能性都不大。这两个地区肯定会有内部纷争，但俄国人能否长久地使它有利于自己，则是十分值得怀疑的。

　　 分歧的解决与遏制

　　为了在80年代维持稳定的国际秩序，显然需要进行更大的努力，在分歧爆发成武力冲突之前把它们解决了，对于那些无法用这种方法解决的分歧，则要减少其影响范围。虽然80年代的国际政治气候看来不妙，因而在维护和平过程中的问题变得异常难以解决，但在各领导人之间至少对失败的后果有了更广泛的了解。对于通过双边和多边外交、军备控制协定和合情合理的军事政策可以起到建设性作用，认识的程度也有了提高。限制战略武器会议第二阶段条约可能证明是个不起作用的文件，但签字双方可能继续遵守它的条款，因为舍此而外无所依从。军备控制不仅为广泛的人道主义宗旨服务，它还可以减少浪费，并把军队中一些效能差的部分去掉。除非美国和苏联政府有一方严重地违背两国继续共处的心照不宣的条款，否则就很难说在未来五年内，在东西方的紧张局势中不会出现某种缓和，这种缓和将使讨论新的虽是有限的军备控制协定成为可能。这种协定如想真的获得成功，就必须既包括常规武器也包括核武器在内，这是因为超级大国在这两个方面的均势中，都存在着差异。

　　各个国家必须对发展健全的政治-军事关系给予密切的注意，把它作为维持稳定的国际秩序的过程的一部分，这种国际秩序可以容纳对社会正义有利的改革。正如米勒教授指出，政界和军界领袖相互依赖才有效力，一方应该了解另一方的问题及其权力的局限性。政治家们及其文职顾问们应该进一步提高适应现代战略的能力。军事领导人除保持其职业上的胜任能力外，还应更缜密地研究其政治头头们的问题和目的，以便更好地为他们服务。

　　最后，在政治、社会、经济和技术变革高速进行的时代，维护和平的工作会得到更有经验的舆论界的支援，国内如此，国际上也如此。这些思想并不十分适用于限制公开讨论战略问题规模的苏联及其某些盟国和一些第三世界国家，但对于其他国家却越来越重要了。因此在80年代，职业上与战略思想有关的，特别是在大学和新闻界工作的有关人员，应该大力促进更加广泛地讨论这些问题。就象战争是十分严肃的事情，不能交给将军们去处理一样，关于国际关系和维护和平的思想也十分重要，因此不能局限在分析人员、政府顾问和军界的圈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