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有限战争—苏军观点·第五
作者：罗曼·科尔克维茨·美
出自————《战略思想新趋向》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有限战争需要有个界限，而要有界限则需要至少对界限的含义达成某种相互承认的和默许的协议。但在界限上却难以达成协议。
—— 托马斯·C·什林
列宁在《克劳塞维茨〈战争论〉一书摘录和批注》一文中引证并特别赞许了《战争论》中的下面这句话：“征服者总是爱好和平的，他非常愿意和和平平地进入我国”。他在这句话的旁边加注了“哈哈！妙极了”。确实妙极了，而且用这句话来形容当代征服者制定的战略也是贴切的。苏联的扩张政策是以有限“动乱”的战略，说得更确切一点，是以有限战争的理论为前提的。
有限战争的思想令人厌烦。据说，美国人认为这种思想在历史上就是“不正常的”；苏联人曾称这种思想为资本主义的一种狡猾的策略。而欧洲人对它则更反感，因为他们的国家很可能成为主要战场。一些未经认真考虑就对核时代有限战争思想发表过言论的知名学者和战略家（如布罗迪于1957年，基辛格于1960和1961年的言论），后来发现他们必须宣布放弃以前不慎重的言论。不同于战略威慑的华丽奇特的理论大厦，有限战争的理论基础是相当不牢固的。威慑理论在不战和全面核战争之间划有明确界限，而有限战争的理论则复杂了，原因在于它的定义含糊不清、模棱两可，而且种类繁多，包括局部战争、战区战争、战区核战争、常规战争、有限核战争、民族解放战争等等。然而，虽然用经验去证实战略核威慑理论充其量也只是模棱两可的，但所谓的有限战争理论和学说却是具有真实性的，到处可见的，亚洲刚结束的这场战争或中东将要爆发的战争就是如此。
如果对战后东西方国家的有限战争学说的演变只进行表面性的研究，很可能会产生误解。对待有限战争，无论是美国还是苏联，看来都曾有过若干含混不清的和前后互相矛盾的倾向。
★美国在历史上就拒绝接受有限战争的思想。“束缚”自己手脚的主张被看作是与美国人的一些根深蒂固的传统格格不入的。然而就在美国，不仅形成了有限战争的现代理论，而且这种理论已经被政府和战略研究团体欣然采纳——这样做是不顾因袭的疑惧，而且与一些社会和政治团体的新的坚决对抗是针锋相对的。
★苏联在历史上接受过有限战争的做法（支持采用并发展常规的、战术的、有限射程的武器及相应的军队和作战原则，但没有大力发展战略力量、战略武器及相应的技术和作战原则），在战后却强烈地反对西方有限战争的观点。苏联人认为，特别不能接受的是西方关于有限战争的“逻辑”的前提，即交战双方在战争中应采取相互依存、相互合作、相互限制和控制等措施的观点。西方关于有限战争的内在逻辑的这种观点是与苏联势不两立的传统信念水火不相容的。这种传统信念强调，不论在有限战争中还是在全面战争中都应该以依靠自己、单独的和独立的方式行动。
★到60年代中期，美国在战略核力量方面已对苏联取得了优势。这时，美国制定了灵活反应战略。这种战略原则上赞成在使用核武器或不使用核武器条件下进行有控制的有限战争的观点。
★苏联人进入60年代时，拥有庞大的常规力量和一支微不足道的战略核力量。但在1960年他们一边拒绝接受所有关于有限战争的可行性或可取性的观点，一边正式实行了具有有限威慑和大规模报复战略一切特点的防务方针。
乍看起来，这些趋势和做法似乎是令人费解和相互矛盾的。但是，仔细研究一番就会发现，这些趋势和做法有着某些可以说得通的道理：苏联在战略上处于劣势，它不能冒险对战略上处于优势地位的美国发动挑衅或同美国进行一场可能迅速向战略核战争升级的局部战争、有限战争或战区战争。因此，为了防止出现这种可能的情况，为了不让美国迫使苏联在导弹上摊牌，并争取时间使自己的战略力量发展到与美国均势的水平，苏联人不得不拒绝接受西方关于局部战争或有限战争的观点。另一方面，对美国来说，它的大规模报复战略太呆板迂腐，显然需要改变使之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和更广泛的选择范围。因此，美国制定了灵活反应战略。
70年代以及进入80年代以来的情况表明：苏联已经取得对美的战略核均势，同时它开始逐渐接受有控制的有限战争的观点了。但是，美国却丧失了对苏的战略核优势，而且实际上又回到了相互确保摧毁的战略。同时，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苏联在大力扩充常规力量、战区核力量和“投射”能力，这些力量都可能在有限战争或局部战争中运用，这使美国日益感到不安。（卡特总统的第59号指令表明美国已放弃以“破坏城市”为目的的相互确保摧毁战略。然而，这个指令只适用于集中攻击对方本土的全面核战争，就是说如果发生集中攻击对方本土的全面核战争，美国将集中力量打击“硬”目标——从“打击军事力量”到“打击社会财富”，而不只是打击城市目标。这与苏联人认为的和本章将讨论的有限战争无关。总统第59号指令所涉及的实质上是在集中攻击对方本土的全面核战争中附带损伤限制的问题。对这种观点，苏联军事刊物至今仍断然拒绝接受。）
人们应该怎样看待这些事态发展呢？这些事态发展汇合在一起，会形成合理的格局、发展趋势、激励力量或者意图吗？或者它们只是些在逻辑上无法解释的、随意的、与互不关联的事态发展呢？本章试图分析这些问题，并试图说明有限战争的理论在苏联军事行动和军事战略中的作用。
苏联军事理论的演变
对于象苏联这样一个实行类似革命和扩张主义的政治制度的国家来说，有限战争是“自然”而“合乎情理”的理论。这种政治制度在受核恐怖平衡“支配”的国际社会结构里，继续担负着全球性的普遍使命。有人已经提出，80年代苏联对外政策的目标和军事学说将会协调一致起来。自60年代中期以来，苏联的对外政策一直在努力实现如下三个主要目标：保持与西方的稳定关系，遏制和孤立中国，向第三世界，一般是向俄国以南地区进行渗透和扩张。苏联的军事学说与其对外政策的目标是一致的。庞大的战略核盾牌是对西方进行可靠威慑的基础，核条件下和常规条件下进行有限战争的理论和军队为其增添了向毗邻的主要翼侧（欧洲和亚洲）进行威慑和实战的能力，而常规力量和投送军队的能力又是有利于它在第三世界推行扩张和渗透政策的得力工具和劝诱手段。为了执行苏联对外政策和军事政策这种三位一体的方针，要求将苏联资源、人力以及管理和政治人才的很大一部分用于这方面。但看来苏联已经认为同将得到的效益相比，要付出的代价和担当的风险是值得的。因此，苏联当代军事思想就是建立在攻防结合这样一个观念基础上的。它的庞大的核力量将充当对抗西方战略核力量的威慑盾牌，而它的一般任务部队则是对苏联以南的世界上薄弱地区试探和进攻的灵巧的剑。
过去，苏联人感到难以正式接受有限战争，尤其是使用核武器条件下的有限战争思想。他们认为：
用协议的办法定出战争的规则、策略和人为的限制的思想是幻想，是站不住脚的。很难设想，核战争一旦打起来能够限制在规则的范围之内，而不会发展成一场全面战争。实际上，这种建议是一种旨在安抚公众舆论的骗人花招。（阿尔巴托夫，1974年）
鉴于越来越大的压力和总的说来战争的后果难以预料，苏联的政治领导人历来反对有限战争的观点，这是有案可稽的。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和其他一些领导人曾在各种不同的场合中重申过这种观点，即“世界大战是从局部战争发展而来的”，随着“军事技术的迅速发展，如果某一局部地区爆发了战争，要把这场战争控制在某一范围之内就更加困难了”。
有限战争的非正统性（即必须给敌人以狠狠的打击，以防战争蔓延，但要让它能从中解脱出来而名声和物质利益又不受到严重损失），使苏联的军政领导人深感苦恼，尤其在使用核武器的情况下更是如此。苏联权威性的专著《军事战略》（索科洛夫斯基主编）的作者们对西方战略研究刊物刊载的关于有限战争的逻辑和规律方面的某些固有的矛盾大作文章。他们断言：
有限战争，就其特点来说，有两个问题：一方面，这种战争必须坚决地并使用必需的兵力和手段以最有效的方式进行，以达到既定的政治、军事目的；另一方面，在有限战争中，武装部队的使用方法必须能把有限的武装冲突升级为全面战争的危险性减少到最低程度。
苏联战略家们就西方关于有限战争实施问题的一些假想，提出了质疑，因为“对于核武器在战场的效能以及使用这种武器可能产生的政治、军事和心理上的后果如何，知之甚少”。苏联人还坚持认为，西方关于在战场上使用战术核武器的控制、效能以及后果等问题的观点，“主要是以各种假想为基础的”，这些假想在最好的情况下也是成问题的：“对战术核武器的使用，即使是在有限规模内使用，敌人究竟会作出什么样的反应，这种事情是极难预料的”。对方对此行动可能作出的反应可以是多种多样的：从克制自己，不进行有限的回击，一直到以核武器实施有限的报复性打击；甚至由于判断错误而“使用战略和战术作战手段”在大得多的规模上作出反应，“从而爆发一场全面核战争”。
苏联对于把有限战争限制在一定范围内所表示的关注，在西方也是广泛存在的。一些专门的刊物对控制战争升级以及不越过核门槛的问题作过广泛的探讨，但没有完全解决问题，也没有消除人们的担忧。托马斯·什林代表了一种普遍的看法，他认为朝鲜战争是“对有限战争的实施和计划产生过影响并将继续产生影响的样板和先例”。但他告诫说，“这可能只是各种类似战争反应中的一种可能，一种样式和一种类别而已，只是真正的有限战争的一种模式而已，如同美国原始移民见到的第一只动物只是北美野生动物世界的一种动物一样”。
从有限战争特别是使用核武器条件下的有限战争在概念、定义和作战方面内在的复杂性看，英顿·霍尔珀林的观点容易为人们所接受。他认为，“人人都知道常规战争是怎么回事，但是哪一方都不知道核战争到底是怎么回事，也不知道对核战争能否加以限制。”既然在局部战争中或有限战争中都存在着由于采取先发制人的刺激性行动而引起“爆发”，从而变成一场打击对方本土的全面核战争的危险性，以及根据上述这一切难以解决的纠葛和警告看，有限战争的观点怎么得到人们的支持和信赖呢？
概念定义上的不同
通过50年代和60年代美国关于战略问题的辩论，人们对使用或者不使用核武器条件下的有限战争的含义有了某种认识，对它的基本概念和理论也有了某种认识。从此以后，“有限战争”这一术语就被认为是指对敌对行动的实施，施加若干种约束和限制了。
这一战争的目的根本不是为了使一个国家的意志完全屈服于另一个国家的意志。战争中使用的手段所涉及的资源比交战双方的全部军事资源要少得多。它使老百姓的生活和武装部队基本上不受影响，并以讨价还价的方式结束战争。（奥斯古德，1957年）
有限战争理论，不象战略威慑那样具有明确而令人满意的定义，要给它下一个精确的定义是相当困难的。因为它的有限性随判断而有所不同，它是逐渐明确的而且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加以解释。但是，现在已经有一种普遍同意的观点，认为下列各项构成了有限战争的基本参数：
——地理范围有限的战争，以示与遍及全球的世界战争相区别。（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和中东战争就属于这一类型。）当涉及到“联合战争”时，问题就复杂了，因为“联合战争”在某种意义上可能是有限制的，但它在地理范围上则是分散在各地的。
——目的有限的战争。它的目的可以是领土要求或者政治性的，但是相当具体，而且交战各方都认为如此。
——手段有限的战争。在这种战争中，交战双方在使用武器和技术的数质量方面实际上都有意“束手束脚”。朝鲜战争可以作为例子，当时双方都可以使用核武器，但都进行了克制，从而束缚了各自的军事力量。
——交战双方只限于打击对方的某些目标而有意避免打击其他可打击目标的战争。
但是，对有限战争及其范围的各种论述，更多的是把它作为一种规范的模式、一种理想的类型加以探讨的，是指这种战争应该是什么样的，而并不反映历史的实际情况。最近几十年间，有些战争反映了这些参数中的某几项，另一些战争则没有反映出来，还有些战争看来需要用不同的概念或进行不同的分析。令人遗憾的是，苏联和其他共产党国家对战争的分类与西方的分类法不完全一致。
实际上，苏联人把战争分为三种不同的类型并分别对每一种战争提出了适当的定义：（1）两个超级大国及各同盟国之间的世界大战，大量使用核武器，以致彼此在以打击军事目标和打击社会财富目标的形式大规模使用战略武器之中使各国遭到毁灭；（2）有限战争，这种战争不涉及各超级大国，但将在它们直接与间接干预下进行，可能使用核武器，也可能不使用核武器；（3）局部战争或者第三世界内的民族解放战争，这类战争将是非核的常规战争，战争规模、打击的目标、使用的武器以及目的等都是有限的。
苏联的分析家们经常指责他们所谓的西方集团的罪恶企图，说西方想把它自己的政治谋略和战略规则强加给社会主义国家和正在争取从殖民主义或帝国主义桎梏下解放出来的第三世界国家。
新的国际形势变得更加有利于和平事业，这并不意味着按照苏联方针进行的紧张尖锐的斗争中断了。国际关系是不会停歇的，犹如伴随其发展而来的斗争不会停顿一样。（《共产党人》1972年6月号社论）
苏联元帅H·N·克雷洛夫 [ 注：苏战略火箭军司令，1972年病死。——译注 ] 声称：“帝国主义者乞求于宣传机器，说什么在未来核战争中不会有胜利者，他们企图以此麻痹世界人民的警惕性。这种虚伪的说法是违背历史的客观规律的。”博奇卡廖夫上将宣称：“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帝国主义制造的令人害怕的危险面前是不会感到惊慌失措的，他们也不会把帝国主义的这种令人害怕的危险看成世界灭亡的预兆。”
苏联人没有按照美国的威慑理论、偏好甚至梦想行事，苏联人没有在北约和华约的欧洲战区内从正面与美国及北约直接对抗，而是在远离欧洲的地区，以旁敲侧击的方式向美国及其盟国挑战，而且苏联的挑战是通过代理人和盟国间接地发起的。人们可能要说，苏联人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所作所为，可以称之为“政委战略”，这实质是非对抗性的战略，说得更确切一点，是在苏联优势不大、支配能力较弱的条件下所采取的避免对抗的战略。这种战略的主要特点是：应变性强、欺骗性大、理论上粗糙、方法“简单”。从表面上看模棱两可。这是一种对抗与谈判相结合的战略，它排斥美国威慑战略要么对抗要么谈判的这种呆板选择，主张采取既不是对抗也不是谈判的审慎态度。苏联人好象把战略问题当作是一个高度政治化了的根据手段确定目的的过程，而不同于美国人的根据目的确定手段这样一种避免大决战的目的论。
说到底，西方的威慑战略，无论是逻辑上还是政治上都适合于无领土要求但具有广泛而重大的国际利益和经济利益的、保守性的、愿维持现状和力量均势的国家；适合于拥有战略优势，而其传统的社会准则主张尽量不卷入遥远地区事务的大国；适合于历史上主要依靠技术和经济手段实现其对外政策的大国。这是一种用来对付令人讨厌的、危险的、但又较弱的对手的方针，一种向逞强者发出惩戒恐吓以唤起其生存感的方针。
而苏联的军事战略则更适合于一个类似革命的、热衷于改变国际现状的扩张主义大国；适合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以战略上处于劣势的面貌出现在国际舞台上的大国和历史上向来以防御性的大陆战略为指针，一味依靠人数众多的强大陆军力量并以海军进行近海防御的国家；适合于缺乏向欧亚大陆以外地区大量投送兵力之经验的国家。这种战略为这样的国家所采取：它在全世界有普遍的思想和政治利益及要求但又不急于求成，认为历史和时间是对它们有利的。
可是，时代不同了。苏联已经成为一个至少与美国处于均势的军事强国，并已从过去那种大陆性的军事防御地位朝着具有向全球扩张能力的超级大国方向发展。总之，苏联的战略理论比西方的军事战略更灵活，适应性更强。尽管国际政治和地区政治已发生深刻变化，美国基本上还是实行威慑战略及其某些变化形式，但是苏联却兴致勃勃地对各种战略规划进行了试验，以使战略适应政策和不断变化的政治形势及技术进展。目前，苏联的军事战略包含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战略核盾牌，其主要目的是对西方进行威慑，从而消除它的威胁；另一部分是用常规力量，即一般任务部队在第三世界的薄弱而又至关重要的地区进行交锋的灵活而又强硬的战略。
对80年代有限战争和局部战争的展望
最近苏联人对有限战争和局部战争的可行性所表现出的兴趣以及他们为应付这类事变所做的系统的准备工作可以反映出，他们目前的战略理论已经“成熟”。看来他们清楚地知道，在核时代，大国要可靠地实行有限战争的战略策略，必须先有可靠的核战略威慑力量来保障。理由就存在于威慑和有限战争的“必然性”之中：要使大国直接或间接介入的战争控制在有限的范围内，就必须有战略（确保摧毁）报复力量作可靠的后盾，这种力量将减小升级压力，并为战争规定范围。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这样一类可靠的威慑性报复潜力，就容易受人摆布和讹诈，如同一方缺乏可靠的能保存下来的第二次打击能力时在战略上所处的境况一样。最近几年，苏联人已经达到了下列必要的标准：他们建立了一支强大而可靠的核威慑力量和一支庞大而现代化的一般任务部队。
本作者在1970年向外交关系委员会提交的建议中有这样一段话：
我们首先要检查西方对苏联及苏美关系所持的某些根深蒂固的观点和误解。西方的观点是：（1）我们可以迫使苏联以同样的步伐与我们进行紧张的军备竞赛，从而在经济上把苏联拖垮；（2）我们仍然可以取得有意义的战略优势；（3）我们可以指望苏联或共产党集团内部会出现政治和社会动乱。
我认为，这种观点是不现实的，在某种程度上是一厢情愿。如果作如下设想，倒是比较现实的，即（1）如果有必要确保均势，苏联将继续实现其军备计划；（2）苏联对向美国实施第一次打击或突然袭击并不真正感兴趣；（3）苏联的兴趣在于稳定耗资巨大的广泛的军备竞赛并尽量避免在有重大利益的地区与美国对抗；（4）苏联为了寻找机会和向外扩张，也将不顾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结局，准备在世界上薄弱部位有选择地采取试探性的行动。
在过去的十年里所发生的一切都不能促使我改变我对苏联的军事和政治所作的这些估量。实际上，苏联好象是惊人相似地按照这种估量行事的。而且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设想，苏联在未来的十年里对这一政策路线会有重大偏离，因为上述的“与全世界政治力量结盟”的预测反映了当前苏联的观点和估计。
60年代中期，托马斯·沃尔夫评论道：“苏联刊物通常对进行有限战争的问题谈得很少，这与它对全面的核战争的重视形成了明显的对照。”沃尔夫认为，这反映出一直到60年代中期苏联人主要关心的问题是发生他们最害怕的事变（大规模核打击）以及局部战争或有限战争固有的迅速或自动升级的可能性。但是，他又注意到，当时已经有一些迹象表明，局部战争和有限战争在苏联军事学说中的地位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尽管苏联对待这个问题的态度仍有不少含糊不清和前后矛盾之处，而且对有限战争也没有统一的理论，但是对局部战争的升级问题已经不是那么固执了。
自60年代中期以来，苏联在学术观点、作战能力和效用方面的立场发生了一些实质性变化。虽然苏联人仍正式坚持以前的反对有意地使用军事力量（除“正义战争”外）这种意识形态上正确的观点，但他们对70年代和80年代已经变化了的“实力的相互关系”的含义好象已作出了估价。到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苏联的分析家开始公开考虑苏联在核力量方面取得与美国均势地位的含义。接着在苏联公开的和内部的刊物上（回顾50年代和60年代的“战略问题辩论”时）展开了一场辩论，辩论的中心问题是核力量和常规力量在未来战争中的作用。辩论中虽然听到了比较保守的观点，但现实主义者的观点仍占了上风，并阐明了苏联的新立场：
在我们的时代，可能会出现在个别情况下使用常规武器来进行作战的条件。在这样的条件下，常规武器和武装力量传统军种的作用将会大大加强。必须对部队进行各种类型的作战训练。
上文的作者是位著名的军事分析家。他当时就驳斥了那些认为，重新强调常规力量和有限战争的作用就是“否定当代的军事革命”，也就是否定或者降低战术核武器甚至战略核武器作用的人。他把这些落后的观点搁置一边，因为“人们不能同意这种意见”，接着他又对他那些态度不太鲜明的同僚们说：
问题的要害是，进行武装斗争的新的可能性之出现，不是由于不顾导弹核武器的存在，而是因为有了导弹核武器。这种新的可能性不会降低导弹武器的战斗力，更主要的是，它们不排除可能使用这类武器。
要害抓得很好。在过去的十年里，苏联的理论和政策是紧紧遵循着这类推理的。这实际上意味着对使用或不使用核武器条件下的战区战争的责难有所缓和，以及为了适应“世界上政治力量结盟”的需要，常规力量将起重要的军事和政治作用。
重视强调常规力量的重要作用以及以常规力量进行有限战争和局部战争的可能性，这从苏联国防部长最近的讲话中也能看出来。他说：“部队的火力、突击力和机动力已大大加强了，从而可能在战场上赋予它们以无需使用核武器即可完成的高度决定性的任务。”
在过去的十年里，苏联人一直是根据上述三位一体的方式来调整其对外政策和军事理论的。再说一遍，苏联庞大的核力量是用来遏制西方并稳定与西方的关系的；其战区力量（包括核力量和常规力量）是用来加强威慑的，但一旦威慑失灵，也可以作为用于欧洲和亚洲地区的实战能力；而其常规力量则是莫斯科在第三世界推行新的扩张政策的重要的军事和政治工具。苏联对在第三世界里现实的临机目标的看法，反映在这样一种观点里，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历史性战斗的结果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非社会主义世界的革命运动发展得如何和从殖民主义压迫下解放出来的民族走什么样的道路”。
苏联在第三世界扩展的新机会，赋予了其常规力量以多种重要的作用，其中包括进行局部战争的可能性。这种力量的核心作用已被最近五角大楼关于苏联战区核战争的一份研究报告的作者所证明。这位作者道格拉斯 [ 注：美军事专家。著有《战区核力量》等书。——译注 ] 说：虽然“这份研究报告开始是分析苏联对北约的核威胁的，……但在研究过程中搞清楚了……苏联威胁的真正核心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其地面部队，特别是坦克集团军和诸兵种合成集团军”。因此，即使苏联军事理论设想在欧洲进行的战区战争中使用核武器，但是苏联观点的核心问题实际上不是最初的核突击，而是那些可以称为扩张战果的军队。它们基本上都是常规部队，其训练和装备都是为了在核条件下作战，但都越来越关注“保持战斗能力而不过分依赖核武器”。
当我们把注意力转移到第三世界时，我们发现常规力量和常规武器及其在局部战争中的运用方式，“是苏联扩大影响和霸权的主要工具”。既然这些地区是苏联最可能进行扩张的地区，而且西方的战略威慑力量在这些地区又起不了多大作用，苏联人就觉得他们对这些地区的战略是正确的。
苏联用其常规力量来对第三世界施加压力的做法非常引人注目。苏联的扩张方针和策略都是十分小心谨慎的，不激怒西方或者避免激怒西方。在苏联人看来，其常规力量担当的各种作用中包括了充当反西方政权（阿富汗、叙利亚、南也门、埃塞俄比亚、伊拉克、安哥拉和利比亚）的保护人的作用，这是苏联在这些地区“发挥影响”的一个因素，是向它的仆从和代理人提供专业知识、装备和情报的一个途径。正如苏军总政治部主任叶皮谢夫大将所指出的：“苏联在现代条件下给正在进行革命解放斗争的人民提供援助的能力和援助的数量又增加了”。（叶皮谢夫还指出：“现正极大地重视苏联军事力量在世界各地区的存在，并得到有充分战略机动力的苏联武装力量的加强……。万一需要给那些为自由和反对帝国主义干涉而战斗的民族提供援助，苏联可能需要机动力强、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军队……。扩大苏联军事存在的规模和由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提供援助，这已被看成国际关系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总之，苏联关于有限战争和局部战争的理论是以已达到的战略核均势为基础的，反映了苏联当前和可预见的将来的政治和军事利益。这也表明，苏联将使它的战略作战、战区作战和局部作战的能力现代化并得到加强。关于苏联武装力量的新的全球性任务，格列奇科元帅是这样说的：
在现阶段，苏联武装力量的历史性使命不仅仅限于保卫我们的祖国，……而且还要支援民族解放斗争，并坚决反对世界上任何遥远地区可能出现的帝国主义侵略。（1974年）
结论
80年代，苏联的对外政策和军事战略是协调一致的。它向来试图向第三世界扩大政治和军事影响，现在又有了这样做的相应能力。目前它实行扩张的锋利工具就是其常规力量及局部战争和有限战争的理论。而且这种理论的政治指导方针规定使用非对抗性的、间接代理的、驻扎在盟国的军队，在苏联以南的薄弱地区作战。几十年来，苏联一直十分注意区别代理人之间的战争与包含巨大危险性的政府间战争。后者具有使苏美两国军队正式直接对抗的可能性，因此应尽量避免。而前者可以通过向游击队、代理人部队或在其控制下的政府军提供援助和支援的方法进行，冒的风险比较小。
为了在第三世界探寻临机目标，苏联需要遏制美国的战略优势，并在它的两个最暴露、最危险的翼侧——北约国家所在的欧洲区和中国亚洲区——建立起可靠的威慑力量和实战力量。苏联以巨大的人力和装备为代价，已经达到了这两个目的，并由此引起了西方和中国的深切疑虑。然而，苏联扩张的目标既不是欧洲也不是中国，而是苏联以南地区，特别是海湾地区、中东和非洲。
苏联人认为，在政治上取得直接好处要靠在第三世界审慎而间接地使用常规力量，而不是靠政治上作用不大的战略核威慑。苏联最有影响的评论家之一表达了这种观点。他说：“显然，核力量作为一种政治武器，它的实用性越来越小了”，因此，“为达到合乎情理的政治目的”，这种武器的“应用范围也越来越小了”。当然，这丝毫不是贬低庞大的战略核力量所起的重要而具有决定意义的威慑和遏止作用。贬低了战略核力量，常规力量和战区力量就会变为没有什么价值了。简而言之，苏联人建立了战略威慑力量以后，可以放开手脚地加紧从事冒险的但又是诱人的向南扩张的活动。苏联人毕竟是善于领会西方威慑战略的精神实质的，这种战略一直认为战略威慑力量越稳固，冒险使用低档部队以达到政治目的的愿望和自由权就越大。
俄国人“又重新发现”了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和伏龙芝元帅这两位早已去世的革命战略家的明智和中肯的见解。这两位元帅宣传过“革命战争”的福音，其中包括如下的作战原则：不是沿宽大的帛亘战线正面（如斯大林防线），而是在敌人防御中选择若干点，实施高度机动的、进攻性的、大纵深突击的、空降的作战行动；利用突然性、隐蔽性、欺骗和先机制敌；发挥装甲兵、炮兵、机械化步兵的重要作用以达成高速机动性、突然性、部队的疏开配置和目标防护（这几点与核战场环境的关系尤其大）。对这些“革命战争”的作战原则正在进行修改以符合现在的情况，并用于指导当前的训练和学术研究。
苏联的政治和军事行动的主要动力是辩证的。从克劳塞维茨那里学来的驱使人“尽力进攻”的观点，由于有了关于避免“冒险主义”的起节制作用的列宁主义的警告而变得缓和了。然而，列宁主义关于不要犯冒险主义（以及不要因为铤而走险或玩弄愚笨的伎俩而遭致丧失一切）的告诫的强大的节制作用正在消失。苏联人现在感觉威胁是小一些了，他们感到比过去更安全了，也更强大了，而且他们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不象过去那样团结得坚如磐石了。
毫无疑问，苏联正致力于把第三世界的薄弱地区作为有利可图的目标进行渐进的、非挑衅性的但又是持久的探索。为了在80年代对这些地区施加影响和投入部队，他们正在聚积所需的军队、武器及技术。他们的理论、战役战术原则以及军队训练计划是和这些目标相一致的。
过去，当与另一个超级大国发生直接冲突似乎是不可避免时，苏联人一直采取避免对抗的方针。80年代，这种状况将会发生急剧的变化。苏联现在至少和美国一样强大，而且在最可能发生对抗的地区，苏联在后勤供应方面是有充分保障的。由于美国具有前面提到的传统，加之苏联的力量近来已经变得强大了，因此两个超级大国在亚洲、波斯湾、中东或非洲等地区的对抗，是有非常不祥之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