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代美国战略核理论：寻求充分对等的互相抵销的均势·第三

作者：埃纳·希林 ·美

出自————《战略思想新趋向》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战略均势究竟是什么？我们又该怎么办？

—— 哥伦比亚大学一无名氏教授

　　 60年代后期，美国面临着影响苏美战略核均势的三项重大抉择：是否部署反弹道导弹系统，这种系统有可能大大减少核攻击尤其是第二次打击所造成的破坏（除非对方增加其进攻性弹头，从而抵销了反弹道导弹系统的防御作用）；是否部署多弹头分导式再入飞行器，这种武器有可能使首先实施突击的一方将对方作为第二次打击的可靠手段的固定基地洲际弹道导弹消灭掉（除非对方大量增加固定发射场或对固定发射场加以防护，从而抵销了多弹头分导式再入飞行器的进攻效果）；是否部署更多的兵力以跟上苏联增加其进攻性兵力的步伐，苏联进攻性兵力的这种增加（除非予以抵销）有可能使战略力量的对比由美国占优势变为均势，甚至变为苏联占优势。

　　 至70年代中期，美国在这三项抉择上全都作出了决定。它决定只要可能，就不部署反弹道导弹系统。1972年美苏签订了一项把反弹道导弹系统数量限制在微不足道的低水平上并禁止部署其它样式的反弹道导弹武器的协定。与对待反弹道导弹的做法不同，美国和苏联都没有作出坚定的努力，就禁止多弹头分导式再入飞行器或将其数量限制在微不足道的低水平上的协定进行谈判。美国于1970年开始部署多弹头分导式洲际弹道导弹，于1971年开始部署多弹头分导式潜射弹道导弹。苏联开始部署的时间较晚：多弹头分导式洲际弹道导弹是在1975年，多弹头分导式潜射弹道导弹是在1978年。

　　 至于对苏联进攻性导弹的增加，美国决定不以增加自身导弹的方式与苏联的部署抗衡，而是试图通过限制战略武器会谈达成一项限制苏联实力的协定。1972年，美苏同意将洲际弹道导弹和潜射弹道导弹的发射器限制在当时已经制造和正在制造的数量上（苏联为2358个，美国为1710个）。1974年，两国议定了一项将各自的洲际弹道导弹发射器、潜射弹道导弹发射器和远程轰炸机的总数的最高限额都定在2400个上的协定草案，并且把这一2400个运载工具的限额写进了1979年签订的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

　　 苏联在战略武器投射工具的数量上达到了与美国同等的水平，这是一件具有重大军事和政治意义的事情。起先，在1964年，苏联有389件战略武器投射工具，美国有1880件；至1970年，苏联在洲际弹道导弹的数量上超过了美国，1974年在潜射弹道导弹的数量上超过了美国，而1972年则在洲际弹道导弹、潜射弹道导弹和远程轰炸机的总数上超过了美国。1979年6月，这两个大国正式同意运载工具的最高限额都为2400个，当时苏联实际上已经部署了2504个，美国则部署了2058个。

　　 当然，不能只凭苏美战略武器投射工具的绝对或相对数量就轻易推断出苏联实力的增长在军事上具有多大意义。除了什么才算是战略武器投射工具的问题外，这些数字并没有把投射工具所携弹头的数量、射程和精确度上的差别计算在内，没有把它们的部署情况、准备程度、可靠性、承受攻击的程度和作为预备力量使用的能力上的差别计算在内，没有把两国实际上可能使用这些武器的战略和战术上的差别计算在内，没有把两国使用这些武器时在指挥、控制、通信和情报系统（C3I）的性能上的差别计算在内，也没有把各自打击目标性质上的差别以及空防、海防和民防系统的有效性上的差别计算在内。

　　 在这些可变因素面前，我们可以得出的最有把握的一般结论是，迄今为止苏联实力增长的主要军事意义在于它可以依靠第一次或第二次打击去大大增加对美国造成的死亡人数和破坏程度，而美国可能对苏联造成的死亡人数和破坏程度贝不致受到重大影响。实际上，如按经受苏联第一次打击后能存活的弹头计算，美国1980年时的第二次打击能力或许比它在苏联1964年开始加强战略核力量时还要强。

　　 除了根据公开材料作出如上的一般结论以外，再要作进一步探讨就困难了。而且由于上述可变因素的数量众多，性质复杂，显而易见，即使对核互击可能造成的具体后果（比如死亡数）进行分类估计，这种估计也不可避免会是武断的。但从现有的证据可以看出，苏联的实力已经由在第二次打击中能对美国造成大约2000万至3000万人的死亡数发展到了能够造成1亿至1.3亿人的死亡数，而美国在第二次打击中能对苏联造成的死亡数仍保持在约1亿至2亿的水平。换句话说，如果60年代初期发生核互击，即使苏联先动手，它自己死亡的人数也会是美国死亡的人数的三、四倍，而到了70年代后期，苏联至少在第一次打击中给美国造成的死亡数，要大于美国在第二次打击中给苏联造成的死亡数。

　　 如果仅仅由于苏联的观点是严格保密的缘故，上述相对的杀伤力变化的政治意义也必然会成为一个难于作出肯定判断的问题。加之，核互击涉及的赌注太大，因此它就不可避免地会成为在美国引起激烈争论的一个问题。但不会有人认为发生的情况无足轻重。大多数人都会同意，就实力对比这个词的真正意义上说，苏联已经由战略上的劣势地位转到了均势地位，而且这一情况使美国对付苏联的企图和实力的任务不是变得容易，而是变得复杂了。

　　 本章的目的是回顾美国为什么不同苏联实力的增长进行竞争，叙述美国是如何在苏联实力增长这一情况下确定自己的战略目标的，分析美国在争取达成这些目标时遇到过的一些问题，并就苏美均势的目前状况及近期的前景提出一些概略的意见。

　　 为什么美国没有同苏联扩充实力进行竞争？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首先设想一下，美国要是为了“跟上”苏联进攻武器的增加，应该做到哪些事。美国是否应该在投射工具或弹头方面对苏联仍保持1964年那样的优势比例呢？美国确实没有这样做。如要保持那样的比例，按1980年苏联有约2500件投射工具和6000枚弹头计算，美国现在就需要约12000件投射工具和50400枚弹头，而不是眼下的约2058件投射工具和9200枚弹头。假如美国在投射工具或弹头的数量上保持了1964年的优势差额，它就能敌得过苏联的实力扩充吗？实际上，在弹头方面美国是做到了的。1964年，美国拥有的弹头大约比苏联多3400枚，1980年大约多3200枚。或者说，既然投射工具是弹头打击的潜在目标，那么美国弹头与苏联投射工具之间的比例是否就是最能说明问题的衡量尺度了呢？1964年，这个比例是8.7:1，1980年是3.7:1。如此说来，难道苏联还没有取得均势吗？

　　 举出这些数字是为了说明一个显而易见但却是重要的观点，即这些或那些用来衡量苏美战略力量对比态势的数字的差别，必须同一场核战争的各种实际战果或结局的差别联系起来看，才有军事意义。对一个国家投掷核武器是要受“报酬递减律”支配的。据此，在核力量的某些指数（投射工具、弹头、百万吨当量）上保持对敌手的不变常数的比例或优势差额，并不会产生不变常数的军事结果。比如，美国能向苏联的城市投射八倍于苏联能向美国城市投射的弹头，但其军事结果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苏联能投射的弹头是100枚、1000枚还是10000枚。

　　 美国如要做到敌得过或抵销掉苏联的实力扩充，那么，用战争的结果（即一场核战争对任何一组具体目标可能造成的实际死亡数和破坏程度）来表示，它应该是能防止由于苏联进攻性武器的增多而（1）使苏联增加能对美国造成的死亡数和破坏程度，（2）使美国降低能对苏联造成的死亡数和破坏程度。按这些条件来看，显然美国在第（2）点上确实赶上或抵销了苏联的实力扩充。从公开材料中可以充分看出，自1964年以来，美国在发生核大战的情况下能给苏联造成的死亡数和破坏程度并没有发生任何实际变化。

　　 因此，美国没有做到赶上或抵销苏联的实力扩充，表现在它没有能防止苏联因实力扩充而增加其对美国造成的死亡数和破坏程度上。美国如何才能防止这种增加呢？要使苏联造成的死亡数和破坏程度保持不变（即保持在1964年水平上），美国就要增强其限制对方造成破坏的能力；通过（使用自己的进攻性武器）打击对方军事力量，以增强自己在苏联的洲际弹道导弹、潜射弹道导弹和战略轰炸机能够对美国发射之前就将其摧毁的能力；通过积极防御措施（对空防御系统、弹道导弹防御系统及反潜战系统）以增强自己摧毁苏联遭到美国打击军事力量的突击后可能生存下来的武器的能力；通过消极防御措施（能抵销核爆炸效应的掩体及其它手段）以增强自己保护美国居民、工业及其它有价值的目标免遭突破美国防御的苏联弹头破坏的能力。

　　 60年代后期，美国在通过只增加进攻武器以大力增强其限制损伤的能力方面，是力不从心的。好象没有可靠的方法去摧毁苏联的潜射弹道导弹，至少当这种导弹已经部署在数量日益增多的潜艇上时是如此。尽管美国部署了多弹头分导式导弹之后将会具有对苏联的洲际弹道导弹和轰炸机的基地实施打击的潜力，可是这种潜力只有通过先发制人的第一次打击，即在苏联实际上发起进攻之前就打它个措手不及的那种打击，才能有效地发挥出来。但这是一种在美国得不到政治上的充分支持的战略，而且也是一种无论如何苏联都可能予以抵销的战略，其办法就是一接到预警（即从苏联发现美国已经发射导弹到导弹的弹头在目标上爆炸这一段时间内）就发射其陆基战略武器。

　　 要防止苏联由于进攻武器的增强而增加它能对美国造成的死亡数和破坏程度，关键在于美国加强其防御计划，包括民防、对空防御和对弹道导弹的防御。但这恰恰是美国曾经决定不采用的计划，而且正是由于美国没有能够部署这些防御系统，而不是由于它未能在进攻力量上保持某种比例数或优势差额，它才失去了保持核优势的机会。

　　 美国不部署大规模反弹道导弹系统来防卫美国城市的决定，是一项重大的选择，实际上就是决定不以增强美国的限制损伤的能力的办法，去设法防止苏联因实力扩充而增加对美国造成的死亡数和破坏程度。既然美国已经决定不对苏联的导弹（苏联弹头约90%的由导弹投射的）进行防御以保护自己，那么保持对付苏联轰炸机的有效对空防御就显得没有什么意义了；在1972年签订反弹道导弹条约之后，为此目的而花费的防务开支就大大地减少了。没有对导弹和轰炸机进行防御的重大计划，也就失去了激发美国对有效的民防计划产生兴趣的政治基础或军事基础。

　　 为什么美国决定不部署大规模的反弹道导弹系统来防卫城市呢？作出这项决定是由于受到当时该系统功效的技术局限性的影响，也是由于受到了一些人的看法的影响，这种看法是，既然和平只能建立在苏美之间维持恐怖平衡的基础上，那么最好各自都赤裸裸地坦露在对方面前。反对为保卫城市而部署反弹道导弹系统的主要论点是，如果进行部署，就会导致苏美之间的军备竞赛，结果什么军事上的好处也得不到。

　　 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毫不含糊地主张这样一种观点：如果美国为了减少苏联可能对它造成的死亡数和破坏程度而部署反弹道导弹系统，那么，苏联就会反过来尽量增强所需的进攻力量，以抵销这种反弹道导弹系统的效果。如果苏联部署反弹道导弹系统，美国当然也会照此办理。因此，麦克纳马拉得出的结论是，禁止部署反弹道导弹系统对双方都会有利。否则，这两个超级大国就会被迫卷入一场骇人而又耗资巨大的军备竞赛，这场军备竞赛的结果，就各自能给对方造成的死亡和破坏而言，充其量也只能使双方回到同军备竞赛开始时完全一样的地位。

　　 对这个论点有一种相反的看法。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曾指出，由于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比苏联高得多，因此在部署防御力量和进攻力量方面，不管是经费开支还是具体组建，美国都能胜过苏联。因此，如果美国愿意坚持军备竞赛并不惜花费任何代价的话，它就会最终重新获得并保持对苏联造成比它能对美国造成的大得多的破坏的能力。

　　 也是根据这个论点，我们可以看出为什么1967年约翰逊总统决定寻求与苏联达成一项禁止部署反弹道导弹的协定。他在政治上根本没有条件花费巨大经费去同苏联进行一场新的重大的战略武器竞赛。他要进行越南战争，要为“大社会” [ 注：约翰逊继肯尼迪的“新边疆”政策之后，提出了建设“大社会”的计划，联邦预算中的社会福利开支增大。如，1964-1969年，为“清除贫困和不平等”，开支了2500多亿美元。（参见《尼克松回忆录》1978年英文版第352-353页）——译注 ] 解决财政问题，他试图不把美国的经济置于战时基础之上而办好这两件事。再说，越南战争与朝鲜战争也不同，在财政预算方面得不到支持。约翰逊不能象杜鲁门总统对朝鲜战争那样，把越南战争当作为其它重大军事计划提供资金的机会。相反，由于越南战争的缘故，舆论变得更加反对军事行动和反对防务了。

　　 1969年尼克松基本上也是出于同样的考虑决定继续执行约翰逊的政策。尼克松也要应付越南战争，他一上台就打算减少而不是增加联邦预算。此外，两位总统面对的是，不管对积极的或者消极的核防御计划都不想支持的美国公众。这种态度部分地反映了公众的看法，即认为没有真正有效的办法可以避免核战争带来的破坏，但其中还有另外一个而且是更重要的原因。购置进攻武器可以得到公众的支持，尽管是无可奈何的支持，是因为人们认为这对于防止一场核战争是必要的。然而要为防御计划找到理由就必须有这样一种信念不可，即核战争可能真的会发生，而公众却认为这是一种非常令人不安的因而也是不得人心的设想。

　　 总而言之，美国在苏联扩充实力的情况下就反弹道导弹问题作出的决定，使苏联得以在彼此能造成的死亡和破坏方面取得对美国的均势。这个决定受到了有关技术的军事效果的局限性的影响，也受到了一些主张控制军备的人的观点的影响。这些人认为，在哪个超级大国都不怀疑自己有能力摧毁对方的世界里，美国的安全可以得到更好的保障。但这些因素不应该掩盖这样一个明显的事实：面对着越南战争和国内的各项工作，面对着对准备打一场核战争的观点持有强烈反感的公众舆论，不管是约翰逊还是尼克松在预算上或政治上确实没有任何别的选择。

　　 为什么美国同意让苏联取得另一种形式的均势，即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中所计算的）战略核武器投射工具数量上的相等呢？美国在作出不增加其限制损伤能力以抵销因苏联实力扩充而造成的破坏效果这一决定时，并没有同时决定同意在投射工具的数量上与苏联保持相等。美国的情报机关低估了苏联实力扩充的速率和持续时间，美国官员至60年代中后期仍在谈论美国继续保持数量上的对苏优势的必要性及其前景。所以，约翰逊政府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中提出来的关于进攻性武器的建议中，主张冻结洲际弹道导弹和潜射弹道导弹的数量，指望这样的冻结会使美国拥有数量较多的导弹。

　　 美国从未作出在投射工具的总数上要与苏联保持相等的决定，它是被苏联实力扩充的趋势逼到那种地步的。当苏联的导弹总数即将与美国的总数相等的形势变得明朗时，尼克松政府提出了一个规定双方弹道导弹（但不包括轰炸机，当时美国的轰炸机数量较多）数量相等的建议。而当苏联的导弹和轰炸机总数即将与美国相等的形势变得明朗时，美国政府又进而提出要在导弹和轰炸机总数上保持相等的建议。后来，随着苏联实力的继续扩充，美国政府被迫提出了纯粹是为了制止这种扩充的各种建议。最后在1972年5月达成了一项协定，该协定规定把超级大国洲际导弹发射工具限制在双方各自已经建造和正在建造的数量上。因此，其结果很难说双方在数量上是相等的：苏联有2358件，美国有1710件。即使把战略轰炸机（由于这两个超级大国对于总数之内还应该包括哪个国家的，哪些其它种类的武器的问题未能取得一致意见，因此轰炸机没有被包括在内）也计算在内，数量也仍然是不相等的：苏联约为2498件，美国为2237件。

　　 显然，正是由于美国没有象苏联那样在不断地建造额外的发射工具（国防部情愿等到新的系统准备就绪可供部署时再说），因此美国在讨价还价中没有占到便宜。国会对1972年协定规定的数量提出了批评，结果出现了杰克逊修正案，修正案要求总统谋求在今后签订一个不会把美国洲际战略力量限制在低于苏联的水平上的条约。1974年，美国在下列数量上得到了苏联的同意：战略轰炸机和弹道导弹发射工具的总数为2400件。这个限额写进了1979年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之中，但正如前面已经提到的，这个限额比当时苏联实际拥有的总数（2504件）要低，而比美国可供作战用的武器数量（2058件）要高得多。

　　 所以，到70年代初期时，苏联在造成死亡和破坏的能力上也好，在战略核武器投射工具的总数上也好，都已经处在与美国均等甚至更为有利的地位，而数量上的这一新关系则在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中规定了下来。在均势的这两种形式中，数量关系这一种形式，由于对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各协定进行了宣传和辩论，因此其受到的关注要大得多。但是，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中关于数量的种种规定，不管是2400件总数，还是1979年条约规定的其它数量（例如关于多弹头分导式再入飞行器这类运载工具的发射器的数量限额，允许各种导弹载运的再入飞行器的最高数字，或关于发射重量和投掷重量的各项规定），在能够影响核战争（不管是全面的还是有限的，长期的还是短期的）实际结果的种种可变因素方面考虑得太少，因此不能把这些数字当作判断苏联和美国的相对或绝对军事实力的可靠指标。

　　 均势是如何影响美国的战略目标和战略思想的呢？由于美国决定不大力增强美国限制损伤的能力以抵销苏联进攻武器的增长，因此美国针对苏联的实力扩充应采取什么样行动这一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在最全面和最重要的方针政策方面，美国决定无所事事。它决心不改变维持战略力量的三大目的中的任何一个目的，这三个目的是：慑止对美国的核攻击；慑止对其盟国的核攻击；帮助慑止对其盟国的常规进攻。我们可以这样来衡量此项决定的重要意义，即不妨设想，如果美国决定这些目的中的一个或数个在核均势时代已不再需要或不再可行，那么美国及其敌、友各方又会奉行什么样的政策。

　　 为了在均势时代达到这些重大目标，究竟应用什么样的战略思想去指导美国的政策，这个问题是尼克松政府1969年通过国家安全委员会研究备忘录及随后的决议备忘录的形式正式提出来的。1970年1月，尼克松总统给这份研究结果取名为“充足核力量”战略，其具体内容后来由国防部长莱尔德在他那一年一度的形势报告里作了披露。

　　 此后十年，美国在核武器的购置方针（购买或不购买的战略核武器的数量和种类）、部署方针（在何处及如何为这些武器设立基地，处于何种警戒状态）和运用方针（实际使用战略武器的计划）等方面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但美国的战略思想，也就是说从购置、部署和运用核武器的方针而进行争论和辩解时所提出的条件和主张来看（虽说美国的方针并非始终受其影响或由其决定的），至少就美国公开宣称的方针中所阐明的那种战略思想而言，却没有发生多少变化。实际上，人们可以在1970年就战略问题进行辩论时躺下睡觉，到1980年醒来时又重新参加辩论，而思想上却不会感到若有所失或迷惑不解。这一情况无论是说明美国战略问题辩论的复杂性，还是说明它的一事无成，都是不容忽视的。

　　 以后几届国防部长（莱尔德、理查逊、施莱辛格、拉姆斯菲尔德和布朗）在年度报告中列举和描述战略均势世界中的美国战略方针的主要因素时说法不一，他们对于打算在多长时间内避免使用“均势”这个词，也是看法不同。但事实上，所有这些国防部长都是在莱尔德首先提出的要求上加以发挥。这些要求是，美国的战略力量应能做到：（1）有确保摧毁的能力；（2）进行灵活选择；（3）与苏联的战略力量相等；（4）被看作平等的；（5）有助于危机时保持稳定。这些内容中只省略了莱尔德对小规模的、偶然发生的进攻进行防御的要求（后来有了反弹道导弹条约也就不需要了），也省略了所有国防部长就控制军备的必要性以及美国决心不取得全面的第一次打击能力问题所说的“套话”。

　　 确保摧毁苏联的实力扩充既没有影响到美国保持可靠的第二次打击的能力，以便给苏联的城市工业目标以大规模摧毁的决心，也没有（如前所说）影响到美国实施这种摧毁的持续能力。1965年，麦克纳马拉把确保摧毁解释为有能力消灭苏联33%的人口和66%的工业。这些数字的提出更多地是因为他认识到为造成较高程度的破坏而使用额外的武器，其破坏效果将会递减，而不是根据对苏联领导人实际上会如何权衡城市工业的损失与他们在设想的战争中可能得到的好处所作的分析。正因为如此，这些数字自那时以来一直相对地保持不变。所以，克利福德国防部长在1970财政年度的报告里提到美国进行第二次打击的能力是消灭苏联40%以上的人口和75%的工业。布朗部长在1979财政年度的报告中提到的美国的能力是“至少”摧毁苏联200个主要城市（这包括了大约33%的人口和65%的工业）。

　　 但如果由此而得出结论，以为美国的方针纯粹是或主要是把消灭苏联的人口和工厂作为第二次打击的要求，那就错了。虽然有些评论家近来指责说，美国忽略了把苏联领导人真正珍惜的东西——国家的军事力量（常规的和核的）、党的干部、秘密警察、面对中国边界的各个师和大俄罗斯人口——作为目标，但这些评论大体上也只是反映了他们对哪些适合作为核武器的打击目标，或者对美国实际上选定了哪些目标，一无所知而已。

　　 美国运用战略力量的方针，一直是旨在既摧毁苏联的非军事目标也摧毁军事目标，而且至少自1974年以来，美国甚至没有单独把人口和工业，而是把苏联“恢复国力的资源”定为目标，据称要求摧毁70%这样的资源。在作战上，“恢复国力的资源”的定义如何下，尚未公之于众。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它们既是经济性的，又是军事性和政治性的。另一点也是清楚的，如布朗国防部长在1981财政年度报告中宣称，美国计划以战略力量摧毁苏联的军事和政治力量，也摧毁它的城市和居民。

　　 不太清楚的是，美国为什么在公开宣布的方针中不把它摧毁苏联的计划和能力说得更明白一些。美国战略力量的目的毕竟是为了威慑苏联，而不是以造成比苏联人预料的更严重或出于意料的破坏而使其感到吃惊。有人可能会说，模棱两可和秘而不宣的方针会使苏联人往最坏的方面设想；但军事史中却不乏生动的例子，说明政治家和将领们对于其敌手的计划和能力往往会作最好的而不是最坏的设想。

　　 总之，均势并没有严重影响美国实施确保摧毁的计划和能力。在公之于众的政策中，近来已把重点放到美国摧毁苏联政治和军事目标（而不是工业城镇目标）的能力上，这大概反映了美国购置和运用战略武器的方针的某些变化。如果是这样，那么这些变化也只是渐变性质的事态发展（而不是在打击目标的先后顺序上发生了重大改变），而且更多地是由于美国的判断即以哪种代价可以威慑苏联领导人有了变化，而不是由于苏联的实力水平发生了变化。

　　 灵活选择长久以来，美国一直感兴趣的是采用一种能提供更多选择的战略，而不是要么无所事事，要么立刻对苏联的所有目标发起全面打击。自60年代初以来，“单一统一作战计划”就包括有一些这样的选择（例如只打击苏联的战略力量或只打击其它军事目标）。例如，麦克纳马拉部长1962年在安阿伯城的演说中宣称，即使遭到了苏联的进攻，美国也不准备打击苏联的城市，只要苏联也表现出类似的克制。

　　 均势的出现使美国更倾向于增大这些选择的范围，这里指的是同苏联进行核互击的时机和规模方面的选择。美国一直在寻求不仅保持进行可靠的第二次打击的能力以确保摧毁，而且保持一支不必匆忙投入使用的力量。因此，美国感兴趣的是，获得在不动用情况下还能持续保存下来的战略力量及有关的指挥、控制、通信和情报系统。鉴于苏联造成死亡人数和破坏程度的能力已与美国并驾齐驱，因此美国匆忙地投入一场全面战争是不会得到什么好处的。如果最终还是要使用核武器，那么比较明智的做法是，有选择地使用它们去打击非城镇目标，而保留大部分美国核力量作为预备队，置苏联的城市于威胁之下，从而可慑止苏联对美国城市的攻击。

　　 美国想借助灵活选择方针努力达到的，尤其自1973年以来，是在只使用部份美国战略力量的“单一统一作战计划”中增加预有计划的打击次数，并制定出用大大少于“单一统一作战计划”中原先计划的弹头数进行打击的计划。制定这样的计划及为组织执行这些计划的力量（比如增强摧毁坚固目标的能力和判断攻击效果的能力）具有两个目的：加强美国对苏联的有限进攻（如针对美国战略力量或其它军事力量的有限进攻）作出反应的能力，以及增强美国向苏联发起有限进攻（如作为美国对苏联进攻西欧作出的反应的一个组成部分）的能力。

　　 制定主动使用核武器的计划以对付苏联对西欧的可能得逞的常规进攻，这仍然是最引起人们争议的方针。美国所制定的既可使用战略核武器又可使用战区核武器的灵活选择方案，可能是为了三种不同的目的：让苏联人想一想他们所冒的风险；（但如果他们决定打下去又怎么办？）摧毁有价值的目标（如他们的政治统治机构）使苏联人懊恼；（但这又怎能拯救西欧呢？）摧毁苏联的军事力量使他们失败。（但如果苏联人以牙还牙又怎能使西欧不变成一个放射性的[木兵]知 [ 注：槟知或译[木兵]椥，越南地名。在美军侵越战争中该地遭严重毁坏。——译注 ] 呢？）

　　 专家们对这类政策的可取性和可行性已争论了二十多年，对其他一些政策（比如北约的常规部队强大得足以保卫欧洲而不依赖首先使用核武器，或发展强大的欧洲核力量使人相信欧洲会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可取性和可行性也是如此。均势问题使这些争论变得尖锐起来，但争论并非由均势引起，这是二十年来的争论历史所充分证明了的。

　　 无论如何有一点是清楚的，即均势并没有使美国从首先使用核武器以保卫西欧的计划和准备上后退。美国继续重视把它的安全与西欧的安全联在一起；欧洲人继续愿意把他们的安全与美国核力量的威慑效果结合起来，而不太顾虑威慑失灵会带来的后果；以及美国人和欧洲人都依然不愿意花钱对他们现在的防御态势作重大改变——所有这些都表示，美国及其盟国今后的军事政策非常可能是仍以现行政策为基础，而不可能有大幅度的改变。

　　 按本作者的判断，美国将其核威胁力量付诸实施的可能性并没有因均势的出现而受到多大影响。因此，这种威胁力量的可靠性理应差不多象过去一样大（这是一句经过精心推敲的话）。从表面来看，如果全面核战争的代价已经由4000万美国人的死亡上升到1.4亿人的死亡，美国理应更不心甘情愿地为保卫西欧而冒进行这样一场战争的风险。但如此说来就回避了这样一个问题：难道美国会在一与十之比的程度上就甘愿冒4000万人死亡的风险。更确切地说，根据这种论点，政治家们便应该有某种计算方法，可以合理地权衡他们的作战目标以及所冒风险和所付代价的种种变化之间的得失，当然他们是没有这种计算方法的。美国人可以用来对他们在欧洲的利益与美国人付出生命的代价进行权衡的统一计算标准是根本没有的。因此，人们在核子时代将同过去一样，仍会发现政治家会为某种目标甘冒战争的危险，而不想一想如果战争真的打了起来，以战争的代价去达到这样的目标是否值得。

　　 结果，如果美国领导人断定，目前如不发射有限数量的核武器（以设法制止苏联席卷西欧），就会在以后面临一场大规模的核互击（苏联因征服和蔑视美国的意志而趾高气扬），那么，美国就会为保卫西欧而动用核武器。采取了这一步骤，大规模核互击的代价已经上升的事实充其量也将是无足轻重的了。至于美国核威胁的可信程度，有那么一些人不大相信美国会为了保存西欧而乐意首先动用有限数量的核武器，却又轻易相信一旦使用了这种武器，苏联就会十分乐意为了得到西欧而进行一场持续的和不断升级的核互击。这些人的论点显然没有多少政治逻辑性。对苏联来说，均势毕竟没有降低全面战争的代价。

　　 战略上的对等美国决心不把苏联能对它造成的死亡数和破坏程度定在1964年水平上一事，没有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对于苏联的实力扩充所造成的军事影响，美国到底想不想定一个相对的或绝对的限度。

　　 一种显而易见的答案是维持某种可以使美苏相互造成同等死亡数和破坏程度的平衡，这就是尼克松政府1969年秋天在关于战略力量的决策备忘录中作出的决定，根据莱尔德部长后来所作的解释，美国将保持能防止苏联“获得比美国摧毁苏联人的城市和工业的能力大得多的能力”的一支力量。

　　 “大得多”到底是指什么，从未公开讨论过，而且也不清楚这一标准曾否用于决定武器的购置方针或运用方针。不管如何，这个标准被后来的国防部长们抛弃了，大概是因为靠美国的战略武器已不再能达到这目标了，至少就人口而言是如此。因此，据称卡特政府1977年在检讨战略方针时得出的结论认为，大规模的核互击可能会造成至少1.4亿美国人的死亡，而苏联则将死亡大约1.13亿人。

　　 预计死亡人数（相当于美国65%的人口和苏联44%的人口）之所以有此差别，更多地是由于两国的目标构成不同——美国城市人口占的比重较大，而不是因为两国战略武器有差别，虽然如果美国弹头的当量与苏联一样大的话，这种差别会小一点，在工业方面，破坏程度将仍然是大体相等的，因为在这方面目标的构成情况更接近于一致，就是说从某种意义上看，任何特定数量的10万吨当量武器所能摧毁的工业设施，在两国所占的比重几乎是相等的。

　　 65%与44%的人口死亡之间的差别是不是“大得多”的差别的问题（比如说是不是一种会使苏联以为在危机时刻它将处于有利的讨价还价地位的差别：“我的极为巨大的灾难要比你的好一些”），当然是一个众说不一的问题。但这件事确实引出了美国认为什么样的不平衡才是严重的不平衡的问题：是70比35？是66比22？还是80比20？至少在公开的文件中还看不出美国对能回答这个问题的战略上的对等下过定义，不管这一定义是以确定一个美国所不能容忍的比例来表示，还是规定一个不容许美国死亡人口超过的最高限额来表示。但正如在讨论“确保摧毁”时指出的，美国实际上规定了一个它决心不让苏联的死亡数低于该数字的最低限额。

　　 最近几年来，美国还曾不以城市（即人口）和工业的破坏程度为标准而讨论过战略上的对等问题。拉姆斯菲尔德国防部长在1978财政年度的报告中，谈到有必要做到使苏联不管在经济上还是军事上都不致比美国更快地从核战争的后果中恢复过来。因此，美国转而把摧毁“恢复国力的资源”作为达到确保摧毁的正式制定的目标标准，以及布朗国防部长在其年度报告中对可以防止苏联从核互击中得到任何好处的武器给予了更大的重视。

　　 美国是否有明确的可使用的标准来预测战后的恢复速度或确定战后的军事利益，从公开的材料中还看不出来。看来至少战后的恢复速度是个非常难于具体化的概念，而军事利益的定义则很广泛，从简单的数字上的计算（比如保存下来的弹头或百万吨当量数），一直到把这些战后兵器对有价值的目标所造成的破坏种类作出更有意义（但很复杂）的比较。

　　 由于涉及这些复杂情况，所以可以这样认为，美国过去十年中以战略上的对等为名所保持的实际军事能力，主要是武器购置政策中官僚主义和行政-议会政治所造成的结果，而不是武器运用政策的正式指导方针的产物。武器运用政策的指导方针是与以充足、对等和抵销实力为内容的战略思想相联系的。

　　 观念上的对等整个70年代，美国对战略力量对比的实质是关注的，对它的现象也是关注的，而且一直专心致力于与苏联保持一支不仅在实质上是对等的，而且在观念上也是对等的力量。这种对观念的关注，是由这样的事实造成的：苏联实力扩充的步伐使它经过一个时期以后在导弹的总数、投射工具的总数以及总的百万吨当量数等方面都超过了美国。而且，尽管美国（由于它早于苏联部署多弹头分导式再入飞行器）在弹头的总数上保持领先地位，但是苏联的导弹投掷重量较大，使苏联拥有在弹头总数上也有能超过美国的潜力（除非苏联对多弹头分导式再入飞行器的部署受到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或其它类似协定的约束）。

　　 苏联在这些方面占有数量上的优势使得许多美国人都担心苏联会想要用核战争的威胁对美国、它的盟国或其他国家进行恫吓或讹诈。同样使美国感到不安的是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它的盟国或其他国家认为苏联拥有优势的核力量，从而可能会向苏联的利益屈服或妥协，苏联则甚至不必以核战争相威胁，更不用说打一场核战争，就可以得到核优势的政治好处。

　　 当然，从理论上说，美国在为确保摧毁、灵活选择和战略上的对等而计划自己的力量时，已经建立一支力量，能够慑止苏联的进攻和威胁并且不使苏联在不管是有限的还是全面的、也不管是短暂的还是长期的核互击中，取得任何政治上或军事上的重大好处。但是，尽管如此，华盛顿还是忧心忡忡，担心苏联或其他国家在研究了由美国提供的，对比超级大国的各种静态和动态手段（如弹头数量、投射工具数、百万吨当量数、反军事潜力和核互击后的弹头或百万吨当量比例等）的图表时，会得出相反的判断。因此，美国的方针是，在所有这些手段方面都不让苏联占上风。苏联在某些手段上的领先地位必须用美国在其他手段上的领先地位予以抵销。

　　 有些人对战略上的对等应如何理解表示关注，但他们对于战略上的对等的理解实际上是如何受到（如果确实受到的话）诸如投掷重量、百万吨当量、对坚固目标的瞬间杀伤能力等家喻户晓的字眼的影响，却很少了解。苏联人是不把他们的看法公开出来的，而在任何情况下，美国对苏联看法的理解必然会首先成为美国核力量意图的内容。尚无证据表明，美国曾对盟国和其他国家的有识之士如何就战略力量的对比状态作出判断甚至作出了什么样的判断进行过系统的研究。

　　 但至少下列几点是可能的：即大多数外国有识之士对于华盛顿所全神贯注的各种体现在数量上的手段知道得甚少（如果他们不是漠不关心的话）；他们把发展趋势与力量对比（苏联正在得到好处与苏联已经领先）混为一谈，把武器发展情况与武器的部署情况（美国试验了巡航导弹与美国已拥有巡航导弹）混为一谈；他们关于苏美核力量对比状况的判断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他们对常规武器力量对比的认识和对国家实力的其他方面（如美国经济状况）的判断的影响，当然也受到了他们对重大外交政策和军事事件（如越南、伊朗和阿富汗战争等）的态度的影响。

　　 尽管如此，美国对于其朋友、敌人和盟国如何认识战略力量对比一事表示关注，并非不明智。只是把重点搞错了。成问题的是，美国的现行政策只关注各种静止的和能动的指数所表示的美苏战略武器数量上的差别。这种数量上的差别究竟有多大的意义，只能看一旦进行核互击后这种差别对于有价值的目标造成的破坏程度有多大的影响。因此，如果说这种数量上的差别会产生军事上的影响，那么首先需要把这种差别转化成为战争的结局，才能对其影响进行判断。

　　 苏联的“领先地位”如能导致不利的战争结局，这种情况当然应该予以纠正。但同不利的战争结局并不相干的数量差别，就不应该通过美国武器的购置政策来予以纠正，而应该在美国的公开政策里说清楚。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合适的作法不应该是增加某种战略武器的组成部分，以便改变图表上曲线的走向，而应该是向其盟国和朋友（如果必要，也向苏联）说明，这种数量上的差别不会对核互击的结果产生任何重大影响，不管是就美国企图破坏的目标种类和数量而言，还是就美国不使苏联达成其目标的能力而言，都将如此。

　　 美国为什么不直接从战争的结局入手去说明对战略力量对比的认识问题，却把注意力集中在美苏战略力量的数量比较上呢？这倒是个值得一提的问题。究其原因，部分是因为用后一种办法分析要容易得多。预测核互击（长期的或短期的，有限的或全面的）结果如何，必须作大量的假设，而且结论必然是武断的，容易引起人们的疑问。其次，如前所述，如果要美国对其选择打击目标的计划及能力说得更具体些（且不说它对核互击结果的估计），那就需要对美国宣传政策的形式和内容作重大的改变。此外，由于美国的有识之士内部在美国战略和力量应该造成什么样的战争结局上都无法取得一致意见，制定一项更加透露内情的宣传政策不会不在国内付出政治代价。对战略问题的这些不同意见的存在，也有助于说明美国为什么对战略力量对比的数字及认识关心备至，因为这种关心反映了许多美国人对于均势的概念感到多么不安心，以及在更深刻的程度上他们对于均势是什么，应该是什么，都感到何等地没有把握。

　　 危机的稳定性美国最重要的战略目标之一，是维持一种能提供危机的稳定性的战略力量对比：这是一种任何一方都无意于在危机时刻抢先实施突击的力量对比。美国的战略目标希望达成这样一种力量对比，使任何一方都看不出先动手或后动手，不管是按可以给对方造成的破坏还是自己会遭到的破坏计算，会有什么不同。当然，仅就给对方的指挥，控制、通信和情报能力造成破坏而言，首先进行打击实际上总是会有些好处的。然而，在均势时代里，要保持对美国说来各方面都有利的一种力量对比的态势。这种态势会使苏联认识到，在危机时刻，不管战争的可能性有多大，他们不会因等待而有所失，时间（进一步谈判，甚至冒让美国先动手的风险）不会对他们造成损害。

　　 整个70年代期间，美国对危机稳定性的关注集中在关于它的固定基地洲际弹道导弹发射之前的生存能力问题上。限于篇幅，本文不可能讨论这个问题的始末（包括为什么美国不设法通过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协议去禁止多弹头分导式再入飞行器或把它的数量减少到微不足道的水平，从而抢先解决这个问题）；也不打算解释为什么美国要保留陆基洲际弹道导弹（它们比三位一体的其他组成部分易于指挥和控制，操作上花费较低，对坚固目标的破坏能力更高，而且保持洲际弹道导弹可以保证三位一体的其他成分今后不致易遭攻击）；也不准备对同目前MX导弹辩论有关的问题进行分析（拟议中的设置方式能否确定保证这种新型导弹发射前的生存能力，或美国为什么拒绝别的设置方式，拒绝把“民兵”式导弹处于接到警报即可发射的状态）。

　　 作者在这里想要说明的是如何用分析的态度把MX导弹的部署同所要达成的危机的稳定性联系起来。简单说来，目前的问题如下：从理论上讲，苏联人不久将有能力摧毁美国洲际弹道导弹（共1054枚，目前占了美国约24%的弹头）的90%左右，而苏联只需发射其1400枚洲际弹道导弹中的210枚就可以做到这点。这种能力据说会促使他们在危机时刻首先进行打击。所以美国决定部署一种机动形式的新导弹（MX导弹）以减少美国洲际弹道导弹的易受攻击性。但MX导弹将具有（在能重新编制程序的条件下，与部分“民兵”式导弹结合或单独地）摧毁苏联90%的洲际弹道导弹（目前装载有约75%的苏联弹头）的能力。据说这种能办也会刺激苏联人在危机时刻首先进行打击。

　　 美国拒绝了一种从这一明显的困境中摆脱出来的方法，即部署一种机动导弹，其打击发射井的能力不如MX导弹有效，但能在不危及苏联洲际弹道导弹的生存能力的情况下确保美国洲际弹道导弹发射前的生存能力。这个方法之所以遭到拒绝，一个重要的原因，正如国防部长布朗所说，是由于战略力量对比（无论实质上和观念上）要求美国必须拥有与苏联同样有效的瞬间打击发射井的能力，要求两个大国都必须付出代价以抵销多弹头分导式再入飞行器对固定基地洲际弹道导弹的威胁。

　　 这个立场说明危机时刻的稳定性在美国战略目标中处于比较优先的地位。这个立场似乎也认为，苏联人会以增加其潜射导弹或消耗大量必要的资源使自己拥有某种机动洲际弹道导弹的方式，对部署MX导弹作出反应，而不会选择可能导致更不稳定的反应措施，如依然无所作为或使其洲际弹道导弹处于接到警报立刻发射的状态。

　　 但是，公众讨论这个问题时并没有确切地了解到有关的打击发射井的能力实际上将会如何影响危机的稳定性。苏联人能摧毁美国90%洲际弹道导弹的说法仅仅表明苏联人能摧毁美国90%洲际弹道导弹罢了。它并不说明苏联人通过这样的打击，在减少自己遭到的破坏方面能得到什么好处。显然，如果美国拥有的全都是固定基地的洲际弹道导弹，苏联人可能会得到许多好处。相反，如果美国有10万枚由潜艇和轰炸机运载的可生存下来的弹头，那么苏联人就是摧毁了1900枚左右洲际弹道导弹的弹头，它也得不到什么好处。目前战略力量的对比态势又是处于上述两个极端例子之间的什么位置呢？难道苏联的首次打击仅仅会起到把他们的死亡人数从占人口45%降到占人口的40%，或把他们的工业设施的破坏程度从75%降低到71%的作用吗？如果免遭摧毁的最好办法是避免战争，那么这样一种差别又会给苏联政治家以什么动力使他们在危机时刻首先进行打击呢？

　　 显然，不了解洲际弹道导弹在战争结局方面会造成的这样或那样的破坏程度百分比的含义，那就难于判断“民兵”式导弹的易受攻击性在多大程度上会促使苏联人在危机时刻作首次打击。当然，不难把那种易受攻击性看作有利于危机的稳定性。但是，即使在部署了MX导弹之后，美国仍将以固定发射方式保留其约80%的洲际弹道导弹、65%的洲际弹道导弹的百万吨当量和41%的洲际弹道导弹弹头数。那么，为什么部署MX导弹仍然不会促使苏联人在危机时刻作首次打击呢？

　　 也正是由于不了解这种情况，所以那些认为部署MX导弹是对苏联洲际弹道导弹的威胁，因此会破坏危机的稳定性的人提出的论点就变得没多大意义了，倘若数量能说明问题，那么美国甚至不用部署MX导弹就能对苏联的洲际弹道导弹构成威胁，比苏联对美国洲际弹道导弹构成的威胁更大。到1982年，根据公开材料，预计双方届时达到的作战能力（如果双方继续遵守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的条款的话），可以看出，苏联发射约210枚SS-18导弹（使用2100枚弹头）就可以摧毁美国约91%的洲际弹道导弹，从而摧毁约1950枚弹头，约占美国届时将拥有的弹头的18%。但美国发射550枚“民兵Ⅲ”式导弹（使用1650枚在当量和精度上按现在的计划经过改进的弹头），并集中火力突击苏联多弹头分导式的洲际弹道导弹，可以摧毁苏联约4280枚弹头，约占1982年苏联将拥有的总数的39%。

　　 这种情况会使苏联可能对美国造成的破坏程度产生什么影响呢？为什么这种情况不会促使苏联在危机时首先发起打击呢？为什么部署MX导弹就会给苏联人以更大的刺激呢？特别是因为到美国部署MX导弹之时，苏联就可能已经大大增加其海基弹头的数量的情况下还会刺激苏联呢？

　　 总之，美国关于“民兵”式导弹的易受攻击性，MX导弹的部署以及危机的稳定性问题的公开讨论所存在的问题与讨论观念上的对等问题时是相同的。对战略问题的辩论集中在导弹和弹头的数量上，似乎它们是些有生命的东西，天然具有生存的价值，而几乎完全不去把这些军事手段与战争结果的可能差别联系起来。对于不同的战争结果，政治家们也许确实是有能力按照他们真正关心的价值标准加以区别的。

　　 在结束讨论曾指导70年代美国政策的战略目标和战略思想之际，有必要指出的一点是，美国的战略在它打算如何防止核战争的问题上，要比它在威慑一旦失灵，战争真的打起来时战略目标是什么要明确得多。现行的抵销战略，最近在1980年8月卡特的第59号总统指令中作了阐明，这是一种使苏联人永远不能在他们自己确定的政治或军事意义上取胜的战略，它具有《旧约》那样的口气：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必要时以城市还城市。但战争一旦打起来，怎样才能使它结束呢？难道超级大国注定会象夸丘特尔印第安人举行送礼仪式一样，把军队、导弹以及末了把城市也投入核武器的火焰之中，以表示他们如何珍惜西欧或任何其他在冲突中至关重大的利益吗？

　　 显然，需要对终止战争的各种战略进行更多的思考，正确的方法是首先考虑核战争可能怎样开始的。在存在着均势及这种均势目前可能造成相互摧毁的条件下，神志正常的政治家只会在迫不得已、走投无路或处于困境时才会动用核武器。他们只有在相信已无法避免核战争的情况下才会诉诸核战争。以此推论，如果要阻止战争的爆发，那就必须说服政治家，使他们相信曾经导致他们从事战争的那种认识是错误的，或者说现在情况已经发生变化，进行政治谈判的余地要比他们早些时候想象的为多。

　　 军事方针通过提供至少可能对战争加以限制的部队和战略和提供可以赢得时间而不是耗费时间的部队和战略，是有助于达到这一目的的。因此，美国关心制定灵活选择方案的计划，关心购置可以保留不用而不致影响其以后的使用效能的武器，乃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重要一步。但也仅仅是第一步，因为在均势的时代，一旦核战争开始，美国和苏联都将发挥政治主动性而不是运用核武器去限制破坏的程度。

　　 80年代战略均势的前景怎么样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必须认识到，鉴于70年代的经验，许多美国人目前对均势的概念以及对与均势有关的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协定，持有重大的保留意见。这些美国批评家可以分为三个学派：一派认为美国不享有均势（因为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规定的战略力量的对比实际上对苏联有利）；一派认为美国得不到均势（因为苏联人一心一意要取得战略优势，他们的这个目标将使通过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商谈均势的努力充其量也是不可能实现的，在最坏的情况下甚至会造成一种虚假的安全感）；还有一派认为美国不应该要求均势（因为优势更有利于美国自身的军事目的，尤其是更有利于它向盟国所作的核保证的可靠性）。

　　 涉及这三种论点的问题是很复杂的，这里只能作一些概要的论述。关于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是否有助于实现均势的问题，重要的是，要对数量上的均势和军事上的均势加以区别。该条约的主要目的是规定一种在已部署的战略武器投射工具的数量上能体现均势的方法，这点已经做到了，其方法是计算发射井、潜艇发射管以及某几种轰炸机的数量。条约的条款还规定，在双方采用所有允许的选择方案的情况下，各方可以有同等数量的弹头。鉴于有必要把可以单方面核实的武器性能和苏联“逆火式”轰炸机的含混不清的属性也计算在内，该条约对已部署的战略武器投射工具数量上的对等大概也尽量作了可行的规定。

　　 难道这就意味着条约对军事均势，对造成死亡和破坏的能力上的对等作了规定吗？回答是明确的：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并不保证军事上的均势。遗漏之处太多了。比如，对防御系统（对空防御、民防、反潜系统）没有规定限额，对投射工具的可靠性及其所携带的弹头的当量和精确度也没有作出规定，更不用说没有就各方运用其战略武器的战略战术制定任何条款了。

　　 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协定能做到的，充其量不过是对双方战略武器的少数几个性能加以约束罢了。在这样的限制范围内，有可能出现几种不同的战争结局。因此，把保证军事对等的重担压在对进攻性武器作出规定的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协定身上，这是把这个文件的潜力搞错了。

　　 对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或任何其它相似的条约可以提出的唯一适当的问题是，条约的规定会不会妨碍美国取得军事上的均势。在这方面，对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提出的最有力的批评，就是美国未能说服苏联部分或全部取消SS-18导弹以降低其战略武器的投掷重量。苏联在投掷重量上所处的优势，使他们拥有更大的100万吨潜力，在其他条件都相同的情况下，他们的摧毁能力会比美国强。但在比较苏美战略武器时，极少有相同的情况。因此，即使苏联人打算以“较轻的”SS-19导弹取代SS-18导弹，甚至打算拆除其SS-18导弹以换取拆除同等数量的美国“民兵Ⅲ”式导弹，苏联仍将在投掷重量方面保持巨大优势。此外，如前所述，核战争可能造成的死亡人数上的不同，主要是由于两国人口分布上的不同，而不是它们的总百万吨当量上的差别。

　　 那种认为苏联对均势（即可以造成同等破坏的力量对比）不感兴趣而专心致志于取得优势和胜利的论点又怎么样呢？研究军事史的人不用提醒就知道，对于同样一种兵器技术的军事意义或政治意义，不同的国家常常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如果苏联和美国对于核武器的战略意义居然持有相同观点的话，那倒是令人惊讶的。美苏在这些观点上是有些重要的分歧，虽然这些分歧意见既不象研究19世纪俄国历史的人想要人们相信的那样明显，也不是他们想要人们相信的那样新奇。例如苏联公布的方针至少比美国现行的原则更重视先发制人的和接到警报立刻发射的战略。但这种战略宣布之后，苏联的部署方针并没有跟上去。苏联保持在海上的能发射弹道导弹的潜艇数量比较少，他们的轰炸机没有处于戒备状态，直至最近他们的大多数洲际弹道导弹也是如此。

　　 依大多数美国人来看，更为重要的是，苏联人在声明中强调需要有实战并且赢得战争的能力。相比在下，美国人则关心靠相互确保摧毁来保持稳固的威慑。在这一方面，苏联人公布的方针同他们显然旨在提高限制损伤能力的武器购置方针是一致的。苏联人靠他们的洲际弹道导弹加强了打击发射井的能力，他们将大量资源用于防空，他们（同美国一样）正在努力改进反潜战的武器。苏联的民防计划与美国的民防计划相比，经费更多，组织得更好，而且可能也有效得多。

　　 至今，所有这些努力都没有使苏联人具有很强的限制损伤能力，但这并不能说明他们还不够努力，也不能说明他们获得决定性军事优势的决心还不够大。在这方面，苏联的方针主要不是以列宁或克劳塞维茨的理论为根据，而是来源于职业军人对于他们在战争中取得胜利而不是遭到失败的关切。诚然，如果说苏联军方目前对于在大规模核互击中怎样才算是“胜利”有清楚的定义的话，那也是秘而不宣的。至于苏联的文职领导人，他们更感兴趣的是使美国的核力量不起作用而不是与之交锋。如果在欧洲发生战争的情况下美国因害怕报复竟不敢出动美国战略空军的话，那实际上就等于毁了美国的战略力量，正中苏联的下怀。

　　 那么，苏联的战略是否就使均势也成为美国达不到的目标呢？在这个问题上，数量上的均势，如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所规定的那样，与军事上的均势之间的区别，又一次成了关键。苏联人很可能会认真信守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所达成的数额限制以及投射工具或弹头数量的对等原则，但他们无疑也会把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看得象总的缓和那样，是继续进行竞争的一个过程。而且决心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范围内，尽量取得军事上的好处。

　　 所以，美国的方针必须认识到，就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或者任何与之类似的协定）而言，作为对双方进攻性武器的某些性能给予数量上的同等限制的一种手段，不应受苏联对同等军事结果所承担的义务范围的影响。问题在于美国认为到底在限制战略武器协议的约束范围之内还是之外，才更容易使苏联人不可能取得胜利或好处。为了回答这个问题，美国制定政策的人也必须认识到，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任何一项协议中，所有细节都是在政府内部及政府之间进行了多少次讨价还价后才确定的，因此协议中的规定必然会使任何观察家都感到不十分满意。这样说来，既然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不能阻止美国部署它目前认为是达成其抵销战略所必须的任何武器，既然该条约至少在某些重要领域内能限制苏联的威胁，美国大概会感到在协定的约束范围之内保证军事上的均势比在协定的约束范围之外做到这点代价要小些。

　　 但是，均势究竟是理想的目标吗？均势，就其数量上和军事上的意义来说，也许与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是一致的，而且能够在协议的范围之内保持住，可是美国为什么满足于采取一种拒止战略，一种无休止地抵销苏联的主动性而结果却要冒往往不能及时作出反应的风险的战略呢？为什么不采取美国重新取得优势的战略呢？

　　 美国重新取得优势（达到使苏联遭受的死亡数和破坏程度比美国的大得多的力量对比）是保证苏联看不到能在核战争中取胜的最明显、最有决定意义的途径，将会使美国对其盟国所作的核保证恢复活力，并且将会有助于消除那些认为全球实力的长期趋势是朝着有利于苏联方向发展的人的担忧或者希望）。此外，即便威慑失灵，美国的优势也将会是限制损伤的一种可靠手段，这种手段比之使用狂热的政治积极性去谈判结束战争以免它发展成全面的核互击可靠得多。当然，优势不可能保证美国在核战争中免遭广泛的破坏，但如果美国能拥有将预期死亡人数降低到只占人口的20%的能力，这将是一个具有不可估量的政治和军事意义的行动。

　　 象本章的第二节指出的那样，美国如要重新取得优势，就必须作不只是提高其进攻性武器（MX导弹、三叉戟Ⅰ型”潜射导弹和巡航导弹，以及一种新式战略轰炸机）的数量和质量。如要大大减少苏联能对美国造成的破坏，那就需要在反弹道导弹防御、对空防御、对反潜战防御以及民防方面大量部署有效的防御系统。

　　 最重要的是，美国要有与苏联进行长期的、耗资巨大的军备竞赛的决心。不可能指望一心一意想取得优势的苏联，会甘心让自己重新回到战略劣势地位。美国要抵销苏联为抵销美国的抵销力量而作的抵销工作，并坚持这样做下去，这将是必要的。但美国有更强大、更有效的经济，有更先进的技术，到最后如果有意志（尤其是有防御弹道导弹的有效的新技术）的话，美国就能占据上风，直至苏联人最终在数量和质量上都被抛在后面。

　　 从德怀特·艾森豪威尔算起，一共有六届总统注视过这种前景，但都胆怯了，退缩了。他们想必所看到的是高得可怕的代价：无限期地保持战时水平的军事预算，以及这种预算对国内计划和公共事业，对美国的生活水平，以及对控制美国经济所带来的全部影响。他们也看到了这样的美国公众和议会（更不用说政府的成员及其他上层人物了）：没有一点准备打（与准备防止相比）一场核战争的真实意向，而且对那些争辩说核战争对美苏造成的破坏程度可能大不相同的人的论点毫无信心。

　　 在罗纳德·里根的总统任期内，主张优势的人会第七次走运吗？过一段时间和在别人的劝告下，里根也可能会从为美国重新取得优势的努力上退缩下来。除了决心减少联邦预算和解决通货膨胀及失业问题外，如果他认真对待他对弥补美国常规武器不足所承担的义务，包括需要在印度洋保持一支强大的海军力量的同时恢复美国在北太平洋的海上优势，他也难以使已经对他的国内福利计划政策的后果感到担心的国会同意他的预算。因此，在他的发展战略武器的计划里，他可能满足于增加进攻性武器（包括一种新的战略轰炸机）和提出新口号（比如，“决不亚于别人的战略力量”），但避免在购置使美国真正拥有限制损伤能力的武器上承担义务。

　　 但是，这位总统可能时运不济，也未广开言路。他把自己投入到重开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努力中，他上台时带了许多顾问，他们不仅对均势的存在，而且对它的可能性和可信性都表示怀疑。他上台时还正好是1972年反弹道导弹条约受到越来越多的责问之时，纷纷责问特别是来自那些相信导弹的防御系统会有助手提高MX导弹发射前生存力的人。

　　 于是出现了一种可能的前景：里根政府将会率领美国进入一个“军备小竞赛”。在这样的前景下，超级大国就重开不了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谈判，就会停止履行该会谈的协定及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的临时协定，而且到时候也许连反弹道导弹条约的条款也不执行了。由此而引起的战略武器上的竞争，将会造成一种更不确定、更加变动的战略对比态势，造成一种超级大国都感到难以重新通过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来限制竞争的关系。但是“军备小竞赛”仍然不会使美国拥有按彼此能造成的死亡数和破坏程度计算比苏联占有决定性优势的能力。所谓决定性优势就是为莫斯科和华盛顿，伦敦和波恩，东京和北京一切有关的人所承认的一种明显的优势。

　　 看来只有一件事可以改变这最后一种前景，下一次的美苏对抗将会是非常危险的。鉴于其战略核武器以及常规武器上的实力增长，苏联人认为自60年代初期以来，力量的对比已明显地变得对他们有利了。可以很有理由地认为他们会指望下一次对抗的结果能反映出实力的这一变化情况。这一次与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不同，他们预料美国会首先气馁的。而在另一方面，美国则决不动摇，并且表明，尽管苏联的实力强大，美国所作的承诺依然不变。

　　 如果这种对抗造成了在美国人看来可算是一种失败的局面（在中东这样的地区，就可能被认为是处于不利的局面），那么美国的反应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将是强烈而全面的。美国将对盟国和联盟进行严格的权衡和重新审查，看一看在它需要别人的时候，谁同它在一起，谁不同它在一起。但不管估量的结果如何，美国人非常可能会把他们的失败归之于战略力量对比的改变，并排除一切障碍，努力重新取得战略优势。在这样情况下，50年代后期及60、70年代被否定了的“军备大竞赛”就将在80年代积极地开始。